曾柏文 /荷蘭國際亞洲研究中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 ( IIAS-ISEAS)
人才流失，是台灣媒體這幾年關注焦點。憂心自婊的報導中，總不免提到新加坡作為「國家成功組」的對照。從去年新國副總理尚達曼的「台灣人才流失論」、日前《聯合報》「搶救人才」系列報導，到最近吳寶春的新聞，媒體對新加坡的呈現，多強調「經濟蓬勃、高薪攬才、政府行動積極、國際人才薈萃」的形象，以凸顯對台灣「經濟停滯、薪資走低，政府顢頇僵化、人才失血」的焦慮。
這些對照，反映出某些事實，也確實凸顯出台灣沈苛，如對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環境，以及台灣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等。然而媒體對新加坡的「借鑑」，往往聚焦政府作為與優渥薪資，相對忽視新國得以吸引人才背後的結構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會代價。其帶來的討論也無法讓大家持平思考，所謂「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灣能夠（或是願意）複製的。
【新加坡的政策，經常成為台灣政府的模仿對象，例如新加坡的組屋】
本文將從新加坡的地緣位置、資本結構，社會階級三個面相，討論新加坡「憑什麼」吸引人才，並帶出對人才的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的反省。
後冷戰的地緣價值：台/新經濟的洗牌
新加坡政府常強調，自身是個「毫無資源」的小島。這種論述，一可激勵國民危機意識，二能凸顯政府之有為，但卻忽視新加坡最重要的「資源」：位置。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南端，扼守馬六甲海峽（Melaka Strait）。是西方的印度歐洲、遠東的中國日本，與南半球的紐澳，最具效益的轉口港。1819年東印度公司的Stamford Raffles 登陸後，曾興奮稱此是「馬來群國的肚臍」（navel of Malay countries），預見其優異的地理條件，將取代鄰近諸港（如十六世紀崛起的馬六甲，十八世紀晚期開發的檳城）在國際貿易的位置。未久，新加坡港也確實成為大英帝國貿易體系的「亞洲十字路口」，川流著人流、物流與金流。
二次大戰後，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度受限。冷戰封鎖影響到新加坡的轉口經濟，馬共與越戰也接連造成區域的不穩定。1965年獨立後的新加坡，努力追隨日本台韓發展製造業，擠身亞洲四小龍。當時新加坡因人口腹地小，長年敬陪末座，但至少仍交出傲於東南亞鄰國的成績。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位處印度與東亞的交通匯流處】
冷戰體系瓦解後，重新擦亮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方面，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洲際貿易的增加，大幅提昇新加坡轉口港的地位。二方面，東南亞經濟體量的崛起，也讓在相對西化/ 現代化的新加坡，重新扮演起區域商業節點的角色。例如，許多鄰國浮現的新富不信任本國金融機構，選擇將資產放在新加坡。而對志在東南亞市場的跨國企業，也將交通方便、法治安定、通行英語的新加坡，視為最方便的據點。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後的經濟提昇，除媒體吹捧的政府政策，亦應歸於後冷戰經濟地理結構的改變。
反觀台灣，冷戰結束帶來相反的經濟效果。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是處於冷戰前線的戰略價值。戰後初期的美援，與後來台美的策略貿易，多少都反映美國鞏固戰略堡壘的意圖。冷戰結束後，這種戰略意義即便沒有完全消失，業已弱化。相對而言，逐步開放的中國夾其廉價勞力與龐大市場，對台灣產業形成巨大的磁吸效應，逐步掏空產業。九十年代台灣也曾編織「亞太營運中心」理想，企圖扮演起西方企業經略中國的基地。但美夢終究不敵兩岸對峙下，產生的種種（兩岸間，與台灣政黨間）的不信任。連作為基本條件的通航，都遲至2008年才實現，早錯過歷史窗口。
簡言之，冷戰結束重新凸顯新加坡的地理價值，鞏固其在洲際貿易與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卻造成台灣在國際製造分工上的邊緣化。經濟地理結構造成兩地經濟活力的差異，也造就對某些人才流動的結構誘因。
國家資本主義：薪資結構背後的手
新台兩地另一個關鍵差異，在於經濟體系背後的資本結構。台灣產業經濟高度仰賴私人資本，商業媒體總在追逐幾大財閥家族、企業間的合縱連橫。國有企業曾在某些領域有一定影響，卻因效率不彰，在九十年代社會對國家的普遍不信任中，搭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逐步私有化。
相對而言，新加坡私人資本的影響小許多，其產業經濟主要由「外資」跟「國家資本」主導。外資的重要性不復贅言；新加坡從開港本身，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至今對於新加坡在「區域經濟中的角色」而言，跨國企業仍具關鍵地位。至於國家資本，更是形塑國家經濟的主力。例如，有八成以上國民居住在政府建屋發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興建銷售的組屋，土地開發利益多數收歸國有。而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掌握了涵蓋新加坡的等各關鍵領域最主要的企業，例如：
交通：新加坡地鐵公司 (SMRT)、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
航運：港務集團 (PSA International)、Neptune、Keppel 航運公司
通訊：新加坡電信 (SingTel)
能源：新加坡電力公司 (Singapore Power)
金融：星展銀行 (DBS)
媒體：新傳媒 (MediaCorp)
科技：新加坡科技 (Singapore Technologies)
【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是東亞國家少見的「政聯企業」】
這些「政聯企業」（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在法律上是私人企業，但新國政府仍能透過資本供給、董事會人事與特殊法令等工具，影響公司營運。某種意義上，新加坡實現了，孫文主張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於台灣近年臣服於私人資本邏輯，容許財團竊國，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保障政府（作為公法人）對各種經濟產業的掌握，不致全然淪於私人逐利之器。從台灣角度觀察，一定會質疑這些企業運作透明度，實際上圖利了誰。確實，淡馬錫的財務不夠透明，正是其廣受批評的重點之一。新加坡民間多少有「政府把大家的錢輸掉了」的疑慮，或「富了政府、窮了百姓」之譏。但無論如何，法律上這些企業的資本利得，還是屬於全民的集體資源。
對於吸引人才而言，國家資本主義有什麼意涵？
一，由於資本集中在國家手中，當政策上認定需要特定人才，新加坡政府（既其關係機構）有豐沛資源創造誘因。相對而言，台灣政府預算緊缺，揮灑空間受限。而台灣民間企業追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有社會責任，也不會將「為國覓才」列為首要。
二，由於新加坡政府掌握各領域中最主要的企業體，使其有相當能力規劃不同職位的薪資級距，而非被動由市場決定。意識型態上，新加坡又強調「有能力者得高薪」的信念，採用陡峭的薪資級距，壓低多數中低階級的薪資，將資源集中於吸引高階人才。
階級化的社會結構：菁英的尊榮
台灣媒體報導常給人「去新加坡工作＝高薪」的印象。以過去數月見聞，這種偏見害慘了某些懵懂來新加坡創盪，卻只能在社會底層打滾的人。現實一如前述，新國有很陡峭的薪資級距。其吉尼指數 為0.481（WB, 2011），不僅高於國際上通用的警戒線0.4，更遠高於台灣的0.342（主計處2010）。新國政府鎖定的「人才」，確實有令人艷羨的待遇。但中低勞動者薪資不見得比台灣高。若考慮新國物價與房租水準，生活品質甚至不及。
新加坡人力部出版的《2011年新加坡薪資報告》，列出各職務的所得中位數，提供一個綜觀新國所得結構的窗口。報告中可發現，新加坡固然有些職務能有10-16.7 K 新幣的高所得（台幣24-40萬），如公司主管、金融交易員與大學老師；但另一方面，也有只賺0.7-1K（台幣1.7-2.4萬）的職位，如清潔員、收銀員、侍者，建築工與製造業某些操作員。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只是「中位數」，不管在高端或底層，實際分布都更廣。例如某國際著名學者，據聞月薪達三萬六SGD（台幣86萬）。而在底層，我也認識一些家庭幫傭，月領350新幣。
【新加坡基層工作幾乎都是移工在做，但是卻缺乏勞動權利保障，例如今年發生的地鐵罷工，帶頭的中國工人皆被遣送回國】
「怎麼活呀？」一些在新多年的台灣朋友，聽聞底層薪資都感不可思議。畢竟新加坡基本生活開銷約是台灣兩倍，住宿成本更高。目前政府組屋雅房價格大約600 SGD起跳，地段稍好者上看800-1000，私人公寓更高。以我碰過的人而言，月薪一千五以下的通常跟人「搭房」，或許兩到四人一間。收入不及一千者，通常吝於外食，儘量自煮。月薪八百以下者則多住宿舍，五百以下者，則為包吃住的家庭幫傭。
新國有驚人的所得差距，卻尚無大規模動盪。除政治管制外，我以為有兩個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達129萬，占整體就業人數 38%，其中95萬屬於低薪的「工作准證」持有者（相對而言台灣外勞約45萬，占整體就業人數4%）。除了製造業、建築與家庭看護外，新國外勞廣泛分布在各種低階服務業，擔任從店員、廚師、清潔工、房務員、巴士司機，甚至和尚等工作。這些外勞基於寄人籬下的現實，往往更安於接受許多新加坡人難忍的勞動條件，也大幅降低許多產業服務的運作成本。
二、階級化的社會空間：新加坡八成居民住在政府組屋，搭公車地鐵，在附近低價的「咖啡廳」與熟食中心覓食，在組屋商業區或地鐵沿線購物商場消費。相對而言，新國致力吸引的「人才」則住在有門禁管理的私人公寓，許多開車，能負擔更奢華隱密的飲食消費選擇。這種從居住、交通、飲食、消費、社交等「階級化的社會空間」，許多國家都有。但在新加坡「規劃理性」的高度穿透下，顯得特別清楚嚴實，減少了菁英人才在享受物質資源時，面對中低收入者「相對剝奪感」的尷尬。
其實，「運用外來勞動者」與「切割社會空間」，均承襲自英國殖民的治理藝術。而當今新國提供給菁英人才的──不管是低廉的服務成本（如傭人），或清楚界定的階級空間，均只是重現當年殖民統治者享受過的，在故鄉難以尋見的，尊榮。
代結論：人才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
新加坡得以吸引人才，除了政府擁抱全球化的國策，與相關行政的彈性，本文也疏理了三個結構因素：一、後冷戰時期新加坡地緣位置的價值；二、國家資本主義下政府對薪資的開價能力，與三、階級化的社會空間，以及菁英階級享有的尊榮感。回看台灣地理條件，政府財政、與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不大可能複製新加坡的「成功」。不過本文目的，絕非打擊台灣信心，而是要從前述三點，各自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經濟吸引人才，還是人才造就經濟？」──這是社會學典型「結構vs行動者」的辯證。我第一段的論述，著重歷史結構如何牽動經濟地理，引領人才流動。我雖非極端「結構決定論」者，但希望這樣的討論，足以指出尚達曼（以及許多台媒）對「人才流動導致經濟表現差異」的單向論述，在某種程度上的倒果為因。
該段落也隱喻了「人才與環境契合度」的思考。當代新加坡扮演區域商貿節點，最能大展長才者，多是國際商貿與高端商業服務業（如金融、法律、廣告）的人才。相對而言，當新加坡致力打造成為教育研究的據點，也在國際評比排名前茅，我卻碰過某些學者或抱怨新加坡產業基礎不夠（工程領域），知識社群規模有限，學生欠缺創意，或研究新加坡本地處處受阻的問題。倘若再考慮到人文、思想、藝術創作，甚至是公民運動、社會實踐等人才，我則很難想像：他們會有多少比例認為，新加坡是有吸引力的沃土？
「環境適切性」的思考，最終也將帶出對「人才定義」的質疑。新加坡爭取的，無疑是某種定義下的（是有望帶來經濟產出，值得以高薪挖角）的人才。考量台灣當前的情境，我們應該死守相似定義不斷自我質疑，還是深入認識到台灣這片土地許多深刻耕耘者，「無法用金額界定」的價值？
二、新加坡政府搶人才的能力，已無疑問。還存在懸念的，則是「搶到人才」的效果為何？例如，新國也曾重金挖角不少電子業人才，但媒體很少討論，何以新加坡面對台灣，在電子業仍是一片慘敗。此外，過去十年新國重金投入生技產業，群聚了一群好手發論文。但論其技術轉移帶來的經濟效應，某位學界長輩坦承，「仍是一場不知輸贏的豪賭」。台灣媒體總只強調新國開出多少薪水，搶到哪些人，但罕見能進一步釐清有多少效益。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新加坡政府調度國家資本的可責性（accountability）。如果高薪搶到的人才「不見得」能創造經濟價值，新加坡國民就有充分資格質問，政府憑什麼把資源揮霍在這些「外人」身上，而不是用於改善國民生活待遇？而這個決策過程有多少參與，多少透明？
三，勾勒階級化社會空間對菁英人才帶來的「尊榮」，也正是在提醒質疑，這個「尊榮感」背後隱含社會的組織原則。政治上，拼湊大量外勞造成的「組合式」人口，無可避免地鬆動國民的邊界，也造成「政治主體」（公民）與「政治受體」（居民）的輕重失衡，破壞民主運作的原則。高度密實切割的社會空間，也瓦解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內在連帶，並與集中式的專制政治有「親近性」。
【新加坡的所得分配，是已開發國家中最糟糕的，但是總理李顯龍說，這不是個問題】
在人文效果上，這樣的社會否定了「人皆平等」之信念，鞏固了某種「經濟地位決定論」的人觀。說到底，把「人」當成需要爭奪的「經濟資源」，本身就預設了一種對人「經濟工具化」的想像。這，是一種對人價值的異化。
本人最近一年多來往返新加坡 11個月，超過2/3的時間都在新加坡
公司租了房子 還不錯 在私人住宅，有保全 有游泳池 住的地方還有傭人房(沒請就是)
剛來的時候，的確很羨慕新加坡
天氣好，沒甚麼 天然災害，薪水高 (地震 颱風 海嘯 …..)
看來新加坡真的是一個不錯的國家
但越在這邊生活越久，越能發現為什麼新加坡需要到台灣挖 “人才”
去年前往 財富之泉 逛街，在餐廳的外面貼著 招外場人員 時新 5 元
今年還是時新 5 元新幣…
而麥當勞 1號餐 6.8 新幣 (超值午晚餐)
在MRT 餐廳上班的供餐服務人員 月薪 1300
賣電話卡手機外殼的櫃員 月薪 1500
食格(類似百貨公司的美食區 )，新加坡當地平時吃飯的地方
一般費用 2.8~6 塊新幣不等 折合台幣 60~150元 (餐廳就不是這樣算)
這邊可以發現，其實新加坡當地的吃，並不會高過台灣多少
但是一般人的薪水卻很難在新加坡這邊長期發展
在這邊，給我一個氣氛，少了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希望”
這邊每個人就像一個螺絲釘，政府也要求每個新加坡國民當一個螺絲釘(這個另有原由)
這裡大多的事物都受到政府的管控
說好的是，不會被私人給控制，利益可以平均給全國每一個人
但這邊賣場是政府的，房子是政府的，土地是政府的(有少數買斷的土地…但很少…少的懷疑是否有政商交易)
這邊每個人就像是為”新加坡公司” 工作的雇員
少了一種為自己打拼的夢想 ?
在新加坡可以說是沒甚麼新鮮事
這邊官方語言是英文，但年輕一輩與老一輩的溝通卻成了問題
這裡有多種族，但住的區域卻渭水分明
在電車上幾乎看不到讓座，更別提華人讓位給印度老人
或許 我接觸的層面不夠廣，也沒接觸到 所謂 新加坡 有錢人
但新加坡真的沒有大多數人想像的美好
至少在這接觸的人，感覺並沒有在台灣工作的開心
一樓轉貼的這一篇文章，說真的， 還是將新加坡美化了
在台灣 至少還看得到 希望 還有 為夢想打拼的 台灣人………..
Rh 我對於你觀察的現象也都點滴在心。本文破題在談新加坡對人才的吸引力，但文章其實是在提醒台灣，新國光鮮表象下，有太多我們不願付出的代價。
目前我正在準備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成功模式背後的人文代價〉，當中將會處理到你談到的隔代溝通斷裂，以及希望與夢想匱乏的現象。該文內容幾個月前曾在吉隆坡演講中初步呈現過，只是目前還沒有時間寫下來。那次演講後，《當今大馬》做了一篇摘要報導，大約掌握到我想表達的七八成，可以先貼在這裡給你參考：
http://snipurl.com/26zrwwu
你講得很不錯 為甚麼這裡的年輕人整天喊”悶”, 這裡人的表情也確實很”悶”的樣子, 絕對不只是地方小沒地方玩的”悶”, 而是還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悶”~
謝謝二樓的心得分享
我的想法和2樓類似, “希望” 及”熱誠” 是我很少看到的, 但也必需說, “imange”在國際間打的很好, 只報導好的, 其他的封鎖..也反應出國性-怕輸, 所以, 讓國際看到的都是正面的, 這也是我們該學習的!
怎麼說呢 政策上討好國際人才還是比討好國內有錢人對長期競爭力有幫助吧
政策上討好國際人才還是比討好國內有錢人對長期競爭力有幫助吧o個人贊同
最大的問題應是台灣無法從製造,愚民教育的巢臼中脫離,台灣的主管最大問題是巨細靡遺一切必需照其要求作,在早期或舊式生產線上這是無法避免,但在很多產業就不適用,如電腦軟體,而最不幸的是未來只會有愈來愈多的產業不適用於巨細靡遺一切必需照其要求作,這部份探討太大了,希望專題討論這部份,但這意味著,台灣人其實大部份人已感到非常的不安(但大部份的主管例外,因為是既定者,當然不願意變,或者說他們就像是每朝代未的官員),這裡討論新加坡並不完美其實沒意義,因為完美的世界並不存在於世界,問題是為何台灣變成人才淨輸出國
轉貼：http://xinguozhi.wordpress.com/2013/05/06/%E6%8A%A2%E4%BA%BA%E6%89%8D%EF%BC%8C%E6%96%B0%E5%8A%A0%E5%9D%A1%E5%87%AD%E4%BB%80%E4%B9%88%EF%BC%9F%E2%94%80%E5%9C%B0%E7%BC%98%E4%BB%B7%E5%80%BC%E3%80%81%E5%9B%BD%E5%AE%B6%E8%B5%84%E6%9C%AC%EF%BC%8C/
對於新加坡感興趣的朋友，《新國志》是個很值得推薦的評論網站。
末段指出：「政治上，拼湊大量外勞造成的「組合式」人口，無可避免地鬆動國民的邊界，也造成「政治主體」（公民）與「政治受體」（居民）的輕重失衡，破壞民主運作的原則。高度密實切割的社會空間，也瓦解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內在連帶，並與集中式的專制政治有「親近性」。」這點似乎是在意指一個社會必須建立在具有內部同質性（Homogenität）和休戚相關（Solidarität）的內在連結。這點要求在移民社會學和法學的討論上，不是沒有爭議的。作者的預設是否建立在國民或民族才應構成社會或政治共同體呢？
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問題，不知道作者能否進一步解釋？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呀！可惜你用訪客身分登入，不然蠻希望能進一步切磋。
我先說明個人信念：
我反對傳統的民族/ 國族主義教條。我雖同意一個社會的成員，需在其作為社會一份子的基礎權利責任有一定「共識」（這或許算是一種solidaritat?），卻「不」認為這種對共同生活基礎的要求，有任何理由上昇到對種族、文化、認同等層面「同質性」的要求。
之前討論認同問題時，我稱自己的立場是一種 identity minimalism，也就是我主張台灣社會的成員，「只要」認同身為這個社會公民的法定權利義務，其有權決定自己在文化身分上的認同框架，不管是原民、福佬、高雄、台灣、中國、華人、越南、馬來西亞、東亞、世界民或任何參照架構的混合。我也反對用任何一種強勢文化參照架構，去強迫一個社會的新移民就範。
我甚至曾主張，應考慮移工在政治體置中的代表性。例如前不久，當馬來西亞反對陣營近日嚴詞抨擊執政黨疑似「動員外勞投票」，我曾數度強調，這種言論往往忽視作為箭靶的「外勞」到底怎麼想，怎麼做，我也反問「何以外勞就不該有政治權力？」
在「規範層面」的意識型態上，我認為我個人對移民十分友善。
只是在「實然層面」，我也清楚，過快、過於大量的人口遷徙，往往是造成許多人適應不及，並導致社會失序、社會衝突的原因。之前在挪威槍擊事件後我寫的〈為什麼殺戮？〉一文中，也點出槍手心中的魔鬼，正來自我們身旁都看的到的，許多「原居民對外來者湧現的不適應與不認同」。我當時說：「我要譴責這種排外心理嗎？我要一如許多（布雷維克仇視的）文化多元主義者，高舉『開放、多元、平等』這些價值嗎？非也！在這樣的慘劇過後，我想先說說，對社會上某些人『懷舊』的體貼。」
因此我對「實際上的移民政策」，選擇一種比起我自己偏好的信念，相對保守的看法。
回來談新加坡，那一段文字的描述確實需要釐清。我想質疑的，不是新加坡接受許多移民這件事本身（雖然，這正是目前社會不滿的源頭），而是：
一、該國「利用不同國家民眾對生活條件忍受度的不同，用以組合填塞不同階級的勞動需求」的作法。
二、將這些移民侷限在切割、相互絕緣的社會空間。以及
三、拒絕其政治權力。
在這整個過程中，移民僅僅是被當成一種「生產要素」，而非具有尊嚴與政治能動性的「人」。而當一個社會擁有這麼高比例，被剝奪政治能動性的外來移工，也自然造成某種權力的過度集中。
去年底發生的中國司機罷工事件，恰好是觀察這些點的一個例子。
在星國工作了一年多，深覺得您的見解與論述實在是太精準了！
您真的沒在這裡住過嗎？XD
讓我又更了解許多現象的前因後果，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您好，我是正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律系就讀的博士生張志偉，論文題目正好是「移民與整合」。我是從其他同學的臉書上看到這篇文章，覺得獲益良多，而且正好也提供許多思考的啟發，所以才冒味留言。看到您的留言，也釐清不少疑惑。
回到移民的脈絡上，傳統上被認定為民族國家的德國而言，的確有不少法律學者（受限於我的學術領域）在倡議「德國認同」、「領導文化（leitkultur）」、基本的同質性要求等，但是多數見解還是回到德國基本法（即德國憲法）的基本價值，如人性尊嚴、基本權保障、民主及法治國原則等。但同時也期待甚至要求移民必須對於德國的法律、歷史及文化有所瞭解，在居留法第43條也規定移民有參與「整合課程」（主要是語言課）的義務。也因此，許多學者放棄抽象的同質性要求，轉而期待透過法秩序來建立一定共識的整合：透過「法」以整合。也就是植基在，藉由法秩序及其手段來調控社會（包括移民），更深刻地藉由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來實現多元文化的整合。
在歐盟及歐洲化的歷程中，歐盟人民基本上享有在所有成員國遷徒與職業自由，也因此，勞動市場基本上是對成員國開放的。而政治權利的賦予上，歐盟國民也可以在地方層級上參與選舉，而其他的政治權利，如集會、言論自由等，在憲法上多半也沒有爭議。但對於第三國籍人（亦即非德國人，也非歐盟成員國人）則還是有所限制。也因此，在德國主要的移民爭議，還是出現於宗教（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傳統）或文化層面，抑或是德國人內心深處的那種「非我族類」的想法。這點或許在台灣會有不一樣的觀察角度。
有篇文章”華人文化傳統的惡性循環”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427/197839.htm”,正是台灣的沉痾所在
大家對新加坡的討論都好深入，下面只是我個人透過跟新加坡人的交談還有周邊朋友的故事，對新加坡的觀察跟直：
我記得好幾年前，新加坡政府為了鞏固華人人口，特別推出了華語地區人口精英移民方案。那個時候就特別對台灣人招手，只要審查通過，甚至只要存款、租房，不用擔心移民監就可以保留居留權。當下我就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病了。因為，這樣的行為是對多元種族發展沒有幫助的，也是擺明了歧視非華人人口。
台灣常常要拿新加坡來比較。我覺得這對台灣不公平。台灣最起碼在面積跟人口上要比新加坡大，新加坡連個像樣的山坡都沒有，所以在資源分配跟人口發展策略根本就跟台灣徹底的不同。只要新加坡有本事利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吸收大部分的國際公司到新加坡設立亞洲區域辦公室，就幾乎可以解決了高教育水準人口的就業問題。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根本就不削也很少從事基層服務業的工作。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國家，但是治理上卻只需要用到大城市的技巧。這樣大城市Scale都搞不好，那真的也別玩了。
台灣的問題在於稅制。跟美國還有其他很多跟美國看齊的國家一樣，都陷入了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困境。台灣在追求”社會”福利跟正義之前，應該先用稅制改善，只是既得利益跟民眾短視，很難成就這樣的改革。社會福利”可能”只有透過改良的社會主義來實現。北歐多國的經驗，也許有台灣可以學習的地方。
其實大量使用外勞應該也是新國很大的困境吧！因為本國人民不願意成為低階勞動力，相對也造成他們人口結構外來人口大於本國人口的窘境！這是全世界少有的奇特現象吧！
謝謝作者和各位樓主的發表！今天第一次找到這Blog，解答近期心中對到新加坡工作的疑問，我會持續本Blog和樓上各位介紹的網站，謝謝大家！真的！
我會持續”追蹤”本Blog和樓上各位介紹的網站….抱歉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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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篇是Albert寫的，在張正那邊緣慳一面，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