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年輕世代對未來2030年的意象

鄧建邦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2030年的台灣年輕世代會如何？

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等學者及社運團體，在2011年集體撰述出版了《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書中指出台灣社會有財團化、工作貧窮化及少子女化危機，而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二十年後台灣七年級生將面臨一個「崩世代」的到來。無獨有偶，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於2012年也出版《台灣大崩壞：挑戰沒有希望的未來》，更直指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普遍有「四不一沒有」的現象：即「不婚、不生、不養、不活」及「多數年輕人覺得沒有前景」。楊的著述，用意針對這種「現象」提出警醒，並喚醒改革作為，不然20年後，台灣社會年輕世代就要面臨大崩壞的危機。究竟我們年輕世代針對20年後，在想什麼？他／她們真的堅持「四個不」及擔心「一個沒有」嗎？

【目前的年輕人，到了2030，還是一樣需要面對崩台灣嗎？】

◎甚麼是未來研究？

要討論未來，是一件很容易，也是很難的事情。很容易，是因為未來為何，沒人有標準答案，所以似乎怎麼說都可以。很難，是因為未來很難被精準地掌握，預測未來是一門不容易的學問。在過去，人們要研究未來，占卜是一個重要的方式。所以，長期以來「未來研究」即被視為是一門與「預測」有關的學問。但未來研究者Jim Dator指出，把未來研究視為是一門預測的科學，實為是對未來研究最大的誤解。他認為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主要並非用意於預測未來（predicting the future），也不在於透過對個人、組織或國家的研究，精準地去指出那些即將發生但尚未發生的事情。因為，即便是存在我們社會中最微小而細鎖的事情，我們也無法對它的發生與否，進行精準性的預測。所以，Dator指出 「未來，並非已經存在那兒，等著我們好好地探究它」（the future does not exist to be studied）。

換句話說，未來研究首要的目的，並不在於、或不應該在於「研究未來」。相反的，未來研究主要能夠從事的是，探究有關未來的觀念（studying ideas about the future），或者以Dator的用語，即探索「未來意象」（studying images of the future）。未來意象，指的是以文字或圖像表述可能未來存在的狀態。這些意象，可以作為「警示」，去避免我們不意欲的未來；或者作為「磁石」，引導人們為實現這些意欲的未來而努力。而想像未來，即是一個重要的方式，人們可透過此去積極創造未來意象。

未來意象的研究經常提出以未來20年，或是稍微更長的一段時間，做為思考問題的測度框架，去涵蓋人們目前已經認識到的，或未認識到的需求，並指出可能產生在不同層次未來社會的責任（在地的、國家的、或全球的），及其解決對應策略。所以，在探討未來意象時，尋求年輕人的觀點，就顯得特別的重要。因為在20年後，可預期的他／她們即是扮演社會的主力群體。

【對於未來可能的研究，跟水晶球預測有何差異？】

過去關於年輕世代的研究曾指出，多數年輕人的看法是抱持一種當下的現實主義觀點（dominant realism in the present）。Hicks and Holden (1995)在美國的研究，則指出年輕人普遍對未來發生戰爭、及污染與貧窮議題，感到焦慮。日本學者Ono(2003)同時針對台灣及美國大學生的一項研究中指出，年輕人無論在個人、國家或全球的層次，對未來發展普遍都懷有同時正面與負面意象的可能。不過他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及台灣的大學生都關心全球議題，並且認為未來與全球二者之間有緊密的關連，但是研究也顯示，美國相較台灣的學生更關心全球未來的議題。由於Ono的焦點放在比較研究上，並就未來意象僅區分正面及負面的兩種解讀方式，因而研究無法凸顯未來世代偏好的可能為來為何。

以上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國外年輕世代所做的研究，或是針對國外與台灣年輕世代所進行的小群體比較研究。顯示年輕世代的未來意象，確實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索的新興議題。以下，簡介在我們在淡江大學通識教育未來學門課程所做的調查結果。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為了探究年輕世代的未來意象，於2010年3月，製作「年輕世代未來意向」問卷，針對該校有修習「未來學門」課程學生進行施測。該研究的問題設計，主要從個人、社會及全球的三個層次，就「擔心」（害怕）與「希望」兩個項度，探討大學生20年後（即約四十歲時）之個人未來意象。[1]

◎台灣青年擔心未來的工作與家庭

在該研究問卷題目設計上，分別針對是否擔心四十歲時的外貌、健康狀況、有否合適結婚對象、有否小孩、有否穩定的工作、需要長期派駐在國外工作、與家庭的其他成員必須分隔兩地生活、薪資收入程度等進行提問，並採取四點量表計分，從非常擔心、擔心、不太擔心、一點也不擔心，分別給予1 至4分。描述性統計結果，如圖一。

圖一：未來意象—台灣年輕世代20年後擔心/不擔心的問題

（ 1 至4分表示：非常擔心、擔心、不太擔心、一點也不擔心）

由圖一資料，就九項可能擔心的問題提問，顯示現在年輕世代於四十歲時最擔心的前三項分別為，穩定的工作、健康狀況，及跟家庭的其他成員需分隔兩地生活，平均數分別為1.71，1.95及2.20。這樣的結果相當呼應了美國學者Richard Sennett對全球化發展的觀察。Sennett (1999) 在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一書中，稱當代全球化展現在公共生活，尤其是職涯的發展上的一項特色，即是「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 capitalism）。Sennett以英文”Career”一詞舉例說，其字源的意思是”a road for carriages”（給載運馬車跑的路），後來被運用到勞動上，意指為一個人一生的經濟追求的道路。但是在彈性資本主義發展下，卻築下路障，使得職涯的筆直道路產生變化。

這樣的現象，如果運用戰後的世代與現在年輕世代的工作上相互對比，應該很可以理解。過去年長的世代，尤其很多台灣戰後世代進入職場後，擁有家庭，及人生第一份工作後，即開始置產購房。他們敢於開始人生第一份工作，即進行購房置產，並非必然工作收入都很高，但相對的，卻可以預期只要工作努力，每月即可獲得穩定的收入，並且在自己銀行帳戶的存簿中，可以看到每月辛苦工作換算而得來的存款與積蓄的穩定累積。所以擁有一份工作，且緊守此份工作的工作倫理，並持續工作到退休，對很多年長世代的生命歷程而言，往往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然而，在年輕世代身上，他／她們必須面對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競爭。當代工作的主要特色，如Sennett所言，乃要求勞動者保持高度彈性，對短期性改變保持開放性的態度，可持續性地接受風險的挑戰。由於彈性的強調，把過去個人工作生涯的筆直道路，重新移置；個人的工作場域，也不斷地更動，一下這兒、一下那兒。Sennett於是給這一群受雇的勞動人群一個代稱──「彈性人」。

「彈性人」遭遇的一個主要難題，是當代經濟及工作型態改變對個人性格產生的影響。Sennett(1999: 10)認為，個人的「性格」(character)是取決於個人與外在世界的關聯；能夠被描述出來的個人性格，即是人們情感經驗的長期性觀點。過去，個人性格的表達，是經由忠誠及相互的義務，或者透過追求長期性標的以取向未來。這些──忠誠、相互義務及追求長期性標的──持續性的特點，構成了個人的性格，同時也是人們用以衡量自我，及尋求他人掌聲與注目的特徵。但問題是，如果持續地生活在一個追尋短期性經濟的型態中，要如何確保一個長期性標的的追尋？當忠誠及義務對象必須時常改變，又如何確立自我持續性的價值？因此，彈性的強調，往往同時也製造不安及恐懼。

【彈性工作，已經是當代年輕人的宿命，但狀況會更糟嗎？】

資料來源：http://bombgeneration.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21.html

現在年輕世代雖然擁有比年長世代更多元的工作機會，除了台灣外，也有愈來愈多的跨國工作機會，但是面對的工作風險卻比年長世代為高。要持續長時間的保有一項穩定的工作，對年輕世代而言，顯然成為一項既擔憂的事情及迫切的價值。

相映於工作上無法持續地保有穩定工作的焦慮，同時年輕世代也擔憂將來生活上必須與家庭的其他成員分隔兩地生活，特別是與伴侶（配偶）。有趣的是，在本研究中，年輕世代在四十歲時較不擔心事情的前三項，分別是長期駐外工作、還沒有小孩，及還沒有合適的結婚對象，平均數依序為2.94，2.86，2.65。這似乎也呼應了如Zygmunt Bauman所言，在全球化下，移動已變成一個重要的價值。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更勇於追求挑戰，如果有跨界工作機會的提供，他／她們也都傾向接受。

然而，家庭訴求的是穩定（stability），全球化下的工作卻訴求移動能力（ability of mobility），二者在年輕世代中可以看出來是明顯衝突的價值。他／她們一方面有高意願接受跨界工作，離開台灣原生社會在其他國家擁有一份工作，但是又擔心需與家人分隔兩地生活，或與伴侶長時間分離。

◎女生比男生更在意容貌、婚姻、家庭與收入

此外，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年級、不同科系及修習不同未來學門課程，在上述九個擔憂的問題面向上，幾乎都沒有顯著差異。最明顯的態度差異，表現在性別上（表二）。從表二可以看出，男性大學生相較女性大學生在四十歲時的未來意象上，更不注重外表的變化，更不擔心是否有合適的結婚對象，更不擔心有無小孩、以及更不在意經濟收入是否很高。但相對的，女性大學生，則非常在意四十歲時自己外貌的變化，也相較男生更擔心「收入不能滿足希望的生活方式」，也比男性同學更擔心屆時自己沒一份穩定的工作，以及健康出了狀況。但倒是，對於常駐在國外工作這件事情上，顯得比男性同學更為態度輕鬆。這與過去一般國際移民的理論，認定移民、跨國移動多屬於男生的事（migrant as a male project），有很大的差異。或許這多少呼應，晚近移民理論提出的遷移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趨勢，現在的女性更相當願意接受跨界工作的挑戰，而且勇氣與接納度甚至比男性還要高。

【女性比男性更願意冒險出關闖天下，如王昭君】

資料來源：http://pic10.nipic.com/20100928/5605722_152324716000_2.jpg

在「年輕世代未來意向」調查中，另一有趣的發現是，女性大學生非常擔心四十歲時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平均數1.60），但相對卻較不擔心有否合適的婚姻對象（平均數2.59），甚至女性比男性大學生更擔心在四十歲時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平均數1.60 vs 1.85）。由此可以看出，「穩定工作」相對「組成家庭」的優位性，在年輕世代的價值觀念中，獲得更大的貫徹。

此外，不管是男性學生或是女性學生，從資料中可以看出，年輕世代在乎在四十歲時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遠甚於擔心自己外表的變化。目前台灣社會常常冠以八０或九０後出生世代為「草莓族」，形容他／她們嬌生慣養、抗壓力差、主動性及積極性弱、只在乎自我等。從上述研究案例討論來看，顯然對於草莓族的世代形容字眼，偏見可能要遠多於解釋此世代的自我價值。

◎風險社會下的台灣年輕世代，更自由但也更不自由

貝克（Ulrich Beck）把當代社會相對於傳統社會，描述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當代社會透過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教育的擴張，以及社會與地理流動性的提升，使得社會結構跟過去的傳統社會產生巨大的差異。在這樣的個人主義化的趨勢下，一般以為個人可以獲得全部的自由，享有一個完全依個人所願的生活型態，可以為所欲為，不過這種景象在上述的研究中並沒有得到證實。確實，年輕世代在他／她們的未來意象中，對於全球化下愈來愈高的流動力表示歡迎，也願意接受跨國工作的挑戰。然而，年輕世代卻也同時表達，對於流動可能帶來必須與伴侶及家人長時間分隔生活的不安。而且，對於全球化的發展，工作優位於家庭價值逐漸確立，但是對於20年後的將來，是否可以擁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年輕世代也表達高度的憂慮。

【出外工作讓女性更自由，還是更不自由？】

資料來源：http://news.cts.com.tw/photo/udn/201103/201103060684759_m.jpg

顯然，傳統社會與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並不是「不自由」與「自由」，「依賴」與「解放」，這樣簡單的命題可以完全概括的。從年輕世代對於未來社會發展表達對個人外型變化、婚姻及家庭狀況與流動能力的樂觀態度，但伴隨工作不穩定、家人生活分隔，及個人健康與收入的高度焦慮，可以預見個人是同時自由，也更不自由；一方面從傳統社會結構解放出來，但也在全球化的新分工下更高度依賴一起，而顯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不婚、不生、不養、不活的命題，也不是純然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台灣社會需一起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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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Hicks, David and Cathie Holden (1995). Visions of the Future: Why we need to teach for tomorrow. Stoke-on-Trent: Trentham Books.

Ono, Ryota (2003) Learning from young people’s image of the future: a case study in Taiwan and the US. Futures, 35, 737-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