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為母則強。妳對這四字箴言的理解是什麼?為母則強,形容女人在成為母親後,充權(empowerment)與身心變得更強壯的過程。有人認為,為母則強,使得女人在面對育兒的辛苦時,即便是在不合理與艱困的環境下,也會具有默默承擔的韌性和克服萬難的毅力。不同於這種「阿信」的解釋,為母則強,我認為是一種育兒的實作,是作為母親的力量,也是愛的力量。為母則強,讓女人願意挺身挑戰社會的不公義,追求一個有未來願景的,更美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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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澎,你讓我看見做媽媽的許多可能】

母親的盼望

我是個一歲四個月孩子的媽媽。孩子出生之後,我常看著他臉上的笑容出神,然後想著,十年、二十年後,他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笑容還會像現在一樣的無憂無慮嗎?和天下無數的媽媽一樣,希望孩子快樂是我最微小的盼望。但是,這些日子來,面對無能、沒有作為又漠視民意的政府,我經常擔憂這將是個奢侈的想望。

周遭的朋友常問我:「有了小孩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成為媽媽後,我看世界的角度,多了孩子的視野和觀點。我開始留心,空間的設計和安排,是不是對孩子不夠友善;我開始關注,媒體所傳遞的訊息和價值,是不是充滿偏見和歧視。成為媽媽後,我對未來的想像裡,有孩子正在成長的身影,我開始思考,我們大人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對孩子未來的影響是什麼。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到核四廠,這些重大的政策,是否只是服務少數人的利益,但卻讓我們失去長遠、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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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母底家,免驚!」支持反服貿媽媽團】

資料來源: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40325/420_3cc39b592053ce10958b75f598191fec.jpg

從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到「終結核四還權於民」的全台串聯,在這些自主公民運動中,我看到不同的母親形象與母職實踐。我們可以選擇順從統治者與既得利益階級的價值,把孩子當作不會思考、無知、沒有判斷能力的客體,以愛為名,召喚孩子回家;身為公民與母親的雙重身分,我們也可以選擇以公平和正義的價值教育孩子,尊重和鼓勵他們的社會參與。

我們的價值選擇,決定了我們會養育出什麼樣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會影響未來社會的走向。我們,期待自己成為什麼樣的媽媽呢?

做媽媽只是家務事?

美國女性主義詩人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en Born)一書指出母性的雙面刃:母職對女人而言,可以是壓迫、限制和剝奪,也可以是滋養、力量和充權。女性主義批判母職對女人所造成的壓迫,並不是來自女人成為母親後的育兒經驗或是與孩子的親密互動,而是來自母職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 motherhood)。在父權社會脈絡下,「好媽媽」形象是單一且扁平的,強調母性天生和無私的母愛,女人不被鼓勵說出照顧小孩的挫折和疲累,我們也擔心揭露自己的軟弱後,會被貼上「不負責任」或「壞媽媽」的標籤。父權文化規訓「好媽媽」要順從聽話,服膺主流的支配價值,「好媽媽」被要求要善盡份內的家庭責任,不可以擅自跨越公私領域的界線,參與公共事務甚至被視為是一種不當的行為或是失職。

4月27日,反核民眾佔領忠孝西路,28日凌晨,警方開始強制驅離。驅離行動中,有一群父母手抱幼兒,堅持靜坐在現場,表達他們支持廢核與面對國家暴力時的立場。之後,媒體以斗大的標題指責這群家長將兒童當作人肉盾牌,國民黨的立委也呼籲增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禁止「使兒少處於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的環境中。」陸續,已有兒童工作者以及驅離現場當晚的父母,指出兒童不只是應受保護與照顧的對象,他們更是行使權利的主體,他們的發聲權與社會參與權應受到尊重。批評的聲音,認為這群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沒有考量孩子的利益,讓孩子身處危險的環境。衛生福利部甚至代表政府立場發言,呼籲正常作息對孩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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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的第一堂民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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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文化定義的「好媽媽」,得遵從家庭優先的守則,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給予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呵護。什麼是好的照顧,除了依循以孩子為中心的發展論述,更不能違反常規的期待和標準。母職的實踐不僅是以家庭為場域,更為了鞏固和確保(父權)家庭的運作順暢。因此,在「427不核作運動」後,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平時我的孩子十點鐘還不睡覺,我就會很焦慮了,更何況還是帶著孩子夜裡在街頭靜坐。」有人主張:「和小孩一起做的活動,不就是唱歌、跳舞、讀故事書嗎?這才是這個年齡的孩子該做的事情。」這些回應,狹義的將育兒規範為私領域進行的活動,是(父)母親和孩子間的親密關係,卻忘記,母職的政治性,以及養育孩子這件事情,從來就無法脫離我們所處的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脈絡。

最好的育兒實踐?

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結合科學論述與資本主義消費,不僅更加強化了父權體系對母職的監督和控制,也為母職實踐畫出嚴密的物質與非物質的界線。

社會學者Sharon Hays指出,密集母職是特定歷史時空與社會建構的產物,影響並形塑現代社會的母職實踐。密集母職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特別是初為人母者,一方面得面對「做媽媽是女人天性本能」的父權思維,這種論述強調母性的自然,以及母職作為本能,對女人而言應該是簡單輕鬆、迎刃有餘。因此,在遭遇育兒的困難時,我們常常深陷愧疚、焦慮和恐懼失敗的情緒,不斷檢討自己,懷疑自己不是「好媽媽」,也擔心自己的失格會對孩子造成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專家論述取代女人和小孩在養育過程中互為主體的經驗,不但被視為是育兒的聖經寶典,也成為用來衡量「好媽媽」的標準。

兒童發展理論強調0到3歲是人生的黃金期,母親在這個階段的付出和投入/投資,幾乎可以決定孩子未來的人格形塑和影響他一生的發展。育兒活動的安排,不再是隨興或漫無目的的打發時間,而是需要更有計畫性的導向特定的訓練內涵和任務指標。給孩子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都是一系列精心的蒐尋、比較和研究後的決定。近年來,市場上出現針對嬰幼兒的游泳學校、音樂律動和體育課程等,這些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不僅提供父母(往往是媽媽)一種育兒安排的選擇,也成為許多家庭每週固定的親子行程。這些課程往往強調的不只是好玩,而是訴求計畫性栽培的重要,透過更有系統的刺激和引導,可以激發小孩更大的潛能和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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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兒活動已經逐漸跟資本主義活動結合在一起】

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將這種中產階級的養育文化邏輯命名為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指的是父母有計畫、有目的的參與和規劃小孩的(課後)時間安排。Lareau的研究是以育有9歲和10歲小孩的父母為研究對象,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協作培養的哲學,早在孩子還更小的時候,就已經滲透在日常的育兒實作。

受到資本主義消費的影響,購買行為成為當代母職實踐重要的管道之一。嬰兒用品的廣告,以「給孩子最好的」,作為商品包裝和行銷的手法,往往能點燃媽媽心中的購買慾望。「愛她,就要給她最好的」,消費成為肯認自己作為好媽媽的指標,購物買的不僅是物品,更是母愛的展現。

這是現代媽媽的焦慮。我們忙著檢視自己、監控孩子的發展;我們不停的在追蹤最新的育兒資訊,搶購所謂的夢幻逸品。這樣的焦慮,不僅讓我們在個別化的育兒關係中心力交瘁,也將育兒實踐的場域圈限在兒童的發展、家庭的日常實作和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我們失去了對育兒的想像,以及看見其他的可能。

只是養小孩?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女性主義學者Nancy Chodorow在《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指出,母職的工作是構成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孩藉由母親開始社會化的歷程,學習社會價值、道德準則、性別關係,以及家庭內外的性別分工,因此,女人的母職不僅對家庭而言極為重要,也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實踐。

作為媽媽,我們可以決定如何教養孩子。我們可以選擇一條阻力最小的路,遵循既有的社會規範,不去挑戰現存的不合理和壓迫,我們的孩子可能會成為「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信仰者,繼續經驗和複製那些我們遭遇過的不公義和痛苦。我們也可以選擇透過母職實踐,質疑和反轉統治者的價值。身為女人,我們的成長經歷許多因為性別造成的歧視和不公平,我們或許保持沉默,或許起身對抗;我們或許覺得傷害,或許飽受痛苦。因為這些深刻的經驗,我們體認到追求公平正義的重要。

作為媽媽,比起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成長在一個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機會和資源的分配更加平等。每一天的生活裡沒有恐懼、沒有壓迫,人和人之間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他不需要擔心自己是個陰柔的男孩,而會被同儕排擠,不管他愛的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會獲得祝福。他的人生,不會因為性別、性傾向、族群和階級,而有歧視和不公平的對待。這是我,作為母親的憂慮,也是作為母親的盼望。如果社會沒有改變,我們的孩子將繼承現在年輕人的煩惱:令人瞠目結舌的高房價、存不了錢的窮忙人生、失靈的代議制度、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政府…。對於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我們不該只是冀望於政府,而是問自己,我們可以為孩子做哪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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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裡面的閱讀活動,展現母親的力量。圖片來自楊佳羚】

 全台灣遍地開花的「不核作運動」中,高雄有一群媽媽們發起「我願意為你反核」的活動,他們選擇在捷運車廂內朗讀反核繪本、發放黃絲帶和反核單張。他們帶著孩子,一起實踐作為公民和媽媽的雙重責任,他們不僅以具體的行動支持反核的立場,也透過具體的行動,教導孩子重要的價值和人民的力量。這群媽媽們,也讓我們看見,母職如何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

母職是一種親密關係,是和孩子之間每日每夜的情感累積,天真的童言童語、燦爛無憂的笑容、安穩熟睡的臉龐,都是日常生活裡讓人耽溺的小確幸。母職也是一種政治行動,我們可以將面對不公義的憤怒,匯聚成改變的力量;我們可以將對孩子的愛,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追求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是母愛的體現。

母親節快樂!給每一個正在創造自己的母職實踐的媽媽。

延伸閱讀

Adrienne, R. (1976).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Chodorow, N. (1999).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with a new prefa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Hays, 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reau, A.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在〈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中有 2 則留言

  1. 嗯嗯,我又看到作者把育兒理論跟商業市場操作出來的育兒經濟兩者混搭了… 兒童從零歲到三歲的確是關鍵期,問題是作者似乎沒抓到到底是啥東東的關鍵期,然後就把商人推銷的產品拿來認為就是那神秘的關鍵!!我家小孩如果三歲之前我都沒給她唸故事書,孩子一生就會有陰影!!!

    事實上所謂的三歲之前的關鍵期指的是「情緒關鍵」,幼兒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感(類似幼兒的宇宙觀之類的存在感),(專業術語稱這時候的人類心理狀態叫做過渡客體關係),讓幼兒有機會形成自己的自我(就是內在人格特質啦),之後的發展即使遇到重大的挫折,也能保持內在人格機制順利運作,減少極端嚴重精神疾病的產生機率(只是機率減少,但是不保證一定會或是不會發生此機率,因為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故從精神醫學的角度,此時期的母嬰關係的確是很重要,能照顧的最好還是親自陪伴,但不是那種24小時以幼兒為中心的的看照法(會搞死人的…)。只要盡量增加母親出現在孩子附近的情況就已經足夠了,不需要一定要做什麼事情,讓幼兒知道母親存在她的周圍,幼兒通常都可以自行去探索、冒險。其實絕大部分的母親都是足以勝任孩子的媽這一角色,不用過度憂慮沒有把孩子照顧好這回事。如果總是覺得自己不是個好媽媽,請先自己去看一下為何習慣性自我暗示來貶低自己,是為了要逃避哪件更不想面對的事情。我猜通常是跟孩子無關的事。

    很多嚴重型的精神疾病大多是先天基因加上後天環境誘發,有時候也不需要環境因素,時間到了身體自然會發病,也有嚴重成長環境導致的情況,但是那些案例都必須符合極為嚴格的病理條件,只符合某些症狀的話是不能被視為精神疾病的,只能算是某種人格疾患(跟精神疾病是不相干的兩回事,非常不能接受社會上普遍對精神疾病及患者的污名化)。精神疾病是可以透過醫療行為或藥物來治療,但是人格疾患就很難了,目前的研究大概都沒有提出有明顯成效的矯治方法,大概都是交給警察跟法院在處理… 人類的能力也是有極限的。

    扯這麼多有的沒的,就是希望簡單說明為啥大眾流行的育兒理論會有幼兒發展關鍵期這種說法,其實人類本能就是會養小孩,也不需要什麼兒童精神學說,就自然生自然養就好了,不用追求啥幼兒大腦開發課程,那些都是用來安慰大人的,孩子又不懂說要不要,反正爸媽說啥就是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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