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一份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也是關於野蠻主義的記載。正如那樣的一份記載並無法免於野蠻主義，野蠻主義也玷染了這份記載從一位主子手中到下一位主子的傳遞方式。一位歷史物質論者因而必須要遠離[對文明的歌功頌德]，離得越遠越好….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身在其中的「緊急狀況」並非例外，而是規則。我們必須獲致一種符合此洞見的歷史概念。—Walter Benjamin

我常問我自己，不管機率多麼微乎其微，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中出現了極端份子炸掉了總統府，或者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的「恐怖組織」炸掉了中南海，身為一位研究宗教與族群的人類學者，我該怎麼回應？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立場」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立場」是一種觀看的位置。我所採取的立場，只是一種學術倫理的選擇：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且任何知識必然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Haraway 1998: 193）。我的回答，會與我為何接下來要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屠殺」與「伊斯蘭國對非我族類的種族屠殺」並置相關。我希望重新思考「戰爭」與「恐怖攻擊」的定義，檢討是否在由我們習慣的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有一群人的「戰爭」被化約為僅僅是他們「本質性野蠻」而造成的「恐怖主義」，而當代表人類文明的西方做出同樣毀滅性的行為時，我們卻能心安理得的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軍事戰爭」。我想提供向來在西方媒體被壓抑的的「觀看」這些暴力的方式，並探討這些暴力在台灣觀眾面前如何被用迥異的「立場」呈現、省略，掩蓋了權力不平等的國際結構，並抹去了被壓迫者的歷史。我希望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有些恐怖攻擊讓我們憤慨，但有些恐怖攻擊，我們卻視而不見。

對世上許多長期處於戰亂而有生存困難的人們向來缺乏知識與歷史的我們，是否能相信和平安康的生活，是所有人都盼望的，不該只是世上少部份的人擁有的，而其他的人卻永遠被剝奪的？如果我們相信如此，或許我們就能開始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恐怖攻擊，發現我們過去一直是從軍備優越之勝利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我們將不會傲慢地對世界的安全區與危險區的隔離感到心安，對這個隔離的崩壞感到氣憤，而只想再築高那個隔離。我們已經看到那樣的隔離帶來了更多毀滅性的反撲。我們將不會再不斷地歌頌與浪漫化安全區，同時將危險區不斷去歷史化與去人性化。我們將發揮更大的同理心，期待有一天世界將全境都是安全區，不再有人終生受困於戰亂之地。

◎ 現代戰爭的話術：對待以色列與ISIS的雙重標準

今年七月詭譎多變的印尼總統大選後，我在泗水一間旅店看Al Jazeera新聞台，得知以色列在兩個星期內第三度攻擊醫院。八月，我搬到高雄，一邊打理新家與新研究室，卻發現自己被電視新聞標語搞得相當厭煩。厭煩什麼呢？台灣新聞已經開始學美國主流媒體，說伊斯蘭國ISIS「種族屠殺」雅茲迪Yazidi族。

短短數天內，一樁ISIS對Yazidi的「種族屠殺」已經被確認。那似乎也正是ISIS希望大家注意的點。但就在不遠處的巴勒斯坦，居民早已被系統性「種族屠殺」了六十八年，但直到最近，我們卻鮮少聽到西方主流媒體急切地吶喊：「種族屠殺」。同樣是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兩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媒體待遇。儘管人民不斷發出令當權者感到尖銳刺耳的聲音，連倫敦的正統猶太教教士都也站出來譴責以色列，主流論述框架仍是不為所動。一直到社會媒體竄流，世界公民譴責以色列的聲浪高漲，歐巴馬才勉強站出來說這是一場人道危機，說巴勒斯坦平民所受到的傷害，是一樁「悲劇」(tragedy)。但這好像在說加薩衝突是一場莎士比亞舞台劇，而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相較於這被完全脫罪的「悲劇」，歐巴馬篤定地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不容寬恕」(inexcusable)的戰爭導因。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哈馬斯的錯。

為什麼這兩種「種族屠殺」，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只是因為一個是高科技的無差別屠殺（轟炸，受害者四肢斷掉不一定會死），一個是仿中世紀刑罰的特定屠殺（殺人者特別將謀殺過程拍下來放上網路）嗎？只因為一個是乾淨不沾手的謀殺，一個是劊子手特寫的獵頭儀式？

這或許又是一個利用他人的野蠻來成就自己的文明，並心安理得地指責他人野蠻的故事。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光是1967-1991年間金援以色列的金額就高770億美元（有一說是15160億美元），當時已經吃不消，才有了1993年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但極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仍在壯大，90年代的猶太屯墾區不斷擴大，前以色列總理夏隆甚至在2001年8月27日，粗暴地動用美援軍機暗殺正在辦公室講電話的Abu Ali Mustafa(當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佼佼者)，轟炸造成附近五百人死亡，引起世界譁然。美國副總統Cheney卻說，以色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前衛報記者Greenwald在2014年四月公開聲明他對最新史諾登檔案（2013年4月12日）的分析: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部門不但共享「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的夥伴關係，以色列還能夠直接使用最高美軍科技與貯存在中東地區的幾百萬美元的緊急資金。 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選舉勝選的準執政黨哈馬斯，由於其拒絕以色列在其國土上的強制殖民，因而被西方各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也由聯合國決議由兩個政黨來統治，繼續被分化、監控，與挑撥離間。

以色列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物資配額與就業方式。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不聽以色列的吩咐」，就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

相反地，挑戰無能的伊拉克Maliki政權、以「伊斯蘭國」為號召的ISIS，刻意地在網路媒體上公開「亮相」、用公開殺人影像等極為煽動性的手法「宣告世人」自己的能耐，透過恐嚇與殺戮來強化權力，並試圖想以小攻大、虛張聲勢。而這絕對不配被稱為是「獨立戰爭」，而是立刻可以清楚指認的，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主義」。

在主流報導中，歐美是人類文明的代表，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中東是永恆的挫折之地，有「恐怖組織」與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屠殺」。新聞就跟好萊塢的劇情一樣，西方是救世主，中東是壞人。華盛頓當局當然會擔心，美國扶植的「民主」政權一下子就敗得一塌糊塗，伊拉克儼然分裂成三個國家，表示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失敗，納稅人買單的軍火錢有去無回。所以報導要全部集中在極端分子的野蠻，而不是報導他們槍下的受害者對於安居樂業正常生活的嚮往，因為前者越顯得野蠻，就顯得西方在中東的介入越是合理，而我們也就忘記了還有很多受害者跟「我們」一樣有類似的生活盼望，但沒有我們這麼幸運。長久以來如此偏頗的報導模式，不斷加深我們認為中東就是好戰份子的地盤的印象，把歷史從我們的思維中抹去。主流媒體並不討論西方殖民後埋下的惡果，也不在乎一般的穆斯林（無論何種宗派）信奉的是古蘭經中「宗教信仰不可強 迫」的條文，而非其相反。右流西方媒體更不會想了解：正是厭惡西方長年對中東的支配與伊拉克戰爭後社會的衰敗潰散，才會讓極端組織有足夠空間趁虛而入、趁機坐大。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我們沒有歷史，因而Yazidi人被種族屠殺事件，就像一部好萊塢動作片，好人壞人，清清楚楚。

但試問，恐嚇、殺人與佔領，哪一項以色列軍隊沒有做過？又試問，有什麼歐美發動的戰爭不曾濫殺平民、殃及無辜？是納粹集中營，廣島原子彈，還是橫掃巴基斯坦邊界的無人操控轟炸機？是美軍以比賽殺人強姦民女為樂的越戰，還是法軍苦刑虐囚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這些真的比「恐怖主義」高貴嗎？為什麼報導常常一邊提起堂而皇之的「以色列士兵」（或「中國鎮暴警察」）、另一邊就說是野蠻兇惡的「好戰份子」（或維吾爾族「暴徒」）？

若主流媒體與相信主流媒體的人們，從來不試著轉換立場、並從被屈從者角度來看待事情，巴勒斯坦當然也永遠只是「加薩衝突」、「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以色列問題」。如果新聞報導的預設，一開始就認定問題全出在「恐怖組織」，而不是去探討該組織的出現何以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如果新聞報導未曾了解美國-Maliki政權的失敗與其宗派主義的極端政治化政策，以及英法過去殖民伊拉克與敘利亞種下的遺毒，那麼Yazidi族人面臨的困境就當然就只是被抹去歷史性(dehistoricized)的「恐怖主義」、與一群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的暴徒造成的「人道危機」，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初英法委任統治期間加深的族群對立，一直到整個伊拉克從2003年美國入侵、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族邊界就急速潰散的後殖民問題。

 

◎ 伊拉克二十世紀史快轉: 英法美的殖民地

雅茲迪(Yazidi或Yezidi)人是誰？新聞報導只會說他們是「最古老的民族」，暗示他們「最值得保護」，卻不說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的地位如何？換言之，西方媒體只塑造了Yazidi受害者的形象，以救世主之姿再度合法化西方政府在中東的暴行，卻殊不知Yazidi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族群，實行強制族內婚與honor killing父權習俗（存在於印度、中東與非洲特定地區，由父兄殺死不貞女兒以保住家族榮譽的「文化」習俗。關於此習俗之盛行程度，學者仍有爭議，卻常被西方媒體誤認並武斷地咬定其為「伊斯蘭」習俗）。

大部分伊拉克境內的Yazidi人自從12世紀以來，就住在 Sinjar山區，他們大部分自認為是族群上的Kurd人與宗教上的Yazidi人，也曾被海珊技術性封他們為「阿拉伯人」，以分化庫德族獨立運動。不同於Sunni Kurds, Yazidi有自己的混合宗教，吸收了蘇菲主義、希臘正教、猶太教、祆教等各種元素。他們的信仰神秘隱晦而社群相對孤立，而他們的政治社會組織則是類似氏族神權治的，神職人員與一般人有階層之別，時有政治動員能力。自16世紀以來，很多Yazidi人已經改信伊斯蘭，也有一些改信「敘利亞東正教」。19世紀初，半獨立Sunni庫德王國曾侵略Yazidi地區，戰亂不斷，直到被鄂圖曼帝國「平亂」為止。19世紀下半葉是Ottoman搞現代化中央集權與泛伊斯蘭主義、提升帝國凝聚力、好與西方強權對抗的年代。在Mosul省份帝國增強了社會控制，而傲骨的Yazidi人則開始與「政府」為敵（政府除了會收稅與徵兵，還能給他們什麼？），因此鄂圖曼帝國在1895 年再度試圖逼Yazidi人改信伊斯蘭，否則無法相信他們可以真正效忠，但結果不彰，因此很快地鄂圖曼帝國又准許Yazidi人恢復自己的信仰與社群，並受到帝國的認可與保護。只是在這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逐漸侵蝕Yazidi土地。當城鎮的穆斯林庫德人與基督徒逐漸變成帝國精英與富商，Yazidi庫德人則更加邊緣化。

英法在一戰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謀劃要如何瓜分Ottoman Empire。他們非但沒有遵守當初「攻打鄂圖曼，就讓你們阿拉伯人獨立」的諾言，反而是自我「委任統治」中東，並開始引進可以代表英國利益的猶太人，想要未來透過擔任居中調節「族群衝突」的角色而獲利。阿拉伯人發現自己被歐洲人誑騙，憤怒之餘暴動，卻慘遭鎮壓，最後歐洲人以君主立憲+委任統治，草草了事。

1920~1932英國「委任統治」期間，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急速轉變。英國將帝國舊三省巴格達、巴斯拉與Mosul合併，根據女情報員 Gertrude Bell建議而「發明」出一個「無論如何無法長期支撐」的「伊拉克」這個新興國家，採取君主立憲制 (1921-1958)，作為當初幫英國軍隊攻打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貴族的「犒賞」。以往多元族群帝國的統治下，雖然有如同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者Ibn Khaldun(有學者認 為是比孟德斯鳩還要古老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所描繪的城市定居者與沙漠遊牧者之間的永恆嫌隙，但這三省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城邦自治區與相對自主的遊牧部落社會所構成的社群星團，穆斯林、庫德族、Jacobite基督徒、Armenian一直到十八世紀都可以彼此改信與融合，城市中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混居也是常態，族群的邊界是流動的。英國人為了收編統治突破效忠舊帝國的巴格達統治精英，又害怕都市穆斯林鼓吹獨立，因此提升部落主義，提倡族群分化(“balanced opposition“) 好讓他們彼此牽制、無法獨立，將原本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進行的「去部落化」政策反其道而行，逐漸把許多部落領袖、宗教導師一個個變成了伊拉克 國會議員或有錢有勢的大地主，而「部落認同」也逐漸變成超地域的「族群認同」。一直要到1958年，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再也無法忍受這些南部主導的、靠英國人撐腰坐大的伊斯蘭教長的反動勢力，才有了革命爆發。但英法統治者為了爭奪利益使得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族群衝突增加，卻是一個新聞報導從來 不提的歷史事實。

英法在瓜分舊帝國時，把舊三省合併割給英國、把敘利亞勢力削弱分割成「黎巴嫩」、「巴勒斯坦」與「約旦」，然後把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的國土邊界畫在庫德族人與亞述族人等少數族群集中的土地上。由於Sinjar山區就是伊土敘三國的邊界，法國人想要擴展自己在Sinjar山區的勢力，好增強自己在敘利亞委任統治的影響力，所以一直到離開敘利亞以前(1946)，都不時增加了Yazidi地區的不穩定性。

拉攏少數族群用來對付其他本土族群，是殖民者常用的伎倆，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也讓少數族群飽受災難。比如當越戰結束，美國撤軍後，幫美軍打游擊戰打了十五年 的高地Hmong族人，立刻就受到越共當局將其「滅族」的待遇。Armenian在土耳其慘遭大屠殺，其實也與主流社會對於他們「不願意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是歐洲人的走狗」的不信任態度，有深遠鉤掛。

1934 伊拉克國力式微，國家軍隊尚未鞏固，必須徵兵，並確定所有少數民族對國家的忠誠。「第一支國家軍隊」對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統一象徵，少數族群不斷從邊界外流，以逃避兵役。1935-1940 Yazidi人拒絕伊拉克政府徵兵，開始攻擊政府官員。法國人暗中簇擁Yazidi叛亂，造成動亂擴大，弄巧成拙導致Yazidi難民人數增加。伊拉克開始怪罪當時委任統治敘利亞的法國當局、並視Yazidi族人為不可信任的「伊拉克的叛徒」。Yazidi區域也就成了伊拉克阿拉伯穆斯林國族主義的一塊鐵板。

如同東南亞Zomia高地的人們總是在歷史中試圖逃離現代國家的控管、並以自治自主為核心文化價值(Scott 2005)，Yazidi一直是伊拉克國族主義無法深耕的地方。他們住的地方某一天被歐洲人劃入了伊拉克國土內，根本不是出於他們自願。Yazidi 一直是邊境土地(borderland)上的、難以馴服的一群高地人群，而英國委任統治，與法國人爭奪Sinjar的地盤，更加深了Yazidi地區難以管理的特質與Yazidi人與平地/都市/穆斯林的對立。

1945-1947 英國人重新佔領伊拉克，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73。1958革命爆發，推翻君主立憲，伊拉克共和國成立。1968 Ba’ath政黨掌權，海姍於1979年實質掌權。1973 OPEC石油輸出國終於從原本在中東地區壟斷石油買賣的英美荷等國的國際石油公司手中奪回石油價格決定權，因此1967第四次以阿戰爭與之後的石油危機其實也能說是阿拉伯諸國欲擺脫歐美統治者長期霸凌的「獨立戰爭」。

1979-1980 -1982伊朗伊斯蘭革命與兩伊戰爭，因本文篇幅已經很長，無法簡述（伊斯蘭革命後動盪的伊朗，與海珊想藉機擴張伊拉克版圖有直接關係，伊朗革命成功對於伊拉克什葉派認同的復興有激化作用）。1981 以色列攻擊伊拉克，並炸毀一核武基地，導致大量輻射外洩。1984 美國供應武器給伊拉克，並在1986將伊拉克視為同盟，是美蘇對峙的一環。1990 伊拉克債務累累，試圖以侵占（曾被英國人佔領了更久的）科威特獲取石油與貿易港口，由於冷戰乍看之下就要瓦解，歐美與蘇聯紛紛反對。聯合國要求伊拉克撤軍， 伊拉克說，如果以色列可以無視聯合國決議，繼續佔領巴勒斯坦，聯合國憑什麼要求伊拉克？想要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就先讓以色列先從巴勒斯坦撤軍。結果換來波斯灣戰爭 。十萬伊拉克軍面對八十四萬聯合國部隊（一半以上都是美軍），波斯灣戰爭結束。

然而就是波斯灣戰爭，讓賓拉登踏上「恐怖主義」的道路。沙烏地阿拉伯對美軍友好，甚至大開門戶，讓美軍與聯軍進駐阿拉伯，好攻擊伊拉克。賓拉登因為抨擊沙烏地政府而被放逐流亡，開始與其他冷戰時期就反對歐美霸權的組織結盟。賓拉登在1998「國際伊斯蘭聖戰陣線」成立後，解釋了他「恐怖攻擊」構思，他說，他是受到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的啓發。

現在的ISIS過去是Al-Qaeda的一部份，其橫掃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其實不足為奇，因為「伊斯蘭國」誕生的背景，正是伊拉克的窮途末境，北部荒廢的二十年。2014年美國的軍火在敘利亞被ISIS奪走，與1982年阿富汗的塔利班興起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當初為了防堵蘇聯，給塔利班很多武器，雷根總統甚至讚譽塔利班為「阿富汗自由戰士」。）美國輸入中東特多的軍火，外商只在乎石油，伊拉克北部到處是沒有水、沒有電，薪水一直延遲給付，石油的收入(17%)沒有回饋到當地，區域政府與中央政府互相怪罪踢皮球的鬼地方。就好像滿清末年太平天國裡頭參與的份子並非都是神經病，一開始跟從「伊斯蘭國」的很多人並不是宗教狂熱分子，而是在原有社會情境中，已經失去了身為人類的尊嚴，沒有工作，沒有人生，沒有發言的權利。有些民眾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一場伊拉克復興的革命。他們對於現行的伊拉克政權失望透頂，而且根本不認為這個美國扶植的政權有任何的正當性。一位庫德斯坦地區人民說，政客只會忙著蓋百貨公司、非法買賣石油然後去蓋豪宅跟塞滿自己的銀行戶頭，根本沒有人在發展國防。

在這種合法性危機的時刻，出現了ISIS。他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只是曇花一現，結論是和平抗爭沒有用。要極端勒緊控制，要上國際媒體頭條，要嚇得敵人魂飛魄散。這讓某些北部居民，想起了過去曾經聽說的成吉思汗蒙古大軍。

不要說是全球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伊拉克人自己也嚇得半死，一位Kurdistan區域的老商家就說：

這是哪來的自稱穆斯林的惡徒？誰會這樣殺戮、強姦又摧毀宗教聖地？哎，這些人不是穆斯林，我甚至認為他們根本不是人類。

然而這些「非人類」，就是誕生於伊拉克邊境與北部長期所處在的「非人」環境之中。從Yazidi所居住的區域來看，控制那個區域，至少是控制與敘利亞邊界的樞紐的一環，而Yazidi作為「伊拉克國族的叛徒」之歷史幽靈，也再一次被召喚並幻化成「伊斯蘭國的敵人」。

 

◎ 平行宇宙就在世界之中

一直以來，命名絕非反映現實。命名是創造現實。命名是政治。命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觀看的角度，預設了「可見的」的內容。在此觀看框架外的敘述內容，都將自動隱形。美國與台灣的主流媒體，不會形容這個「加薩衝突」為

緊急狀態！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對巴勒斯坦的再次密集種族屠殺，美國應該要部署軍隊並向聯合國請求支援，因為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已造成了第三級人道危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之一命在旦夕，刻不容緩。

這段話聽起來，只能是在平行宇宙或alternative history 小說才會有的情節。不過，其實這個平行宇宙離我們很近，它就在印尼。

印尼穆斯林普遍強烈同情巴勒斯坦，每年每個大城市都會有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的遊行活動。大部份的報紙絕對不會使用「伊斯蘭好戰份子」、「哈馬斯是恐怖份子」這樣的預設。對以色列態度最強硬的報紙Republika就時常使用「猶太復國主義國」(Negara Zionis)來稱呼「以色列」。甚至，當印尼官方穆斯林組織與主流穆斯林團體都紛紛譴責ISIS對少數族群的屠殺行為之時，還是有報導會將「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稱為帶有正面意涵的、為了建國與保衛主權的「奮鬥」(perjuangan)。國立伊斯蘭大學(UIN)萬隆分校的校長Deddy Ismatullah就說：「很確定美國與以色列是恐怖主義組織，但還不確定(belum tentu) ISIS 就是恐怖組織」。為什麼呢？因為對他來說，關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研究已經相當透徹，可以確定兩者都有「濫殺平民」、「長期限制中東人民」等等行徑，但是2014年的此時對於「伊斯蘭國」的了解幾乎完全闕如，因此沒有來龍去脈，他不敢斷言。

當我長期觀察印尼的媒體，我看到了許多差異。我發現我們的世界觀相當西方中心主義。我們跟著西方媒體，只要兩三天的時間就可以判定哪些中東團體是「恐怖組織」，什麼是「種族屠殺」，但是花了六十八年的時間，卻無法看見最大的「恐怖組織」與最長時期的「種族屠殺」。

 

◎ 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當電視新聞又在報導非洲與中東的「戰亂」或「衝突」，而不是「歐美長期以來造成的人道危機」時，讓我們先停下來。講求快速更新簡短聳動，內建性地缺乏百年歷史縱深的新聞報導，有沒有提到，歐美殖民者瓜分中東並將諸國邊界刻意設定為多族群彼此牽制、維護歐美販賣武器與購買石油的威權政體、聯手屠殺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並造成幾百萬難民後，鬥爭者在軍備劣勢下若想要打「獨立戰爭」，往往只剩下鋌而走險的「恐怖主義」？新聞是不是預設了、複製了這些是「原始的、不理性的、阿拉伯人的種族劣根性」造成的無止盡「衝突」的概念，再度重申這些只是「文明衝突」、是聖經裡面有預言過的「幾千年來的戰爭」。新聞是不是又一次粗糙地說，這只是亙古以來的「在地衝突」，而非過去一世紀以來跨越歐亞非的「後殖民戰爭」？

我們的歷史是為誰書寫的？為什麼我們對這塊區域這麼不熟悉，以至於我們可以容許媒體將裏頭真實存在的人們不斷地去人性化與扁平化？為什麼我們無法累積對這塊區域的知識，每次都要從「什麼是伊斯蘭」、「什麼是什葉派」開始問起？為什麼我們始終認為問題是出在被屈從者他們自己身上，而不是出在更廣泛深遠與系統性的後殖民剝削、干預、侵佔的問題上？我們為什麼不知道伊拉克六零年代的大學女學生穿的跟我們一樣都是西服短裙，伊拉克當時過去的是泛阿拉伯主義、國族主義、社會主義，而伊拉克真的直到很晚近才有了過度政治化的宗派主義與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

關於歷史上存在有多種遜尼派與什葉派關係的可能，研究伊拉克遜尼派的學者Fanar Haddad甚至大膽地說：「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作為一種政治認同，在2003以前根本鮮少存在。」這當然是一個可辯論的議題，但重要的是Fanar Haddad提出了六零年代以來，伊拉克國族主義式Baathist意識形態的思考在政治場域中是根深蒂固的。就算遜尼與什葉有長久的宗派分歧，一直要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才被轉化為俱有潛在政治意涵的宗教認同。 從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經濟制裁後，宗派認同才被激化。最嚴重的，莫過於在2003年之後，破天荒地直接把宗派納入憲法體制裡頭，根據人口數量來做政府任職數量的分配，更加深了宗派sectarian的政治意涵。 一切都在2003年美國入侵後完全改觀。美國扶植的傀儡政府沒有正當性，民心渙散，族群失和，經濟停擺，短短十年就孕育了極端份子發動獨立戰爭，而試圖將中東的主權地圖改變。

伊拉克的「宗派」仇恨不需要那麼深，但我們預設了他們必定很深且是為了很膚淺的理由，而西方媒體每播報一次，這種印象就加深一次。這就好像巴勒斯坦問題是因為當年聯合國偏袒以色列給予建國而造成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才誕生的，而不是「幾千年來皆是如此」。「宗教歧視」與「種族迫害」（美國最近又一位無辜黑人少年慘死在警察手上）確實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歐洲。每天都存在的，還有「壓迫」：經濟的壓迫，政治的壓迫，宗教的壓迫。大規模的暴力，都是有組織的行動(請見「暴動系統」理論)，要選在「權力真空」與「民心渙散」時被「政治動員」，並提供激化的「認同框架」，才有能量將「衝突」轉化為「屠殺」。把問題都推給了「文化差異」，完全無法解釋”Why now”的問題。絕大多數宗教人類學者與宗教社會學者拒絕「文明的衝突」理論，正是因為該理論完全忽視每個小區域在地的文化多元性與社會結構、撇開不談促成暴亂形成的特定政治時機與經濟背景、更低估了歐洲殖民中東後加速的族群衝突與固化的族群認同等政治歷史，以及美國的「反恐戰爭」模式已經讓「恐怖主義」不減反增的問題。

我們所看到的「緊急狀態」，不是直截了當地從「文化」蹦出來的魔鬼，而是長期由歐美決定遊戲規則的扭曲中東 ，由長年累月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不平等生存條例」規則慢慢孵育而成的怪獸。我們只看到從勝利者角度去判定的恐怖攻擊，而輕易地正當化了這些勝利者自身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恐怖。

 

◎ 當「和平」只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話術

近幾年來，部分由於社會媒體使訊息更加民主化，資訊流出被層層封鎖的巴勒斯坦，國際間逐漸形成同情，而聯合國秘書長韓國籍的潘基文也跳出來說以色列猛烈攻擊學校、清真寺、住宅區，造成一百八十萬人流離失所，兩千條人命，包括三百多個孩童的生命，根本是「一項罪行」(“a criminal act”) ，就連許多美國人民都已經看不下去了。以色列卻說，他們只是回擊從這些大學校區、醫院、清真寺、住宅區發出來的巴勒斯坦火箭，因此算是「正當防衛」，而這些地方，不是「單純」的學校、宗教場所、醫療場所與住宅區，而是「恐怖攻擊溫床」(terrorist hotspot)。

如果以色列軍隊是「正當防衛」，那為什麼哈馬斯就是「恐怖組織」呢？Hamas在邊境地區理論上都被嚴密監控與限制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找到機會與突破點向以色列丟出上百火箭，為的是想要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所造成巴勒斯坦的長期失業、缺水缺電、物資不足、強制徵收土地、生活世界被高牆、軍事哨點、任意搜查、生活物資只能偷偷摸摸地從「恐怖隧道」運入—或總歸一句，為了「捍衛主權」。可是這些武裝行動，卻從來不被美國政府與聯合國承認為「正當防衛」。

有人說，為什麼要哈馬斯從醫院發動攻擊，「害得」醫院被攻擊？

我回答，如果要抵抗以色列，還可以從哪裡發動攻擊？從以色列軍隊嚴格控管的地方嗎？

有人說，哈馬斯不懂得有效地治理國家，只會搞意識形態戰爭。

我回答，在以色列千方百計限制人民行動、就業與獲取物資的情況下，甚至不讓新聞外流「破壞以色列形象」的情況下，到底有哪個政府可以「有效地」治理巴勒斯坦？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有效治理」，可以不同時也是在以色列許可的行動框架內行動？是什麼樣的「有效治理」，不同時也是默許了巴勒斯坦每況愈下的非人道狀態？如果巴勒斯坦作為一新興國族，只是為了減少戰爭發生，為了自保而不在乎作為二等公民，他們早該放棄了。

有人說，不然就讓他們攻擊嗎？以色列當然會想要反擊啊？

我回答，以色列擁有的選擇非常的多。問題只是他們願意不願意。以色列政府平日可以決策的範圍非常地大，他們可以少一點壓迫，少一點屯墾區，少一點任意搜身，少一點斷水斷電，少一點高牆，少一點殘暴。可是哈馬斯擁有的選擇是什麼？巴勒斯坦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而是正在被殖民與屠殺的群體、其國族主義與獨立政府之形成在過去六十八年間一直處於在「草創」與「創傷」之間無限迴圈。多少年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物資一切仰賴國際施捨。最近這七年，以色列非法佔領加薩，變本加厲，甚至連居民的卡路里攝取量都控制。

有沒有什麼哈馬斯可以選擇的「和平」策略，是可以讓巴勒斯坦免於繼續成為土地上的二等公民的選擇？過去曾有過相對平靜的日子，那些「被動的和平」，不是已經向哈馬斯證實，「和平」等於「繼續當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嗎？

權力可能決定知識的命名，決定了甚麼行動是戰爭，甚麼行動是恐怖主義。人道救援的文明也是歐洲人殺戮非洲人的文明，而別人的恐怖主義其實就是自己的文明血腥史的開花結果。因此，說別人「恐怖主義」以前，請讓我們先翻閱自己偉大文明的血腥歷史。唯有如此，才能夠有真正平等、對等的「和平談判」。

合理化強權的歷史書寫總是讓壓迫者遺忘了將他者陷入萬劫不復的「非人」境遇的過去，然後再讓壓迫者以文明之姿對他者進行拯救。人道救援不該是西方的施捨，頂多只能是帝國主義血跡斑斑的道德贖罪。因為Yazidi族人所面臨的「緊急狀態」–願神眷顧他們–就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六十八年來每日每夜所面對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