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偉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4年八月份，台北行天宮貼出公告「提倡修德與問心敬神，為落實環境保護」，撤了大香爐與供桌，引起大眾關注，媒體上出現不少正反意見。但打著環境保護公共論述的大旗，怎斗膽還會有質疑的聲音呢？
細究後發現，質疑者除了替行天宮周邊賣香攤販等弱勢的「工作權」、生存權發聲外，其他大抵是因肯定傳統拿香敬拜的儀式性功能，而質疑改變傳統的必要性，甚至某種程度上更多是因不適應新的廟拜文化而質疑。但撤香爐及供桌這個事件是公共議題嗎？許多廟宇界的人士恐怕不一定認為如此。媒體上被當作公共議題討論的事件，何以在許多廟宇界的人士會認為那是「別人的廟事」？
【臺北行天宮撤除供桌、香爐，到底是它自家的事，還是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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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請示恩主公」來決定公共議題？
綜覽與此議題相關的報導及網路討論，僅在少數幾篇報導中，在非常不顯眼的地方，讀到這樣簡短的訊息：廟方的這項決定是曾「請示恩主公｣、「經恩主公同意的｣。這些躲在字裡行間非常不起眼的訊息，之所以被淹沒在公共論述的爭辯中，或許因為「擲骰子」向來不是現代社會公共領域討論中值得被正視的議題。這完全不難理解，現在若還聽到「統獨問題、核四的存廢乾脆由博杯決定？｣這類聲音，大概所有的人都只會有一種感覺：這是多不文明的言論啊！現代社會中，類似「擲骰子」的遊戲，大約還只能存活在彩卷活動中，而且還得包裝在公益及照顧弱勢等意義架構中才能獲得存在的正當性。但這些報導中被邊緣處理的訊息真的對公共論述那麼不重要嗎？套句箴言「上帝藏在細節裡！」，「請示恩主公｣這類在報導中被當作敘事修辭的不起眼訊息，或許可能就是那重要的「細節」，這細節可以告訴我們，何以多數廟宇界人士認為那只是別人廟事的原因。
公共議題的討論，一般容易只聚焦在公共的生活空間、共同的社會關係等等的討論，而拿不拿香拜拜的公共討論，通常也只聚焦於它是否會造成公共生活空間的環境污染。這類事情，行天宮事件不是單一事件：廟宇熱鬧活動時辣炮所產生的噪音問題也是一例。台南市政府於2013年開始嚴格實施夜間十點後禁炮的規定，比起行天宮事件，此事引發台南廟宇界討論的程度熱絡多了。對台南廟宇界來說，限炮措施才真正是廟際場域中的公共議題，因為辣炮關乎兩間廟之間交陪的禮數：甚麼時間辣、辣多少炮都是廟際場域中交陪文化的一項學問。而公權力介入辣炮的管制，關係到廟宇間的交陪模式，自然成為廟宇界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
【臺南市禁止廟宇辣炮，也是引來正反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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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廟宇界對台南市政府的決策都持反對意見嗎？並非如此，深入瞭解後會發現，一般廟方管理委員會的人對此不僅不強力反對，有些甚至還持樂觀其成的態度，而持反對意見的聲音主要來自一些私壇及轎班人員。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台南府城廟方的交陪關係十分特殊，長年來已形成一種特殊的宗教文化，廟宇間在熱鬧活動中的禮尚往來十分講究，但這些「厚禮數」的社會交換傳統，在現代卻必須建立在相當的經濟資本的基礎之上，辣炮正是其中一項所費不貲的項目。在拚比禮數的過程中，許多廟宇對辣炮文化早已醞釀有稍事收斂的想法，因為對廟宇經營者來說，降低辣炮的量不僅可以降低民眾的抱怨，提昇廟宇形象，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減少開支。而私壇及轎班人員之所以反對，是因為辣炮的噱頭，常是他們「打響名聲」的方便之門，此外，對轎班人員來說，辣炮已成為他們儀式實作的一種游藝文化，一種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限炮對他們來說有慣習上的適應問題。
限炮措施實施後，台南廟宇界雖逐漸接受了這項廟會放炮的新規定，但過程卻不是沒有反抗的聲音。一些廟宇為了達成慣有的禮數，寧可受罰也照放不誤，其心態就是花錢解決問題，就讓環保局罰個夠吧!另外，也有許多廟會參與的成員索性在活動即將結束前，定點將炮一次辣完後便閃人，待警察趕到時，相關人等早已不見蹤影。但這些零星的對抗，在警察進行預防性的稽查及勸導後，似乎已逐漸消退，畢竟廟宇界真正有影響力及決策權的是廟宇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因此在不違反廟宇界這群主流勢力的意願，台南廟宇界終算是平和的接受了這項改革。
◎廟宇內部的決策機制：也要人、也要神!
在現代世俗化的言論氛圍中，廟宇管理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往往被簡化理解成是廟方自我利益極大化的表現。但若深入廟宇組織的決策模式，會發現實情遠比想像複雜些。在此僅舉一項曾研究過的案例來說明其中的複雜性：筆者曾追蹤探訪一間財務狀況普通的媽祖廟宇，當時此廟正籌劃一項重要的建醮活動，但由於建醮所費不貲，因此在建醮的前兩年，一群信徒就忙著組織了捐款合作會，每人每月固定捐款近萬元，希望能籌措足夠的建醮經費。這期間信徒諸多焚香祝禱，祈求媽祖保佑能讓建醮完滿。
時間流逝，建醮在即，攢了一年多的經費，雖說不少但算算也還差個兩百萬，信徒們心急如焚，籌錢愁容。不久之後，在一次回母廟進香的過程中，母廟在不知他們經費短缺的情況下，慨然表示願捐助兩百萬協助建醮。「兩百萬! 怎麼這麼巧，我們正缺這個數，真是神明自己會找錢!」這件事在一些信徒口中成了神蹟般的事件流傳著。但對此意外的喜訊，信徒中卻也有另外一種「理性的」詮釋：「若是平常沒有努力在交陪往來，人家怎麼會願意捐錢給我們!」
【廟宇之間平日的交陪，跟神蹟的開示，在廟宇決策上，哪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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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的事件上，我們看到信徒內部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前者將功勞歸功於大家焚香祝禱而神明垂聽的護佑神蹟，後者則將一切努力歸功於人事經營的成果。有趣的事，這兩造人馬完全不會爭辯彼此詮釋的對錯，因為這發展的結果讓兩造都能透過一套自己的詮釋架構而更證成自己平常行動努力的意義。
這個現象幾乎可以說體現了多數廟宇內部決策機制的縮影，當廟宇內部要共同決策某種規劃是否施行或續行時，決策成員的討論中往往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本於神意的護持觀點，另一種則是本於世俗經營理念的經營觀點。若此規劃預期出現的發展或實際執行的過程中，能讓兩造在不同詮釋架構中分別找到確認自我行動意義的切入點，不僅能讓兩造對此規劃的決策有所共識(但非理念上的共識)，並且還會讓彼此的行動努力所產生的進展，被對方誤譯詮釋為自我行動努力的成果，而讓彼此都更強化對自我行動意義架構的認同。反之，若其中有一方找不到詮釋的切入點，則這類決策往往不容易成功或無法續存。這令我想到民間信仰人士平日常掛在嘴上「也要人、也要神!」的口頭禪，還真是替這類需要兩股力量達到某種非意圖的(雙向轉譯的)協調狀態後才能成就的決策機制，下了一個相當貼切的箴言式註腳。
由此回頭思考台南限炮的發展，持護持觀點及經營觀點的信徒，似乎在限炮規定上都找到了詮釋的切入點，分別將辣炮活動詮釋為與神明喜好沒有必然關連及勞民傷財的作為，因此要讓兩造共同接受限炮措施自然不是難事。但對於撤香爐、供桌這類被認知為與神意密切相關的事宜，則因各廟有各廟的因緣，持護持觀點的信徒若無法找到轉譯詮釋的可能性，以便確認如此改革並無違反神明的意思，那麼儘管公共論述環境所營造的氛圍說服了持經營觀點的信徒，認為可以藉此來營造廟宇正面的公共形象，他們仍然很難與護持觀點發展出前述相互支持的轉譯詮釋機制，兩造的共識也因而難以達成。行天宮事件相關報導中不起眼的訊息，之所以是關鍵「細節」，不在於「請示恩主公」的字面指涉，而在於它透露出決策背後涉及的雙向轉譯詮釋機制。各廟是否將香爐、供桌的設置視為公共議題，端視各廟內部這個機制的決策，這機制也正是廟宇展現社群公共性的重要基礎。
◎尊重具高度地方文化特性的文化公共觀
現代社會的多元性體現在許多方面，其中立體多層次的公共觀同時並存的事實，就是其中一項鮮明的特徵：每間廟的內部決策都展現出特定社群的公共觀，而廟與廟之間的默契與協商則體現有廟際場域中一種跨廟的公共觀。廟宇社群及廟際場域層次這兩類建立在微觀互動及協商基礎上的公共觀，代表一種具高度地方文化特性的文化公共觀；有別於此，現代公共領域的議題則根本上是建立在公民、人權等基本概念的基礎之上，狹義來說涉及了與每個個人、法人有關的公權力及相關具有法律保障性及強制性的律法公共觀，但廣義也包含公共輿論進行價值論述所生產的輿論公共觀，如公眾對宗教團體在慈善事業的期許、社會功能(如撫慰心靈)的期待等，都是宗教團體在所處的公共輿論環境中所必須面臨的價值公共觀。
【俗民的文化公共觀，跟律法公共觀，有時候會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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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多層次的公共觀彼此間常存有諸多矛盾，例如針對拜拜是否拿香這個議題，各廟宇的社群公共觀與社會的輿論公共觀就不一致。根本上，公共性論述必定涉及價值判斷，但價值的選擇是否只會有一個標準答案則未必，特別是有關律法公共觀的具體實踐，實踐過程中應該給涉事者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有機會從底層及內部去消化及討論，解決方案若是能讓涉事者自行調整而發展出來，如此對文化公共觀及律法公共觀之間落差的彌平才會有實質的幫助，如此也才能體現現代公民社會的實質精神。若單從外部強加一個標準作法來強力執行，將只會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簡化治理模式，至於效果能不能持久，則像是「擲骰子」：要看運氣!
擲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