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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