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畠真弓 [1] /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日本的學生運動以反對與美國政府間的安保條約為主要訴求蓬勃發展。但之後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的抬頭，他們的運動目標轉移到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達成，開始往組織封閉性與激進暴力革命的方向走，以減弱群眾動員的力量。將近45年，學生運動似乎無法扮演推動日本社會改革的角色以失去它的影響力。但到了今年，反新安保鬥爭激起很大爭論，日本學運有風雲再起[2]。2013年12月6日日本國會通過以保護與國家外交及安全保障有關的機密情報為主要目的之《特定秘密保護法》[3]，學生於是成立學運團體「SEALDs」，由日本國內學者民眾組成的「反對安保相關法案學者之會」也支持學運，在日本各地展開抗議新安保行動。「SEALDs」乃是由學生自主發起，非關黨派、非特定意識形態的團體，整個組織目前約有400名成員：全名為「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日文則是「自由と民主主義のための学生緊急行動」（自由與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4]。值得一提的是，發起「SEALDs」的學運領袖奧田愛基不諱言表示，這場日本學生運動是受了去年發生在台灣的318太陽花學運啟發[5]。在本文，筆者探討日本安保鬥爭下的兩個不同學運世代：一個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的學運世代，另外一個是最近幾年引人注目的反新安保法學運的歷史背景與脈絡以試圖釐清兩個不同學運世代的群眾動員模式的差異。接下來，進一步地比較探討隨著經濟發展所引起的階級意識的喪失，在台灣與日本的學生運動同樣面臨社會連帶鬆動的狀況之下，產生與建立公民自主行動機制的過程。
抗議新安保法的日本民眾[6]
◎日本兩個不同學運世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美國政府面臨蘇聯政權的軍事威力，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過程「美日安保條約」被認為是美國建立國際和亞太和平秩序的軍事聯盟，從1951年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安保條約、1978年安保指南、1997年新安保指南以及今年的新安保條約，美日之間簽署相關的合作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的爭議點在於如何詮釋「集體自衛(collective self-defense)」的概念，在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中有規定，國家遭受武力攻擊時，其他國家可以合作協助該國的武力自衛。冷戰之後的美日安保體系往美日兩國共同維護亞太安全的方向發展[7]，今年9月19日，日本參議院投票批准了新《安全保障關聯法案》（新安保法），日本除了既有的自衛權之外，因海外聯盟國家的需求，允許日本軍隊到海外參戰以提供軍事上的援助。新安保法牴觸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建立和平憲法的精神，數萬的反戰學生與一般市民在國會進行長達約一個禮拜的抗議遊行[8]。
今年9月17日，筆者為了在「日本社會學年會」協助舉辦「台日學術交流研討會」從台灣飛到東京，遇到日本國會參議院通過新安保法的關鍵時刻。下了飛機趕到國會前抗議新安保法的現場，參加了日本學生與一般市民的抗議遊行。在1960年代抗議安保條約運動扮演主導角色的左翼激進派學生組織也有參與此次的抗議新安保法運動，但主導抗議行動的學生團體是如前所述的「SEALDs」，學運領袖奧田愛基剛好是筆者的學弟[9]，在國會抗議現場，筆者能夠有機會認識他，感受到這次學運新世代的相當自由且開放的氣氛。在日本長期以來研究學生運動的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教授（日本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系）[10]也有支持「SEALDs」的抗議行動，他過去在著作《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1968：青年們的叛亂及其背景)》以及《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政治、社運與民主）》回顧與探討日本學運與社會運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日本各種社運團體抗議新安保法[11]
小熊英二（2009；2012[12]）認為，在1960年代反安保法學運發生時，日本鄉村的社會連帶相當堅固，不管執政黨（自民黨）或在野黨的支持者幾乎都屬於社區的共同體幫政黨拉票支援。例如，支持自民黨的社區共同體：自治會、町內會（市町村之下的基層自治組織），支持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等）的改革派社區共同體包括勞工團體、公務員工會、教職員工會。另外，文學家、藝術家、在日韓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朝鮮民族）以及學生自治會等都屬於左派團體。因此，學運與社運的群眾動員模式也是以共同體為主，例如，學生在學生宿舍組成行動小組，勞工以工會的名義參與社會運動，一般市民以商店公會、安保法讀書會、大學教授團體等名義發起社會運動。但1968年，「全共鬥學運」發生時，群眾動員的模式有所改變。由於日本經濟起飛，都市化與個人主義抬頭瓦解鄉村的社會連帶，共同體的凝聚力愈來愈減弱。「全共鬥學運」所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受到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大學升學率急速上升，大學文憑商品化以及學費高漲等在日本社會急速進入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過程所發生的現象，因此，不屬於任何共同體的學生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參與學運以抗議大學教育的大眾化與「學店化」的趨勢。
Tilly(1979)[13]與Crossely(2002)[14]等美國社會學家認為，在以密切的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社會連帶，如果人們感到社會上的不公平，則容易建立彼此的認同感以推動社會運動。何明修(2009)[15]也指出，群體內部的凝聚力越強，則較容易採取集體行動。凝聚力強的社區連帶對於學運與社運的群眾動員帶來相當大的正面效應。但如小熊英二日本學運的研究顯示，在戰後經濟急速發展的過程，日本鄉村的共同體社會連帶逐漸地瓦解，大學生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地參加學運，共同體的組織動員能力明顯地減弱。在此狀況之下，激進派的左翼學運分子對於學運組織的鬆動與去中心化感到恐懼感，建立相當封閉且束縛力很強的學運組織以試圖控制鬆動的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透過激進的革命精神綁住學運成員，以暴力手段制裁不尊重組織規範與社會主義革命精神的成員，最後導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血腥內鬥。1972年2月19日到同月28日在日本長野縣輕井澤發生的「聯合赤軍（日本激進左派武裝恐怖組織）」脅持人質，殺害了組織成員的「淺間山莊事件」則是代表性的例子。看到殘忍的學運成員間內鬥結果，學生與一般市民則對於學運感到絕望，1970年代之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潮流漸漸地失去它的動員力量以開始沒落。
小熊英二（2012[16]）探討日本學運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並指出，197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工業化社會蓬勃發展，經濟繁榮與雇用的穩定支撐自民黨的長期政權以導致公民對於社會參與失去興致，學運也處於停滯的狀態。但經過1990年代後的泡沫經濟的崩潰以及長期的經濟蕭條，日本年輕人開始感到對於未來發展的危機感。尤其是2008年金融風暴發生後，青年失業人口暴增，則開始產生政權的流動化與社會運動的再起。2011年發生311大地震之後，日本人民失去對於政府的信任感，反核運動則蓬勃發展。如前所述，日本的鄉村社會共同體的連帶已經失去它的凝聚力，因此2012年首相官邸前反核運動發生時，學生以及各年代的社會人士以個人的名義參加，透過和平的方式推動運動以帶動廣泛的群眾參與社運。從此之後，日本的一般市民開始認為，社會參與、社會運動以及遊行的常態化、日常生活化乃是日本社會改革的重要步驟。在這幾年的反新安保法風波，學運團體「SEALDs」扮演核心的角色，主要的成員是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以及上智大學等東京都市型私立大學為主，與1960年代學運世代不同，沒有特別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形態或激進左派社會主義革命精神，他們採取以反戰與保護日本和平目的聚在一起的自由參與模式。參與「SEALDs」的大學生打扮得相當時尚，抗議劇碼(protest repertoire)也以嘻哈音樂(HipHop)的節奏唱抗議新安保法歌曲的方式，受到新世代日本年輕人的矚目。
以嘻哈音樂(HipHop)的節奏唱反新安保法歌曲的學運人士[17]
◎社會連帶的鬆動與公民自主性的台日比較
雖然台日學運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台灣太陽花學運與日本反新安保法學運的確有類似之處。一個是台日學運都有反對黑箱、程序的不正義。當初日本國內對新安保法持反對意見的人民將近過半，隨著政府不清不楚的解釋，反對的輿論則不斷增加。在多數人認為該法案違反憲法第九條內容的情況下，安倍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竟是重新解釋憲法以落實安保法案，而國會也在未能有效解釋民眾的疑慮下強行將安保反案審核通過，眾多舉動都與太陽花學運時期反黑箱訴求相似。318學運發生時，立法院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未能完整解釋清楚且多數民眾對其內容有爭議時強行包裝服貿法案過關。第二個類似點則是台日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無論是日本政府或台灣政府皆對爭議性相當大的法案說詞反覆而已，造成人民不信任心裡愈來愈變得嚴重。第三個類似點是該法案攸關國家安全。新安保法雖是討論軍事，而318學運所針對的服貿協議則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二者看似不同；但實際上，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敏感的政治關係，具有諸多漏洞的服貿協定確實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國家安全疑慮，本質上來說兩場學運都隱含了對國家安全的憂心，以日本學運而言，對戰爭的立場可以從這次安保爭議中展現，「反戰」的理念與新安保法案幾乎相悖，引發了日本人對國家安全的顧慮。最後的類似點則是台日年輕人都面臨失業與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接受電視台採訪的日本學運領袖奧田愛基[18]
對於國家安全的觀點而言，戰後台灣始終面臨與中國之間的外交緊張關係，因此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國家威權體制的脈絡之下學運不斷地發展。1980年代之後，學生團體開始思考大學民主化的議題，也有聲援反公害等社會運動。解嚴加快民主化的進展，學生團體間的合作關係也愈來愈密切。1990年「野百合運動」後，學生運動所訴求的議題逐漸由政治議題轉移向社會議題。他們提出的議題包括：大學法修正運動、學生參與校務、廢除軍事教育、環境問題、農民運動以及反核等。2000年之後，大學自治、反對學費上漲、反核等社會議題相當引人注目，更多的學生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港千尋2015)[19]。
何明修(2006[20])的台灣環境運動研究內容顯示，台灣政治自由化初期(1987年到1992年)，社會運動與社區的社會連帶有密切的聯繫。但經過了政治民主化與多元化的過程，環境運動抗議處理的例行化以及民進黨的轉型促成了環境運動的常態與制度化，環境運動不再是代表反對黨或執政黨等特定利益部門的抗爭工具。社會運動被零碎化與世俗化的結果，它擺脫利益團體的束縛以開始回歸環境關懷，提升與加強公民參與社會運動的自主性。
如上的台日學運與社運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顯示，1960年代日本學運的主要原因在於，對於日本戰後經濟繁榮與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恐懼感與壓力，但在近幾年以反安保法為契機的學運，面臨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長期性經濟蕭條與環境污染等社會議題，年輕人對於未來的危機感成為主要的運動動機。在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人民對政府與政黨的不信任越來越強，與日本的學運同樣，失業與環境議題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議題也促成台灣公民參與社會運動的自主性行動。Castells(2009)[21]認為，在現代的資訊網絡社會，組織、個人以及資訊的流動促成共同體社會連帶的鬆動與組織的去中心化。此社會連帶的鬆動加強公民擺脫利益團體的束縛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地參與各種社會行動，如Wright(2010)[22]指出，不少公民透過「賦權式參與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等公民統治的模式主動地嘗試社會問題的解決，社會運動成為公民往直接民主發展的重要步驟。在日本，由於鄉村共同體社會連帶的瓦解，政黨已經無法動員大量的民眾支持者。在台灣，社運與學運不再是代表政黨利益的工具。社群媒體等資訊網絡社會的發展也加快這些社會連帶的鬆動與組織的去中心化現象，因此，無論是在台灣或日本，公民對於政府、政黨以及企業保持獨立的立場，發揮他們的自主性參與社會行動的現象將成為東亞社會的未來趨勢。
附記：本文感謝徐儀紋（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協助搜尋台日學運相關的資料以及撰寫本文分析的一部分，若有錯誤為作者責任。
[1] 筆者為東京出身的日本人，於大學時期認識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因而開始學習中文。期間對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濃厚的興趣，便於移居台灣後，在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念書時至今持續進行台灣產業轉型與創新、東亞資本主義與人才跨國遷移以及太陽花學運動員機制等台灣社會學研究。
[2] 2015年9月19日，〈反安保學生領袖受傘運啟發〉，《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919/19301776
[3]2014年1月20日，〈日本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走進日本》。
http://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44/
[4] 2015.9.15國會公聽會 奧田愛基發言全文、「SEALDs」官方網頁
[5] 2015年9月17日，〈太陽花啟發 日學運反安保法〉，《聯合新聞》
[6] 由筆者拍攝
[7] 楊永明，1998年6月，〈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275-304。
[8] 張聖杰，2015年9月19日，〈觀點投書：安保條約真的能提供安全保障嗎？〉，《風傳媒》。
[9] 奧田愛基目前是明治學院大學（位於東京都港區白金台）國際學系四年級學生，筆者是明治學院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
[10] 小熊英二教授今年九月中訪問台灣，在各地接受採訪與進行數次演講。九月二十五日他在台灣師範大學進行演講（主辦單位：台灣人權促進會），筆者負責與談人並有機會與小熊教授談台日學生運動的未來方向。參照聯書活動網頁與演講現況轉播：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24046577761221/
[11] 由筆者拍攝
[12] 小熊英二著，2009，《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1968：青年們的叛亂及其背景)》。東京：新曜社、小熊英二著，2012，《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政治、社運與民主）》。東京：講談社。
[13]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Addiction-Wesley.
[14] Crossely, Nick (2002). Making Sense of Social Movements.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5] 何明修 (2009) 社會運動。見王振寰．崔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三版)，頁343- 364。台北：巨流。
[16] 小熊英二著，2012，《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政治、社運與民主）》。東京：講談社。
[17] 由筆者拍攝
[18] 由筆者拍攝
[19] 港千尋(2015) 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20] 何明修(2006) 綠色民主 : 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21] Castells, Manuel (200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2]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身為日本人，卻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國內團體的支持者是些什麼組織，不是很奇怪嗎？為何獨獨漏掉日本「共產黨中核派」？建議筆者自己在日文google下搜尋「sealds」一詞，連結的關鍵字「共産党」，並多研究sealds核心成員與「共産党」成員的互動關係。不要連一點基本常識都沒有。
台灣太陽花很多其實樂見美日安保以抵抗中共，不知日本學運份子對此感覺如何？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