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全球商品鏈當中定義領導廠商的方式，是從供應鏈的環節中獲取最高附加價值的部分所決定的。擁有專利先進技術或品牌，是成為領導廠商的必要條件。但附加價值如何計算？若只是以金錢計數，從成本和價格進行「向下沈淪」的競賽，勢必犧牲環境和社會公平與人權。因此，從社會價值的層面來思考，它不僅創造了產業升級，也更能確保人類社會的永續。例如，確實實施「綠色供應鏈」的步驟，從生產原料的採購，生產製程中的能源使用，以及對環境友善程度，納入環保的概念，並將供應鏈延長到產品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這已經是歐盟先進國家的標準。三月剛舉行的蘋果新手機發表會，除了產品功能表現的介紹之外，還特別展示了蘋果公司為回收手機零件而製作的機器人「Liam」，宣稱可以在11秒內拆解一台iPhone 6的手機，成為新機發表會的最大亮點。可見商品鏈環節已經延伸到產品的回收，而蘋果公司也已經看到必須往友善環境發展的趨勢。

【蘋果公司為了回收手機零件而特別發明了「Liam」機器人】

消費者現在還有更多的選擇，因為「公平貿易」的手機已經開始第二代的生產。公平貿易的社會運動在農業採購上有多年的歷史，試圖改善被剝削的咖啡農民生活，我們可以選擇購買公平貿易咖啡。公平貿易的電子資訊產品將會是另一個可能，2013年Fairphone由一個荷蘭團隊所開發，從原物料取得方面，堅持只採購非衝突礦石作為原料，避免加劇剛果內戰，而且也藉此扶持剛果經濟的安定，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率。它也重視供應鏈中所有勞工的權益，包括工資及工作環境的合理性，也建立了手機的回收機制。今年3月Fairphone的進化版問世，加強模組化以方便維修的設計。公平貿易手機之所以能夠實現，正是從商品鏈環節的社會價值來考量，但功能和價格也可以與現有品牌廠商相比。

以上的幾個案例都提供了從商品鏈架構出發，透過社會的創新而增加商品的附加價值。實現這些價值的行動者，是消費者或民間團體，他們透過社會運動而產生推動商品鏈改變的力量。面對紅色供應鏈威脅，我們不應侷限在經濟條件的競爭，我們也可以加入「綠色的供應鏈」，或者以公平貿易的手機商品鏈為範本，在追求產業升級的同時，開展多元創新的思維，能夠與社會價值向上提升俱進，才是創造真正贏家的供應鏈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