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圖1，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75.html

然而，相較於疾病及其復原經常有明確可徵的身體狀況，影響幼兒發展的因子非常複雜多樣；個別孩子的發展進度是否符合常規，許多時候也不易判別。但是當代強調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意識型態，仍要求「好媽媽」不只應該避免讓孩子在發展里程碑上落後，更必須努力最大化孩子的身心發展。除了外顯的身高體重，以及可供比較的認知、語言或動作能力之外，還包括相當抽象的安全感、信任感、自信心、專注度，以及創造力等等。易言之，醫學意義上的遲緩並非唯一重要的發展風險，直指孩子未來成就的許諾（從「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開始），同樣強而有力地獲取無數父母的關注。這種關於兒童發展及其風險的科學知識，以及對於母親的道德要求，創造出大量的市場需求，展現在形形色色的育兒書刊雜誌、教材玩具、課程活動當中，不斷挑動家長心中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欲望。

然而，除了勤勉學習最新知識來做為自己的育兒指南，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一方面，新手媽媽經常面對眾說紛紜的育兒建議，特別是網絡時代的爆炸資訊難以判斷，另一方面，育兒的實際安排常鑲嵌在家庭的協力網絡中，因此選擇特定育兒實作時往往必須處理家庭連帶的社會關係議題，例如公婆教養價值觀的衝突。此外，對孩子無所不在的發展監看，更使得母親容易落入比過去更容易被究責的困境。

 

一、「眾口囂囂，不可勝聽」－－各說各話的專家建議

當代台灣的育兒知識具有某種晚期現代性特質──舊的傳統與習慣不再被新手父母所信賴，新的知識又日新月異，不足以為育兒實作的安排提供牢靠的指引。正如 Tina Miller 的研究指出，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但卻為道德性牢牢支撐的脈絡，會使得母親更加努力尋求並優位化她們認為的專家知識 (2005:47)。然而，「專家」之間對於何謂好的育兒方式其實缺乏共識，甚至會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許多新手媽媽們都能明確指出時下流行的育兒指南分為「大人中心」與「兒童中心」兩派，各以《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林奐均著, 2006)  和《親密育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 為聖經（以下簡稱《百歲》與《親密》）。粗略來說，《親密》主張父母應學習辨識與回應寶寶發出的信號（「寶寶哭了就把他抱起來」），哺餵母乳、盡量與寶寶形影不離，晚上也跟寶寶相伴而眠。《百歲》則主張應為寶寶建立作息時間表，切忌一哭鬧就餵就抱，並且訓練寶寶在自己的床上自行入睡，至少六週大時就開始訓練寶寶一覺到天明。

面對諸如此類大相徑庭的建議，新手媽媽們最常用主張者的專業身分以及是否有豐富照顧經驗，來作為聽取與否的初步判準，再依據自身育兒的獨特脈絡來評估專家建議的適用性，包括自己的個性、孩子的氣質、家庭的居住安排、夫妻的工作狀況，以及對育兒與親密關係的個人理念等等。易言之，她們總是「選擇性」地接收與應用知識，並且在真實的個人育兒脈絡中加以考驗。當面對選擇不同育兒方式的其他母親，她們常會以兩種策略來合法化自己的選擇：一是援引書中的科學醫學知識，另一則是以道德理由貶抑其他作法，例如「親密派」會將「百歲育兒」戲稱為「殘忍育兒」，「百歲派」批評實行「親密育兒法」是在「寵壞」、甚至「剝奪孩子的學習能力」。

誠然，各門各派的專家建議，可能作為多樣化的資源，提供不同需求的母親各種理論基礎與實務指南；但是，當一套知識體系被賦予權威地位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其他知識的貶損，此時，這種知識的分歧便可能導致母親們相互批評。特別是針對不會說話的嬰幼兒，他們的身心狀況與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建立明確的因果性；當社會中永遠存在複數的育兒權威知識與實踐，母親們就更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可能影響孩子的福祉而負責。即使她們總是不難找到支持自己的論述，但一旦孩子的發展不如預期「完美」，眾說紛紜的知識場景，可能就會讓她們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

圖2，主張「兒童中心」的《親密育兒百科》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2，主張「大人中心」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關係網絡中的育兒分工與協商

在台灣，育兒常常不是母親孤身一人與孩子之間的事，而是發生在家庭協力的關係網絡當中。固然母親幾乎總是主要照顧者，但日常生活中的育兒實作，總得有部分時刻得跟孩子的父親分工，或是依賴擴大的家庭網路—例如公婆–例如固定分擔白天的照顧工作，或提供後勤支援，包括接送孩子，填補放學到父母下班間的空檔，在父母需要的時候幫忙暫時照顧等等。也因此，媽媽們是否能徹底執行自己期望的教養方式，往往必須在這種關係網絡中反覆協商。

在許多強調早期發展的論述中，由祖父母進行教養常被視為一種有風險的育兒安排。過去沒有問題的育兒行為，在新的育兒知識當中常蒙上阻礙發展的陰影，例如老一輩認為讓幼兒坐「螃蟹車」比讓他們到處亂爬更安全，新的育兒觀念卻擔心有翻倒的危險性，並且不利於孩子發展平衡感；也有主張長輩較不擅長跟幼兒互動，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刺激，做不到像新的育兒的建議，要求父母多跟孩子說話唱歌講故事唸繪本，還要有充足的活動量，不能一天到晚揹著抱著或限制在家。這樣的要求當然加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也使母親們經常以此原則來與其他照顧者分工。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認為新生兒的身心需求比較容易滿足，因此託給長輩照顧，自己忙著為兩歲女兒講故事、帶著上親子律動課程，並根據發展階段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去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

而當年輕一輩的父親愈來愈積極參與育兒，這種對幼兒發展刺激的全面要求，也多少會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分界來分派教養的任務，例如媽媽負責教育孩子的認知，爸爸則增加孩子的運動質量，教孩子騎腳踏車、溜直排輪，或只是帶到戶外讓小孩盡情跑來跑去。這些活動並非因應新的發展知識而出現的新項目，卻被賦予新的科學醫學理由：訓練動作發展、肌肉協調以及平衡能力。

而當照顧網絡的成員間存在歧見，母親們為了一致化育兒網絡中的實作，經常得嘗試努力說服其他成員。她們採用的策略，首先是連結科學醫學的權力基礎，例如祭出「醫生說」，或是買書、摺頁、要求對方閱讀；如果對象是老人家，還會把重要頁面影印放大再用螢光筆畫重點。倘若長輩不相信科學權威，就採取「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找出對方可接受的權威來源，例如小姑或是其他年長鄰人代為游說。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媽媽們就會必須取捨──例如到底是「當媽媽的身分重要，還是做媳婦的身分重要」，來決定是要堅持捍衛自己的原則，還是考慮家庭和諧或分工需求而忍受不一致的教養實踐；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自然都有相應的代價：或者是社會關係的風險（例如打壞婆媳關係），或者是自己身為母親的認同風險（例如變成無能保護孩子的母親）。也因此，如果經濟能力較寬裕，許多母親寧願選擇花錢顧用保母。畢竟以金錢為基礎的一對一契約關係，母親可以主動尋求理念一致的保母作為育兒協力伙伴；若有不合，也相對容易中止關係而不必付出太高的成本。

 

三、日益嚴密的發展監視

隨著早期發展論述愈來愈受到重視，嬰幼兒發展指標與相關量表也開始大量流通，即使並非經過正式篩檢的管道，還是可能做為消費贈品或循著其它途徑進入家庭空間，成為孩子發展的潛在監看者。BabyHome 上有位媽媽為了「大姑小姑天天拿著奶粉公司送的成長紙，碎碎念說什麼妹妹遲緩呀」（女兒八個月大，坐得穩但不會爬），迫使她上網詢問大家有沒有「關於小孩學爬發展的文章」，想要「印下來堵她們的嘴」。另一個網路討論區中，一位媽媽抱怨自己的父親認為選擇全母乳的她「沒奶」，導致外孫女「活力不夠」，還寫 e-mail 告誡女兒說：「你的小孩長期半飢餓狀態,  不像一般 4、5 個月的小孩活力充沛，……小孩子 3個月是腦力急速發展的時候,  我擔心她的腦力已經受損」。這位媽媽認為，會受質疑的理由是因為小孩很安靜，任人抱都不吭聲，被抱著坐直的時候也沒有想要跳跳跳的反應。但她說：「我以為照兒童健康手冊上面的進度，會趴、會撐起頭來，就差不多」，「我娘家的人現在是在逼我女兒做七八個月的發展狀況檢測，例如腳垂直時會不會蹬直站起之類的」。然而，她還是抵禦不住壓力，一直「鬧老公」說要買「跳跳鞦韆」（使用年紀建議六個月以上）來刺激四個多月女兒的跳躍能力。

從這兩個例子中都可以發現，普遍流通的發展權威知識，使孩子受到遠比過去更嚴密的監看。即使媽媽們都知道：來自非照顧者的片面、隨機的觀察與評價並不能掌握孩子發展的全貌，但當這類的質疑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她們，無法以自身對孩子的發展具有更完整的知識來抵禦。這個社會無處不潛伏著譴責母親的低語，只要媽媽持續被認為得為孩子負責，每個母親就都有可能不夠稱職 (potentially unfit)(Blum, 2007)。一方面，她們必須與上一代的權威知識奮戰；另一方面，新的育兒實踐卻又被眾家權威知識環伺，並臣服於比以往更高的標準。

而如果新的育兒實作受到來自傳統權威的質疑，母親們還可能倚重科學醫學論述的權威作為自己的奧援。但當批評者同樣運用科學語言進行醫療或發展的凝視，母親們似乎只能以強化科學育兒的方式來回應。觀察網路上的互動，倘若網友的抱怨是針對上一代倚老賣老的干涉，回應者多半都是給予加油打氣，但若抱怨他人認為自己的孩子有發展疑慮，網友回應的狀況就會高比例地出現「看醫生」的建議，例如上面被懷疑女兒「腦力受損」的媽媽，就收到帶女兒去做感覺統合測驗的回應。透過網路空間所延展的社會網絡，強化了科學醫學的權威，網友們會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把握發展黃金期」來彼此說服，或相互鼓勵「尋求醫師的專業認可」讓自己安心、同時做為避免被質疑的手段。易言之，網路作為新的資訊生產與傳播的工具，使醫療知識的使用者可以有更多元的管道去主動取得與評估資訊，因而得到較高的自主性，但同時也使得各種醫療主張更容易滲透到生活世界，助長了科學醫學知識在當代社會的支配。

圖4，各種育兒知識之爭，其實還是一場道德母職的論戰。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42.html

四、結論

整體來說，當代幼兒發展知識的普及，以及對於育兒高度異質性的專家建議，使得新手媽媽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母親們雖然可以在不同知識當中做選擇，但必須面對「可能犯錯」的心理焦慮與罪惡感，彼此之間也可能因為奉行不同權威知識與實作而相互批評，不是認為對方無知，而是質疑知識選擇所代表的母職風格。各種知識之爭，其實還是一場道德母職的論戰。畢竟，無論如何汲汲尋求都無法獲取完備的育兒知識，更不可能保證竭精竭慮就能養出完美的孩子。這些關於幼兒發展的權威知識，管制的對象並不限於傳統育兒法的奉行者，即便「照書養」的媽媽們也同樣得接受考核與檢驗，並且其標準遠比過去更嚴苛。

因此，當代的幼兒發展知識依舊是一套評價與管制親職的系統，並且日益具有支配性質。正如過去研究已指出：女性易於接受醫療科學技術，是因為它們承諾女性得到更符應文化與社會常規的行為與表現 (Bordo, 1998)；如果說新世代母親傾向親近科學醫學知識來組織育兒實踐，也是為了回應當代社會愈來愈以各種科學醫學權威來重構對母職的文化要求，與避免對各種育兒偏差的道德譴責。幼兒發展已經成為新世代母親的風險事業，對她們課以不可承受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