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學：問題以及挑戰

日本社會學會理事長——盛山和夫
翻譯——戴伯芬

 

 

一、日本社會學發展歷史

1878年日本政府聘用的知名日本藝術史學者E. F. Fenollosa, 開始在東京大學教授社會學。當時的史賓塞學派對於日本年輕學者很大的影響。1924年建立日本社會學會，是在美國、德國之外，全世界第三個開始建立社會學會的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主要的關注焦點在現代化的普遍性對日本社會與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日本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路徑雷同嗎？」或者「日本的現代化之特殊性何在？」、「為何日本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現代性上落後於西方國家？」

日本社會學在二次大戰前後的主要成就，包含高田保馬(1883-1972)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原理》(1919)，運用個人式、功利主義以及史賓塞學派，發展出不同的原創概念，如同質結合・異質結合 (homogeneous association and heterogeneous association)、直接結合・間接結合(direct association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以及基礎社會・派生社會(fundamental society and derivative society)，也提出不同的「律則」，如結合定量法則(the law of fixed quantity of association)、中間社會欠乏法則(the law of loss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在家庭以及鄉村社會學方面，戸田貞三的《家族結構》(1937，Family Structure)，以19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1%的抽樣水準），發現核心家庭比例已超過50%，小家庭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從而否定了家庭演化理論。有賀喜左衛門《日本家族與小農制度》(1943，Japanese Family System and the Tenant-farmer System) ，發現透過家族以及族群系統形成的小農協作關係，此為日本特有的組織以及鄉村社會運作方式。鈴木榮太郎《日本農村社會學原理》(1940)提出自然村的概念，是共同體的生活場所，體現了家庭做為日本社會的精神存在狀態。

戰後日本社會學的更加關注隨著現代化與民主化，分析日本為何進入戰爭，以及為何戰敗？其中一個解答是日本社會的特色—前現代性或封建主義[1]。有些學者以特殊的日本法西斯主義來解釋二戰主因，其中以丸山真男(1947)為代表。福武直的《日本農村社會的構造分析》進而探討隨著農村為主的身份制度瓦解之可能性。

階級與社會意識興起成為新興的研究議題，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調查(SSM)源於1955年尾高邦雄的ISA聯合計畫，每十年為區間進行年輕世代調查，關心日本社會的階層化結構是否達到西方現代化國家水準，探討所謂「新中產階級」的問題。

1960到197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特別關注日本研究，如R. F. Benedict的《菊花與劍》(1946)、R. N. Bellah, 《德川宗教：現代日本文化的根源》(1957)、R. P. Dore, 《日本城市生活》(1958)，關心的問題在於日本現代化成功的原因？在1960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對於日本社會科學界有鉅大影響，日本社會科學學者想要瞭解阻礙日本現代化的因素為何。而後受到美國派深思社會學的影響，開始改採取結構功能論的立場，如富永健一《社會變遷動理論》(1965)。

197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學界的理論視野開始擴大，結構功能論衰退，新的典範與理論，如俗民方法論、理性選擇論、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環境研究以及族裔關係，形成多元化理論，而西方的社會學者，如Habermas、 Foucault、Bourdieu、Luhmann思想也被引入，由於日本社會已經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研究式微。

 

二、日本社會學國際化問題

嚴格來說，「國際化」意味著 「增加國際合作」，在日本，國際化指的是「人、產品、文化等在全球尺度上的接受與肯認。」對於日本社會學會來說，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一是日本社會學研究的國際化。在1970年初期，國際社會學會已經邀請日本社會學會參與，不過，在學會內部形成不同聲音，一是國際化取向派，一是國內取向派，國內派認為資源有限，「我們需要等到日本社會學發展起來之後才能入會(ISA)」、「現在（參與ISA）仍言之過早」。同時，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地位低落已經顯而易見。此外，與其他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心理學）比較來看，日本社會學國際化不足也造成問題。

2003年學會選出的執行委員會決定於2004年入會。但是入會也帶來學會財務的風險，很幸運地，由於學會會員人數的增長，所以收支尚可平衡。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總參與人數達6,087人，其中來自日本的學者有986人，而來自臺灣的學者有125人，特別感謝臺灣的參與。相較於16屆在瑞典哥特堡舉行，當時日本學者參與者有205人，而臺灣有37人，日本橫濱年會的臺、日學者參與都大幅增加。

但是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仍是問題，日本社會學在國際化的表現仍舊不足。有多少日本社會學者成為世界級的社會學家而被認識？大多數日本社會學者的出版語言仍為日文。雖然有近千位日本社會學者參加橫濱會議，不過僅佔日本社會學會會員總數（大約有3,600人）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社會學會的成員中僅有22%加入國外的社會學學會或是成為國際社會學組織的會員。

日本社會學會於2004年參與國際社會學會(ISA)。2014年，第17屆國際社會學年會首次在日本橫濱舉辦。圖片來源：http://www.isa-sociology.org/en/

 

三、日本社會學會未來的國際化行動

1.提昇國際化的動機以及出版機會。

2.提供國際會議的資訊、組織以及其他活動訊息。

3.創造與增加國際社會學者的網絡。

4.減少國際化的阻礙，如提供翻譯語言資源以及論文編修。

5.辨理英文出版與發表的工作坊。

6.增加日本社會學家參與國際研討會與活動的機會。

 

四、日本社會與社會學的主要挑戰

1.超高齡化社會：關注社會福利體系的永續性、如何改進以及擴展老人與兒童的照顧體系。對應的是福利的社會學、照顧社會學以及高齡社會學、過疏化地區的問題、地方社區的再組織化。

2.東日本大地震的災難：對應的是風險社會、科學與社會以及環境社會學。

3.網絡社會的問題：關於自我、溝通與媒體的社會學。

4.全球化的問題：如族群、遷移、移民與移工，民族國家與國際協作以及文化與宗教。

5.多元文化的共生社會（做為治理目標）：著重於發展生活方式平衡的社會、多族裔社會、尊重差異性社會。主要的社會學領域為家庭社會學，涉及性別、勞動與性慾特質，社會不平等，如接納與排除，以及公民社會、社會資本及公共領域。

 

五、其他廣泛的問題：社會學的危機

1.現象的符號：教科書中缺乏對於「社會學」的適當定義，如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生活、社會群體以及整體社會以至於全人類世界的科學研究(Giddens, Sociology, 6th edition)。有些教科書的作者用「系統的研究」，假定社會學是「系統的」或「科學的」，可以確認學門專業。這些概念化的問題在於認定社會學只能是「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的研究只能是「系統的」或「科學的」。

2.教科書中很少介紹與解釋理論概念。

3.缺乏向心力；社會學有不同主題，卻缺乏一般性的理論基礎。

社會學並非一家之言，Marx、Weber、Simmel、Durkheim、Parsons，以來都是百家爭嗚，雖然不同學者的論點南轅北轍，但都在發展社會學理論。如今，許多社會學理論，如Bourdieu、Luhmann、Habermas、 Giddens、 Beck都對特定範疇的社會研究具有影響。但是缺乏共同的理論以及理論架構可能導致社會學做為一種整合性學門的崩解。這個危機不僅出現於社會學門，也廣泛出現於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很明顯地，學生不再閱讀Marx、Weber或 Durkheim的經典著作，也不談論Descartes、Kant 或 Hegel，這些屬於社會學的基本背景知識。

直到1970年初期，歐美國家與日本都已進入現代化。現代性的問題包含何謂現代性？為何現代性始於西方國家？為何日本可以成功地工業化？背後隱含的假設是現代性的祕密，只有那些具現代性特徵的國家可以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但是這個假設註定消失，因為自1970年代起，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東亞都成功地完成工業化，而且在1990年代之後現代性已變成普遍現象。

後現代的興起，如Lyotard認為這是大敘事的崩解，特別是馬克思主義。 在現代年代已經出現許多大述事，如「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理論」、「歷史唯物論」等等，這些都與宗教改革與科學演化以來的社會變遷有關。對於哲學與社會學思想家的基本問題為：「如何不依賴宗教基礎而能建構一個新社會？」哲學與當代文學也關心這個問題。

 

六、結論：什麼是社會學？什麼是社會學研究的目標？

從舒茲(Schutz)對於「社會世界」的特殊性認知的回答開始，「有意義的世界」是由人類分配到週遭世界的意義組成，如族群、國家、教會、公司以及家庭等，透過人類對於社會世界的認知而組織社會世界。而意義世界不像自然世界，是一個具有資源的客觀世界，意義不僅是客觀存在。大述事現代的年代可以構成智識架構，但現在已經喪失，社會學對於社會世界的知識要建構一般性知識架構仍有困難。

人文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本質，自從Dilthey介紹了「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的概念，方法論上特性可以用「瞭悟」、「詮釋」、「現象學式」來表現人文社會學科學的本質與特性。這樣的想法沒錯，但是卻有疏漏。最主要的差異是在於人文以及人文科學對於意義世界尋求的目標差異，而不是自然世界只能做為自然科學探索的目標。

意義的世界對於英語世界的學者與研究者而言是陌生的，是由意義組成而並非真實的物理世界，如「價值」、「意義」、「正義」、「邏輯」等不同的概念，以及規則、機構、集體意識、信念等等，一個最佳的例子是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社會集體，如「民族國家」、「社會」是因集體想像而存在的。他們是基於自我理解他們的社會世界如何建構的基礎而組成的。

社會學現代性的消融之後的再建構，必須先界定社會學的一般性任務，如「社會學的目的為何？」、「揭露社會事實是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嗎？」、「社會學家不再追尋更好的社會？」社會科學不應該是，也不必然是純實證的，同時是實證與規範的，原因在於社會世界是意義的世界，而意義世界本質上即是規範性的（因此詮釋學對於社會學而言是不夠的）。

社會學做為共同性的科學，換言之，連帶、社會凝聚、整合、統一、包容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學者的理想，如Tönnies的「禮俗」(Gemeinschaft)、 Simmel的「高度整合」(higher unity) 或「親睦性」 (sociability)、Durkheim的 「連帶」(solidarity)，或者強調「共同體」與「聯盟」。共同性是反身現代性的核心。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但必須建立在如何不對全球化社會世界中的他者形成差異性壓迫，如族群之內、族群之間以及族群之外的差異性。這與社會學國際化的問題息息相關。社會學可以是國際化，在某種程度上提供社會世界的國際化共同性之理論。而日本社會學的國際化正朝向此目標前進。

 

【本文同步登載於臺灣社會學刊86期，2017年6月，頁64-68 http://tsa.sinica.edu.tw/publish_02-2_con.php?ComID=131】

 

註解

[1] 這裡的封建主義非指中國或中世紀歐洲的制度，戰後到1960年代日本用封建制度來指社會「前近代的、階層的、家父長主義等諸多古老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