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台灣社會學國際化的兩條途徑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家如何欣賞舞蹈與音樂？顯然一定帶有職業上的定見，底下是一個社會學家從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的發展與表現中得到的啟發。

雲門舞集與台灣社會學

林懷民受過西方芭蕾的嚴格訓練，1973年回到台灣採用在地的題材編舞，如「薪傳」的「唐山過台灣」，接著將台灣社會的現實入舞，如「我的鄉愁我的歌」中工人家庭中的夫妻互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身體語言是西方的，但是舞蹈的「故事」卻是在地的。

1994年林懷民接受荷蘭公共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指出：用西方的舞蹈語言來跳舞，會撕裂身體。雲門舞集的舞者轉而開始學習太極導引，以「氣」來駕馭身體。舞蹈語言（或「身體哲學」）改變了，但他仍選擇用西方題材來編舞，如「流浪者之歌」，就是取材自Hermann Hesse的《漂泊的心靈》。一直到「狂草」，他才嘗試結合中國的身體哲學與中國的題材：舞蹈語言是在地的，題材也是在地的。結合在地的舞蹈語言與在地的題材，是西方舞蹈語言與題材之外的第二途徑，是具有普遍性的另類可能，猶如西方舞蹈一樣。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先是在舞蹈語言上受到西方嚴格的訓練，接著以此為基礎，帶入在地的題材，隨後轉向在地的身體哲學，但仍以西方的題材來編舞，最後則是做到舞蹈語言與題材上都是在地的。

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對台灣社會學有何啟發？台灣社會學可以先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終極關懷上，接受西方的傳承，接著逐一在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與終極關懷上在地化，最後則可以結合四者的在地化，其成果既是在地的，也是普遍的，是西方社會學之外的另類途徑，具有普遍化的可能。

雲門舞集，狂草 (Wild Cursive)片段。圖片來源：雲門舞集，https://goo.gl/DG262Y。

國家交響樂團（NSO）與台灣社會學

2015年12月17日，「公視藝文大道」訪問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呂紹嘉。他認為西方管絃樂團屬於全人類，是普遍的，但是各個民族可以自己的方式來演奏與表達，從而展現出其獨特性。他帶領台灣NSO赴歐洲演出，來培養團員的自信。作為NSO的音樂總監，他追求的是NSO（或者台灣古典音樂表演）的主體性，也就是在演奏西方管弦樂作品的過程中，展現出台灣的特殊性。換言之，主體性是透過「普遍」與「在地」的辯證而呈現。

呂紹嘉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德、奧、法國、義大利各有自己悠久的音樂傳統，因此，要他們演奏其他傳統的作品，就有困難。台灣與這幾個傳統都很遙遠，然而同樣的遠，也就是同樣的近，從而有獨特的優勢。相對於各個西方傳統，台灣都是「他者」；也因為如此，所以台灣有空間可以進出於這幾個不同的西方傳統，從而有自己獨特的展現。再一次，主體性是透過「我」與「他」的辯證而開展：先肯認西方古典音樂的普遍性，然後追求台灣在演出（與作曲）上的獨特性，進而表現出台灣音樂的主體性。

公視藝文大道，第172集「聽見NSO 令台灣驕傲的聲音」之片段。
圖片來源：公視，https://goo.gl/4UbEKY。

呂紹嘉的論點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發是：西方社會學是普遍的，但台灣社會學是以在地的、特有的方式來進行社會學研究，從而讓普遍的西方社會學有在地的特色。此外，由於台灣與西方各種社會學等距，從而有「他者」之利，可以悠遊其間，博採眾議，另創新局。

台灣社會各個領域都在摸索在地化與國際化，雲門舞集與國家交響樂團走出了兩條不一樣的路，一是在身體哲學與表現的題材上，由西方而在地，進而展現出普遍性，一是從西方展現的普遍性與台灣自身兼容並蓄的潛力建構出主體性。不論那一條路，都是台灣社會學很好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