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全球城市的代價

李峻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人文、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

 

2017年是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二十週年。香港市民對過去二十年的狀況有何觀感，無可避免與自身的政治信仰有很大關係。但無可否認的是，九七之前那些對香港經濟狀況最悲觀的預言，例如《財富》雜誌所預言的「香港之死」並沒有出現。雖然不少香港人對於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地對香港的挑戰感到憂心，但香港仍然是大量跨國企業地區總部，又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政府將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近年不同機構所做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排名報告，香港仍然往往位居前列位置。

因此，即使不少香港人質疑近年香港愈見「大陸化」，香港依然是世上其中一個最繁華、最重要的經濟城市。但在繁榮的背後，大部分香港市民卻其實因為香港的「全球城市」身分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身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繁榮的背後，大部分香港市民付出沉重的代價。
圖片來源：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index.jsp

 

全球城市是甚麼？

「全球城市」這概念自九十年代起在社會學界受到廣泛關注。當中尤以Saskia Sassen的著作影響力最大。[i]根據Saskia Sassen的說法，全球城市可謂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產物。隨著資本的跨境流動愈來愈自由和科技的革新，自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了兩個現象：一、金融業愈來愈重要；二、工廠等生產基地遍佈全球。Saskia Sassen認為，這兩個現象的結果的是經濟權力會愈來愈集中在少數的跨國企業手中。而這些跨國企業如要有效地管理自己轄下遍布全球而且極度複雜的業務，就要依靠它們設在世界各大都會的總部。要為這些跨國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援，控制世界經濟命脈的全球城市就要讓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producer services；即業務客戶主要是其他企業的產業，例子包括廣告業、會計業等）成為其重要產業。換句話說，如果昔日的資本主義重鎮是工業國家，當代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域則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全球城市。

和台灣一樣，香港曾經靠製造業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能短短二、三十年由二戰後一個貧窮隨處可見的地方變成一個富庶程度並肩西方的城市，工廠工人的付出和犧牲可謂居功至偉。但隨著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神州大地併入全球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中，再加上香港的經營成本上升，香港在八十年代起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在1981年，香港逾半的勞動人口在製造業任職。但到2016年，製造業的人口僅佔全港工作人口的3.8%。由於漁農業在香港是微不足道（不代表完全消失），所以現在香港近九成的勞動人口都是在服務業工作。在2013年，單是金融業和工商業支援服務業就為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帶來了接近三成的貢獻。

 

全球城市下的不平等

Saskia Sassen不但為全球城市的興起提供解釋，她的著作也提到全球城市的兩極化現象。Saskia Sassen認為，由於全球城市的經濟支柱不是工廠，製造業崗位的消失將會令到貧富之間的差距拉得更遠。所以無論在紐約還是倫敦，當一批精英在享受奢華生活時，很多為精英提供服務的工人其實只能賺取微博的工資，生活缺乏足夠保障。而香港也是全球城市兩極化發展的例子。當從事金融業、工商業支援服務的管理級人員和各類專業人士能獲得優厚待遇時，其他服務業工人卻苦苦掙扎求生存。約十年前，香港著名社會學家趙永佳和呂大樂就曾提出，工廠職位的消失令香港愈來愈不平等。[ii]在昔日的香港，學歷不高的人如果能在工廠當技術工人，也可以賺取不錯的收入，從而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質素。但當香港的工廠關閉，大量因此失去工作的中年工廠工人只能從事一些低薪、被一般人視為低技術工種的工作（如清潔工、保安員）。面對這新的經濟結構，新世代面如不能取得大學學位，就有可能長期從事低薪的服務業工作。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依據的話，香港近年的貧富懸殊確是愈見嚴重。香港的堅尼系數在1991年已高達0.476，到2016年，更上升到可謂「變態」的0.539，在世界上要找到另一個富裕社會有這樣高的堅尼系數，絕不容易。[iii]

香港的堅尼系數上升到可謂「變態」的0.539。貧富懸殊極為嚴重。
圖片來源：港聞，https://goo.gl/uKxmvN。

 

政府的角色

雖然Saskia Sassen認為全球城市的產業結構會造成貧富兩極化，但亦有研究指只要當地政府適度介入，也可以緩和貧富懸殊的趨勢。香港的情況如此嚴重，除了因為全球城市的產業結構外，也因為政府向來堅持著「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政府一方面盡量不介入勞動市場、提升僱員的議價能力，同時政府亦不視財富再分配為其施政目標。由八十年代初起，香港政府甚至變本加厲，推行了不同類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盡力控制公共開支的增長，令富人和窮人的生活水平愈拉愈遠。每當有人質疑這些政策時，政府官員多以維持／增加香港的競爭力來為政策辯護，換句話說，政府認為只有實踐新自由主義，才可以維持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

諷刺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本是令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平等的因素，但它卻同時可以鞏固不平等的經濟結構。香港政府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除了公共服務的私營化、引入外包制度外，亦包括了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香港沒有失業保險制度或者是國民年金制度，如果一位市民真的無法靠市場和家人來過活，就只能靠「綜援」（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來維持生活。雖然大部分領取綜援的人士是退休人士，但政府卻在九十年代末積極散播「綜援養懶人」的說法。當時政府要求那些被認為身體能應付工作的綜援受助人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用政府的邏輯來看，正值壯年的人如果因為失業而要領取綜援，就一定是他們自己有問題。為了防止「綜援養懶人」，所以就要求綜援受助人積極求職甚至是參與義務工作，從而減少他們領取綜援的誘因。

 

不平等如何得以鞏固？

筆者在十年前就自己的博士論文在香港進行訪談時，就發現「綜援養懶人」的福利論述對港人理解自己的階級處境有很大的影響。[iv]對那些自覺是中產階級的被訪者（多數擁有自置物業、職業是專業人士或者是高級管理人員），他們對「中產」階級認同往往伴隨著一種不滿：自己要納稅供那些綜援受助人過活。有些中產人士甚至因此投訴中產階級是最可憐的一個階級。至於那些從事低層服務業的受訪者雖然自覺自己活在社會低層，但他們也會在形容自己的階級位置時提到那些「不用工作的綜援受助人」，藉著強調他們不像綜援受助人那樣不努力工作，這些階級位置在中下層的香港市民能夠肯定自己的價值和自尊。簡而言之，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低下層市民，他們都對那些不進入勞動市場就能維生的人感到不滿。這反映出他們認同市場經濟、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當然，這種想法在香港早已是根深蒂固，但當它在近年演化成為一種反福利的思潮時，無形中就為鞏固全球城市的經濟不平等作出了可恥的貢獻。

香港的情況雖然有自己獨特之處，但也為我們理解後工業全球城市的階級關係提供了一些啟發。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勞動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但後來不少學者都發現，管理層、專業人士和不少白領僱員卻缺少工人階級的身分認同，於是二十世紀的階級研究中，學者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去討論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分界線的問題。由於典型的「工人階級」多指工廠工人，當工廠開始在先進地區消失，有學者開始質疑階級對分析後工業社會的重要性。[v]

香港的經驗正好說明階級這個概念對理解後工業全球城市仍有價值。只是在香港這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階級認同／身分卻不是質疑資本主義、經濟不平等的基礎。相反，在政府刻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福利觀之下，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低下層的身分認同，其內容都可以同時是複製對福利受助人的偏見。當階級政治的敵人竟不是資本家／富人而是領取綜援的「懶人」時，香港的有錢人自然不會面對多少壓力。難怪香港是資本家的天堂！

 

 

註釋

[i]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 2nd edi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 Chiu, S. W. K. and Lui, T. L. (2009)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iii] 如堅尼系數是0，即代表完全平等；如堅尼系數是1，則代表完全不平等。

[iv] Lee, C.W. (2016) 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 如Clark, T. N. and Lipset, S. M. (eds) (2001)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A Debate on Post-industrial Industrialization .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