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學說的推手 ──向Wolfgang Schluchter致意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Schluchter，

我們不容易將韋伯看得那麼清楚，

即便那是個冷靜、理性的韋伯；

但，有了Schluchter，

我們卻也因此喪失了在韋伯文本迷宮中打轉碰壁的樂趣。

──鄭志成

向來，我的消息不太靈通，寡居大肚山遠離塵囂，機構來函通常看都不看就直接刪除，傷眼也耗時。偶然得知，Schluchter將來臺訪問，心裡沒有特別的波動。相較於Mommsen，我與Schluchter沒有那麼親，知識上與交情上。直到周怡君來電徵詢能否寫一篇Schluchter的介紹短文，刊在「巷仔口社會學」上，以歡迎社會學年會期間Schluchter的到訪。周怡君是我的學妹，情誼邀約，沒多想，便當下應允了，就說說我對Schluchter的印象吧！應當不是難事。於是，這幾日，仍然大忙小忙，但腦海裡不時浮現出那一段與韋伯相處的時光，那一段美好時光，知性上，情感上，都美好！算了算，都已是一、二十餘年前的過往舊事了。

Schluchter，我在八九年出國前就讀過他的兩篇論文，談合理性的弔詭以及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收錄在他與Guenther Roth合著的論文集《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1979)。那是臺灣學界還讀盜印書的年代，也當是Schluchter最早被臺灣學界認識的面貌。記憶裡，高承恕老師曾邀他到東海訪問。這段時日他我兩忙，也就沒與高老師確認此事，那當是上個世紀八、九零年代的事了。彼時對Schluchter的印象，他是韋伯的詮釋者，並且以「合理性」概念梳理韋伯的學說論旨。到了德國，因緣際會進了韋伯全集編纂工作的圈子，便不時與Schluchter會面，在慕尼黑，在海德堡，在每年一度工作會報的Bad Homburg。對Schluchter，其人，其作，自然印象深刻。據我所悉，Schluchter第二回來台訪問，當是林端驟逝那年(2013)。當時林端邀請他的指導教授Schluchter來台訪問。臺灣學界中，林端和顧忠華兩位學者皆受業於Schluchter門下。顧忠華是師兄，在Schluchter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一個區辨問題，以韋伯的中國研究為例》(Traditionalismus und Rationalismus – Problem einer Unterscheidung am Beispiel der China-Studie Max Webers, 1987)。幾乎在獲得博士學位同時，顧忠華翻譯了Schluchter的《支配世界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1980)一書中的兩篇論文以及兩個註解（中譯本作為「附錄」），並以《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為書名出版（聯經，1986）。稍後林端亦師從Schluchter完成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性》(Konfuzianische Ethik und Legitimation der Herrschaft im alten China, 1994)。顧忠華與林端當是Schluchter認識臺灣的重要機緣。我與Schluchter無師生緣份，卻有幸在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中遭遇Schluchter。

九零年代韋伯全集的四大主編依資歷輩份為M. Rainer Lepsius (1928-2014)、Wolfgang J. Mommsen (1930-2004)、Horst Baier (1933-)和Schluchter (1938-)。其實全集創始主編成員還有一位Johannes Winckelmann (1900-1985)。他協助並接續韋伯遺孀Marianne Weber編輯並增補韋伯七卷論文集（三卷宗教社會學、方法論文集、政治論文集、社會學與社會政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以及《經濟與社會》。這七卷論文集加上一巨冊的《經濟與社會》大抵是德國學界在韋伯全集陸續出版前所依賴的韋伯文本。我無緣與Winckelmann謀面，倒是翻讀過放在巴伐利亞學術院地下室兩個大鐵櫃裡的書信與遺稿。這些書信與遺稿何時可以重見天日，只能訴諸日後機運。前述四位主編中，對於韋伯全集編纂工作的構思規劃與推動執行最力者，當屬Schluchter和Mommsen。雖然還有Horst Baier和M. Rainer Lepsius兩位長者，但Baier長年照顧臥病妻子，經常無法出席會議。Lepsius係一通達好人，多扮演協調各方不同意見的和事佬。而編輯會議的兩股主要不同意見，便來自於Schluchter和Mommsen。Mommsen史家出身，Schluchter是不折不扣的社會學者。兩人個性脾氣南轅北轍，Mommsen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Schluchter沉穩內斂，臉情正經嚴肅。Mommsen經常譏諷Schluchter不懂歷史，Schluchter則調侃Mommsen沒有社會學敏感度。於是韋伯全集的編纂方針與構想，便有了歷史學的韋伯與社會學的韋伯之爭。這兩者之爭並不只在韋伯文稿內容的理解與詮釋，還存在著史學思維與社會學思維的差異。對於韋伯文稿的內容，Schluchter審慎思慮，非有鐵證，不敢斷言；Mommsen則大膽主張，並自恃與韋伯遺孀Marianne的世交情誼，往往以韋伯的意向裁斷。韋伯的《經濟與社會》一書，拆解為第22卷（5冊：共同體、宗教共同體、法律、支配、城市）以及第23卷（社會學；未完稿）的出版方式（包括卷／書名），便是以兩位為主，但爭辯良久後的妥協結果。在編纂思維上，Schluchter比較不在乎韋伯文本的各個版本的比較與呈現，而重視最終版本的確定；但Mommsen則一再強調要還原韋伯寫作的各個修訂版本，並主張如實呈現。也因為各據其理，所以各自堅持，還往往僵持不下。這爭辯得面紅耳赤的場景成為韋伯全集編輯會議的「精彩」戲碼。關於Schluchter和Mommsen的爭辯，我曾在2005年（竟然已經十二年了！）應當時《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55期，2005年8月，頁35-47）主編湯志傑的邀約，因為Mommsen意外離世，撰寫追思文〈學者的理念型──－懷念Wolfgang J. Mommsen（1930. 11. 5. – 2004. 8. 11.）逝世一週年〉舉例具體細說，此處便不再贅述。

以上的引介，便是我對Schluchter其人的基本印象：一個韋伯研究的Schluchter。沒錯！Schluchter是以詮釋韋伯學說成名──1978年初版的《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韋伯的社會史分析》、1981美國版（Günther Roth譯）、1987義大利文版（S. Cremaschi譯）、1987日文版（嘉目克彥譯），德文版於二十年後文意不變，辭句略加修訂並更名為《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的西方發展史分析》於1998年再版，並經林端譯為中文，於林端過世後2014年出版。Schluchter的其他主要著作以及主編工作，亦皆環繞著韋伯的宗教、資本主義、合理性、倫理價值等議題。舉其犖犖大者，兩卷的《宗教與生活導引》(Religion und Lebensführung, 1991)：卷一談韋伯的文化及價值理論，卷二著墨於韋伯的宗教與支配社會學。我以為這是Schluchter對於韋伯學說全面體系化的梳理，頗值一讀。另Schluchter主編六冊關於韋伯觀點的各宗教論文集（古猶太教(1981)、儒教與道教(1983)、印度教與佛教(1984)、古基督教(1985)、伊斯蘭教(1987)、西方基督教(1988)），邀集了各宗教文明的學者專家之論文，對於韋伯的宗教文明之比較研究及闡述頗有系統及規模的掌握。

對於韋伯學說的闡述與推廣來說，Schluchter用心出力，厥功甚偉。Schluchter不僅參與韋伯全集的編纂工作，並在Mommsen和Lepsius相繼離世後，繼續堅持並主導韋伯全集早日邁向完工。這是一個自1980年構思策劃，1984年開始陸續出版，迄今已出版50卷冊，卻仍未竣工的龐大學術工程。兩週前從韋伯全集編輯室主任Edith Hanke處得知，韋伯全集第一部分「論文與演講」(MWG/I)中，關於兩卷方法論《方法論，1903-1907》（MWG I/7；書名暫訂）以及《理解社會學與免於價值判斷，1908-1917》（MWG I/12）可望於未來一年（2018）出版面世。意謂著韋伯全集第一部分「論文與演講」即將大功告成，而在這一部分25卷（34冊）中，Schluchter即編纂了8卷（9冊）（包括與Lepsius及Mommsen各合編一卷）。

Schluchter除了致力於寫作闡述韋伯及編纂韋伯全集之外，對於韋伯學說的傳承亦不遺餘力。值得一提的是，Schluchter於1997-2002年期間到韋伯的出生地Erfurt的大學籌辦了文化科學及社會科學研究的「韋伯學院」(Max-Weber-Kolleg)，並為創院院長。該學院不僅僅以韋伯為名，成立至今已培養了好幾位以韋伯學說為研究題材的博士後進。如是將韋伯學術遺產建制化的努力，著實讓我佩服。不若齊美爾的命運多舛，韋伯不需要「復興」，在生前韋伯已成為德國文化的一部分。過世後，韋伯的影響力仍然持續作用。Schluchter對於韋伯學說經由出版全集以及學院建制都是有力且成功的推手。

對於韋伯學說的主張，目前看來，Schluchter的詮釋觀點仍然支配著文化科學界，當然包括社會學，可以說已成為韋伯學說詮釋觀點的典範。Schluchter以「合理性」／「理性化」為關鍵概念，貫穿了韋伯學說所涉及百科全書式的龐雜領域。猶如以一把「合理性」的萬能鑰匙引領著讀者進出韋伯知識殿堂，不致在宮中迷路而不知所措。但是以Schluchter的「合理性」詮釋觀點貫穿並遍見於韋伯研究所引發的問題，也是近些年來我思考韋伯課題時難以迴避的提問，那就是──關於韋伯，我們還能說些什麼？難道對於韋伯學說的闡釋只此一解？這豈非違逆了韋伯生前對於學術工作意義的諄諄教誨，以及學術研究所必須面對的命運之訓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然而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我再重複一遍，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上個禮拜六（11月11日）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黃聖哲所舉辦的「批判理論之後」研討會中，我大膽但並非一時興起提出以「自主性」觀點競逐（最好是取代！）Schluchter的「合理性」概念。也就是我試圖耙梳韋伯對於西方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各分支領域內部所形成的「自主性」（或「自身法則」(Eigengesetzlichkeit)），和Schluchter所詮釋韋伯論述西方文明中各分支領域理性化的開展相互切磋較勁，也是對於Schluchter「合理性」觀點支配韋伯詮釋三十餘年來的批判與省思。但願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挑戰，這當是我對韋伯、對Schluchter最高的禮讚。

上述挑戰的另一個背後理由來自於我長時期浸染於Mommsen所描繪之史學的韋伯。我並不滿意，或者說得委婉些，我並不鍾意Schluchter大半生所努力建構的社會學的韋伯圖像。Schluchter將韋伯的文本中的歷史脈絡，文化景觀，甚至生命價值、倫理抉擇，都想盡辦法安置在一組理性的圖式中。而Mommsen則在乎韋伯文本，以及韋伯本人的態度風格，甚至激情偏執的文風與性情。於我而言，Schluchter的韋伯太「偉大」；Mommsen的韋伯太有個性。兩相比較，我比較喜歡一個人有個性更甚於偉大。有一回開會，在Mommsen和Schluchter意見不合爭辯後，Mommsen問我對此爭議的看法。我率直以告，「Schluchter是一個韋伯理論的『體系建構者』（Systematiker），您是一位韋伯文本的『敘述者』（Erzähler）。」我還記得當時Mommsen一手摸摸我的頭，一手拍著我的臂膀，大笑說：你這狡猾的小子！這大約就是我對於Schluchter的韋伯研究之定位與評價了，迄今未變。

Schluchter以極具系統性的方式，非常有條理地闡述韋伯學說，尤其發揮在韋伯的諸宗教文明之比較，以及《經濟與社會》一書中各章節的貫穿軸線。Mommsen則擅長以史料、文件敘說韋伯的想法，特別是關於韋伯對民族主義，以及對當時德國政局的立場之研判。也因此，後繼學者對於韋伯的再理解與再詮釋，若是受了Schluchter的影響，不免走上了韋伯學說合理性的類型學、各宗教倫理所衍生出生活導引的態度與世界觀之各式範疇。若是跟隨Mommsen著作的線索，自然陷入並關連支配關係與政治判斷所處的歷史情境與當下處境。當然，我絕無意宣稱，韋伯研究只此兩家。Wilhelm Hennis (1913-2012)「韋伯的人學」(Max Webers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1996)則是另闢韋伯研究的蹊徑。在此，我只敘說著在我與韋伯相處的美好時光裡，我對於Mommsen和Schluchter的觀察、接觸與印象。我總感恩自己的幸運，Schluchter建構了一個韋伯，Mommsen描繪了一個韋伯，藉由他們兩位，我有了自己的韋伯圖像。這兩位韋伯研究的長者，我與Mommsen較親較合拍，不只是師承繼受的淵源，更是脾胃性情相若，以及地緣所提供的相處機會。和Mommsen不時可以喝杯咖啡，天南地北地閒聊；與Schluchter只有在會議場合方才晤面，所談皆是韋伯議題。

除了韋伯話題之外，Schluchter還可以說，還值得說的事，便是他在十年前左右出版的兩卷《社會學的基礎：一個系統化企圖的理論史》(Grundlegungen der Soziologie. Eine Theoriegeschichte in systematischer Absicht)。卷一(2006)著手的課題是社會學的多重組成，也就是古典三家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的傳統；卷二(2007)則關注社會學的語言理論以及系統理論的雙重轉向，討論帕深思、米德、哈伯瑪斯、魯曼等四位理論家。前年(2015)將此兩卷合訂為一冊，以口袋書的輕便形式出版。令我驚嘆與佩服的是，在我離德返台前與Schluchter最後一次晤面時（大約是2003年吧！），他即聊到正在著手撰寫社會學理論的著作。記得他當時規劃了不只兩冊，但細節已經記不得，心想這當也要好幾年方能成就完書吧。沒想到我2006年回到慕尼黑時，第一卷已經要出版了，次年則出版第二卷。如此的寫作紀律與速度，我自嘆弗如，並且自知這一輩子都望塵莫及。這兩卷社會學理論的寫作旨趣，並非一般教科書的綜合簡介，而是飽含著作者長年以來對於韋伯研究的關懷之繼續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Schluchter的知識視野，既寬廣也有縱深。換句話說，Schluchter不只是韋伯專家，還兼及社會學理論史的考察。

前述就韋伯研究以及社會學理論史兩個面向評介Schluchter，可以說含括了Schluchter主要的知識興趣。我手邊現有的Schluchter著作，多在2003年居德返台前收藏並一一讀過，包括早年(1968)在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論文「抉擇社會法治國。Hermann Heller與威瑪共和時期國家理論的討論」(Entscheidung für den sozialen Rechtsstaat. Hermann Heller und die staatstheoretische Diskuss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這一回寫作此文，將塵封已久Schluchter的書從書架上取下，總數逾廿冊，疊高在地板上已過膝。若再加入韋伯全集的編纂卷冊，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了。這些卷帙雖然有兩冊零星地考察兩德統一後德東地區學術與知識過渡，以及統一十年後的比較等時事議題，但絕大多數的論著皆環繞著韋伯研究。

做為學者，Schluchter畢生研究韋伯學說，編纂韋伯文稿；做為學術行政工作者，Schluchter將韋伯研究建制化，使得後學得以一代又一代的承繼韋伯研究。所以我說Schluchter是一位韋伯學說的推手，讓韋伯學說得以繼受長存，也時時刻刻存在著被超越的可能。

十多年來，我與Schluchter不曾聞問，也許他早已忘了當時還是博士生的我，我也僅從他不間斷的著作中獲悉他近來的想法。學術相交，約莫如此。

近日，Schluchter來臺訪問，我──回憶，致敬，歡迎！

（東海，2017-11-18）

Schluchter著，林端譯，《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的西方發展史分析》書封。
圖片來源：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6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