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之後：如何研究與治理台灣的經濟衰退？

林宗弘、李宗榮／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戰後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超過9%之紀錄的「經濟奇蹟」，違反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引起國際學界關注，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在上述脈絡下，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蓬勃發展，或可稱之為「奇蹟典範」（miracle paradigm）。

然而，1990 年代之後，台灣不僅經濟成長率衰退，也歷經許多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解戒之後經濟逐步自由化，國有事業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減少，國家對經濟直接干預能力弱化。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以及民眾權利意識成長的影響下，政府效能趕不上市場轉型腳步，以強國家指導經濟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

其次，產業升級及台商生產基地大量外移到中國大陸，使得大型企業取代中小企業出口份額、勞工就業條件也受影響，逐漸與經濟成長脫鉤甚至惡化。高科技業凌駕傳統產業卻迅速資本外移，電子業海外產值高達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台灣經濟活動主力，遠離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

金融產業結構也面臨巨變。1991 年銀行自由化與公有控股集團逐漸釋股，改變間接金融的產業結構，農會與信合社的信用市場被新銀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後形成少數巨型金控集團。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與對外開放，成為台灣企業重要資金來源，上市櫃公司由 1990 年的兩百多家成長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餘家，法人與外資主導台灣股市，企業則歷經「金融化」與「華爾街化」的洗禮。1990 年代之後的研究發現與奇蹟典範並不吻合，新世紀經濟衰退議題逐一浮現。

相對於奇蹟典範，我們將近十年來的文獻稱為「衰退典範 （recession paradigm）」，這些文獻更關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分析經濟衰退的根源與後果。我們將《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所收錄或間接涉及的衰退典範文獻，區分為「宏觀的國家制度轉型研究」與「微觀的組織或網絡研究」兩大類（表一）。

表一

	奇蹟典範	衰退典範
被解釋項	為何台灣成功長期經濟發展擺脫邊陲？	台灣作為全球後工業國家與東亞國家之一，為何面臨經濟與社會的長期衰退？
國家角色	威權、自主、發展導向的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衝擊下的失能國家，以及發展國家檢討（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
產業結構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勞力密集與出口導向製造業、社會資本加上彈性專業化	西進中國的台商大型化（鄭志鵬、林宗弘、鄧建邦）、大型集團家族化（李宗榮、鍾喜梅與詹淑婷）與本土產業升級（川上桃子、田畠真弓）造成財團影響力上升（〈進擊的巨人〉林宗弘、胡伯維），中小企業勉力支撐（〈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謝斐宇、呂玉瑕與林庭萱），紅色供應鏈崛起（熊瑞梅、陳冠榮與官逸人）
金融市場	國家引導銀行投資、國有銀行與民間借貸雙元結構、1980年代後散戶為主股市	銀行私有化與自由化、外資與法人主導的股市、「華爾街化」股東權益為主的上市公司經營方式（鄭力軒）
社會流動	中小企業與新興中產階級崛起，創國際社會流動紀錄	產業轉型使中小企業剝削性高存活難（劉正、蘇國賢、Arthur Sakamoto）、創業衰退、社會流動停滯、青年失業與彈性工作擴張
性別、家庭與人口	儒教傳統父權家庭、犧牲長女教育與歧視女性的勞動市場、早婚／低離婚率、有效的家庭計畫與人口紅利	少子女化造成性別教育投資平衡、女性勞參率高但對女性生育仍有歧視（張晉芬），青年（特別是男性）貧窮導致推遲婚育年齡、結婚率生育率降低、離婚率升高造成父權家庭崩壞、人口老化與人口負債（鄭雁馨）
政治衝突與社會分化	國民黨威權國家對抗本土公民社會（省籍或族群衝突）	民主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因素與本土認同深化後，階級衝突與世代對抗部分取代國族認同議題（吳介民、何明修）
因應政策	新自由主義：小國家與兩岸經貿擴張	創新福利國家（林宗弘）、社會經濟創新（陳東升）、另類社會政策，例如全民基本收入

宏觀因素：國家、金融、勞資關係、性別與人口

衰退典範的研究發現，國家介入產業發展成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兆雙星留下企業與銀行的沉重債務，而馬英九政府時期國民黨財經官僚班師回朝並持續發展生技產業，卻無法挽救經濟。王振寰、李宗榮與陳琮淵對此做出回應，回顧台灣戰後不同時期的產業與科技政策，發現在國家能力相對弱化、民主化與政商關係改變之下，傳統發展國家由上而下駕馭市場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敗。未來國家會更趨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動的引導者，它將為企業提供強化競爭力的制度，由市場決定企業的存亡。

發展國家弱化也涉及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學者鄭力軒研究發現國民黨壓抑大金融資本，造成股市以散戶為主，讓新興科技業與集團企業積極透過金融市場來擴張資本，公營事業積極釋股同時維持政府對經營權的控制，共同促成股市高度成長，創造市值上兆的超級公司，使 1990 年代成為台股的鍍金時代。鄭力軒的研究對台灣大型家族集團的蓬勃發展提供補充性的解釋，由於1990年代股市以散戶為主，家族企業鮮少遇到購併挑戰，讓股市成為家族企業擴張時汲取資源的渠道。然而，2003年後國家允許外資進入市場，股市結構演變為外資與法人掌控，散戶退潮，交易次數大幅下降，金融市場資本集中化、全球化與會計規範改變，上市公司經營壓力變大，出現家族企業遭敵意併購的案例。

在勞資關係方面，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對左派政治勢力的清剿、對公部門工人的列寧式黨國與工會控制，私部門中小企業與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崛起，以及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勞資階級意識極為模糊。結果，台灣快速工業化並沒有催生一個強大且自覺的工人階級。時至今日，儘管貧富差距惡化與社會流動停滯使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提升，影響投票傾向，工會組織卻持續衰退。對此，何明修的研究詳細介紹了台灣勞資政三方的互動與工運路線的分化。

雖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經濟崛起之際，儒教文化決定論黯然失色，台灣父權家庭文化與人口的角色，卻成為衰退典範的焦點。張晉芬的系列研究發現從平均數據來看，即使台灣性別間薪資差距好似逐年縮小，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勞動參與率也逐年增加，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距仍高達兩成，性別間的職業隔離有顯著解釋力，女性從事中高階白領工作比例仍遠低於男性，同一職業不同性別的薪資差異依舊明顯，而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後，兩性仍有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鄭雁馨的系列研究探討從高結婚率到低結婚率、以及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逆轉。1980 年代中葉起，台灣時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準 2.1 人，開啟長達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軌跡。新世紀邁入後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競爭下的勞動市場結構和社會不平等，其引發之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導致超低生育率與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導致經濟動能不足成為嚴峻考驗。鄭雁馨指出改革職場性別歧視與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將是挽救台灣經濟的重要策略。

 

微觀因素：企業大型化、集團家族化與隱形冠軍

台灣市場結構轉變裡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企業大型化與家族集團的歷久不衰。林宗弘與胡伯維分析大型企業排名資料庫，發現企業主要透過兩種模式擴大規模，一個是透過上市集資獲取資金，投資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例如台積電；另一個則是透過資本外移至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追逐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工廠。後者使得台灣企業營收與雇用人數急速上升，純益率卻下降，顯示主導台灣企業行為的是市場政治邏輯（即「惰性」廠商僅求市佔規模擴大與存活），而非新古典最佳化生產要素組合而達到利潤極大化、或熊彼特式企業家精神。

家族資本主義通常是市場制度缺陷與落後的特徵，然而在台灣，家族控制的公司仍佔上市公司與企業集團的八成左右，鍾喜梅等研究指出財團法人金字塔控股策略有助於家族控制，李宗榮則從廣泛的歷史制度論來解釋。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在統治正當性考量下，與台灣本地地主階層與新興政商家族合作，透過經濟特權交換政治忠誠，建立威權侍從體制。結果，以家族親屬連繫的「親控集團網絡」猶如封建貴族，位居台灣市場結構頂層，掌控金融等重要產業，而且彼此結親繁殖血脈，這種強連帶有助於企業內部股權控制，外部結盟擴張。

企業大型化意味著中小企業整體發展日益艱難。台灣2011 年製造業部門超過 500 名員工的企業佔總體收入近 66%，遠超過1996 年的 43%，200人以下中小企業收入則從 1996年近 45%降至 2011 年的 25%。縱使如此，台灣中小企業仍有不少「隱形冠軍」。謝斐宇透過 1996～2011 年台灣工商普查資料，計算位於台灣中部的機械與金屬部門產業的附加價值，發現中小企業創新活動極為活躍，在附加價值表現上與半導體相較毫不遜色，甚至比電腦周邊製造業高出許多。

然而，劉正與蘇國賢等整併 1991 年與 2001 年的「工商業普查」、「員工動向調查」與「職類別薪資調查」等資料庫，形成以廠商為單位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每三個製造業工人就有兩個受僱於明顯剝削的企業，而這些製造業廠商多數是中小企業。他們的研究或許有助於平衡對中小企業的溢美之詞。

 

全球化下的台灣科技網絡

1990 年代後，急速成長的科技業不斷更新全球布局，將台商推向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國家，高科技的電子業是其中的主角。台商曾經生產高達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筆記型電腦，川上桃子教授發現台商為應付不同代工客戶規格與設計需求，各代工廠逐漸衍生出能夠個別承接訂單卻又維持獨立的組織結構，提供台商絕佳的學習機會吸收尖端市場資訊，跨產品學習與整合，加上技術人才網絡的非正式交流，技術研發超越日本廠商。

多年來，延續網絡創新理論，熊瑞梅及其合作者以網絡「結構摺疊」來檢視台灣半導體人才以及中國大陸「海歸」人才在專利發明方面的競爭。台灣的科技業由矽谷回流的工程師攜帶技術與網絡回鄉、連繫美國科技大廠與台灣製造業，更擴散到中國大陸，是結構摺疊的成功案例。最近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大陸半導體投資與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研發人才的擴張與世代交替，台灣發明人的重要性被稀釋。田畠真弓的研究呈現台灣 LED 廠商在日韓競爭縫隙中求生的過程，在日本經濟失落的二十年裡，面板廠不敵台灣與韓國廠商競爭，日本研發人才逐漸外移至台灣，堪稱「產業浪人」。值得注意的是，田畠真弓描繪日本產業衰退與技術人才外流的前車之鑑，與熊瑞梅發現台灣科技業在中國大陸廠商競爭下逐漸失去優勢的現況，非常類似。

 

兩岸經貿擴張的挑戰

近來，對於全球與兩岸開放貿易及台商已經出現批判性的研究。鄭志鵬與林宗弘認為台商雖然仍接受國際買主指揮，然而透過地方產權制度創新、政商關係與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比其他外資廠商更快且更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設廠，利用廉價勞力與土地、取得生產規模與外銷退稅等優勢，甚至協助中國大陸廠商整合進全球商品鏈。然而，台商過度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忽視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導致高昂的沉入成本。學者鄧建邦揭露台商進入中西部省分的經營困境，早年台商主要在沿海省分投資，依賴具有強烈工作動機的外來農民工，數萬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廠與宿舍結合體制，讓台商成功剝離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並使其原子化—─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殺的因素之一。隨著工資與土地成本上升與東南沿海勞動力短缺，台商逐漸往內陸省份遷徙，內陸勞工有社區網絡以及原生家族資源，可以辭工甚或集體抗爭來表達不滿。工人季節性的農忙，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與休閒時間的權衡，都讓內遷台商管理權威難以隨意施展。

中國大陸對台商的「惠台政策」被視為推動兩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槓桿。然而，晚近尤怡文[1]等人研究發現從 2006 年起，台資企業稅率上升而失去相對優勢。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崛起及地方保護主義，使惠台政策虛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更受制於中國大陸投資利益。2005 年以來國共會談平台形成，以國民黨高層與台商網絡為核心的政商聯盟興起，成為太陽花運動所對抗的利益團體，吳介民對此提供了深入的觀察。

 

後太陽花時代的經濟策略

最後，衰退典範發現新的社會分歧正在湧現：台灣的資產階級正在自我複製，中下階級社會流動與創業機會衰退，觸動民眾階級意識。國家與市場的權力與資源集中在戰後嬰兒潮企業家世代，觸動世代衝突。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展現了世代與階級分歧。後太陽花時代台灣應該建構何種發展政策？在本書中，陳東升探討了全球與台灣另類的社會經濟創新方案，林宗弘等則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想法。在新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衰退時期，關於經濟社會學衰退典範的討論，有助於回應台灣社會對經濟轉型的焦慮，在學術與政策對話中邁向未來。

（改寫自李宗榮、林宗弘〈導論──「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1-48，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註解

[1] Yu, Yi-Wen, Ko-Chia Yu and Tse-Chun Lin. 2016.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Beijing’s Patronage Policy on Taiwanese Business Sustainable?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9), 372–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