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峰誼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今年又到了縣市長選舉年。在台灣，國族認同一直是選戰裡經常被喚起的議題。猶記得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祖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小心成了一段插曲：批評者以其參加過皇民化運動，暗示其擁有「日本人」認同而質疑其國家忠誠。就選戰「策略」而言，這樣的操盤註定是失敗的。一來，這個議題與市政規劃無關；二來，祖父母輩的認同對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少影響，對民眾的說服力恐怕是不大；第三，這樣的論述操作忽略了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印象是友善、親近的；第四，這也代表了這個策略所能動員的群眾太過狹小–它所動員的是那些將自己置身於八年抗戰敘事結構中、在此世界觀裡將日本人視為國家敵人的群眾們。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人們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確，當有人嘗試以某個國族論述攻訐另一人時，我們無法依其批評而論定被批評者即有其所述之特質，但我們往往可以知道批評者是用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世界。
【指責柯文哲有皇民化背景的國族論述，在今年選戰會以不同方式再度出現嗎？】
◎「皇民說」正確嗎？
透過文獻研究與資料閱讀，我們可以明白「皇民說」裡所描述刻板印象（即歷經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傾向擁有日本人認同，並因此而較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主體性），其實是偏頗的。例如，陳翠蓮在《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裡敘及林獻堂皆未配合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包括改變傳統習俗信仰、廢止漢文、改姓名三大部分。而在另一章節裡，陳翠蓮亦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與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作為分析文本，說明當時台灣菁英也可能擁有的中國印象以及祖國情懷。即便這些菁英感受到台灣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處境，但他們仍一往情深地在諸多議題與觀察上為祖國辯護。陳翠蓮進一步認為，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相當細膩多元，不論誇大台灣人祖國光復的盼望，或是指責皇民化政策下台灣人已成日本人，皆是過度簡化的詮釋。
【二戰後期在台灣如火如荼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有影響到下一代台灣人嗎？】
同樣地，「皇民說」裡指出的後半段刻板印象，亦不符實情，因為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皆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縱然過去有研究認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再一次的殖民式壓迫，以及在社會文化上的刻意貶抑，甚至是二二八之後的血腥鎮壓，讓當時台灣民眾的祖國期盼破滅、其中國認同的熱情亦迅速消逝，但仍然有不少台灣人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甚至接繼著反對後來成立的民進黨。透過對這些支持者們的訪談收集與分析，我們可以稍微填補這個理論空缺，理解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可能的失敗原因。
◎一安的憂心：社會混亂
劉一安（化名）是我訪問的一位報導人，出生於昭和5年（1930）台南安平；其祖父在輾米廠工作，父親則在專賣局工作。一安自述當時日本已經統治台灣三十多年，自己也在國民學校上課接受日本教育，早已深受日本感化，也取了日本名字。但由於兩個族群仍然存在差異，一安其實仍保有台灣人的認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安在一間紡織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進入叔叔朋友的藥廠上班。他回憶當時台灣民眾對國民黨部隊普遍的印象較差；日本軍隊都比較整齊、服裝也比較清潔，但國民黨派來的部隊裝備服裝都沒有那麼好，可能是「隨便招募來的」。因此一安可以理解部分民眾因為在風俗、政治等事務上不習慣，而對新政府失望甚至是反感的心理。對於二二八事件，一安的詮釋包含了兩個層面：在認知上，他認為狀況的發展是思想比較高的人（如政治菁英、學生等）因為上述原因而不歡迎中國人，故成立自治會、主張不要讓中國人管。但是在實際生活層面上，他感受到較多的是治安上的混亂：
有一個外省課長去台北出差，剛好遇到二二八事件，也有很多台灣人保護他。我們工廠也有一個外省課長，我們也有保護他。因為附近有些不務正業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的，要來家裡找中國人打，我也不讓他進來，也是有保護他。我們也沒有結怨；那些沒工作的人，閒閒沒事就要出來打人，又沒有任何深仇大恨，為什麼要打人，對不對？所以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台語]
他自己明白自己沒有被外省長官欺負過的經驗，因此覺得台灣雖然有省籍的劃分與待遇上的不對等，但整體來說在相處上並沒有那麼嚴重。這樣的感受也連帶影響他對民進黨的印象：
如果你在外省人管理的機關裡工作相處，被欺負到的話就會記恨，然後一代傳一代⋯⋯沒有遇到過的人，儘管我們這樣聽說，但只要一起相處、互相同化以後，就沒什麼。像民進黨的作法，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台語]
國家能給人民好的福利、生活，這也是老百姓的希望，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對不對？（民進黨）故意出來搗亂，讓國家、政治…這樣，不好啦。沒人這樣的啦。這是人性。[台語]
以我的看法，覺得它（民進黨）對國家比較沒有幫助，只是一直想方設法為了反對而反對。[台語]
深度的訪談陸續聊到一安對於台灣政黨、統獨、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的看法。相當明顯地，一安比較支持國民黨。他同時也「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對於認同，他其實覺得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他說：「世界一家」，「只要人民有福利、過得好，就好」。至於統獨，一安其實傾向台灣獨立；他以香港的現況為例說明自己對統一之後的憂心。此外，他也支持台灣以「台灣」的名稱（而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因為這會讓我們更有自尊心、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欺負。
◎宛玲的感恩：經濟發展
另一位報導人是宛玲（化名），出生於昭和12年（1937）中壢，父親是當地的「保正」（一百戶為一保；保正一職由各戶推派，無給職，主要負責治安管理）。宛玲在日治時期讀了四年的國民學校，終戰後續讀了三年的「中國書」，畢業之後因家裡認為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就留在家幫忙農事與照顧弟妹，成年後在當地的成衣工廠上班。戰爭在宛玲八歲時結束，十歲時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但她對兩者的印象都很模糊，只依稀記得聽說有人被殺、屍體被拋入海中，甚至聽說有本省籍的婦女被軍人強姦。即便如此，宛玲仍然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訪談時她激動地說：
現在不要說民進黨、國民黨，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有困苦過啦！（其他人）怎麼都不會想啊？都還是在罵國民黨，這麼奇怪。這我經歷過的啦：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現在大家）豬肉不吃，整塊切一切，丟在桶子裡；雞肉不吃，丟在穢物桶。以前都沒得吃耶！連番薯就沒得吃，怎麼可能有肉可以丟？[台語]
宛玲相當讚賞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建工廠發展工業、規劃十大建設，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起來、讓民眾過富足快樂的生活。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那麼反對國民黨，甚至覺得那些人不知感恩。縱使國民黨貪污，但哪個政黨不貪污呢？即便它是個專制的政權，但這都無法抹煞它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宛玲並不支持民進黨，認為這個政黨「都在亂說話，說話都顛三倒四。」而關於統獨議題，宛玲其實認為台灣早就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因為「大陸根本沒有管到我們」；如果真的要選擇一個未來的方向，宛玲會選擇「維持現狀」。
◎特定社會脈絡下形成的政黨印象
透過相互比較同一類型人們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漸漸發現這一類型的人、對於特定人事物看法與感受有某種共同性。例如，在我的田野研究中，這些經歷過日治時期、並持續支持國民黨的報導人們談到為什麼支持國民黨時，幾乎都會提到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宛玲的「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當然是較為誇張的說法。另外，當這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對民進黨的印象時，使用的都是「亂」、「不老實」（顛三倒四）、「為反對而反對」等的形容。這些形象可能都具有某些可依循的社會歷史脈絡，例如國民黨執政時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被誇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而民進黨的成立，剛好是在台灣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然而，這些訪談並不能代表上述的「描述」為「真」，它只說明了這一群經歷日治時期的國民黨支持者們，是以這共同的方式來理解台灣的兩個政黨。
【小編的阿公是漁民，雖然生、長於日本時代，但是他非常討厭日本人】
◎台灣政治是價值競合的場域
比較能肯定的是，透過大量的訪談資料收集與比較分析，我們可以觀察、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上的思考：
首先，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反駁「皇民說」的偏見，因為不只是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細膩多元，歷經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也不是全都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否定中國人認同。
其次，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台灣民眾的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例如，國民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統一（文中的一安、宛玲即為二例），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台灣獨立；而擁有中國人認同者也不一定支統一，自認為台灣人者也不一定支持台獨。將這三個政治意向綁在一起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偏見，也忽略了個體的生命歷程及其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影響。一安跟宛玲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主要仍是關心周遭的生活問題，他們長期對國民黨的好印象及對民進黨的壞印象，可能是以一種更直接、更直覺、更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更論述」的方式），來理解與其日常生活較遠、較無關的統獨議題（如宛玲所說的，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給大陸管）。
【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三者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
最後是個人的價值偏好在型塑其上述政治意向時所扮演的角色。宛玲雖然認為國民黨貪污，但是仍然因為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而支持國民黨；顯然對宛玲而言，經濟發展的價值大於健全的當代政治。同樣地對一安來說，社會安定（不混亂、不搗亂）的重要性也大過於民主價值的施行。如前所述，在其他同類型的訪談裡，「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是這些報導人在解釋其國民黨支持時經常出現的主題。換句話說，他們支持國民黨不是因為支持統一、不是因為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對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的嚮往。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的台灣政治其實應被視為各種價值競合的鬥爭場域，這些價值包括中國國族主義、台灣國族主義、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自由主義的人權與民主價值、社會主義的平等權與分配正義等等。事實上，近期各種重大社會議題幾乎也都是價值議題；很概括性地說，經濟政策上的爭議可以包含以經濟發展與自由市場為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價值，以及強調分配正義與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socialist）價值評判；同志婚姻可以是「自由主義人權/平權」與「傳統家庭價值」間的衝突；核能問題或許是「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考量；死刑與其他國家監控管理則是「（警察國家所建立的）社會安全」與「自由人權」等的價值選擇。
◎國族政治價值不應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所掩蓋
基於上述三個研究上思考，延伸下來的日常啟發或許是，至少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必須時時覺察在面對各種議題及政治論述時，自己是用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進行判斷。當面對國族主義的召喚時，究竟我們是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產生的對立情感所動員與吸引（如同被「皇民說」激起「抗日情感」的民眾們），還是我們看到的是國族認同背後的其他價值？例如：是什麼樣的價值影響著我們對統獨及認同議題的態度？是對經濟發展的嚮往？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安定和平的需求？這些價值孰高孰低？這些價值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恐懼及想像支撐著？那些恐懼及想像是否真實或合理？同樣地，對於其他議題，我們又是如何進行價值判斷取捨？唯有這般自我對話與理解，我們才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其他不同立場的人們、並與其對話。
今年是縣市長選舉年，比起皇民說或是其他類型的國族意識型態，這個理論架構或許更能幫助我們選擇出一位優秀、合適的公僕。從候選人們過去的言行與經歷，我們多少可以想像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規劃並推動未來的市政。
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