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捐款文化與公民社會：「禮物經濟」在社會改革的角色

田畠真弓(Tabata Mayumi)／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捐款文化打動日本人的心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太平洋近海發生規模8.4的大地震，伴隨而來的海嘯與餘震引發了嚴重的災害。此「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後，台灣對日本災區援助的捐款高達了200億日元（大約54.6億台幣），給日本民眾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不僅災區的居民，一般的日本民眾也普遍認為，台灣民眾對捐贈具有高度的認同。「禮物經濟(gift economy)」的人類學概念，在台灣的社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國內著名人力銀行，針對一般公司職員進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大約80％的受訪者回答曾經參與過各種公益活動，其中約70％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參與過捐贈以及捐款等非以經濟為目的的互惠行動。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與東日本大震災災區國立福島大學學生交流。圖片來源：作者。

相較於台灣公益活動的盛行，日本民眾平常似乎很少參與捐款活動。例如日本的政治學家，坂本治也(2017)指出，日本民眾不僅對政治人物，也會對勸募捐款的非政府組織(NGO)以及非營利團體(NPO)保持相當強烈的懷疑，他們非常擔心自己的捐款是否確實送到災區居民手中，還是被惡劣的公益團體人士拿走等問題。因此，台灣民眾的捐款文化讓平常幾乎都沒有參與捐款活動的日本民眾震驚，也打動了他們的心。在此之後，台灣每次發生大地震時，日本的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一般民眾，都會彼此呼籲捐款，主動將龐大的捐款寄到台灣來。例如2018年2月在花蓮發生芮氏規模6的強震時，在日本各地連鎖超商以及百貨公司都啟動小額捐款，捐款總額高達2000多萬元。

日本超商連鎖全家便利商店招募花蓮地震捐款。圖片來源：作者。

2018年3月初，我們系接待了日本國立福島大學行政政策學系的兩位教授，同行的福島大學十幾位同學們，則是提早打工存錢，主動購買飛機票來與北大同學們進行交流，同時托付我們10萬日幣(相當於約27,500台幣)的捐款，希望轉交給花蓮的慈善基金會支援的震災區。北大社會學系的同學們拿到這筆捐款後，大二的王禕祺等同學們幫我們將日本同學們的捐款，匯款到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與國立福島大學行政政策學系學生交流。圖片來源：作者。

台灣民眾積極參與捐贈等公益活動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民間宗教信仰，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心。然而另一方面，台灣普遍存在民眾對於政府和企業的強烈不信任感，也因此民眾希望透過自己，而不是政府或企業，來為台灣社會的改善做出貢獻，而諸如捐款等「禮物經濟」行動，或許是台灣公民社會精神的表現。

反商業主義與「禮物經濟」

「禮物經濟」則是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也是人類學家的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在「贈與論」所探討的非經濟交換之思考模式。具體而言，它不是從經濟機制的角度探討商品交換的過程，而是從社會與倫理交換的角度，探討商品交換的一系列過程：從接受對方的物品到回饋給對方的流程。社會政策理論的奠基人，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從「禮物經濟」的概念出發，試圖比較英國和美國的血液供應機制之間的差異。在英國的血液供應機制，主要來自無償的非經濟捐贈行動（自願捐血），但在美國，主要地透過有償的賣血方法收集血液。他進一步地指出，賣血等市場經濟機制導致了利他主義在美國社會的衰落。奠定經濟人類學基礎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也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取代社群的人際網絡，甚至瓦解社群網絡的公共關係(communal ties)。

如上的論述告訴我們，捐血以及捐款等非經濟思考的捐贈行動，創造了一種不同於以利己主義為前提的經濟活動，透過非經濟目的的物品交換行為，可以促成、加強以社群公共關係為核心的公民社會。

非經濟思考的捐贈行動，也支援了社會運動以及社會企業

2014年3月，學生與一般民眾反對黑箱服貿協議發動太陽花學運，群眾衝進立法院，但佔領議場之後才發現，需要籌措物資才能進行長期的抗爭，學運組織與支援學運的非政府組織(NGO)開始在立法院設捐款箱接受小額募款，也透過臉書等社群網路(SNS)募集龐大金額的捐款，最後抗爭活動持續進行長達24天。

值得一提的是，全台灣最大的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在民眾支援太陽花學運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讓全世界的人知道太陽花學運的訴求與目的。Flying V 2012年開站後，協助逾1900 個民眾所提案的社會改革以及創意計畫，募集了4 億元的資金。太陽花學運發生時，從PTT論壇聚集的支持學運之網友，透過Flying V募集資金，買下紐約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頭版廣告，以傳達台灣民眾反對服貿的原因。他們運用群眾募資平台，展現出非經濟思考的公共關係(communal ties)精神，施展了網路鄉民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與能動性。

這幾年，從反商業主義的立場，公民透過群眾募資平台等非經濟捐贈行動，參與社會改革活動的情況越來越明顯。2011年之後，陸續發生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從2011年「塑化劑事件」開始，統一企業原料供應商所造成的「毒澱粉事件」、「大統黑心油事件」，到2015年爆發的「亞硝酸鈉熱狗、火腿」事件等。食安風暴不僅引起民眾的極大恐慌，甚至發展為全民抵制供應黑心食品公司，並拒絕購買該公司所販售之所有商品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於此同時，小規模的社會企業陸陸續續開始營運，供應安全有機食品和乳製品，試圖推翻大企業等大規模資本的商業中心主義。這些新興的社會企業也透過群眾募資平台，進行籌措營運資金。年輕獸醫龔建嘉創立的社會企業「鮮乳坊」，以產地直送提供成分無調整鮮奶。他正在思考創業的時候，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主動邀請龔建嘉提案，集資總額累計超過 608 萬元。

鮮乳坊提供的無調整鮮乳。圖片來源：作者。

目前「鮮乳坊」的鮮乳進駐全台的全家便利商店以及百貨公司超市上架，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在「鮮乳坊」工作的北大社會所畢業生陳宗聖告訴筆者，曾經台灣牛乳市場是以奶粉為主，鮮乳並不是主流。但中國奶粉事件以及食安風暴，促成台灣本土鮮乳的革命性發展。台灣民眾對於社會改革的期待與訴求改變了國內產業的主流商品架構。如此，台灣民眾以捐款和募款等非經濟計算的捐贈行為，支持了社會改革的各種活動，試圖監督與糾正政府和大企業失敗的政策與策略，並逐漸成為帶動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