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裡的「做」性別：想很多的俗民方法論

勤定芳／英國約克大學婦女研究

 

「你是男生還女生？」

家中來了兩位客人。一大一小，一成年一稚齡。我們一起坐在客廳聊天。稚齡的客人盯著我瞧了我一會兒，對著我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身為奸巧難鬥陣的大人，我忍不住回問：「那你覺得我是男生還女生？」對方停頓了兩、三秒，說道：「我覺得你是女生，可是因為你留短頭髮，所以我也覺得你是男生」。

嗯，頭髮的長短與性別的推定，這是個值得好好討論的議題。雖然前半句「覺得」的部份，也很有意思，但比較不具體，後半部應該比較容易對話。所以，我回答：「喔，頭髮。可是不一定短頭髮就是男生，長頭髮就是女生。男生也可以留長頭髮，女生也可以留短頭髮啊」。

就在小客人要回應我那宛如繞口令的解釋時，一旁的大客人打斷了我們，以帶著笑的聲音說：「這位阿姨想太多了」。

這不幸被腰斬的短暫討論，如同其他關於性別的日常對話，看似平凡瑣碎，卻包含了許多複雜、細微的社會意涵。也許有不少人會贊同大客人「想太多」的詮釋，認為這個話題應該就此打住，然而，從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以及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從來沒有「想太多」這回事。

Harold  Garfinkel 的俗民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這個有點拗口的英文字是美國社會學學者 Harold Garfinkel 於1950年代發想出來的專有名詞，用以指稱他所提倡的社會學研究領域。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的學術名詞對照資料，台灣的社會學學界一般將 ethnomethodology 譯為「俗民方法論」。

Garfinkel 有感於當時美國社會學學界偏重研究「不尋常的事件」，不關心社會個體生活中的「日常事務」，因此提出俗民方法論這個新的提問領域，用以拓展社會學的研究視野。Garfinkel 認為，人們習以為常，甚至不起眼的常規小事，也值得好好探究。在他看來，每一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在進行社會實作（social practices）時，或多或少都牽涉理性的考量。我們無時無刻都在特定的情境裡判讀當下的規則：權衡應該說什麼話、做什麼事，以及怎麼說、怎麼做。如同學術從業人員在進行研究時會發展相應的方法論（methodology），我們每一個人，其實也會在日常生活中琢磨出特定的方法（methods），以群體成員的身份生存於社會之中。這些方法可能被視為「常識」而不受研究目光青睞。俗民方法論學者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理所當然的常識現形，探討社會中的個體如何過日常生活，進而形塑規則與秩序。

舉個例子，想想看最近一次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你是如何挑選座位的？直覺式的答案也許是「有空位就坐啊！」然而，真是如此嗎？你的「挑選」也許多少牽涉了一些標準以及考量事項，這些標準與考量事項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你會選擇旁邊已經有其他乘客佔據的空位嗎？鄰座乘客的樣貌、舉止會影響你的決定嗎？若是那位乘客雙腳大開，你還會坐下嗎？你會開口請對方把腳收回去嗎？這些看似細微，甚至瑣碎的生活小事，對俗民方法論的學者而言，都是潛在的田野寶庫。週而復始、平凡單調的社會生活，蘊藏著豐富的社會學資料，值得一一審視。

俗民方法論與性別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分類（social division），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許多從事俗民方法學的學者，特別將性別提出作為需要近一步檢視的「常識」。

1950年代晚期， 一位名叫 Agnes 的人，參與了 Garfinkel 的研究，此研究彰顯了所謂的生理性別狀態（sex status）並非天生自然，而是有賴於日常生活透過細部做工才得以維持。Garfinkel 於1967年出版的經典著作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編納了這個個案研究的資料與分析。

若是以現在的語彙來形容 Agnes 的話，我們也許可以說，Agnes 的生理狀態同時具有男性與女性的性徵。Agnes 出生時，具有「正常可見的」男性性器官，因此被判定為男孩，並且以男孩的身份教養長大。到了青春期，她的身體開始出現女性第二性徵的發育徵兆（這裏使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 she，因為根據 Garfinkel 的研究資料，Agnes 認同自己是女性，Garfinkel 亦使用英文的女性人稱代名詞she來指稱 Agnes）。自17歲開始，Agnes 徹底改變穿著打扮，決定作為一名女人生活。1958年，19 歲的 Agnes 來到洛杉磯尋求醫療協助，希望藉由手術，摘除對她而言無用且造成困擾的男性器官，並重建陰道，以擁有「正常一般的女性生活」。

當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正組成一支跨領域的研究團隊，針對雙性人（intersexed）進行個案研究。團隊成員包括 Robert J. Stoller 以及 Harold Garfinkel。藉由醫師的轉介，Agnes 成為了這個研究計畫的研究對象。研究與醫療團隊最終判定 Agnes 患有所謂的睪丸女性化綜合症（testicular feminisation syndrome），為 Agnes 進行手術。手術完成約莫8年之後，Agnes 向 Stoller 揭露，她其實從 12 歲起即服用雌激素，促使女性第二性徵的發育。

不論她的女性生理特徵是「天生自然」還是「藥物誘發」，擁有「雙性性癥」是接受手術前的 Agnes 必須面對的生理狀態。在這樣的前提之下，Agnes 時時警覺、處處留意，努力打理、經營日常的一切，讓自己作為「正常、自然的女人」生活。Garfinkel 用 ‘passing’ 此字眼，來詮釋 Agnes 在各式狀況、場合中努力成就「女人」這個性別狀態所投注的心力。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學術名詞資料庫將 ‘passing’ 翻譯為「矇混」，但我想這個翻譯不適用於Garfinkel 的分析脈絡。Garfinkel 筆下的 Agnes，對生活細節安排極為小心，與「矇混」完全沾不上邊。例如，Agnes 會開車，但從不開車，在工作的安排上，則是刻意選擇走路可抵達的工作地點。因為她擔心如果發生交通意外，陷入無意識狀態，她的生理狀態極有可能曝光。比起「矇混」，Agnes 在日常生活裡經歷的，也許比較像是不間斷的「性別合格試煉」。

Garfinkel 針對 Agnes 進行的個案研究，具有前瞻性的價值，但不可否認有其侷限與盲點，畢竟那是一個先於 「性別」（gender）此一社會學概念、以及性別與婦女研究的時代。Mary F. Rogers 即指出，Garfinkel 的分析忽略了 Agnes 在醫療、研究過程中的從屬地位（subordinate status），甚至有剝削 Agnes 的嫌疑。Roslyn Wallach Bologh 則認為 Garfinkel 的研究，缺少政治性的面向與具反身性的批判思考，例如 Garfinkel 的分析沒有論及與 Agnes 的互動中，他身為一名研究者如何維持自己「男性」、「男人」的性別狀態。

「做」性別的觀點

藉由審視 Garfinkel 針對 Agnes 提出的個案分析，女性主義者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社會學提問：我們所有人，是不是某種程度上，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下了功夫，以成就、維持特定的性別狀態？其中，Susanne K. Kessler 與 Wendy McKenna，以及 Candace West 與 Don H. Zimmerman 的經典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化架構。

Susanne K. Kessler與Wendy McKenna 的作品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著眼分析性別歸屬（gender attribution）的社會意涵。性別歸屬指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中，人們被賦予或者指派性別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通常不涉及辨明此人的生物性性別（sex）或者其自我認同的性別（gender）。Kessler 與 McKenna 更指出，性別歸屬經常地發生在日常生活裡。回想看看，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曾經脫口而出這樣的敘述：「那個女生…」、「那個男的…」，我們判定對方性別的原因跟標準是什麼呢？絕大部分都不是因為我們真的知道對方的 sex 或是 gender 吧？

Candace West 與 Don H. Zimmerman 則是將「性別」的理論化，推展至日常互動的層次。West 與 Zimmerman 強調，性別不是一個社會存有（social being）與生具備的條件狀態，而是透過日常互動達成的常規性實現。換句話說，身為社會成員，我們不「擁有」性別，我們「做」性別（doing gender）。性別的內涵始終具備社會性與文化性，個體的生物性性別（sex）與性類別（sex category）沒有絕對的關連性。畢竟具備社會共識的生物性標準，往往在日常生活中隱而不顯（例如：一個人有沒有陰道？一個人有沒有陰莖？）因此，人們通常會在社會生活中尋找其他可見、可感知的特徵作為判斷線索，而這些特徵通常與文化性的期待相符。性別（gender）， 是一個不斷在日常互動中延續的活動。我們本著對特定性類別的認知，在每個日常情境裡，管理著（manage）我們與他人的言行舉止，產生情境式的性別意涵。

我們必須在性別這檔事上「想很多」

回顧小客人的提問，頭髮的長短顯然被當作判斷我的性別的線索。而這個線索不是小客人自己想像出來的，它牽涉到台灣對男、女髮型的文化性期待。有趣的是，根據提問內容，小客人似乎隱約覺得光是頭髮長短不足以作為決定性的性別判定標準，因此才會開口向我提問。Kessler 與 Mckenna 曾指出，我們通常都難以依靠任何單一資訊來判定一個人的性別。相反的，如果性別歸屬一但完成，所有關於性別的信息就會一齊塵埃底定，例如：性別認同、性傾向、性別氣質。

對從事俗民方法論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我們的工作就是著眼日常生活的層面，專注地在性別這檔事上「想很多」，而且，還總是深怕想得不夠多。而我認為，在社會互動中「發覺單一線索難以判定性別」的時刻，就是開啟具社會學意義「性別對話」的最佳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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