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產養殖：一個半X半Y的領域

錢克綱／中研院社會所

水產養殖（aquaculture）通常歸類在農業當中的漁業，是一種生產漁業產品的初級產業。然而，「初級」的概念實不足以掌握水產養殖所歷經的變化以及簡化後的複雜性：半陸半水、半漁半牧、半科學（技）半實作、既是食物的生產也是商品的交易等。正因為這種「半X半Y」的混雜性，遇上追求明確與清晰再現的科學，以及轉化現實為可計算、可測量與可掌控的現代管理和經濟技術－簡言之，如同 Bruno Latour 所言之處在混種和純化的恆久張力之間－水產養殖於是得以成形。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是台灣的水產養殖相對於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並指出台灣的水產養殖領域儘管看似存在科學與實作的分離，但這兩個部門卻同樣展現了從原本鑲嵌的「社會-自然」秩序脫離並代之以「技術-經濟」秩序的企圖。最後，本文指出偏重食用或商品目的對於養殖漁業的不同意義。

Callon的扇貝復育與漁民

只要對「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稍有涉獵，大概很難錯過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Callon 的 St. Brieuc Bay「扇貝復育」研究。由於法國民眾在年節對於扇貝的消費需求大，漁民只需幾個月的工作就可以有豐厚的收入，然而或許因為過漁或氣候變化，St. Brieuc Bay 當地的扇貝數量越來越少。三位法國科學家在日本參觀了成效不錯的貝苗收集器，引進 St. Brieuc Bay，協同當地漁民進行實地操作。漁民最重要的協作是同意「禁漁」：暫停捕撈，給收集器和扇貝一點時間。初期成效不錯。科學家四處參加研討會發表收集器跨國轉移和扇貝附著的成果。然而，最終結果是：收集器遠不若在日本的成效；心急難耐的漁民片面終止了禁漁協議，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變成漁業科學的一段插曲。

該文有非常多閱讀角度。其中之一是透過案例初期到後期所展現的「轉譯」（translation）步驟。這大概是最廣泛採取的角度，尤其當關心的焦點是一個號稱要改變現狀的計畫怎麼「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時候。它需要問題化、引發興趣、招募、動員等，然而在一個「不幸」的時間點或地方、階段，「轉譯」變成了 translation 這個字的法語 ‘traduction’ 所意涵的「背叛」。扇貝苗背叛了收集器，漁民背叛了與科學家的協議，人與非人都對於計畫的成敗有決定性的效果。

另一個角度或許是把 Callon 和他的扇貝研究放在 STS 的研究脈絡裡。重點不是那些科學家、收集器、漁民採用了哪些步驟去轉譯對方的行動，而是「自然秩序的形成和社會秩序的形成／崩壞」－不僅可以用「相同字彙」（所謂的「轉譯」步驟）去解釋－它們兩者本身是同一件事。之所以會有這驚世駭俗的結論在當時出現，也許和1970~80s年代慣用「社會利益」解釋科學和科技的變遷和發展有關。社會「利益」（interests）無法解釋扇貝苗對收集器感興趣／沒興趣 （interest/disinterest）；無法解釋自然秩序的形成／崩解，也就無法解釋社會秩序。

但是，還有一個閱讀角度：如果（what if）扇貝苗成功附著在收集器，並且提升扇貝產量呢？扇貝復育案例中的漁民其實是「漁獵者」（fish hunters）或「漁撈者」（fish harvesters），兩者的共同點是對於海域中特定物種的掌控有限。漁獵者指涉的是傳統漁民生活形式，沒有太多現代機關、組織與科學技術的介入，而鑲嵌在其生活領域的秩序當中 （工作可以辭，但生活不可以；漁民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工作類別）。相對地，「漁撈者」則已被多種現代制度穿透，成為「海洋資源」的看守者與使用者：透過漁業科學家對漁業資源的推估，交由政府機關制訂總額允許捕撈量，再透過漁民組織分配這些配額給個別漁民，漁民被期待按照這些配額捕撈。然而，如果當初扇貝附著技術促成復育並提升產量，改變了的「自然秩序」對於「社會秩序」的最直接影響便是漁獵者和漁撈者轉變成對其漁業生產掌控能力大幅提升的「養殖者」。養殖者的「漁場」其實是存貨，一個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存貨」的漁民，不能稱為養殖者。然而，這種追求掌控和支配的欲望又是從何而來？

轉海為田、轉漁為牧的陸地之夢

科學和科技對於漁業的介入反映的經常是人類「轉海為田」的陸地之夢。這種夢想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可管理的資源」（manageable resources）。從這觀點來看，對自然生態的「剝奪」完全是不理性的，既不是現代管理者的作法，更不符合其核心利益；相反的，「永續剝奪」才是。要達成這種永續剝奪的目標需要一方面將流動、變化的自然物質轉化為可理解、可管理的「存貨」，另外要剝奪其行動能力（超乎人類預期的反應和影響），或者提升人們的相對行動能力。兩個條件都不是事物的自然狀態。

Bavington 研究加拿大東岸的 Newfoundland 和 Labrador 兩個以鱈魚捕撈聞名的地區，這兩個地方自16世紀殖民者發現時「鱈魚多到船隻無法繼續前進」的狀態，來到1992年由聯邦漁政機關頒佈「禁漁令」。單單「過漁」（overfishing）不足以形成此一巨大轉折，而是現代世界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將海洋生態轉變為「資源存貨」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管理主義」指涉的是把自然環境與物質轉換成資源的嘗試與努力（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事物不等於資源，而需要將其從脈絡中抽離、清點並透過某種方式「儲存」：最常見的作法是透過調查將其編碼、記錄並保存），其與漁業科學、漁技漁法、政治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交織在一起。管理主義的具體表現是漁業科學家借鏡人口學，把海洋生態中的某種生物視為「人口」並尋求其數量變化的規律；經濟上制訂捕撈上限；政治上劃定經濟海域，排除外籍船隊，並根據捕撈上限分配個別配額；技術上商業船隊以底拖的方式大量捕撈以達到個別配額上限。正是在這追求「管理」的過程當中，Newfoundland 和 Labrador 的鱈魚、漁民和漁業走向瀕絕。

1992年之後的「禁漁令」時代，「管理主義」並未在 Newfoundland 和 Labrador 告終，而在「鱈魚養殖業」找到新天地。海上養殖需要在峽灣、海灣等可以躲避風浪的位置進行。由於海上養殖對於海洋生態造成影響（單一物種聚集，造成排泄物和飼料溢出甚至養殖物種逃脫），通常需要與周遭環境獨立，才能避免並監控其影響。以此為名，正當化政府將大片的公共海岸出租給鱈魚養殖企業，如此才能觀察對環境的影響並排除其它（漁民）介入的因素。只有企業有能力承租，因為漁民沒有資本進行從魚卵到成魚完全養殖所需的技術和設備投資。這次，「到底有多少魚」終於可以清楚掌握。然而，養殖者卻不等於漁民，或者說，即便參與養殖也是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漁民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逐漸和一種職業類別分別開來。禁漁令之後，政府透過輔導轉業、捕魚執照換發、推動水產養殖等方式一方面振興當地經濟，另方面企盼有一天野生鱈魚的回歸。但即便鱈魚回歸，在長期脫離漁業、轉職、遷出和養殖業的殖民之下，當地早已不再是以漁業為生活方式的社會。就此而言，鱈魚養殖的「馴化」（domesticate）對象不只是鱈魚，而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意義上的「漁民」及其圍繞著漁業形成的社會。

科學、實作與政治

水產養殖的另一個有趣面向是它的「半科學、半實作與半政治」。養在科學家或技術人員實驗池中的養殖跟養在漁民池中的養殖有什麼差異？台灣的養殖漁民往往對水產養殖科學的成就不置可否。水產養殖的實作在台灣比科學的介入早了許多，並且在一些食用為主的養殖種類上取得不錯的發展。特別是虱目魚的「魚塭」養殖，臺灣史學者曾品滄的研究指出，很早便進入商品化階段。意即：很早就進入規模養殖、為了市場而不是自己食用目的而生產；專業化程度很高，早已不是中國農作副業的意義。但是臺灣水產養殖的科學化，如果不算日治時期，是戰後在反共、提升動物性蛋白來源與糧食與國家主權的大旗下，獲得西方的資金挹助，搭著「綠色革命」，在科學上，或說在「建制水產養殖科學」上取得的進展。綠色革命在台灣的革命對象或許不是水產養殖的技術與科學，但是沒有綠色革命的資源挹助，水產養殖不足以形成科學建制。

水產養殖在西方的建制過程則不太一樣，是先科學再實作。根據 Bavington 的說法，西方的海洋漁業資源自戰後就開始工業化利用（以現代漁業設施進行商業規模捕撈），但是轉海為田的嘗試大約在1980年之後，所謂的「藍色革命」（Blue Revolution）才開始。台灣的水產養殖「革命」則是陸地上的，把海中生物拉進魚塭或實驗池內，達成從孵化到成魚的「完全養殖」。西方則是把「陸地」以設施的方式投入海中，把海洋改造為適合養殖的環境，如「箱網養殖」。然而，西方的水產養殖科學建制歷程有一個面向是與台灣相似的：國家的介入。Bavington 強調，Newfoundland 和 Labrador 的鱈魚養殖是在國家退出海洋生態管理且又提供金融資助的情況下才得以進行；否則投資研發的成本太高，而回收又不確定，商業銀行對此也興趣缺缺。儘管時間略晚，出發點也有差異（粗略地說，台灣是糧食，西方是商品），水產養殖領域的形成和科學建制都可以看見國家影響力的蹤跡。無獨有偶的，法國學者 Serge Bauin 也指出，水產養殖在1970年的法國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形成，並不是因為各種次學科（如：魚類生理學）共同致力於同一目標的結果，而是透過政治領域帶動，鼓吹各學科進入一個當時仍屬陌生的「水產養殖」領域，進而解決既有研究領域的困難所形成的新興研究領域。用 Callon 的話來說，法國政府打造的「水產養殖」是一個生物科技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實作先行於科學建制而形成的養殖規模商業化」可能是台灣的養殖漁民對於水產養殖的科學（技）成果往往不置可否的原因。對於漁民來說，養殖是成本／獲益的「技術-經濟」的計算與換算；對於水產養殖科學家來說，獲得技術「突破」往往建立在「不計成本」的基礎上，因此格外需要政府部門支持。但是對於漁民而言，不計成本、無法商業化的突破根本不算成功。此外，對於漁民來說，科學試驗所宣稱的成功往往是一次性的，經常無法複製；在繁殖和養殖的諸多竅門之中，科學上達成的突破有時還不如既有的方法穩定且有效。用 Latour 的話說，科學成果的網絡延伸既不能太遠、太近、延伸的成本也不能太高，否則不是遭遇失敗就是只被當作一件吸引人的有趣玩意。相對於西方的水產養殖是科學推著實作，水產養殖的科學建制在臺灣則是朝向脫離地方與局部的具體經驗，而代之以普遍與全局的實驗發展；簡言之，實驗室的養殖正當地不能等同於漁民的養殖。因而在養殖漁業這個以「技術-經濟」實用性（usefulness）為主導思維的場域中，科學家很難用實驗取代漁民的經驗。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水產養殖的科學（技）部門是否和實作部門沒有共同點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儘管考量和方法有差異，兩者都關切養殖的「技術-經濟」秩序如何自與之鑲嵌的「社會-自然」秩序脫離。

食物或商品

「為什麼需要知道海中有多少魚呢？」Bavington 認為，當漁業被視為商品而不是食用目的生產時，由於關係到漁業技術的投資能否並且多久可以回收，「還有多少？」就成為必須考量的問題。商品生產儘管是台灣水產養殖業的基本特徵，但是商品生產卻不代表沒有相對應的「社會-自然」秩序：生產什麼、生產多少、何時生產、怎麼生產、何時收成、賣給誰、怎麼加工、如何消費等問題都有與之相連繫的人群、地方與環境。然而，養殖技術「進步」的另一層意義是，養殖者可以脫離這些與之相連繫的人群、地區與環境，在多種養殖物之間轉換；例如：1980年代以前的虱目魚生產僅限在沿海的海水地區，爾後開始進入內陸以往以淡水養殖吳郭魚的地區（有時候是熱帶的魚種往北走）。養殖技術的精進經常是以提升其環境抵抗力（廣義的「抗逆境」）為考量，技術「進步」是以「脫離自然」的程度為衡量標準。技術「進步」之後，「需要養多少魚」的問題不再根據與其鑲嵌的「社會-自然」秩序，而是以技術的承載能力為主。當技術不斷四處拓展並且深化其承載能力的同時，結果是水產養殖作物的生產陷入所謂「產銷失衡」的惡性循環。

2010年的兩岸簽訂了 ECFA，在早收清單外，中國又對台實施了許多農漁產品採購，其中一項便是「虱目魚契作」。中國企業以保障價格、固定數量、契約採購的方式透過臺灣的貿易商與漁民訂約，自2011年起連續五年進行定額定量的採購。儘管在中國的市場銷售始終不振，卻直到2016年政黨輪替，虱目魚契作才宣告結束。對此的解釋主要以對台政治工作的角度理解中國願意以超額定價的方式採購，並探討鈔票對選票的吸引力。若非如此，「銷售失利的虱目魚怎麼會持續契作？」以及「為何終止於政黨輪替的2016年？」。這些聚焦在「銷售失利、政治契作」的質疑儘管有力，卻也忽略一個重要問題：兩岸契作成功地「轉譯」了產銷失衡的「社會-自然」秩序問題，而成為「外銷中國市場與否」（或說，貨出不出得去）的問題。儘管在此之前，臺灣的虱目魚從來不是為外銷目的而生產的食物或商品（儘管虱目魚一直是國際養殖水產市場的主要商品之一）。但是此後，「產銷失衡」的舊現象置放在「兩岸契作」這個概念之下獲得了新的意義：臺灣的農漁產品失序需要中國市場的解決方案。

Bavington 在反思海洋生態因為「管理」而帶來的問題時指出，正是因為「銷售導向而不是食用目的」的思維盤據，導致了「管理主義」同時在社會與自然領域的充斥以及野生鱈魚在研究區域內幾近滅絕、漁民失去生計與身份認同以及漁業社區的崩解。儘管水產養殖不等於海洋生態而操之在人類之手，但是就此認定水產養殖是一脫離自然或社會的領域實屬不當。因此，對養殖漁業提出「為了什麼生產？」的疑問仍屬必要。當水產養殖高度商品化，而且過度膨脹的「技術-經濟」秩序佔據了養殖的「社會-自然」秩序，此時「可以賣多少－應該養多少，所以養多少」的考量，自然地為「想要賣多少－能夠養多少，所以養多少」所取代。因此，「為了什麼生產？」，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解答將會帶領養殖漁業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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