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現代性未竟之處？還是社會創新的苗床？

鍾怡婷／中研院社會所

 

幾年前加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有了機會深入瞭解果樹農家和一個淺山農村的處境。我們帶著「什麼都可以試試看」的社會學介入關懷，膽顫心驚地展開對淺山農村的認識，並探索與當地居民合作的可能。但是當我們成為一種外來資源進入到資源較匱乏的農鄉地帶時，很容易只接收到農村的問題、不足、缺乏與需求，而資源提供者也容易自我催眠認為問題可透過我們的介入被解決。經歷挫折之後，我們才發現很多烏托邦的理想，並不是照搬複製就會成真。

但農村一直以來都只是問題之所在嗎？一直被動地等待外界來為他們解決問題嗎？源自歐美日等國家的發展經驗與另類理想，真的適用於台灣農村嗎？這些問題在我們持續與農村居民和農民互動的過程中不斷浮現，促使我們更加謹慎地行動，並且在批判農村不進步之前，反思台灣本地農村有其特殊的社會運作邏輯。台灣農村與農業發展，百年來歷經不同的統治模式與資本主義時期，此時重啟對農村與農業的認識與瞭解，需要採取不同的觀點。

主流觀點中現代性事業未竟的農村與衰退的農業

二十世紀初期，亞洲國家展開學習西方文明的現代化歷程，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廣大的農村與農村人口如何走向現代化發展有著極大的關懷。當時農村被診斷為「愚、窮、弱、私」四大問題，知識份子因而展開了鄉村建設運動與平民教育。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農村確實需要普遍的教育，但鄉村建設運動中對農村的診斷和所開立的處方，忽視了國際背景的影響，從費孝通對此行動的憂慮中也可看出，農村與農民在此階段被視為是需要以西方現代化為範本進行全面改造的對象，此做法忽視了農村與農民的主體性與其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脈絡的特殊，而過於簡化地將農村生活與農村居民界定為問題之所在。長久以來，農村特有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還是經常被視為是社會尚未進步的指標，或被認為在這個現代性事業未竟之處，有待知識份子介入，將鄉民改造成公民。

台灣的農村在日治時期快速步入現代化，現代國家的力量介入改造農村與農業。戰後，延續著相去不遠的改造策略，再加上讓農民成為擁有生產工具的小自耕農，讓整個台灣農村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之下享受比以往多的經濟成果，雖然從後來研究中顯示，農村與農民其實被剝奪更多。在這些現代化歷程背後，隱含著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對農村的定位：為了城市的運作與工業化，農村是提供糧食、原料作物、廉價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基地。台灣農村在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完美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此時期「生產主義」主導著農業生產，在教科書中被稱許的「綠色革命」，以耐肥豐產的改良品種為基礎，再搭配一整套的化學肥料與農藥使用、管理技術及大規模水利灌溉設施建設，不斷創造更高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帶來集約化的大量生產。

歷經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高速成長與發展的農業經濟，隨著結構性生產過剩結束了此一榮景。所謂的「榮景」是以主流經濟學觀點所進行的評價，以農業生產創造的出口貿易價值以及佔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例來評估。在 1950 年到 1972 年之間，台灣農業所創造的產值平均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22.8%，1973 年之後農業產值佔總 GDP 的比例逐漸下降，近十年來平均約在 1.66%，和過去的「榮景」相較起來，確實是衰退。

農業產值下滑的同時，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下滑到 2017 年的 4.9% 。以農牧戶專兼業別的比例來看，1990 年農林漁牧普查結果中兼業農戶佔總農牧戶數的 86.8%，而其中又以兼業為主的農牧戶佔多數，從官方統計資料（如表）來看近三十年來以兼業收入為主的兼業農牧戶佔總農牧戶家數之七成左右，此一以農業外收入來維持家戶生計的兼業農比專業農更多的現象，在主流經濟觀點中也是反映了農業經濟的不振。另外，從每一農牧戶的平均耕地面積（如表）來看，台灣農業的規模耕作不斷在縮小。這些統計數字代表著一種經濟指標，指涉了一個衰弱、不發展與充滿危機的農業經濟。

 

翻轉視角：重新界定「小農」、「農村」與「農業」

兼業農比例高於專業農，在主流發展經濟學觀點中是農業弱化的指標。台灣眾多兼業農牧戶將土地視為生計最後依歸的各種實作（例如：不願將土地釋放還持續保留著一塊農田耕作、在主要的工作之餘務農、將務農當作萬一工業不發達時的後路等），也被認為是解決土地零細化並整合擴大利用時最大的障礙。農業與農村中的兼業現象，究竟是衰退還是一種調適？維持小塊農地並投入務農的兼業農，是馬克思主義所指涉即將過渡到無產階級的半無產階級農民，還是一群維繫農村存在與農業地景的新小農？

在馬克思主義的農民研究與主流發展經濟學觀點中，以家戶勞動力為主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peasant），被理解為是一個阻礙工業化、資本積累與市場經濟的障礙，是衰退而不受歡迎的存在，因此馬克思甚至預言擁有一小塊土地的農民，終將被資本主義大農場取代而消失。但歷史發展證明－－以家戶勞動力為主的農場經營型態頑強地存活了下來。此種農業經營型態為何沒有消失？自 Chayanov 提出小農生產模式（peasant mode of production）論點，指出家庭農場採取勞動力自我剝削以維繫的解釋之後，開啟了眾多以經驗資料為基礎的研究。包括柯志明研究日治時期糖業資本與台灣農民的關係，指出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反而有助於製糖會社取得甘蔗原料，家庭農場與殖民政府所支持之資本主義商業控制的連屬關係，使得家庭農場具有競爭力地維持了下來。晚近也有不少以歐洲地區農村與農業發展為對象的研究，同樣表明了家戶經營的小農反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小農在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會消失的預言，被證明了不是必然，甚至也有研究指出：以兼業情形維持小農式經營是農村持續保有活力的原因，不應將兼業農視為農業衰退的指標。

農村中兼業農佔多數或職業類別變得多元異質時，農村還是農村嗎？農業逐漸變得像工廠一樣進行食物生產時，農業還是農業嗎？在農村不再只是扮演廉價糧食、原料作物與自然資源的供應者時，農村是一個什麼的存在？英國與歐洲學者發現農村中開始出現了逃離都市的移居者，農村由於它優美的景色和生活的寧適性（amenity）而吸引了新的一批移民，他們通常對農村有著田園牧歌式的美好想像，地理學者以「鄉村性（rurality）」做為概念對這樣的現象進行研究，以分析農村的本質與空間位置，持功能性觀點的看法通常隱含著「城鄉二分」的概念，認為農村相對於都市而言是土地利用較粗放、有著與都市不同地景的地方；持後現代與後結構觀點者認為「農村」是社會建構的，在此觀點下所聚焦分析的是人們將鄉村性、鄉村空間、農村生活連繫上美好迷人的社會、文化與道德價值的普遍現象。

在 1970 年代結構性生產過剩危機後，主導歐盟農業政策的「後生產主義（post-productivism）」也呼應著這樣的農村發展，不再一元論地賦予農村與農業保障糧食安全的任務，而是強調農村中豐富的各種襲產有其公共價值，且具有觀光休閒的消費吸引力，因而維繫一個典型歐洲農村地景的目標成為政策補助方向，其中也包含了為維繫家庭農場經營而鼓勵農民採取可促進農業收入多樣化的策略。相對地，美國仍是以發展大規模工業化農場為農業政策目標，在鼓勵設立農畜整合的複合式農場之後，現在則是整合生物科技來發展農業，Friedland 以加州三個農村地帶的不同發展模式為案例，試圖引發人們反思工廠化的農業生產或是為了研發藥物而畜養牲畜，還可以說這是農業嗎？此一如何重新概念化農業的提問，也同時激化了界定農村的問題。

農村自身的調節能力，做為社會創新的苗床

受後現代理論影響，農村在學術研究者眼中不再是現代性未竟的事業，小農也不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殘餘或障礙。看待農村與農業觀點的轉變，使得我們可以考慮農村居民自身的需求和認知，並且注意到在地社會具有轉化外來勢力的能力，此一認識論上的反思，不再只是把農村看成是問題的發源地，而是開始追溯那些看似非理性邏輯的實踐理性。

荷蘭學者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也抱持著有別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歐洲與拉丁美洲的發展經驗中看到了「新小農階級們（the new peasantries）」的出現。他從長期的農村發展歷程中看到，農業經營型態實際上不是資本主義大農與家戶經營小農的二分式雙元化發展，在二者之間還有一種「中小型企業農」的經營型態，他們維持家戶生產，且勞動力之外的其他生產資源高度依賴外部市場，此類型在當代反而佔了多數。他也觀察到，家戶經營的小農與過去界定的小農有所不同，因而以新小農階級來指涉此一新的群體。此一新小農階級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與自然之間持續互動與相互轉化，且生產過程及產品交換不完全面向市場。透過和市場保持距離、維持相對自主性，新小農階級得以韌性頑強地存活。這樣的觀察來自晚近出現的各種另類農食網絡，包括在生產過程嘗試擺脫石化原料與化學合成製成的肥料與農藥、在農產物交換方式上繞過主流市場，嘗試與消費建立直接銷售管道。這些嘗試都是一種特殊對策，用以緩解農業經營對市場的依附。

新小農階級還帶有一種回歸田園、視農業為生活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的理想。日本京都府綾部市近幾年聚集了一群這樣的新農，他們以有機或自然農法方式耕種，恢復了傳統的稻作與水利系統，其中一位早期歸農的塩見直紀以「半農半X 」來描述自己的歸農生活，認為傳統上日本農村生活的維繫本來就倚靠著兼業形式，在小規模農業耕作之外也從其他農場外工作來多樣化收入來源，因此理想的歸農生活便是一半從事農業一半用於從事其他各種工作、興趣或符合個人天賦的事。「半農半X 」的歸農生活烏托邦，吸引了越來越多青壯年與退休世代，甚至還有「田舍生活研究所」這樣的組織設立在京都市區內，為有意願回歸農村與農業的人，提供住房與務農的諮詢服務，與其他資金或物資上的支持。此股新歸農風潮，讓綾部市志賀鄉的人口增加與年輕化（至 2017 年共有 138 位 67 戶家庭移入），以育兒世代為主的新移居者，亦使得當地小學學生數增加而免去了被裁併的危機，原本被裁撤的郵匯業務，也因為人口增加而重新設立服務，整體來說讓農村重拾了活力。

綾部市聚集的這群移居人口，恰好是農村中「社會創新」的動力來源，來自歐盟農村地區的經驗，也同樣指出了農村中多元行動者可能帶來的影響與貢獻。近年來歐洲鄉村社會學界特別關注來自農村自身的調適能力，過去以結構、制度及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研究開始轉向關注農村中積極創造改變的行動者。在這些研究中，「社會創新」的概念逐漸被提出並用於解釋源自農村內部的改變動力，也指出社會創新有別於商業或科技領域中的創新，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協作，透過集體行動模式改變態度、行為與看法，為當地社會問題帶來緩解對策。台灣農村社會比起都市仍具有較豐富的人際連結與社會網絡，集體行動與互惠共享的文化習慣也仍在某一程度維繫著，這些都是孕育社會創新的苗床。

尋找通往真實烏托邦的路徑

世界各地都有小規模家戶農業持續存活的經驗與案例，這些都說明了在資本主義不斷變形與發展的過程中，農村也有自己的調適之道。自願為農的小規模家戶農業在世界各地出現，台灣也沒有例外。在過去十年來，宜蘭員山鄉的深溝村聚集了越來越多另類小農，其他農村也有不同的新歸農案例，這些現象有待我們將其置於「什麼樣的農業型態才能讓農村有活力？」的問題下進行考察。

集體行動做為社會創新的前提，提醒了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協作，是研究與實踐工作的關鍵核心。那麼我們就必須深入地考察農村中集體行動與共享的運作邏輯是什麼？過去被認為是共同體社會的農村，如今以什麼樣的方式實踐其合作與共享精神，它的演變型式與路徑為何？在這些問題的引導下，尋找過去農村互助、互惠、合作與共享的價值與規範，如何被重新運用在當代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中，並在此基礎上，為農村尋找有別於主流發展路徑之外的另類選擇提供經驗支持，這是當代農村研究可以做出的貢獻。

在與果樹農家共同探索轉型的實踐過程裡，我們發現果農通常有三種商品交換的管道，分別是拍賣市場、行口與親友代銷，果農對於行口是抱持著又愛又恨的複雜情緒，他們雖然不滿意寄行口銷售的價錢，也總是抱怨貨物寄出要隔好一段時間才收到貨款，但他們卻認為行口要維持他們自身的開銷和運作不容易，也同情行口也是要養活一家人，甚至也考量到不持續與一固定行口維持交易，會失去一部份的市場，因而果農即便吃虧也仍然維持著與行口的買賣關係。我們無法理解農民此種不符合理性計算的行動邏輯，但在農村與農民身上，卻有著眾多非經濟因素考量下的各種實踐。關注農村社會創新的研究也提醒我們，應當將農村視為資產聚集之處，而非一個需求不被滿足、問題未被解決之地，翻轉認識農村的視角也許可讓研究者從農村在地的實踐邏輯中找到前往真實烏托邦的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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