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叛逆還是秀異？談談明星高中「能K能玩」的校園文化

王啟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年三月時，師大附中傳出因為當年學測成績不甚理想，校方研議將對學生過度自由的校園生活與社團活動進行管制。無獨有偶，同一年建國中學也出現類似風聲，校方因學生在升學表現上與他校的差距有逐年縮小的趨勢，試圖減少課外活動，要求學生投注更多心力在學測準備。當時兩所學校的學生、畢業生，皆對此表達強烈反對意見。其中最核心的論點，便是他們認為自由學風以及豐富多元的校園活動，才是讓這兩所學校與眾不同的特質，而非僅是校方汲汲營營的升學數字。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某些知名公立明星高中不時出現類似事件：每當校方因種種理由而想要加強對於學生校園生活的干涉，學生通常會群起捍衛令他們「感到自豪」的自由傳統、與豐富的校園文化生活。在我的觀察裡，類似的情況似乎較不會發生在公立明星高中以外的學校。

表面上看來，這類論述像是拒絕了父母、師長只重視成績的世俗關切，並且呼應一種常見的關於明星高中學生「能 K 也能玩」的想像：彷彿對這些學生來說，透過追求課外成就來打造精采的高中生活，其實比成績還來的重要。然而，我們其實很難說提出這類論述的人，實際上真的不重視成績。在現實上，他們多半是處在臺灣教育場域最頂層的菁英。這個對比讓人不禁納悶，為何強調不要只重視成績的聲音多半來自前段學校學生？為什麼明星高中會有格外重視課外生活的文化？這是否代表自由學風與豐富的校園文化，真的是獨立於成績以外的重要傳統？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以過去幾年針對明星高中的校園生活與社團活動所蒐集的田野資料，配合相關文獻，來對明星高中「能 K 能玩」的校園文化進行社會學的分析。我的田野對象以 KG 高中熱門音樂社的成員為主（KG 為匿名處理），同時也搭配對於該校其他社團、以及他校類似社團的觀察。這篇文章認為，明星高中校內追求「能 K 能玩」的風氣，一方面是學生對父母、師長的教育控制進行挑戰、並爭取自主權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能夠讓他們獲取文化秀異（distinction），並展現優越地位的重要手段。然而，這樣一種透過挑戰教育控制所展現的秀異形式，可能也是一種必須要先取得課業成就，才能夠享有的特權。

教育改革與明星高中校園文化

高中校園社團文化的興起，和解嚴後一連串教改運動與政策變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在多元入學實施後，儘管學科成績依舊重要，卻不再是升學競爭的唯一指標。諸如社團活動、課外競賽等，皆成為對升學有利的項目。傳統公立明星學校相對自由開放的學風，以及因為歷史悠久而發展完備的社團活動，遂成為不論是校方招生或者是學生在日常脈絡中，用以展現特色的重要區別形式。在此脈絡下，豐富的社團活動、創意慶典等課外特色，逐漸成為學校用來打造校園生活「能 K 能玩」形象的要素，並引起各校學生在舉辦大型校園、社團活動時比拼排場的「軍備競賽」。

在另一方面，過往被壓抑的青少年次文化也隨著消費社會興起在解嚴後發展。搖滾樂團、街舞等文化，開始在與體制、家庭、學校相互拉扯的情況下展開。在此過程中，這些曾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次文化形式，也隨著解嚴後校園威權氛圍的解除，經由學生的組織動員進入升學型高中校園，透過學生社團的組織模式體制化。校園活動舞台上的表演機會，也使得諸如熱音社、熱舞社等新興的青少年次文化社團，成為學生目光焦點所在。在這樣的校園生活場域動態下，學生校園生活的核心問題不再只是過去時代重視的如何讀好書、考好試，而是如何在取得一定學業地位的同時，在社團活動也有秀異的表現。

「能K能玩」：經由挑戰教育控制所呈現的「文化秀異」

近期有關於明星高中學生的研究指出，對多數就讀這類學校的青少年來說，社團生活至少和課業生活同等重要，是他們建立身分認同與取得成就感的關鍵機制；學生為了社團活動蹺課是常見現象。我在田野中也觀察到許多類似現象。一個印象深刻的經驗是，某次進行田野觀察時，學生在我面前拿出一疊預先蓋好導師章的「請假條」，像在炫耀他們總能夠輕易蹺課玩社團的特權；也有學生在高二期間幾乎沒有背書包到校，並且翹掉多數課程，把時間用來進行成發演出的練習。就算是其他沒有瘋玩社團的學生，平時翻牆、蹺課，甚至與教官進行「鬥法」，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在觀察這些現象的同時，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英國學者 Paul Willis 在《學做工》一書中所描繪的「反學校文化」。這本書中描繪了工人階級青少年如何透過一系列叛逆實作，打造出挑戰學校教育權威的校園次文化。他們在學校中總是奇裝異服，並且伴隨著抽煙、打架、嘲弄乖乖牌學生等叛逆行為，削弱學校權威對他們施行的教育控制。我在田野中也觀察到類似的叛逆舉動。除了前述的蹺課、爬牆，學生也會互相比較、吹噓玩社團玩到不顧課業的豐功偉業，有時也會透露出對於只會讀書的輕蔑態度；也有學生會在校園角落聚集抽煙，挑戰學校規範。這些表面上看來叛逆、挑戰權威的舉動，象徵了他們對自身面臨的「教育控制」所採取的次文化回應。

然而，與工人階級的小伙子們有所不同的是，優越的社會位置為明星高中學生的次文化活動帶來截然不同的後果。雖然 Willis 的小伙子們能透過反學校文化確立自身在校園中的同儕地位，弱勢背景讓他們只能侷限在次文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就，無法在次文化場域外的社會生活獲得任何好處。在我的研究中，學生們學業菁英的地位，讓他們能夠藉由表面看似叛逆的舉動，展現自身的文化優越：一方面，他們能藉由叛逆的次文化與休閒成就，與其他青少年進行區別，取得優越的同儕地位；另一方面，他們所具備的高文化資本與受認可的社會地位，則讓他們的叛逆次文化只需要面臨「有限的負擔」（limited liability），[i] 並藉由休閒領域的成就獲得「能 K 能玩」的社會聲譽，於青少年文化的場域中強化優越地位，並再製社會不平等。

能玩的前提：成績、學校地位與制度條件差異

KG 高中學生在休閒領域的投入和他們在教育場域中面臨的制度條件緊密相關。首先，長期累積的歷史地位、社會聲譽，以及歷屆優異的升學率表現，讓該校長期成為國中生升學的優先選擇，較沒有招生壓力。在西方社會中，與弱勢青少年相比，白人中產階級青少年因具備受認可的社會地位與特質，能夠在進行叛逆次文化的同時，取得被權威角色（如父母、師長、執法者）容許的正當性。我在 KG 高中也發現同樣的邏輯：相較於其他學校，KG 高中校方對於學生「無傷大雅」的叛逆，以及社團活動的投入通常是「睜一支眼，閉一支眼」。此外，在我研究中的 KG 高中學生，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受認可的資本形式」（對考試有用的文化資本，與優越學校地位的社會資本），佔據了高中教育場域中最優越的位置。在這個結構位置上，透過學業成就取得更進一步的優越地位的難度較高。不少成員提及上高中後課業難度明顯提高，加上所有同學皆為基測成績優異的「強者」，因此無法像過去國中時期一樣能夠輕易名列前茅。在此情況下，「社團」或其他休閒上的成就追求成為高中階段取得同儕地位的「暫時替代途徑」。因此，透過與「課業、考試」無涉，甚至有所衝突的活動，來標示自身與其他學校學生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取得更進一步的秀異地位的主要策略。與他校同儕相比，這些學生具備較強的考試準備能力，加上過去學長們優異的升學表現，因而敢於在高三前大量投入社團活動。

相比之下，非明星高中的學生在校園生活上則面臨雙重困境。他們不僅沒有「被容忍叛逆的些許自由」，社團活動也常遭受校方干預。在我研究的田野中，中後段志願學校的熱音社成員皆向我表達了他們社團活動進行上因校方介入所面臨的挫折。儘管受干涉的程度不一，背後理由卻相當一致：學生被校方預設為必須善用高中三年苦讀，考上理想學校，讓學校繳出有利招生的榜單。舉例來說，位於新莊的某公立社區高中學生向我指出，他們入學時學校才剛從國中擴張為綜合社區高中，基於升學率考量，高一每天要上課到晚上九點，而且學校會透過限制活動空間、經費等方式防止學生過度投入社團活動。相較明星高中學生，他們缺乏足夠的「考試資本」，需要注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彌補他們和明星高中學生之間在考試能力上的差距。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參與社團活動的程度遠不及明星高中學生。

這樣一種不同學校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關係到學生組成的社經背景差異。既有研究指出，出身自家庭社經背景條件較好的青少年，往往有更多機會進入較佳的分流途徑，而台灣的公立明星高中更是有高比例的學生來自公教背景的家庭。不虞匱乏的生活條件不僅讓這些學生處在一個更有利的機會結構，有更多機會進入這些學校，同時也讓他們有足夠的資源與餘裕，進行社團活動的參與（多數社團都有一定經濟門檻，如社費、樂器購買、找校外老師學）。在我的研究中，仍有某些差異無法完全被階級條件所解釋。舉例來說，絕大多數的私立菁英高中學生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他們就讀這些學校最常見的原因，是他們的考試成績未能達到明星高中的錄取標準；比起中段的公立高中，私立菁英高中嚴苛的教學環境讓他們的父母願意付出較高學費，以此尋求提升三年後子女考上菁英國立大學的可能性。在這樣的預期下，學生在校園中常面臨校方對於日常生活以及社團參與更嚴苛的管制，目的是讓他們在三年後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有能力與公立明星高中學生一較高下，並確保學校每年能提出足夠吸引家長的辦學績效―優異的榜單。

在 KG 高中熱音社的田野中，也有少數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因為自身對於根植在「學校地位」的社團成員身分有強烈認同―「身為 KG 熱音社的一份子」，他們和其他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一樣，對社團表現出高程度的投入與奉獻。舉例來說，該社有個不成文的「傳統」：吉他手和貝斯手「必須」在升高二前購買一把高價位的樂器，如此才配得上他們修練一年後所提昇的音樂實力。有位來自弱勢家庭的同學，基於自己身為社團成員的強烈認同，甚至動用了教育補助去購買一把台幣三萬元的電吉他；此外，他的父母還向親戚借款以協助其社團活動花費。

並非所有來自弱勢階層的成員都會為社團進行類似額度的花費。另一位同樣來自弱勢家庭的同學，一方面選擇了相對較能省錢的方式參與熱音社活動――擔任不需購買樂器的「主唱」。而在積極參與必要活動的同時，他會避免出席一些他認為花費較多但沒那麼必要的活動（集體出遊、聚餐）。根據他本人的說法，基於身為社團一份子的強烈認同，他還是會進行一些超出家庭負擔能力的花費（找校外老師學歌唱技巧），並在高一高二期間投入大量時間在社團上。儘管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在 KG 熱音社佔少數，透過他們與私立菁英高中學生對比，說明了這類文化參與模式的差異，其實受到由「入學考試」、「排名」以及「學生篩選機制」（student selection）所構成的不同學校地位階序之間的分化模式所形塑。

要考上好學校，才能想做什麼都可以？

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曾經用「非利益性」（disinterestedness）這個概念，說明中上階層通常偏好藝術性高、缺乏實用性的文化實作，來彰顯自身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地位差異。這是因為他們已具備足夠的經濟資本，生活上不虞匱乏，因此能夠藉由追求「表面上看來」沒有經濟效益的文化資本，來打造自身的生活風格，並與其他群體區隔。某種程度上來說，明星高中學生追求課外成就也是出於類似的邏輯：在已經具備了在教育場域中受認可的資本（考試成就、學校地位等）的情況下，追求課業以外的成就，則能夠讓他們顯得更有餘裕。當其他青少年需要利用高中三年苦讀追趕，他們還能夠花不少心力追求休閒成就，或者進行看起來惡搞、叛逆的活動。當然，這也代表這樣的青少年文化形式其實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並非所有在這個年齡層的學生都能完整享有類似的校園生活。在獨重成績、升學的社會氛圍下，「追求課外發展」正是建立在一個弔詭的前提：學生必須要先在課業表現上獲得認可，才能夠「認真玩社團」、進而獲得「能K能玩」的秀異地位。諷刺的是，僅具備非課業的成就，則難以讓青少年獲得休閒活動領域外的認可，甚至可能被認為「因為不會讀書，所以才在其他領域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透過社團活動追求課外成就，以及看起來好玩、叛逆的高中生活，其實也是明星高中學生在成績至上的階序中用來強化優越地位的特權。

[i] 通常次文化常涉及與主流價值衝突的活動，易對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美國社會學家 Amy Wilkins 使用「有限的負擔」（limited liability）概念，說明白人中產青少年如何因為其優勢的社會背景，而能夠在參與挑戰主流價值的次文化的同時，不會如弱勢青少年（如黑人、工人階級）的次文化活動一樣，對未來造成嚴重影響。

註：本文改寫自作者文章：〈能K能玩：明星高中的社團活動、升學實作與青少年文化〉。台灣社會學，2018 年 12 月，第 36 期，頁 1-46。

Cover Image: 皓程 楊, Flickr 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