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事件如「皇帝的新衣」：在秩序的神話和歷史的偶然之間

高行云／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系

 

1929年，魏瑪憲法十周年。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卡西爾正在不遺餘力地為魏瑪共和政體呐喊疾呼，但一屆屆的德國總統和總理卻疲憊不堪。他們都清楚如此費力的來源——德國不像美國有獨立宣言、法國有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共和秩序，不過是英美法等戰勝國要求下的舶來品。缺乏革命的起源，共和國無法給予關於社會秩序的正當性神話。但是，據說在1789年，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的時候，從熟睡中被叫醒的路易十六卻直呼——「這是一場叛亂！」他的大臣卻急忙更正——「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從1789年到1929年，當革命事件成為人民主權的共和神話之時，歷史的源頭原來卻在叛亂與革命的縫隙中交錯不清。當英國人榮譽地稱他們／她們的「光榮革命」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之時，世人無不清醒：革命幾乎都是集體暴力。不管是19世紀法國政權下漫長且反復地更替，還是20世紀反帝國反殖民的亞洲非洲鬥爭，無不以「血與鐵」的代價建立共和國的神話、人民主權的神話以及革命的神話。

為什麼同樣是集體暴力的事件，同樣是「血與鐵」的代價，革命卻在歷史的源頭被路易十六稱之為叛亂[1]呢？又或者，叛亂又是怎樣在歷史的長河裏被「洗白」，變成了革命的呢？

不妨以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這個事件來看一看吧。

1789年的7月14日，被攻佔的巴士底獄，儘管承載著法國絕對主義王權的象徵，但當時不過關押了幾個瘋子和造假者，守衛力量更不過是一群半退休的老兵。對反叛的巴黎民眾來說，要說軍事意義，還不及當日較早攻佔的榮軍院，畢竟那裏有幾萬軍滑膛槍。但是，為什麼當我們提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卻將之和攻佔巴士底獄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呢？

那一年7月1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驅逐了自由派的財政大臣內克爾。這件事不僅是人事任命的爭端，更讓巴黎人民陷入不確定的生活感，因為啟蒙運動的長期醞釀，此時的財政危機已經被理解成政體危機和社會秩序的原則性危機。巴黎人民不僅是要判斷相信國王有沒有力量解決財政問題，還要拷問自己：絕對王權和人民主權應該沒有辦法並存？

在陷入集體不安全感的巴黎人民腦海裏，浮現了「聖巴托羅繆之夜」：在16世紀法國的那場宗教戰爭，代表天主教的查理九世對新教徒展開了一場屠殺，導致了法國絕對主義王權興起。當集體焦慮轉化成集體行動，巴黎人民為了爭奪武器保衛自己，攻佔了榮軍院和巴士底獄，再成為集體暴力。巴士底獄的指揮官等幾名舊政體官員被民眾殺害。他們的頭顱也被砍下，並插在長矛上游街示眾。

革命事件就這麼在歷史中發生了，但作為影響還沒有發生。當國民議會在7月14日晚上得知攻佔巴士底獄一事時，反而視為「災難性新聞，」十分擔心國王為此發動血腥的鎮壓，更準備譴責這只是場「暴亂」。但誰料想，當議會代表前往巴黎瞭解細情時，竟然發現巴黎人民沐浴在愛國主義的光輝之中，爭相和代表們握手相慶。返回的代表向議會報告，一路所見的巴黎人民的眼睛都被淚水浸潤了，興奮之情無所不在。當議會猶豫要不要將這場集體暴力理解成對專制政體的正義反擊時，正好路易十六宣傳停止對巴黎的進攻，同意召回內克爾，並造訪新的巴黎當局。

歷史的偶然窗口一打開，叛亂的革命化不可收拾了。新的巴黎市長攜國王入城，訴說著人民如何重新征服了他們的國王，而國王一路所見著愛國者，揮舞著帽子相迎。帽子上面正是藍白紅三色緞帶——象徵愛國主義的法國國旗。但是，巴黎之事引發了附近各省的騷亂。國民議會再次陷入爭議——究竟那些同樣是集體暴力的地方騷亂，是和攻佔巴士底獄一樣的行徑嗎？但是，這次議會做事乾脆，嚴正地作出區分，將攻佔巴士底獄的群體暴力上升到人民主權與革命概念。一位議員反對一概而論，這樣說：「我們怎能忘記，具有高尚勇氣的巴黎人，在奪取武器後帶給我們的是自由……以及把國王帶到了議會呢？」7月23日，國民議會通過決議，認定攻佔巴士底獄是正當的暴力，其他諸般暴力是不正當的。所以，另一位議員也通過抬升攻佔巴士底獄、譴責後續的暴力：

反抗壓迫是合理的，並且是國家的榮譽，但放縱會使之失色。對抗專制的全國性暴動，具有超越法律力量的特點，也不會褻瀆法律的尊嚴。但即使巨大的利益引發了一場偉大的起義，最輕微的託辭也足以再度喚醒人們的焦慮並將之帶入過剩……現在必須避免的，正是這種不幸。

叛亂，或革命事件，就這樣被歷史洗白了。歷史也同樣的，被革命事件沖染了暴力的血色。但是，當歷史繼續前進，革命事件成為一個社會與政權的必然起源時，它的神話化狡黠地回避了自身的偶然性。

秩序的神話與歷史的偶然，正是作為事件的革命之兩難。從秩序一端來看，革命必然是作為純淨的、起源的、奠基的事件，並將偶然性論述鄙之為污濁的、後續的、表面的；從歷史的一端來看，革命這個事件，不過是眾多發生中的一次和無數可能中的一段波折。

於是，在歷史學家裏面，把講得波折偶然被視為呈現歷史事實的本職。司馬遷的《史記》如此。但是，又可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懼之故，正是孟子所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史學傳統中重《史記》而輕《春秋》，但吊詭的又是，《春秋》並非史官之作，而《史記》卻是正史之首。

這個兩難能化解嗎？

只要我們稍加想像力——如果路易十六沒有過早投降？如果國民議會沒有及時考察？如果巴黎周邊持續騷亂？如果……。秩序的神話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樣，立刻出現它的本來面目——秩序的神話就是一場歷史的偶然，或者歷史的偶然本來也是秩序的神話。但我們要問：爲什麽歷史當事人沒有我們這般想像的勇氣呢？

我們回過頭，再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我們看到的是集體歡騰、群情激憤和義正嚴詞。但我們忘記了歡騰與歡騰之間、嚴詞與嚴詞之間的空白縫隙——合謀的集體沉默——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但又在公開場合有意忽略、不作公開表達。

當攻佔巴士底獄被定義成愛國的、秩序的、人民主權的時候，誰敢站出來說「它是殺人滅口的。」我們不要忽視了7月23日認定會議上，還有一位議員的一番托詞：「對人民來說，在剛剛打破長久囚禁自己的壓迫後，幾乎不能阻止他們把憤怒轉嫁到最早那幾名受害者上作為獻祭。」可以想想，也許有幾位議員坐在一旁，頻頻點頭，還有幾位議員，欲言又止。誰敢站出來呢？誰站出來，誰不就是成了——不愛國的、不講秩序的、反對人民主權的嗎？

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的尾聲，並不是一紙宣告攻佔巴士底獄是正當革命的判書，而是一段沉默的歷史空白。如同《皇帝的新衣》中那個穿著「華麗衣服」的皇帝巡游大街時一樣，確實有個小孩子跳出來說——「皇帝，你其實什麼都沒穿呀！」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皇帝聽見了，但假裝沒聽見，大臣聽見了，也假裝沒聽見。百姓聽見，同樣假裝沒聽見。他們繼續走下去。不約而同的沉默。

這樣集體的、合謀性沉默，縫合了神話與偶然，讓剛剛建立的神話得以維持它的嚴正面目，又讓偶然的歷史事件得以拖延出秩序的模樣。但是，這一針一線的縫合卻在歷史的空白處，看不出、聽不見。畢竟，即使群歡如革命，在少數的偶然和無名的秩序之間，寄居著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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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權者常以造反、叛亂、騷亂、暴動、叛逆等詞彙形容民眾的對抗取向之集體行動，強化當權者與抗爭者之間關於和平和暴力、治與亂之間的對立。當然，並非所有的叛亂都是革命，例如清朝的三藩之亂。同樣的，並非所有的革命都毫無爭議。但是，如果說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1789年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都被視為革命、而非叛亂，相信爭議應很小，這是因為它們致力於建立新的政治原則與制度。本文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革命」這個概念。

參考文獻：

小威廉.休厄爾著、朱聯壁、費瀅澤，2010，《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文對1789年的敘事，參考了此書）。

伊維塔.澤魯巴維爾著、胡纏譯，2013，《房間裏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重慶大學出版社（本文對皇帝新衣的解讀，參考了此書）。

Wagner-Pacifici, Robin. 2017. What Is an Event?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本文對事件的定義，受此書的影響）

Ermakoff, Ivan. 2015. “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1):64–125. （本文對于皇帝新衣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個故事，受益于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