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事件如「皇帝的新衣」:在秩序的神話和歷史的偶然之間

高行云/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系

 

1929年,魏瑪憲法十周年。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卡西爾正在不遺餘力地為魏瑪共和政體呐喊疾呼,但一屆屆的德國總統和總理卻疲憊不堪。他們都清楚如此費力的來源——德國不像美國有獨立宣言、法國有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共和秩序,不過是英美法等戰勝國要求下的舶來品。缺乏革命的起源,共和國無法給予關於社會秩序的正當性神話。但是,據說在1789年,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的時候,從熟睡中被叫醒的路易十六卻直呼——「這是一場叛亂!」他的大臣卻急忙更正——「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從1789年到1929年,當革命事件成為人民主權的共和神話之時,歷史的源頭原來卻在叛亂與革命的縫隙中交錯不清。當英國人榮譽地稱他們/她們的「光榮革命」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之時,世人無不清醒:革命幾乎都是集體暴力。不管是19世紀法國政權下漫長且反復地更替,還是20世紀反帝國反殖民的亞洲非洲鬥爭,無不以「血與鐵」的代價建立共和國的神話、人民主權的神話以及革命的神話。

為什麼同樣是集體暴力的事件,同樣是「血與鐵」的代價,革命卻在歷史的源頭被路易十六稱之為叛亂[1]呢?又或者,叛亂又是怎樣在歷史的長河裏被「洗白」,變成了革命的呢?

Charles Thévenin版畫Prise de la Bastille le 14 juillet 1789,取自https://bit.ly/3tR3OWN

不妨以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這個事件來看一看吧。

1789年的7月14日,被攻佔的巴士底獄,儘管承載著法國絕對主義王權的象徵,但當時不過關押了幾個瘋子和造假者,守衛力量更不過是一群半退休的老兵。對反叛的巴黎民眾來說,要說軍事意義,還不及當日較早攻佔的榮軍院,畢竟那裏有幾萬軍滑膛槍。但是,為什麼當我們提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卻將之和攻佔巴士底獄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呢?

那一年7月1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驅逐了自由派的財政大臣內克爾。這件事不僅是人事任命的爭端,更讓巴黎人民陷入不確定的生活感,因為啟蒙運動的長期醞釀,此時的財政危機已經被理解成政體危機和社會秩序的原則性危機。巴黎人民不僅是要判斷相信國王有沒有力量解決財政問題,還要拷問自己:絕對王權和人民主權應該沒有辦法並存?

在陷入集體不安全感的巴黎人民腦海裏,浮現了「聖巴托羅繆之夜」:在16世紀法國的那場宗教戰爭,代表天主教的查理九世對新教徒展開了一場屠殺,導致了法國絕對主義王權興起。當集體焦慮轉化成集體行動,巴黎人民為了爭奪武器保衛自己,攻佔了榮軍院和巴士底獄,再成為集體暴力。巴士底獄的指揮官等幾名舊政體官員被民眾殺害。他們的頭顱也被砍下,並插在長矛上游街示眾。

革命事件就這麼在歷史中發生了,但作為影響還沒有發生。當國民議會在7月14日晚上得知攻佔巴士底獄一事時,反而視為「災難性新聞,」十分擔心國王為此發動血腥的鎮壓,更準備譴責這只是場「暴亂」。但誰料想,當議會代表前往巴黎瞭解細情時,竟然發現巴黎人民沐浴在愛國主義的光輝之中,爭相和代表們握手相慶。返回的代表向議會報告,一路所見的巴黎人民的眼睛都被淚水浸潤了,興奮之情無所不在。當議會猶豫要不要將這場集體暴力理解成對專制政體的正義反擊時,正好路易十六宣傳停止對巴黎的進攻,同意召回內克爾,並造訪新的巴黎當局。

歷史的偶然窗口一打開,叛亂的革命化不可收拾了。新的巴黎市長攜國王入城,訴說著人民如何重新征服了他們的國王,而國王一路所見著愛國者,揮舞著帽子相迎。帽子上面正是藍白紅三色緞帶——象徵愛國主義的法國國旗。但是,巴黎之事引發了附近各省的騷亂。國民議會再次陷入爭議——究竟那些同樣是集體暴力的地方騷亂,是和攻佔巴士底獄一樣的行徑嗎?但是,這次議會做事乾脆,嚴正地作出區分,將攻佔巴士底獄的群體暴力上升到人民主權與革命概念。一位議員反對一概而論,這樣說:「我們怎能忘記,具有高尚勇氣的巴黎人,在奪取武器後帶給我們的是自由……以及把國王帶到了議會呢?」7月23日,國民議會通過決議,認定攻佔巴士底獄是正當的暴力,其他諸般暴力是不正當的。所以,另一位議員也通過抬升攻佔巴士底獄、譴責後續的暴力:

反抗壓迫是合理的,並且是國家的榮譽,但放縱會使之失色。對抗專制的全國性暴動,具有超越法律力量的特點,也不會褻瀆法律的尊嚴。但即使巨大的利益引發了一場偉大的起義,最輕微的託辭也足以再度喚醒人們的焦慮並將之帶入過剩……現在必須避免的,正是這種不幸。

叛亂,或革命事件,就這樣被歷史洗白了。歷史也同樣的,被革命事件沖染了暴力的血色。但是,當歷史繼續前進,革命事件成為一個社會與政權的必然起源時,它的神話化狡黠地回避了自身的偶然性。

秩序的神話與歷史的偶然,正是作為事件的革命之兩難。從秩序一端來看,革命必然是作為純淨的、起源的、奠基的事件,並將偶然性論述鄙之為污濁的、後續的、表面的;從歷史的一端來看,革命這個事件,不過是眾多發生中的一次和無數可能中的一段波折。

於是,在歷史學家裏面,把講得波折偶然被視為呈現歷史事實的本職。司馬遷的《史記》如此。但是,又可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懼之故,正是孟子所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史學傳統中重《史記》而輕《春秋》,但吊詭的又是,《春秋》並非史官之作,而《史記》卻是正史之首。

這個兩難能化解嗎?

只要我們稍加想像力——如果路易十六沒有過早投降?如果國民議會沒有及時考察?如果巴黎周邊持續騷亂?如果……。秩序的神話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樣,立刻出現它的本來面目——秩序的神話就是一場歷史的偶然,或者歷史的偶然本來也是秩序的神話。但我們要問:爲什麽歷史當事人沒有我們這般想像的勇氣呢?

我們回過頭,再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我們看到的是集體歡騰、群情激憤和義正嚴詞。但我們忘記了歡騰與歡騰之間、嚴詞與嚴詞之間的空白縫隙——合謀的集體沉默——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但又在公開場合有意忽略、不作公開表達。

當攻佔巴士底獄被定義成愛國的、秩序的、人民主權的時候,誰敢站出來說「它是殺人滅口的。」我們不要忽視了7月23日認定會議上,還有一位議員的一番托詞:「對人民來說,在剛剛打破長久囚禁自己的壓迫後,幾乎不能阻止他們把憤怒轉嫁到最早那幾名受害者上作為獻祭。」可以想想,也許有幾位議員坐在一旁,頻頻點頭,還有幾位議員,欲言又止。誰敢站出來呢?誰站出來,誰不就是成了——不愛國的、不講秩序的、反對人民主權的嗎?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本圖作者為Koninklijke Bibliotheek,取自https://bit.ly/3s9xopU

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的尾聲,並不是一紙宣告攻佔巴士底獄是正當革命的判書,而是一段沉默的歷史空白。如同《皇帝的新衣》中那個穿著「華麗衣服」的皇帝巡游大街時一樣,確實有個小孩子跳出來說——「皇帝,你其實什麼都沒穿呀!」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皇帝聽見了,但假裝沒聽見,大臣聽見了,也假裝沒聽見。百姓聽見,同樣假裝沒聽見。他們繼續走下去。不約而同的沉默。

這樣集體的、合謀性沉默,縫合了神話與偶然,讓剛剛建立的神話得以維持它的嚴正面目,又讓偶然的歷史事件得以拖延出秩序的模樣。但是,這一針一線的縫合卻在歷史的空白處,看不出、聽不見。畢竟,即使群歡如革命,在少數的偶然和無名的秩序之間,寄居著沉默的大多數。


[1] 當權者常以造反、叛亂、騷亂、暴動、叛逆等詞彙形容民眾的對抗取向之集體行動,強化當權者與抗爭者之間關於和平和暴力、治與亂之間的對立。當然,並非所有的叛亂都是革命,例如清朝的三藩之亂。同樣的,並非所有的革命都毫無爭議。但是,如果說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1789年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都被視為革命、而非叛亂,相信爭議應很小,這是因為它們致力於建立新的政治原則與制度。本文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革命」這個概念。

參考文獻:

小威廉.休厄爾著、朱聯壁、費瀅澤,2010,《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文對1789年的敘事,參考了此書)。

伊維塔.澤魯巴維爾著、胡纏譯,2013,《房間裏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重慶大學出版社(本文對皇帝新衣的解讀,參考了此書)。

Wagner-Pacifici, Robin. 2017. What Is an Event?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本文對事件的定義,受此書的影響)

Ermakoff, Ivan. 2015. “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1):64–125. (本文對于皇帝新衣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個故事,受益于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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