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慧靖／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近十幾年隨著人口變遷，結婚年齡增加、結婚率降低、同居漸普及、離婚率增加、單身人口增長，再婚比例變化等，家庭結構也趨於多元複雜。以歐美國家而言，僅管婚姻還是扮演著重要角色，結婚卻已不再是唯一組成家庭之要素。兩個伴侶合法婚姻與婚生子女組成的家庭定義，逐漸受到挑戰。在討論伴侶關係以及家庭模式變遷時，通常討論對象多為青壯年。然而近來老齡化社會議題，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關注老年生活。學者Brown與Lin（2012）研究指出美國過去十年，年齡大於等於五十歲之老年人口中，離婚率幾乎增加兩倍，學者稱這個現象為gray divorce。此外，Brown與Wright（2017）發現美國嬰兒潮出生之老人，單身比例近十幾年也出現增加趨勢。
離婚或未婚老年人口的增加，引起社會與學者們的擔憂，例如這群年長者是否有健康弱勢、是否多數經濟能力不佳、多數會成為獨居嗎？他們是選擇維持單身呢？還是會再度擇偶？新伴侶關係可以為年長者帶來福利嗎？由於不少社會支持與資源是奠基於婚姻，當婚姻不再是唯一家庭組成方式，甚至年長者健康逐漸減損時，該如何獲取社會支持與資源？討論伴侶與家庭組成時，因同居的增加，亦有學者認為同居是另一種取代婚姻而成的家庭模式。但是，難道只有伴侶居住在一起，才算是組成家庭？這樣的思考，隨著新伴侶關係興起而引起辯論，歐美學者稱其為Living apart together（LAT）relationships。
Living apart together（LAT）relationships，這個詞彙目前沒有中文轉譯。儘管關於LAT relationships的詳細定義仍有爭論，但基礎概念為：未婚個人有一個長期穩定關係的伴侶（partner），但是雙方選擇不住在一起，而是彼此都有自己的住處 （關於定義討論可參閱Connidis et al. 2017 ）。
LAT relationships似乎帶來不同婚姻與同居關係的優點，特別針對老年人口而言，所以逐漸受到注意。只是這種新伴侶關係，通常於研究調查中被歸類為單身而遭到忽略。了解婚姻狀態通常是人口或家庭研究中重要的要素，藉由婚姻狀態的基礎問題，社會學者或人口學者可以研究家庭組成的變遷，以及這些變遷對社會和人類行為有何影響。若是有過問卷調查經驗，通常能發現選項包括：單身（未婚）、已婚、再婚或鰥寡。隨著同居伴侶的概念普及， 調查研究中開始涵括同居。但這樣的選項是否能反應真實的伴侶關係？以及是否真能讓我們了解家庭結構的完整樣貌？選擇未婚者，又是否真的「單身」？尤其是台灣在步入高齡化社會，面對長期照護的議題。我們是不是都忽略單身年長者也有伴侶（也需要親密伴侶）？而，「未婚」伴侶是不是也能提供支持與資源？是否台灣其實也已經存在 LAT relationships？
本文將初步介紹在歐美社會引起話題的LAT relationships，並以我論文中的美國研究調查舉例。也希望經由介紹此新伴侶關係，提供台灣老年人口與家庭新思考方向。
Living apart together relationships概念
歐美國家研究指出大約有7-10%的人口屬於這種新的伴侶關係模式。部分學者認為這不僅是一種新型態的伴侶關係，還是一種新家庭組成模式。意即LAT relationships 可以提供或取代部分家庭功能。另有學者則認為LAT relationships跟約會關係（dating relationships）類似，選擇LAT relationships的人，最終會進入同居或是婚姻。這兩個論點有明顯年齡差異，老年人屬於前者，而年輕人屬於後者。選擇LAT relationships的理由也因年齡結構而不同。舉例來說，年輕人選擇LAT relationships是因爲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租屋或是購屋。因此他們選擇暫時與父母，而非與自己的伴侶同住。然而一旦等到這些年輕人覺得他們已經有足夠能力，便會轉而選擇與伴侶同居或是結婚。
老年人對於伴侶的選擇，理由完全不同。年長者由於年齡漸增，甚至有過不同生命經歷，對於伴侶選擇已不是結婚生子共組家庭；如何在有限生命時間裡，活得舒適滿意，顯然更為重要 （Bildtgård and Öberg 2017）。因此選擇LAT relationships的常見理由包括想維持自主（autonomy）與獨立（independence），意即年長者更傾向自由安排個人生活。如果前段婚姻或是同居經驗不好，他們更不願意再次步入婚姻或是同居。甚至有老年女性表示不想再經歷一次照顧者角色或是傳統角色分工，例如家務等。家中子女亦會影響老年人對於伴侶的考量。有的子女對於父或母親的新伴侶持負面態度， LAT relationships變成一個避免紛爭的選擇，不僅可以維持親密關係，也避免同居可能帶來的衝突。
問及以後會不會考慮同居或結婚，大多數處於LAT relationships的年長者表示會維持目前關係，無意願同居或是結婚。Benson與Coleman（2016）訪談研究指出，對於老年人而言，伴侶並非只是「男朋友／女朋友」這樣的稱謂關係，甚至於他們會拒絕以「男朋友／女朋友」來稱自己伴侶，而是傾向認為彼此是有過承諾、一種更深層的親密關係。所以LAT relationships是對年長者來說是長期穩定的關係，可以替代同居或結婚。也因為這樣，部分學者認為LAT relationships是一種新的家庭組成模式 。
美國研究：LAT relationships
論文資料為美國2011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WLS），樣本為受訪者五十歲含以上。我們定義LAT relationships是未婚單身（也沒有同居）者，有穩定的伴侶但沒有住在一起，且已經維持關係至少一年以及以上。研究分析亦比較各式伴侶關係包括單身、約會關係、LAT relationships、同居、再婚，與第一次婚姻。因篇幅緣故僅呈現部分描述統計圖表及要點討論。
年長女性比起男性多維持單身狀態，僅有21%有伴侶。但是在選擇伴侶時，LAT relationships的女性比例稍高，且年長女性也較少選擇同居。LAT relationships的年長者幾乎94% 有過離婚或是鰥寡。婚姻經驗是影響老年人在LAT relationships重要因素，相比於選擇約會或是同居，未婚老人更傾向LAT relationships。這也呼應相關討論，過去的經驗影響了單身年長者再次選擇伴侶的考量。
近86% LAT relationships的年長者表示未來不期望與現在伴侶同居或結婚。邏輯迴歸分析顯示和同居者比較，這些年長者更不期望未來會結婚。年長女性顯著比年長男性不期望日後同居或結婚。當年齡愈高，生命期限預期縮短時，老年人對於伴侶關係的期待，可能已有所不同。對於老年人而言，他們已經沒有時間與精力去處理因同居或結婚所產生之衝突，但是他們也希望有親密伴侶能陪伴彼此。此刻，LAT relationships顯然是一個彈性且較好的方式。加上，當維持LAT relationships時間愈長，年長者更不願意選擇同居或結婚。表達LAT relationships是長期穩定的，甚至可能替代同居或是婚姻。
論文於最後比較不同伴侶關係如何影響心理健康。無論性別，年長者於LAT relationships的憂鬱指標與已婚或同居者並無顯著差異。可能解釋是LAT relationships在某種程度上緩和或避免了其他衝突，進而給減輕緊張或心理壓力，例如因為不同居，所以沒有同居帶來的家務分工不均等或是其他傳統角色壓力等。事實上，伴侶關係對男性影響大於女性。比起只有第一次婚姻者，老年男性在約會、同居、以及再婚者有較高的憂鬱風險。對於老年女性，除了單身者有顯著的較高憂鬱以外，其他伴侶關係，包括約會、LAT relationships、同居、再婚，心理健康皆與第一次婚姻者無顯著差別。不管伴侶關係為何，只要非單身，可能就會降低憂鬱風險。
| 表1：性別與伴侶關係之憂鬱平均值 | |||
| 伴侶關係 | 全樣本 | 男性 | 女性 |
| n= 7,924 | n=3,674 | n=4,250 | |
| 單身 | 7.1* | 6.9* | 7.1* |
| 約會 | 7.1* | 7.2* | 7.1 |
| LATs | 6.3 | 6.2 | 6.4 |
| 同居 | 7.3* | 7.3* | 7.4 |
| 再婚 | 6.3*a | 6.1* | 6.6 |
| 第一次婚姻 | 5.8 | 5.4 | 6.2 |
| *顯著於第一次婚姻（p < .05.） | |||
| a顯著於單身（p < .05.） | |||
| Note：當為LAT為參照組時，並無任何顯著差異。
Data：2011,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W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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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調查資料的缺乏
近來學者認為LAT relationships對老年人的晚期生活有重要影響，但研究調查的缺乏，仍難以定論LAT是否逐年增加，也無法追蹤其關係變化。例如原本在LAT relationships的年長者是否幾年後選擇同居或結婚，但因關係不穩定，最終分手或又退回LAT relationships，類似的動態變化無法追蹤。另外，不少文獻討論子女對於父母選擇LAT relationships的影響，然本研究並未發現子女數與LAT relationships有顯著關係。可能解釋是比起有無子女，子女對父母再擇偶的「態度」影響可能更大。受限於調查資料未有子女對父母伴侶的態度，因此現階段無法得到證明。
結論與未來研究
儘管調查資料限制，LAT relationships是否為新家庭模式的辯論並未停止。像是部分學者質疑LAT relationships如何提供健康照顧。現今老年人的健康照顧，大多數倚賴配偶與成人子女。隨著單身老人增加，誰來照顧老年人健康已成問題。LAT relationships因為伴侶不同住，真的能提供與婚姻配偶類似的照護與支持？更甚者，部分年長者選擇LAT relationships就是避免再次成為照顧者。目前討論LAT relationships的老年人照顧研究仍不多。雖然部分老年人選擇LAT relationships是不想再次承擔照護者角色，但是現階段並無明確證據指出老年人拒絕、或完全避免對於伴侶的照顧。在訪問調查中，有些老年人表示願意提供照顧，但因條件限制，所以並不能提供如已婚配偶般相同程度照顧。例如伴侶的其他家庭成員可能主導健康照護，故他們不過多牽涉照顧等。儘管相比於同居和已婚者，處於LAT relationships的年長者較少提供伴侶實際照護，但他們卻不吝於提供情緒或心理支持。
思考：與台灣社會之關聯
由於缺乏相關資料，無法了解台灣有多少人口比例屬於LAT relationships。然隨著結婚人口比例下降，單單將其歸類為單身未婚，或許並無法捕捉台灣家庭模式變化的完整樣貌。加上若台灣未婚單身人口持續增加至老年，那麼這群人口難道真的一直都是單身嗎？難道單身老人就沒有親密伴侶會固定天數拜訪，並且互相協助幫忙？
單身者可能身邊是有長期穩定伴侶，而這樣的伴侶可能用其他不同方式，補足部分家庭功能，像是陪伴，有穩定的心理健康等。單身年長者除子女，可能也需要親密伴侶，而這樣的分居伴侶模式，可能因為減少衝突而獲得選擇。例如因沒有合法婚姻關係，對方並無權利可以干涉財產等問題。特別是對於離婚或是鰥寡的老人，這種伴侶模式或許減少子女對再度擇偶的反彈。
缺乏足夠的研究調查資料，讓伴侶關係研究仍有存有許多疑問。譬如怎樣的年長者會選擇再次擇偶呢？他們會傾向LAT relationships來取代婚姻嗎？又或者相比於西方社會，台灣對於伴侶關係是否有不同的文化脈絡？即便LAT relationship能提供幫助與支持，其程度或類別有哪些？在未來的人口家庭研究調查中，如果能思考加入探討不同類別的伴侶關係，或許能協助我們更完整理解台灣家庭變化和老年人口所需。
參考書目
Benson, J. J., & Coleman, M. (2016a). Older adults developing a preference for living apart togeth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 797–812. doi:10.1111/jomf.12292
Benson, J. J., & Coleman, M. (2016b). Older adult descriptions of living apart together. Family Relations, 65, 439-449. doi:10.1111/fare.12203
Bildtgård, T., & Öberg, P. (2017). Intimacy and ageing: New relationships in later life. Bristol, UK; Chicago, IL, USA: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doi:10.2307/j.ctt1t89787
Broese van Groenou, M., te Riele, S., & de Jong Gierveld, J. (2019). Receiving support and care in older age: Comparing LAT relationships with first marriages, remarriages, and cohabit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0(13), 1786-1807.
Brown, S. L., & Lin, I. F. (2012). The gray divorce revolution: Rising divorce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1990–2010.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7, 731-741. doi:10.1093/geronb/gbs089
Brown, S. L., & Wright, M. R. (2017). Marriage, cohabitation, and divorce in later life. Innovation in Aging, 1, igx015. doi:10.1093/geroni/igx015
Connidis, I. A., Borell, K., & Karlsson, S. G. (2017). Ambivalence and living apart together in later life: a critical research proposal.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 1404-1418. doi.org/10.1111/jomf.12417
外籍看護工逃跑中？長照體系也需要雞尾酒模式
近日有位好友，為了家中外籍看護工的臨時出走，鬧得人仰馬翻。事情是這樣的：
他家的外籍看護，趁著休假一去不回，全家頓時陷入手足無措、兵荒馬亂的窘境。或許那位印尼籍看護還惦記著長期以來雇主家人對她的關照，抽空打了一通電話回來，告知希望能轉職到工廠去，但若雇主不同意，她就會循「逃逸」模式去做黑工。
「天啊，怎麼會這樣？」「長輩該由誰來照顧？」「我們該怎麼辦？」迫在眉睫的照顧問題馬上成為家庭所有成員的困擾，也不得不把居住在外地的兄弟姊妹一起找回家裡商量。所幸在友人的協助之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找到優質的護理之家暫時入住，解決眼前最急迫問題，剩下來的，就是與仲介公司一同處理該名外籍看護終止服務後的行政作業。
這樣的情節，在疫情以前確實並不那麼常見。但在疫情後，因為外籍移工（特別是印尼籍）進入台灣提供服務的限制條件增加，有越來越多移工由家庭看護轉職到產業工作，甚至選擇逃跑打黑工，儼然已成為「移工中的移工」了！某位提供居家醫療服務的醫師告訴我，「近半年來，光是我服務的個案，大概就已經有4個外籍看護跑掉了，這是這幾年來從沒有發生過的狀況……」
家庭看護移工真的在減少
依據勞動部的統計資料，109年3月底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為245,957人，但110年3月底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則銳減至229,961人，共減少了15,996人，減幅達6.5%以上。這個數字除了說明少了很多家庭看護，背後更代表有接近1萬6千個家庭面臨了家人長期照護的問題！若這樣的需求完全轉換成長照居家服務，所需要的居服員人數可能是數倍以上，才有機會在全時段補上所有缺口。
但大家都知道，這可能性很低。因為高齡化帶來的失能或失智個案正逐年快速增加，現階段的居服員人數連這樣的需求都無法跟上，更何況要再去補足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服務缺口。這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這半年多來，有口碑的長照住宿式機構，包括護理之家及俗稱的安養中心等等，幾乎都是一位難求，因為長照服務的缺口就只能往這裡填補。
同樣依據勞動部的統計，養護機構外籍看護工的人數在109年3月底是15,211人，而110年3月底是15,822人，一年間增加了611人。簡單的數字比較推算，養護機構所增加的人力也無法跟上家庭看護工短缺的人力，更何況還有更多經濟、倫理、親情等等複雜因素，都導致台灣人高度依賴家庭看護工。這一題，真的不好解！
失聯看護移工真的在增加
依據內政部失聯移工的統計資料，109年3月的失聯看護移工總人數為27,244人，110年3月底的失聯看護移工人數為28,689人，一年間增加了1,445人，特別是從去年7月起大幅增加。其中，印尼籍的女性看護工（家庭看護主力）失聯人數從19,034人增加到20,413人，增加了1,379人，佔新增失聯移工人數的95.4%，這真的非常非常令人吃驚！她們去哪裡了？她們為什麼要逃跑？她們為什麼甘願做躲藏度日的黑工？
疫情可能是個點燃問題的引信，但絕對不是唯一。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1.因為疫情缺工：其他工廠願意提供更高的新資報酬以及相對合理的工作條件，所以她們想跑。2.因為惡質炒作：新的外籍看護工進不了台灣，有迫切照顧需求的家庭被不肖業者誘拐，用更高的代價雇用不合法黑工。據筆者從業友人說法，市場上的外籍看護黑工每天工資已經喊到1,500元以上，有利可圖，當然要跑。3.因為工作太累：長期照顧失智或失能的個案累積的生理、心理疲乏無法有效舒解，再也無法承受照顧的壓力，所以要跑。4.因為勞動條件不夠好：目前家庭看護仍未適用《勞基法》，導致她們薪資偏低、假期偏少，相對於享有完善勞動法規保障的產業移工弱勢許多，感覺工作條件不公平，所以要跑。5.因為資源累積夠了：通常外籍移工來台工作必須先支付來台的所有費用，如果不是真的喜歡照顧服務工作，一旦能償還相關費用或掌握更好的賺錢管道，可能就選擇逃跑。
基於上述原因，失聯的外籍看護工，也因此在過去一年暴增。
疫情後的外籍家庭看護工轉型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服務模式轉型也必然要發生，否則將難以應付超高速的老化速度。筆者認為，轉型的核心觀念應該是重新建立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正確「使用說明」：家庭看護工是照顧工作的執行者，並非所有責任的承擔者！照顧應是全家人的責任，並不會因為雇主付了薪水，就通通是外籍看護工的責任。在這樣的前提下，筆者提出幾個建議供參考：
1.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勞動條件標準化：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並不適用《勞基法》，無論是薪資或假期，都無法比照受《勞基法》保障的養護機構移工或產業移工。事實上，即便按照現行的制度，不同國籍的家庭看護工最低薪資也有所不同，如泰國籍家庭看護工的月薪資不得低於23,800元，其他國籍則是17,000元以上即可。不同標準帶來的不公平，將會是問題紛爭的起點。因此唯有將外籍看護工的薪資與勞動條件規範標準化，這樣才有機會在一致的機制下進行管理，減少產業間因為勞動條件不均而造成的跨產業移動，同時也保障外籍看護的基本人權與工作權利。
2.善用長照喘息服務：許多聘用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個案並未申請長照服務，但事實上，只要是外籍看護工休假的時間，都可以運用長照2.0的喘息服務，透過政府協助，讓家屬、外籍看護以及其他單位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組成「照護團隊」共同分攤照顧工作，並且相互分享與學習，相信這才是最好的居家照護組合。
3.成立專責處理空窗期銜接的服務機制：新舊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轉換交接期，往往是家屬最困擾的時間點。這段時間太長、無法全部用長照喘息服務替代，彈藥聘用台灣籍的照服員全天候工作，成本又很高（每日服務費約2,200～2,500元）。因此，如果能解決這段空窗問題，相信就是對家屬最大的支持。
其實，勞動部過去曾經試辦「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概念是由長照服務單位引進外籍看護，並透過她們與台籍照顧服務員組成居家服務團隊，提供自費的照護服務。很可惜最後因為執行成果不佳而終止計劃。
筆者認為，COVID-19疫情帶來的巨變，硬生生的改變了許多遊戲規則，過去感受不強烈的空窗期困擾，現在卻是難以揮去的夢魘；過去外籍家庭看護工不會想往產業移動，現在則因為工作條件改變而增加了新的選擇；過去長照政策的給支付制度不易配合試辦計劃接案與服務機制，但現在相對變得更為彈性了。
在這些變化下，政府應審慎思考重啟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計畫的進階版，讓長照服務單位來引進外籍看護人員，並承擔人員變動的風險，透過相對完善的訓練、管理以及台外照顧者的組合照護模式，提升個案的照護品質。更重要的是可以再搭配現行長照服務的資源運用，讓家屬在最辛苦的轉換空窗期，得到最經濟實惠的支持。相信這個從痛點出發的解決方案，會是最有感的服務設計。
我們需要尊重外籍移工的人權，也不能剝奪其選擇工作或雇主的權力，但是更應該的是從相互尊重的心態，建立照護責任的正確歸屬、改善工作條件，做這些外籍家庭看護的支持系統。說真的，長時間照顧失能或失智的個案，對照顧者的精神與體力而言都是相當大的負擔，我們自己都不一定做得來，怎麼能期待外籍看護工從到家裡報到，就自動做到一百分？要他們不再從照顧崗位上「落跑」，我們也該努力做點事吧！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0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