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冷酷異境：新自由主義是行走殭屍，還是變種病毒？

夏傳位／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前言

「新自由主義」是理解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變遷的一把簡易鑰匙。它指涉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橫掃各國並主導世界秩序的一種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它的核心信念是，尊重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才能達致最高效率，也是人類福祉與秩序的來源。即便聽任市場決定可能會造成貧窮與所得分配惡化，但基於正義與同情心的政治干預將扭曲資源配置、破壞工作動機、造成福利依賴，只會讓結果更糟。於是，新自由主義提倡一系列鬆綁市場的經濟政策：減稅、自由化、國營企業民營化、資本自由跨國移動、勞動市場彈性化、解除各種社會與環境保護等等。但不限於此，新自由主義者也支持市場原則向政治與社會領域擴張，以市場價值來衡量社會中一切事物的價值。

雖然新自由主義作為思想流派與政治計畫，最早可以追溯自1947年「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創立，但是自二次戰後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為止的整個西方世界，都籠罩在凱因斯主義的勢力範圍內，強調政府干預經濟以創造就業與有效需求、自由貿易與資本移動管制、勞資協商與福利國家，這些政策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繁榮的成就。因此新自由主義最初不過是在少數人圈子內流傳的，一些非常邊緣的學說與理念。

一直要到1970年代中期，凱因斯主義政策典範無法解決持續的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新自由主義才趁勢而起。1980年代初，當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大力提倡新自由主義理念，認為危機源自於對資本過多的限制，遏制調整與創新能力。他／她們允許資本海外生產以降低成本，並反過來以此迫使本國勞工就範，也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塑造今日世界的形貌。由於以上特點，新自由主義在其本質上被認為是一項「資產階級復辟」的政治計畫，透過擺脫政治束縛以挽救資本積累危機，並在1990年代以後，成為主導國際經濟金融體制的遊戲規則。歐美以外許多原本沒有強烈市場傳統的國家，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壓力之下，也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策略，以適應環境並避免被淘汰。

有證據顯示，新自由主義對經濟的助益甚微。全球總合經濟成長率在1960年代是3.5%，即使在動盪的1970年代也有2.4%，但新自由主義崛起與稱霸的1980-90年代，分別降至1.4%與1.1%；2000年以後只剩不到1%（Harvey 2005: 154）。於是，雖然高喊效率與成長，新自由主義的實際運作卻是「藉剝奪以遂行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ibid.: 159）。自1990年代後半起，頻繁出現金融危機。各國或重返凱因斯主義的貨幣財政刺激方案，或實行保護主義及補貼政策，或緊急紓困跨國金融機構，或藉國家之力鎮壓抗議者。新自由主義在「小政府」意識形態與實際之間，也存在巨大落差。

即便有這麼多問題，但40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化，已讓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城中唯一的秀」（the only show in town）。各國執政者明知它失去治理正當性，卻也找不到其他替代方案。本文的目的在於概述與評估晚近世界政經局勢重大變遷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關於新自由主義的未來，有兩種鮮明的意象或隱喻：殭屍或變種病毒。自從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不少評論者都指出，新自由主義已經或正瀕臨死亡，這種說法正確嗎？或是新自由主義正以一種病毒突變的方式重現人間？

 

行走殭屍或變種病毒？

2008年金融海嘯暴露了全球金融體制的根本缺陷。「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後續擴散全球的抗議曾經帶給人們希望。但是相對於新自由主義帶來災難，改革的幅度卻非常小：幾乎沒有銀行家被起訴，大部分的損失由納稅人買單；歐盟的緊縮政策讓希臘等債務國人民的生活陷入絕望，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也無助於遏止金融權力集中、經濟停滯與財富不平等。

 

於是，一些學者發明了「殭屍新自由主義」（zombie neoliberalism）的概念，來描述後金融海嘯時期，以更多的自由化與市場化來應對新自由主義災難的奇怪現象。如Peck（2010）生動的描述：「（新自由主義的）腦袋已經停止運作，但四肢仍然在動……自由市場革命的活死人持續在地上行走，但每一次跌倒再起，它的四肢都更古怪、更不協調。」

2016年川普當選與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時，更多人預測新自由主義已敲響喪鐘。人們注意到極右派法西斯主義者、宗教狂熱團體與威權民粹主義政客的合流。除了川普和英國脫歐運動以外，還有德國的另類選擇黨、義大利的五星運動、法國的民族陣線靠著反移民、操弄認同政治以及民眾對主流政黨的厭惡而壯大實力；民粹強人如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隨意槍殺毒販與違反規定者；土耳其的艾爾多安（Recep Erdogan）向伊斯蘭宗教勢力靠攏，對政府部門、教育與學術界、新聞界發動大規模清洗。號稱「巴西川普」、「熱帶川普」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反對同性婚姻、反墮胎、反平權運動、反貪腐、反原住民、反土地改革與世俗主義；以色列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鼓動猶太人對非我族類的歧視與仇恨，鯨吞蠶食約旦河西岸，拒絕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治權等等。最後，還有中國的大國崛起，挾其專制政體結合市場所達到的高經濟成長及政治穩定，宣稱優於民主體制的吵嚷紛亂，企圖挑戰美國霸權，恢復「天下—朝貢」系統的帝國勢力範圍，並另組一個替代自由民主價值的全球秩序。

一個傳統的解釋，遵循博蘭尼（Karl Polanyi）[1]「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的思路，認為市場化運動愈是深入社會，便愈帶來撕裂社會的苦痛；幾乎是同時，「社會自我保護運動」便自動自發形成，以抵禦市場入侵。新納粹、新法西斯主義、威權民粹主義的興起，即是「社會自我保護」的反射動作。例如Harvey（大衛．哈維）[2]（2005）分析，貧富差距惡化、失業、低薪、摧毀社會福利、政府服務、學校教育及基礎建設等等，造成社會前所未見的文化與宗教裂痕。傳統優勢一路下滑的白人選民有一種混合著道德義憤的受困感，他們對於自身經濟弱勢之源頭，自有一套詮釋邏輯，認為剝削他們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那些好吃懶做的黑人、外來移民、少數族裔及女性主義者。這些人榨光了國家資源，也排除了他們應得的權益。這解釋了強調道德與宗教的極右基督教福音派，為何支持一個無神論、縱慾、不知道德下限為何物的有錢人做總統。

照這樣的解釋來看，新自由主義與各種威權民粹主義的現象是一種相生相剋的關係，固然它們可以短暫結合，但兩者的運作邏輯截然不同。新自由主義的文化表現被認為是後現代主義，強調性／性別解放、多元文化主義、嬉皮風格，而個人自由及身份認同透過商品符號轉化為消費文化的商機。這被新保守主義者視為墮落與腐敗的源頭。在這種觀點之下，回歸道德、宗教與威權政治，自然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消亡。例如著名的社會運動作家Naomi Klein在《衛報》（the Gardian）的文章標題即是〈正是民主黨擁抱新自由主義，才為川普帶來勝利〉；而川普勝利，意味新自由主義秩序即將被推翻。

此一觀點的問題在於經不起更仔細的檢視。在上述新興的威權民粹運動中，既有表面看似與新自由主義完全相反的元素（民族主義、堅持傳統價值、反菁英主義、要求政府解決政治與經濟沉痾），也有熟悉的新自由主義元素（放縱資本、譴責勞工、妖魔化社會福利與國家干預、攻擊平等、提倡無節制自由）。川普設定戰後最嚴苛的關稅壁壘，並為貿易戰中受傷害的企業予以補貼；但也同時大砍企業稅，砍聯邦政府預算並裁減公務員。另外，歐洲極右派在反對歐盟緊縮政策上，都比左派更堅定有力（Cooper 2020）；但他們也是「主張關閉國界的自由放任主義者，是排外的新自由主義者（nationalist neoliberals），他們的主張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其中的一部分」（Slobodian and Plehwe 2020: 92）。

於是，新政治力量崛起，既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部分元素，卻與另一些元素混雜揉和，組成全新的突變種。最近出版由William Callison與Zachary Manfredi 編著的一本重要論文集Mutant Neoliberalism: Market Rule and Political Rupture（2020），喚起的正是「變種變毒」的隱喻。過去人們通常認為，一套關於自由化、私有化的經濟政策典範，構成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定義，以資判斷某社會「是或不是」新自由主義，這是大幅簡化的圖像。例如若從「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或「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內涵，就完全不同，也未必跟經濟政策相關；它可能指涉用市場理性／金融投資的角度計算一切事物的價值，包括人的生命與勞動，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評量大學教育的成敗等等。除此之外，上述不同的「原則」運用在各個不同地區，也會在新環境和新歷史脈絡中，與各種在地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力量組裝融合，創造出各種各樣變種形貌。於是，世界各地「實存的新自由主義」（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呈現出極為複雜而岐出的多線發展與樣貌。

從這個角度看二十一世紀的新政治力量，可以說：新自由主義不是死亡了，而是突變了。生物學的病毒隱喻或許更好掌握當前的現象：基因突變不是異常，而是演化過程的常態；突變的子代雖與母代不同，但仍能辨認該物種的基本特徵。當突變種在環境中取得優勢時，它就傳遞下去成為該物種的優勢族群。以下我將說明從「新自由主義變種」的角度，或能更貼切地解釋美國「川普現象」所凸顯的民粹不滿與民主危機。

 

極右民粹與新自由主義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的政治理論家Wendy Brown在其新著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2019）挑戰上述「雙重運動」的提法，企圖更深度剖析極右派民粹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隱密鏈結，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計畫中的政治─道德面向。簡言之，極右派民粹運動中展現暴烈的政治動能與激情──反政治卻又盲目支持民粹政治人物，既強調權威與道德又不遵守公共規範並輕易展示暴力，以自由之名卻攻擊憲政民主與公共領域——不只是因為其生存條件被新自由主義破壞而引發的（下意識）反動，而且首先是被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正當化與合理化。

Brown從海耶克（Friedrich Hayek）[3]著作中找到合理化極右派「宗教與道德」衝動，在「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上最經典的表達。這不是1990年代第三條路時期（the Third Way）由柯林頓（Bill Clinton）、布萊爾（Tony Blair）等人所代表的「進步新自由主義」（Nancy Fraser語），而是回復到更始祖的保守反動形式（這也說明了新自由主義一直在變異中）。

海耶克的關懷在二十世紀初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試煉下誕生，企圖將市場自由秩序永遠隔絕於法西斯動員與共產極權之外。要確保自由秩序免受極權侵擾，重點是要了解，市場與道德作為自由與文明的基石，不是任何人刻意設計出來的，它是自發生成的（spontaneous），透過傳統而自然傳遞演化，不容許政治權力的人為干預。海耶克只能容許個人在其順應環境的行動中點滴，而非刻意地去修改並演化這些秩序（所謂「自由」就體現在自願與自律地遵守規範之上），任何「透過民主討論和理性設計以改善社會秩序」的想法，對他來說都是「極權主義的溫床」與「要命的自負」，也都立即喚起二十世紀初無知群眾被共產主義動員起來大肆破壞的圖像。可以想見，他絕不會樂見今日世界的威權民粹亂象，但後者卻是其理論的畸胎。

上述海耶克式的「政治理性」邏輯上蘊含著要否定「社會」（the social）與「政治」（the political）對個人自由的威脅，最後卻召喚／催生出極右民粹威權的畸胎。如何會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後果？以下是Brown論證的簡要摘述。

民主的前提是出現一群有能力從事自治的人民，而這需要有意識地創造。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注意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對於政治平等的損害。另外，民主也有賴於一種「社會」的出現：其中每一個人除了獨立於他人之外，還能感受到一種相連的命運。「社會」就是指涉在國家與個人之間，讓人與人共同行動、關聯與思考的地方；「社會」也是彰顯歷史不平等以及部分矯正它的地方。

然而，海耶克式的論理除了個人及其家庭以外，不承認「社會」；除了法律上形式平等以外，不承認各種社會身份與權力差異所造成的歧視、排除與階序，從而將所有矯正性與性別、階級與種族階序再生產的社會政策，都視之為對自由與道德的攻擊。

三十年來對「社會」的攻擊，說明了白人藍領階級為何會被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愛國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的口號所吸引；說明了當代美國極右派媒體發明「社會正義魔人」（social justice warriors, SJWs）的貶詞，大加嘲諷那些高舉平權、公共教育大旗的人；說明了將反歧視的包容政策視為極左暴民的極權暴政。這不僅是因為白人藍領階級的經濟被剝奪與種族尊嚴受傷害而已，而且是經濟痛苦與種族憤懣透過這些對「社會」的攻擊而獲得聲音與形式，強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力量。

「政治」是對於共同存在（common existence）的事實所進行的思辨與決斷。海耶克對「政治」採取公然敵對態度，因為「政治」普及化必然導致工人與窮人要求財富重分配、市場受限制。他企圖將決斷的權力從人民手中奪去，轉移至市場、道德與宗教的不易真理中。於是，他偏好專家統治、政府職能的經濟化與私有化、限縮人民選舉與被選舉權、去政治化國家。

但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不相信人民的民主教育與素養，懼怕政治的力量，拆解社會正義──造成大眾對於「政治」感到懷疑與唾棄，其實將引入更惡質化的政治：也就是以威權道德主義（authoritarian moralism）取代政治的辯論、協商與決斷。這不僅沒有隔絕「政治」的腐蝕力量，反而被各方所利用。公民不僅沒有被去政治化與變溫馴，反而容易被各種政治宣傳所煽動；傳統道德不僅沒有發揮規訓人民服從市場的功能，反而變成鬥爭與廝殺的工具，被強大經濟勢力以及民粹宗教狂熱所拉扯。沒有民主問責，失去憲政制衡，也沒有任何底線與節制，錯亂地變成新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反面。

於是，海耶克依靠政治威權主義來防守新自由主義秩序，不承認道德與市場本身就是政治與社會建構的產物。他無法預見、也無法解釋，當傳統價值需要透過戰鬥的方式來標舉與保守時，已經不是那個人們自發遵守的傳統了。於是，他的體系既無法處理自發秩序的異化與變質，也無法阻擋那些他不接受的力量來「治理」，也無法不被那些力量所摧毀。

 

反思與前瞻

今日世界民主倒退的逆流，有兩種主要解釋：一是傳統左派從經濟剝奪促發反彈與保護的角度論證；一是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20）認為，是人們對於身份認同的需求無法在一個世俗化與全球化的世界中得到滿足。前一種是物質角度，後一種是文化角度。兩種解釋各執一端，都無法提供完整圖像，也都忽略新自由主義與此一新世紀冷酷異境之間存在種種隱密連結。這正是Brown的貢獻：從經濟剝奪到狂熱的身份認同運動，透過新自由主義返祖版本的「政治理性」而勾連起來：新自由主義者向來就希冀以一種原初的、自然的秩序（道德與市場）取代社會生活無法避免的政治決斷與正義籲求。新世紀狂暴的認同政治運動，只是這個政治—道德計畫的畸胎。

其次，新自由主義可以不斷組合突變的想法，也對解讀世界趨勢有重要意涵。例如中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大量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治理技術，其成功與失敗都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密不可分（So and Chu 2016; Dirlik 2017）。然而它也揉雜、組裝了種種社會主義遺產、傳統帝國治理術、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或「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折衷手段，以穩定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負面效應。許多人因為看到2008年以後中國政府加大了社會保護力道以及「國進民退」現象，就說「中國模式」跟新自由主義無關，這是相當片面的觀察，也正陷入中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中國模式優於西方」的宣傳。事實上，「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和表面強大，與西方世界的共謀密不可分（參見Dirlik 2017的精彩分析）。「中國模式」折射了西方新自由主義者的內心渴望：對內結合鎮壓與效能的威權治理，以及對外在一個危機頻仍的新自由主義世界中有效行動。難怪川普會一再稱讚習近平是「很好的朋友」。

最後，上述分析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實踐啟示？Brown的分析顯示，全球民主倒退的根源還是在於公民社會被攻擊與削弱，同時國家機器被挪用為市場服務而非限制市場。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強的社會保護措施，其目的同樣不在於賦權人民，而在於維穩與控制，讓市場與公民社會皆屈服於紅色權貴之下。抗擊之道，就如Eric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中精彩地展示，唯有培養與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使國家民主化並受社會控制，最後是國家與市民社會雙雙控制市場，使其為社會目的服務。

 

---

[1] 博蘭尼1886年出生於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一個猶太人家庭。曾任奧地利《經濟學人》雜誌主編，在希特勒上台、奧地利湧現法西斯浪潮之後，遷居倫敦，靠做記者與家教謀生，並在工人教育協會謀得一個講師的職位，後定居並終老於加拿大。他在倫敦時期的講義成為日後鉅著《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書的草稿。《鉅變》這本書從十九世紀英國霸權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之內在矛盾，深刻地剖析二次世界大戰的緣由以及人類文明的未來出路。其影響歷久不衰，成為當代「經濟社會學」的奠基之作。由於這本書透徹解析資本主義在自由放任形式之下的各層面後果，也成為當代研究新自由主義的必讀之作。他的另一部著作《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也深刻影響當代的經濟人類學。

[2] 大衛．哈維是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他畢生關注的學術課題之一是重建並闡釋馬克思《資本論》中未完成的體系，並將其延伸用於當代晚期資本主義（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轉型分析。他有多本著作譯成中文，也是研究新自由主義必讀。

[3] 海耶克是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47年，在他的召集之下與其他來自各領域學者和企業家共同創建了朝聖山學社，是新自由主義最初的基地。這群人背景不同，理論立場與對時局的主張也未必相同，但他們分享共同關懷，即是延續並發揚古典自由主義，以及遏止凱因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戰後向全球擴張。海耶克最有名的一本書是《通往奴役之路》，他的諸多著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奠立了意識形態基礎，雷根與柴契爾夫人都曾宣稱受其極大影響。

---

參考書目

Brown, Wendy, 2019, 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llison, William, and Zachary Manfredi eds., 2020, Mutant Neoliberalism: Market Rule and Political Ruptur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Cooper, Melinda, 2020, “Anti-Austerity on the Far Right.” Pp. 112-145 in William Callison and Zachary Manfredi eds., 2020, Mutant Neoliberalism: Market Rule and Political Ruptur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Dirlik, Arif, 2017, Compliciti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lobal Capitalism. Chicago: Prlckly Paradigm Press.

Fukuyama, Francis（法蘭西斯．福山）著，洪世民譯，2020，《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台北：時報出版。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Naomi, 2016, “It was the Democrats’ Embrace of Neoliberalism that won it for Trump.” The Guardian, 2016/11/9.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nov/09/rise-of-the-davos-class-sealed-americas-fate?fbclid=IwAR29DxK4f6MDQnsbi6JCURCHMr6PEcVb3PHdDkVklXTlLKFxVduMXeb2dWg.

Peck, Jamie, 2010, “Zombie Neoliberalism and the Ambidextrous Stat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4(1): 104-110.

Slobodian, Quinn, and Dieter Plehwe, 2020, “Neoliberals against Europe.” Pp. 89-111 in William Callison and Zachary Manfredi eds., 2020, Mutant Neoliberalism: Market Rule and Political Ruptur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So, Alvin Y., and Yin-Wah Chu, 2016, The Global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Poilty.

Wright, Eric Olin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台北：群學。

 

推薦新自由主義書單

Polanyi, Karl（卡爾．博蘭尼）著，黃樹民譯，2020，《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春山出版社。

Harvey, David（大衛．哈維）著，許瑞宋譯，2016，《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台北：聯經。

Harvey, David（大衛．哈維）著，王志弘譯，2008，《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台北：群學。

黃應貴、鄭瑋寧主編，2017，《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