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柔／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編按：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7月12日進行新舊任所長的交接儀式。新任所長陳志柔致詞時，用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呈現社會所研究的三個面向。以下致詞稿經演講者同意後刊登。除了學術研究外，陳志柔所長曾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18-19），也在臺大和清大授課。他長期主持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共同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計畫」，致力於學術人才培育。
我們常說有什麼樣的家庭，往往就有什麼樣的小孩。今天我要說的是，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學者！
我們社會學者，整天都在想，臺灣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這是社會學的第一步。我們社會所，就是探索我們社會人們實際存在的狀態，是一個再現（再度呈現）的過程。它如何再現，就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力量的展現；而且，當我們「呈現社會存在的狀態」時，也會同時與社會互動。這個時候，我們社會學者，也希望能夠「打造」我們的社會。對社會有積極貢獻。
臺灣社會最近籠罩在COVID-19疫情當中，那我們社會學者有角色、有責任嗎？疫情目前還是現在進行式。我們中研院社會所同仁，會怎麼理解疫情的個人困難和社會困境呢？我們社會所的同仁會這樣看：「個人的困難」、「社會的困境」，必須和「結構的限制」及「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起來。
結構和制度，有三個主要面向：「家庭及社區」、資本主義、國家。
先說「家庭及社區」。疫情三級警戒下，對什麼人的傷害最大呢？就是缺乏家庭和社區支持的弱勢群體，包括無家者、家裡的失智者及需要長照的老人或病人、需要NGO送餐的獨居者。因為三級警戒，臺灣很多社區支持據點和社會服務項目，都已經中斷或降載。疫情下的遠距上課，城鄉、貧富差距之下的數位落差，讓弱勢家庭小孩更加弱勢。從疫情這裡，我們社會學有責任來呈現臺灣「家庭和社區」如何連結疫情下的人們的困境樣態，包括：社區鄰里、家庭結構、婚姻、親子關係，也包括少子化、高齡化。這些結構因素，讓我們更深入認識疫情的樣貌和影響。這些視角和資料，是本所同仁的守備範圍，也是我們社會學者的責任與抱負。
在「家庭與社區」外一層的，是臺灣的產業結構、勞資關係、企業組織、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資本主義在臺灣的運作樣態。最近大家都在討論，COVID-19疫情，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是怎樣？對市場和企業如何維繫人民生計，影響又是怎樣。這些問題，是現在進行式，但構成此刻樣態的成因，是形構臺灣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制度變遷。臺灣的科技業（例如半導體）、傳統產業和工作現場的狀態，來自於全球價值鏈、地緣政治、國家政策、社會關係的塑造。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影響，是本所的核心研究課題，這個議題需要有縱深的鋪陳，從清代的土地制度、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經濟、戰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到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我們社會學者是從這樣來呈現臺灣資本主義的內容和影響。
第三點，也是最特殊，最臺灣獨有的結構因素，就是「國家」（state）的樣態。臺灣不是一個標準定義下的主權國家（不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我們會說，臺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國家（contested sovereign state）。
COVID-19的全球疫情、加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緊張，臺灣備受中國打壓之下，在國際政治和媒體上，剛好更出名了。臺灣要買疫苗，也因為中國因素，複雜糾葛。北京宣稱它對臺灣有主權，造成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定位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所以我們說，在外部意義上，臺灣的主權有爭議。
但另一方面，根據我們社會學傳統對現代國家的定義，臺灣這個政治社群，本來就足以作為一個國家。臺灣的民選政府、司法體制、財政稅收、軍隊組織，都是構成國家的要件。就臺灣內部而言；確實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主權獨立民主國家；主權沒有爭議
我們社會學者是這樣看：面對中國威脅和孤立，臺灣可以活成今天這樣，臺灣可以不是香港，正是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政治的主權國家。臺灣的統治權是自主完整，由民主制度而來；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什麼。
但臺灣成為主權獨立民主國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家給的，是臺灣人、臺灣社會過去五十年來，打拼下來的。而且，這也是現在進行式，這是我們社會所同仁日常的心智活動。我們社會學必須記錄並呈現，臺灣威權體制走向民主轉型，制度轉型過程中，有國家認同爭議、族群不平等關係，轉型正義，性別平等，多元文化等等議題。臺灣國家與社會，一直在面對處理這些制度與結構議題，努力向好的方向轉型，向上提升，加上新世代成長，臺灣逐漸成為「生活在臺灣」的命運共同體。
但是，近幾年來，我們也正在經歷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導致國家主權、國族認同有所糾結。當前我們每天都在經歷臺灣民主鞏固的種種危機，呈現在集體心理、知識言論，政治信心，民主價值等等。這些就是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面對這個難題，必須研究中國因素的性質和影響，也必須更深入了解臺灣社會如何、多大程度，可以抵抗外部主權挑戰，鞏固內部的共享價值，培養有機的社會關係。這些議題，是我們社會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我們的責任和貢獻。
以上我用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呈現我們社會所研究的三個面向：家庭與社區、資本主義、國家。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同仁的研究從臺灣本土社會出發，研究領域遍及「家庭」、「醫療」、「族群與國族認同」「企業與組織」「勞動市場」「社會網絡」、「社會運動」、「宗教」、「階級」等等。我們有人使用歷史檔案材料，有人使用田野訪談或案例研究，也有人使用量化調查資料。例如，本所負責科技部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固定執行全國電話訪問的「社會意向調查」，「中國效應調查」，也進行區域和跨國比較研究。
最後，讓我強調我們中研院社會所在臺灣學界生態下的樣貌。我們社會所和臺灣社會學界，例如臺灣社會學會和國內大學社會系所，一向互動密切，感情良好，互通有無。未來，我們所會連同臺灣社會學界的同仁，加深加廣合作，共同努力「推動臺灣本土社會研究，建立臺灣社會學主體性」。
延伸閱讀
康豹、陳熙遠編，2021，《研下知疫: COVID-19的人文社會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心。
本書集結了中研院12間研究所、共20位研究員，發揮研究專長，或針對疫情進行數據分析、問卷調查；或針貶時事、反省法規；或從文學找到共鳴，從歷史得到啟發。直面社會問題，以所學回應社會需求。其中包括四位中研院社會所的同仁從跨國分析、所得不平等、醫護人員敘事、汙名與風險管理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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