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會學者這樣看疫情…

陳志柔/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編按: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7月12日進行新舊任所長的交接儀式。新任所長陳志柔致詞時,用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呈現社會所研究的三個面向。以下致詞稿經演講者同意後刊登。除了學術研究外,陳志柔所長曾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18-19),也在臺大和清大授課。他長期主持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共同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計畫」,致力於學術人才培育。

攝於中研院社會所所長交接典禮,圖右為新任所長陳志柔,圖左為前任所長謝國雄。

我們常說有什麼樣的家庭,往往就有什麼樣的小孩。今天我要說的是,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學者!

我們社會學者,整天都在想,臺灣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這是社會學的第一步。我們社會所,就是探索我們社會人們實際存在的狀態,是一個再現(再度呈現)的過程。它如何再現,就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力量的展現;而且,當我們「呈現社會存在的狀態」時,也會同時與社會互動。這個時候,我們社會學者,也希望能夠「打造」我們的社會。對社會有積極貢獻。

臺灣社會最近籠罩在COVID-19疫情當中,那我們社會學者有角色、有責任嗎?疫情目前還是現在進行式。我們中研院社會所同仁,會怎麼理解疫情的個人困難和社會困境呢?我們社會所的同仁會這樣看:「個人的困難」、「社會的困境」,必須和「結構的限制」及「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起來。

結構和制度,有三個主要面向:「家庭及社區」、資本主義、國家。

先說「家庭及社區」。疫情三級警戒下,對什麼人的傷害最大呢?就是缺乏家庭和社區支持的弱勢群體,包括無家者、家裡的失智者及需要長照的老人或病人、需要NGO送餐的獨居者。因為三級警戒,臺灣很多社區支持據點和社會服務項目,都已經中斷或降載。疫情下的遠距上課,城鄉、貧富差距之下的數位落差,讓弱勢家庭小孩更加弱勢。從疫情這裡,我們社會學有責任來呈現臺灣「家庭和社區」如何連結疫情下的人們的困境樣態,包括:社區鄰里、家庭結構、婚姻、親子關係,也包括少子化、高齡化。這些結構因素,讓我們更深入認識疫情的樣貌和影響。這些視角和資料,是本所同仁的守備範圍,也是我們社會學者的責任與抱負。

在「家庭與社區」外一層的,是臺灣的產業結構、勞資關係、企業組織、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資本主義在臺灣的運作樣態。最近大家都在討論,COVID-19疫情,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是怎樣?對市場和企業如何維繫人民生計,影響又是怎樣。這些問題,是現在進行式,但構成此刻樣態的成因,是形構臺灣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制度變遷。臺灣的科技業(例如半導體)、傳統產業和工作現場的狀態,來自於全球價值鏈、地緣政治、國家政策、社會關係的塑造。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影響,是本所的核心研究課題,這個議題需要有縱深的鋪陳,從清代的土地制度、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經濟、戰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到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我們社會學者是從這樣來呈現臺灣資本主義的內容和影響。

第三點,也是最特殊,最臺灣獨有的結構因素,就是「國家」(state)的樣態。臺灣不是一個標準定義下的主權國家(不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我們會說,臺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國家(contested sovereign state)。

COVID-19的全球疫情、加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緊張,臺灣備受中國打壓之下,在國際政治和媒體上,剛好更出名了。臺灣要買疫苗,也因為中國因素,複雜糾葛。北京宣稱它對臺灣有主權,造成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定位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所以我們說,在外部意義上,臺灣的主權有爭議。

但另一方面,根據我們社會學傳統對現代國家的定義,臺灣這個政治社群,本來就足以作為一個國家。臺灣的民選政府、司法體制、財政稅收、軍隊組織,都是構成國家的要件。就臺灣內部而言;確實是一個現代意義下的主權獨立民主國家;主權沒有爭議

我們社會學者是這樣看:面對中國威脅和孤立,臺灣可以活成今天這樣,臺灣可以不是香港,正是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政治的主權國家。臺灣的統治權是自主完整,由民主制度而來;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什麼。

但臺灣成為主權獨立民主國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家給的,是臺灣人、臺灣社會過去五十年來,打拼下來的。而且,這也是現在進行式,這是我們社會所同仁日常的心智活動。我們社會學必須記錄並呈現,臺灣威權體制走向民主轉型,制度轉型過程中,有國家認同爭議、族群不平等關係,轉型正義,性別平等,多元文化等等議題。臺灣國家與社會,一直在面對處理這些制度與結構議題,努力向好的方向轉型,向上提升,加上新世代成長,臺灣逐漸成為「生活在臺灣」的命運共同體。

但是,近幾年來,我們也正在經歷中國因素逐漸由外而內影響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導致國家主權、國族認同有所糾結。當前我們每天都在經歷臺灣民主鞏固的種種危機,呈現在集體心理、知識言論,政治信心,民主價值等等。這些就是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面對這個難題,必須研究中國因素的性質和影響,也必須更深入了解臺灣社會如何、多大程度,可以抵抗外部主權挑戰,鞏固內部的共享價值,培養有機的社會關係。這些議題,是我們社會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我們的責任和貢獻。

以上我用COVID-19疫情影響為例,呈現我們社會所研究的三個面向:家庭與社區、資本主義、國家。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同仁的研究從臺灣本土社會出發,研究領域遍及「家庭」、「醫療」、「族群與國族認同」「企業與組織」「勞動市場」「社會網絡」、「社會運動」、「宗教」、「階級」等等。我們有人使用歷史檔案材料,有人使用田野訪談或案例研究,也有人使用量化調查資料。例如,本所負責科技部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固定執行全國電話訪問的「社會意向調查」,「中國效應調查」,也進行區域和跨國比較研究。

最後,讓我強調我們中研院社會所在臺灣學界生態下的樣貌。我們社會所和臺灣社會學界,例如臺灣社會學會和國內大學社會系所,一向互動密切,感情良好,互通有無。未來,我們所會連同臺灣社會學界的同仁,加深加廣合作,共同努力「推動臺灣本土社會研究,建立臺灣社會學主體性」。

 


延伸閱讀

康豹、陳熙遠編,2021,《研下知疫: COVID-19的人文社會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心。

本書集結了中研院12間研究所、共20位研究員,發揮研究專長,或針對疫情進行數據分析、問卷調查;或針貶時事、反省法規;或從文學找到共鳴,從歷史得到啟發。直面社會問題,以所學回應社會需求。其中包括四位中研院社會所的同仁從跨國分析、所得不平等、醫護人員敘事、汙名與風險管理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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