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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大潭藻礁事件的社會觀察

林君諭/國立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藻礁到底是什麼?又為何要搶救藻礁? 2018年4月28日,由多個關心桃園藻礁的民間團體共同組成的「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召開記者會,並且舉辦了藻礁永存音樂會。在這個活動中,多個關心生態的環保團體齊聲表達「保護藻礁永不妥協」的信念,藉以喚起社會各界對藻礁的重視與保護的必要。 藻礁永存音樂會。圖片來源:作者。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藻礁可能是個陌生的名詞。藻礁是由無節珊瑚藻(也稱為殼狀珊瑚藻)在硬基質上生長造成的生物礁,由珊瑚藻一層層堆疊而成,十年才生長一公分,是極其珍貴的生態。日前經學者證實,桃園藻礁歷經約7600年的孕育,蘊含生物上的多樣性與地質上的豐富性,其多孔隙的特殊性是海洋生物的育嬰房。2013年,世人更透過齊柏林導演拍攝的紀錄片「看見台灣」,看到台灣珍貴稀有的藻礁海岸壯闊之美。 台灣長達1600公里的海岸線中,有藻礁分布的不到50公里。而座落於桃園市海岸線上的藻礁,北起大園區竹圍漁港,延伸到觀音海岸,南至新屋區永安漁港,則擁有連續約27公里長的地景。這不僅是全台面積最大,同時也是全世界少見的特殊景觀,更是目前發現最大、最完整的藻礁生態系。 藻礁。 圖片來源: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https://bit.ly/2NopXqf。 可惜的是,桃園作為全台灣北部重要的工業區,幾乎全市三分之二的海岸皆已規劃為工商發展的開發地區。工業區的設置與工業廢棄物的不當排放,使得桃園海岸環境遭受嚴重污染,75%的藻礁目前已經遭到破壞,幾乎不再生長,而有些礁體則呈現死寂。目前僅有觀音區小飯壢溪口以南,新屋區後湖溪口以北的4公里海岸,在2014年由桃園縣政府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觀新藻礁」保護區,投入經費與資源,保留比較完整的藻礁海岸。 然而,由於台灣面臨能源轉型,為了因應2025非核家園的期程,天然氣的發電比例目標將由現行的30%調高到50%目標。考量北部使用天然氣的需求,中油選址在桃園觀塘工業區投資,預備以填海造陸的方式開發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這使得大潭區的藻礁瀕臨活埋,其生態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   異地復育與異地建站的攻防戰 藻礁生態系統是個完整連續性的地形,不僅只有裸露在水面上的礁體,還包括水面下更大規模的結構。目前中油的開發案正在進行相關行政程序的審查,尚未有定案,但是中油已經備妥天然氣儲槽區的用地以及施工的碼頭。倘若中油在觀塘工業區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開發案通過,將對藻礁開腸剖肚,台灣將再也沒有健康的藻礁,對自然環境的永續影響甚鉅。然而,中油表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是配合政府政策與人民的用電需求,興建的預定地已通過環評,確保興建的儲存槽每年有300萬噸的供氣量。中油也宣稱,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預定地沒有與大潭藻礁保護區重疊,同意採迴避替代方案縮減開發規模,以降低工業區興建後對藻礁的影響程度。中油更承諾未來將採取「生態補償」措施,執行社區回饋、協助藻礁異地復育與投入監測藻礁生態與研究。 中油天然氣接收站預定地與大潭藻礁相對位置圖。 圖片來源:中央社, https://bit.ly/2uvyy3a。 環保團體與學界對將蓋在大潭藻礁上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則提出反對意見。他們依台電所提出的數據與資料表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興建幾年後將呈現供過於求的情況,並且設備的利用率也不高,質疑是否果真有必要犧牲七千多年的珍貴藻礁生態,來換取20年的天然氣使用。此外,上一次觀塘工業區的環評案是在民國89年通過,至今已經過了18個年頭了,當初還不了解藻礁的價值與一級保育類的存在,呼籲應該重啟環評,考慮異地建站的其他方案。 再者,中油的填海造地、圍堤造港對整個藻礁生態系的破壞範圍甚大,影響深遠。除了污染的考量之外,工業區的興建會帶來的淤積沙,將覆蓋住藻礁使其死亡。農委會特生中心的學者劉靜榆經實地探勘調查也發現,在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施工範圍的大潭藻礁,目前有生長狀況佳的殼狀珊瑚藻,有些地區可媲美、甚至更優於已列入保護區的觀新藻礁。然而,假如再興建工業港,桃園海岸僅存的25%藻礁體,也將逐漸受到影響而慢慢消失。此外,因為中油預定興建的儲氣槽位置緊鄰潮間帶,除了藻礁以外,正是一級保育類柴山多杯孔珊瑚的分布點。最近幾個月,更發現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列為「瀕危」的雙髻鯊(或稱為紅肉丫髻鮫)的幼鯊出沒在此,藻礁很可能是這些鯊魚在台灣西北海域重要的孵育場。學者與環保團體於是建議,中油應針對大潭藻礁周邊生態系進行更詳細的評估。對於中油所提出的異地復育方案,中研院學者陳昭倫表示可行性不高,柴山多杯孔珊瑚這些生物只要異地,便不可能繼續生長,全世界至今也沒有成功移植的報告。 IUCN列為「瀕危」的雙髻鯊幼鯊在藻礁出沒,藻礁很可能是他們在台灣西北海域重要的孵育場。圖片來源:藍苡瑄攝影,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702-i4ts。 從規劃中觀塘工業區之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與沿岸藻礁生態系的保育爭論案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大多數國家在工商業發展過程中幾乎都會面臨到的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育爭議,這類的衝突經常發生,而且往往事難兩全。   受傷的土地與弱勢的沿海社區居民 桃園濱海偏鄉農漁村景致宜人,過往更是海洋資源豐富,有許多在地人孩提時期的美好回憶。但回顧這片土地的歷史,其實充滿著許多先民努力的痕跡與無奈的辛酸,尤其沿海的幾個社區,因為工業區開發等人為因素,漸漸增加這個地區的環境承載,居民被迫概括承受工業污染與廢棄物等嫌惡設施,他們的生活經驗是沿海環境惡化的最佳見證。 以防風林為例,防風林(木麻黃)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可以屏障海岸內陸的安全,擁有保障居民生活的功能,被認為是保安林;另一方面,因為有防風定沙及防鹽霧的功能,對維持自然生態功不可沒,素有「綠色長城」之稱。然而,基於經濟發達與產業發展的考量,桃園沿海土地陸續而且大規模地被開發,使得防風林大面積地減少。 由於台灣位在季風帶,失去綿延數十公里的綠色屏障後,冬天吹起的強勁東北季風,使飛沙漫天飛舞,沒有防風林就無法攔阻海風(風害)帶來的沙害與鹽分,沙土夾雜污染威脅沿海的聚落,並且入侵到內陸的村落,危及村民農作物的種植、生長與收成,稻作葉末和稻穗有燒灼枯黑的現象,收穫量銳減,土地漸漸廢耕、無法生產,也造成例如養殖業者的漁塭淤積,影響居民生活與生計的維持。 走訪觀音新屋的沿海幾個社區時,居民表示親身感受到原因不明的公害汙染。他們指出時常聞到工業區許多工廠排放出的廢氣,有時臭、有時酸。除了工業區帶來的空氣汙染,林口電廠燃煤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硫順著東北季風南下,導致下酸雨。環保署全國酸雨研究資料顯示,桃園地區是全國酸雨最嚴重的區域之一。有當地居民表示,他家菜園裡的十字花科都長不好,每一株都有白色的點點,但賣相不好就意味著賺不了錢。人民生活品質降低,生計受到影響,甚至有危及生命健康之虞。 工業區版圖的擴張,改變的是人與土地的依存關係。防風林枯死,汙染問題使漁獲減少,土地無法耕種,稻米農作欠收,沿海農民生活苦不堪言,人民被迫遷離居所,成為環境受害者(environmental victims)或環境難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觀音新屋地區農業式微,產業轉型的結果導致人口逐漸流失,農業衰退,農村社區發展面臨困境。   環境受害者們的矛盾情結:對藻礁價值的認知落差以及對企業的又愛又恨 因為工業區開發而蒙受直接間接災害的是觀音新屋地區沿海弱勢居民的生活品質及未來的發展。然而,當公共傳媒爭相報導過度人為開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凸顯藻礁價值與開發取捨的爭論白熱化之際,當地的草根性力量卻是分岐的:有些居民選擇靜默無聲,有些則透露出些許無奈。 許多在地民眾對守護藻礁的行動並不積極,初步了解是與祖先的口述與經驗傳承有關。許多老一輩的在地居民認為,藻礁只是沒有價值的石頭。藻礁的客家語讀音似「Ou lou sha」,其中「Oh lou」的意思類似閩南話的「烏魯木齊」的「烏魯」,有「小嘍囉、很討厭」的意思。「sha」讀音似「剎」,指石頭。記憶中曾聽長輩說過,便以為藻礁沒有用處、是死的珊瑚礁,光是其名稱便含有貶低其價值、累贅多餘之物的意思。目前在當地為數不少的中高年齡層居民認知中,藻礁不僅不討喜,對它的印象也差,因為小時候赤腳在海邊玩耍時,多少都有被藻礁割傷的不愉快經驗。最近這幾年透過相關生物學者的解釋,才了解桃園藻礁是水中生物重要的棲息地,是世界上獨特的珍貴地景。然而,學者們的大聲疾呼並沒有馬上反轉當地居民長久以來對藻礁的負面印象,也因為居民無法感受到藻礁與其生活生計的直接連帶關係,故未能有效轉化成驅使他們積極投身保護藻礁行動的動力。民眾的無感不僅反應出急需宣傳推廣與藻礁相關的知識,更顯示出國人的環境教育尚待加強。 有一些當地社區居民在受訪時表示,雖然對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案不樂見其成,但認為興建的可能性極大,與其抗爭無疑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由於桃園工業區各式工廠林立,許多業者進駐後造就台灣經濟的奇蹟,但同時也為當地帶來不少永久性的破壞。為了彌補社區,企業通常是以發放回饋金的方式提供居民福祉,當作敦親睦鄰的機制,因此,回饋金又稱為睦鄰金或促協金。例如,台電設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長年支付九大民營電廠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再由民營電廠回饋到地方鄉親。又例如,在「桃園市新屋區台電大潭發電廠回饋金補助人民團體實施要點」中,也明確表示運用回饋金協助推展社區的社會服務、教育文化及公益性活動等。一些觀音新屋居民的經驗中,回饋金無所不在,充斥在日常生活之中,民眾也習以為常,舉凡學校添購教學設備、社區辦活動、學童營養午餐、重病喪葬補助等,都有這些企業的影子。然而,仍舊有多數人寧可不要拿業者給社區的回饋金廉價地換取自己未來幾十年居住的環境與生活品質。 不過,也有一些鄉親對反對業者的開發案心有顧慮。雖然他們也是工業區製造出來的廢棄物與污染的受害者,但是自己的家人或親屬就在工業區上班,因此這些居民也坦言,他們擔憂假如把工業區通通趕走,將大幅減少在地居民的就業機會,兒孫恐怕都得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徒留無依的老人獨守家園。由此可見,當地居民的無聲,其實是一種對工業區業者既埋怨卻又依賴的複雜情緒交錯而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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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

陳伯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陳俊賢/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張恆豪/台北大學社會系   日前,花蓮縣美崙啟能發展中心爆出疑似男性主管對機構內女性智能障礙者性侵事件,引起外界震驚。歷年來類似事情一再發生,究竟集中型機構式服務模式出了什麼問題?現行體制存有哪些疑慮?防範女性智能障礙者遭受性侵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保障她們被剝奪的情慾空間與性健康權?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身心障礙校園發生的性侵案件層出不窮。圖片來源:電影《熔爐》劇照。   「安全」的迷思:隔離式機構中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困境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身權公約,第6條(身心障礙婦女)第15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第16條(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第17條(保障人身完整性)、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等,都強調女性障礙者的多重不利社會處境,其權利必須受到重視,包括免於因 「障礙」與「性別」遭受不當對待。被安置在機構的女性智能障礙者,不但須面對社會對「障礙」與「女性」的雙重歧視,更面臨「智障」一直以來被幼稚化對待的社會處境,進而被剝奪「選擇住在哪裡」、享有「與社區融合」的權利(身權公約第19條),導致智能障礙女性遭受到「隔離式機構」、「女性」、「智能障礙者」的多重歧視與社會排除。 住在機構的女性障礙者遭受「剝削、暴力與虐待」等議題,暴露教養院、封閉的機構式服務,容易引發權利侵害的情況。封閉式機構服務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歧視的隔離管理方式,不僅限制障礙者的居住權利,減少障礙者與社區互動、他人連結的機會,更讓障礙者在遭遇性侵危機時,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對住民遭遇性侵害、猥褻或暴力事件時,機構容易優先考量組織存續利益,採取隱匿方式處理,犧牲住民權利,讓障礙者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傷害。因此,自1960年來先進國家就倡議以社區式服務取代機構式服務。 主流社會對智能障礙者常抱持幼稚化的想像­­──將智能障礙者視為「曚昧無知」的兒童,以至於當他們遭受性侵時,其表述或感受常遭受質疑,當事人需花更多心力說服,或透過「大人」代言,才能證明傷害的真實性。此外,智能障礙者成長過程常被告知「要乖」、「要聽話」,導致他們處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並遭遇不當對待時(如,機構管理者、教師),習慣選擇順從、隱忍與噤聲而非挑戰權威,使得其權益容易遭到輕忽與漠視。 機構內一再出現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為人為疏失,更是社會歧視與文化偏見對智能障礙女性造成的集體性侵。此種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社會集體對智能障礙者的隔離政策與障礙人權漠視,都成為類似危險事件的「沉默共謀者」。 集中管理的團體機構服務模式,並非如大眾想像的那般「安全」。圖片來源:123RF。   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與性剝奪 社會大眾對智能障礙女性常持有兩種衝突、矛盾的情慾想像:一方面「去性化」將智能障礙女性視為「無性」的「慢飛天使」,即便她們已達法定年齡,卻被認為只有小孩般薄弱心智,不懂得自我保護,需嚴加控管以避免遭受侵害。此想法強化社會以保護之名行禁止之實的家父長式歧視,讓智能障礙者在「情慾真空」的環境下成長;然而,當智能障礙女性跟「性」掛勾,又會被「過度性化」成為媒體眼中失控的「淫蟲」,或是「聰明巧詐」、熟諳利用生育竊取福利的「米蟲」。甚至,她們經常被描述為有「危險」基因,不能孕育「正常」下一代,造成一家皆智障這種「人間悲劇」的罪魁禍首。因此,智障女性被污名化為自私、失職的母親,無法提供小孩應有的照顧,讓子女身陷危險處境,進而合理化公權力對智能障礙母職的剝奪。 「去性化」與「過度性化」看似背道而馳的觀點,實則都為同一種社會偏見服務: 認為智能障礙女性有缺陷、不是「完整」、「健全」的女性,所以不應享有情慾自主權。換言之,我們期待智能障礙女性不要長大、只當「天真」、「純潔」的天使,守護其童貞則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但當她們展現情慾、甚至成為母親後,則搖身一變成為危險女性、須小心提防避免釀成悲劇。這種「守貞安全、情慾危險」的情感判準,進一步體現社會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剝奪,認為她們不需要也不夠格成為一個「正常」的女人。 更加諷刺的是,此種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偏見,竟獲得國家與醫療專業的認可。譬如,衛福部出版的家庭計畫通訊上,便有「優生保健專家」主張智能障礙女性應行節育,其理由為:「家有智障兒女,對父母親而言是很大的負擔,父母的付出豈只加倍。隨著智障兒女的成長,問題只會更多」,加上「智能障礙者本身就是悲劇人物,家庭與社會更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來照顧智能障礙者」,因此建議「當智能障礙者的能力已經達到不能保護自己身心健康的程度,當然沒有理由讓其懷孕」,形同剝奪其性自主與身體完整的權利(然而這樣的觀點實則違背CRPD第6、17條;詳見:CRPD第三號一般性建議)。這種政策取向預設的是生命「等量但不等值」,智能障礙女性不應享有生殖、延續下一代生命的權利。此種看似務實、公益取向的醫療化觀點,事實上是深具歧視意涵的生命價值排序,將智能障礙女性(與下一代)視為國家沉重的負擔、宣告其未來一點都不值得期待。 此外,我們發現教育也參與對智能障礙女性的情慾與性健康權的治理,當智能障礙女性被認為「無知」、不懂得自我保護,學不會也做不到情慾自主,導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就會以預防與圍堵的觀點來回應智能障礙者的情慾。雖然,教育現場已逐漸看見智能障礙者的性需求,但更強調灌輸「正確」的性觀念,以便及早發現、及早預防不當性行為,杜絕性侵害的發生。然而,「預防」角度除了幼稚化與病理化智能障礙者的情慾外,「恐性」與「忌性」更成為她們理解自身情慾的唯一邏輯。發生與「性」相關的事情,智能障礙女性很清楚知道這是「不可以」、「很危險」的,卻很少被告知自己在性與情慾方面可以做甚麼?怎麼做? 智能障礙者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卻很少被教育真正遇上該怎麼處理。 圖片來源:https://goo.gl/T8a7qL。 智能障礙女性的差異應該被正視,所遭受到的不當對待也不該被輕忽;然而,一再出現的機構內性侵事件,不該僅被簡化成只要「嚴加保護」就好,而讓「恐嚇」、「禁止」成為回應智能障礙情慾的唯一方式,因為這等同於片面否決她們擁有親密關係與情慾自主的能力,更合理化社會對這群弱勢者的情慾偏見與國家的性治理。 如何找回智能障礙女性自主生活權利與情慾尊嚴 基於上述討論,要打造智能障礙女性生活與情慾自主的空間,我們提出兩點建議: 反思機構式服務模式 過往認為住在機構是「安全的」,這個觀念是有問題的,因為機構存在著管理與利益存續的議題,因此當危機發生時,往往選擇隱密處理。再者,這種封閉的機構式服務,讓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的關係呈現垂直的權力控制樣態,而為了便於管理,機構傾向打造「順服」的機構住民,而非成為智能障礙者能增能培力的場域。反觀,有適當支持的社區式服務則不是封閉的場域,智能障礙者能接觸到更多人、理解更多資訊、學習多元社會知能、並擁有更多的求助管道。不同於機構的垂直權力控制,社區式服務的工作者和服務使用者,在與社區融合的開放場域,則較能發展出水平權力的關係。 當然,這不代表社區式服務不會發生性侵事件,但在這樣的場景中即使發生憾事,我們能有更多機會知悉、處理與面對,不再需要倚賴僥倖或個人勇氣,而是透過改善制度彌補缺失。因此,為預防女性智障者不再被性侵,臺灣CRPD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便明確建議:(a)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逐步使住宿機構及其他規模之特定居住安排予以退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可選擇居住地點、方式及同住者,並推廣自立生活,包括適當增加各類社區型服務之經費。(b)國家發展有規劃期程之計畫,提供身心障礙者適當支持,協助其居住並積極參與社區,避免隔離與孤立。 因此我們主張機構式服務逐漸轉型為社區式服務,有其必要性,國家應確實落實社區式的支持系統並提出相關規劃,包括社區相關權責人員,如警政、司法、學校等單位,且必須對智能障礙女性性暴力的特殊性有更正確、全面的理解,而非將她們簡化為「典型」的受害者(再製社會對其「依賴、脆弱、需要被保護」的偏見),抑或只透過「正常」的行政程序處理智能障礙者的性侵,卻忽略其陳述性侵時的困境,讓最需要支持的族群,沒有獲得應有的協助,也讓社會弱勢成為缺失體制設計下的犧牲者。 培力智能障礙女性 過去,智能障礙者被認為是無性的「慢飛天使」,讓智能障礙女性在情慾真空的教育體制下成長,剝奪智能障礙女性發展自身親密關係的能力。相較於社會以保護之名、行幼稚化之實的家父長式教養,只採取預防性觀點與恐嚇性語言,警告智能障礙女性 「不可以」、「很危險」,認為情慾自主對智能障礙者而言「學不會」也「做不到」,我們主張培力取徑的正義觀,積極辨識出「沒有教,但應該學」、「不足,但需要」的培力途徑,讓女性智能障礙者充分獲得應有的支持與協助,發展自身情慾並享有與他人親密連結的機會。這包括跳脫「恐性」、「忌性」的情感教育,回歸身權公約(CRPD)的人權觀點,肯認智能障礙女性有權利認識自己的身體、探索自身的情慾、擁有自己身體的完整性,最終目的在於培力智能障礙女性能夠為自己發聲。 我們建議第一線的工作者及專家學者,須看見智能障礙女性的主體經驗,並向其經驗知識學習,而非輕易替障礙者代言。這提醒我們在面對智能障礙女性情慾時,應允許更多溝通的時間與空間,而非便宜行事,很快就落入「對」或「錯」的二元思維,從(已知的)偏見回答(陌生的)問題。我們也主張國家社會與教育體制,須落實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健康權,並積極提供資源、打造友善環境,讓她們得以發展自身(潛在)的親密關係能力,並擁有情慾自主的空間與生命應有的尊嚴。 停止多元共犯結構,正視去機構化運動 女性智能障礙者在機構被性侵的遭遇在過去很容易被當成個案予以處理,眾聲撻伐的輿論中,似乎大眾更在乎找出罪魁禍首,卻忽略性侵事件背後所存在的機構隔離式歧視;國家體制對障礙人權的漠視;以及社會文化對於智能障礙女性的性/別偏見,其實都是共犯。因此,我們希望能整理性侵事件背後的結構性議題,並突顯女性智能障礙者被社會弱化、情慾污名化的問題。美國智能與發展障礙協會的會長Amy Hewitt曾說「機構」是關於態度、關於控制、關於缺乏選擇、缺少尊重、缺少機會、缺乏人際關係和在社區之中卻非社區的一部分,這是當前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去機構化運動(AAIDD Presidential Address, 2014 Am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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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然轉旋回雪輕:你不知道的古裝劇中古代舞蹈真相

徐瑋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從電影《十面埋伏》談古舞及其重建 古裝劇中的武俠劇、宮廷戲總會上演俠士與俠女、美人與公子間複雜又纏綿的愛恨情仇,而武打與舞蹈的場景安排更是最容易極致化女主角的神韻、體態、靈氣,展現俠女英姿、美人柔媚的片段。俠女瀟灑、美人嬌媚的氣息往往最能在武打的翻身跳躍、凌空飛翔,或舞蹈的回旋轉身、回目流盼中加以體現。2004年由張藝謀導演,劉德華、金城武和章子怡主演的《十面埋伏》,可算是武俠劇中美人舞技真功夫展現之一例。女主角小妹在開場後不久於青樓「牡丹坊」所呈現的「舞」與「武」,不論是在動作編排、技術掌握、畫面捕捉都極其吸引人,也為此劇接下來的情節發展埋下伏筆。小妹溫文嫵媚的舞蹈與長袖擊鼓的武功也凸顯其善舞能武、剛柔並濟的特質。 《十面埋伏》中經典的水袖擊鼓舞——仙人指路。圖片來源:https://bit.ly/2u0pN03。 《十面埋伏》的故事以唐代為背景,時空距今千年。我們或許可以從古畫、出土文物、畫像磚等靜態文物重建千年前舞人的服飾道具,然而,今人究竟如何從圖像詩詞想像創作千年前舞人的舞姿動態、身心韻律?靜態的圖像僅能呈現舞動過程中的一剎那,將千年舞人的姿態凍結於一頁,然而一個姿態的前後動作是什麼,該如何加以連貫、成就流暢的成套舞姿,著實令人費解。設若瞬間被記錄下的舞影無法有效的還原舞蹈動態,那麼描繪舞蹈的詩詞能否有所幫助? 讓我們試著閱讀和《十面埋伏》故事設定的年代背景相近的唐代舞蹈《霓裳羽衣舞》的詩句片段:「飄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閱畢,或許能感受並想像舞者如飄雪般輕盈迴轉,像游龍受驚時來往的模樣;有時像柳枝輕柔無力,有時如雲氣升騰的舞容樣態。迴旋與輕盈的舞姿體態大約是我們能感受到的。然而,舞蹈動作要如何操作?節奏韻律該如何拿捏?動作邏輯與規範是什麼?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才能建構出《霓裳羽衣舞》的形貌? 「古舞重建」的問題不但涉及不同時代的人因為生活文化、體態氣息相異,使得舞蹈即使有所傳承也很難原汁原味的重現;更何況中國古舞在兩岸並沒有代代相傳的習慣、也無專屬機構保存,使得今人難以一窺古舞的風貌,只能憑藉詩詞、圖像加以想像。文化學院第一屆舞蹈科主任高棪(1908-2001)就曾說道:「民國出生的人根本就不知我國有舞蹈,當時看到的,不是日本舞就是歐美的舞蹈」。臺灣第一位舞蹈博士劉鳳學為了重建唐代樂舞,在1960年代還得遠赴日本宮內廳學習唐代從中國傳到日本,卻在日本保存下來的樂舞。這些歷史現象都說明了古中國的舞蹈文化並無傳承保留。如此,以唐代為故事背景的《十面埋伏》女主角小妹的舞與武是如何創造與再現,於是成為值得探究的議題。   民族舞蹈作為「被發明的傳統」 記得有次與非舞蹈專業友人聊到中國古舞並無傳承,友人臉色吃驚地回我「古裝劇中那麼多舞蹈,中國古代樂舞怎麼會沒有傳承?」經過我的解釋後,友人還是難以置信。或許友人的反應這並非是一個特例,應該有不少人認為當今古裝劇中的舞蹈是古代中國流傳下來的,而這其實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今日我們在電影和戲劇當中普遍所見的「古代」舞蹈根本是中港臺三地在1950年代前後,因應國族建構的藝術政策、商業娛樂的目的所加以重建,甚至創造發明創發出來的。兩岸在古代舞的編創上因為藝術政策、舞蹈審美習性、內化的動作技巧、舞蹈遺產資源的差異等,致使兩岸在1980年代前以不同的編創思維建構或創作古舞,當然也因此展現出不同的舞蹈風格。古舞在臺灣則是在官方提倡民族舞蹈運動的時代背景下,透過舞蹈家的創意編創出來。下文我便舉1950-1960年代民族舞蹈在臺灣的創發作為例子,說明古代舞蹈在臺灣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民族舞蹈的創發可以藉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提出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來理解。霍布斯邦指出「創發」傳統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高度關連,「創發」傳統是為了支撐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的歷史建構,其重點在於傳統是為了當下的情勢再造,「創造」傳統的過程含有明顯之現在所欲求的目的。由於「創造」傳統的動機涉及現在所處的情勢,因此新舊傳統之間並非自然直接的過渡。霍布斯邦在《被發明的傳統》的導論中就指出「傳統的創發其特殊性就在於:這樣的傳統與過往歷史的關連性是人工接合。簡言之,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或是以類似義務性質、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Hobsbawm 2002: 12)。 霍布斯邦所謂的「被發明的傳統」並非意指傳統的再現沒有任何根據、完全是「憑空」被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是霍布斯邦為了凸顯傳統有賴創造而能再生,而創造中含有當下欲求的目的,但是卻冠以永恆不變的想像加以固化加強。臺灣的民族舞蹈就此意義而言,便可被視為是藝術政策上的「被發明的傳統」,是國民黨為了建構國族文化與「導正」流行於社會扭腰擺臀的「不潔」舞蹈所推動。民族舞蹈倡導者之一、來自東北的李天民說:「什麼是民族舞蹈?其特徵如何,卻茫然不知,因為從來沒有在舞台上看過明確標明民族舞蹈的表演,其名詞也是陌生的」。(李天民、余國芳 2005:229)民族舞蹈因此是在特殊的時代脈絡下,集黨國菁英的藍圖與論述、舞蹈家的創意與參與者的投入、舞蹈論述者的批評等共同創造出的成果。 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著的《被發明的傳統》。 圖片來源:https://bit.ly/2Nmih8G。   民族舞蹈的創造發明作為治理策略 1950年代臺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處於兩岸對峙與國際冷戰的局勢,當時政府積極倡導民族舞蹈,這是按照蔣中正於1952年提出的「復興中華樂舞的訓示」而推動的舞蹈政策。官方推動民族舞蹈的原初構想是希望在沒有電視、缺乏娛樂活動的軍中與常民社會裡,以舞蹈活動來振奮人心,同時,透過舉辦大大小小的晚會、表演會動員軍民參與娛樂聯歡活動收編人心。1950年代政府提倡的民族舞蹈強調舞蹈的民族性,種類涵蓋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主權下地理範圍內各民族舞蹈與中國古代舞蹈,並統稱中華民族舞蹈。 官方推行民族舞蹈的觀點仿效周代的禮樂政治,透過歌舞來教育、秩序化、團結民眾,強調樂舞有「正民情、弼政教、合禮節、和萬邦」之治理作用。舞蹈被視為調節情緒、平衡精神生活的中介。在黨國菁英的論述中,民族舞蹈的身體與動作的美學標準對比西化的舞廳舞蹈與草根性的俗民活動相對保守。黨國政治菁英或文藝人士提出要創造具中華民族之倫理與道德形式的民族舞蹈,除了國族文化建構的需求外,也是為了對峙當時被官方認為是賣弄色相、衣著清涼的表演性舞蹈,與「不合民情」、男女相擁的社交舞,和搖擺臀部的舞會舞蹈(例如,加力騷calypso)。也因此當時台臺灣的舞蹈政策並行著鼓勵與壓制兩種相反的政令。鼓勵的部分是官方大力提倡民族舞蹈,希望將民族舞蹈發展成人人能跳的大眾舞蹈;壓制的部分則延續1947年國民政府頒布的「禁舞令」政策,取締非法營運之商業舞廳與交際舞的教學。 如此,1950年代草創期的民族舞蹈是被創作出的中國舞蹈文化,是根據現代化的舞蹈知識與技術「被發明」出來的。史籍裡中國歷代宮廷使用的雅樂舞或燕樂舞在臺灣/中國並無傳承,早已失去可直接複製、臨摹的物質性,這是舞蹈與文學、美術、戲曲、音樂(還有樂譜)不同之處。至於各地的俗民舞蹈,身處臺灣的舞蹈家因為難以見到大陸俗民風情,於是運用創作才華編創出「臺式的邊疆舞」如《蒙古筷子舞》、《苗女弄杯》等。事實上蒙古人並無雙手各拿一雙筷子跳舞的文化,苗女也沒有手拿杯子的舞蹈,就如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蒙古烤肉」吃法根本是臺灣的發明,蒙古人並無如此的飲食文化!編舞家能夠採風的是臺灣原住民舞蹈與地方廟會的節慶活動,然而即使是這兩者也多經過很大的修整與重製,呈現出與原來面貌差異頗大、符合舞蹈人興趣、配合黨國保守亮麗之美學理想的表演性舞蹈。舞蹈創作過程舞蹈家個人更是發揮極大的詮釋與創意。雖然也有東北來臺的舞蹈家如劉鳳學、李天民根據明朝朱載堉(1536年-1610年)的舞譜創作古舞,但反而因為動作工整規矩、隊形對稱、節奏緩和,這類舞蹈並不風行於臺灣社會的舞蹈表演會。 《苗女弄杯》正是「被編創」出來的俗民舞蹈之一。圖片來源:典藏臺灣,https://bit.ly/2NphAvk。   民族舞蹈編創背後的真相 順著國家政策與推力而蓬勃的民族舞蹈,在沒有直接可供學習的古代舞或邊疆舞的情境下是如何被編創的呢? 民族舞蹈的編創多是由兩岸受日本教育與西式舞蹈教育的舞蹈者共同創發。這些舞蹈家們所學習的舞蹈專業以芭蕾舞和創作舞為核心,1950年代之前真正接觸中國戲曲動作,並將之作為古典舞素材之人為數不多,最有名的是被稱為「臺灣梅蘭芳」的男性舞蹈家林明德,與在東北學習戲曲動作的林香芸。 林明德《天女之舞》。圖片來源:https://bit.ly/2Lf2dHI。 因此1950年代中國舞蹈的創作是以西方的審美觀與芭蕾技術為基礎,融合京劇動作、現代體操、日常生活動作等當時可以收集到的動作加以融合。而臺灣出生、受日治教育的舞蹈家們在找尋古代中國舞的資源時,也多少受制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例如1962年魏子雲介紹蘇盛軾教蔡瑞月京劇動作時,還得請學生張秉勇居中翻譯。雖然不論本省與外省籍的舞蹈家們都積極配合國民黨的政策創發民族舞蹈,然而,民族舞蹈該如何想像、該如何創作是當時最需克服的障礙。而這個實際的編創問題也決定了民族舞蹈將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大眾面前。當時的舞蹈編創者發揮高度的想像力將所聽、所見之大陸與台灣各地的材料組織創作。於是民族舞蹈草創期的作品,想像創作的成分要大於考據調查的功夫。古典舞的編創除了舞蹈家積極地向京劇大師學習身段、武功、水袖、彩帶、槍刀等功夫,也融入自己的興趣與芭蕾技術。李彩娥(1926- )編創舞作《王昭君》過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 我未曾去過大陸研習,也沒讀過中國歷史,不了解民族人物的特色……。當時我正在傷透腦筋時,有一位學生家長主動提供一張有〈王昭君〉曲子的音樂唱片。學生家長又講了有關王昭君的歷史故事給我聽,使我有一些概念,於是決定採用這個題材。我為了揣摩王昭君的心情,開始到圖書館找資料、翻古書,再看到舅公家裡的琵琶,而有了靈感。除了舞蹈是創作外,我自己也縫製跳舞衣裳、設計髮型。昔日在東京習舞,石井漠舞蹈學校曾教過舞臺化妝和裁縫方法,在縫製舞衣時可派上用場,實在非常感謝老師的指導。 李彩娥創作《王昭君》起於藝文政策的需求。《王昭君》舞作題材來自學生家長提供的唱盤與聽聞的故事,再加上相關資料的收集編創,而非李彩娥原本就熟悉的素材。李彩娥提到編舞時揣摩王昭君的心境,然而她卻沒有提到動作如何呈現?根據李彩娥的兒子洪仁威的說法,歌仔戲的服飾與動作是居住於南部的李彩娥參考的素材。李彩娥擷取當時身旁可見、可聞的素材,透過編創技術在短時間內創作中國古典舞《王昭君》,而非長時間學習系統化的戲曲動作再加以改編。1958年李彩娥擔任玉峰影業《貂蟬》一片的舞蹈指導,其編創手法就如上所述,將歌仔戲、京劇動作元素加以創意組合並融入現代化的美學觀。 玉峰影業《貂蟬》廣告單,由李彩娥擔任舞蹈指導。 圖片來源:吳玲宜,2002,《郭芝苑:野地的紅薔薇》,時報出版。 當時的舞蹈名家如辜雅棽、林香芸、李淑芬也在中央電影公司、華視訓練中心教授舞蹈、編創古裝舞。1950-1960年代舞蹈家創作了不少以古代詩詞、樂曲、典故命名的「創作性古舞」,如《漢宮秋月》、《霓裳羽衣舞》、《浣溪沙》、《宮燈舞》等。這些舞蹈透過舞蹈表演、電影、電視的傳播於是形成了大眾對古代舞的想像。 李天民編作,陳隆蘭舞蹈《霓裳羽衣舞》。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s://bit.ly/2zIvhTb。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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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爆冷門?補記世界排名的政治經濟學

吳家裕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溫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是賽前公布的〈勁旅與弱腳: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經濟學〉一文的補記。大家對於本屆世界盃前段結果,相信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這屆世界盃非常刺激,小組賽出線結果往往是最後一輪分組賽事中最後數分鐘才能決定;恨的是時常出現貌似「爆冷門」的局面,冰島迫和阿根廷、德國敗於墨西哥與南韓腳下、日本出線等令大家跌破眼鏡。 這些「冷門」是否真的那麼出人意表呢?本屆情況最少說明了一件事:傳統勁旅與其他球隊的實力差距正在縮小,悠久足球文化、傳統勁旅等刻板印象已不足以解釋近年國際足球的趨勢。雖然從政治經濟與所得分配等制度理論,可以成功推論16強當中的15支球隊晉級,唯一的漏網之魚是德國(不過我們不太在意這個各家預測都出現的失誤)。然而,我們所預測的最強球隊西班牙亦遭到俄羅斯以PK淘汰,這該怎麼解釋呢? 【德國隊失利,是冷門,還是不意外?】 資料來源:德國之聲 ◎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經濟學:簡單統計模型 我們的研究提出解釋世界足球排名的框架,認為國家足球強弱是政治經濟制度綜效的體現:富裕民主國家、同時擁有悠久足球發展歷史及長久的民主體制運動經驗,足球越成功;反之,長期威權封閉的足總「黑」歷史,反而會帶來貪污舞弊,排名停滯不前;此外,降低收入不平等亦會輔助國家足球發展;同時亦需足夠國家能力與資源投入。 我們亦根據其統計模型作出了預測,最後十六強中我們成功命中預測當中的十五隊。然而,就讀者提出的疑問以及一些文章[3]提及我們研究時,似乎並不完全清楚我們的論點,故於此再作簡釋。 我們的研究所使用的長期追蹤數據(Panel Data),同時運用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 及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模型,而固定效應模型則是我們解釋足球排名變動的主要根據。簡單來說,固定效應模型所處理的是:什麼因素導致一個國家的足球實力出現「變動」、「進步」或「退步」,而非處理各國的絕對足球排名分數值,也就是每個國家自己跟自己比較,故此控制了文化因素,也因此,固定效應在解釋當今足球世界變化,比隨機效應來得嚴謹。在過往有關運動排名的研究當中,大部份都是使用隨機效應,甚至是簡單的線性最小平方法(OLS)來估算,而其數據有時候更是單一年度如世界盃年的數據 [1][2],這樣就會很容易落入一種歷史文化解釋,又或無法解釋一些國家雖然維持不太差的排名位置,卻持續退步或進步。至於我們較詳盡的理論框架與數據處理等則請參考我們另一篇文章。 ◎日本:透明的政治制度及富裕社會經濟的影響 「冷門」賽果真的完全出人意表嗎?看看日本跟冰島。本屆的「冷門」亮點,首推德國輸的這麼悲涼,其次就是日本與冰島。我們在解釋國家足球表現時,往往很容易落入文化解釋,但以日本為例,它擁有不錯的足球文化基礎,如漫畫《足球小將》、電動遊戲《Winning Eleven》等,都在日本盛極一時,然而它卻無法解釋其國家足球能力的變化。 日本足球能力的一些變化是非常明顯的,例如早年較為人熟知的球員中村俊輔或中田英壽等,往往只能投效歐洲二線聯賽,有時難以站穩陣腳,但近年趨勢已出現明顯變化,現下日本球員已能在英格蘭、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頂級聯賽占一席之地,不少長期擔任球隊正選,如香川真司、長谷部誠、酒井宏樹、本田圭佑等。同時,在本屆世界杯的表現也一改體能不濟的形象,技術、速度、組織等都能與歐洲球隊一爭長短。   【左邊為漫畫《足球小將》而右邊則為電動遊戲《Winning Eleven》】 這些改變是有其政治制度及社會經濟基礎的。首先是制度環境,國內競賽環境與選拔都較透明,亦鮮有醜聞出現,這與長期運行民主政治制度不無關係。在此環境下,比較可以吸引國外球員或領隊到來,例如早年的巴西名宿鄧加(Carlos Dunga),或大家或許已忘記的雲加(Wenger),他是阿仙奴(Arsenal)的前任領隊,在執教阿仙奴前,曾經在日本執教名古屋八鯨。然而,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之外,仍需要經濟能力,因此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時,當年強隊如鹿島鹿角、浦和紅鑽、大板飛腳、川崎前鋒等大部份只能引入巴西二、三線前鋒。當聯賽經濟能力增強時,即能引進國外頂級球員,例如神戶勝利船在2017年簽下長年德國國腳的普度斯基(Podolski)、2018年簽下現時西班牙正選恩尼斯達(Iniesta);又傳聞說,前西班牙國腳托利斯(Fernando Torres),已經跟鳥棲砂岩接近完成簽約。 除了吸引球員到日本外,國內聯賽競技平衡亦相當不錯,例如傳統勁旅橫濱水手,近年表現下滑,而從二級聯賽升班的廣島三箭或大板櫻花等卻有不俗的成績,良好的競爭環境將更有助足球發展。 此外,國內的投資以及青訓體系更為日本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具潛力球員。日本國內擁有非常多層級分明的聯賽體系,在J1-League下還有J2及J3聯賽,更重要的是「全國高等學校足球選手權大會」,非常多日本主力都是成名於高校聯賽,例如大久保嘉人、大迫勇也、本田圭佑、淺野拓磨等,國內更全數轉播這些聯賽。不少球會與地區國中與國小有合作關係,幫助培訓球員,例如酒井宏樹、吉田麻也等。J1聯賽有些球隊場的平均入場人數更達30,000人次以上,證明日本國民有充足時間及金錢來支持足球,此等現象在貧富懸殊嚴重的地方甚是罕見。 ◎冰島:國家支出與社會平等的影響 至於冰島,則是反映國家支出與社會平等對足球發展的重要性。冰島由於非常寒冷,因此戶外踢球並不適宜,但是冰島政府卻在2002年起,大幅興建室內球場,同時亦於學校附近興建大量球場,讓學生能從小就得到良好正規訓練。正如我們研究指出,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不單在於足球體育,同時包括教育及醫療資源的擴大,而學校教育正是國民最容易接觸運動的場所。此外,冰島門將曾擔任過導演,此事反映了社會條件的重要性。冰島屬於一個吉尼系數極低、工時不高、社會福利良好的國家,國民擁有「選擇的自由」,同時又能維持生活的基礎。從10%國民遠赴俄羅斯支持國家隊可見一斑,台灣或香港人能想像自己請假一個月到國外去看球嗎? 【冰島、日本、比利時及突尼西亞足球排名趨勢(2008-2018)】 除了此次世界杯表現外,圖二所顯示的足球排名趨勢也反映了我們上述的論點。冰島其實並非是在世界盃裡突然有「異常」表現的,而是一直在進步;日本雖然趨勢有波動,但仍落在20名至50名不錯的區間,而且根據我們的論點,日本未來仍有進步空間;而比利時更是相當符合上述論點的國家,但由於篇幅關係,這裡不能詳述。值得留意的是突尼西亞,他們雖無法出線,但在過去數場比賽中亦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球隊不俗的技術與速度。在阿拉伯之春後,突尼西亞在2012年後便出現明顯優勢,近年則大幅進步。這些例子正好反映了我們所提出的論點,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綜效會影響國家的足球發展。 ◎不符合良好政治經濟制度的地方又如何? 社會科學研究當然不可單選擇成功的的例子而解釋它為什麼成功,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沒有良好政治經濟基礎的國家與地方又如何? 最容易想到不符合我們理論框架的國家,當然是本屆主辦國俄羅斯。眾所周知,前蘇聯曾經是足球強國,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經披靡一時,國家的職業球隊也頗有名氣,例如莫斯科中央陸軍(CSKA Moscow)、莫斯科斯巴達(Spartak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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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現實生活: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談起

潘佩君/高醫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每日例行的歧視:買麥當勞冰淇淋卻被警察盤問 2003年6月21日,一位唐氏症約莫三十多歲女子,在麥當勞排隊買冰淇淋,卻被店員打電話報警,說店裡有一位流浪漢在咆哮。當警察來到麥當勞的現場,卻發現與報案內容不符,而且在旁一同排隊的民眾都說並沒有咆哮這件事情,最後由店長出面道歉。 類似的事件幾乎是天天上演,若我們沒有特別留意,可能會認為世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好像是發生在很久以前或者是歷史中的事件,例如聖經中的痲瘋病人或是法國文學中的鐘樓怪人。不過若是時常留意周遭事務,或是看新聞媒體報導,就會發現,對身心障礙者歧視的事,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公車看到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故意過站不停,甚至上車後遇到咒罵、學校因為遊覽車沒有無障礙席位,所以坐輪椅的身心障礙學生不能參加畢業旅行、求學的過程若是在普通班級容易受到嘲弄,到高中和大學不知道要念什麼科系、看電視需要手語翻譯,偏偏多數節目都沒有手語翻譯……等。 社會對身障者的歧視和偏見仍密集上演。圖片來源:康健雜誌,https://bit.ly/2yHOhka。   由於仍然有這麼多的歧視發生,聯合國才特別制定一部專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公約(CRPD),這是因為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仍然持續上演著對身心障礙者歧視與偏見的生活場景。因此,在這部公約的前言就提到,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必須要特別提出討論,不僅以一般的人權普世價值為基礎,還需要關照身心障礙者的特性。來自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性所要關注的權利議題,就成為這部公約的前三十條重點條文。後續三十一至五十條包含締約國國家特別義務以及締約國與聯合國之權利與義務關係。 此公約的前三十條中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由於特別強調身心障礙者者的潛能、發展性和社會貢獻,因此在第三條中提到八項重要原則,並從此八大原則再發展出後續各項條文內容: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 (e)機會均等; (f)無障礙; (g)男女平等;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 在此八大項原則之下,許多議題才能夠被重新檢視,以及跨領域的討論。例如前述購買冰淇淋的例子中,明顯違反前五項原則,首先這位店員並無法接受語言或是行為上與店員自己有所差異的顧客。其次,店員不認為此顧客有能力自己點餐,即使點餐了,店員也未能尊重此名顧客所點餐的內容,試圖阻擋顧客購買冰淇淋,這已經造成該名身心障礙者無法有效參與社會,雖然他有消費與購買能力,可促進經濟發展。最後報警則又是另一歧視的行為,將顧客視為罪犯般請求警政系統支援處理,並指稱此名顧客為遊民,阻擋此身心障礙者與其他顧客享有同樣機會獲得冰淇淋的休閒與娛樂生活。若我們進一步再討論無障礙/可近性的原則,還可以關切店家是否提供身心障礙顧客特殊的點餐方式,例如是否有配合此唐氏症顧客閱讀程度的簡易文字菜單或是圖片式菜單。 由聯合國制定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圖片來源:https://www.viscardicenter.org/ratify-the-crpd/。   身心障礙婦女、兒童與性侵害 在這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中,特別列出兩個要保護的對象:婦女和兒童,因為在身心障礙者之中,婦女和兒童更容易遭受到被雙重甚至多重歧視,使得他們的生存機會比起其他的人更不佳。例如最近發生花蓮某間啟智教養院的性侵害事件,在各家新聞媒體中指出,從上至下似乎都包庇著一位六十初頭歲數的男性行政人員。若實情屬實,除了已經違反身為社會福利專業人員隱匿不報的問題以外,也讓我們必須注意,在國內有一群住在教養機構的女性身心障礙者,當受到性侵害的時候,是否無法或是難以自行求助於有效的通報管道,在與外界聯繫不易的狀況下,這群女性如何自保? 這起性侵害事件,讓人聯想到前陣子的韓國電影「熔爐」。不過,國內最著名的熔爐事件,是台南啟聰學校300多位學生從2005年-2013年期間所爆發的集體性侵害,2011年被監察院調查屬實的有164件性侵害案件,其中也包含程度相當於強暴的情事。調查期間至2014又繼續被通報將近53件新的性侵害案件。年紀最小是國小二年級,最大的是高三。其中男對女,或是男對男都有。在事件初期,校方人員對於家長通報有性侵害的訊息時,校方回答他們只是在玩遊戲。甚至在校車上,有隨車老師知情卻也指稱是在玩遊戲。由於啟聰學校的學生需要不同的溝通方式才能表示自己的意見與遭遇,像是聽障生就需要手語或是筆談的方式,可是在校內的處理過程相當草率,一直到在媒體上揭露,才正式進入原應有的審理流程。至2013年正式進入國家賠償的訴訟官司,並且由監察院彈劾16位教職員,至今尚未落幕。 此大規模校園性侵害事件,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的是,為何在一般學校中、家庭和社會中無法容忍任何一件性侵害的事,卻在特殊學校中可以容忍八年之久?為何校方教職員會說出身心障礙學生的性侵害不是性侵害,而是在玩遊戲呢?以上事件和CRPD的第7條身心障礙兒童條文內容有關之外,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國內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和其他保護性法規都有關。此案更需注重對於身心障礙兒童人身安全的價值,是否已明顯與其他兒童出現不平等的地位。 在司法審理的過程中,由於學生的溝通語言不同,應提供符合CRPD第13條司法保護和第21條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條文中所規範的內容,足以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在司法審理程序中獲得必要的手語翻譯員協助。也由於這起事件調查的過程,才讓社會大眾得知,原來其中有受害的學生不知道如何用手語表達自己被性侵。部分教職員也表示自己學習的手語和同學學習的手語是不同的,平時也會來不及看懂同學的手語在表達什麼。語言的溝通障礙在本起事件中佔了如此重要的份量,更能理解提供使身心障礙者與所有人彼此溝通的服務管道與翻譯人員是相當重要的。 韓國電影《熔爐》,講述一起發生在聽障學校的大規模校園性侵害事件。圖片來源:https://bit.ly/2It4qd0。   身心障礙者的戀愛、婚姻與家庭 在婚姻方面,也是這部公約與國內的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不同的地方,第23條尊重家居與家庭,關於養兒育女,例如聽覺障礙者,屬於一般人認為最需考量的肢體功能或是智力方面,其實都沒有影響其照顧子女與組織家庭的基本功能,他們是否可以談戀愛與結婚生子呢?如果是肢體障礙者呢?如果是顏面損傷患者呢?如果有可能是有遺傳風險的呢?這些都是從功能上去看一個身心障礙者談戀愛和組成家庭的能力。 本人曾經與已經擔任母親的肢體障礙者聊天,這位媽媽提到年輕時的戀愛史,非常令人難堪。最難堪的尤其是進入一個普通人的家中時,第一個被對方家長問的問題竟然是:「你跛腳,你會生小孩嗎?」這句話在她聽起來就是對方家長斷然拒絕一個四肢外觀不同的身心障礙女性與這位健康的兒子結婚。但是,這位普通人的家長不會察覺他們拒絕的是一顆少女的心。她經歷了兩次這樣的經驗,都是已經論及婚嫁卻被對方家長以如此的理由阻擋。最後這位媽媽在自己的家人勸說之下,與同樣是肢體障礙的男性結婚。生下兩個女兒,目前都已經唸到大學了,他們要更努力去擔任媽媽的角色、爸爸的角色,才能被社會認可身心障礙者也可以組成家庭。 這則戀愛史讓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如何不平等的對待女性身心障礙者,其源頭是我們對於身心障礙女性的不了解與偏見。並且把傳統上對於女性傳宗接代的功能、性角色,投射在女性身心障礙者身上,認為身心障礙者的肢體功能受限,一定會影響到生小孩的功能,或者不能提供小孩妥善照顧的能力。身心障礙女性不僅無法擺脫傳統文化中,社會對女性期待扮演家中傳宗接代、照顧責任的功能角色看法,也看不到女性除了生產以外,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其他價值與發展性,因此CRPD特別列出第6條身心障礙婦女,又在第23條列出尊重家居與家庭的條文。 在聯合國各種權利公約中直接與女性相關的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只是在CRPD中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中特別再將身心障礙婦女列在條文中,就是希望國家與社會在面對身心障礙的議題時,也要同時意識到性別角色所帶來的歧視與不平等遭遇。 同樣是身心障礙者,社會中對於男性身心障礙者卻常給予較多的機會與支持。全國性的教育、就業與生活狀況統計資料顯示,男性的身心障礙者受教育比率和就業率都遠大於女性身心障礙者。這就是為何在此公約的第6條與第7條要特別提到婦女與兒童的部分,因為雙重或是多重的歧視是真實存在的,身心障礙婦女會因為女性加上身心障礙者的兩種身份受到雙重的歧視,結婚率也是低於男性身心障礙者。如果再加上年齡的影響變成是多重的歧視,例如:女性+身心障礙+(0-18)歲,或是女性+身心障礙+(65歲以上),生活的處境會更加困難。   無障礙與可近性 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居住在社區,若要和所有人同樣享有社區生活、教育、就業、就醫或是休閒活動,需要無障礙硬體設施以及提供可近的資訊管道。CRPD中第9條無障礙/可近性(Accessibility)提到,除了建築、道路交通、室內外設施之外,還包括資訊和通訊方面,都要能夠考慮到不同溝通方式的使用者,例如電視的偶像劇、電腦的網路新聞和手機介面等,必須考慮到聽障者以及視覺障礙者需要不同的閱讀資訊方式。 資訊與通訊的應用範圍在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越來越廣,包括許多活動公告時喜歡使用的跑馬燈和臉書的社群功能。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地方,也都有這些資訊設備軟體的身影,例如郵局與銀行的提款機設置有語音操作系統,以方便視覺障礙者使操作提款機。我們可以試著思考,如果有一天提款機故障時,是否能提供聽覺障礙朋友用其他方式與銀行聯繫,而不是用電話反映提款機故障?以上都是第9條所包含的範圍。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行動不便,要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外一個空間時,會遇到的阻礙有哪些。一踏出家門,導盲磚的鋪設往往引導視覺障礙者走向危險的變電箱、水泥柱,或是變成機車族的停車線。若我們沿著導盲磚要到公車站牌,卻可能不確定公車何時會來,必須招手上車。 若是乘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在沒有人行道時,只好行走在機車道上,到達公車站牌也需要等待某些低地板公車,才能上車,但有些縣市的低地板公車一天只有一班。如果是搭火車、高鐵,則時常要與同行的親朋好友分車廂,甚至分班次乘坐,因為每班車與車箱內預計的輪椅使用者位置都是有限的。上、下這些交通工具更是巨大的挑戰。 我們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卻可能找不到合宜的無障礙廁所,雖然目前國內許多觀光景點已經改善許多。想要用餐的時候,餐廳不一定有坡道可讓輪椅使用者進入餐廳,有一些視覺障礙者還會遇到導盲犬被拒絕進入餐廳的情況。到電影院,可能被分配在第一排仰望看完整部電影、晚上要下榻的飯店不一定有無障礙房型、或是有些路線的公車只有去程,卻沒有回程的低地板公車,使得身心障礙者出了門卻無法回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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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寫給我親愛的妳/你

鄭志成 /東海大學社會系 ──────────────────────────────────────────────────────── 親愛的妳/你:        要畢業了,高興嗎,緊張嗎,還是猶疑徬徨,不知所措?        我相信,對大多數的妳/你們來說,妳/你們將開始懷念學校生活。因為進入職場,妳/你不能再遲到,不能再翹課,應該也不好上班時吃東西、滑手機吧!工作生活是一個嶄新的開始,與學習生活最大的差異是少了自由,並得面對現實,一個妳/你無法逃避,甚至殘酷嚴苛的現實世界。我相信,妳/你將會因此懷念每周寫memo的「美好」時光。若是妳/你的職場生活比寫memo的日子更好過,那麼請妳/你捎個信告訴我,我為妳/你高興,並捎上我衷心的祝福。        初入社會,少了自由,這才是妳/你將面臨的真正考驗,來自於業績至上的壓力,來自於豬隊友的拖累,來自於慣老闆的折騰,這都將成為妳/你步入社會的日常功課。妳/你若問,在校所學有助於面對這些磨難嗎?我說,學校所學,書本所教的知識不見得幫得上忙,馬克思幫不了妳/你對抗妳/你的無良老闆,韋伯也無法伸出援手,幫妳/你理解妳/你的同事,齊美爾只能坐視妳/你的想望與所處形式的不斷衝突。妳/你的社會學學得再好,也阻止不了妳/你的公司對妳/你的壓榨,妳/你的老闆對妳/你的剝削,妳/你的同事對妳/你的霸凌。 【面對無良老闆,韋伯也無法伸出援手】     這個時候,我說,別擔心,妳/你在社會系四年的訓練重點不在於知道很多,更不是習得一技之長,而是妳/你學會了思考,鍛鍊了成為人的品質,因此妳/你會判斷,能批判,當然也會反思。我對妳/你有足夠的信心,也相信妳/你能夠將妳/你所處的環境、妳/你的工作,以妳/你的方式重新定義、配置運作。這就是社會學之用──將所學用之於社會,將所處的環境變成妳/你所想望的模樣。這個過程當然不會順利如願,甚至處處挫折,傷痕累累。     這是唸社會學的宿命──學得愈多愈深刻,便愈體悟自己與這個社會是如此地格格不入。但也因此,我們會更想要將我們所處的環境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當然,將自身處境變成自己所想望的模樣,不是改朝換代的革命,也不是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而是在自己所處的方寸天地中,獨自地、默默地、一點一滴並有所堅持地將所處環境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是應然的、反思的、風格的、表現的、美學的……也就是以妳/你為中心的!     妳/你當然要有心裡準備,妳/你的處境不會完全按照妳/你所希望的模樣運作。因為,比妳/你擁有更多權勢、較妳/你更有能力的人已習慣並會頑固地捍衛既有處境。可是哪怕是變成一點點妳/你想要的模樣,那意謂著妳/你來世一遭的痕跡。妳/你只要想想我的例子,當可以安慰。我在東海社會系,不論是當老師,還是主持系務,我堅持,也努力地讓東海社會系,至少我的課程、與妳/你的相處對待,變成我想要的模樣。當然不是完全能夠如我所願,依我所想,但我可以驕傲地跟妳/你說,東海社會系至少沒有像整個東海大學,像臺灣高教體系,盲目地追逐向上排名,卻逐年向下沉淪。 因此,如果妳/你能夠勇敢執著地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所想望的模樣,邁向妳/你所想望的生活,妳/你終將體會(在我這個年紀),這就是人生的意義:來世一遭,妳/你的處境因妳/你而改變,變成妳/你想要的樣子。妳/你可知,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其實就是莫忘初心。 【來世一遭,將妳/你的世界變成妳/你想望的模樣,其實就是莫忘初心】        如果妳/你將妳/你的處境變成妳/你想要的模樣,東海社會系以妳/你為榮;如果我們都將我們的處境變成我們想要的模樣,妳/你將以東海社會系為榮。所有這些以妳/你所想望的改變,都只證明一件事,妳/你沒有白白浪費在東海社會系的四年大學生活。        畢業時節,妳/你將收到來自各方面的祝福。但妳/你都這麼大了,應該不會還天真地以為,「鵬程萬里」、「一帆風順」、「心想事成」、「順利如願」的畢業祝福是會兌現的。正因為現實不如人意,處境不如人願,所以我們才需要祝福。祝福只是給妳/你安慰,不會讓妳/你夢想成真。夢想需要勇氣才可能成真,才會實現。如何方能擁有勇氣?根據我的自身體驗,帶著一點任性,懷抱一些堅持,妳/你就會比較大膽,勇氣自然飽足。因此,除了祝福,我還要為妳/你加油,在妳/你心裡跟妳/你說: 不要怕,勇敢些, 自信而堅定地告訴這個社會: !我來了!     妳/你將畢業離去,勇敢而自信地步入社會。而我呢?我在校園裡,惦記著妳/你,牽掛著妳/你,並盼著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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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沒有教你的焦慮二三事:給有良知的新世代

范雲/ 台大社會系 各位畢業生、畢業生家長與親友團、系主任大家好,先恭喜大家,畢業快樂!其實,關於我今天要說些什麼,我很焦慮。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在小畢典致詞,為了多了解同學此刻的感受與需求,我請畢業生代表作了一份小問卷,讓同學們回答四個問題:一、在社會系學到什麼。二、畢業前夕最焦慮的是什麼?三、什麼是你覺得很重要,但社會學沒有教你的。四、對這個畢業致詞的期待。 【四年的社會學教育,還有什麼沒有學到的?】  有超過半數的同學填了這份問卷。看了這份問卷同學們的回應,我的心情是既感動但又很沈重。感動的原因是,感受到你們對社會學知識的真誠珍惜,以及面對社會和自我的熱情、反思與焦慮。我的沈重是,你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我並沒有確切的答案。我的專業訓練,也無法回應許多真實的人生困擾。從你們表達的四年社會學收穫中,我似乎不需再多說任何社會學知識。從你們所展現的社會熱情中,我更無須再鼓勵你們「成為解方的一部分」。 所以,以下,我只能以一個社會系畢業生的身分,以我目前為止的人生經驗,來回應你們的心情與困擾,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關於工作、生活與人生焦慮 許多同學都提到工作與生活,是畢業前最大的焦慮: 「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喜歡做的工作,覺得人生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持生活,大概馬上就會在台北活不下去。」 「找不到能夠實踐個人理想、又能存活的工作。」 「如何規劃人生,如何找到利基點。」 如何規劃人生,如何找到能實踐理想又能存活的工作,真的是大哉問。我沒有具體答案。我想建議的是,在你人生這個特別時刻,請你找一個沒有人會打擾的角落,靜下心來不再為任何老師,而是為自己寫兩個作業。 首先,請想像你即將離開人世,你要為自己寫一則墓誌銘,這則墓誌銘只有你自己才會看到,請先寫這一生你想完成的外在成就,再寫這一生你希望擁有的成長、能力或態度。 【思考一下,未來你的墓碑上面要寫什麼?】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Tomb_of_Karl_Marx#/media/File:Karlmarxtomb.jpg 例如,外在成就你可以寫,「張美美,享壽九十,年薪千萬、有車有房、成就非凡,談過很多次戀愛、子孫滿堂」。後者可以寫「張大頭,一個善良、有正義感的人,工作上不斷地學習新事物,能夠享受親密關係、也有能力愛人。」 關於這個作業,我想說的是,一個人是否能年薪千萬、成就非凡、談多少戀愛、子孫滿堂,都是可以努力追求的目標,但能否達成,其實充滿了不確定,許多取決於你的人生機運。後者是關於你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無論是性格、能力或態度,是可以自己努力成長,別人拿不走的人生風貌與積累。 第二個作業是,請思考,如果你意外得到絕對的財務自由後,你會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這兩個作業,都是協助你了解工作與生活對你的意義是什麼,看清自己人生價值的羅盤。當然,這個羅盤也可能會隨著年歲、環境而改變。如果我們在每一個茫然的時刻,都能好好思考這個根本問題,應該會更能找對前行的路徑。 ◎關於「痛苦的蘇格拉底」的焦慮 還有另一種集體焦慮,請容許我把它叫做「關於痛苦的蘇格拉底」。有人這麼寫他/她面對畢業最大的焦慮: 「如何與自己價值不同的人一起生活。」 「害怕自己不再那麼社會學,怕脫離同溫層。」 「要踏入目前很厭惡的社會,很害怕」 也有不少同學說,這些是「很重要,但社會學沒有教我的事」: 「我覺得學社會學的過程中,因為常常會發覺到社會上諸多不公不義,弱勢者被欺壓的事情,常常會讓自己心情很差」 「如何處理自己對社會學的學習後帶來的焦慮和對社會的失望」 「(面對)別人蝦爆的論點時,如何自處不崩潰」 如何和自己厭惡的社會,或不喜歡的人和平相處,真的是個難題,其實我自己也還在學習。在個人態度上,林國明曾提醒我們要避免「道德上的自鳴正義」的危險。「對不合理事物的批判,和實踐的行動傾向,可能會讓我們認為自己站在正義公理的一方,和我們對立的是惡魔黨,是邪惡體制的幫凶」。韋伯的「同情式的理解」,也是告訴我們,每一個可惡的人,也是他成長環境的產物。 當然,要動用「同情式的理解」,很需要「社會學想像力」的腦細胞與正能量。當我們累的時候,還是應該先保護自己,如何和負能量保持一個安全彼此不困擾的距離。 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要立即改變身旁的個人,真的不容易。但是,團結,是弱勢者唯一的武器;對個人來說,起而行動,即使是一件小事,也是化解無力感最好的方式。蘇國賢老師曾經這麼說:「社會系的學生,是少數具有變化世界能力的學生,不過因為我們人少,所以常常會有無力感,或因為寡不敵眾而未戰投降。」他提醒我們要記得「一杯白開水只要加入少許幾粒鹽,就具有消毒的作用」。 【一杯白開水只要加入少許幾粒鹽,就具有消毒的作用】  還有不少同學表示,念社會學,很想改變社會,但很多時候看不到改變反而挫折。同學們,深化的改革難有速成,吳嘉苓老師在看到丹麥人進步包容的社會時,這麼說:「當時安慰且鼓舞著我們的是,哦喔,原來需要一百五十年。我們的民主體制才剛開始不久,體質脆弱也屬正常,只有細水長流地深化、別無速成法。」 如果,社會改革是何明修說的「體制內平凡無奇的長征」,是黃克先口中「未盡的長路,終點終非我們有限生命能見證的」,那在這個不盡理想的社會裡,一個有自覺的人如何自處,真的是一種人生哲學。 我想分享的是,快樂是可以練習的。有段時間,我很認真閱讀與學習「快樂學」,得到幾個答案:快樂是一種個人內在存量,如果能夠提高其固定存量,那麼小小的事情就很容易觸發你的快樂;快樂是和人生的意義感有關,很難外求;能夠外求的快樂通常短暫,只有了解自己人生的意義座標,才能擁有比較深遠持久的快樂。還有,快樂是可以透過身體的操練。我的氣功老師鄧美玲說:心病要透過身體來醫,聆聽身體的感受,這是東方的身體觀。慢跑、靜坐、冥想、練功,都是可以提升自己身體快樂存量的操作方式。 如何面對挫折與失敗,也是畢業後我們必須自修的功課。我曾經在社會學的課程中說過,希望同學們選擇比較難的報告主題,而不是選擇簡單,容易完成的。報告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當你遇到挫折與失敗時,其實,這代表你已經走出了你能力的舒適圈,你失敗是因為你正在嘗試一個比你現在擁有的能力,更為艱難的任務。李明璁老師曾經提醒我們要「練習欣賞失敗本身」,「失敗不是成功的對照組」;劉華真老師引里爾克所說:「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煩燥、苦痛、憂傷會如何改變你,那又為何要把他們都拒於門外呢?」的確,從人生的獨特性來看,沒有哪一個人生是失敗的,我們所經歷的失敗,只是把我們的人生,又往前推進到一個新方向。 ◎感謝家長的放手 在這特別的一天,我也想感謝所有的畢業生家長,在這麼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只重視物質回報的社會裡,你們能夠放手讓子女選擇自己的志趣。此刻您或許會很擔心子女的出路,但是請您放心,只要給他們一些摸索與成長時間,根據科學統計,我們的畢業生幾年後都有很好的獨立發展。 ◎給有良知的世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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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吃」來改變現今失能的農食系統:日常裡的食農社會學

郭蕙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我吃故我在 很多時候,我對「吃」這個行為,有接近強迫症的挑剔。比方說:週間每天都要煮個至少四菜一湯的晚餐,並為孩子帶隔天的便當;這輩子從來無法喝完一罐罐裝或手搖飲料,避免浪費乾脆不買,因此不受控於便利商店或看到便利商店就失控;我對牛奶有生理和心理障礙,除了身體有很大可能不具備消化牛奶的本事,想到乳牛大概是受人類剝削最嚴重的家畜,就覺得那些勸我喝奶補鈣的人都該與他絕交;因為不喜歡某些跨國連鎖企業,儘管在美國的六年生活很難視而不見,我也沒讓星巴克賺我一毛錢。於是有人問我: 這些行為是從小習慣養成,還是長大之後念了社會學的影響?我的回答是:都有。 身為台北市民,世代居住在郊區,與市區小孩比較不同的是,我的童年常在田埂遊憩中度過。那年代,當人人喜愛麥當勞,我卻每天在上午第二節下課緊盯蒸飯箱設定的溫度,我愛冒煙的便當,我吃不出青菜蒸過會黃掉的滋味,只知道且確定我的便當裡有什麼飯菜,不需看賞味期限和內容標示,因為,那是家裡種的菜。小學的某年,颱風過境且逢大潮,海水倒灌入整個洲美、關渡平原,水淹到腳踝或大腿,福壽螺變海螺,雖說好玩極了,可是,眼前那些作物呢? 隨著食品生產的全球化,我們得以便利的取得各種選擇。從紐西蘭奶油搭配明尼蘇達麵粉烘培的麵包、錫蘭茶和巴西咖啡、到灑上帕瑪森起司的挪威鮭魚義大利麵和日本富士蘋果,一頓餐,就可能關乎百萬人的生命與勞動交換來完成。然而,我們其實很少認真的想過食物本身,好比,與食物生產有關的環境破壞、生物多樣性的銳減、農業工作者的勞動權益等,有太多障礙使得我們很難有系統的思考。通常,只有在這個系統的某部分機能失常時,例如爆發狂牛症或黑心油事件,才喚起大眾的關心與討論。 一頓餐,就可能關乎百萬人的生命與勞動交換來完成。 然而,我們其實很少認真的想過食物本身。 圖片來源:作者。   農業社會學的課題:農業不只是農業 那麼,什麼是有系統的思考呢?農業社會學則提供了有關這些議題的理解與想像。它探討的焦點包括:從政治經濟層面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對農業部門的影響;糧食從種植、生產、採收、加工、運輸、到銷售成為商品,生產鏈內的權力角色關係;農業結構的變化對鄉村發展,以及對糧食生產者在個人生活品質與整體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 首先,近代農業以及食品工業的發展,與技術更新、機械化、生產集中化、規模化的後果息息相關。簡單來說,當科技提昇了農業生產效率,大部分生產者藉此獲取更多利潤時,農業技術並不會增加消費需求,例如,你不會因為有人發明耕田機而吃更多米飯,因此當供給大於需求時,其結果就是農產價格持續偏低。為了不被淘汰,農民必須更加依賴新技術來增產、降低單位成本,除了農機具外,也包括使用越來越多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然而,化肥使用越多,土壤越貧瘠,農藥使用越多,病蟲害可能越無法控制,因此,當生產的投入與資本加倍時,農民獲得的邊際利潤卻是越來越低。所謂穀賤傷農,農業工業化的效應是,增產反而造成農民所得下降,這些現象乃是慣行農業在大部分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當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單靠農作收入過活,便造成農業人口銳減,另一方面,農場也逐漸集中於大型資本家,而那些中小型家庭農場的衰落,也勢必對農村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那麼,為什麼農業結構的轉變,會影響鄉村居民的社會關係與生活呢? 這當中的關聯可追溯至1940年代W. Goldschmidt比較Arvin和Dinuba兩個位於加州社區的田野研究。當時,儘管這兩個社區的人口數、文化、社會習俗等相似,Goldschmidt發現:相較於以小型家庭農場為主的Dinuba社區,Arvin這個以大型工業化農場為主宰的社區,中產階級式微、家庭收入低、貧窮比率高、公共服務差、公民參與率低,並且,由於不均等的農業利益所造成不對等的政治影響力,Arvin的居民對於公共決策的掌控權也較低,整體而言,居民的生活水準與品質皆不如Dinuba。於是,Goldschmidt提出了一個命題,他認為:農業規模越大,對鄉村社區的生活質量越有負面的影響。 這個關聯的主要機制是,大規模的工業化經營方式,會集中控制生產性資產和勞動力,資源會因此掌握在少數菁英手中,而中下階層為了生存,得依賴薪水過活,也就無法匯集資源或供應服務,以提昇自己或滿足其他面向的社區需求,因而不利社會發展。相反地,以中小規模農作為主的社區,居民有經濟上的獨立性,分散的政治權力有利鄉村整體發展與福祉。簡言之,農作規模製造了社會階級,然後,製造其他社會後果。 Goldschmidt的命題在70年代之後,便吸引大批鄉村社會學家以他的論點為基礎,開始採取大規模量化實證研究以驗證分析。這系列研究得到一致且認可的結論:即便不是工業化農業本身直接對鄉村帶來負面影響,社會組織的形式確實與糧食生產模式有關聯。 換言之,農業不單只是糧食作物,農業發展的多元價值具有強化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經濟條件、提昇鄉村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高度都市化的已開發國家,逐漸重視農業發展和土地正義,且紛紛採取各種政策,以維護農業能夠提供國家經濟安全與社會價值的原因。   食物的社會學研究,能吃嗎? 食農社會學的討論中,食物很重要,但相關的研究就更少了。為了對農食系統做更全面的檢視,了解食物從何而來,「食物鏈」和「商品鏈」的概念則提供我們關注且追溯食品從生產、加工、零售、到消費的移動軌跡,從農場到餐桌,檢視每個環結間的社會關係與不平等的權利分配。例如:食品的原料在哪裡栽種或養殖?栽培過程中,農業科技以及勞工的勞動過程如何運作?生產者是小農還是農企業?哪些企業從事加工?加工業者還生產什麼並如何獲利?誰來銷售產品?有什麼健康訴求被帶進產品或廣告中?誰購買或不購買這項食品?它在家庭、種族文化、宗教、與國族中扮演什麼角色? 當「食物鏈」的分析著重在整個「系統」時,全球食物鏈的相關研究便發現幾個重要的現象與問題。首先,受制於農產的易腐性,以及買家有限而容易產生的壟斷力,農民的談判條件極差,以家畜養殖和酪農業為最,他們甚至沒有退場機制,契約農作的興起也使得農民須承擔鉅額的投資成本,無論契作規範的權益如何不平等。再者,大型買家與加工廠也可能藉由訂定標準以主導市場,例如,雀巢公司就曾在90年代透過買斷當地牛奶業者,以及不斷改變契約上要求農家處理和儲存牛奶的收購標準,迫使超過5萬戶巴西酪農就此歇業。最後,零售業的興起也形塑了農食鏈的結構,大型零售商如沃爾瑪(Walmart),只與非常大型的包裝廠或食品加工廠交涉,利用大型加工企業持有的買方力量取得最低價。 各大品牌佔領全球食品產業的整理。圖片來源:https://bit.ly/2HIHHcl。 食品產業是世界最大的工廠,當食品原產地與銷售地分隔越來越遠,冗長的食物鏈也越容易提供食品造假的可能。一般而言,任何農作物或家畜,從耕作到收成,從養殖到宰殺,都須耗時一定的生產時間,除了土地利用面積與地形的限制之外,氣象天候等不可預期的風險,以及食物容易腐敗的特性等,這些自然因素應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滲透農業及食品產業的天然障礙,然而,為什麼會有黑心食品,如瘦肉精豬肉、重金屬麻辣鍋、毒奶、塑化果汁、芬普尼雞蛋的出現呢? 這些造假食品與農糧企業,透過兩種方式來拓展資本與利潤。第一,盡可能地將生產要素工業化或機械化,這個方法稱之為撥用(appropriationism),例如,將化學肥料與農藥投入農業生產、使用生物科技加速農作物或牲畜成長(例如將生長激素摻入飼料餵養家畜)、讓農夫定期購買且依賴某品牌的高產量種子等。因此,「撥用」的作用在於減低農業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以提昇生產規模。第二,在食品加工過程,盡可能以便宜的人工製品取代相對昂貴的農產品,稱之為替代(substitutionism)。例如,用高果糖漿取代蔗糖、在食品中使用合成添加劑,以增加產品的保質期,或達到某種口味或營養標準。因此,加工業者需要的是甜味劑而不是糖,需要增稠劑而不是玉米澱粉或太白粉,需要脂肪而不是棕櫚油或牛油,需要蛋白質而不是牛肉或鱈魚。「替代」造成的作用,是讓勞動力的投入與農業生產的過程可以分離,當生產者擁有這種能力時,他甚至不需要農民、農產品、或任何土地。 從全球食品產業分工中可以發現,農食系統的集中化使得大部分的食物鏈呈現沙漏型,儘管生產與消費的兩端數量龐大,但真正掌握食品產業的部門其實是中間那些少數的農企業、零售超市、以及速食業者。因此,當食物鏈越長,農民獲利的分額就越少,而那些超大型跨國農企業因為掌握巨幅市場佔有率,他們在全球貿易中不但主導價格、建立有利的規格與認證制度,他們甚至有能力運用產業影響力,介入各國農業與農產品相關法案與政策。換句話說,在全球糧食貿易自由化持續強化的今日,我們面對的農食體系其實越來越脆弱,再加上未來面臨可耕地減少、水資源不足、氣候變遷等問題的同時,糧食危機所造成的社會不穩定性可能一觸即發。就此,如何提高糧食自給率、避免農業部門的高度貿易依存,維護「糧食自主權」以及提升「糧食安全」,在全球糧食不安的時代便顯得格外重要。   農食系統的出路:用「吃」來改變世界 農業以及食品工業的機械化、生產集中化、規模化所造成農食系統的失能,後果將導致人與環境、人與土地、人與社區、以及人與社會文化的斷裂。20世紀初期,世界各地興起的有機運動,其出發點就是批判這種仰賴近代科技發展,卻污染土壤、剝削地力、浩劫生態的農業生產技術。有機農業基於農業生態學,強調的是輪作作物以及使用堆肥,或在農場養牲畜的永續生產方式,增加農場的可再生資源,維護土地生產能力並控制蟲害,肥沃土壤並維持生態多樣性。不僅在農作技術層面,越來越多的研究著重在有機農業的其他影響力,例如強化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社會責任、增加在地就業市場、減少農工健康傷害、以及活化農村經濟和社區發展等重要動力。換句話說,有機農業和有機作物不單只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產品,有機運動的關懷重心是整個系統與過程,試圖重建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與態度。 有機運動的關懷重心是整個系統與過程,試圖重建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與態度。 圖片來源:作者。   從慣行到有機、從綠色革命到永續農業,農食系統需要典範轉移,需要永續理念與責任規範,人類再也無法切割生產與消費,也無法忽視健康與食物政治的關係。從「系統」的整體觀中我們發現,農業不僅改變自然,也會影響社會制度、健康安全、以及生活福祉;我們也發現,食物是社會事實的縮影,它不僅提供我們賴以生存的養分來源,也製造了社會凝聚、分工、與結構。很難想像,人類社會的生活經驗沒有涉及食物,它不僅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產業,食物通常也和宗教、道德、健康、美容、醫療有關。而飲食文化,更是一組共享的規則、價值、與信仰,吃什麼像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換言之,食物揭露了我是誰、我不是誰,而人們總是會在食物中「找到自己」。 「人人日進三餐,能說與農業無關?」(If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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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張宜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及副院長施俊吉近期皆宣告,台灣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的生活,忽略人們之間異質性。媒體後續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說明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也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的工作機會。 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臺灣勞動市場變遷樣貌。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佈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今年5月時,青年團體在行政院大門口前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bit.ly/2JpAnaC。   過去40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佈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圖一的兩極化總指標(見綠色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佈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紅色三角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下指標,藍色菱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更厲害。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的多。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圖一、整體全職勞動者40年來,工作機會分佈的兩極化指標。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2014/06/03》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12/23》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都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它們的困境,兩者對立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青年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五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圖二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間而下降,近年(2008-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高達近四成的降幅。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則為18,800 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元。 圖二、高等教育報酬世代變遷。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的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佈的重要性。圖三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佈。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佈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圖三、教育報酬的機制。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有提升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佔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最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結果部分理解何以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這個分析,部分說明了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以此數據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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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神仔社會學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994年四月某晚,我約了少德來我住處聊天。我走進巷口時,他已在公寓旁路燈下徘徊,兩手各拎了一瓶紹興酒[1],腳步踉蹌,顯然又喝了一整天。少德抬頭看到我,灰白色的路燈燈光打在他頓時目瞪口呆但又彷彿心醉神迷的臉龐上,過了半晌,才驚魂未定但又半帶興奮地以台語輕呼:「姐姐是你唷!我還以為我撞見了『魔神仔』」。「魔神仔」為何/是誰?為何他會有如此的情緒反應? 少德口中的魔神仔是什麼?又隱含了什麼意義? 圖片來源: Shutterstock,https://shutr.bz/2H0CE6K。   1993中至1994年夏,我在北部 T 吧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報導人為藍領勞工和底層服務業「圈內人」[2],年齡在15至28歲之間。1969年出生的少德是該研究的關鍵報導人,若非他主動以「姊弟」關係引領我進入圈內,這個研究不會破冰。與其他報導人的生命經驗類似,少德上國中後被編入後段班、開始吸食強力膠和安非他命、因為身強體壯個性豪爽,被推為該女校的「幫主」,屢次和其他校幫派械鬥、國三時退學。他二十歲戒除安非他命後,開始酗酒。少德母親總是援引金錢與性別交織邏輯來訓誡少德:「你要做查甫人就要做得真切,你賺錢不認真還要肖想扮查甫,這就是『不男不女』」,並且強迫他去北縣(現在為新北市)模具廠任工。少德與該勞動的關係如此異化,每日一上工便開始飲酒、並以「把一些有的無的裝進一個盒子」述說勞動內容的「無聊」(意即「不值得理解其意義」)、且常半戲謔地以「便當盒」指稱其勞動成品。 不少美國勞動研究者指出,雇主藉由諸如趕工和工資績效等設計,以「製造」勞動者(以本土俗語來說)「歡喜受」的「甘願」,部分台灣學者延伸認為,勞動者多半明瞭資方剝削剩餘價值的設計,之所以甘願趕工與拼工,乃因受制其他效力更強的文化霸權,尤其是勞動階序翻身(「黑手變頭家」)和父系繼嗣(「養家」、「祭拜父祖」)的情感與行動邏輯。上述論點多僅關注男性勞工,且未反思資本主義勞動霸權如何與常規異性戀體制緊密交織。以少德為例,母親規訓他工作的邏輯為:「當真切的查甫人」必須符合適切賺錢的「形式」(固定上下班),至於賺多少錢、賺來的錢如何使用(即賺錢的「內容」),不是重點,少德把工資全數花在買酒與逛T吧,她沒有意見。少德表面服從了這個性別─勞動─金錢規範,但卻無意成為「甘願的」勞動主體,原因倒不在於看穿了資方賺取剩餘價值的真相[3],而在於勞動過程太無趣。重點是,該過程之所以無趣,更是因為這是一個幾乎全男性的勞動場址:由於「便當盒」單件近十五公斤,一般女性較難負荷,他成為該廠除了文員和清掃工之外極少數的生理女性勞工。   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主體位置的興起 在此之前,他唯一斷斷續續從事過的受薪工作為T吧少爺(即前台服務員),勞動空間即為個人的性/別展演場址、勞動表現與他的展演風格直接相關(風格越獨特的少爺越可能取得婆顧客的小費)、勞動本身也具有高度情慾快感;相較之下,模具廠勞動的無趣不言可喻。若就趕工拼工觀點,少德似乎也可有些許成就感:源於自小肉身械鬥所鍛鍊的體力,裝配與搬運重模具毫不困難,業績甚可超越生理男性同儕。但他不認為這可謂成就:首先,他輕蔑拼工邏輯(「只有笨蛋才會拼業績,你拼得半死,還不都被老闆賺了了」);其次,他也無意拼比陽剛氣概(「要比,就要在街頭比,我少德還在某某國中的時候,早就把隔壁(男校)某某幫的老大打到脫褲流目屎」)。模具廠勞動的無趣本質在於T婆情慾關係發展的不可能,故而每當我問「在工廠都交不到喔?」,他便以戲劇性的嘲謔態度答:「說到工廠的感情生活真的是要悲從中來啦,姐姐你為什麼要逼我」,並感慨:「以前沒想過為什麼圈內人需要T吧才能聚在一起,也不瞭解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結論總是:「所以我現在真正地、熊熊地想要有愛情彼類的關係啊」。他通常也會面露不屑地補充一句:「不知道為什麼(車間裡的異性戀)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話驚人準確地指出馬克斯主義及勞工運動模式誕生在曼徹斯特等工業革命基地,該城市當時特定的國族(大英帝國)、種族(白人)、性別(男性)等社會條件,造就了男性勞工同時成為工業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工運的楷模,以致於其他種勞動內容及主體、運動/革命形式、以及感官經驗無法被想像。而「不知道為什麼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話,也就間接地質疑了不少左派社會學者所擁抱的「同在一起」的勞動烏托邦。 「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這句話,則暗示了工廠勞動正因不具正面的情感創造性,故必須轉化為具有實質意義的「同在一起」。他將日程表轉化為「happy前期」、「happy準備期」、「happy hours」三種「時空體」:早上八點,少德「被老母拼命催」著上工;下午換上昨晚燙好的筆挺男性右排扣襯衫,再用髮膠固定已梳理一整天的浪子頭;六點半下工後跨上野狼125機車,風馳電轍地駛向台北城中的T吧。飆車路上,時常遭遇男性騎士挑釁:這總以紅燈停車時對方惡意且常帶猥褻意味打量他全身為始,再以「掠車」(台語)為結。少德敘說「掠車」過程時,彷若回到青少年期「要比,就要在街頭比」的戰鬥情境。這是一個必須精準估算時間、距離與速度的過程,要求多種感官協調以及身體展演;模具廠的犬儒不甘願勞工消失了,自詡「有德行的少俠」主體位置興起。掠車涉及的理性思維邏輯實與拼工趕工無異,但前者卻可激發後者所無的諸種身心快感: 我少德小二就會駛車,你跟我掠車你就是自尋死路。掠車的關鍵就是要手腦眼腳四用。看著敵手,眼球動也不動,態度要輕鬆、要不屑、要無所謂。同個時候,眼角餘光要關注到紅綠燈,注意囉綠燈快轉來了,轟轟轟開始加大馬力,抓好綠燈閃出那一刻,右腳用力一蹬,快馬加鞭!砰!立刻超越所有的俗仔!一路駛去Top Gun![4]瀟瀟灑灑,滴滴答答 [模擬馬蹄聲],誰人比我更風流倜儻 [笑]。 經過這個類似閥域階段的身心轉化過程,嘴角叼著「紅Ma」(象徵牛仔氣概的紅色萬寶路香菸),以最輕鬆怡然的姿態步入酒吧,直到凌晨兩點之間,就是實質意義的「歡樂時光」。以上的勞動背景與情感敘事,如何有助於理解少德「撞見魔神仔」時,彷彿心神均迷但又顯驚懼的身心狀態?「魔神仔」究係為誰、隱含的意義又是什麼?   人跟魔的世界就只能溝通那一下下! 他之後數次講述這個未曾告知他人的奇幻生命經驗。十九歲時,「感覺人生很無聊,什麼事也不想做」,一方面在於不堪負荷T吧少爺工作的情感道德勞務,同時也因自覺早衰的恐懼: 剛做的前幾年很好玩,後來就不好玩了。每天要服務那麼多客人,(婆)客人點了你(的台),又喝了那麼多酒,就感覺歹勢,她應該是喜歡你,才要點這麼多那麼貴的酒,所以下班以後,就算你累得半死,是不是還是應該跟她睡?睡了以後拍拍屁股走掉,是不是就欠了女生「感情的債」? 我感覺我老得很快,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愛的是誰。姐姐你不相信我十九歲就覺得自己老了嗎?十七歲我就開始害怕要老了。在圈子裡我看得很多了,二十多歲就被叫做「大哥」、被叫做「uncle」 了。我不想(被)那樣(稱呼與對待)。圈內人老得特別快。小時候我常常想,活到二十五歲的時候就去自殺吧,結果現在我就已經二十五歲了,人生茫茫 。[低聲哼唱起當時的T吧「國歌」《傷心酒店》]冷淡的光線、哀怨的歌聲,飲酒的人無心晟,世間的繁華,親像夢一攤,也是無較詛…… 安非他命越吸越多。某晚突有美麗的長髮少女來訪,豆大淚珠從她白晰的臉龐滑下:「少德我知道你很害怕你很寂寞,可是你人真正好!我一直在旁邊默默地觀察你,我瞭解你,我喜歡你,讓我來照顧你」。少德十分興奮感動,兩人開始談戀愛,地點就在他的睡房。每晚吸安後便與女友做愛直到天亮,下午醒後去T吧上班,不再與婆顧客約會,凌晨一點前準時回家,吸完安非他命,女友就會來訪,如此半年。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非凡經驗:不僅激情的場景與形式千變萬化、情緒與肉體的嶄新體會也層出不窮(「牆上、天花板上什麼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做,有時候做到一半才發現竟然飄在半空裡!」、「就是會上天入地啊!」、「她什麼姿勢都可以……我本來以為我的經驗夠豐富了,國小五年級我就跟女生做了欸,沒想到她還可以教我好幾招!」、「從來沒想過我可以那麼快樂」、「真的很神奇,跟她做愛,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爽!」,可以同愛人(其實無須透過語言而)開啟理解自我之門的暢談同樣歡快(「本來我屬於『會做不會說』的款啦,沒想到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竟然說個不停」、「可是想起來也沒有真的講什麼話欸……就是『一切盡在不言中』,哈哈姐姐你看我交了她以後也會作詩」)。 某日對方說,交往了這麼久,少德也應該認識她父母了,遂約定次日傍晚在某交流道旁的麥當勞見面。交往過十幾個女友,這是首次與對方父母會面,「意義很重大啊」,希望留下好印象,他不敢吸安,穿著西裝打了領帶早兩個小時就在速食店緊張等待,但是直到半夜他們仍未出現。沮喪回家後吸安,女友忿忿來訪,聲稱等了好久,何以他不願露面?少德百般解釋道歉,女友勉強釋懷,二人再次約定次日會面,但還是沒見到彼此。如此數日,她忍無可忍,怒斥少德「不敢面對事實」後消失無蹤。他不知所措,吸了幾包安非他命後暈厥,即被母親交付勒戒,而戒斷後也就開始了「包便當盒」的生活。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觀之,這段少德口中的「悲戀」,顯然是重度吸安時的幻境。他似乎也明白「看不看得見」(獨一無二的美女)與安非他命的必要關連:「我後來就發現,只有吸安的時候我才看得到她,不吸的時候她就不會來找我」;而「悲劇」就在於這個無法解決的愛情倫理矛盾:「你不可能吸到連路都走不穩還去見人家的父母」,因此當然也就見不到對方,最終也必然導致失戀。但是他相信的是「魔神仔」的俗民文化文本: 我在勒戒所,每天都心情卡壞,不是不能吸安心情壞,是我失戀了啊。不對喔,不能吸安也心情壞,因為只有我吸的時候她才會有可能來看我啊。我每天想她,早上也想,晚上也想,作夢的時候也會想。有天我突然想通了:不對啊!她不是人啊!她是線條組成的你懂嗎?就是跟少女漫畫裡的女主角一模一樣啊:身體啊臉啊都是白色的,只有輪廓啊頭髮啊是黑色的是畫出來的嘛,眼睛圓滾滾長得比嘴巴還大,這怎麼可能是人呢?我想通了:少德喂,你撞見了魔神仔!魔神仔喂,真正恐怖啊!所以說她可能一直在戲弄我啦……還是說她也是很愛我,可是沒有辦法啊,人跟魔的世界就只能溝通那一下下 [嘆氣]。 少德與少女漫畫版魔神仔的非凡情慾交流體驗,對他而言不僅真實,甚且比所謂現實的世界遠為真實。可資對話的文獻為人類學者Vincent Crapanzano的研究:男子Tuhami細述,他與摩洛哥常民很懼怕的女魔Lala ‘A’isha結婚交歡過程,時而得意(因為女魔主動擇定他為夫君)、時而害怕(因為女魔嫉妒心強,會予以戲弄報復),而且與少德的社會結構位置相當(不男不女的同性戀、單親媽媽的孩子、國中中輟生、低薪底層勞工、長期藥癮酗酒者),Tuhami也是正統社會貶抑的邊緣人(無正常婚姻、沒有子女、穆斯林母親再婚、無固定工作)。儘管貌似虛幻,Crapanzano視Lala ‘A’isha為理解Tuhami生命處境自覺的關鍵「象徵─詮釋要素」,因此便是真實。   多重社會邊緣處境與魔神仔的世界 在少德的故事裡,他的多重社會邊緣處境使他更可感受魔神仔世界的親近性:正是因為對比了T吧少爺「無心晟」情感勞務、以及單調無趣的工廠勞動,與魔神仔的交逢才會開啟了彷彿無限的感知可能(關鍵話語之一是「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爽」)。然而,安非他命象徵的弔詭性倫理抉擇,也象徵了少德多少自覺的生命基調:情感勞務以及薪資勞動邏輯主宰的現世乏味疲累並急速催人老化,而無預期突現的異世界縱然美妙奇幻,一旦他遵循了現世的尊親情感勞務準則(衣裝筆挺「神智清醒」地在公共空間展演與異性戀無異的相親戲碼),便只能導向非凡異世界的消亡。不過,儘管出現時間必然短暫,魔神仔可能隨時再臨,因此即使成為不甘願的廠工,每日仍興奮地籌備著「happy hours」──而這也是何以在灰白的燈光下他誤視我為魔神仔:我不僅蓄了長髮、面色蒼白、而且圓形的眼鏡框「比嘴巴還大」。少德的魔神仔誕生自摒除多元情慾的無創造性資本主義勞動世界,這個勞動邏輯且已擴及日益以貨幣計量為本的同志勞作場域(比如T吧),同志運動(甚且可擴及至社會學田野工作者)必須提醒自身可能的「魔神仔」潛質,在超越既定社會與經濟邏輯之時,也可激發整體社會的另類想像和感知範疇。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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