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贏者全拿,我們還剩下什麼? —《巷仔口社會學3 序言》

【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巷仔口社會學已經走了七個年頭,當出版社希望出版第三本《巷仔口》的時候,除了考慮市場需求外,也需要有充足的稿源才能成書。看起來「經濟社會學」是性別研究之外,國內社會學界相當重要的分支,幾乎每一個社會系所都有經濟社會學的課程,此外,在巷仔口社會學的部落格,有足夠的文章,撐起一本主題書籍,也彰顯了國內學界此領域的充沛人才。

脫天朝之眼,解殖民心靈:從越南國家–工人關係談起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當我忙著新書《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國家與工人》編輯工作時,也目不轉睛看香港局勢變化,內心非常焦慮,總是期盼結局不會墮入黑暗深坑。但是到今天為止,已經連續五個月的反送中抗議運動,每一週的衝突都在升級,從一開始的和平遊行,到這兩個禮拜警察圍攻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全面用催淚彈、橡膠子彈轟炸理工大學裡頭的抗議學生,這個過程,看不到香港未來任何一絲亮光。

當我們「胖」在一起?好朋友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

【吳韻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根據 2013-2016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國人的身體曲線似乎日漸圓潤。我國 19 歲以上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高達 45.4%,相較於 20 年前調查 33%、8 年前調查 43.4%,雖然近年成長速度略減緩,但是整體仍然呈現增加的趨勢。特別是 19 歲以上成年男性之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在這 20 年間,更是從每三個人當中有一個過重或肥胖,變成每兩個人當中就有一個過重或肥胖。

國族想像中的時空疆界:府城日治時期文化資產詮釋

【姚明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曾經有一段時間,那洗石子、紅磚外牆、帶有點西洋洋樓式的日治時期建築,隱身於曲折的巷弄間。由外觀上,或許能令人察覺到其歷史性,但由於大多數與雜物相處,模糊它們的價值與美感,僅有陳腐與老舊,成為過去存於今日的模糊印象。就像台南府城市中心民生綠園圓環周邊環繞的日治時期建築,其中一棟最具規模者,位於中正路跟南門路交接路口,為當時的台南市政府:兩層樓的紅磚色建築,周圍圍繞一道牆;圍牆與建築之間,有幾棵一層樓高的大樹;正門口圍牆外的左右兩邊,各自立著一個公布欄,兩根紅色柱子所撐起的綠色中式屋簷,上面斑斑駁駁的是紙張撕貼痕跡。即使座落在人來人往的鬧區,它也與生活保持一段距離。當原本逐漸消失在記憶中的事物陸續被列入文化資產,回到市民日常生活,地貌隨之更新,召喚出記憶重新訴說往事,台灣的國族想像也隨著這些文化資產,鑲嵌在看似理所當然的日常情境裡。

中國大推進式發展半導體產業可行嗎?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目前正遭遇經濟增長率下滑的趨勢、要素成本價格攀升、內生的成長動力也在快速趨緩;外部則遭遇美國對中國執行貿易戰與科技戰,ICT組裝業正在急速脫離中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供應鏈部分,正在經歷「脫中化」過程。在內外夾擊之下,中國如何渡過這個發展危機?如何推動產業升級?

臺北水源特定區為何會有土地超限利用危機?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林子新、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甯方璽】2015 年 8 月 8 日襲臺的蘇迪勒颱風,徹底顛覆了臺北水源特定區的管制神話。罕見的強降雨,不只讓百年無災的烏來一夕淪為重災區,也讓新店溪原水濁度於翌日飆破三萬九千度,遠超過直潭淨水廠的六千度淨水極限。同年9月28日,杜鵑颱風再次造成烏來區內多處道路嚴重坍方,也讓南勢溪原水濁度再度飆破一萬兩千度。種種跡象顯示,臺灣看似早熟的水源管理制度,特別是對於集水區土地使用的嚴格管制,非但無法有效維護臺北都會的用水安全,也未曾實際解決南勢溪流域的土地超限利用問題。若說臺北水源特定區的土地使用管制真有什麼問題,那麼大概不可能會是其管制措施還不夠嚴格。因為,臺北水源特定區自 1984 年劃定以來,便是全臺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 regulation)的水源保護區了。若以土地使用管制的嚴格程度而論,臺北水源特定區無疑是全臺灣土地使用管制最為嚴格的水源保護區。問題是,2015 年 8-9 月間重創烏來區所屬南勢溪流域的連續風災顯示,全臺最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最終仍無法有效保障臺北都會的用水安全。為瞭解臺北水源特定區土地使用管制失靈的原因,我們於是在連續風災過後針對烏來區內 84 家溫泉業者的土地使用狀況展開清查。

「量」的數位落差,「質」的數位落差,以及由家庭所傳承的數位文化資本

【馬國勳/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資訊與數位科技的發展蓬勃快速,並且不斷推陳出新。上個世紀末的人們常問:「網路與數位科技會不會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到了這個世紀,這類的問題已退居幕後,現代人更想知道的是:「下一個新推出的科技,將會是什麼?」社會學者所關心的其中一項課題,是不同程度的數位近用(digital access)與不同種類的使用方式(digital use),如何產生新型態的不平等,進而形成一股難以消弭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這問題自 1990 年代開始出現,但到了 2019 年的今天,關注這類問題的研究者似乎沒像以往那麼多了,彷彿數位落差已不復存在,但數位落差真的消失了嗎?

台灣孩子的第二輪班:課外活動中的階級、性別與社會界線

【石易平/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你是否曾經在四點十分時,路過社區附近的國民小學門口?那是台灣大部分國小學童放學的時間。倘若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在門口上演的劇碼,不單純是溫馨接送的親子團圓場景,還有更多更多,是急著招呼孩子搭上安親班大型遊覽車的補習班老師、是父母雇用的課後保母、亦是遛狗的外籍家務移工們,拉長身子在圍牆外等待。觀察從校園邁步出現的小學生,肩頭上除了沉重的書包,幾乎男男女女都拿著另外一個,標誌著才藝安親班招牌的第二個包,他們排著隊,跟著安親班老師,從一個教育機構進入另一個教育機構:才藝補習班做為台灣孩子的日常,童年學習的「第二輪班」。

從反送中運動到時代革命:沒有抗爭大台意味著什麼?

【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在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的號召下,香港在 6 月 9 日與 16 日接連兩週分別出現了超過百萬人以上的反送中遊行活動,人數眾多但有序的抗議畫面震撼人心。其後由於特區政府無法作出有效且具體的回應,導致出現了更多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乃至暴力衝突,包括了佔領街道、佔領立法會、全港各分區的集會遊行、各界別與專業團體的集會、機場集會、罷工罷市罷課、包圍警署、圍堵稅務局大樓、各地連儂牆、短期眾籌的國際文宣以及許許多多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說這是一場全城動員、全民上陣的反送中運動。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是一場沒有大台、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運動,完全經由網路的媒介(香港連登、telegram)讓這些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持續不斷在全香港開展出來,多元抗爭策略的靈活與創意令人感到驚艷。不過,這不禁也讓我們想問,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無大台的運動狀態呢?筆者認為這與香港存在著分歧的抗爭模式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的反對運動困境有所關聯,抗爭者正是以「無大台」來作為一種團結與整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式。

是叛逆還是秀異?談談明星高中「能K能玩」的校園文化

【王啟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 年三月時,師大附中傳出因為當年學測成績不甚理想,校方研議將對學生過度自由的校園生活與社團活動進行管制。無獨有偶,同一年建國中學也出現類似風聲,校方因學生在升學表現上與他校的差距有逐年縮小的趨勢,試圖減少課外活動,要求學生投注更多心力在學測準備。當時兩所學校的學生、畢業生,皆對此表達強烈反對意見。其中最核心的論點,便是他們認為自由學風以及豐富多元的校園活動,才是讓這兩所學校與眾不同的特質,而非僅是校方汲汲營營的升學數字。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某些知名公立明星高中不時出現類似事件:每當校方因種種理由而想要加強對於學生校園生活的干涉,學生通常會群起捍衛令他們「感到自豪」的自由傳統、與豐富的校園文化生活。在我的觀察裡,類似的情況似乎較不會發生在公立明星高中以外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