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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張宜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越南籍的Anh與Cung在加拿大舉行婚禮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8%80%E8%80%85,取自臺灣創用CC網頁。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1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 ;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2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2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表3  同性共組家庭對社會的衝擊 n.s表示無顯著影響   + 表示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示顯著的負向影響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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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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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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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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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得了「不專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會學觀察

陳逸淳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齡兒童的家長應該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起床時間到了,孩子遲遲不肯起床,連哄帶騙總算把孩子弄下床,接著刷牙洗臉、吃早餐、換衣服、上學……。儘管每一個步驟都再三催促,孩子卻還是慢條斯理、東摸西摸,毫不在乎,好像臣子恭請皇帝上朝一樣,皇帝不急卻急死了自己,怕孩子遲到害得自己上班遲到……。其中,有些孩子在學校上課老是不專心,無法乖乖坐好專心聽講,因而經常遭到老師警告;若狀況持續不斷,老師即可能會暗示、甚至明示家長「該帶小孩去看醫生了」。根據今天的醫學標準,這樣的孩子可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缺失的其實不只是孩子而已。我國衛福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標準所編寫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一書中提到,我國的ADHD的盛行率約為5-7%,且60%個案的病情會持續到成人。DSM-V明確地將成人納入注意力缺失的範疇當中;不論是否成年,只要有以下「症狀」五項(青少年和成人)或六項(兒童)、持續六個月以上,就可以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症」: 一、經常無法仔細注意細節或者在做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時粗心犯錯(例如:看漏或漏掉細節、工作不精確)。 二、工作或遊戲時常有維持持續注意力的困難(例如:在上課、會談或長時間閱讀時有困難維持專注)。 三、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例如:心好像在別處,即使無任何的分心事物)。四、經常無法遵循指示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責任(例如:開始工作後很快失焦且容易分心)。 五、經常在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例如:難以處理接續性的工作;難以維持有序的擺放物品及所有物;亂七八糟、缺乏有組織性的工作;時間管理不良;無法準時交件)。 六、經常逃避、討厭或不願從事需要持久心力的工作(例如:學校功課或家庭作業;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準備報告、完成表格填寫、看長篇文件)。 七、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所需的東西(例如:學校課業材料、筆、書、工具、錢包、鑰匙、書寫作業、眼鏡、手機)。 八、經常容易受外在刺激而分心(在青少年和成人可包括想無關的內容)。 九、在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例如:做家事、跑腿;在青少年和成人則有回電話、付帳單、記得邀約)。 礙於篇幅,完整的診斷標準請參見下列網址:https://goo.gl/OPzvp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44-46頁。 看完上述列表,有沒有覺得好幾項目似曾相似,好像自己也常常如此?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在他的著作《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反省道:「這個疾病以前只侷限於小比例的兒童身上(…)。但沒多久,各式各樣干擾上課的行為就都成了醫療問題。人們開始濫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標準了。現在每個班上至少都會有一、兩位孩子正在服藥。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標準答案,用來解釋成人舉止行為上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切,一般人總是認為,注意力與過動的問題確實在蔓延,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這一點其實大有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現代孩子哪裡不一樣。其實,變的只是標籤罷了。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2015:195-196)   「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圖片來源:https://goo.gl/DFYlPX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一:歸咎於個體的集體問題 以台灣本土的狀況為例,ADHD 的發生率從1997到2007年間增加了17 倍,認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現象」(宋鴻樟、董姿伶,2009:20。轉引自曾凡慈,2015:17)。而ADHD在世界各地的盛行率在5-12%不等(衛生福利部,2015:15),隨著診斷標準、國別、診斷基礎的不同,某些研究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的比例可高達17.8%,且在特殊機構中的研究案例中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或過動者可達24%-56%(Lauth & Schlottke, 2003:30-33)。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二:藥物治療作為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 面對注意力缺失這個被歸咎於個體的慢性疾病,醫療體系傾向於採用藥物來進行長期治療。已有研究顯示,雖然藥物治療初期有效,然而當藥物治療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時,患者的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卻惡化了,且用藥者在三年之後的「犯罪得分」更高,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裡以及面對警察時惹出麻煩(Whitaker, 2016: 290; Jensen, 2007)。如上所述,即便藥物治療的長期效果至今存疑,但相較於其他治療方式(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藥物治療卻愈來愈被醫療機構與衛生部門視為治療的重要選項。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圖表一: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之歷年醫令申報量。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使用量分析》 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無法證實其長期療效的慢性病治療藥物,其使用量何以持續增加?有四個重要的理由,讓藥物治療得以持續躍升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重要工具(Dupanloup, 2004 :299):一、學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學校生活的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老師卸責,並減少教學困難的罪惡感。二、家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教養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父母卸責,並減少教養困難的罪惡感。三、自我評價的因素: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將自己的偏差行為歸咎於生理因素,能將失敗中性化,並減少挫折帶來的罪惡感與責任。四、藥物治療作為一種知識權威的宣示,能夠協助人們辨識、管理與糾正群體之中的個體差異;而就算藥物治療未必有效,也能夠藉此標示出患者的「他者」身份:殘缺者或秩序的威脅者。換言之,長期藥物治療之所以盛行的理由,是因為藥物可以作為一種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讓老師、家長和患者自己能夠減輕責任感;面對他人不專注時,則可以將之貼上負面的標籤,以疾病之名施以處置。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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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一連串的校園性別事件,引發大眾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關注,也讓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修法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大多數的父母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性騷擾或性霸凌,期待透過更嚴格的性平法來保護他們;學校的男性基層教師則在性平法的約束下「談性色變」;在性平會組織女性過半的要求下,學校的女性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被大量的性平事件壓到喘不過氣來。教育部每年投入不少教育資源來促成性平教育,學校每學期耗費不少經費來進行性平事件調查。到底我們的學生、教師與校方從性平教育中學到了什麼? 某位小學校長提到他所面對的難題:小學一年級男同學們在嘻鬧之間拉下女同學的褲子,校長需不需要通報?如果不通報,小一女同學回家向父母告知此事,校長可能違反性平法第21條24小時內通報原則,行政主管逾時通報的處分與「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證據」同罪,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第36條)。一旦通報,這些還沒有性徵的小朋友就可能因為「違反性平法」的性騷擾而必須接受調查,加諸於身的標籤對於小朋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原來只是老師要求學生不要玩得過火的日常教導,一旦通報進入性平調查程序之後,造成他們的標籤;通報之後,有時因違反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願,造成學校日後輔導的困擾,行為人也被迫轉班、轉校,形成一場校園的性別風暴。 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s://goo.gl/bIJFIj。 一、從保護式父權到校園性別糾察隊 性平法自2004年6月23日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已經走過12年,性平法開宗明義點明該法係為了「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而設立」。分為1.總則、2.學習環境與資源、3.課程、教材與教學、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5.申請調查及救濟、6.罰則以及附則等七章,在38條總條文中,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就佔了18條(連同罰則在內),幾近二分之一。性平法在校園中建立一套通報、調查小組組成、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的「準司法體系」,目的站在保護學生、對付「狼師」。相對而言,有關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則被視為次要目的。 性平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各縣市政府亦個別制訂了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自2011年修法之後,校園性別案件數量隨之高升,原因在於為了避免違法而一律通報,造成校方教師以及行政人員沉重的負擔。如果「被害人」不願意提出調查申請時,而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又具通報義務,經常造成未成年情侶的困擾,雙方家長的介入,甚至造成學生為此輕生之悲劇。通報規定的目的原先是為了保護申請人/被害人之權益,基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通報可能違反其意願,為此,教育部特別提出行政解釋[1],說明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無意提出申請調查時,除師生間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涉及重大公益而應由學校循檢舉程序啟動調查外,性平會可就案件做成記錄,請其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調查申請。 性平會的強制通報原則立意良善,為了保護學生,但是在實務方面卻造成不良結果。國中教師楊嘉宏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處理過程,就很明確地展現當前道德結合法律威權的作用下,呈現出表面看似正義,內在卻鞏固傳統性別二分與排除不好的性的效應」(2014,頁26)。目前立委擬修「兩小無猜」條款,來減少對於年輕學子兩情相悅的自發性行為罰則,避免妨害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但是仍然無法解決青春期學生之間不符合規範的性互動問題。   二、性平會調查小組的「準司法」權力 在性平會的組成方面,性平法第9條明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這樣的組織原則在中、小學還可以運作,在大學面臨的實際困難是行政職委員的低度參與。中、小學的性別事件,校長往往是主導調查小組者;大多數的大學校長由於公務繁忙,極少親自參加會議,而其他的一級主管也經常缺席,多數委員只能依調查小組片面的調查報告來決斷。不論如何,調查小組的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督機制。 在執行實務面,性別平等教育第30條訂定調查小組的組成,除了女性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外,規定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謂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卻只有接受過性別調查講習課程的教師或性別研究相關學者,並非真正法律專業人員,卻成為具有「準司法權」的調查小組成員。 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透過約談申請人、行為人及關係人問訊,來瞭解性別事件的「真相」。作者參與的調查過程中,目賭小組內的法律專家以法官之姿,對於行為人與申請人的直白審問,甚至要求另外一位女性調查委員示範行為人對於申請人侵犯行為。如果性平會管的大多是生對生的案件,對於犯錯學生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已造成兩造的心理恐懼,甚至創傷。 調查小組內的法律專家若以法官之姿進行直白審問,甚至是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易造成形為人及申請人的心理恐懼。 圖片來源:法操,https://goo.gl/gpJKi2。 三、性平法與學生受教權 性平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對從幼稚園到大學不同學生的適法性。依民法12、13條的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外,刑法第18條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對於年滿18歲以上者即負完全責任能力。依年齡對於不同行為能力的認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準,但是性平法卻是以職業身份——學生,作為一體適用的對象。未區分不同年齡而適用同一套法律,出現許多問題。 從校園性別事件中當事人關係可以看到國中階段「生對生」是性別事件發生最多的時期。就性侵害事件來看,2014年總數有705件(含未成年的合意性交),其中老師對學生的案件有32件,占總事件4.54%,而學生之間的性侵害則有663件,高達94.04%,而國中生對生達374件,占 53.0%,而高中生對生也有195件,占27.7%,而國小生對生也有49件,占7.0%,總計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侵害事件合計占87.7%,近九成(表1);就性騷擾事件來看,在查證屬實的1,365件案例中,也以生對生最多,有1182件,占86.6%,而師對生有109件,占8%,其中國中時期「生對生」案件最多,高達642件,占 47.0%,其次是高中職案件,佔14.5 %,國小案件占13.7%,大專占9.5%(表2);至於性霸凌有39件,也以學生之間為主,國中占58.3%,國小與高中各占20.5%(表3)。 整體來看,性平法處理最多的成案案件其實是國中生之間不成熟的男女互動關係,尤其是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行為以及性騷擾,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學習階段,需要性教育來引導以及抒發學生萌芽中的性意識以及性需求。但是國中基層教師卻指出在性平法的壓力下,為了降低學校基層行政負擔,校園中出現將「性妖魔化」以及讓青少年「去性化」的教育,來控制青少年對性的探索(楊嘉宏,2014,頁27)。   表1  校園性騷侵害件調查屬實統計(合未成年合意)-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5Dmk5H。   表2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PW17Ty。   表3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X7Ard1。   至於已成年的生對生關係,性平會如果介入處理,反而形成對於女同學保護式的父權主義,違反性別教育的精神,也有違前述教育部所為函文意旨。校園中學生之間也出現因感情糾紛而提申訴,一方控告他方行為騷擾,甚至性侵,提出雙方復合才會撤告的要求。作者的實務案例中也碰到過男女學生之間曖昧階段的情愫,由於雙方套用不同的性別腳本演出,最終進入性平會程序,雙方都受到創傷。雖然性平法第30條明文規定性平會調查小組「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是依據「受害者」之後的感受,來認定行為人的犯意與犯行,但單以訪談結果論斷,實不足以就情境或具體事證而給予適當的判定。 此外,雖然性平法第22條明文規定保密原則,但是作者在實務經驗中,就出現一位疑似性騷擾的大一新生因為受不了同儕壓力,在尚未完成調查之前,就已主動休學。至於國中生更易因為性平會調查而被貼上標籤,製造同儕之間互動的問題,也有不少被控性騷擾的學生陷入孤立,被迫轉班、轉學。性平法所製造出來的調查程序原為保護權力弱勢學生而設立,但援用於處理生對生的個案時,反而造成損及學生受教權的非預期結果。   四、性平法與教師勞動權 當前性平法在處理校園中的性侵害以及性騷擾事件,師對生的案件是基於傳統師生倫理規範,適用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無疑義,但是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大學生是否仍適用?在2013年修法時,曾經有性平法專家主張加入禁止「師生戀」條款,引發群眾嘩然,質疑禁止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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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低生育率現象只能藉由「增產報國」來處理嗎?有沒有其他評估及解釋的面向? 圖片來源:https://goo.gl/Qc5tKh 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 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近年的研究強調將在低生育率社會中增加的人力資本納入勞動力計算,例如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的研究估計,2050年的台灣勞動力將有七成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教育程度低於高中的藍領勞動人口將低於一成。以臺灣目前高學歷女性人數多、低於六成的女性勞參率,相較於瑞典的76%女性勞參率,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是政府相關單位可以致力於擴大婦女就業,同時維持男性就業率,可以減緩高達兩百萬人的勞動力短缺(Cheng and Loichinger 2015)。 長久以來,人口學概念與知識形塑著我們如何理解人口質量與生育率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意義。台灣曾在二次大戰後世界人口爆炸的氛圍與國內經濟成長的目標下,由國家主導控制人口成長的大規模家庭計劃。近年來,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所可能產生的經濟面衝擊,部分人口學家針對改變中的人口結構與行為提出新的概念與估算(如經濟支持比與納入教育程度的勞參率),不再受限於既有的人口替代率與扶養比等指標。這些新概念與新知識,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目前以強調拉抬生育率為主的人口與家庭政策是否適切。   生殖科技的新政治 當強調生育作為解決國安問題時,也可能引發的生殖科技使用的新政治議題。 保險套、避孕藥、RU486、人工授精……,當今人類生殖並不只是血肉之軀的運作,經常由科技作為媒介,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影響了生殖科技的價值、分配與使用。在促進生育的年代,這些生殖科技出現新的關注焦點。 首先,人工流產的規範,有了新的變化; 韓國政府意圖緊縮對於墮胎的使用,就引發了婦女團體的抗議。韓國的人工流產僅限於性侵害、亂倫、嚴重危及婦女健康時等理由可使用,但是自1960年代以來,所謂非法的墮胎仍廣泛使用,也是醫師的重要收入來源。多年來政府以減少人口為政策目標,也傾向於做為子宮內避孕器之外的輔助手段,幾乎很少落實墮胎罪。自2009年開始,南韓政府在生育率過低的情況下,政策大轉彎,多次昭告要積極取締墮胎(Sung 2012)。近日南韓衛福部更推出新作法,表示要強化處罰實行非法墮胎的醫師,最高刑責可能包括吊銷執照一年。韓國的婦女團體長期以來要求將墮胎除罪化,以確保婦女擁有自主決定生育的資源。然而,近年來面對政府鼓吹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不只漠視婦女團體的呼籲,更透過處罰醫師,更加限縮墮胎這項醫療措施的資源。 相較而言,日本與台灣墮胎早已合法化,政府就較難以基於低生育率的理由,重新管控墮胎。以台灣為例,近幾年雖然有思考期、強制諮詢等修法倡議,在婦女團體與醫界主張婦女生育自主權的情況下,這項修法提議目前擱置未行。思考期的辯論沸沸揚揚,而政府對於避孕措施補助的縮減,卻甚少獲得注目。現今如要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是進行結紮,僅有低收入戶以及患有精神疾病、「有礙優生的遺傳性疾病」等民眾,可以獲得節育科技的費用補助。充沛的避孕資源,能減少不必要的懷孕,也有助於降低墮胎的需求,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個思考角度來分配資源(江盛2013)。 使用墮胎與避孕的資源限縮,助孕科技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從2004年起,開始部分補助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南韓從2006年以促進生育為由,開始「不孕夫妻支援事業」,實施助孕科技的補助。台灣則從2015年開始實施,初期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未婚的健康女性只需負責三成的費用,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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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圖1,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75.html 然而,相較於疾病及其復原經常有明確可徵的身體狀況,影響幼兒發展的因子非常複雜多樣;個別孩子的發展進度是否符合常規,許多時候也不易判別。但是當代強調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意識型態,仍要求「好媽媽」不只應該避免讓孩子在發展里程碑上落後,更必須努力最大化孩子的身心發展。除了外顯的身高體重,以及可供比較的認知、語言或動作能力之外,還包括相當抽象的安全感、信任感、自信心、專注度,以及創造力等等。易言之,醫學意義上的遲緩並非唯一重要的發展風險,直指孩子未來成就的許諾(從「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開始),同樣強而有力地獲取無數父母的關注。這種關於兒童發展及其風險的科學知識,以及對於母親的道德要求,創造出大量的市場需求,展現在形形色色的育兒書刊雜誌、教材玩具、課程活動當中,不斷挑動家長心中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欲望。 然而,除了勤勉學習最新知識來做為自己的育兒指南,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一方面,新手媽媽經常面對眾說紛紜的育兒建議,特別是網絡時代的爆炸資訊難以判斷,另一方面,育兒的實際安排常鑲嵌在家庭的協力網絡中,因此選擇特定育兒實作時往往必須處理家庭連帶的社會關係議題,例如公婆教養價值觀的衝突。此外,對孩子無所不在的發展監看,更使得母親容易落入比過去更容易被究責的困境。   一、「眾口囂囂,不可勝聽」--各說各話的專家建議 當代台灣的育兒知識具有某種晚期現代性特質──舊的傳統與習慣不再被新手父母所信賴,新的知識又日新月異,不足以為育兒實作的安排提供牢靠的指引。正如 Tina Miller 的研究指出,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但卻為道德性牢牢支撐的脈絡,會使得母親更加努力尋求並優位化她們認為的專家知識 (2005:47)。然而,「專家」之間對於何謂好的育兒方式其實缺乏共識,甚至會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許多新手媽媽們都能明確指出時下流行的育兒指南分為「大人中心」與「兒童中心」兩派,各以《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林奐均著, 2006)  和《親密育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 為聖經(以下簡稱《百歲》與《親密》)。粗略來說,《親密》主張父母應學習辨識與回應寶寶發出的信號(「寶寶哭了就把他抱起來」),哺餵母乳、盡量與寶寶形影不離,晚上也跟寶寶相伴而眠。《百歲》則主張應為寶寶建立作息時間表,切忌一哭鬧就餵就抱,並且訓練寶寶在自己的床上自行入睡,至少六週大時就開始訓練寶寶一覺到天明。 面對諸如此類大相徑庭的建議,新手媽媽們最常用主張者的專業身分以及是否有豐富照顧經驗,來作為聽取與否的初步判準,再依據自身育兒的獨特脈絡來評估專家建議的適用性,包括自己的個性、孩子的氣質、家庭的居住安排、夫妻的工作狀況,以及對育兒與親密關係的個人理念等等。易言之,她們總是「選擇性」地接收與應用知識,並且在真實的個人育兒脈絡中加以考驗。當面對選擇不同育兒方式的其他母親,她們常會以兩種策略來合法化自己的選擇:一是援引書中的科學醫學知識,另一則是以道德理由貶抑其他作法,例如「親密派」會將「百歲育兒」戲稱為「殘忍育兒」,「百歲派」批評實行「親密育兒法」是在「寵壞」、甚至「剝奪孩子的學習能力」。 誠然,各門各派的專家建議,可能作為多樣化的資源,提供不同需求的母親各種理論基礎與實務指南;但是,當一套知識體系被賦予權威地位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其他知識的貶損,此時,這種知識的分歧便可能導致母親們相互批評。特別是針對不會說話的嬰幼兒,他們的身心狀況與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建立明確的因果性;當社會中永遠存在複數的育兒權威知識與實踐,母親們就更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可能影響孩子的福祉而負責。即使她們總是不難找到支持自己的論述,但一旦孩子的發展不如預期「完美」,眾說紛紜的知識場景,可能就會讓她們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 圖2,主張「兒童中心」的《親密育兒百科》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2,主張「大人中心」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關係網絡中的育兒分工與協商 在台灣,育兒常常不是母親孤身一人與孩子之間的事,而是發生在家庭協力的關係網絡當中。固然母親幾乎總是主要照顧者,但日常生活中的育兒實作,總得有部分時刻得跟孩子的父親分工,或是依賴擴大的家庭網路—例如公婆–例如固定分擔白天的照顧工作,或提供後勤支援,包括接送孩子,填補放學到父母下班間的空檔,在父母需要的時候幫忙暫時照顧等等。也因此,媽媽們是否能徹底執行自己期望的教養方式,往往必須在這種關係網絡中反覆協商。 在許多強調早期發展的論述中,由祖父母進行教養常被視為一種有風險的育兒安排。過去沒有問題的育兒行為,在新的育兒知識當中常蒙上阻礙發展的陰影,例如老一輩認為讓幼兒坐「螃蟹車」比讓他們到處亂爬更安全,新的育兒觀念卻擔心有翻倒的危險性,並且不利於孩子發展平衡感;也有主張長輩較不擅長跟幼兒互動,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刺激,做不到像新的育兒的建議,要求父母多跟孩子說話唱歌講故事唸繪本,還要有充足的活動量,不能一天到晚揹著抱著或限制在家。這樣的要求當然加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也使母親們經常以此原則來與其他照顧者分工。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認為新生兒的身心需求比較容易滿足,因此託給長輩照顧,自己忙著為兩歲女兒講故事、帶著上親子律動課程,並根據發展階段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去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 而當年輕一輩的父親愈來愈積極參與育兒,這種對幼兒發展刺激的全面要求,也多少會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分界來分派教養的任務,例如媽媽負責教育孩子的認知,爸爸則增加孩子的運動質量,教孩子騎腳踏車、溜直排輪,或只是帶到戶外讓小孩盡情跑來跑去。這些活動並非因應新的發展知識而出現的新項目,卻被賦予新的科學醫學理由:訓練動作發展、肌肉協調以及平衡能力。 而當照顧網絡的成員間存在歧見,母親們為了一致化育兒網絡中的實作,經常得嘗試努力說服其他成員。她們採用的策略,首先是連結科學醫學的權力基礎,例如祭出「醫生說」,或是買書、摺頁、要求對方閱讀;如果對象是老人家,還會把重要頁面影印放大再用螢光筆畫重點。倘若長輩不相信科學權威,就採取「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找出對方可接受的權威來源,例如小姑或是其他年長鄰人代為游說。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媽媽們就會必須取捨──例如到底是「當媽媽的身分重要,還是做媳婦的身分重要」,來決定是要堅持捍衛自己的原則,還是考慮家庭和諧或分工需求而忍受不一致的教養實踐;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自然都有相應的代價:或者是社會關係的風險(例如打壞婆媳關係),或者是自己身為母親的認同風險(例如變成無能保護孩子的母親)。也因此,如果經濟能力較寬裕,許多母親寧願選擇花錢顧用保母。畢竟以金錢為基礎的一對一契約關係,母親可以主動尋求理念一致的保母作為育兒協力伙伴;若有不合,也相對容易中止關係而不必付出太高的成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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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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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流行」的社會動力學考察

李威霆/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一、前言 對於流行的考察是整個社會,但服裝是其中重要的成份。用羅蘭巴特(Roland de Barthes)的話來說,流行(la mode)最終的所指就是「世事」(le monde),兩者具有同構關係(isologie)。對於流行的考察無法停留在形式分析,必須指向它的本源進行動力學分析。畢竟,社會學一旦失去對社會動力的探究能力,將變得索然無味。一百多年前,G. Simmel(1904)在國際季刊(International Quarterly)上討論流行時裝的文章中已指出,流行時裝為當代社會的分化和整合提供了最有力的動力基礎,流行不只「為個人提供了跳脫出金錢流動所造成的緊張局勢的渠道,同時,它也有助於個人間實現的平等化和差異化要求」(轉引自高宣揚,2002:147)。而流行時尚無止盡的重複與更新,其「動力學原則的奧秘,恰巧就在於:它是靠其自身內部諸因素間的緊張關係及其更新作為動力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時裝流行的動力學基本原則就是它的自我發動、自我推動和自我更新的原則」(ibid.)。 關於流行的動力學考察,重點不在於服裝本身,而在於它的修辭與動力法則。因為在流行的世界裡,「服裝彷彿自說自話(se dire)、指稱自我,從而陷入了一種同義反覆的境地」,但對於語意主體而言,「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足夠飽和的、關於服裝記號的一切可能差異的語境。倒過來說,這些差異是否重複則無關緊要。因為造就意義的不是重複本身,而是差異」(Barthes, 1967:21)。就在流行自我推進又朝向自我消解的過程中,其「意指過程,最終將成為現代社會的思維模式」(la signification devient le mode de penser du monde moderne)(Gaillard, 2001)。   二、流行速度與山寨文化 這是一個追求速度與刺激、風格瞬息萬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快流行(fast fasion)席捲全球是再合理不過的現象。快流行現象引發兩極評價,但它其實只有兩個秘密:其一,速度決勝。其二,異質混搭創造新時尚。雖然只有兩個祕密,但由此衍生的社會效應以及其中的社會動力邏輯,頗值得社會學者細細思考。 快流行當道,翻轉了全球化跨國產業鏈分工的趨勢。當首爾的東大門成為亞洲的快時尚矽谷,財團與跨國企業的市場控制力量相對被弱化了。在速度的王國裡,這些力量雖未被消解,但遠遠被拋卻在後。人們很難想像,在這個方圓不到3平方公里的首爾小城區,竟湧入一萬名服裝設計師、每天創造12億台幣的銷售額、養活60萬員工[1]。沒有企業財閥插旗,但東大門的快流行創發能力,卻令位居龍頭的衣戀、LG和SK集團都難以招架[2]。快流行當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品問世。過去的服飾週期可能是以「季」為單位,但如今就連月都已是悠長的時間尺度。戰後引領全球時尚的那些歐洲名牌,如今對流行脈動的掌握力明顯鈍化了。當Gucci、Chanel、Prada的設計師還在陶醉在高級時尚圈的迷思裡,日本的UNIQLO早已風靡歐洲,而歐美品牌,如瑞典的H&M、美國的Forever 21、英國的ASOS和Debenhams早已悄悄轉換軌道鯨吞亞洲市場。當馳名國際的設計師們還活在「緩加速」(sluggish acceleration)的流行節奏裡,快流行早已進入「自體加速」(autoacceleration)狀態,展現「凝膠效應」[3]。 快流行當道,第一個明顯的效應是山寨品大行其道。當「抄襲到讓全世界無奈」的ZARA和H&M以廉價山寨品征服全球年輕人的衣櫥,Zara卻沒有因此變成pirate的代名詞,反而成功為山寨文化樹立新典範。山寨熱潮似乎已凌駕仿冒紅線,在速度決勝的新時尚規則下,快流行不在乎抄襲,只在乎能否率先推出新品(novelty)。快流行甚至不需要傳統旗艦店。例如Target和ASOS早已透過平價成衣連鎖店(如美國的JCPenney)每週定期更新熱銷商品。然而,想要像Zara這樣在每週推出上百件新品,這意味著旗下必須擁有成千上萬的設計師提供源源不絕的創意。顯然,全球任何服飾集團都沒有這樣的能力。於是,快流行要繼續存活,唯一的手段就是抄襲。我們很難爭論,究竟是人們的需求加速了才導致快流行現象、抑或是快流行炒熱了流行的速度,可以確定的是,在「需求速度>創作速度」的前提下,山寨文化必然持續增溫。從現實面來看,快流行從原先含蓄地剽竊獨立設計師的創意,到如今已是明目張膽地抄襲國際知名品牌的當季新品。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快時尚領頭羊非Zara和ASOS莫屬。 透過以下圖組,可看出這些快流行品牌從服飾到配件的明顯抄襲痕跡。其中,圖1、圖2是ASOS分別抄襲Proenza Schouler皮包和Gucci洋裝的案例;圖3、圖4分別是Zara抄襲Chloé和Balenciaga的皮包(圖組擷取自鄭家嬋,2015)。除了ASOS和ZARA,圍繞H&M和Forever 21的仿冒爭議也同樣曾出不窮。例如今年稍早引爆爭議的Forever 21,就被Complex團隊的設計師Emily Oberg控訴抄襲她為「Sporty & Rich」品牌所設計的一件全白連身帽夾(胸口還有刺繡字樣)。透過圖5可清楚看出「兩者相似度高達95%」(取自Essential, 2016)。 圖1.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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