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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與治療:檢視台灣的藥物濫用防制政策

陳嘉新/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一、反毒新世代,檢討舊思維 今年(2017)五月十一日,行政院長林全在行政院會上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誓言在接下來的四年內要投入一百億經費,在五大主軸上針對非法藥物之濫用,提出各式措施,以有效杜絕毒品使用問題。這五大主軸是:防毒監控、拒毒預防、緝毒掃蕩、戒毒處遇與修法策略等。 簡言之,這個反毒策略計畫將降低需求與抑制供應作為主要目標,並利用既有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整合現有的教育、社政、衛政、警政乃至於勞政單位,針對非法藥物使用者進行預防、戒治、查緝等措施,執行的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從台灣二次戰後以來的各種藥物濫用防制政策的演進來看,這個四年一百億的計畫,試圖整合既有不同機構與體制,來面對這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可以說是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個反毒策略也成為本文的出發點,藉此澄清藥物濫用問題既有的相關概念,來檢討台灣目前政策上的根本問題。  圖一、新世代反毒策略組織。圖片來源: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頁2。   藥物濫用行為────犯罪還是疾病? Hickman(2004)在探討成癮(addiction)概念時,追溯到這個詞彙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裡面的兩種意義,一是具有法律意味的「被指派」含意;另一個則是把「成癮」當成較有自我意願的屈從情境。這個字義的兩面性(自願但又強迫)體現在成癮現象在各式情境中的曖昧,這種曖昧可以見於成癮相關術語的涵義與使用情境。筆者在此稍作解釋。   (一)醫學觀點: 美國精神醫學會頒布的「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將各類物質(substance)的濫用(abuse)定義為「一種調適不良的藥物使用模式,造成臨床上顯著的障礙與痛苦」。這些適應不良的現象,強調的是藥物使用對於個人社會功能的影響。這個狀態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第十版國際疾病分類系統」(ICD-10)中稱為有害使用(harmful use)。濫用或者有害使用,在概念上與物質依賴(dependence)強調的生理特性與反應(如耐受性tolerance增加與戒斷症狀withdrawal的存在)有所不同。雖然現行的DSM-5中已經代之以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以概括濫用與依賴兩種概念,但是藥物使用相關的精神生理問題還是可以想像成一個由輕而重的連續線:也就是由剛接觸物質的嘗試性使用,發展到濫用或者有害使用,隨著使用物質的時間漸長,造成使用者的神經生理產生變化而出現耐受性與戒斷症狀,因而產生身體與心理的依賴狀態,這也就是俗稱的成癮(addiction)。依照目前成癮科學的觀點,成癮是一種腦部的慢性疾病,容易復發,需要的是積極的治療而非嚴厲的處罰。   (二)法律觀點: 法律觀點則是把某些特定藥物標誌為毒品,其法律定義為「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這些藥物會產生止痛、酣快、鎮靜或者知覺扭曲(所謂的迷幻)效果,有時也會被稱為非法物質,但實際上這些物質有一部份(如嗎啡)被認為有臨床治療功效,因而當成管制藥品而得以合法使用,但也有很多毒品並無醫療用途,使用屬非法行為。另外,對於管制藥品,則有「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提供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據,當中的管制藥品依照該條例第三條,定義為「成癮性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以及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在法律觀點中,使用毒品者是基於其不當的使用行為作為處罰的對象,至於背後的動機則不在法律考量之中。就法哲學來看,一個人使用會成癮的物質是否構成國家足以認定為犯罪而得以強制介入這件事情仍有爭議(王皇玉 2004),但是對於使用法律對個人使用某些藥物進行管理、約束、懲罰,則是現代國家的普遍特性。   (三)措辭考量: 近年來某些學者與倡權人士考量到成癮的社會污名,便減少使用濫用(abuse)這種具有法律或道德評價的詞彙,而代之以較為中性的措辭,如藥物使用/者(drug use/user)或者使用藥物的人(people who use drugs,縮寫為PWUD)。下文中若指涉的是政策範疇,筆者將依照目前政府的用語,例如「藥物濫用防治」、「毒品」;若是一般性的討論,筆者將採用「藥物使用/者」這種較簡便的稱呼。   醫療化/刑罰化的理解結構 今年稍早,筆者受邀參與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藥物濫用對健康與社會之衝擊;問題與對策」建言書之撰寫,負責跨國政策之比較分析。由於各國藥物使用與濫用防治的策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形態互異。這些因素包括社會文化的特色與價值選擇、歷史發展的偶發性因素、國際組織與公約的規範、相關機構與基礎建設的設置、司法或醫療人力的充足性等等。筆者考量前述醫療與法律對於成癮現象的觀點差異,並依此發展出一個分析架構。這個分析架構以「醫療化」與「刑罰化」作為經緯,藉此比對幾個國家的藥物政策取向。   (一)醫療化與刑罰化的定義與衝突: 醫療化與刑罰化可以視為兩種獨立的分析概念,對應到藥物使用∕者在這兩個架構中的不同定位與形象、處遇模式與意識形態,但實務上兩者可能結合。醫療化認為藥物使用者如果符合臨床上成癮的定義,就應該被當成病人看待;成癮不是當事人光憑自由意志可以控制,因此懲罰在此種狀況的遏制效果相當有限。刑罰化則將使用非法藥物當成是應當禁制之事,藥物的使用者應該當成需要接受懲罰的犯人。這兩種概念揉合在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旨意,則是「病患性犯人」這種矛盾詞的出現。目前的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雖然有「除罪不除刑」的傾向,在法條中分別設置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規定,但是法院對於多次再犯而觸法者,往往認為之前的勒戒或戒治無效,是無意悔改且惡行重大的個人特質,因而更需要施之以監禁。筆者在訪談成癮專科醫師的時候,也常常聽到這種抱怨:「最需要醫療幫忙的人,卻常常被關在牢裡。」 另外一個扞格之處,可見於實證支持的減害取徑與意識形態主導的法律規範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大法官釋字第544號解釋文雖然承認法律缺乏對於成癮類型化的刑罰考量,但是認為運用這些刑罰規定,還是可以藉由其一般預防功能達到嚇阻毒品的功效。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下,目的在於達到沒有人使用毒品的理想狀態。可是對於減害運動的支持者來說,無毒社會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事情。就減害的觀點來看,如果減少藥物提供(如查緝毒品走私與生產)與需求(提供治療與預防規劃以減少使用者與使用量)在多年實行上都成效不彰,那麼還不如務實地減少藥物使用可能帶來的各式風險,例如提供注射針頭以減少疾病傳播、提供安全注射室以減少過量致死的風險、提供低廉或者免費的替代藥物以減少使用者的財務壓力,乃至於提供暫時居住處所與就業訓練以協助使用者重歸社會。 許多研究證實了這些以減害精神為標榜的不同衛生策略對於藥物使用者本身乃至於社區健康(包括疾病發生率)的正面效益。但是,這些作為若由絕對禁制毒品使用的觀點來看,就可能被解釋為縱容甚至是助長其藥物使用習慣。這在台灣當年推動愛滋減害政策的初期,也是許多基層衛生工作人員的實際恐懼。   (二)幾個國家的藥物濫用政策取向: 「醫療化」與「刑罰化」的分類架構,既是描繪兩種界定與管理藥物使用者的方式,也呼應了目前藥物使用問題的兩種主要社會體制—-醫療衛生與司法矯治。以它們作為經緯,來理解不同國家的藥物濫用防治策略,可以當成是一種啟發工具(heuristic),因此我們可以畫出下列圖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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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勞動條件比較慘?

王宏仁 / 中山大學社會系 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試問,我們要用更低的薪水、勞動條件,來跟越南競爭嗎?話說回來,人家越南的勞動條件早比台灣好許多,對照之下,就知道原本已經處於血汗資本主義狀態的台灣勞工有多慘,而現在的資進黨還要修的更慘。 ◎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地方比較悲慘? 要比這個,我只能覺得很丟臉而已,隨便把兩國的勞動法拿來比較,就發現台灣連第三世界都比不上。 【從這麼多指標比較,台灣是不是第三世界?】  再說明一下加班時數,越南是一週工作6天,一天8小時,國定假日11天(跟台灣一樣)。如果把全年的工作時數(含可以加班時數)都加總起來的話,最高可以是2616~2716小時,台灣則是2552小時。如果是工作一年後的工人,那麼最高工作時數越南是2520~2620,台灣是2496小時,跟越南相差無幾。但是如果將產假算進來,那就不用比了。越南女工產假6個月後,還可以跟雇主協商,延長休假,雖然是無薪。 至於新修訂的勞基法說,三個月最高加班138小時,但是卻沒有說是「連續三個月最高138小時」,所以可能排班就是54-54-30(第一季)30-54-54(第二季)54-54-30(第三季),但是我們看到,卻有連續四個月是每個月加班54小時。 ◎保護工人的越南政府 vs  舔資方屁股的政黨 越南政府規定,新成立的公司,三個月內必須成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企業如果阻撓,政府直接派人去組建工會。越南工人對於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工資,經常透過罷工來要求改善,但是台灣的工會要罷工,比登天還難,即使像華航去年罷工而談判得取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資方的政府也可以翻臉不認帳,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大企業只為股東=大資本家而存在,員工是用完就丟的免洗筷。 這次修訂勞基法,賴功德還大言不慚說:「想加班的人可以加班,不想加班的人也可以不必加班」,試問,一條生產線可以5個人加班,另外5個不加班嗎?是誰喜歡加班了?越南台商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台灣工人喜歡加班,但是訪問的一個越南女工的說法可以打臉他:「根本不是想不想加班的問題,而是薪水這麼低,不得不加班。」現在政府把低薪問題變成是工人想要加班,卻不去解決因為低薪造成「不得不加班」的過勞問題,根本是倒果為因。 在越南,如果加班太過份,工人會聯合起來罷工,政府也都站在工人這一方。我從來沒有聽說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劣」,反而在越南經營十幾年的台資工廠,已經習慣這樣的罷工場景,而努力改善勞資關係,也逐步建立跟工會協商的方式。你這個功德院,有配套措施要來達成全部企業都有工會的目標嗎? 【越南的媒體,經常報導工人罷工的情況,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  台灣,還停留在40年前的戒嚴勞動體制,不要說看不到韓國勞動改善的車尾燈了,就連柯P一付瞧不起人家的越南,我們也最好跪著去跟人家取經,不要以為錢多是大爺,人家的社會進步是你完全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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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世襲」與「霸凌」何干?原來都是「有關翻身」的困局

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貧窮世襲和霸凌是報章雜誌最常報導的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尤其是當這些社會現象展現在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上時,更讓整個社會「觸目驚心」,好像台灣社會已經到了令人驚恐的窮途末路一般。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毋庸置疑,這些展現在台灣青少年身上令人「束手無策」的現象,吾人確實應該關心,在社會找不到真正有解的出路而感到驚恐前,吾人有必要潛心檢視「貧窮世襲」和「霸凌」這兩個惱人的困境,試著找尋出路。    台灣青少年轉大人的重重危機——「翻身」的困局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全世界皆然,且似乎有越發嚴重之趨勢,台灣社會亦無法倖免。中央通訊社(2017)報導指出,財政資訊中心發布104年度綜所稅申報資料:所得在前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為新台幣471.5萬元,而最後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僅4.7萬元,其間差距高達百倍,為歷年次高。這個數據反映出:台灣社會似乎無力解決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富者持續掌握著社會上大部分的資產。這個趨勢,除了導致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之外,「貧窮世襲」的現象也逐漸進入了社會學家關切視野之內。 另一個衛福部(2017)公布的統計數字,反映出:「兒童貧窮化」問題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亟需要面對的社會發展困境。2016年第一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按年齡別計算,未滿12歲的貧窮兒童人數達十一萬七千多人,約占貧窮總人數的兩成。若是擴大計算到未滿18歲的貧窮青少年與孩童,則青少年更佔貧窮總人數約末四成左右。長期關心台灣青少年及兒童狀況的家扶基金會資料(2017)顯示,台灣目前有近26萬貧戶,貧窮率為3.04% (包含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若僅計算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例則是1.68%。但目前扶助家庭中有6.35%戶數上一代也是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比全國平均值高出3.78倍,顯示出貧窮世襲的困窘現象。   教育證實是階級再製的機制,教育對弱勢無能為力 過去,大家總是習以為常或一廂情願的認為:依靠「接受教育」這個國家社會精心安排的學習機制,出身貧寒的弱勢學童能掙脫貧窮的枷鎖,翻身進入較出身家庭社會位階為高的階層;亦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人力資本,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最鮮明的例證,如陳水扁前總統,三級貧戶之子也能夠爬到國家首座的登極之位。只是,這種鹹魚翻身的成功案例,終究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常人信以為真、身體力行的結果,將發現僅僅只是黃粱一夢而已。尤其在高等教育已全面普及化的當代社會情境裡,想藉由不斷累積個人之人力資本,達成向上之社會流動的開放機會,恐怕已是稀薄到無法察覺其存在的空氣。台灣社會,無疑的,是唯文憑加學歷馬首是瞻的階級社會。 理論上,學歷及文憑是想在台灣社會的階級系統,循序晉升的有用墊腳石;然而,教育從來不是幫助弱勢掙脫貧困枷鎖的工具,而是幫助既得利益階級鞏固既得利益的完美機制,甚至在國內外各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以實證研究得出的所有研究發現,都直指:教育制度乃是階級複製的首要幫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能大幅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預算,進入更好的一流理想大學,而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學生,甚至必須犧牲課後時間幫忙家務或是兼職打工,也只能勉強維持生存之所需,遑論知識的獲取或個人人力資本的累積。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的美國學者Tough指出:在美國,富學生與窮學生之間的大學入學率差距不斷拉大,導致窮學生的社會與經濟資源的獲取行動受限,成年後更難脫貧(Tough, 2016)。 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追蹤研究發現為例,該研究計畫長期追蹤一名在宜蘭農村成長的貧窮青少女,她原先天真地相信:若能堅持在學校體制內認真學習,即便成績不甚理想,進入高職就讀而能夠在學得一技之長後,就可以掌握翻轉自已貧困命運之鑰。但該名女孩成年後,研究發現她已全然失去當初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認為自己還是認命地待在農村討生活就好,經由教育所習得的技能,在現實社會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並不足以提供階級翻身的足夠動能。進一步探其原因:女孩確實習得了一技之長,也能藉由努力工作賺錢,卻必須以其勞動所得,填補原先家庭的多方因貧窮所累積的債務。類似這樣窮二代翻身無門的悲傷故事,在台灣社會的弱勢家庭裡不斷的巡迴上演,他們一開始便注定輸在起跑線上,無處翻身。 最近以研究中國農村兒童發展而廣為新聞媒體注目報導的經濟學家Scott Rozelle教授,其團隊研究最具啟發性的發現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幼兒0到3歲的教養方式,Rozelle教授指出:中國農村裡身陷貧窮困境的父母,常為了經濟因素而必須離開幼年子女到城市「賺吃」,其教養 「留守(left-behind)兒童」的責任往往就落到祖父母身上。但這些祖父母沒有足夠的教育知識、精力或時間陪這些小孩閱讀或遊戲。早期學習經驗的剝奪,使得部分農村孩子認知與語言能力發展遲緩,進而限制了他們在未來生活中成功的潛力(Shi, Bai, Shen, Kaleigh & Rozelle, ,2016)。 以上這些例證,說明了:貧窮的後座力超乎想像地大;欲藉由教育累積其人力資本,對弱勢貧窮家庭子女翻身助一臂之力的「顯性功能」未能奏效。 「貧窮世襲」和「霸凌」看似兩個獨立的社會現象,其實皆與社會位階的翻身有關。 圖片來源:《To This Day》反霸凌公益短片截圖,https://goo.gl/f52WHf。 社會位階的競爭,不單單只是大人社會的現象 暫且按下貧窮不表,讓我們探頭看青少年的霸凌問題。也許很難想像,在教育現教育場中令人頭痛的青少年「霸凌」問題,其實也是一種「社會位階」的競爭。筆者長期研究青少年的交友行為,發現青少年錯綜複雜的友誼網絡特性與霸凌行為息息相關。青少年們可能因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能力或是不同的價值觀等等,最後逐漸自成群體或被群體排斥而落單,而彼此為了在彷彿縮小版社會的班級中,競爭較高的「社會位階」,往往需「合縱連橫」,霸凌可說是合縱連橫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一旦「競爭失利」,便極易落到友誼網絡中不利或是邊緣的位置。 社會中的大人總以為青少年的交友,無論是成群結伴,或是獨來獨往,都只是一種按照自己的喜好,可有可無的暫時性安排;往往忽略了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中,「友誼網絡發展」及「社會位階競爭」乃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關鍵社會行為。青少年不單純只是「我喜歡他,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對於大人世界中的交際往來,他們也略知一二,身體力行地實際應用於班級中的人際關係。而霸凌行為只是他們在模仿大人踩著別人往上爬的社會化行為。 筆者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與數所台灣北中南及東部的國高中合作,透過問卷、訪談、視訊紀錄等方式,持續觀察49個不同的班級,共1,077位國高中生,追蹤他們在求學的三年級間內的友誼網絡動態變化。研究發現,在一個班級中,平均會有2名同學不喜歡你(如不想同組、不想一起用餐),但平均也會有3名同學喜歡你;而班上較受歡迎的同學,平均會受到1名同學討厭,自己討厭的人,平均會被另外9名同學討厭(吳齊殷,2016),這樣的研究發現,意謂著甚麼呢?   霸凌是青少年進行社會位階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 上述的研究反應出一個現象:和班上普受歡迎的同學當朋友,儘管可能會有一、兩個同學討厭他,卻不會威脅到自己在班級友誼網絡中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你不和班上同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討厭不受歡迎的同學,你將有可能得與另外9名同學為敵,當需要鞏固或是逆轉在班上的「社會位階」時,聰明的你,你會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用下面的圖來理解青少年班級的友誼網絡狀態。圖中每個編號代表一名青少年,藍色箭頭表示認為對方是朋友,紅色箭頭表示不喜歡對方,圖中的1號、6號、12號及21號同學可以視為班級網絡中的關鍵人物: 1號同學受到大部分人喜歡(雖然還是有一兩位同學不喜歡他),而6號同學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他,就容易成為霸凌對象,因為就算被欺負也找不到朋友可以支持他;而1號同學及6號同學兩個集團看似沒有交集,卻因為12號同學而串起了網絡,而21號同學就是班上的弱勢,沒有人要跟他往來,是另一種形式的霸凌(吳齊殷,2016)。   霸凌受害者欲脫離被霸凌處境(翻身),需靠友誼網絡的建立 筆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在班級中有越多朋友,被霸凌的機率就越低。換言之,若被一個團體排斥,上上之策就是去尋找另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團體,才能降低在班上被排斥或霸凌的可能性。通常被霸凌的同學有兩種情形:「老鼠屎」(6號)或「邊緣人」(21號),若是想要爭取班上更有利的位置,你會想要跟這兩個同學當朋友嗎?抑或是你會選擇跟著討厭他們或無視他們而加入班上受歡迎的集團?這種「社會位階」的叢林競爭,某個程度,提供了霸凌行為的「正當性」。簡言之,霸凌受害者若想翻身,亦即,擺脫屢遭霸凌的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自己連結到以友誼網絡為基底的團體。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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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學說的推手 ──向Wolfgang Schluchter致意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Schluchter, 我們不容易將韋伯看得那麼清楚, 即便那是個冷靜、理性的韋伯; 但,有了Schluchter, 我們卻也因此喪失了在韋伯文本迷宮中打轉碰壁的樂趣。 ──鄭志成   向來,我的消息不太靈通,寡居大肚山遠離塵囂,機構來函通常看都不看就直接刪除,傷眼也耗時。偶然得知,Schluchter將來臺訪問,心裡沒有特別的波動。相較於Mommsen,我與Schluchter沒有那麼親,知識上與交情上。直到周怡君來電徵詢能否寫一篇Schluchter的介紹短文,刊在「巷仔口社會學」上,以歡迎社會學年會期間Schluchter的到訪。周怡君是我的學妹,情誼邀約,沒多想,便當下應允了,就說說我對Schluchter的印象吧!應當不是難事。於是,這幾日,仍然大忙小忙,但腦海裡不時浮現出那一段與韋伯相處的時光,那一段美好時光,知性上,情感上,都美好!算了算,都已是一、二十餘年前的過往舊事了。 Schluchter,我在八九年出國前就讀過他的兩篇論文,談合理性的弔詭以及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收錄在他與Guenther Roth合著的論文集《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1979)。那是臺灣學界還讀盜印書的年代,也當是Schluchter最早被臺灣學界認識的面貌。記憶裡,高承恕老師曾邀他到東海訪問。這段時日他我兩忙,也就沒與高老師確認此事,那當是上個世紀八、九零年代的事了。彼時對Schluchter的印象,他是韋伯的詮釋者,並且以「合理性」概念梳理韋伯的學說論旨。到了德國,因緣際會進了韋伯全集編纂工作的圈子,便不時與Schluchter會面,在慕尼黑,在海德堡,在每年一度工作會報的Bad Homburg。對Schluchter,其人,其作,自然印象深刻。據我所悉,Schluchter第二回來台訪問,當是林端驟逝那年(2013)。當時林端邀請他的指導教授Schluchter來台訪問。臺灣學界中,林端和顧忠華兩位學者皆受業於Schluchter門下。顧忠華是師兄,在Schluchter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一個區辨問題,以韋伯的中國研究為例》(Traditionalismus und Rationalismus – Problem einer Unterscheidung am Beispiel der China-Studie Max Webers, 1987)。幾乎在獲得博士學位同時,顧忠華翻譯了Schluchter的《支配世界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1980)一書中的兩篇論文以及兩個註解(中譯本作為「附錄」),並以《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為書名出版(聯經,1986)。稍後林端亦師從Schluchter完成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性》(Konfuzianisch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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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樹仁到樹人:反思如何「教」與「學」社會學

陳柏甫/美國康乃迪克大學社會學系 張儀君/美國瑪卡萊斯特學院 (Macalester College) 地理學系   「為什麼要學社會學?」在台灣,讀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科系的價值長期以來經常受到質疑。除了對特定科系的忽視外,這個問題背後也涉及台灣社會普遍對「文科」或「文組」的輕視。這種輕視一部分起因於與文組科系的就業機會似乎少於理組科系、大學畢業後一般起薪較低有關;但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文科」科系只會要求學生強記各種零碎的知識,理解力不足,邏輯思辨能力不佳,與社會的需求連結薄弱。 「巷子口社會學」和其他公共媒介這些年來一直致力於幫助社會科學走出象牙塔,導正大眾對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偏見。然而,在重新定位社會學研究與台灣社會間的關係的同時,關於社會科學教學理念與實務的闡述卻仍舊少見。儘管這些年《見樹不見林》或《社會學想像》等譯作處理了導論階段教學與學習的許多問題,謝國雄老師關於田野研究的討論對研究方法和實務上也提供了豐富見解,「巷子口社會學」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對於社會學教育與公民參與相當精彩的討論(如顧忠華,2014;張峰碩,2015;林宗弘,2016;黃厚銘,2016)。但是如何重新梳理課程、制定學習大綱,並從課程設計為起步再次想像「教」與「學」社會學的意義,台灣社會學界於這些議題的討論卻尚為不足。 美國社會學界有Teaching Sociology的期刊,專注於討論與分享社會學的教學理念和實務議題。受到該期刊相關討論的啟發,同時緬懷過去受教於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老師的經驗,我們想藉由此文分享我們這些年對「教」與「學」社會科學的理解,更希望能拋磚引玉,讓台灣近年積極參與教學實務與改革的先進們也能加入相關的討論。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台灣社會科學教育可以借鏡美國的文理教育理念(或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重新定位社會科學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文理教育並不把訓練專才作為己任,反而更強調培養廣泛的基礎能力、訓練批判思考和促進公民社群的積極參與,並相信社會科學訓練是達成這個教育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美國,文理教育一直扮演培育菁英及社會中堅分子的重要角色。即使在由技術主導的資訊業裡,文理教育畢業生處理社會與科技議題的能力也被高度重視,近來逐漸成為高科技理工就業市場中的主流(eg. Hartley, 2017)。儘管台灣的高教環境和美國文理學院的小而美相去甚遠,但社會科學科系在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上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社會科學原本就是為理解人類社會而存在,為此發展了豐富的知識和方法論,以及深厚的研究和思辨傳統。這些基礎讓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得以發展觀察、論證和參與社會議題的核心能力。然而我們的教與學要如何才能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讓我們從教材,教法,指導等方面來檢視。   如何選擇教材? 「當老師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慎選教材,以防學生讀到不好的書,導致永久的腦部傷害。」 —黃樹仁 在新自由主義和高教市場化的影響下,這幾年社會科學教學似乎朝著效率化和指標化的趨勢。如同許多其他的學科,社會科學的教學中逐漸強調套裝知識和特定的技能培訓,綜合教科書開始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在理論、調查或是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儘管效率化與指標化的教學有助快速散布知識,廣泛地學習調查或研究方法等專業似乎也增加了畢業生知識的廣度,因此提高受雇的可能。但若缺乏適當的平衡,這些趨勢可能會犧牲社會科學教育下培養基礎觀察、批判論證和社會實踐的獨特優勢。 樹仁老師在其著作裡已闡述過他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如黃樹仁,2002; 2007)。他特別重視社會科學研究如何促進對重要現象的理解,尤其是當研究能提供具原創性和啟發性的觀點。樹仁老師在教學上也持相同看法。他注重對優良社會科學作品的理解和欣賞,進而讓學生培養觀察、思辨和論證社會現象的基礎能力。 對優秀作品的重視首先反映在教材選擇。樹仁老師多次主張老師最重要任務是精選好的閱讀材料;他認為未經篩選的閱讀輕則浪費學生的學習時間,重則導致學生錯誤的理解。他的教材選擇範疇不限學科分野,而著重於提供啟發性觀點和豐富脈絡的一手著作。在如此觀點下,「社會變遷」的課程常選讀地理學者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鋼鐵》和經濟史學家Paul Bairoch的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全書。在跨學科的「台灣社會研究」課程裡,樹仁老師也選擇與每週主題相關的關鍵研究,範圍橫跨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甚至是宗教研究。 我們認為教育學生閱讀跨領域的高水準一手作品是社會科學教與學的核心任務。首先,閱讀寫作優良的原創作品有助開拓學生的眼界,體會高水準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創新觀點和精闢解釋。再輔以老師適當的導讀,學生更能學習社會科學研究怎麼發展研究問題,如何進行邏輯推導和經驗佐證來建構論述。更進一步說,教導學生閱讀與理解第一手著作有利於體現知識生產和典範演變的真實過程。跨領域閱讀更能增進學生對於社會現象理解的全面性。相較之下,單一學科或科目教科書良好的摘要整理雖然能更有效率地傳達套裝知識,但這樣的便利性卻經常建立在過度簡化問題意識及論證過程的代價之上。在教材取得和閱讀不易的過去,選用二手詮譯或許有其道理,但在高品質和可讀性佳的社會科學作品普及的現今,讓學生直接從各領域的原創作品學習,應當是較有利的教學途徑。 事實上,這樣的教材選擇取徑也是美國文理教育重要的主張。為開拓學生的眼界與培養學生理解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過程,在筆者接觸的文理學院課程設計中,甚至是大一基礎導論課程,都相當重視跨領域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這些課程對於學生學習的期待不在求快、求廣,而在求精確與深刻的理解。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也有助於學生學會當第一手的知識消費者,不需仰賴已經過他人消化過的二手材料,這樣的訓練非常有助於提升未來自學與探索新知的能力。   為什麼學理論? 「我以前在Madison的時候,做理論的分成兩種人,一種是把問題想得很清楚的優秀社會學家,可以理解理論在社會脈絡裡的意義;但另一種只會每天滿口理論名詞,邏輯不通地胡說八道。」—黃樹仁 儘管社會學理論是樹仁老師的專業,他不認為理論可以獨立於經驗研究之外;他生前甚至曾經主張社會學理論不必列入必修課程(林宗弘,2016)。樹仁老師認為,若老師把社會理論當作哲學辯論教授,這對培養學生的社會理解其實不利,更有可能讓學生不明理論的意義,最後誤認賣弄名詞概念就可以當大師,就是酷炫的社會學研究。在教授理論課程時,樹仁老師多次強調經典理論的貢獻並非是亙古不變的社會法則,而是優秀學者們對其當時重要社會現象經驗研究的成果。因此,學習這些社會科學理論不該像學習物理或化學定律,窮盡精力追求一個「真理」,反而應當要深入理解學者當時的社會脈絡和思想背景,進而探討和批判這些作品裡的研究問題、方法、論述的建構和經驗證據,以及理論對現象的解釋力。 樹仁老師的碩士班社會學理論課的閱讀書單。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的觀點相應的是一個深入的教學方式。無論在大學部或碩士班,樹仁老師的理論課程不求廣泛介紹多家理論,只專注於少數經典原著。多年來,每周的閱讀量少則三十頁,多則近百頁;老師在上課時分析和批判指定的閱讀材料,並解答學生們的疑問。在樹仁老師一般性的理論課程裡(不同於他專門的理論seminar),一學期的教材通常就是從所謂三大家(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著作各選擇兩、三份作品。這不僅略過其他學者,即使在三大家的理論中,也只做選擇性介紹。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在教學後期,樹仁老師開始選擇性使用原著的中文翻譯),另一方面是因為老師對深入閱讀的重視。不少人質疑這種教法會導致學生理論學習的廣度不足,無法接觸足夠的社會學知識。在他的理論課程的大綱裡,他對這樣的教材選擇做如此解釋: 「學習的最好對象……應是最有啟發價值的著作。學習範圍未必要無所不包,而應是選擇關鍵領域,嘗試重點突破。一旦在某個領域達成理解上的突破,則自然具備藉由自修與閱讀而擴大知識領域的能力。」(黃樹仁,碩士班社會學理論,2006 秋季課程大綱) 樹仁老師的理論教學方式呼應了他對教材選擇的觀點。筆者們從過去十多年當學生學習、到當老師教授社會科學理論的經驗看來,這樣的教學的確有優於其他模式之處。當前許多理論思想課程會選取相當數量的學說,將理解記憶其論點當作首要教學目標。此類教學設計或許只是依循慣例、行禮如儀,又或是認定知道一定的理論是學生必備的基本知識。在實務上,這樣的教學常只能選用短篇的原著或二手的摘要;很多認真的教師也會進一步整理重點,致力於講授其精鍊消化過的材料,方便學生快速學習。但如此蜻蜓點水式地接觸多方理論的效果卻不見得理想。對那些沒有學術傾向的學生,套裝理論知識在考試評分後就所剩無幾。而對於有志學術的少數學生,這樣的教學有相當的機會誤導學生,使其相信累積理論知識、事事皆套用理論觀點,才是學理論的重點。這樣的誤導,很可能使學生擁抱博物館學或考古學式的理論學習取徑,從而相信要窮盡所有的理論,專注艱澀、少見、或新潮的學說,才是學習理論的最終目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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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計畫的隱藏性矛盾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本文試圖用各種社會學觀點來進行街談巷議,議論的對象就是教育部日前所推出的「玉山計畫」。何謂玉山計畫?教育部的說帖是這麼說的: 「為強化我國高教競爭力,並帶動教學與研究品質,教育部規劃於107年度推動玉山計畫。本計畫內容將包含玉山學者、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10%三大方案,以彈性薪資作為我國大專校院教學與研究人員之獎勵,預計將每年度投入最高56億元於高教預算,受益教師達19,000人次。」[1] 此外,為了強化提此計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教育部還以鄰近國家對我國挖角的危急處境和行政院院會指示作為依據,來喚起社會的危機意識和計畫正當性: 「有鑑於亞洲鄰近國家競相爭取學術及科技人才,提昇該國家學術研究及教學的表現,並帶動產業發展及升級,以致國內部分優秀學者有逐漸被其他國家延攬情形。如新加坡政府啟動延攬人才計畫,引進國際高薪專業人才;依行政院長林全於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2] 首先,「玉山計畫」是個名詞,其所指涉的就是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但社會學觀點可以幫助我們轉譯這種名詞所隱藏的動詞狀態。也就是,「玉山計畫」的實際狀態是個動態的過程(dynamic process)。過程社會學(process sociology)學者Norbert Elias就曾以“the wind is blowing”[3]為例說明,用名詞的「風」作為主詞,再用「正在吹」的動詞來描述其動態,預設了風本身可以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社會學者應該拒斥名詞所預設的實體論,揭露名詞背後所指涉的社會現象中那充滿動態的過程。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用名詞來看「玉山學者計畫」計畫時,也有可能會天真地認為它不過就是個教育部的既定政策,而忽略它在具體社會實踐場域中,是個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本文就是希望揭露「玉山計畫」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 教育部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而推出「玉山計畫」,然而真能達到目的嗎?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sELwFj。   以資本論來解析玉山計畫 社會學者除了用前因後果來追溯事物和社會現象在時間軌跡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的來龍去脈外,也會以結構性的觀點來關注一個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未被指認的社會條件」(unacknowledged social conditions),和「非預期的社會後果」(unintended social consequences)。換言之,「玉山計畫」除了是個動態的過程外,它更是個在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條件下,且即將產生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後果之動態社會過程。 有了這樣的初步認知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帶入馬克思的方法論來關照「玉山計畫」。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曾提到「資本不是個東西,而是人與人(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藉由物的工具性而建立」(capital “is not a thing, but a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persons [the capitalist and the wage-worker], established b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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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體驗,體驗了什麼?

邱春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周怡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翁鈺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張恒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障礙體驗(disability simulation)是透過設計好的情境,讓非障礙者體驗身體有障礙的感覺,目的在降低對障礙者的偏見。從用眼罩蒙上雙眼體驗模擬視障者經驗,坐上輪椅體驗肢體障礙者的活動都屬於障礙體驗。因為障礙體驗活動的互動性,不論政府或民間機關、對象從小學至大專的教育階段,都經常舉辦類似的障礙體驗活動,希望能夠讓人們了解障礙者的辛苦與不便,對障礙者更加友善而願意在生活中給予協助。 特殊教育法45條規定高中以下學校需要設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特推會負責進行無障礙和特殊教育宣導工作,包含身心障礙體驗的形式。隨著臺灣在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PD)內國法化,為了回應CRPD第八條「意識提升」,各政府單位更是積極地鼓勵各種障礙體驗活動。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障礙體驗活動可以促進障礙權利意識的提升嗎?最近有障礙者開始對這樣的體驗活動提出質疑。知名主持人余秀芷,本身是輪椅使用者,就指出「體驗障礙生活僅是片刻感受生活的不便,卻難感受長期在處處受阻的環境中,內心真正的渴望。」(余秀芷 2017)。換言之,缺乏深思的設計與障礙者觀點的障礙體驗可能引導出「障礙好不方便,好可怕,身心障礙者好可憐!」的心得,無法真正瞭解社會環境、制度對身心障礙者造成的「障礙」、壓迫以及歧視,也很難進一步透過腦力激盪思考可行的支持策略。因此,障礙體驗的效果能否確實提升人們對於障礙與障礙者的理解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障礙體驗(disability simulation)是透過設計好的情境,讓非障礙者體驗身體有障礙的感覺,目的在降低對障礙者的偏見。圖片來源:花蓮縣政府教育處,https://goo.gl/ceWkRv。   一、失真的障礙體驗設計、缺乏社會模式觀點 障礙體驗的效果在國外障礙圈也引起許多討論,美國障礙權利運動者Emily Ladau(2014)就認為「障礙體驗用以提升大眾對障礙的意識(awareness),似乎將障礙看做一個特殊的問題。這樣短時間的模仿和體驗並無法讓人真正理解到障礙者的生活和處境。」和余秀芷所提相似,Ladau認為環境、社會心態所構成的障礙並不能以短時間的、簡化的體驗引發同理,只是繼續用健常人(abled-bodied)的角度去看待障礙者,無助於障礙權利運動的推進。 French(1992)認為障礙體驗的問題包括:缺乏實證、失真的規劃以及將障礙歸於個人。 鮮少有實證資料證實障礙體驗真的改變了體驗者對障礙者的偏見,態度轉變的測量十分困難,而且在評估障礙體驗的成效時,也經常缺乏合理的評估方法。 針對障礙體驗的設計,常出現從健常人角度出發的障礙體驗設計,短時間、簡化的體驗會出現一些和障礙者日常不相符的情境。例如:模擬矇眼倒水。French(1992)提到他的經驗中視障者倒水並非難事。而這樣錯誤的情境模擬可能會導致體驗者對障礙者生活有錯誤的理解,體驗只促成了扁平、單一的印象,反而只留下恐懼、害怕,卻忽略了障礙者在克服障礙上的可能性。未來更加可能避免接觸障礙者甚至排斥與障礙者婚配共組家庭,因為障礙體驗的心得是「和障礙者生活非常不方便」。 障礙體驗讓參與者體驗了不便、困難,但是卻忽略了環境、社會因素所造成的障礙,障礙並非因為個人的損傷而導致不幸,從障礙研究的社會模式觀點看來,環境和社會才是造成障礙的主因。而這樣的概念在障礙體驗中卻難以呈現,只將障礙看作是個人的問題。   二、缺乏參與者者意願的考量以及活動的成效評估 Kiger(1992)點出了障礙體驗的一些風險,他認為在障礙體驗過程中的自願性、保密和壓力是障礙體驗中要考慮的風險。 障礙體驗在校園中,參與者是不是自願?身為引領者該不該強迫?但在課程要求上,學生大多有被強制參加的壓力。 障礙體驗經常希望體驗者分享感受,要求體驗者要陳述自己體驗後的想法和心得,但是要去深究自己對障礙的感想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並且要注重個人的隱私。 障礙體驗會讓參與者感受到壓力,事前若沒有詳細良好的說明或課程,模擬障礙的感受對參與者而言可能是備感壓力的。 換言之,不但障礙體驗的設計本身存有疑慮,體驗是否可以讓參與者改變對障礙者的偏見、體驗後究竟引發參與者對障礙的正面或負面觀感,目前亦無明確有效且獲得學界公認的評估方法,可以瞭解參與者真實的體驗與感受。障礙體驗作為一種身心障礙的宣導型態也許並非最恰當的方式。   三、障礙體驗需融入更多考慮因素 儘管French(1992)與Kinger(1992)已經對障礙體驗的活動進行批評,認為體驗並沒有辦法讓一般人同理障礙者實際遇到的困境。但是後來Hurst等人(2012)與Leo等人(2013)則針對這樣的批評進行障礙體驗活動的改良,並且進行實證性的實驗研究。其中Hurst等人(2012)測量小學生在體驗障礙活動前後對障礙者的接受度,實驗中的障礙體驗課程讓小學生嘗試模擬四種障別: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肢體障礙和學習障礙,自願者需要進行角色扮演並嘗試完成任務。實驗結果發現障礙體驗課程前後,小學生的態度確實改變,對於障礙者的接受度在體驗課程後相對提高,尤其聽覺障礙的接受度提升幅度最大。 Leo等人(2013)進行了質化研究了解學生在障礙體驗課程之後的心得,研究結果發現障礙體驗對每個學生所產生的影響是不一致的,的確有些學生在體驗後寫下「感謝老天我沒有障礙」這樣的陳述,證實了障礙體驗的確可能使得參與者得出對障礙的負面看法。也有些學生寫下「現在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或者「對這一切我還是充滿不確定」這樣的陳述。這顯示了障礙體驗所造成的影響和態度的轉變會因為個人成長歷程和環境之間的互動而具有差異。 有些學者嘗試在設計和操作上進行相對進步的障礙體驗。Burgstahler與Doe(2014)追蹤障礙體驗的實際案例,其中的操作方式是讓學生輪流使用輪椅模擬肢體障礙者的處境,透過長時間的討論和追蹤,瞭解學生對障礙的態度轉變。文中整理了幾項障礙體驗必須要注意的原則: 明確的目標,需要讓參與體驗者清楚了解體驗的目標以及操作的方法,讓體驗能夠依照核心宗旨進行而非娛樂。 自願參加,允許學生拒絕參與體驗,尊重學生的自願性,即便是觀察體驗的過程也會有學習的效果。 從系統層面和個人層面討論障礙者碰到的挑戰和解決方法,不只是將障礙體驗化約為個人的問題,而是去討論外在環境、結構所造成的障礙。 建立通用設計的價值,障礙體驗應該是尋求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不只是障礙兒童需要通用設計的精神和價值。 障礙體驗的過程中需要尋求障礙者的參與,無論是策劃體驗活動、提供意見或是引導。 提供讓態度轉向正向的支持。過程中可以鼓勵參與者提出想法,即便是負面的也無妨,但是需要培訓人員可以指出隨著立法和知識的改變之後目前對於障礙的觀點有哪些,讓參與者可以在體驗後帶著障礙的相關知識和對障礙權利正面的態度離開。 需要完整的討論及對於負面情緒的剖析,體驗活動不只是讓參與者了解障礙相關的正確知識,也必須承認障礙體驗可能造成情緒上的不舒服,要允許參與者在當下或事後的書面方式進行討論。 回應於障礙體驗的批評,模擬體驗似乎可以有相對進步的操作方式,包括讓障礙者參與設計、更貼近真實情境的設計、長時間的觀察,再加上良好的引導和完整的討論。如果沒有將上述因素一起放入障礙體驗的設計中,容易使障礙體驗成為一個膚淺的活動,讓體驗者經常抱著玩遊戲的輕佻心態參與活動,無法達到活動設計之目的。無可否認地,目前的障礙體驗侷限於肢體障礙的模擬,而較少智能障礙和精神障礙的模擬體驗,設計者還是必須要考量不同障別在體驗活動上的差異和局限。最後,在體驗活動的設計上考量參與者的年齡而選定相應的目標及活動安排也是相當重要的。 作為推廣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宣導型態,障礙體驗的效果存有疑慮。同樣的,社家署今年推出的著色比賽,是否能確實達到活動目的,也仍待評估。圖片來源:社家署,https://goo.gl/FGioSg。   結語:如何讓障礙體驗達成體驗障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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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舉辦的世大運在充滿原住民圖騰的舞蹈展演中圓滿落幕,這次原住民選手在世大運得牌數更創下空前佳績,在90面總獎牌中有11面由阿美、泰雅、卑南與排灣的原住民運動選手獲得,包括滑溜冰的宋青楊、陳彥成、高茂傑、洪萬庭,舉重的郭婞淳,跆拳道的李晟綱、蘇佳恩,田徑的楊俊瀚、陳傑。原視、TVBS與各大報紙分別以「世大運原住民選手成績佳 米田堡血型引話題」、 「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超強?」「專家發現阿美族血統有全球第一的”先天優勢”」為專題報導。 打開台灣歷屆奧運原住民奪牌的選手,從1960年羅馬奧運十項全能銀牌——出身阿美族馬蘭部落的「亞洲鐵人」楊傳廣,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黃忠義,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王光熙,2012年倫敦奧運跆拳道女子銅牌——阿美族的曾櫟騁,2016年里約奧運會舉重女子銅牌——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郭婞淳,以及現在日本職棒巨人隊的阿美族好手陽岱鋼等,這些國際上揚名的傑出運動員,都具有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身份血統,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的論述又再度浮現。 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或是體能上的不同表現,是生理上的差別,還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他們透過不同社會、政治與歷史過程形成了今日的差異,還是被先天基因決定的結果?原住民傑出的運動表現,是特殊基因造成的先天優勢,還是後天環境養成的結果?1980年代之後隨著基因科技的蓬勃發展,這股科學知識與衍生的討論方興未艾,使得「先天vs.環境」的古老論戰再度捲土重來。新一波基因科技革命性的發展,也讓這樣的論辯更加棘手。透過世大運中再度浮現的「原住民運動基因」論述,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 【TVBS為「米田堡血型」做的專題影片之截圖。】 圖片來源:TVBS,https://goo.gl/b5AVJV ◎全球生物醫學化的發展: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重視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定序完成後,當時該計畫強調種族不具有任何基因基礎。因為該計畫發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99.9%的基因是相同的,僅有 0.1%的差異。不過之後短短幾年,相關發展卻觸動另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研究差異基因(genetics of difference)的科學研究快速增加,科學家關注的重點由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轉向追求那0.1%的差異,企圖在0.1%的人類基因差異上加以比較。因此,越來越多頂尖科學期刊,如:Nature、Science 開始透過科學研究提出證據,宣稱不同種族的人具有生物差異的基因標誌。這類科學研究認為關注人群分類的差異基因,強調以種族/族群為中介變項,是未來建立個人化或精準醫療的重要成果。特別是當代生物醫學強勢發展下,世界各地原住民被認為因為過去環境的隔離,擁有較純的遺傳組成,原住民基因獨特的標記逐漸成為世界科學家高度關切的焦點。 當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科學研究的重視,全球生物醫學影響的脈絡下,也形塑台灣的科學發展方向。一方面,九0年代台灣基因研究在國家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政府機構所資助涉及族群比較、起源的跨領域基因研究計畫明顯增多。另一方面,1987年台灣解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使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忌解除,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族群」概念的影響,台灣四大族群概念的出現以及以族群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越來越多「原住民基因」為題的相關科學研究計畫,從基因的角度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健康、族群間比較、與歷史起源。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政府機構(如:科技部、衛福部與原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與相關科學期刊的發表看出。這次世大運所引發米田堡血型的討論,不僅反映了生物醫學全球化趨勢,也凸顯原住民在台灣認同政治的地位轉變。 ◎什麼是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運動能力有關嗎? 這次世大運台灣媒體所大幅報導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的關聯,主要來自四篇的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科學研究成果。 Broadberry (1996)與馬偕醫院團隊指出,全世界不同族群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Miltenberger subtype III [Mi.III], GP.Mur)會有不同,在高加索人極為罕見,但台灣原住民卻有相當高的發生率。米田堡型基因表現型(phenotype)在台灣高發生率的三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分別為:阿美族 88.4%、雅美族(達悟族) 34.3%、卑南族 21.2%,阿美族比率幾乎世界第一。臺灣人口的整體平均比率則為7.3%。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米田堡的出現比率也很顯著:泰國9.7%、馬來西亞3%、越南6%、香港6.28%、中國南方4.3%(見表一)[1]。 米田堡血型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基因,glycophorin A 與 glycophorin B 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體的意思是,本來兩個獨立的基因(GYPA跟GYPB)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成單一基因(GYP.B-A-B)。這個混和基因表現出的蛋白質,在序列銜接處(Mur)具強烈抗原性(即比較能夠誘發抗原與抗體的反應),故米田堡血型又稱GP.Mur。這樣的研究主要是應用在輸血安全的檢測,因為約有1%的台灣人體內就帶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異體抗體,病人輸血前做的交叉試驗,防止這些帶有抗體的病人會輸到米田堡血液,避免溶血性輸血反應[2]。從輸血安全的檢測。後來又怎麼會應用到原住民的運動基因? 2015年科學研究團隊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比較米田堡和ㄧ般紅血球膜上的血型蛋白聚合物,發現米田堡紅血球膜上有明顯更多的帶三蛋白(band 3)。帶三蛋白是紅血球代謝二氧化碳不可或缺的蛋白質。因為米田堡紅血球有較多帶三蛋白,科學研究推論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速度或量(capacity)應該高於一般紅血球。體外實驗發現,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能力,能在體內CO₂含量高時(例如劇烈運動)擴張。研究者並由此推論帶米田堡血型的人應該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因為阿美族人帶有極高比率米田堡血型,因此懷疑很多厲害的運動員都是來自阿美族,有可能與呼吸代謝機能有關。[3] 從「A與B的相關性」到「A與B的因果關係」,我們必須小心推論上的錯誤。事實上,科學研究成果僅發現阿美族人有較高比率的米田堡血型,但不代表所有阿美族都具有米田堡血型,米田堡血型也可以出現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此外,科學研究也並未證實帶有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米田堡血型的人與各種運動專長是否有關。這些僅是研究者假設,未經證實的科學命題,媒體就直接以「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這樣誇大的標題,斷章取義的建構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本質論的理解——將某些人群特徵、行為展現視為先天遺傳,不是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台灣,媒體的報導往往是大眾獲取科學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果式歸因的標題更可能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基因決定論的認知。社會學家Hanna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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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氣概的轉換:男性口腔癌的個案分析

林東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長久以來「男子氣概」成為受批判的概念,一方面,過去研究發現男子氣概與攻擊行為、性騷擾、藥物濫用,以及不利健康等負面行為有關;另一方面,則因父權體制中,男人被視為是唯一有權處理男、女兩性性別認同的群體,且任何不符男子氣概的定義就被視為偏差。同時,男性也是父權體制中占有優勢且擁有權力的群體,將壓迫的性別論述強加諸於女性身上。如此看來,男子氣概似乎有利於男性,可在性別關係中藉由展現男子氣概以獲取利益。 實際上,男性亦背負社會期待的重擔,努力扮演具備眾人稱道的「男子氣概」,因為「男子氣概」是規範男人在各種場合展現合宜行為的重要依循和準則,亦使男人深怕自己看起來不像男人。對許多男性而言,常常以「男子漢大丈夫」和「男子氣概」的標準來評量自己與其他男性言行舉止是否合宜,避免自己免於被羞辱或排擠。換言之,身處父權體制、性別角色扭曲的文化中,女性受的苦是看得到的外傷,而男性則是內傷(王行,1998)。 不過,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主張以正向取向來理解男子氣概,藉由促進男子氣概的健康形式,以提升男性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換言之,男子氣概可以是男性維護個人價值、保持正向信念的重要因子。國內口腔癌患者以中、壯年男性、藍領勞工朋友占多數,口腔癌被視為一種勞動階級的疾病。同時,罹病前抽煙、喝酒、嚼檳榔、重交際應酬等種種行徑,亦被視為男子氣概的負面展現。然而,與他們接觸過程發現,其罹病後男子氣概有了正面轉化,工作、人際關係或家庭生活也有正面的發展。因此,本文嘗試從與男性口腔癌存活者互動的經驗中,耙梳男子氣概與個人心理健康關連性,指出當中男子氣概轉化的重要關鍵,即是當男人從工作職場走回家庭,便有機會能從中找到自身對男子氣概的看法,活出真正身為男人的自在和自信。  國內口腔癌患者以中、壯年男性、藍領勞工朋友占多數,口腔癌被視為一種勞動階級的疾病。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goo.gl/cDt2Wa。   一、罹病前的男子氣概展現 Connell(2005)將男子氣概分為霸權型、從屬型、共謀型,以及邊緣型等四種類型,其中又以霸權型男子氣概居於主宰和上層位置,特徵包括主宰關係、參與競爭、具侵略性、身體優勢、禁欲主義、異性戀、厭惡女人等。霸權型男子氣概也是唯一被接受的男子氣概形式,相對於其他類型具文化上的崇高性,男孩與男人則被鼓勵或要求努力讓自己具有此種形式的男子氣概。同時,男性為維繫自身在此階層的位置,須表現異性戀偏見、恐同、反女、厭女等作為,避免與男同性戀者一樣被邊緣化,落入男子氣概階層的最底層。 最典型的霸權型男子氣概的代表人物是指受教育、上階層的歐裔美國男人;相對地,弱勢的男性則透過其他方式來展現男子氣概,彰顯粗獷、豪飲、蠻勇或逞兇鬥狠等傳統的陽剛氣質、挑戰權威或公權力,而被稱為邊緣型的男子氣概。本文所論述的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多為勞工階級,在工作後與三五好友應酬,展現抽菸、喝酒、說黃色笑話等男子氣概的行為,他們自述罹病前認為男子氣概就是有責任感或擔當、重人脈、好強、侵略性、自負、以自我為中心、不怕事、氣魄、具正義感、大男人、體格壯碩、外表體面等特徵,同時,也包括不被社會所接受的行為,如抽菸、喝酒、吸毒、家暴、打架、出入聲色場所等。 雖然,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對男子氣概抽象特徵的描述不多,但他們不僅提到罹病前以工作和人際交往為主、忽視家庭的生活型態,也深入且自然揭露罹病後的影響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包含過去風光或荒唐的事跡和罹病後的自我省察與行為改變,伴隨著口腔癌存活者回顧罹病前後展現男子氣概方式的轉變,明顯覺察到其情緒的起伏與波動,甚至有些受訪者眼角泛著淚光。   二、癌症對男子氣概的衝擊 口腔癌對男子氣概造成衝擊的來源包含喪失工作和人際。在工作方面,男性口腔癌存活者表示離開讓自己獲得成就感、肯定自我,以及追尋人生目標的工作職場,頓失生活重心和人生意義,更進一步影響人際互動網絡和家庭角色。由於工作是表現男子氣概的重要生活範疇之一,在某些文化中,男子氣概與身為負擔家計者息息相關。因此,一旦男性無法再為家庭提供經濟、證明自己的男人本色,將衝擊原本男子氣概信念,亦影響其男性認同和自尊,出現焦慮、恐懼、或自我否定等適應困難。 人際網絡的萎縮亦造成男子氣概的衝擊。男性口腔癌存活者認為,在生疏或陌生的人際互動中,檳榔被視為可與他人建立人際互動、親近某社會網絡、化解人際隔閡、或有利工作協商的媒介物。在熟識的人際互動中,如與同事或朋友一起從事娛樂活動,抽菸、喝酒、嚼食檳榔代表著休息、放鬆,以及提升樂趣的催化劑。因此,一旦戒除菸、酒、檳榔等共同習性時,意味著原有人際互動方式和網絡的轉變,其認同與歸屬感亦隨之消失。即便戒除菸、酒、檳榔的行為對健康有益,但也失去過去的人際互動網絡。 此外,有些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過去人際互動與工作範疇重疊性高,當失去工作時,人際互動便受到影響。於是,一旦退出職場就面臨工作與社交的雙重退縮。工作在男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也是男子氣概認同的主要基礎。因此,當男人失業、從事女性工作,或暫時離開職場回到家中照顧孩子時,都將對其男子氣概產生重大挑戰。王行(1998)指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是跟女性相反,需要回到他的家庭。因為長久以來,男人的生命意義被定義在外在的成就和他的工作上。因此,男人回到家庭參與子女成長、婚姻關係以及家務事,才有一種新生命意義的體驗,並從家裡獲得平安、歸屬。  人際網絡的萎縮亦造成男子氣概的衝擊。一旦戒除菸、酒、檳榔等共同習性時,意味著原有人際互動方式和網絡的轉變,其認同與歸屬感亦隨之消失。圖片來源:https://goo.gl/Ga26HC。   三、男子氣概的轉化與韌性形成 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其男子氣概轉化與韌性形成之間關連性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從「夫權至上」,轉趨於「夫妻平權」,學習融入家庭生活;二是,過去重人脈、交際應酬和自我享樂的男子氣概,轉變為強調身為父親對家人的責任,積極尋求重返工作的機會;三是,原本追求競爭、刺激、冒險、侵略性等男子氣概,透過建立新人際關係而找到被社會接受的行為出口,也扮演傳承經驗和幫助他人的老大哥。   1.融入家庭生活的新好男人 男性口腔癌原本以自我為中心、自負和大男人等觀念和作為,不僅學習接納和肯定妻子的能力和意見,也參與家務工作。罹癌前生活重心以工作和人際互動為主,甚少參與家務工作和家人互動;罹病後因生理照顧的需求和原有工作與人際互動領域的萎縮,導致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在家中時間增多,原本一家之主的角色,也轉變成被照顧或依賴者,學習接納家人的意見。對於太太責怪因過去不聽勸戒除菸、酒、檳榔而罹癌,也都自我省察而自認是自己的錯,相較於罹病前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有所差異;同時,部份受訪者亦調整在家中的行為,增加與家人互動時間和協助家務工作等。   2.努力工作、栽培孩子的好爸爸 有一位口腔癌存活者原為警務人員,在發現口腔癌前二個月,因涉及關說案件遭到停職且司法訴訟纏訟多年。對於過去吃喝嫖賭的生活感到懊悔,目前生活重心放在兩個孩子身上,積極尋找工作,期望維持一個家,扮演好父親的角色。他說:「我現在可以把精神放在我兩個孩子,維持這個家,我不要把剩餘的精神花在有的沒有的……」。 另一位口癌存活者在生病休息1 年半後,考量自己年紀尚輕且有子女需要培養,擔心未來有經濟壓力,選擇重回職場。先前已嘗試做過燈管業務,但認為必須靠人脈、靠關說、不好做,因此,已轉業投入不動產業務。他說:「以前做檯子,錢好賺就比較捨得花錢,有賺錢沒有存起來的很多啊……現在有一些事情想做但不敢做,像開KTV、唱歌的,這個夜生活比較多我就放棄了,乾脆做比較正途的,因為怕太操勞,雖然那個比較好賺……賺不了錢沒關係啦,生活可以過就好了,以前都想說要趕快去拚,要去哪裡賺錢賺比較多怎樣的,現在不會。」   3.傳承經驗、幫助他人的老大哥 罹病後原有工作和人際關係網絡雖退縮,但有些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發展新人際關係、參與運動社團、俱樂部、宗教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等所辦理的各種教育學習或運動休閒活動。此新人際關係型態不同於過去以喝酒玩樂為主,不僅得以在被社會接受的正向管道中延續其追求競爭、刺激、冒險、侵略性等男子氣概,甚至心存利他心態而願意扮演傳承經驗和幫助他人的老大哥。如有位男性口腔癌存活者提到,「自己罹癌前蠻注重自己,要追求自己喜歡的感受,企圖心、執著力很強。以檳榔來講,我可以吃到開刀吼,這就是我這個人有很多惡習性,把檳榔當作好朋友,會想去吃,吃完了再吃,甚至不用刷牙用檳榔來刷牙,其實那是錯的啦!那有點刺激,認真說,每一個人好像都在追求一些刺激的事情。」癌症治療後,熱衷參與桌球聯誼競賽,他說:「年輕桌球選手很喜歡跟我討教啊,哈哈,你如果是高手的話,很多普通選手對你有一種向心力,他可以從你身上學習,如果你還肯去指導他的話。」聽說太極拳有益身體也參與課程,並又經介紹參與宗教團體的「重大傷病關懷班」,到處現身以自身經驗鼓勵病友,分享一些心得、面臨死亡的威脅。 另一位則提到過去人際關係以工作為主,經常應酬喝酒。當失去工作時,原有人際關係網絡也急遽萎縮。他說:「以前都拼(酒)到直接倒下去啊,要倒大家來倒,好像很有氣魄,其實真的很笨……交往的人全部都是工作上有關係的,不管是朋友還是客戶什麼都玩在一起,現在變成說工作上的人際關係變少」。不過,由於性格開朗、喜歡在人群中,罹病後主動發展新人際關係,彌補因工作而喪失的人際互動。他說,「我痊癒以後因為無聊到了極點,去補習電腦,就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同學可以聊聊天、打打屁,老師虧一虧也好。我也很想來這邊當義工,因為可以跟他們開開玩笑……上次病友討論會邀請我,我接到電話想說搞不好有好康(臺語)的,不會無聊,所以就去參加了……我喜歡看人家出糗啦,我都會吃個豆腐幹嘛,反正就耍耍嘴皮子這樣……可能是我從初中、到高中一直都當班長,當兵的時候也當班長,領導人慣了吧,我喜歡有人啦,那種感覺很棒」。 整體而言,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的男子氣概從原本重視工作和人際互動並展現「霸權型」或「邊緣型」男子氣概特質,轉而活出重視家庭和協助家務的「新好男人」形象。同時,當受訪者仍承擔家中經濟責任時,則期待能從事正當工作而不論該工作是否為典型男性工作,想努力賺錢養家、展現「好爸爸」男性特質。有些受訪者開展出新人際關係,以社會認可方式延續冒險、競爭、侵略性等特質,同時,展現利他助人行為,具有「老大哥」男人形象。   四、男子氣概的轉化:回歸家庭找到自我 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罹患口腔癌導致原有以工作和人際互動為重的生活型態受到衝擊,卻也意外地使其有機會回到家庭生活中重新認識自己,開展出不同於過去的男性形象。當然,這樣的過程並不輕鬆簡單,對過去習慣以工作和人際關係為重的男人而言,重新學習扮演家中男人的角色,除了自身願意放下過去對男人形象的堅持外,也需要旁人(特別是家人)的支持與鼓勵。 家庭是罹癌存活者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之一,其提供罹癌存活者包括資訊、情緒,以及工具性等各方面的協助。同時,家庭支持與罹癌存活者的生活品質、免疫系統、存活率亦有關聯性。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因罹患癌症而原有工作和人際互動受到影響,卻開啟男性口腔癌存活者回歸家庭、重新省視自身角色的契機。此時,家庭支持與接納是維繫男性口腔癌存活者的男性尊嚴,擺脫過去不斷追求成就和掌控、內心深處害怕自己不像男人的恐懼,並牽動男子氣概正向改變的重要力量,得以在家中找到適切且更像自己的男人形象,更加放鬆和自在地生活在日常生活各層面。   五、結論:男子氣概作為韌性因子的研究取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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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更信仰宗教嗎?為什麼?

范綱華/東吳大學社會系   女性更熱衷宗教嗎? 綜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主要傳統宗教,我們發現,不管在經典教義、教團權力結構、或者宗教日常生活的實踐規約中,女性通常都處於較低的地位;儘管如此,女性卻似乎比男性更熱切於投身宗教信仰。美國的Gallup調查早在1930年代就顯示,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宗教信仰更堅定、更會規律參加宗教儀式、也更熱切參與教會事務;而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類似的情形不僅發生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6年發表的跨國調查報告指出,一般而言,女性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得比男性更為虔誠。全球約有83.4%的女性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信仰宗教者的比例則約79.9%,比女性低了3.5%;女性比男性更會每日祈禱,有更高的比例認為宗教對自己很重要。由於類似的觀察結果經常在各調查中出現,有學者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會虔誠信仰宗教,是跨文化的普遍現象。 但真的是如此嗎?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中也發現,雖然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但在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為主要信仰的社會中,男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卻比女性高。另外有些研究進而發現女性與男性在宗教信念、儀式參與、祈禱靈修等不同的宗教參與面向上的差距並不一致,顯示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仍可能因為宗教的類別或參與面向而有不同。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 圖片來源:FT中文網,https://goo.gl/2AVdQV。   社會變遷調查中的女性宗教圖像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曾經提出一份宗教與公眾生活計畫報告,指出台灣的宗教多樣性指數排名全球第二,與多半以基督宗教為單一大宗信仰的歐美社會不同,因此,台灣社會中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情況可能也與西方社會有異。以下我們就以最近幾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結果,看看台灣社會的男性與女性在宗教信仰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首先,2014年的調查顯示,有91.3%的台灣女性說自己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宗教信仰的比例則是88.0%,兩者相差3.3%,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跟全球調查的比例也算接近。但是,如果將各種宗教群體分開來看,情況則有不同。從表1可以見到,雖然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多少都有差異,但真正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除了「無宗教信仰者」這個群體之外)其實只有基督宗教(包含基督教與天主教)與道教。其中,基督徒女性比例高過男性,而道教則是男性比例高過女性,顯示「女高男低」的信仰比例並非跨文化的普遍現象,甚至有的宗教群體內女性比例低於男性。另外,調查資料也顯示,雖然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常祈禱,但並沒有更常去寺廟、神壇、教會等宗教場所;顯示女性並非在各項宗教活動上參與的程度都高於男性。 表1 台灣社會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2014年)   解釋女性投入宗教的原因 談到這裡,我們知道「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高於男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普遍現象,至少在台灣,性別之間的差異會隨著信仰何種宗教、從事何種宗教活動而呈現不同模式。但是,如果就整體而言,僅僅檢視「有無宗教信仰」這個情況,確實可以發現,和世界上多數的社會一樣,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確實比男性高。那麼,為什麼通常女性會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呢?西方的社會學者經常提出兩種理論解釋:(1)結構位置假設:女性就業率低,較有時間信仰宗教,而因為無法就業而欠缺的成就感,也可以靠參與宗教活動來補足;(2)風險規避假設:女性比較不敢冒險,所以不願意冒著可能下地獄的風險而不信宗教。以下本文就根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看看這些假設是否可以解釋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的現象。 (一)結構位置假設:此派學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比男性高,是和女性較低的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關。也就是說,由於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工作時數一般比男性短,因此有更多時間投入宗教事務。另外,由於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低,比較難有機會經由工作獲得成就感和同儕歸屬感,因此,女性傾向以參與宗教事務來獲得這些社會心理報償。支持此主張的學者預測,隨著性別平權的進展,社會中女性與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將日益縮減,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也會逐漸淡化,最後終會消失。如果這樣的解釋符合台灣的現實,那我們應該可以在統計資料中見到下列三種情況:(1)無就業的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比有就業的女性高;(2)在同樣有就業(或沒有就業)的人當中,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差異;(3)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升,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比例的差距會縮減。本文根據台灣社會變遷2014年的調查資料做了以下的表和圖,來檢驗這些情預測是否出現。 表2 各種就業情況下,台灣社會不同性別的宗教參與比例(2014年) 圖1 台灣社會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1994~2014年) 從表2裡可以清楚看到:女性不管是沒有工作、兼職工作、或者是有全職工作,信仰宗教的比例都在91%左右,沒有顯著變化,可見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並沒有因為參與勞動市場而降低,不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期。再者,雖然在表2中,兼職工作者與全職工作者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呈現出顯著的性別差異,看起來似乎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但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在沒有工作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仍顯著高於男性;同時,沒有工作的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反而低於有兼職或全職工作的男性,這與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有工作者的宗教信仰比例會較低)恰好相反。因此,若將表2呈現的各項資訊合併解讀,結果會是:就業情況與女性的宗教信仰傾向沒有顯著關連,但是有就業的男性會比沒有就業的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 受過基本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大概都知道,個人的就業情況通常和其年齡與教育程度有關,而這兩個條件也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宗教信仰情況,因此,在探究就業情況與宗教信仰的關連時,至少必須將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影響考慮在內。但是,即使應用統計中的迴歸分析法將年齡、教育程度、家戶月收入和個人的就業情況對宗教信仰的可能影響都計算進去,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仍然比男性高;因此,社會結構位置假設並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現實資料的支持。 如上所述,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另一項預測,是當一個社會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宗教信仰的性別差距就會隨之縮減。但是,這項預測同樣沒有受到圖1所呈現的調查資料支持。從圖1可以見到,儘管從1994年到2014年,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45.4%提高到50.6%,宗教信仰所呈現的性別差距並未見減少。再次說明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主張沒有得到台灣社會調查資料的支持。 (二)風險規避假設:主張此觀點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較高,是因為她們比男性更無法忍受不信仰宗教所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男性比女性更傾向冒著不信上帝而死後下地獄的風險去追求俗世目標與成就,相反的,女性較不敢冒這樣的風險,因此會傾向托庇於宗教對於今生和來世的保護。至於不同性別在風險規避傾向的差異究竟是先天決定還是後天學習所形成,這一派的學者之間並沒有共識。 或許讀者已經發現,這種假設的立論基礎應該和基督宗教的一神信仰有很大關連。基督宗教的教義較強調人類無法自救,只有信仰唯一真神才能獲得救贖,得到永恆生命;因此,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後果相當嚴重。相對的,東方傳統的佛道教及民間信仰較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法,主張來世禍福乃由現世作為所決定,並不是非仰賴神明救贖不可,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信仰特定宗教,只要行善積德,就不須擔心死後會落入地獄。儘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中並沒有「請問你同不同意『不信神就會下地獄』」這樣的題目,我們無法直接測試風險規避假設的有效性;但幾可大膽預測,風險規避假設不適用於解釋台灣社會中的性別信仰差異。 但是,受到風險規避假設的啟發,我們可以嘗試用「是否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這個題目,來檢視對於來世的生命觀,是否能解釋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由於已知女性贊成此陳述的比例高過男性,且贊成此陳述者信仰宗教的比例也較高,因此,表3的設計構想是,如果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是由於不同性別者對此來世生命觀的差異所造成,那麼按照對這項陳述的贊成程度分組,我們可以預期見到:(1)「贊成組」信仰宗教的比例高於「不贊成組」;(2)每組之內男性與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很相近。 表3 依照贊不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分組,檢視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2014年) 如同表3所示,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的人信仰宗教的比例都比不贊成的人高,但不管在贊成或不贊成此陳述的群組裡,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都還是比男性高;其中在「贊成組」裡,性別差異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差異,並無法由這種來世生命觀所解釋。即使我們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法考慮受訪者的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家戶收入的影響,還是無法解釋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本文另外將問卷中「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作多會下地獄」這題拿來測試,也發現同樣的結果,顯示對於來世禍福的信念與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情況可能無關。   男女信仰宗教的理由 那麼,如果不能從既有的理論假設中,找到可以解釋台灣女性信仰宗教比例高於男性的理由,那下一步該怎麼做呢?或許,我們可以從現有的調查結果中探索,嘗試建立適合台灣社會現況的可能解釋。首先,我們可以比較男性和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看看能不能從中找到端倪。2009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詢問受訪者「為什麼會信目前這個宗教」,並列舉了八種理由提供選擇,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台灣社會不同性別者仰宗教的理由(2009年) 根據表4,八種信仰理由中,有顯著性別差異的,計有「尋求平安」、「了解生命意義」、「減少煩惱」、「尋求精神寄託」、「跟父母信的」等五項。女性選擇前四項的比例顯著大於男性,而男性選擇最後一項的比例則大於女性。根據這樣的性別差異模式,我們可以推論: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比較傾向於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男性信仰宗教的理由則較傾向於跟隨傳統(即:跟隨父母而信仰)。那麼,這樣的差別,能不能用來解釋女性和男性在信仰宗教比例上的差異呢? 依循上述對女性信仰宗教比較可能是為了「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的這項假設,本文將問卷中「請問你同不同意『宗教可以幫助人們避免可能會發生的災禍』」和「請問你同不同意『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這兩個題目做成表5和表6,來檢測不同性別受訪者對這兩項陳述的態度,能否解釋他們在信仰宗教所呈現出的差異。由於女性同意或相信(以下通稱為「認同」)這兩項陳述的比例都高於男性(而且不管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女性都是一樣),而認同這兩項陳述的人也都更傾向於信仰宗教,因此,如同本文之前檢測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與就業之間關聯的作法,如果這兩項陳述所蘊含的觀念可以解釋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那麼就可以預期在統計表格中見到:(1)認同這兩項陳述的女性會比不認同的女性有更高的比例信仰宗教;而男性的情況也會相同;(2)在同樣是認同(或不認同)這些陳述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和男性會很接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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