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巷仔口社會學

遊戲之外:Pokémon、隱私與國家安全

張耀中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系 神奇寶貝(Pokémon,現稱「精靈寶可夢」),為任天堂在1996年所推出的一款Game Boy遊戲。此款遊戲在當時風靡一時,而以神奇寶貝為主角的漫畫、卡通以及相關的週邊產品,例如遊戲紙牌,也紛紛被推出。從1998年起迄今,每年均有一部神奇寶貝的劇場版電影推出。而任天堂更於1998年設立精靈寶可夢企業(The Pokémon Company),專門負責神奇寶貝的動漫商品買賣、遊戲企劃開發等內容。 神奇寶貝誕生20週年之際,今(2016)年任天堂與精靈寶可夢企業,結合專門製造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遊戲的Niantics,創造出讓大眾為之瘋狂的Pokémon GO! 此一手機遊戲在2016年初於日本、澳洲、紐西蘭及美國等國家進行測試,2016年7月初,首先於澳洲與紐西蘭發行,隨即在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國推出。在臺灣與香港的民眾的引頸期盼下,此遊戲也在七月下旬於香港,而臺灣用戶在八月初也正式加入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員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國家,如中國、韓國與伊朗,基於安全理由,不願意開放Pokémon GO。 【全民抓寶的景象,跟廟會好像有點類似】 Pokémon GO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結合了神奇寶貝的魅力與擴增實境的功能。玩家可以在現實環境中補抓神奇寶貝,在商場(Pokémon shop)獲取神奇寶貝球與其他寶物,並可以在道場(gyms)中進行神奇寶貝的訓練與對戰。然而Pokémon GO並非是第一個擴增實境遊戲,Niantic Labs在2013年便已開發類似的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Ingress此一遊戲在推出時並沒有受到大家特別的重視,但它卻為Pokémon GO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相當的基礎。Pokémon GO遊戲中的道場與商店(Pokémon shop),均是Ingress 遊戲中的能量塔(Portal)的位置。兩款遊戲的設置,均與Google 地圖緊密結合,也因此這些道場與商店的位置,通常都是處於大家熟悉的地標,例如公園,商店或是觀光景點。不同神奇寶貝出沒的地點,也會配合現地環境,例如在海邊與河邊就比較容易看到水系的神奇寶貝。 ◎Pokémon GO衍生的新現象 Pokémon GO最早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澳洲媒體大幅度報導關於澳洲北領地警察局被神奇寶貝訓練者「入侵」的新聞。北領地警察單位更在官方臉書上說,民眾不需要進入警局便可以抓到附近的神奇寶貝「穿山鼠」(Sandshrew),更提醒遊戲者「穿山鼠」不會一下子就跑遠,因此過馬路時應該抬起頭看看兩邊,「安全的抓住所有的神奇寶貝!」(“Stay safe and catch ’em all!”)。 當然,Pokémon GO所出現的新狀況,不只有上述警察局遭「入侵」一樁。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Pokémon GO的玩家已經造成相當多的交通意外。澳洲維多利亞州就曾發生19歲的駕駛因為邊開車邊玩Pokemon GO而導致車禍的事件。該州政府也在此一事件後,設置了將近40個標誌,提醒用路者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抓神奇寶貝 (Don’t drive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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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emon GO、擴增實境與遊戲的社會學意義

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壹、前言:Pokemon GO、科技與人類天命 Pokemon GO已經是全球六歲到六十歲全民瘋迷的遊戲了,但仍有不少人聽到「遊戲」兩個字的直覺反應是「難登大雅之堂」、「無聊」、「太閒」等等。不過,Pokemon GO的全球轟動,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相關專業與學界人士從介面、敘事、乃至於製作團隊Niantic Labs的背景等等,來尋找Pokemon GO一炮而紅的答案。向來藉「壞事傳千里」來引起讀者注意的媒體,偏好報導諸如因沉迷而導致車禍的新聞(連憋尿也要責怪抓寶?)。雖說其間也不乏正面消息的報導,像是花東地區社運團體利用遊戲機制吸引人潮,並藉機宣傳反對193線道拓寬的訴求等等。此外,人潮等於商機,也不乏Pokemon GO專車、或是連鎖便利商店冰咖啡、茶葉蛋、冰棒大放送的消息。至於被Pokemon GO的動態消息洗板的臉友們,也分裂成不屑卻落伍與媚俗而幼稚這兩群人的對立。 有關Pokemon GO的新聞畫面。資料來源:https://is.gd/bq8ngd   面對一個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的新遊戲(科技)潮流,不管是贊成或反對,都迴避不了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連政府也開始考慮修法取締某些不當的遊戲行為,或至少公告警訊、禁止在某些區域玩Pokemon GO。日前連教育部都得召開會議研商因應對策。雖然像台北市立動物園便充分利用對Pokemon GO遊戲機制的掌握,搶得行銷宣傳的良機。 對我來說,過於簡化的歌頌或貶抑,都是落入了科技決定論的陷阱,彷彿某種科技就註定只會造成一種方向的影響。但反過來以為科技本屬中性,其影響端視人們如何使用的觀點,卻也容易使人輕忽個別科技的特性,錯失藉由細緻的理解,來尋求適切使用該科技的機會。 人們對宇宙秩序之謎的探求,自古即表現在神話裡。神話學(mythology)即是宇宙學(cosmology)。Prometheus與Epimetheus這兩位泰坦巨人兄弟的故事,告訴我們缺乏本能的人類是源自弟弟後知後覺的過失,但哥哥盜火者給予人類的禮物也顯示出,人類雖缺乏本能,卻因此以其有能力使用工具而有別於其他動物。亦即,人類的自我了解與科技脫離不了關係,用哲學家Heidegger的措詞來說,人類與科技(技術)的使用之間是一種本質性的天命關係。而在當代,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最核心、影響力最深遠的技術,即是網路與行動電話等資訊通訊科技。Pokemon GO浪潮的形成也與此密切相關。 正如汽車發展所顯示的,人類對科技風險的認識與因應總是落後於這些技術的發明與推廣。因此,後視鏡的發明遂相應而生,但應該安裝的數量與位置,必然得透過長期研究與經驗累積之修正。接著,也因為視角範圍大小的重要性提昇,駕照考試前的體檢,也就有了新的要求標準。無論如何,影響力越大的人越有義務承受批評,科技也是如此。Pokemon GO以其知名度所招致的批評,當然和其風行有關,任何科技皆有風險,但影響力越大的科技,相應的風險也就越大,引起的疑慮也越大。基於Pekemon GO所引起的熱潮,也基於資訊通訊科技與當代人類的密切關係,對相關現象的紀錄、分析與檢討,將是資訊社會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甚至是年輕的學生們大展身手的機會。 其實不只是Pokemon GO,廣義的資訊社會研究皆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年輕世代較有機會做出先前世代所無從介入的經驗研究。這在整個學術領域來說,都幾乎可說是前所未見的。以社會學為例,不論是都市、階層、教育、組織、人口、家庭等等,擺在學生們眼前的不只是長久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與大量文獻,即便比較這些領域的具體經驗,年長的老師們總是都有比年輕的學生輩有更多的實際接觸。亦即,不論是在學術研究能力、專業基礎知識,還是實際經驗上,年長世代都有年輕世代所不及的優勢。但在資訊社會研究的領域,或許受限於生涯階段、身分,或是對這些掛網、玩遊戲等「無聊」活動的輕蔑,先前的世代對於這些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應用,幾乎都沒有原生於數位時代的年輕世代那麼熟悉。從而,學生們至少在實際經驗上就佔有了優勢,甚至在相關研究成果方面,也因為現象過於新穎而較少既有的累積。因此,只要年輕世代在學術研究能力方面能虛心向學,很容易就會做出具有參考價值與開創地位的研究成果。隨著Pokemon GO的盛行,我們很快已看到不少有參考價值的分析與評論是出自年輕世代之手,甚至還反嗆出席會議研商對策的所謂學者專家。 筆者雖非神奇寶貝的世代,但在過去將近三年期間,身為Pokemon GO的前身Ingress的玩家與研究者,此刻也投入Pokemon GO的玩耍/研究。所期待的,也是不要僅僅作為一位外在、浮面,只能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來從事資訊社會研究的研究者。在本文中將應用過去在相關研究領域所引用或發展出來的理論觀點與概念,先從遊戲在人類社會中的(無)意義著手,接著解釋AR遊戲的開創性,最後再藉由與Ingress的比較,來幫助大家更具體細緻地了解Pokemon GO的遊戲機制。也希望能以此認識為基礎,來激發社會大眾對Pokemon GO潛力的想像,或許有助於降低其負面影響,發揮其正面效益。 貳、遊戲的嚴肅性與人類文明進展 遊戲之所以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或「無聊」,是相對於某些「嚴肅」活動的價值標準衡量下之結果。仔細想想,這背後其實是功利理性的利害計算。社會中少數人的玩遊戲行為,或許還比較不會對主流社會形成壓力。但當多數人即對此「無聊」遊戲俯首稱臣時,必然會激起批判性的反彈。但遊戲真的就只是無聊的遊戲而已嗎?閒暇與無聊真的是如此缺乏意義、浪費生命嗎? 遊戲當然與閒暇密切相關,因為遊戲就是在例行的日常生活之外,切割出一個自成一格、有自身意義脈絡的場域,這可能性需要「有錢有閒」的社會經濟條件。即便奧林匹克運動會也是遊戲,其中的競爭與突破,也擺脫不掉科技研發與背後經濟資本的影響。但遊戲的意義卻也不來自遊戲之外的真實世界及其慣常的利害計算,而只在遊戲場域之內與玩遊戲這件事情本身。脫離這個脈絡,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何把球踢進球門、投進球籃到底有什麼重要性?但或許大家並不知道,學術(scholar、scholastic)這個英文字的字源,就是閒暇,這令人意外的親近性,打破了學術對意義的追求與遊戲的缺乏現實意義兩者間的區分。進而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閒暇與遊戲就如同學術活動一樣,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要關鍵之一。事實上,早在一九三零年代,荷蘭學者J. Huizinga就已經寫作《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藉由此一概念與智人(Homo Sapiens)和工具人(Homo Faber)的對照,來凸顯遊戲在界定人類本質的重要性。他還主張,文明的進展未必來自孜孜矻矻的功利追求,而往往是在既有的世俗觀點下,看似無意義的行動、思索與提問的結果。 荷蘭學者J. Huizinga的作品《Hom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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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上河圖 -- 社子島地景敘事體的實驗性建構

康旻杰 /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Once you’re a parent, you’re the ghost of your children’s future.   -Interstellar, Christopher Nolan, 2014 1.敘事開展 當我們開始構思社子島的地景敘事,學生率先想到的是島上大廟坤天亭福成圓醮的放水燈儀式。其中一晚是從島頭公園放流的蓮花燈,最末一晚則因潮水走勢而移駕到關渡口施放的水燈排。「水路悠悠迎義魂,燈光熠熠接陰客」,豎燈篙放水燈,乃為邀請陸上及水上魂靈到陽間接受普渡。圓醮之夜,坤天亭廣場早排滿供品普請好兄弟,中壇元帥聖駕前,道士行傳統「禁壇結界」儀典,破穢消災,防制邪崇。廟旁的大姐阿姨們則不斷烹煮料理,隨時提供香客伙食。在神、鬼、人之間,水燈從人世陸地流入蕩蕩河水,再由水體上的漂浮微光引領回返魂魄,穿越真實道路與敘事路徑的邊界,串起島的獨特身世。 當所有關心社子島的焦點都集中在iVoting選項與結果、46年禁限建下的開發延宕、區段徵收的抵價與容積分配等都市計畫議題,除了繞島一圈的腳踏車騎士,很少人真正進入社子島,認識這處台北化外的真實居民與生活。市府的在地溝通,為的都是未來開發重新分配的利益問題,問卷調查大多是冰冷的問答。技術官僚的操作,只關乎刮去重寫的都市計畫圖上空間配置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所有的基礎資料,從歷史到人口、從生態到交通,都為服務計畫內容的正當性。過去數十年一談再談的規畫願景,對多數社子島人已趨無感,無論運河或曼哈頓社子,都不如河岸船屋或廟口樹下一壺濃茶實在。但很少看見規畫者真心想坐下來,和居民一起吹河風配口茶或故事。依循規畫流程進行了基地分析,最後卻可能失去田野。 初訪社子島,經常驚於高密度的大小廟宇,其中不乏祭祀無主之魂的陰廟或同祭神鬼的廟寺。位處台北盆地主要河川匯流之感潮與洪泛敏感地帶,順河泊岸的外來「角色」與拓墾深耕的聚落宗族,本就存在著可意識卻不時變動的邊界(border),不僅是空間的領域區隔,也是時間甚或陰陽的分際。作為城市邊界的社子,實則為一具特定疆域的邊境(borderland),內含豐富而歧異的棲地/聚落及微觀的社會關係。從更遠的視角審視已成半島但又被城市防洪牆排除在外的社子,既是某種水陸之間的生態交錯群落,也是城與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文化交錯群落(cultural ecotone)。交錯群落伴隨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是由緊臨但相異生態群落交疊碰撞於邊緣地帶所產生的環境效應,通常外顯出更密集的生態多樣性,看似缺乏人為控制秩序的交錯群落,反倒是多元且具有強適應力的物種所集體形塑的地景形式(Odum 1997)。 在社子交錯群落內,聚落生活的民俗本源緊扣著地方傳說、神話、儀式祭典、和水岸農漁活動建構的空間佈局,不僅強化某種可感知的感覺結構,也延展出社子島地景敘事的特殊情節。以坤天亭主祭的中壇元帥三太子李哪吒為例,哪吒之於社子,好比屈原之於河對岸的洲美,將治水神話的傳奇根植於地方的深層潛意識,隱喻河岸聚落居民對臨水的恐懼與渴望。傳說中的哪吒,既是能生波抑浪、擊潰龍王太子的天縱「兒童神」,也是最終剜肉還父、刮骨還母,乃至魂魄脫軀飄蕩的天遣之子。太乙真人雖施予蓮花化身,重塑肉身,但亦如葉俊谷(2005)所述,其「肉身成聖的過程伴隨著不斷的死亡,生與死的辯證,陰與陽的轉化」。他與生俱來的「乾坤」圈、「混天」綾,也暗示了神人「陰陽相生相剋」的「道體」;哪吒,是混沌(chaos)或太極的化身,也是穿梭于陰陽邊界的閾限(liminality)象徵。 自1970年被「士林、北投主要計畫」和「台北地區防洪計畫」指定為「限制發展區」而禁限建的社子島,既是在「懸置」(suspension)及「間界」(in-betweenness)之中自尋生活維續機制的「空間囹泊」(spatial limbo, Kang 2010) 狀態,亦是閾限者(liminal personae, Turner 1969)舊有身分認同溶解、卻依舊等待始終未臨之果陀的曖昧階段。空間向度的邊境或時間維度的閾限,往往相互指涉,勾勒出社子島懸而未決的法外與過渡處境,甚至如哪吒表徵的「陰陽和合」秩序。在都市速度與開發的夾縫中,社子島與都市計畫的理性秩序脫鉤,但持續的每日生活彌補被都市歷史敘事排除的語境,竟又自成道體。地方人之氣味生猛直接,不世故矯飾,對待外人如社之子民。而快速道路外的台北城如何能理解這天生桀驁、卻良善天真的兒童神之域?遑論馴服? 藉由坤天亭圓醮的蓮花水燈作為魂魄回返的容器,社子島地景敘事出現了一個尚未跨過忘川、隨水燈召喚重返社子的「義魂」。作為一組外來的地景詮釋者角色,我們刻意朝向多元詮釋地方既有的文史素材、複數表意敘事者缺席的文本。每個封閉結局的敘事體 - 無論大歷史或微敘事,勢必涉及被忽略或排除的主體,尤其為深化內部認同而建構的壟斷性歷史,經常在不均等的社會關係中成為穩定權力結構或治理的工具。我們乃嘗試以開放敘事的文本,建構此「義魂」的角色,並徵得當事人R同意,凸顯他在社子島的真實處境。R的母親原是社子人,外嫁後不久成為單親,便帶著孩子回返社子。R從小在社子長大、生活、就學、並成家立業,但一家人始終是無地無殻、向親戚租賃屋殼居住的在地居民。他的三個小孩也都和他一樣在島上富安國小福安國中就學,完全認同自己的社子人角色,但在未來「生態社子島」的規畫,他們一家的居民身分將被地產開發商的地主股份取代。在市府以區段徵收為手段的明日社子島願景,他們數十年來的居住事實不被認可,可能淪為無租購屋能力可返回島上的漂流者。如無主之魂。 鬼魂(ghost)在社子島的民俗並非全然的禁忌。學生提到一部乍似十萬八千里遠的科幻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影片中的小女孩在房間中發現許多異象,以為鬼魂顯影,末了才理解是她參與外太空計畫的父親從遙不可知的未來穿越可摺疊的蟲洞時空(Einstein Rosen Bridge),回到地球為她提供拯救人類的線索。這部企圖以物理的多維時空體系整合重力與量子物理的奇幻電影,紮根於親密的父女關係,最終具現了片中父親對女兒所言的一句話:「一旦你為人父母,你終將成為兒女未來的鬼魂」。父女歷經不同物理時空經驗後,以各自進展的歲數重新會面。我們借用星際效應的鬼魂想像,以島上真實人物為關照及觀看地景視角,依此開展一非線性且交織不同敘事向度(包含歷史、記憶、神話、事件、影像、戲劇等)、空間場景、與地方政治的地景敘事體(landscap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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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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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成績不該成為媽媽的考績:從家教看母職的實踐

高子壹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我曾長期擔任國中生的家庭教師,今日,便想以「家教」為題,來與讀者們討論在此過程中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台灣「媽媽」們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本文主要討論家教老師如何去分擔「媽媽」的工作,並調和媽媽在(嚴厲的)教育與(慈愛的)養育之間的矛盾。 【哪些家庭會幫孩子找家教呢?】 雙薪家庭聘請家教,主要是分擔學校留給家庭的教育工作,但自雇者與家庭主婦,都被認為有時間與心力親自教育孩子。這時媽媽經常需要使用「自己沒有能力」的說詞,來抵擋社會批評。 ◎媽媽沒能力,所以請家教?爸爸呢? 家庭主婦許媽媽住在新竹南寮,許爸爸的職業是工頭,女兒就讀的國小是個只有數百人的小學校,高職建教合作畢業的許媽媽,也曾試著自己教孩子,但: 我放了那個課本已經二十年了,光是國小的數學算式就完全不一樣啦,我們以前是直接乘,現在他們是漸進式的,建構式數學是不是很占空間?我們以前兩行就出來了,我以前光是教我女兒,我女兒就都是叉叉,因為根本不符合現在的計算方式啊,我說我們老師以前就是這樣教啊,她說我們現在教的跟你們不一樣啊! 如果媽媽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學以上,「證明自己沒有能力」會變得更沒說服力,為了賦予「請家教」正當性,媽媽們會把教學指認為一種「專業」。私立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施媽媽還是請了英文家教: …我不可能自己去教他,因為我覺得要教她要備課要自己準備東西,而且要有連貫性。 不過高職畢業、自營美髮店的魏媽媽不完全同意這段話: 她們認為說…尋求專業啦…但是我覺得啦…像我們從小沒上過安親班,我覺得至少他們功課都還可以的範圍,我很清楚地了解說,你哪一個部分是ok的,哪一個部分是不行的,你今天單子拿回來我就知道喔你這個部分出狀況了,考不好出狀況,那我針對你這個部分加強就可以了,我不用一題一題從第一單元到第十單元,每一個單元都一題一題這樣子幫你算過,幫你稍微整個run過,我不用這麼累,因為自己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帶,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弱點在哪裡,我只要挑你的弱點,這樣就可以了。 她這段話背後的隱含意思是,尋求專業不能當做媽媽的藉口,只要自己能力夠,能自己教就該自己教。魏媽媽的工作場所與住家在同一棟樓,子女放學後就到店裡做功課,魏媽媽可以邊工作邊看著他們,困擾許多家長的課程改革對魏媽媽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她是「跟孩子重頭一起學」,建構式數學與過去不同的計算方式,或是破音字的讀音,魏媽媽都不怕自己教錯。 魏媽媽第一次幫小魏請家教,是小魏小六時,為了要考國中英語資優班,請小魏補習的美語補習班老師來教文法,魏媽媽特別強調:「在這方面我自己沒辦法教他」。 ◎不清楚狀況的爸爸,卻是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在媽媽承擔大部分家務工作的情況下,爸爸們仍會以「解答問題」的方式參與子女的學業,不過效果不彰。例如曹媽媽是國小校護,她強調自己與丈夫都是採取「愛的教育」,不打小孩,以說理的方式管教。當初為了小曹要不要補習請家教,夫妻倆有許多的討論,在竹科工作的曹爸爸覺得不需要補充教育,有他就行了,但是: …我說好啊,你要教他,你也知道你兒子又這麼懶啊,你下班又那麼晚啊,你每次問你兒子有沒有不會,你兒子又說他都沒有不會,那怎麼教?…因為他又不怕爸爸,所以有時候爸爸講甚麼他又回嘴這樣子,不然就是很不認真啊,爸爸坐在書桌他躺在床上,這樣子在教,我說到底誰是學生啊,爸爸後來受不了。 臺灣有上嫁下娶的婚姻文化,在受訪家庭裡,爸爸的教育程度大都比媽媽高,又因為過去就學時,經歷過教育部「打擊惡補」的言論影響,在概念上,認為一個「優質教育」不需要市場上的補充教育來源,而是透過家庭與學校的密切配合。然而,學業指導要有效,需要長期的教學參與,扮演養家者形象的爸爸,苦於長時間工作之餘,還要配合子女放學、晚餐、做作業的時間,坐在書桌前教學。家教對他們來說,提供了一個方便、穩定、長期的方式,藉由家教費的負擔,外包「教育指導」的責任。 有趣的是,雖然家長可以透過市場外包家庭裡的教學責任,但家長仍然必須扮演管理者及督促者,證明自己不是不負責任。我訪問過的家教老師中,除了單親家庭外,沒有和學生爸爸接洽的例子。甚至有家教教了一年,學生的爸爸還不認識家教老師的,或是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但沒有一個家教老師沒見過學生的媽媽的。 【爸爸在教育跟教養的角色上,經常扮演具否決權的人物】 資料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show/article/miz/A1270890471 許多家教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與家教媽媽討論許久的課程內容,因為爸爸的一句話而被全盤推翻。家教老師們這樣形容爸爸與媽媽的教育分工: 爸爸比較有點像幕後黑手,跟我有比較直接聯絡的都是媽媽…… 我覺得媽媽好像是一個執行長,背後理念的是爸爸。決定權好像在爸爸那邊,媽媽一直在忙東忙西的感覺。 大部分來講,在教育這件事情,媽媽是代表一個督促者,爸爸比較像是一個精神代表。 有二十一年家教經驗的夏老師這麼說:「我常形容爸爸就是常任理事國,雖然媽媽比較清楚孩子的狀況,但爸爸有的是否決權,尤其是,很多家庭裡的經濟大權還是掌握在爸爸手上。」夏老師分享了多年前的家教家長曾講過的話:「如果不是我太忙了沒辦法教,哪裡輪得到你來賺這個錢?」 可是,大部分的母親,很難去完成這樣沈重的教育要求。夏老師認為這是「媽媽的困境」: 當一個學生她不想念書的時候,當然這個社會就會給他一個評斷,我們叫審判,就判斷說這個學生他求學是不行的,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樣的價值論斷論斷到家長身上去,那家長會怕,他們會怕這樣的論斷,他們會想要逃避這樣的判斷,所以當家長看到學生的成績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很緊張,緊張歸緊張,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所以他們就陷入一個困境,就是說,他們只能用他們從小到大、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去處理,問題是我們會發生一件事是說,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的家長說,你們要愛的教育,但是當問題出現的時候,你要開始從愛的教育變成鐵的紀律的時候,當然就會發生親子關係的衝突,這些衝突往往在小孩子青春期的時候發生,就是說,我到底是要把跟小孩子的關係撕破臉,那逼他去念書,還是說為了維持親子關係的和諧,放棄成績。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只是說他們找不到他們的平衡點…… ◎母職的困境:鐵的紀律還是愛的教育? 「教育」母職所要求的教學工作,需要諄諄善誘的說理能力,在我的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以及呂媽媽能熟練地使用這種文化資本。呂媽媽的職業是國小教師,她很清楚自己在學校的角色跟自己在家庭的角色是有區隔的: 那像家庭教育的話,像通常,我覺得啦,媽媽不應該當老師。我像老大的教育就是,我是她媽媽,我也是她老師,我後來覺得媽媽不應該當老師,媽媽就是媽媽,所以我會花一點錢請外面的老師,就是請家教來教她。…我覺得當你是一個老師的時候,媽媽當老師的時候,你就會用老師的眼光去看孩子,然後妳會把重點放在她的功課上,那我現在我的角色是,我注意她的健康、注意她的生活、注意他的飲食,可是我不太再去看她的功課,我不會看她的功課。 她們請家教的原因,是為了避免教學的文化邏輯與家庭的文化邏輯產生矛盾,以維持慈愛母親的形象。施媽媽也形容自己並沒「教育」子女: 我沒有教育他們啊…我並沒有特別針對她們的功課還是他們的…我並沒有特別去管…我跟我女兒講,妳在學校就是練習團體生活跟大家和睦相處,然後把你們班整個氣氛帶起來大家很和睦很愉快,好玩,那就好了,這是妳國中三年的回憶,那回家的家教就是你的功課,就是把這個做好,那我做的就是…就是媽媽嘛。 [媽媽?] 就是媽媽,弄給他們吃,然後…聽他們說話聽他們唱歌看他們跳舞,幫他們排課程。 所以施媽媽非常清楚,「教育」就留給家教老師以及學校老師,而自己要扮演的是一個撫育性的角色。但這種教育方式之所以可能,來自於說理的能力: 我跟我的孩子真的就像朋友一樣。我們可以打來罵去,我罵她她可以回嘴的這樣,可是回嘴要在合理的,就是你不能講髒話,妳不能…太情緒化的字眼,就是我跟妳講什麼,妳回嘴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是像朋友這樣子在對話,我待他們也像朋友一樣,並沒有特別,我從小到大好像…不曾打過小孩,並沒有特別去打過他們,那罵的話,像我這樣講話,我也不會開,也不會太大聲去罵小孩啦,所以並沒有,他們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太…太怎麼樣的事情。 有趣的是,在所有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與呂媽媽兩個人,以前的受教育過程中,是沒有被父母體罰過的。回想過去的教育經驗時,被父母及老師體罰的威脅感一直留在媽媽們的記憶裡,有的媽媽因此決定「不打小孩」,有的則是在教改提倡「零體罰」的論述下,希望能適度調整。但過去的經驗讓調整變得困難,因為她們不懂得其他的方法。 【新的教育論述是「愛的教育」,但是多少父母可以做到呢?】 陪我去做訪談的鍾媽媽說:「我覺得這[零體罰]根本就是讓老師棄械投降」。因為,在體罰/不體罰的選擇中,隱含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語言模式,鍾媽媽之所以認為「不體罰」等於要父母及老師「棄械投降」是因為,「不體罰」則表示,父母及老師必須使用說理的方式與子女溝通,這不只反映一套更為精緻化的語言符碼,也反映一種更民主的親子關係。但這種親子關係對於從小被體罰長大,或者原生家庭文化資本較低的媽媽來說,是一個需要學習的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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