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資源如何形塑工業資本發展:以日不落與日之出帝國的比較為例

從以前耳熟能詳的石油危機、前幾年的稀土禁運、到現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仍在進行式的湄公河奪水糾紛,環境資源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衝突的導火線與催化劑。沒有水,就無法滋潤土壤,無法蘊化作物,無法生產糧食,無法填飽人的肚子,飢餓使勞動力無法維續,也帶來社會動盪、擾亂經濟發展。任何人、社會、國家都不願承擔環境變遷與資源匱乏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環境及其資源做為人類與經濟存續的條件之一,不僅以災難、汙染等樣貌影響我們,也隱身在所有農工業生產活動以及生活的物質基礎之中。當18世紀後半英國邁向工業化後,整個世界也逐漸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各國在世界之中競奪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所帶來環境資源的差異,也使各國工業化的經驗大相逕庭,形塑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樣貌。

參與式預算中的陌生人

參與式預算在台灣推動數年以來,雖然對於參與式預算運作的研究不勝枚舉,組織者的角色則較被人忽視,然而組織者從頭到尾介入參與式預算的每一個環節,若想了解參與式預算的進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組織者的角色。作者以自身的經驗,結合陌生人(the stranger)與關係建構的觀點,說明什麼樣的組織者較能達到參與式預算的初衷,以及如何成為這樣的組織者。

「游」出舞蹈的社會學研究

舞蹈往往被視為神秘的藝術活動,它的即時性、難以重複、非語言的特質,在一種習慣研究政治經濟結構、社會條件作用與意義的社會學學術文化中,會被認為是社會科學難以掌握的研究對象。在我到英國羅漢普頓大學念人類學博士之前,完全無法想像我這種毫無相關知識背景的人,能夠完成一本研究舞團的民族誌博士論文。然而,在我書寫博士論文期間,卻驚覺過去從大學到碩士班的八年社會學訓練,其實在暗中幫助著我。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指出如何用一種跨領域的社會學視角來研究舞蹈。

飄浪酷兒:穿梭在短期停留簽中重組親密生活

去年5/17日同婚正式上路,全球知名報章頭條都是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在這種歡慶的時刻,很少人注意到取得合法同婚登記權的主要是本地同志伴侶,跨國伴侶因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因此,只有在外籍人士母國也開放同婚的狀況才有適用。該法第8條也規定該法之「適用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但因為法務部並未以函釋的方式解釋這項法令,導致只有伴侶的母國也開放同婚的國家才適用。這些已開放的國家大多集中在北半球先進國家,如荷蘭、法國、美國等27個國家。[2] 然而,台灣作為半邊陲國家的位置,我們透過移工契約引進東南亞移工,同時多數國人往中國、東南亞經商、旅遊,連帶引發的跨國伴侶關係[3]也集中發生在同婚未合法化的東亞或東南亞國家,導致國人和東亞、東南亞的跨國同性伴侶至今無法受到台灣的這部「亞洲第一」承認同婚的法律保障。事實上,不少跨國伴侶對於跨國同婚沒有一步到位也都相當錯愕。

路會怎麼問?從問路看台灣與德國陌生人的互動差異

「走!我們出國玩。」離開原本熟悉的國度,進入另外一個文化,這樣的浪漫開啟了我們的冒險,這當中享受的不只是空間上的陌生,還包含了人際互動方式的危機。為什麼說是危機呢?因為處在陌生的文化國度裡,所謂的禮貌與習慣的相處方式,可能都與自己所熟悉的方式不同,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對對方的動作,也不知道如何才是恰當的回應,糟糕的是互動的進行往往比思考快,所以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互動就已經發生,迫於當下情境的強制力只好按照自己習慣的模式進行,而這就是在互動中感受文化衝擊的開始。

信仰的創新與轉型:佛教為什麼走向人間?

從盛夏邁向楓紅的2020年秋初,聖嚴法師的紀實電影《本來面目》正在台灣各地公開播放,在這經歷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的一年,只見觀影者戴著口罩,檢測了體溫,如行禪般魚貫進入電影院,靜默觀照各自的本來面目。這位擁有博士學位的漢傳佛教禪師,以一位風雪中的行腳僧之姿,畢生歷經時代的變遷,從中國到台灣,再從台灣前往日本留學、美國弘化,在世界多地留下足跡,最終在台灣創辦法鼓山,推動漢傳禪佛教邁向現代化。他的生命故事,如一面透徹的鏡子,讓許許多多人回看自身。 為什麼一部佛教電影會在台灣社會激發起許多心靈上的共鳴?尤其許多觀影者未必是佛教徒,更不是聖嚴法師的弟子或法鼓山的信徒。聖嚴法師曾說:「我早早就立定了這一生的志向,就是做好一個和尚。」是否,我們在時代的洪流、現代性的快速發展列車中,共同透過這樣的一部紀實電影,見證一位捨離世俗而追求出家覺悟的「和尚」,可以在世界上發揮什麼作用?

南方的南方:行動作為倫理

在社會學眾多且永遠可再翻案的系譜中,韋伯的那句「社會學……是一種詮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之意義的科學」[1],無疑是最鏗鏘有力的話語之一。一個行為,是因為有了主觀意義的賦予,才變成了行動。若推到極致,意義,以及行動,並沒有終極的對錯可言,因其跟著個人信念、地位團體的價值與當下歷史脈絡的遞嬗,而隨之變遷。因而,對韋伯來說,研究社會行動的實證科學,也就是社會學,在實質上有別於法理學或倫理學等知識領域。因為,後者永遠念茲在茲地奔往最終可以剝絲抽繭、萃取出那真正「確實」或「有效」的辯證;而前者,卻視複數的意義本身為終極的價值,無須再汲汲外求。 追求意義的理解,使得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更有餘裕,以嫻熟「價值中立」技術,退一步客觀審視那些,以「常態」與「正常法律」的標準而言,各種看似混亂、極端與離經叛道的事情。正是由於對複數、多重且彼此歧異的意義之重視,使得社會學可能南方。(無須否認,許多學科,包含自然科學,它們內建的「北方」過於強大,因此在一百年之內,很可能是「南方」不了的。)

到拉薩擺攤去:觀光、浪漫想像與拉薩地攤的變遷

在現代化的浪潮之下,這個海拔三千米之上被稱為中國西藏自治區的地方也慢慢被納入世界現代體系,但是比起中國其他內陸和沿海地區,西藏的城市發展是緩慢的。這個時候有一群大眾旅遊先驅,從較為發達的城市進入西藏拉薩,從觀光中認識西藏,進而透過特定的方式和路線,逐漸在地方長出一股獨特的「新住民群體」。我透過2015年至2016年在拉薩八個月的田野觀察嘗試梳理出了拉薩的新住民群體是帶著什麼樣的觀光凝視進入拉薩,這種凝視又是透什麼樣的媒介、論述和實作被構建出來。進入拉薩之後,新住民們又是經過何種獨特又相似的居住生活和文化實作成為「拉薩新住民」。

沿線格差:日本軌道交通網絡的階級生活

在台灣的都會地帶,特別是軌道運輸路網相對完備的雙北地區,房地產價格與居住正義議題經常與軌道基礎設施的建立高度相關。不僅捷運沿線的房價保值,在要實踐居住正義時,也往往依賴軌道運輸路網,來實現郊區或社會住宅的居民的通勤需求。不過,由於台灣目前的通勤軌道系統大多受到政府管制,因此不同捷運沿線地帶的房價或都市發展,只是反映原有的區位條件或歷史結構,相對日本來說,台灣較少出現那種因為家住某條捷運路線衍生而來的社會階級地位。可是,在民營軌道運輸業高度發達的日本社會,不同的軌道交通網絡,會發展出風格殊異、甚或有階級差異的都市生活。

誰是我們?新冠肺炎、社會不平等與新社會契約(COVID-19論壇系列)

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的肆虐已經造成二次戰後世界各國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經濟衝擊(Kissler,2020)。首先是因為人流與交通管制所帶來的產業供應鏈斷鍊,形成供給面的震盪。接下來是因為封城,人們被迫或半被迫待在家中,導致了需求面的震盪。同時,影響的區域從中國,亞洲,擴散到歐洲美國,目前則繼續向非洲與南半球美洲擴散,全球經濟遭受重大衝擊。許多勞工被迫放無薪假,甚至被解僱失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削減開支,維持現金流(Financial Times,2020)。低薪勞動者與窮人的生計大受影響。世界各國原先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在面臨新冠疫情衝擊下更加擴大,甚至可能形成新的社會鴻溝(Wade,2020)。 弔詭的是,疫情控制成功的關鍵在於社會信任,社會信任的前提是社會團結,社會團結的基礎則是在於綿密的社會安全網(Marchal and Marx,2020)。新加坡日前防疫出現破口,就在於擁擠的移工居住環境,導致了群聚擴散的問題。印度也因為貧民窟不良的衛生條件與居住環境,出現防疫的問題。更不必說美國因為落後且零碎的健保體系,讓近貧階層蒙受了重大的健康與經濟所得損失,形成公共衛生的重大缺口。同時,新冠肺炎也對各國醫療體系的承載能力提出挑戰,測試各國醫療體系的健全程度與平時公共投資的成效。這次疫情是對於各國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政策運作效能的總體檢(World Bank,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