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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偶然開始:關於研究的一些反思

林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導言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在博士訓練過程當中,常常被人問到為什麼要研究這個題目?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準備了不少符合學術語言的答案,然而這麼多看似不同的答案,其實都源自於我的家庭生活,特別是高一那一年(1987/88年)冬天的記憶。 那一年,政府宣布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父母親也計畫在1988年初安排祖母回廣東東莞老家看看。當時因為祖母年紀(80歲)大了,他們先把祖母從屏東帶到台北,去台大醫院健康檢查,希望知道她的身體是否能經的起旅途勞累。檢查回來之後,母親轉述醫生的話,醫生說:「老太太,妳身體很好,只有一個小問題,如果妳還想要看到妳在大陸的兒子,就要把煙戒掉……」。就這樣,她突然戒掉抽了幾十年的煙,而且告訴我們,她回東莞之後,就不會回再台灣了…… 接下來的十多年當中,我們家就如同不少外省人家庭,在斷續的返鄉探親、大陸親友來訪、以及國內政治紛擾當中度過。我不知道當初祖母為何為了決定回東莞而戒煙,也不知為何住了一個月之後又回台灣?可是她在快過世之前,卻又不斷希望再回到東莞?我也不知為自己為了什麼原因,會在莫名的情緒激動下,與東莞未曾謀面的堂兄弟通信?我的困惑與焦慮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退,反而因為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末期的轉變更為加深。[1]   「田野」概念的啟發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困惑,或者只是想在單純的高中教師生活中增加一些變化,當清華大學在2000年暑假宣佈開放社會人士進修時,我在當時工作單位(竹南高中)的支持下,到清大社會所選修張茂桂老師的課程。雖然已經忘了當時的課程名稱,但課程內容相當程度的幫助我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特別是竹南小鎮的生活。想不到這種旁聽性質的進修,居然促使我在2002年向學校申請留職停薪,到牛津大學社會系進修博士。 在牛津進修期間,一開始並沒有打算以「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為研究主題,而是偶然的機會到了上海,拜訪了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之後的結果。在當時的黃校長裕城先生的協助下,我隨意的參觀校園並與部分教師與學生閒談,進而得知台商學校剛成立,非常缺乏具有合格教師證又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台灣人加入。想不到這個偶然的旅行,最後促成了我在2004-2005年,以東莞及華東台商學校兼任教師的身份,在東莞與上海進行田野調查。[2]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張茂桂著>> From: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0171 田野調查是一個有概略形式,卻沒有標準化操作模式的研究過程,相當程度受到研究者個人身份特質所影響。在兩所台商學校擔任兼任教師期間,我透過不同管道在校內外認識了不少台灣人與當地人,並參與了他們的居家生活。也由於我的伯父是東莞當地人,我在上海也有好友,生活常常是在「早茶/西餐/牛肉麵/酒吧/電影院」交替中度過,同時參與了移居者與當地人的生活,知道雙方對彼此的觀點。這些實際參與的過程讓我在日後進行學術發表時,能深入到其他研究者所忽略的面向。 這一年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經驗雖然豐富了我的生命,但是當中的情感投入也常使我心力交瘁。我雖然在2005年暑假離開上海回到牛津,2007年回到台灣工作,但對我來說,那一年的經歷已經成為生活中的重要部份,田野調查似乎從未結束,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持續進行著。這樣的互動關係,也讓我在日後寫作時,選擇以移居者的觀點,而非跟隨學術圈的偏好,作為我的主題。[3]雖然不願意成為「論文生產機」,但是2007年返台工作後發現,各種不同的耳語傳聞與評鑑壓力讓我還是必須盡快的將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上,要盡可能的在「學術圈的偏好」與「移居者的觀點」當中取得平衡,以下是我這幾年來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的發表。[4]   透過新的視野看待兩岸移居認同 首先在〈從居住空間看認同〉文章中,我試圖挑戰當時流行的「買房論」,認為移居者如果在當地買了房子就是認同當地。我從微觀的層次舉例,認為移居者即使在當地人為主體的小區買了房,跟當地人成為鄰居,他們鄰里關係依舊是「重台灣、輕當地」。大部分移居到對岸的台灣人仍然無意瞭解當地社會,更別說產生身份認同。[5] 當兩岸同屬華人社會,這種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疏離的現象,是否是因為兩岸政治差異所造成?也就是說,是否是因為中國大陸「比較不民主」,使移居者無意於在當地落地生根?我在〈情感因素的影響〉中表示,這種「民主與否」的論點純粹是若干學術工作者單方面的想像,並不對「定居與否」構成影響;相反的,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去中國化」的政治氣氛,促使一部份的認同「文化中國」的移居者選擇離開台灣。[6]不論是台灣的政治氣氛或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都顯示台灣人移居到對岸的現象,已經不能用常見的「經濟誘因」來解釋。 那麼這種「油水分離」的疏離現象,到底關鍵原因是什麼?我在〈我的美麗與哀愁〉一文中表示,這種疏離的移居經驗其實是移居者與當地人之間階層差異的結果。當移居者因為自身的能力經驗被高估而佔據較高的工作位置,得到比當地人高的工作報酬,進而培養他們所認定的高階文化資本時,當然不願意與他們覺得「次一等」的當地人,發展出深度的互動關係,除非事先已經得知,某個特定的當地人跟他們一樣也不是「一般人」。這種Privileged Migration的現象,顯示對若干有資源的移居者而言,跨國遷移也可能是向上流動的策略之一。[7]   <<我的美麗與哀愁電影海報>> From: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40986 隨著時間推演,台商研究也開始關注新世代的移居者。我在〈大學生〉與〈畢業生〉兩份論文中表示,隨著中國大陸若干城市與產業發展接近(甚至超越)台灣,新世代的移居者將會跨越「台灣/中國」二分法,形成一個以「海外台灣人」為核心,以當地實際生活空間為脈絡,超越地理疆界的身份認同。[8]這個不以台灣為核心的海外台灣人,更在我對雅加達的田野調查當中得到印證。當台灣政治圈與學術社群仍在爭論中國崛起還是中國崩潰時,雅加達的台商雖然對台灣政黨有不同的偏好,但對中國崛起卻有著高度的共識。他們認為台灣努力地藉由中國崛起獲得實質利益,而不是拘泥於空泛的主權,或形式上的名稱與對等。[9]   什麼是研究的本質? 曾有學生問我,還有哪些主題可以嘗試?要寫什麼樣的題目,才有助於未來申請碩士班、博士班,或出國留學?最近本校要求各系所填報年度資料時,除了必須填寫申請到那些研究計畫外,還必須寫上總金額。當今種種強調績效的選才或管理方式,造就了不少以滿足績效目標為動機的研究。這種「大學即工廠」的學術生態,讓我更想到博士班就學期間的指導教授Professor Anthony Heath,他必然是先對某個主題有了興趣,再去尋找可能的經費支持,我不曾看過他為了業績去申請經費,然後把時間浪費在自己沒有興趣的主題上。 所以最後想說的是,整個台商研究、中國研究或東南亞研究都有不少主題等待開發,需要更多人參與。然而研究(Re-search)並不應該只是為了日後升學就業所需,不應該只是為了達到各種績效管理門檻的手段而已,更應該是研究者不斷探索外在世界,以及藉由研究主題與自己內心深處互動的過程。 [1]. 感謝張茂桂老師的鼓勵,這段家庭經驗對研究工作的影響,可見筆者短文〈身在家鄉為異客〉,收於張茂桂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頁301-329,台北:群學出版社。 [2]. 當我寫論文時,會先想除了期刊審稿人外,可能潛在的讀者是誰?由於不同學術社群常對同一主題有相異(甚至相斥)的觀點或寫作偏好,研究者投稿時除了無可避免的「取悅」(或避免被攻擊)可能的審查人外,更應留意倘若論文刊登後,對當事人可能帶來的影響。因此我的幾篇主要的文章,在投稿前或刊登前,都曾請若干當事人讀過,確定當事人認可我在文章中的表述,即使這樣的表述內容可能不被當時的學術社群(或期刊審查人)所喜愛。   [3]. 關於這段感受,可見筆者短文“Emotions in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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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顏色的供應鏈:透過社會價值來創造產業升級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對紅色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近成為臺灣社會一個熱門的議題,這個用詞透過電視媒體和財經雜誌的傳播,也成為街談巷議日常聊天會提到的話題,一個月內我竟然在幾個不同的場合被問到「到底什麼是紅色供應鏈?」,甚至家庭聚會和久違的大學同學聚餐時,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不只這是一個被高度關切的名詞,問這個問題的人,都還帶著一股不解的恐懼。 「紅色供應鏈」最早來自於2013年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中國在全球電子資訊產業的位置,已逐漸脫離只是提供勞力密集的末端組裝工作,美國的蘋果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廠商提供iPhone的零組件,構成其全球供應鏈的正式成員,並可能威脅到原先在此供應鏈上臺灣、日本、韓國等廠商的地位。其實,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早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是台商接單,台商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部分,現在則是中國廠商開始有能力可以自行接單、生產,有機會取代過去台商的角色。 【除了紅色警戒,我們是否考慮過其他顏色的警戒呢?】 資料來源:farm9.staticflickr.com/8213/8435717056_02ceac96f4_o.jpg 臺灣電子資訊產業在全球分工所佔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經被譽為「矽屏障─臺灣最堅實的國防」。若從產業競爭的層次來看,廠商投注研發,以成本和效率爭取訂單,本就是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也是必然的結果。但問題是中國以國家級的戰略行動,扶植電子零件供應鏈,例如,制訂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必須至少有三成是向中國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並透過國家的支援扶植中國特定廠商,提昇技術與生產規模,目的就在取代臺灣廠商在國際品牌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場完全自由競爭的賽局,經濟只是手段,政治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恐懼的是「以商逼政」。我們在和日、韓、或甚至東南亞國家在競爭的時候,即使這些國家分別都被標示一種顏色,頂多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識別,是不會產生同樣的反應。 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威脅,產業界或政府相關部門的討論,從產業競爭的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往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並強調政府應該介入並大力扶持。但當大家只期待政府發動「積極作為」之時,強調的是經濟理性或政府的角色,但我們應該將社會的思維也帶進來。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商品的供應鏈就是生產與銷售的過程,牽涉到環境資源、物料生產與勞動力,這些並非發生在真空狀態,而是在社會制度或權力的脈絡下運作的。第二、研發創新必須經濟發展兼顧社會永續,不能侷限於單面向的思考。 ◎「全球商品鏈」概念的啟發 供應鏈在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的領域,著重物流與製程管理,重視的是成本和效率。但經濟的運作不能抽離社會脈絡或忽略社會基礎,我們在思考因應紅色供應鏈策略的同時,應先認識供應鏈運作的社會機制,並開發多元創新的可能性。 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是由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的Gary Gereffi教授在1990年代針對商品生產製造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分析概念,之後則是使用Global Value Chain(GVC)。所謂的「商品鏈」是指「一個商業成品的勞動網絡和生產過程」,形式上和企業管理或工業工程所指涉的供應鏈類似,但商品鏈強調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權威統御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是決定供應鏈的機制。在一條商品鏈當中,決定金融、物料和人力資源如何配置和流通的流程,純粹由價格決定的買賣交易,也就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只是廠商之間關係型態的其中一種。供應鏈的廠商之間合作與生意往來,有不同程度的權力關係型態,它受到主導廠商控制協力廠商的程度、以及協力廠商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Gereffi指出,當商品鏈的領導廠商在商品鏈上面具有越高的統御權力的時候,這個品牌廠商就能夠設定標準規格與指導原則,甚至可以做到比法定標準更嚴格的地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到這類廠商主導的商品鏈,就有機會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或管理策略,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 本人當年拜師Gereffi門下,學習的正是後進國家產業升級的招數,這也是商品鏈理論在臺灣較為人知的路數。其實商品鏈的統御架構分析,也提供了從主力廠商下手,促進社會進步的可能性,這部分在面對臺灣當前的挑戰,更有啟發作用。以買者主導的商品鏈為例,具有控制行銷管道的大零售商如Wal-Mart, GAP, Tesco或Nike等品牌,掌握強大的購買力,因此對於旗下訂單的供應商,就具有讓他們要求符合標準的權力。紡織與成衣生產是買者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典型案例,這些品牌廠商沒有自己的工廠,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獲取低工資的勞動力,並以此獲取利潤。不過壓低成本的話,就會出現價格「向下沈淪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從零售商往下到貿易商,再往下擠壓到成衣製造商,迫使再往工資更低廉的地方設廠,也造成在該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勞工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 【現在幫西方品牌大廠代工的台商,也都必須遵守永續的人權、環境準則】 Photo by 王宏仁 臺灣曾經在1990年代,因為擁有成衣配額而在全球成衣商品鏈具有相當的地位,為這些品牌的零售商接單生產,也在這些廠商的要求下,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區設廠,當配額的出口優惠取消之後,臺灣的地位就被取代了,我和Gereffi 之前的論文就預示了這種後果。但現況的發展卻不悲觀,有兩個現象是我們當年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是臺灣的廠商開發了環保機能性布料,供應了目前世界市場的七成。傳統的成衣生產雖然被取代,但並沒有因此而「脫鏈」,反而靠著新的環保材質的布料,建立在全球成衣商品鏈當中的重要角色,2014年的世界足球賽球員身上所穿的球衣,一半以上就是臺灣代工製作的。 第二則是從消費者和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的監督。例如起源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提供了來自供應鏈之外的社會力作用。美國的大學之間的運動競賽,不只是大學校園的盛事,也吸引廣大運動球迷的關注,因此印有大學名稱或標誌的服飾,在全美的成衣銷售上佔有一定的比例。然而,隨著媒體披露許多美國品牌廠商的外包工廠工人支領低薪、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生產,1998年杜克大學學生率先展開校園靜坐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要求校方不得授權給那些壓榨勞工的品牌廠商。這個訴求不但得到校方的支持,積極制訂採購原則,也引發了其他大學校園的仿效,而有更廣泛性的影響。促成美國政府設立「公平勞動協會」(the Fair Labor Association),要求美國品牌的代工廠必須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基本薪資,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符合安全與健康的環境,以防止該產業無下限的沈淪。 【蘋果供應商造成的環境破壞,引起眾怒】 在電子資訊產業興起的「紅色供應鏈」,也必需面對來自於民間環保組織的挑戰。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在2011年調查了資訊科技產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發佈「蘋果的另一面」調查報告與影片,指出蘋果違反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放任供應商污染環境與毒害工人。這些指控,迫使蘋果必須開放其供應商的名單,接受檢驗,若有任何污染環境的情況發生,就必須改善。 ◎透過社會價值而創造的產業升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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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的風為誰而吹:一個有關族群、國族和帝國性的想像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我並非出於自願的到這個印度洋的小島做田野,而是我身在客家學院。我們院長是那種關鍵字「客家」的那種人類,所以我是被他半強迫推銷到這裡進行我的第二個春天的(如果說研究前景就像春天一樣那麼令人難以捉摸的話)。來之前,我查閱了一些資料,這裡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曾經是法國屬地(天曉得法屬地的真正含意是什麼,以法國人的慵懶而言),接著法國人被英國人打敗了(說著,就凸搥了)。然後當年被法國人「進口」(那時真的是進口,不要罵我像罵柯P一樣)來當奴工種蔗田的非洲人,被英國人解放了(原來兩個世仇在海外殖民的記錄也是如此競爭),因此需要大量的契約人工。這時候印度人和南中國沿海的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和機會來到這裡。南中國的移民,先由廣府人開頭,接著客家移民接續了這個橫越印度洋的移民之歌。而二次大戰後來到的客家人,島嶼已經無法接納,轉而到非洲大陸發展。 【充滿異國情調的島國】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我在台灣接頭上了這位超級熱心無敵的H老師,第一次見面,她和先生兩位年屆70的長輩在廣州街辦居留簽證延期,我在那裡和他們碰頭。真是一次奇妙的相遇,H老師 & M. C和我講著客家話,其間夾雜著法語和英語。填單子時,H老師疑問著是address還是adresse? C先生說了,法文是adresse 英文是 address.。(挖,我好像忘了J) 他們講話的聲調像我的客家長輩,當他們冒出英、法文時,又接上了我的青春與壯年(好吧,承認已屆壯年這點吧)。因此他們在同一時間對上了我個人不同時期的存在,這真是一種奇妙的交叉的存在感阿。 熱情的H老師幫我在啟程前安排了遠方小島的networking,大大降低了我的田野焦慮。飛機飛過了印度洋,降落在這個可愛的小島時,兩位先生,W 先生和T先生在機場拿著我的護照影本準備接我們。我從來沒有過這麼隆重地在田野地被接待的經驗,真是太驚喜了。順便心裡想著,大部分做華人研究的都是這樣被接待的嗎?不管答案如何,做華人研究的研究者多少接受了某種方便,而這種方便是以某種「族群」(是嗎?我待會要來談這個)的親密性連結的。嗯,這個方便性和研究途徑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自我醒覺。 ◎正港的華人性?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做「華人」研究,也覺得我終生可免於和這個「詞」相會。在我的成年禮時,「華人」這個概念已經在我的生命中漸行漸遠。若不是這個田野和客家人有關,又是講法語的地方,我想我是沒有任何因緣會到這裡來的。但是沒想到的,我還是和「華人」概念相逢了。並且讓我有機會對這個詞做點不同的想像,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近年的擴張運動(我覺得他們的行為也很像「運動」,看起來沒有定型,但是朝著某一目標前進)的話。 一鑽進車子,T先生熱情地和我介紹M島美麗的藍色的天空,他說我們這裡的天氣一整年的晴朗,天空都是藍的,污染不嚴重…..。這只是一個開頭,幾天的相處下來,我和當地朋友的三種情感軸線交織和相逢:他們對M島的驕傲;華人的聰明自恃;相對而言,也就是「土人」的憨慢。 基於歷史的偶然,M島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有非洲後裔,法裔,印度裔,華裔。這些族群都鑲嵌在一個類英國模型的內閣制裡。這裡的官方語言是英、法語(其實沒有明定,只是公文書寫和議會用語)。奇妙的是,不管什麼裔,家用語竟然是當地的Creole (一種混合其他語,但是簡化動詞變化的法語,或稱克里奧爾語)。來接機的兩位先生,一位是第三代(阿公是第一代移民),一位是第一代移民。自從1830年代廢奴需要大量契約工之後,客家人繼廣府人之後不斷地移民到此,一直到1940年代。因此當地的客家人分屬不同時間的移民層,最晚一批大約是在四九年前後。而這些不同層的客家移民之間溝通的語言,竟然是Creole. 當地糖業沒落之後,成立了紡織為主的加工出口區,透過當地華人(就是客家人)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台灣與香港的關係,而得到相關經驗的移轉。因此當地客家人和台灣的連結,在某些方面也許強過更為鄰近的東南亞。當然,當時的台灣是被以「華人性」來理解的。而當地的華人性,表現在某些產業的族群特性。譬如零售商,日用品批發商。原因在於,當地蔗糖園雇用的契約工群居在蔗園旁邊,因此構成了一個生活社區,而客家人就包辦了在蔗園開大小規模不一的日用品零售店。這類零售點賣著日常可以用到的各種必需品,我認識的M島人,幾乎都來自於這樣的家庭,甚至成為一個族群共同的過去。 【華人的經營,除了「勤奮」「聰明」外,也傳聞「作假」】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譬如他們喜歡一再訴說的一則故事:這些客家商店主人會在一些商品上作假。譬如酒摻點水,火柴抽數變少…….,這些tricks是族群之間共通的祕密。而他們的辯護是,開這種零售店,需要給顧客賒帳,如果沒有稍微摻點水,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他們也很正面地說,阿公們非常能幹,開這種店,幾乎包辦其他族群的生活大小面,從必需品,到財務管理到心理支持….. 這些都需要靈活的頭腦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而一位當地的意見領袖告訴我們,當華人節慶日時,總理也來了(印裔),原因是他很感念華人商店當年賒帳給印裔的過去。也曾有顧客找上門興師問罪商品作假,問店主敢不敢發誓,店主只好用客家話和關帝爺商量,情非得已,不要懲罰他。這個經驗是那種當著別的族群面不好說,卻互相心知肚明的共同情感。我被歸類為內人,起碼在族群關係裡,得以分享這個小故事,我的位置幫我得到了這個族群的起源劇本。而我也沉浸在這樣的氛圍裡,感受到客家人的,優越的,能幹的,聰明的…….當非裔飯店職員把我的帳結錯時,我咕濃著,他們數學真不好….. 他們也會開玩笑地說,當地非裔賺多少花多少,不懂得存錢。沒有辦法準時上班,早上要雇主雇車去載他們上班。但是也告訴我,當地法律非常保護勞工,不能隨便開除他們,開除的手續非常繁忙….. 在當地,白人掌握了最上層的大規模經濟體,印裔掌握了政界,而客家人則包辦了幾乎所有的和生活有關的批發和零售,也一樣雇用著印裔和非裔的勞工。 我幾乎要相信這裡的客家人就是我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印象中的華人,所謂把土著當做易騙,華人至上,但是居於白人之下,總是相信自己比較聰明的那個,擁有悠久歷史的華人了。 ◎克里奧爾語顯現的族群關係 且慢,好像又不是,起碼我看到他們甘願地接受一個國家制定的勞工法,並且以這個國家保護勞工的進步性而表現出些許驕傲。我開始注意他們和當地其他族群的互動。其實白人很少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裡,他們為數甚少,客家人和印裔、非裔接觸得倒是非常頻繁,而我注意到他們言談之間幾乎沒有階級的距離,這點從肢體語言可以窺見一些。同事做的另一地的類似研究,華人連土著的身體都不敢碰觸阿。但是我看著這裡的客家人和當地非裔,不少是店裡的服務生,親切地交談、拍肩,開玩笑。歐,你知道嗎,最重要的是,他們都使用當地的Creole。 相當令人驚訝,Creole也是客家人的家用語言。60幾歲的T先生,十幾歲來到這個島嶼,持續接受華校的教育,他不熟悉英、法語,但是Creole變成他的日常語言,也是當地各個時間層移民來到的客家族群間的交談語言。雖然T先生強調他會教小朋友客家話,但是全家在家講的仍是Creole. 當我稱讚當地客家人教子有方,子女都勤於學習,對父母都頗為眷戀時。W先生回我,也是有不認父母的,到了國外(通常是英、法、美)定居之後,回來不講Creole,而講標準法文或英文的。歐,我希望我沒有聽錯,對於家中長輩的依戀程度,也就是忘不忘本,是以講Creole為標竿的。他們喜歡開玩笑地說,林小姐,你有法文底子,如果待下來,三個月就可以學會Creole,你喜歡長住這裡嗎? 一天一位客家族群的政治菁英接受我的訪談,他談了他的國家近三十年來的政治輪廓,暢談他的家族企業的分分合合,他參加國際組織的經驗。他突然說,他覺得他的國家的特殊性給了他很多favor。他說,雖然他來自小國,但是他認為自小和多族群相處的經驗,讓他在國際組織裡,非常自在地社交,備受肯定。尤其,他說,在國際上,M 國人是特殊的景觀,通常多種膚色的人聚在一起,講一種沒人聽得懂的語言(Creole),他突然大笑,覺得這點實在很好玩。 是的,這些客家鄉親,尤其是W先生和T先生沿路的陪伴,我不得不說他們就像鄉親一樣,這麼熱情地接待我們,款待我們,在十幾天的訪談都是經由他們的幫忙。而這些客家族群菁英,在百忙之中還願意抽空見我們,甚至耗掉他們一下午的時間。只因為,我來自臺灣,說著他們知道的語言。這樣的聯繫,讓我這趟田野行,沒有空檔,沒有outsider的焦慮。但是我可以因此加強「華人性」的論述方向嗎?順著我的田野便利性方向的想像…… ◎不同族群、共同心願:「我們」的好 然而,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以M國人為東道主的驕傲表達,一位高深莫測的華裔傳統頭人,雖然和引介我的客家朋友沒有那麼Maji,然而擔心我們來到M島沒有好好吃,留下不好印象,請我們吃了一頓盛宴。 H老師的妹妹,一位優雅的Madam,在餐廳請我們吃飯時,刻意請我們吃吃桌上糖罐的結晶糖。並說,這應該是我們自產的糖。另一位從台灣過去的女士和她的當地夫婿,雖然工作很忙,仍舊一定要撥出一個晚上請我們吃飯……他們共同的心願就是,要我們領略這個印度洋的小島的美和好…..他們說,雖然我們這裡隸屬於非洲,但是這個島真的很特別……. 【不同族群的人,共同生活在此小島上的空間】 資料來源:govmu.org/English/MediaLibrary/Pages/default.aspx#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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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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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513暴動平陽省受災台商調查簡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個禮拜一開始,我跟不同學校的幾個同學一起去越南,進行「513事件台商訪問調查」,除了過去從報章雜誌獲得訊息外, 也希望聽到在越南台商與工人的第一手報導與看法。就如所有的訪談調查一樣,站在不同社會位置的認,會以不一樣的視角來看待此次事件。 【某間被燒燬的台商工廠車間】 底下是同學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到越南台商的勞動體制與未來的可能發展,對於越南工人為何要砸毀機器設備、台商為何要聘用中國幹部、台商是否會撤資、台商工廠是否會聘用曾經在台工作過的越南移工,都有一些精彩的觀點。當然,這些資料都是從受訪台商、台幹的角度得到的,未來將會補上工人觀點的說法。 ◎如何詮釋513事件中的工廠機器破壞? 王今暐 /中山大學社會系 今年5月13日發生在越南的打砸工廠事件中,雖有400家台資工廠遭到輕重程度不一的損害,但其中遭到嚴重損傷的台資工廠大約僅28家。若再仔細追究損傷狀況,則可分為幾種程度截然不同的損害:損害最輕微者,為一般建築外觀受損,如招牌、玻璃、外牆、…等等,並不涉及辦公設備與機器設備的破壞;進一步的損害程度,則是辦公室設備與員工宿舍的破壞及掠奪,例如電腦主機、螢幕、冷氣機、…等等;最嚴重的破壞,則除了上述兩種毀損外,還包括廠房生產設備的縱火燃毀,導致直接的停工損失與高昂的重建成本。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場針對「中國廠商」的「無差別打砸搶燒」,這種看法預設: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據我們所訪問的數家台商與平陽商會的看法,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打砸工廠事件是經過事前精心策劃,至少也是有所準備的組織性行動,無論幕後的策劃者是誰(最常聽到的猜測是「反政府組織」)。組織性行動的相關證據包括:一、以騎乘機車群眾為特徵的跨省長距離集體行動,以及用於縱火的汽油彈等,都需要汽油的實物或經費補助,才可能形成;二、從部分參與者的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到有穿著襯衫領帶西裝褲的人士,率領勞工階級穿著的群眾以隊伍的型態整批進出工廠,意味著攻擊的時間與限度是受到高階人士的指揮。三、監視攝影機往往遭到預先砸毀,顯示破壞行動有一定的步驟。 就結果面而言,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場組織性行動並沒有完全按照策劃者或越南政府的預期來發展,以致於暴動規模與損害程度「失控」。從越南政府的角度而言,此次事件除了讓人民發洩不滿情緒之外,徒增了外界對越南投資環境不穩定的疑慮,這是「失控」的一種詮釋。對「反政府組織」而言,由於損害生產設備所致的大量工人失業,可能導致社會對其印象更為惡化,反而不利往後的組織活動,這是「失控」的另一種詮釋。 但是,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次之所以人員傷亡並不嚴重,是因為這場暴動並沒有傷害人員生命的意圖,嚴格來說並非一場「排華」事件,而目標只是透過毀損工廠來抗議中國勢力。接受訪問的受害台商在多方評估之下,不願前往印尼與菲律賓,而繼續留在越南投資,除了國際經貿局勢的考量與撤資困難之外,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認為在越南的人身安全保障相對較能預期。 綜合上述的觀點與證據,展現出513暴動事件的「組織性」與「非預期後果」、「失控」與「秩序」的矛盾印象。真相可能是複雜而多面的;我們難以直接認定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曾發生多次的搗毀機器運動(Luddism movement),在歷史社會學家E. P. Thompson的筆下,是具有道德意義與工人文化的一系列破壞行動,這些行動者透過破壞工廠機器生產設備,反對工業資本主義在無限制擴張下,對工農階級的社群關係、生計來源與勞動尊嚴的不道德損害。但在時空殊異的越南,情況可能與英國不盡相同。513事件中的受害台商中,不少人認為「起初的幾波攻擊只是有計劃的威嚇性打砸,但後來幾波趁火打劫貨物者是地痞流氓與附近居民,至於到了夜晚縱火燒毀生產設備,則是連組織者都沒有料到的失控行動」。 【看似馴服的越南工人,為何會燒燬打砸他們賴以為生的機器呢?】 從平陽省受害最嚴重的幾家台資工廠看來,多是製衣、製鞋或自行車零件等淡旺季明顯的消費性產品相關製造廠,他們的一項共通特徵是,訂單的數量在一年中有相當大的波動,而形成旺季時的趕工要求與管理壓力。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由於歐美市場的疲弱導致一段時間的訂單數量銳減,不僅減少工人的工作機會,也減少了罷工的可能性—罷工作為越南工人經常採取的發聲方式,當這項管道失效時,工人可能採取其他更激烈的做法來發洩累積的不滿情緒。此外,一家生產縫紉機等小型生產工具的廠商,除了產品被偷之外,也只受到辦公室設備的損害,而未損及廠房生產線;據該公司幹部所述,其生產淡旺季並不明顯。 基於未解的疑點與現有的資訊,我想嘗試提出另外一個假說:在513事件中,有計劃組織群眾暴動的人,試圖控制損害工廠的類型與程度,以表達某種特定的道德控訴,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實際損害的情況卻受到執行者—普羅階級—對道德準則的自主判斷而偏離組織者的預期,結果所釋放出的訊息難以呈現出某種一致的印象,而只能被外界認知為「失控的暴亂」。若要進一步接近事情的真相,或可從工人的觀點,瞭解燒毀工廠生產設備的可能意義。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舊交織的越南 汪少凡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流連胡志明市,最繁華的第一郡,街道上充滿色彩的繽紛街景,這裡就好像是各種娛樂的消費天堂:滿溢出接到的貨品、人群與車潮,永遠此起彼落的喇叭聲,處處是知名品牌旗艦店,三折的「On Sale」立牌(不定期拍賣),有些地方,你可以買到著名品牌的流出品、瑕疵品;轉角隨處可見的水池造景咖啡館、永遠不打烊大肆放浪的beer bar;這裡,充滿消費的人們;這裡,是各種遊憩消費的集散地。 往北一點到平陽省、同奈省,卻又是另一種風景,大型車輛在街道上揚起陣陣沙塵,空氣裡瀰漫著灰色;充滿陸資、日資、台資、韓資的工廠,聚集在一處處名為「新加坡」、「神浪」、「越香」等的工業區裡,在南越的平陽與同奈兩省,大小工業區,就有三十多處。 ------ 在訪問台商的過程裡,每一家公司都不約而同提到一個詞彙,那是「本土化」。部分公司表示,本土化早就在做了;而也有些表示,上次開會中提到,會作為公司未來重要方針;513成因的種種可能(「謠言」),包括「台商陸幹強硬管理方式與越南勞工的衝突」作為一項可能的因素,似乎加速了這道進程。 【一些被破壞的工廠,事後都把公司中文名稱拿掉,這也是另外一種本土化?】 對於「513事件」的成因,最主流的說法應是「反中情節」,然台灣卻作為災情最嚴重的國家,受創遠遠超過陸資(平陽268家工廠受損,陸資佔40家,但台商175家受損,並有18家遭縱火),究其原因,在我們訪談流連的各間台商會議室裡,每一名來這裡打拼的台灣中小企業主,給出五花八門的答案;在坊間,也流傳著各種謠言……。 有些人說,那是越南社會裡,不斷躍升的貧富差距下的必然;有些人說,民族主義愛國心,合理化了他們一切的愛國暴力行為;有些人認為,當地越南人,無論是否在這些工廠裡工作,看著這些台資、陸資工廠裡,高高在上薪資落差3倍左右(台籍主管約40000新台幣/月,越籍勞工6000-10000新台幣/月,越籍幹部約14000新台幣/月),當然會有種「相對剝奪感」,因而,這次也有些美資、日資、韓資工廠被砸;也有人說,越南勞工對陸幹嚴苛管理方式早有不滿,公司還曾發生過3000越南人,與200中國人打群架的事故,這次針對台商,也是針對台商裡大量聘用的陸幹;有些主管說,這些是有心人精心策動的,機車車隊從義安省下來,沿途打、砸、搶、燒,汽油錢都全額補助,也才有汽油彈的使用;有人進一步認為,在越南政府刻意縱容之下,卻演變成了意外,在他的工廠裡,打、砸、燒與搶,是先後的幾批人,居民是後來才加入搶的行列的;也有人笑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裡,哪處不是利益,現在發展起來了,新越黨的崛起,由美國那群幹部遠端操縱著這場運動,到頭來,也只是為了分一杯羹而已。諸多理由,每個人,都有自己言之鑿鑿的推論。社會是異質的,在混亂之中,諸多情緒、諸多理由,如伏流一般,可能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比較重要、而有些只是陪襯而已。 至少有一點,是每一名廠商沒有出入的答覆:對於「513事件」後是否離開越南,答案是100%肯定的:「一定會留下。」除了上頭提過的優勢,越南畢竟還是一個在自由貿易度上比較成熟的國家,光關稅這點就夠了,而往未來看,諸多協定如TPP、RCEP又即將於2015年生效;有些台商指說:「東協攤開,除了越南,又能去哪裡呢?」泰國適合橡膠、汽車業;緬甸才剛剛開始進入全球佈局的視野之內;柬埔寨政府貪污多、工廠罷工多,去年還死幾個人、石頭像下雨;菲律賓排華嚴重,工資又太高。關於越南政府對外宣稱數十億美金,實際上一毛沒賠的處境(同時不承認為「暴動」讓再保公司無法給付),資深華僑笑道:「談判,是比誰需要對方。」如今政府早算準你不敢走,當然不需要承認錯誤,還可以與取予求;台商這裡也噤若寒蟬,怕被報復。我們遇到的多半台商都很樂天,安慰自己說,至少停工搶救期間,是個機會重新檢視、解決老問題,整裝重新再出發的時機,畢竟,如同俗諺常常提到的那句:「危機就是轉機」。 ◎台灣人的族群優越感與招募中國幹部的關係 張薇 /中山大學社會系 513台資企業損傷慘重的因素在事後有很多討論,其中一項是王宏仁教授提出的階級剝削問題、越級幹部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易、陸幹高壓式管理造成越南工人的不悅。 在經過一個禮拜密集的訪談過各個513受災戶的台籍高階主管後,我發現在越南台資工廠,族群天花板是確實存在的現象,台商,越幹比例最大的是組長或是課長,在所謂的高階主管、管理階層大多都是台籍幹部或是陸籍幹部占據。在這週訪談中,我們幾乎都會問每個台商在513之後陸幹的比例會減少嗎?台商大部分的回答是─早在513之前就已經在執行”在地化”這部分了,意思是指希望能提高越籍幹部的比例,並釋放更多的幹部給越南人。但是因為培訓、語言、民族情誼的問題,大部分的台商仍然會以台灣人優先,而在513後,陸籍幹部也不會特地縮減(除了暴動後不想回來的除外),原因就是因為招不到台灣儲備幹部。 在台灣我們很常聽到國際觀、競爭力…要求大學生們增強自己的外語能力,這不外乎就是英語、日語,能說得上一口流利英文的人,我們就會產生對他的莫名崇拜感,或是會認為能在日商工作的就表示非常有能力。有位念台大商科的同學分享說:「我們同學之間也都想進去外商工作,歐美廠商喔,認為在那裏很有競爭力,大家都想挑戰自己能做到怎樣的職位、領多少的薪水,就算一開始公司只給很低的薪水也沒關係,他們都想說反正之後可以賺回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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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意義網,朝廷的正義劍:關於「邪教」,社會學說的其實是…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系   ◎楔子:一宗被「合理」解釋的慘案 在引發全台人心惶惶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滿一週之際,在中國山東省招遠市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驚駭的公共場所殺人事件:一位在麥當勞單獨用餐的女子,因為拒絕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遭到六個人持續毆打至死。從當時旁觀的群眾上傳的手機畫面可以看到,一名孔武有力的男子,用椅子和鋼製的拖把猛擊女子的頭部,該女子掙扎尖叫了四分鐘卻無人相助。事後,許多人不禁要問:「有什麼深仇大恨,讓他們這麼殘忍地打死一個陌生人!」 後來知道,施暴者主要由一家五口構成,包括兩名各為18與24歲的年輕女生及一名未成年的男孩。這種犯罪者的構成特徵,相信即便是最擅常罪犯側寫的FBI讀心神探,也頗難當即斷定整樁事件的來龍去脈。然而,事件發生後兩天,有關單位在媒體上公佈的訊息,很快解答了眾人的懸念:犯罪人是中國政府歷來嚴加打擊的邪教組織「全能神」的成員(註一),因認為被害人是「惡魔」才打她。觀者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地明瞭是邪教洗腦所害,才讓這些想來應該十分溫和的人,包括傳統上被認為較不會使用暴力的女性或小孩,以如此兇殘手法殺害陌生人。 【為何三位年輕人,會無緣無故殺死一位不認識的少女呢?邪教的洗腦嗎?】 資料來源:images.takungpao.com/2014/0601/20140601011701568.jpg 中國政府隨後加強對邪教組織的打擊力度,在幾個省內抓補了全能神的骨幹及成員。整樁事件似乎有了再合理不過的解釋及處置,最起碼不像台灣人在面對北捷事件時──媒體及大眾急切刨根追底,想找尋犯案者有何創傷的童年或成長經驗、負向的標籤,並向他的父母、老師、學校等這些「理應」擔負教化、糾正之責的代理人,追究失職之處──那麼地無助。邪教,這個帶著媒體所謂帶著「殘害個人生命及健康權、肆意踐踏法律及社會秩序、威脅國家安全」之三大宗罪的萬惡淵藪,足以承擔起這宗泯滅人性的犯罪。 事實上,任何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對於「邪教」必不陌生。市區的計程車車頂跑馬燈上便常見到「邪教毀家害國」的宣傳標語,各級學校定期會舉辦反邪教法律知識競賽或徵文比賽,許多社區更擇期舉行反邪教日的活動,官方宗教領袖亦常在媒體上明邪教的可怕。本巷口文無意深究邪教如何可怕血腥(大眾傳媒應已「善盡」此責了)、邪教如何運用心靈控制或洗腦方式訓練信徒,或在「如何防堵邪教」這已獲實務界人士殫精竭慮討論的成果上再添一筆;我嘗試透過社會學以及歷史比較的視角,帶大家探索「何為邪教」,同時追問從邪教現象的理解透鏡,又能折射出了何種現代社會發展的切面。 ◎全球化情境下「溫拿」與「魯蛇」的文化戰爭? 「邪教」(cult)常被界定為不同於正常宗教的崇拜團體或組織,它們在信仰及實踐上往往是偏差而難見容於所處的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學的修習者,很容易發現以上的定義有幾個值得追問的問題,例如何謂「正常」宗教?何謂「偏差」的信仰及實踐?誰來定義「正常」與「偏差」?這種定義方式,顯然隱藏了定義行為背後,關於「正統 vs異端」(Orthodoxy vs. Heterodoxy)之信仰內容的權力鬥爭,也迴避了該定義行為鑲嵌於特定歷史脈絡及文化土壤的事實。因此,許多研究者傾向先不涉入判斷何為正邪、偏差的價值判斷,以較中性的字眼,如「崇拜團體」、「新興宗教」,或「新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簡稱NRM),來稱呼一般媒體或大眾所謂的「邪教」。 社會學關於新宗教運動的研究,於1960年代中期起有了爆炸性的發展。說來也與當時反文化風潮及文化全球化過程的加速,對於歐美社會自我界定為同質基督教社群之想像的衝擊有關。當時包括戰後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及追求解放的六O世代,在勇於衝撞各領域建制及壓迫的意識型態的同時,也渴望融合各種新穎的文化元素,嘗試陌生的靈性感知實作,建構另類自我認同,投入不同於一般宗教規範下的超驗追尋之旅。據此,各類新宗教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在美國便引發了主流社會與大眾媒體──雖名為「主流」或「大眾」,實則為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菁英所掌控或反映他們的觀點──的擔憂。他們認為,這些迥異正常宗教的偏差崇拜團體或組織正在美國社會蔓生,侵蝕著被珍視的種種美國核心價值;原本社會上的邊緣弱勢、意志薄弱的人們,容易受到「邪教」以各種手段的引誘入團,進行「洗腦」後植入各種反社會的行徑及觀念。這股焦慮在1978年人民廟堂(Peoples Temple)事件後達到最高峰(註二)。 【美國發生過新興宗教人民廟堂的信徒集體自殺的宗教悲劇】 資料來源:37.media.tumblr.com/d767a4fe4cd274b3d1a50fefe17971ee/tumblr_n4ltpek2cF1qefs8co1_500.jpg 社會學者也回應了這股焦慮,研究為何有人會加入到這些被社會投以異樣眼光的偏差「邪教」。他們希望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與信徒的訪談,以有經驗證據及系統的研究方法為依據,藉此理解這些不被周遭人群認可的信徒,揭開所謂「邪教」的神秘面紗。研究發現,這些信徒並非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本身因為身處被剝奪(deprivation)的狀態,而給了「邪教」可趁之機來進行洗腦。他們確實遭遇了生命的轉折點──如遷徙、失業或輟學──因此放下了原有的社會義務,舊有的行動模式也被鬆動;面對轉折帶來的生命緊張狀態,他們和我們一樣,試圖找尋解決方法以修補或整合受衝擊的意義世界,而新興宗教便提供他們靈性上的新出路。他們是一群經主動選擇,而成為宗教追尋者(religious seeker)。 後來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改宗並非驟然發生,而有段歷程,其中社會網絡是這歷程中的關鍵因素。接受新信仰的改宗者,往往是因為先與信仰傳播者建立非宗教的人際關係,基於對對方的穩固信任,才在後來進而接受一個新奇、陌生之教義,最終才加入一個新團體。在逐漸融入了新宗教網絡後,信徒彼此的羈絆日益深厚,也對想退教者產生了同儕壓力。因此,許多的改宗都發生在遷移者身上──例如去國離鄉到美國讀書的亞洲研究生、自鄉下到大城市的農民工或「打工妹」、隨著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的外省第一代──這是因為他們既有的家庭、親族或朋友等網絡,因地理上的改變而被產生斷裂,這種社會交往網絡的匱缺讓遷移者在面對個人生命轉折時,更容易走向看來跟傳統宗教型態不大一樣的新興宗教,接受被主流社會拒斥為「異端」說法,據此建構新的意義網,譜寫出變動情境下嶄新的生命曲韻(註三)。 綜言之,「邪教」之所以被界定為「邪」,很多時候是原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自認所在社會為文化同質共同體的人們──特別是掌握主流文化詮釋權的菁英──面對異文化概念及據此建立的組織的潛在挑戰,採取的一種自我防衛的心理姿態、修辭策略及反動模式。這樣的情況,因全球化時代時空壓縮下人、物、概念的更頻繁接觸、碰撞,而愈來愈普遍可見。他者,因此不只是主流選項外的「其他」,而是滲透侵害共同體的病毒。其最危險處,莫過於它以我群中抵抗力較弱邊緣人士為侵入處。據此,「邪」的存在也反過來證成居「正」的菁英竭力「拯救」邊緣人士的「善舉」。以上美國宗教發展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新興宗教的興盛不見得反映了主流價值體系的崩解或入教者的無知及脆弱,但確實折射出了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概念流動與相遇下,行動者能動的創意及建制反動的戰術。確如韋伯所說的,「人總是躺臥在自己編織的意義網(web of significance)之上」,而且,織網從來都不是獨自DIY可成就,而是與身旁眾人(尤其是重要他人)一針一線共同織造的。 ◎朝廷的正義:統治正當性的確立與潛在挑戰勢力的掃除 只是,從美國新興宗教的例子中,學者或許耽於「美國宗教自由」的想像而不易注意到,在「邪教」問題上國家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在此,回到中國的場景不但能呼應起初的楔子故事,同時也能牽引出渴望政權永續並穩定的國家,如何在貌似中立管理員的裝扮之下,事實上藉打擊「邪教」來尋求統治正當性。這一點在世界各國的政府皆有此傾向,但中國由於其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很適合用來說明這論點。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邪教」一直活躍於民間,時而竄出扮演推動改朝換代的重要角色。它,宛如星爺電影中便利攜帶、藏於民居而不被人察覺而殺傷力強大的折凳,因著截取於民間信仰眾人深信不疑的觀念(例如天道輪迴、神明降世救渡眾生刧難、開創太平大同)與實作(如神靈附體、預言、治病驅鬼),又透過鄉里、家族、人際網絡迅速流傳,因此一旦結合上天災人禍頻仍的世道,就能在短時間內匯聚出摧枯拉朽的能力,例如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死傷規模最龐大的戰爭之一的太平天國(註四)。因此,對於歷來中國政權而言,想維繫政權的穩定,就不得不正視邪教問題的嚴肅重要性,這絕不亞於籠絡、收編或打擊政治上的反對派及知識分子的工作。 【以基督教掀起清朝南北戰爭的太平天國,據說是中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 資料來源: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2/images/21-3.jpg 在這樣的時空場景下,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如西方那樣最終發展出政教分離的一個文明;相反地,「天朝」總盡其所能地且理所當然地介入宗教,一方面獲取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防止挑戰其政權的組織性力量出現。早在千百年前,中原大地上出現統一王朝起,國家就積極地想壟斷天人溝通的管道(如祭天、封禪等儀式)。它也握有誰能成為官方核可奉祀的神祗及協助地方級神祗「升格」為國家級的權力。封建帝制時期的政權,從不掩飾它對宗教專業人士──這群宣稱掌握神聖知識、中介於天人之間的類知識份子──的忌憚。它透過發放度牒(國家認可宗教人士資格的憑證)、登記清冊等方式,對這群人嚴加管控。明代甚至在各級行政層次設制對應的宗教督察機構,由選舉產生出的僧人道士組成,對所屬地區的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舉止及宗教實作予以控制約束,並定期向國家官僚上級提出報告。 等到中華帝國的時代走到盡頭,迎來的現代共和政權雖模仿西方在憲法中明定人民有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立,但對於宗教領域的涉入實則更加深入、控制更加嚴密。國民政府在法律上頒佈的各樣條例,設置了各級政府部門下的宗教管理機構,負責宗教團體的日常管理、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等,同時在宗教團體內也創設全國性協會,作為政府透過教內權威人士掌控宗教群眾的橋梁。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透過帶著文明、現代之光環的反迷信運動,清除地方上盤根錯結在寺廟網絡的地方豪強縉紳勢力。後來的共產政權,更一路繼承了這極具中國特色的宗教管理體制,同時更融入了統戰新技術,在官方認可的五大宗教內,於地方、省、全國的層級設置由愛黨愛國的宗教人士組織的「愛國組織」。將不願意加入該愛國組織者,則常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該被清除的「四舊」中的封建迷信,或是為帝國主義利用的「反動會道門」,而予以打擊、清除。如今,中共官方特別於刑法第三百條中,明文打擊「利用會道門、邪教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规實施」者,以及「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奸淫婦者、詐騙財物」者;其法條內,將邪教組織定義為「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员,危害社會的非法组織。」從種種作法可看出,古往今來的中國政權,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並消除潛在威脅,密切管理宗教事務,並嚴肅打擊類宗教團體(註五)。 論及台灣對「邪教」問題的處理,雖因為國民黨政府二戰後的長期統治,而使其特色上與上述的「中國特色」有平行之處,但也因為後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展,而使兩岸在邪教治理上分道揚鑣。首先,國民黨政府在治台之初,也曾想導正「錯誤」、「不正確」、「偏、邪」的宗教作法:例如根據〈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取締「以卜巫堪輿為業者、崇奉邪教開堂惑眾者、供奉淫神以斂財者、設立社壇降鸞扶乩者、舉行迎神賽會者、妄造符咒圖讚預言或散布此類文字圖書者、藉符咒邪術醫治傷病者等」。又根據〈改善民俗綱要〉強調動員戡亂的戰時需節約的原則,「糾正」「不良的」地方祭典習俗「鋪張浪費、落後不文明」的做法,以及這些活動中殘留日本殖民色彩的細節,如使用日本歌曲、信徒高喊日語、抬轎者身著日式祭典服飾等。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對新興宗教格外忌憚,將之視為對其統治及社會秩序有威脅的「假借神權統治的秘密結社者」而予取締查禁,例如在民間有裸體崇拜及姦淫婦女之謠傳、被當成白蓮教「餘孽」的一貫道便首當其衝,僅管教眾屢次透過體制內各種管道仍不被政府理會。另外像源於日本的創價學會、韓國的統一教,以及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會等新興宗教,皆在戒嚴時期或遭政府取締,或被監視蒐集情資。 【一貫道也曾經在台灣遭受邪教、鴨蛋教的標簽】 資料來源:dizangpusa.weebly.com/uploads/9/5/6/9/9569850/4630436_orig.jp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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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主權爭議只是幌子 階級矛盾才是主因

蕭裕均 /香港中文大學 中越南海衝突後兩天,越南多個工業區發生反華騷亂。期間,大量台資工廠備受牽連,不少遭放火焚燒。騷亂過後,台資工廠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台灣學者王宏仁在騷亂發生第二日,即指出騷亂針對的其實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層幹部(陸幹)。早前,沈旭暉以王的論點為基礎,推論台商工廠被砸是由於越南工人失去向上流動機會,學習不到有用的技術轉移,以及台企盈餘甚少回饋當地社會。 【越南與中國的領土爭議,延燒到周遭各國】 如沈旭暉所言,對是次事件的判斷,須建基當地實地調查、乃至量化數據。筆者對此表示認同,故希望與讀者分享過去八年在越南實地研究外資工廠的數據,並指出現時坊間討論忽略探討過去八年越南的宏觀經濟狀況、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對勞工與外資的政策轉變,以及越南工人與外資(尤其是台資)愈形緊張的勞資關係。筆者認為,導致大量台資廠受襲的真正原因,是越南社會對跨國資本積怨甚深的階級矛盾。 ◎越南工人生活品質每況愈下 自2006年起,越南不斷受到國內通膨高漲、人民生品質素下滑與大量罷工三大問題困擾。雖然越南政府藉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打擊通膨,但這些手段都不奏效。高通膨對越南普羅巿民來說,最直接感受到的是食品價格。2011年底筆者在胡志明巿研究期間,短短一個月,便目睹當地餐廳每星期都要調整價格,更改次數多得連印製新餐牌的時間也沒有,只好在餐牌上不斷用貼紙來標示新價格。假若越南工人的工資能追上通膨問題也不大,但是在利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的大前提下,越南政府依然把最低工資水平定得十分低。 據筆者於2010年在胡志明巿對外資工廠的工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工人普遍認為一個月需要約170美元(台幣$5,100)方能維持基本生活開支。然而,當年越南政府所定的最低工資只有58美元(台幣$1,740),僅為工人基本生活開支的三分之一。 外資工廠也沒有給予當地工人可維生的工資;工人的平均每月工資亦只有118美元(台幣$3,540)。低工資和高通膨,令工人因營養不良而住院的報導不時傳出。至2011年,就連越南官方工會也看不過去,怒斥外資企業老闆「給予(越南)工人工資過低,以致工人不能補充體力和維持健康」。 【越南工人罷工與生活水準下降息息相關】 可惜,這情況並沒有太大改善,故在過去8年,越南外資工廠的罷工數字年年攀升。大約四成罷工發生在台資工廠,是所有外資工廠之冠。其中,一間名為Hue Phong的台資鞋廠最為突出,過去8年,該廠每隔三、四年便會出現一次大型罷工。該廠管理層多次違反對工人加薪的承諾;2008年該廠的一次罷工,更成為越南經濟改革以來最長的一次罷工,歷時足足25日。事實上,筆者訪問的工人中,超過96%有至少一次罷工經驗,約50%有兩次罷工經驗,有三次罷工經驗的工人也有一成,可見對台商的不滿及反抗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以來積怨得來的階級矛盾。 ◎越南政府改變對台商態度 過去幾年越南政府對台灣投資者的態度亦有很大的轉變。如中國大陸情況一樣,越南政府都在頭痛,如何將越南轉型至以高附加價值和高科技為主的產業結構。根據聯合國轄下工業發展組織於2011年出版的《越南工業投資報告》,台商從事的生產技術多屬中至中下程度,以生產鞋、成衣和布料為主。這些行業與日資和韓資工廠那樣生產高端電子產品不同,工人所學習得到的技術十分少,對越南的產業轉型幫助有限。 難怪越南台商總會前會長廖育珠亦不得不承認「(越南政府)只想要科技產業,因為韓國三星一年就超過100億美元出口值,越南吃到甜頭……他們不必怕沒有人來投資,這是越南人想法,沒有說非台灣不可」。故此,騷動前在不少台資廠前的反華示威,都是由越南官方工會組織,更有越南媒體報導每位示威者可獲得10至14美元的「動員費」;示威後,官方工會網站一律圖文並茂報導示威情況。騷動持續期間,更有消息指越南政府默許打鬧3天。 ◎台資工廠陸幹與越幹矛盾深 至於是否如王宏仁所言,針對台商的行為,其中是由於台商聘請陸幹來管理越南工人,令其行為「大陸化」?在訪問一位大型台資鞋廠的人事部前主管期間,他便告訴筆者陸幹與越幹(越南土生土長的管理人員)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越幹跟陸幹不合,因為新廠剛開始人手比較不足,所以就讓越幹管比較多範圍,但等人力補足了之後,就可以減低,讓他們不用管這麼大的範圍,那結果這個幹部(越幹)就覺得被削權,他就不高興,他就扯一些上面陸幹管理的東西,然後他某一天就不來,也叫他底下的幹部不要到工廠工作。」   【台商工廠內部管理,是越南工人抗議的因素之一】 看來,針對台商聘請陸幹的說法,也非天馬行空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越幹能藉本身影響力,有效地動員他們底下的幹部及工人罷工,來對抗歧視,十分具組織和動員的基礎。故此,台資大量被襲,難以單單用反華民族主義或「誤會」來解釋,當中牽涉長久以來越南社會對外資企業的態度、人民生活質素及台資廠內對越南人不信任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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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工人騷動的階級與中國因素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越南與中國在南海(越南稱東海)的主權爭議,任誰都想不到會延燒到外資企業。據外電報導,受害的不僅台商,還有韓商、日商、馬來西亞企業。這樣子的動亂現象,顯然除了反中情結外,還有另外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階級的剝削問題。 基本上,越南政府對於任何政治性的集會遊行活動,都會嚴密監視,但是針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卻經常默許存在。去年底,每個週日,都有一群越南人走到河內的中國大使館抗議,連續3週之後,政府一聲令下,再也看不到這些抗議的群眾了。 【河內的越南民眾聚集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 資料來源:www.todayonline.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photo_gallery_image_lightbox/public/18979435.JPG?itok=bW_WsTJ- ◎越南的罷工模式 但奇怪的是,沒有經過工會領導的罷工是非法的,但是野貓罷工的事情在一些外資聚集的工業區特別多,光是2013年就有高達九百多件的罷工、怠工、停工事件,這些集體抗議事件,越南政府是如何看待呢? 一般的罷工過程是這樣:有人在公司內部或工廠(通常是廁所)張貼罷工的字條,然後在預定罷工的當天,有些工人會堵在工廠門口,勸其他工人不要進入工廠,有的會進入工廠裏面,鼓動大家停工,走出工廠。當然,有的時候是工人的不滿累積到臨界點後,會因為某些小事(例如中午的伙食不好、領班罵人)而引起臨時性的罷工事件,消息傳的很快,罷工會很快從A廠區漫延到B、C廠區。 碰到罷工,廠方會趕緊聯絡地方的勞動部、公安人員到場,控制秩序。公安一般就是維持秩序,不要讓工人有過激行為發生,勞動部的官員則會請工會代表出面跟廠房協商,看看工人到底要求什麼。但是工會幹部通常跟資方關係很好,因此他們也常常搞不清楚到底工人在罷工什麼。由於帶頭罷工的工人不敢出面,所以群龍無首的情況會持續個一天,一直到第二天有人願意出面,坐下來談判,事情解決,第三天就恢復上工。 【越南工人罷工抗議時,很少發生激烈衝突或暴動,一般都是旁觀】 如果按照越南勞動法,這樣子的罷工是違法的,越南跟台灣一樣,有一套非常繁複的罷工程序,基本上很難期待工人會按照這個程序走完。但是為何越南工人不怕罷工遭到政府或老闆的處罰呢? ◎罷工是越南政府在背後操弄?還是管理的問題? 從我1999年開始訪問越南台商的時候,就不斷聽到這種說法:罷工的背後是政府撐腰的,這種說法可能部分真實、部分懷疑。如果發生罷工的工廠以台商跟韓商居多,而日商卻很少,那麼問題就不只是政府在背後撐腰。台商跟韓商的管理模式,經常為人詬病的是高壓威權管理,台商把過去1960、70年代的台灣經驗,帶到中國、越南,想像著這些地方的人民跟台灣人一樣,絕對會忍耐,打罵方式在台灣是稀鬆平常,去到中國,使用同一套方式,也還行得通,但是走到越南就完全不行了。 多數台商在越南的產業是勞力密集產業,所以需要大量人力,而且因為有淡旺季之分,所以在旺季時刻,經常需要加班。台灣人總覺得加班是賺外快的方法,所以不會有怨言,但是台商卻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我們去訪問女工時,她就說:「已經連續加班兩個禮拜了,每天工作12小時,連週日都要來。晚上回家時,路上非常暗,他們怎麼都沒有考慮女生的安全問題?」這種累積的不滿情緒,就會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爆發出來,但是台商有的卻會認為工人在無理取鬧而已,沒有認真去正視管理上的問題。 【中國的工人抗議時,經常被警棍伺候】 資料來源:http://imgs.ntd.tv/content/20100705-AB-03_Factory-Workers-Protest-in-Guangdong-Province-China.jpg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越南政府面對罷工的群眾時,處理方式就如文章開頭所述,政府會站在勞工的立場,然後要求台商企業盡量滿足工人的要求。這跟中國地方政府(如廣東)一碰到罷工就立刻武警出動,棒棍齊下的場面很不同。為何兩國的共產黨差異這麼大?因為越南政府會比較回應一般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工廠的工人有超過1/3都是在地鄉親,工廠發生問題,在地的官員也必須面對鄉親的責難。此外,土地所有權並非國有,所以地方政治不會透過土地出租來收租。但是中國的工廠工人幾乎都是外地農民工,當地人沒有人在工廠做工的,在地人只要收租就好了,因為土地都是國有的。 ◎罷工模式的延續?還是新模式的產生? 換言之,越南工人如果進行野貓罷工,不僅不會受到政府的懲罰,還可能在勞資談判的過程中獲取利益,不上班也不會被扣薪水,那麼跟著大家罷工,又有何成本可言呢?從這樣子的罷工經驗學習來,這次的工人罷工抗議模式也跟以前沒有太大差別,我們看到有一些帶頭的工人先堵住工廠大門,然後有人進入廠區叫大家停工,走出工廠。過去的罷工,偶爾會出現零星的打破玻璃門窗的情況,只是越南政府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的破壞廠區行為如此激烈,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次罷工、動亂,也延燒到日商、韓商,如果只是管理的問題,那麼一些標竿日資企業為何也受到影響?越南政府的一貫說法,就是有一些反動團體,試圖製造動盪。但是在2006~2007年的時候,越南也發生大量的罷工潮,受到波及的企業是各國都有,連號稱模範生的日資企業都抱怨,為何發生這樣的現象?那是因為越南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出問題,造成物價飛騰,通貨膨脹在2008年高達23%,2011年的通膨是18.7%,2013是6.6%。原本工人可以一天吃三餐,變成薪水只夠吃兩餐。目前在越南大都會的最低工資約3840台幣,折算為每天收入130台幣。但是在胡志明市的一碗河粉,路邊攤的一碗要50台幣,餐廳的要90台幣,這樣子的收入,要過生活其實是相當困苦的。 【這次得越南工人騷動,佔據燒毀工廠,是否為新的抗議模式?】 資料來源:www.want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4-05-14/450/E514TL06H_copy1.JPG 這一次的工人騷動,如果是延燒到各國企業,那麼顯然就不只是反中行動而已,背後的經濟不平等、所得分配不均、房價高漲,都是造成罷工、騷動的結構因素。只是跟以前罷工行動不同的是,這次有個政府公開贊同的抗議名目,也就是抗議中國的鴨霸,所以工人可以師出有名,到處發動遊行。加上過去罷工的經驗,也就是罷工絕對沒有什麼副作用,甚至可以獲得一些成果,許多工人會加入停工、罷工的行列,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是這個新模式騷動,將來是否會成為一些民主運動人士的新手法來對抗越南共產黨,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經濟擴張造成的影響 除了上述的政經結構因素外,引爆騷動的另外關鍵點,就是中國經濟擴張對於在地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目前中國對越南投資,主要項目是房地產、製造業跟礦產,這些投資項目是因應中國本身資金過多,到處投資房地產,以及為了其國內生產所需的原物料而全世界購買初級產品。 【中國公司進入越南老街開採錫礦,造成嚴重的污染與迫遷問題】 資料來源:vietnamnews.vn/thumbnail/450/2_2.jpg?url=Storage/Images/2013/12/26/2_2.jpg 但是這樣的經濟擴張也引發了各國對於其動機的懷疑,以及實際上造成當地社會的族群衝突。中國習慣以國營企業出去跟外國政府合作,也就是喜歡官方對官方的合作模式,這樣子可以省下許多跟公民社會的溝通成本。例如中國的有色礦業集團在越中邊境的老街省,幫越南工商部創建開採銅礦建設,但是整個區域的人民苦不堪言,環境污染、開採銅礦造成的家庭搬遷、以及只聘雇中國勞工(所謂的整廠輸出模式)、中國工人又跟當地社會隔離,造成許多的怨言。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可以知道,台灣對東南亞或其他國家的投資,絕對脫離不了當地國跟中國的關係影響,當中國經濟持續對外擴張而造成當地動盪時,台灣也必須緊盯著這樣變化對於台灣本身造成的衝擊是什麼,而不要一直把中國經濟發展當成是必須緊緊抓住的機會。 (也請參考蕭裕均「越中主權爭議只是幌子 階級矛盾才是主因」) (本文同時刊登在新新聞14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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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

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   ◎太陽花 vs. 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它與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舊威權尚未消逝、初興的民主化尚未穩固的不安定時期。在制度改革的議題上,野百合專注在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決憲政體制的危機。而事隔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面對企圖再造新威權的馬政府,太陽花則喊出捍衛民主,明確的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確定人民是民主體制的主人。野百合主要參與者是大學學生,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限。    【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各自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 太陽花學運令人驚豔的地方是,有效的動員更多校園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般大眾,挑戰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與中國政策,以及背後的寡頭專制。短短數天內,民眾共識迅速凝聚,從二、三百名學生領導318佔領立法院,到330近五十萬人民響應學生號召靜坐凱道,學生組織動員快速,訴求精悍有力。公民不服從的論述,更增強反抗行動的正當性。 ◎尚未實質的民主化 我將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相互對照,最主要的目的是突顯不同時期台灣社會遭遇的急迫危機。野百合學運的貢獻,鞏固台灣的民主化,但是這個民主化是「形式民主化」,政治權力經由合法制的程序(選舉投票方式)分配到政治菁英手中。可惜的是,民主化並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向上提升,演進到「實質民主化」的階段,而這是指權力分配更均勻,讓弱勢階級有公平參政的機會,權力的使用受到更具體的理性規範的節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的境界。 事實上,實質民主尚未在台灣深耕,人民的聲音與集體的利益,尚不是引導公共政策的關鍵力量。太陽花學運裸露了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服貿協議是一個導火線,尚有接踵而來的政策爭議,特別是「核電廠」這一顆未爆彈,很可能引爆出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新自由主義與服貿的意識型態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大爭議,是與中國的服貿協議。這是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直接的挑戰,這也是與野百合不同之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為中國的市場轉型,挹注了近1250億美元的投資(1991-2012年),中低階技術與高階技術產業先後移向中國。同一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不斷升高,實質薪資水準倒退了十五年。馬政府選擇使用「新自由經濟主義」,做為調整台灣經濟體質、促進成長的發展模型,一方面放開尚由國家控制的市場、土地(例如國道收費、公地標售),儘量不管制國內資本的進出,放縱資本家任選全球的避稅天堂,這些手段拉攏不少資本階級;同時也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資本,後者與中國高層統冶階級有密切的關連。 【過去1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都是以支持資本家發展為主】 資料來源:orzhd.com/briian/2014/01/NO-fetc.gif   服貿協議不遮掩它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協議主文開宗明義說:「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這個政策論述的邏輯,剖開來看,是一個「三段論法」: 兩個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愈多,資金流動愈不受限制,對經濟成長愈有利。 台灣目前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諸多的發展困境,收入停滯不前,是因為對中國不夠開放。 因此,加速與中國資金、商業的交流,可以增加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提高收入。 第一段的論述根源,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這套說法的缺失、不合時宜,學界早有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成功脫胎換骨,絕大部份不是因為實踐新自由主義政策。試想,戰後的日本與亞洲小龍-南韓,新加坡與台灣,在加入「後進工業化」的國家時,哪一個例子是新自由主義的奉行者?這些經濟的成功,主要歸因於特定產業政策有效的介入市場,提升技術,引導工業生產的方向,「市場開放」並不是成長動力的原因。第一段的前提站不住腳,接著來的第二、三段的推論,則誤導最後得到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英國在1980年代柴契爾首相的強勢論述與政策操作之下,一夕間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但是這並無法否認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英國工業發展就開始了傲人成就,也不表示採用新自由主義後,它就為英國帶來持續的繁榮。實際上,2007-2012年間,英國進入近代最為蕭條的時期。美國被認為是另一個新自由經濟的典範。一個簡單的反思是,美國加州的矽谷成為近代科技創新的根源地。在20世紀初期,美國聯邦府(海軍)與加州政府及史丹福大學合作,經歷數十年的研發投入與知識累積,成就今日傲世的工業區。矽谷並非是一朝一夕、立即可得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開放這種簡化邏輯能夠完整理解的。 【不同的國家,皆採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非只有新自由主義】 資料來源:newtomaso.blogspot.tw/2013/02/economis-germanys-economic-model.html 美國、英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邁向高度發展的經濟,在歷史經驗上並非趨同,而是各走自己的道路,呈現獨有的制度面貌。另一個頂尖工業化國家-德國,亦非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德國的例子被稱為是「協調型的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生產部門的密切合作,企業內部權力是由經理人與工人分享,工會與資本家不斷協商工資及利潤分配,優先投資於特殊技術,銀行與創投資本耐心的支持有前途的新企業,企業之間發展綿密的合作與協調網絡。 大部分國家的發展模型很難硬套到「自由市場經濟」,或「協調型市場經濟模型」中。許多成功的發展模型,是在顧及特殊的制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脈絡,而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因為需要適應、解決在地的特性(使用技術的習慣,或弱勢企業的參與等),而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丹麥的經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它與台灣同樣都是小國經濟,因此,很值得我們注意。 丹麥的工業特色是大量使用低階到中階技術的企業,食品、家具、新潮飾品等,很令人訝異的入列成為這個國家的強項商品。他們克服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壓力,依靠的是高度的生產彈性,快速地接受擴散開來的新技術。技術的發展並不是依賴高額的科研支出,而是強調「經驗」作為基礎的技術。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的確造成失業的增高。丹麥採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工人,但是,失業者也能夠獲得有效即時的技術提升訓練,訓練期間亦有相對足夠的保險給付。雇用彈性與就業安全原是對立的,丹麥的公共政策讓兩個「冤家」能結合在一起,就業市場的彈性與就業者能力的提升相輔相成。 丹麥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企業鑲嵌在高密度的社會資本中,企業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學習和合作的交易成本。丹麥作為一個高收入的小型企業國家,在政策上的對台灣的啟示是,即便是小國經濟,面對國內市場有限,對全球經濟波動又特別敏感的先天條件下,成長的政策亦不是僅有市場開放一途。 【跟台灣同為小國的丹麥,採用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 資料來源:www.itravelqq.com/uploadfile/2010/0322/20100322091617500.jpg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馬政府主政六年來,從ECFA到服貿協議的操作,將台灣未來的發展模型押注在新自由主義的單一選項上,在理論上不但站不住腳,在實務上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以援引。以上所舉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丹麥,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造就出成功的經濟。這些國家其實有一點共同的特質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清楚地營造一個「民族市場社會」(national market society)。 這個模型有幾個重要的特質:(1) 成長政策最優先的對象,是在國內發展的產業,幫助這些產業在技術上升級的同時,也提供所需要資金、人才與基礎結構;(2) 同時,避免產業成為特殊利益團體,靠國家補貼政策肥壯自滿的寄生資本家;(3) 經濟生產剩餘在制度性的勞資協商的機制下,公平合理的分享,構築更紮實的社會凝聚;(4)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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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教育部有關自經區的釋義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     隨著學運有關服貿議題的發燙,巷仔口熱鬧了起來。這次有關自經區議題的討論,比較特別的是圍觀鄉民從平常百姓加入了官員,討論的版面也從部落格延燒到教育部的官方網站訊息公告中的即時新聞。 平常高高在上的教育部官員以難得的效率,三天之內連續透過官網、電話多管齊下,來回應作者的看法,令作者受寵若驚,也該向巷仔口的鄉親交待一下,作者對於教育部「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不會只有空白授權、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不會有大陸移民」的回應。 【自由貿易區讓教育更加商品化】 資料來源:farm3.staticflickr.com/2888/11848364814_6a54c3836a_c.jpg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嗎? 教育部認為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在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的架構下,設立實驗性質的分校(分部)、獨立學院、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除了鼓勵招收境外學生,把生源做大之外,招收國內學生的名額,也必須從國內合作大學既有的招生名額來挪用,不會影響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 首先,這個說法與高教司司長黃雯玲日前公開發言前後矛盾,黃司長說:『我們會突破相關法令的限制,就是說讓博士班它可以直接招收學士班學生;第二個是碩士的在職專班的話,它可以招收境外學生,招收的對象,就誠如我剛剛說是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的話,它可以招收國內學生。』(原音) 我們不知道教育部如何認定「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也就難以評估自經區學校是否會藉由發展「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而招收國內學生?但可以確定的是自經區雖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可以招收國內學生。 其次,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如果自經區的學校不設立「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如何加入臺灣已經飽和的高教市場競爭?如無創新教育或實驗性可言,臺灣又何必特別設立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產業? 第三,教育部完全忽略了少子化衝擊下,國內大學在生源有限的狀況下正面臨市場緊縮的存亡競爭,即使招生名額不變,自經區內與非自經區的學校之間有關生源競爭也將更形激烈。按照教育部說法,假如目前國內有5間大學(ABCDE),每一間學校招收20名學生。其中的A大學將20個名額放到自經區。隨著少子化,隔年只有80名學生入學。一旦自經區學校以低學費(這是自經區容許的「彈性學費」政策)搶收學生之時(所以A校仍有20個學生),臺灣自經區外的公私立學校必然受到衝擊(此時BCDE四校只能每校平均分配到15個學生)。這樣子不會影響到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嗎? 【面對少子化的結構問題,教育部仍用新自由主義的方式思考】 資料來源:blog-imgs-44-origin.fc2.com/c/a/r/carefit/img065s.jpg 教育部一味強調境外招生把餅做大的好處,卻忽略文中分析的亞洲高教市場往中國發展趨勢,也無視臺灣內部迫在眉睫的高教招生危機,顯示教育部缺乏對於高教市場的評估。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不是一張空白授權書? 教育部雖說明針對雙方合作學校認定基準、學校共管機制、涉立條件、變更或停辦要件、監督、招生、學生修業、教職員進用、採購、內部稽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訂授權子法及適當配套措施。但是目前僅看到教育部鬆綁的政策方向,卻沒有看到任何授權立法以及配套原則。南韓的松島國際大學園區開發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教育部介入辦學,國際名校馬上就會撤退。以臺灣高等教育現行管制的經驗,從學校合併、系所設立、學費與招生員額管制、教師評鑑要求,從教學品質到品保機制,從環境管理到交通安全,高達42種大學評鑑與訪視,在教育界以及高教工會的批判下,仍不願意放棄各式評鑑控管機制,究竟有那一所國際名校會接受教育部無釐頭的管制來臺設校?如果教育部不改變以評鑑遠端操控大學的心態與作法,一邊是在教育部層層的行政控管下辦學,另外一邊則是依市場機制來辦學,當然會形成自經區內、外學校間的不公平競爭。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真的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嗎? 教育部釐清了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他所規劃的免稅範圍僅適用於學校提供教育勞務所得的收入(如學雜費、學分費、學生宿舍住宿費等),並不是校內任何的經濟活動都可以免稅。但是臺灣私校缺乏有效的行政監控,教育部面對部份私校淘空校產、胡做非為的舉動呈現無法可管的困境,許多私校濫用「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免徵關稅及營業稅」,以教育研究為名實則進口各項生產設備;教育部也知道早有部分大學辦理旅館、醫院等附屬機構,被詬病為掛羊頭賣狗肉、挪用辦學資源興業,針對「學校所有並供學校使用之不動產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一項,如何監督私校不濫用稅賦機制來興業?如何釐清產學合作的界線?(參考長庚醫院、長庚大學跟長庚集團的關係,就可以知道以營利為主的私校如何利用這些免稅規定來鑽漏洞)。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有大陸移民問題嗎? 教育部說,自經區的大學,必須以「外國」大學為國際合作對象、「外國」博士生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入境居留,而外國包含「港澳地區」,但未包含大陸地區。教育部似乎不清楚港、澳早已在97年、99年回歸大陸的事實,香港、澳門的高等教育早被大陸學生攻陷,許多陸資也透過港資包裝的方式進入臺灣,沒有任何具體的移民控管機制,如何確保臺灣不會是下一個被中國移民衝擊的香港? 另外,教育部解釋目前來臺就學陸生的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不含兄弟姊妹),每學期可申請來臺探親1次,期間為15天,卻難保來臺探親的人道考量成為夾帶短期停留、甚至長期滯留人口的風險。如果配合來臺就醫條款,更衝擊臺灣搖搖欲墜的醫療與健保制度。大陸和台灣一樣,即將步入高齡化社會,台灣未來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高齡化照護問題隨少子化以及外來移民勞動力短缺而雪上加霜,未來臺灣有無餘力照顧大陸病人,醫院空間如何容受一個病人、四位照護者?是否可能形成假就醫、真留滯人口的管理漏動?不限額開放大陸人民來臺就醫不僅消耗臺灣有限的醫療資源,更可能大開假看病真移民的後門。 教育部一再宣稱,其首要目標在於「標竿學習」,但是卻看不到開放對於當前高等教育亂象可能製造的問題,避重就輕地回應文中所提出的根本疑問:在自由市場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會在無利可圖的條件下來臺辦學?在國家高度控管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願意接受評鑑與生員控管下來臺辦學?在缺乏有效監控的私校法下,如何釐清產、學的邊界,杜絕假辦學真興業、假投資真土地炒作的弊端?在缺乏就學移民、探親控管下,如何確保流動人口不會滯留?在開放就醫以及夾帶照護人口之下,如何確保臺灣醫療資源不受衝擊?  ◎不要黑箱作業的自經區教育崩壞 自經區在立法院召開少數參與的公聽會默默進行,教育部除了以一貫的 Z > B做為修辭之外,慣常用決策圈當掩護偷渡,如果要說服大眾接受自經區不會造成一臺兩治,必須詳細進行自經區開放的風險評估與控管,而不是以一年時間修法就要強行闖關,也需要建立實質的民主審議程序,擴大參與管道,讓公民團體、教師工會、家長、老師、學生以及更多鄉民,可以瞭解參與決策過程,才能避免自經區淪為下一個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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