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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體驗,體驗了什麼?

邱春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周怡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翁鈺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張恒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障礙體驗(disability simulation)是透過設計好的情境,讓非障礙者體驗身體有障礙的感覺,目的在降低對障礙者的偏見。從用眼罩蒙上雙眼體驗模擬視障者經驗,坐上輪椅體驗肢體障礙者的活動都屬於障礙體驗。因為障礙體驗活動的互動性,不論政府或民間機關、對象從小學至大專的教育階段,都經常舉辦類似的障礙體驗活動,希望能夠讓人們了解障礙者的辛苦與不便,對障礙者更加友善而願意在生活中給予協助。 特殊教育法45條規定高中以下學校需要設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特推會負責進行無障礙和特殊教育宣導工作,包含身心障礙體驗的形式。隨著臺灣在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PD)內國法化,為了回應CRPD第八條「意識提升」,各政府單位更是積極地鼓勵各種障礙體驗活動。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障礙體驗活動可以促進障礙權利意識的提升嗎?最近有障礙者開始對這樣的體驗活動提出質疑。知名主持人余秀芷,本身是輪椅使用者,就指出「體驗障礙生活僅是片刻感受生活的不便,卻難感受長期在處處受阻的環境中,內心真正的渴望。」(余秀芷 2017)。換言之,缺乏深思的設計與障礙者觀點的障礙體驗可能引導出「障礙好不方便,好可怕,身心障礙者好可憐!」的心得,無法真正瞭解社會環境、制度對身心障礙者造成的「障礙」、壓迫以及歧視,也很難進一步透過腦力激盪思考可行的支持策略。因此,障礙體驗的效果能否確實提升人們對於障礙與障礙者的理解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障礙體驗(disability simulation)是透過設計好的情境,讓非障礙者體驗身體有障礙的感覺,目的在降低對障礙者的偏見。圖片來源:花蓮縣政府教育處,https://goo.gl/ceWkRv。   一、失真的障礙體驗設計、缺乏社會模式觀點 障礙體驗的效果在國外障礙圈也引起許多討論,美國障礙權利運動者Emily Ladau(2014)就認為「障礙體驗用以提升大眾對障礙的意識(awareness),似乎將障礙看做一個特殊的問題。這樣短時間的模仿和體驗並無法讓人真正理解到障礙者的生活和處境。」和余秀芷所提相似,Ladau認為環境、社會心態所構成的障礙並不能以短時間的、簡化的體驗引發同理,只是繼續用健常人(abled-bodied)的角度去看待障礙者,無助於障礙權利運動的推進。 French(1992)認為障礙體驗的問題包括:缺乏實證、失真的規劃以及將障礙歸於個人。 鮮少有實證資料證實障礙體驗真的改變了體驗者對障礙者的偏見,態度轉變的測量十分困難,而且在評估障礙體驗的成效時,也經常缺乏合理的評估方法。 針對障礙體驗的設計,常出現從健常人角度出發的障礙體驗設計,短時間、簡化的體驗會出現一些和障礙者日常不相符的情境。例如:模擬矇眼倒水。French(1992)提到他的經驗中視障者倒水並非難事。而這樣錯誤的情境模擬可能會導致體驗者對障礙者生活有錯誤的理解,體驗只促成了扁平、單一的印象,反而只留下恐懼、害怕,卻忽略了障礙者在克服障礙上的可能性。未來更加可能避免接觸障礙者甚至排斥與障礙者婚配共組家庭,因為障礙體驗的心得是「和障礙者生活非常不方便」。 障礙體驗讓參與者體驗了不便、困難,但是卻忽略了環境、社會因素所造成的障礙,障礙並非因為個人的損傷而導致不幸,從障礙研究的社會模式觀點看來,環境和社會才是造成障礙的主因。而這樣的概念在障礙體驗中卻難以呈現,只將障礙看作是個人的問題。   二、缺乏參與者者意願的考量以及活動的成效評估 Kiger(1992)點出了障礙體驗的一些風險,他認為在障礙體驗過程中的自願性、保密和壓力是障礙體驗中要考慮的風險。 障礙體驗在校園中,參與者是不是自願?身為引領者該不該強迫?但在課程要求上,學生大多有被強制參加的壓力。 障礙體驗經常希望體驗者分享感受,要求體驗者要陳述自己體驗後的想法和心得,但是要去深究自己對障礙的感想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並且要注重個人的隱私。 障礙體驗會讓參與者感受到壓力,事前若沒有詳細良好的說明或課程,模擬障礙的感受對參與者而言可能是備感壓力的。 換言之,不但障礙體驗的設計本身存有疑慮,體驗是否可以讓參與者改變對障礙者的偏見、體驗後究竟引發參與者對障礙的正面或負面觀感,目前亦無明確有效且獲得學界公認的評估方法,可以瞭解參與者真實的體驗與感受。障礙體驗作為一種身心障礙的宣導型態也許並非最恰當的方式。   三、障礙體驗需融入更多考慮因素 儘管French(1992)與Kinger(1992)已經對障礙體驗的活動進行批評,認為體驗並沒有辦法讓一般人同理障礙者實際遇到的困境。但是後來Hurst等人(2012)與Leo等人(2013)則針對這樣的批評進行障礙體驗活動的改良,並且進行實證性的實驗研究。其中Hurst等人(2012)測量小學生在體驗障礙活動前後對障礙者的接受度,實驗中的障礙體驗課程讓小學生嘗試模擬四種障別: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肢體障礙和學習障礙,自願者需要進行角色扮演並嘗試完成任務。實驗結果發現障礙體驗課程前後,小學生的態度確實改變,對於障礙者的接受度在體驗課程後相對提高,尤其聽覺障礙的接受度提升幅度最大。 Leo等人(2013)進行了質化研究了解學生在障礙體驗課程之後的心得,研究結果發現障礙體驗對每個學生所產生的影響是不一致的,的確有些學生在體驗後寫下「感謝老天我沒有障礙」這樣的陳述,證實了障礙體驗的確可能使得參與者得出對障礙的負面看法。也有些學生寫下「現在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或者「對這一切我還是充滿不確定」這樣的陳述。這顯示了障礙體驗所造成的影響和態度的轉變會因為個人成長歷程和環境之間的互動而具有差異。 有些學者嘗試在設計和操作上進行相對進步的障礙體驗。Burgstahler與Doe(2014)追蹤障礙體驗的實際案例,其中的操作方式是讓學生輪流使用輪椅模擬肢體障礙者的處境,透過長時間的討論和追蹤,瞭解學生對障礙的態度轉變。文中整理了幾項障礙體驗必須要注意的原則: 明確的目標,需要讓參與體驗者清楚了解體驗的目標以及操作的方法,讓體驗能夠依照核心宗旨進行而非娛樂。 自願參加,允許學生拒絕參與體驗,尊重學生的自願性,即便是觀察體驗的過程也會有學習的效果。 從系統層面和個人層面討論障礙者碰到的挑戰和解決方法,不只是將障礙體驗化約為個人的問題,而是去討論外在環境、結構所造成的障礙。 建立通用設計的價值,障礙體驗應該是尋求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不只是障礙兒童需要通用設計的精神和價值。 障礙體驗的過程中需要尋求障礙者的參與,無論是策劃體驗活動、提供意見或是引導。 提供讓態度轉向正向的支持。過程中可以鼓勵參與者提出想法,即便是負面的也無妨,但是需要培訓人員可以指出隨著立法和知識的改變之後目前對於障礙的觀點有哪些,讓參與者可以在體驗後帶著障礙的相關知識和對障礙權利正面的態度離開。 需要完整的討論及對於負面情緒的剖析,體驗活動不只是讓參與者了解障礙相關的正確知識,也必須承認障礙體驗可能造成情緒上的不舒服,要允許參與者在當下或事後的書面方式進行討論。 回應於障礙體驗的批評,模擬體驗似乎可以有相對進步的操作方式,包括讓障礙者參與設計、更貼近真實情境的設計、長時間的觀察,再加上良好的引導和完整的討論。如果沒有將上述因素一起放入障礙體驗的設計中,容易使障礙體驗成為一個膚淺的活動,讓體驗者經常抱著玩遊戲的輕佻心態參與活動,無法達到活動設計之目的。無可否認地,目前的障礙體驗侷限於肢體障礙的模擬,而較少智能障礙和精神障礙的模擬體驗,設計者還是必須要考量不同障別在體驗活動上的差異和局限。最後,在體驗活動的設計上考量參與者的年齡而選定相應的目標及活動安排也是相當重要的。 作為推廣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宣導型態,障礙體驗的效果存有疑慮。同樣的,社家署今年推出的著色比賽,是否能確實達到活動目的,也仍待評估。圖片來源:社家署,https://goo.gl/FGioSg。   結語:如何讓障礙體驗達成體驗障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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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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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嗎?淺談人權社會學

官曉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人權與社會學有什麼關係? 人權向來被認為是法律學研究的領域,屬於對於應然面和規範面的探索,在社會學發展上,對於權利或是人權的研究,可說是相當晚近的現象(Frezzo 2011)。最早於當代嘗試建立人權社會學的Bryan Turner就指出,儘管從二十世紀以來人權的實踐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但因為社會學主流重視實證主義並認為社會現象具有文化相對性,這兩個核心學科價值恰恰和人權的性質相衝突,因此過去少有社會學家對於人權進行研究(Turner 2006:5-6)。也因此,過去社會學將諸如經濟不平等、和因階級、性別、性傾向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傾向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人權的侵害,也針對這些現象提出社會政策或是大規模社會改革的解方。 【社會學傾向將諸不平等視為社會問題而非人權侵害】 資料來源: CC: Flickr/armydre2008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學家認為人權在全球、國家和社區的確實落實,也可能是前述問題的另一種解方。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投入對於人權的社會學觀察,他們研究的面向相當廣泛,但主要包含了: (1)權利的實踐(practices):社會學家認為權利是一種受到法律限制的社會關係,因此權利的實踐會受到法律的要求、禁止或是管制,但除了法律之外,社會學家也會觀察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其他場域以及法律的執行機關;(2)權利的動員(mobilization):社學家也關心權利這種理想如何給予人們激勵,使其動員而為集體行動,也同時觀察權力政治如何影響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因此社會學的人權研究一方面觀察權利如何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被實踐,另一方面也認真看待社會運動中越來越被重視的權利主張(rights claims)(Frezzo 2011)。 本文主要想談一個在當代人權社會學中,被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人權的存在和實踐,真的如其所承諾的那麼具有改革性嗎?這個問題在於人權社會學的發展之初,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層次上被首先碰觸的問題。在社會學傳統上,對於權利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Morris 2009:21-54),因為權利所建立的基礎,是將社會視為一種個體式的、自利的和個人各自佔有領域的存在,這和社會學家所認知的社會根本上地不相同(Turner 1993)。對於人權最為批判的古典社會學家其實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強力批評自由權利,他指出自由權利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自由權利理論將作為自由權利主體的人看做是自外於社會群體存在的獨立體;他更批判,權利的實踐同它的理論常常處於極大的矛盾中,我們一方面宣告個人享有權利,卻在此同時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又名正言順的限制它;他也指出此種唯心主義的權利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其忽略了權利的物質性,我們並沒有辦法在權利的假象之下得到真正的解放[1],權利的享有反而可能加深了人們的不平等。 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在台灣的學界討論並不多,為了讓讀者能瞭解這個問題的輪廓,筆者就具體舉居住權的例子來說明。  ◎從一場關於憲法權利的草根論壇談起 太陽花運動後所凝聚的強大社會力量,一方面收聚成為政治上的所謂第三勢力,不但成立新政黨,並投入2016年的立委選戰,另一方面則有一群人相信全國的社會動能應當延續太陽花運動「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將這股高亢的民間力量投入公民參與的憲政改革。這股來自民間的修憲運動目前是由二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以下稱憲動盟)來推動,除了監督立法院的修憲進程之外,該聯盟也在北中南東各地舉辦憲改草根論壇,希望藉由從下而上的討論,增加公民對於憲政議題的參與,並逐漸凝聚民間對於修憲實質內容的共識。  【公民憲政會議訴求人權清單的增補】 資料來源:www.new-tw.org/ 憲法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s)的增補,不但在立法院未被兩黨重視、也在民間被冷落。大體而言,新興民主國家通常在修憲歷程中,由於經歷過威權體制,會對於人權保障相當重視,許多國家會將二次戰後所發展的新興權利在修憲時明文放入憲法中。然而我國憲法自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雖然經歷了七次憲改,人民權利條款卻一次都沒有更動過,我們憲法上的人權清單是從制憲以來沿用至今。從1940年代以來人權概念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我國憲法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一條區區十五條的人權條款,事實上已經無法涵蓋許多基本權利內涵。  許多權利都值得在修憲過程當中討論要不要加入人權清單中,居住權就是很好的例子。憲法並沒有明文保障人民居住權,職司憲法解釋的大法官也從來沒有討論過居住權是否受到憲法所保障,儘管大家近年來已經逐漸認同「居住正義」這個概念,但這個權利是否在我國法律上被承認,其內涵是什麼,卻沒有被好好討論過。憲改的草根論壇也許是一個開始。  今年五月十二日,憲動盟和臺北大學翻牆社合作舉辦了其中一場憲改草根論壇–「這些都是『權利』嗎?從居住權和健康權談起」[2],主辦單位特別選擇居住權討論,是因為近年來全台各地反迫遷的運動風起雲湧,人們對於居住權保障的權利意識已經逐漸抬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緊鄰北大特區的「麥仔園」社區,也正發生政府的徵收迫遷,論壇正好能提供北大學生和社區民眾交流討論的機會。 麥仔園座落於三峽區龍埔里,緊鄰臺北大學特區、國家教育研究院和農業改良場,原本多為農田以及少數違建工廠,新北市為開發三鶯地區的「三環三線」,捷運路線規劃穿過麥仔園並有車站設立於此,而為了此站的設置,新北市政府以「為避免捷運設站後形成孤島及防止車站周邊非都市土地空間發展失序」為理由,為了單一捷運站,竟規劃徵收高達一百二十八公頃的土地,進行捷運週邊區域的住商開發[3]。這種「少部分公用、大部分為建商用」的開發案對於三峽地區的人民再熟悉也不過了,當初為了臺北大學遷址三峽,也規劃了北大特區,徵收了三峽及樹林區人民一百八十六公頃的土地,真正的大學用地只佔了十分之二,其他皆為遠雄、中悅等建商作為住宅用地加以開發。一九九七年為了北大特區的開發,有近四百戶居民被迫遷移,新北市承諾建設安置住宅,但將近二十年過去,安置住宅至今還沒完成,有些耆老還沒能等到入住安置住宅便離世了[4]。 【憲法的居住權完全被執政當局所漠視】 資料來源: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photos/a.435382813301729.1073741828.434633343376676/435382713301739/?type=1&theater 這場論壇的參與者有部分是麥仔園迫遷戶,包括主要領導抗爭的劉家古厝代表,他們向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故事[5],他們認為被迫遷的經驗讓他們覺得法律和憲法對於居於權力和資源弱小方的人民,並沒有意義。他們說: 「我國的憲法不是常常討論到公平正義,但其實很多時候都違憲欸。」 「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當權者都要等到出了人命才會被迫反省。」 「憲法的權利保障條文只是拿來參考用的。」 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之後,雖然論壇的參與者有一半認為憲法應該要納入居住權,但是有八成認為憲法權利已經保障了財產權、是執政者違法違憲,而對於應該要怎麼樣對付執政者,只有三成的人認為替換執政黨可以達到目的,卻有高達八成的論壇參與者認為走體制外的抗爭路線才有效果。是不是跟馬克思的權利批判論很像呢? ◎被政府棄之如敝屣的經社文公約 筆者作為一個人權倡議和研究者,在該草根論壇中擔任專家導言人,對於論壇中瀰漫著人權無用論感到些許的惆悵。然而,筆者從這幾年觀察我國人權實踐的研究過程中,確實也時時萌生人權無用之感慨。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國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之後,經社文公約中的權利應該已經成為我國應該保障的權利,而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確實也保障了居住權,但政府既是對權利無知、另一方面又明知故犯。這個條文要求施行經社文公約的政府應該提供人民適足的住屋(adequate housing),人人有權住在具安全、平安及尊嚴(securit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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