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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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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障礙者的需求是什麼?從ICF談起

王國羽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愒子:巷子口的社會學,當年開始時,企圖以大眾可以懂得的語言,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社會學的概念與日常生活的觀察。最近幾期的文章,讓我感覺似乎又走回社會學家研究論文的路徑。學術性質取向文章,雖然介紹許多有趣且較少人研究的社會學題目,但是內容與寫作卻並不定會引起好奇與興趣,離常民經驗遠了些。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在台灣經常被誤解,甚至誤用】 資料來源:www.lea-test.fi/en/assessme/imp_vis/images/big/2.jpg    本篇短文,我用過去幾年幾乎被誤用與誤解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架構」(以下稱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討論我們社會中的障礙者,究竟需要甚麼?這些需要如何確定?是否都要國家來滿足。請大家先思考一下底下的幾個例子。 ◎誰才是障礙者?    A例:2014年的選舉,是台灣近年來,讓大家跌破眼鏡與滿地找鏡片的結果。最有趣的當選人,應屬台北市長柯文哲先生。在他整個競選過程中,與當選之後,最為大家討論的是他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行為特質,也讓社會開始了解,原來亞斯伯格症(Woodbury-Smith & Volkmar, 2009)的人,有這麼多的不同樣貌與差異。一夕之間,社會大眾、家長、亞斯伯格症的朋友,都對未來充滿信心,也讓社會對這群朋友們,有了不同的看法與理解。同樣的診斷疾病類型,但是卻與社會的想像,差距非常大,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柯市長都不在我們傳統上會去討論的【障礙】範圍內。那麼,相同疾病的不同差異,我們應該將界線畫在哪呢?    B例:一位病人拿著診斷證明書,希望能獲得延長時間在學校繼續就讀,診斷證明書寫著【雙極多元人格異常:鬱症】,行政人員不太了解這是甚麼狀況,該如何判斷?也不敢對學生直接說明問題,因為怕學生承受不了異樣的眼光與對待而發病。為何當社會知道所服務的對象有心理及精神疾病時,需要採取謹慎小心,不要刺激的方式對待他們,為何不能採取一般的方式,與他們互動呢?為何社會總是有形無形中,採取不同的方式,與特定疾病類型的朋友們互動呢?    C例:一位八十幾歲的老太太,告訴女兒她忘了哪天在拉肚子,因為她現在好了。實際上,她是在與女兒通電話的前晚拉肚子,她獨居,可以自己處理生活中所有的大小事,包括有空與子女們打麻將,但是她仍需要家服員,每周到家中協助家務處理。這位獨居的老太太,雖然年紀大,也有子女在身旁,可是她追求【自立生活、獨立自主】,企圖心與所有人相同,我們社會提供的協助,可以讓她自立自主生活,直到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為止。 【2013東京都巴士上,與94歲老太太對話。雙方不懂對方語言但仍熱烈互動。巴士裡還有幾位自認年輕的80幾歲乘客,將位置讓給此女士。社會中老人對自己的認知,永遠都是比較年輕】 以上的案例,每天都在我們四周發生,無論是事件中的當事人或旁人,大家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些人絕對不是消極、負面、悲傷的【障礙者】,他們大多數都可以自理生活,處理金錢、行政業務、做決定與採取各種行動。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核心概念:【障礙者是誰?】,或【我是誰?】。第一個問題,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已經處理了將近五百年,第二個問題挑戰21世紀的我們對障礙者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 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中,受益對象人口群體,最難也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區分障礙者是誰,社會中那些人,是屬於可被制度接受或社會接受的障礙者呢?誰有那樣的能力可以畫下那條界線呢?為何需要這個界線呢?那麼畫完之後,是否在界線內的人口群,所有的需要都是國家的責任呢?上述幾個問題,構成障礙研究的主要核心範疇,東西方社會雖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在找尋恰當的方法,在連續性的身心狀態下,畫下界線,卻都面臨相同的挑戰。因為,那條人為界定的範圍,本身就不容易達成,同時我們身體與心理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一個外部人為的定義,本身都是一個政治過程,而非單純的劃線問題。 ◎WHO通過的ICF,同時具有醫療與社會取向      ICF是WHO在2001年會中通過的健康分類定義的系統。 接著在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同時通過一個附加的ICF-CY版本,這個是以發展期間的兒童與青少年為對象,在原有ICF內容與編碼系統下,加上適合的編碼數字以利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障礙狀態(WHO, 2007)。在回答上述問題,就是社會如何發展出一套,在連續性的身心理狀態下,能區辨不同人的特殊性與不同狀態的工具,這個工具本身需要能達到兩個基本的分類學目的;周延與互斥。而ICF就是那樣一個工具。    ICF是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代開始開發的一套健康分類系統,就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來說,開發與研究這套工具,是正當且恰當的做為,WHO最初始目的不是研究身心障礙概念與模型,也不是提出所謂的醫療模型或與社會模型對抗等等,它只是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推動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初衷而已。而疾病後果之一,是對身體、心理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或損傷等狀態,這些狀態又會如何影響個人的生活、教育、就醫、社會參與等,這是這套系統最主要的研發理由。 就歷史角度,這套制度的發展,主要建構在疾病的後果對個人的影響,也具有強烈的醫療取向(Shakespeare, 2012)。那麼這段發展歷史與前面所說,各國政府在定義障礙人口的挑戰,有什麼關係呢?這套制度的發展,當時世界衛生組織是為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究竟各國未來面對的障礙人口是多少?它對各國的醫療衛生體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未來社會的疾病醫治概念,是否需要改變?由以往預防、醫療到復健或照顧呢? 這些問題都是當年促使世界衛生組織開發與討論障礙概念系統與測量工具的動機,不單純只是界定障礙概念而已。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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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社會,在瘟疫蔓延時

簡妤儒 /台灣大學社會系 如果不是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在西非蔓延好幾個月,致死率將近五成,奪走了超過四千條人命,非洲對大多數台灣人(包括我)來說,應該就是個遙遠、邊陲,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踏上的土地。但隨著死亡人數持續攀升,連西班牙、美國也紛紛出現境外移入和醫護人員感染個案,台灣也和全球各國一樣,開始注意起這個原本被定調為西非問題的疾病,紛紛升高警戒,祭出監控、檢疫和醫護因應等措施,誓言把病毒阻隔於境外。  【Ebola造成的症狀包含頭痛、紅眼、、、】 資料來源:http://vimeo.com/109889975 高危險性的傳染病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擴散,大概是近年來國際公衛領域中最讓人頭痛且棘手的問題之一。從SARS、禽流感、到今年開始重新在西非蔓延的伊波拉病毒,每一次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都凸顯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雖然資本、貨物和人都能夠更加便利地跨國流動,卻也成就了公共衛生防疫體系越來越脆弱的難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死亡人數達到一千人之後,才定調伊波拉疫情為國際緊急事件,之後並多次公開宣布疫情已經失控,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抗疫。在最新流出的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報告中,WHO也坦承世衛非洲辦公室的無能與官僚,導致了疫情失控。公衛專家和相關治理機構紛紛警告,伊波拉有可能在全球感染超過數萬人,一旦這個致命的病毒傳入人口稠密的亞洲,後果將不堪設想。 ◎為何難以控制疫情? 無獨有偶的是,不論是SARS、禽流感、或伊波拉,每個染病的國家,以及負責監測和因應國際傳染病的WHO,總會被指責因應失當、隱匿疫情,或是錯失防堵疾病擴散的先機。即便是WHO早為了因應緊急公共衛生風險,在近十年前修改了「國際衛生條例」(註1),依然無法在這波伊波拉疫情爆發初期即時反應。在疫情仍持續延燒,沒有人能預測它將會如何發展的此刻,我想借用巷仔口來談談,我們所設想、仰仗、殷殷寄望的現代衛生防疫系統和全球的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以及在西非的社會脈絡下,疫區國家為什麼難以達成疫情控制的目標? 在眾多討論伊波拉疫情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提到西非國家的落後和貧窮,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專家分析,在疫情起源於的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國交界,因為地處森林偏遠地帶,缺乏現代醫療體系,而且當地人迷信巫醫,堅信應該要在送別死者的喪禮上清洗、撫摸、甚至親吻遺體,才會導致病毒四處擴散,造成疫情失控。 這些說法,固然點出了非洲國家醫療和基礎衛生系統亟需強化的重要問題根源,但同時也可能加深了認為非洲社會落後、知識不足、和不文明的偏見。而且,我們也可能因此忽略,非洲醫療防護網的脆弱,不單單只是貧窮的結果。甚至,國家和社會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才是貧窮的主要根源,更成為加深疫區社會民眾不信任感、無意配合防疫措施的重要因素。當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疫苗的研發和量產,有可能帶領人類脫離這場瘟疫,或是祈禱自己的政府有能力抵抗病毒入境的時候,本文希望藉著討論西非國家在控制疫情上捉襟見肘的根本原因,來說明傳染病的演化和擴散,是如何座落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交織的在地脈絡之中。我也想指出,想要強化防疫體系,我們不可能只仰仗科技的進步與現代醫療系統的建置,而完全視而不見國家、社會和自然間斷裂所造成的綜合性問題。 ◎失能的非洲「國家」 首先,讓我們先來談談非洲國家在處理疫情上,顯得十分失能的歷史根源。西非疫區國家的失能,大概可以從各國不得不祭出強制武力來鎮壓失控的民眾瞧出端倪。舉例來說,疫情發生以來,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民眾抗議軍警阻擋他們碰觸染病身亡的親友遺體,並強制把遺體火化,覺得這樣不符合當地習俗。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八月時,賴比瑞亞首都Monrovia還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士兵並在過程中向群眾開槍與發射催淚瓦斯。同樣的,在獅子山也發生類似的狀況。在第三大城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屬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西非民眾對於國家的不信任跟過去的殖民歷史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Submit2.png 為什麼疫區國家必須動用武力來進行統治?而為什麼人們又極端不信賴政府?在非洲疫區各地的衝突不斷,正顯示出當地國家和社會的嚴重斷裂,而這也正是非洲殖民歷史的產物。中、西非過去都曾是殖民時期奴隸的主要供應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殖民母國都把非洲當成是取得原物料、礦產、和廉價勞動力的金雞母。這段殖民的過往,摧毀了非洲社會原有的經濟模式和部落社會關係,也種下了非洲各國建國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衝突。 Hironaka在她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一書中即指出,非洲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在國際社會支持下紛紛成立了被認可的「國家」,但產生的現象卻是各國內戰頻繁且延續不斷。她指出,因為殖民歐洲母國當初在瓜分非洲大陸時,並沒有考慮原來部族和文化的分布而任意占領劃分殖民區。在殖民國退出後,新成立國家的疆界多半是沿用殖民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出現了種族和國家界限的不相稱。有些國家境內有多個部族,而有的部族則是散居在數個不同國家的國土。種族和部族的衝突,導致許多國家內部產生因語言、文化、政治資源分配的對立,使得多國數十年來內戰不斷,一直在經濟低迷、社會動盪、和軍事政變中反覆循環。舉例來說,染疫國家奈及利亞紛亂的種族結構使得它在長年處於軍事獨裁和內戰,直到晚近才成立所謂的民主體制。獅子山也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它獨立成現代「國家」後,政府軍與叛軍都想透過販賣該國的鑽石礦產來購買武器,反而使得內戰加溫、貧窮加劇,人民流離失所。 殖民時期後所成立的現代「國家」,空有國際社會認可的現代國家的外殼,卻在骨子裡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因此除了內戰不斷,更嚴重的還是,資源無法被合理分配使用,使得醫療系統、水資源和衛生系統被長期忽視,甚至因戰爭而崩潰。舉例來說,賴比瑞亞因為歷經長年內戰,國內公共衛生系統潰散,醫生人力極度匱乏。在伊波拉爆發之後,醫護人員甚至必須在受訓一天後就上陣照護伊波拉病患。也因此,疫區醫院紛紛傳出群聚感染,醫護人員死亡的消息。一些過去靠著由槍桿子打出來的國家政府,因為多次歷經軍事獨裁或政變,政治決策也往往訴諸直接的武力,缺乏透明的決策與溝通系統。行政官員自利的行為更加深民眾對國家的不信任,像是七月時,賴比瑞亞的官員Patrick Sawyer還進入奈及利亞,最後在當地病發過世,也將疫情擴散到奈及利亞。殖民歷史所埋下的國家和社會斷裂的問題,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非洲國家常出現的為人詬病的貪腐、官僚、獨裁問題,埋下貧富差距和人民對國家不信任的引信,然後在傳染病爆發時一次引爆。就如1976年發現伊波拉病毒的科學家之一,比利時的Peter Piot所點出的,「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只靠「國家」可以解決問題嗎? 再進一步來說,就算染疫的非洲各國能夠得到外界大量的援助,得以快速提升醫療系統和邊境控管能力,問題就真的有可能解決嗎?事實證明,就連美國這個號稱擁有先進醫療設備和防疫能力(不過醫療保險體系卻非常糟糕)的國家,在過去一周,也出現了好幾起醫護人員染病的案例。美國防檢局(CDC)被批評防疫漏洞百出,當局也只好不斷跳出來道歉滅火,強調會研擬新的防疫指導方針來保護醫護人員和民眾。同樣的,在國家能力更為受限的非洲國家,也發生過染病的幾內亞大學生溜到塞內加爾境內的現象,在在凸顯出現代防疫措施的邊境檢疫或飛航管制等措施的落實不易。 從過去經驗來看,各國不論其醫療體系的建置程度為何,或是檢疫措施的嚴密與否,每一個各自以行政區域為疆界的國家,似乎都很難達到WHO所提倡的,必須及早偵測到疾病,並把傳染病完全阻絕在境外的防疫理想。在全球化趨勢下,一個國家也幾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監控流動力越來越強的地球公民。這當中,除了有國家效能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究竟認為國家在防疫上應該扮演、以及能夠扮演什麼樣角色的爭議。 對於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手段,人們似乎總懷有矛盾的情結。雖然每一次高致病性傳染病出現時,我們免不了開始期待政府忽然展現強大的治理權力和效能,能夠嚴密監控病毒和人口的流動,好保障無辜(也就是還沒有染病)的我們。但另一方面,在SARS肆虐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見證了和平醫院封院所造成的醫護人員的染病與恐慌,令人忍不住懷疑,為了控制疫情,國家的權力可以擴張到多大?國家是依照什麼樣的原則來決定,為了保障其他人的健康,必須犧牲誰的權利和自由? 染病者的人權要怎麼樣受到保障?我們又要怎麼樣防止一個強大有效能的國家在防疫的過程中失控濫權? 【到底誰有這個權力來要求誰該犧牲?如當年SARS的和平醫院封院】 資料來源: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3/04/SARS-4-300×200.jpg WHO所設想出來的,以民族國家與行政區域為疆界來施行的防疫手段,在非洲國家往往格格不入,恐怕很難去回答上述這些複雜且困難的防疫爭議。因為WHO理想中的國家政府,正是理性的、接受科學知識指導的、有能力推動防疫措施的有效執行者。但是,事實上,當疫情發生時,我們常看到的,卻往往是擔憂經濟受到衝擊、試圖隱匿疫情的國家。或者有的政府則是過度「理性」,為了防止疫情在人類社會擴散,不惜動用會傷害自然生態與常民經濟活動的非常措施。(例如埃及政府曾經為了防止「豬流感」而撲殺了30萬頭豬,後來才發現當時稱的豬流感其實在人類中傳播的病毒)。 也就是說,在防疫中最困難的,往往是國家要如何在風險和科學證據可能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說服社會常民願意參與疫情的監控和因應,並評估防疫措施的社會效果,盡量減低對人民權益和自然生態的侵害。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科學知識和風險處理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脈絡。一個防疫手段能不能夠在社會裡被常民普遍接受,並願意主動去實踐,往往和常民的風險認知、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社會是否擁有強大的支持網絡和信任等因素息息相關。單靠國家,就算防疫設備再好、研發出再有效的疫苗,恐怕還是很難輕易達成防疫的效果。唯有當國家能提供透明的訊息,將決策的過程攤在陽光下,才比較能夠化解人們對疫情的恐懼和社會衝擊的疑慮。而一旦政策推動過程中,涉及到節制不同族群的權利、改變常民文化習慣時,也唯有透過民眾對防疫政策的參與和制衡,才可能降低防疫措施所引爆的社會失序或衝突。當然,社會在政策決策和執行上能不能夠參上一腳,多半取決於在地的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SARS、禽流感、到這次依波拉疫情中,被指責隱匿疫情的國家,多半在民主化的光譜上偏向威權統治。這次WHO非洲辦公室不斷被批判的官僚作風,也說明了缺乏節制政治權力的機制,對防疫多是有害無益。 ◎自然對國家政策的反撲 此外,國家在防疫中顯得捉襟見肘,除了有可能是因為它和社會的界面出現了斷裂,更有可能是因為失衡的國家發展政策,提供了傳染病出現和流行的結構條件。依波拉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人都好奇,為何沉寂數十年的病毒會忽然在西非爆發蔓延、究竟伊波拉在自然界的宿主是什麼、又是怎麼傳播給人的?雖然至今科學家仍然無法確切告訴我們,疫情再一次出現以及傳人的機制,但不少科學家推測,西非雨林中的哺乳類動物,像是大猩猩、黑猩猩、猴子、和果蝠等,可能是伊波拉病毒的帶原動物。而近來非洲雨林生態的大規模地破壞和消退,改變了人和動物的互動,以及原本病毒安定存在的微生態系。果蝠,這個被認為是依波拉病毒最可疑的宿主,就有可能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變動中,被迫和越來越靠近雨林區域活動並謀生的居民產生較為頻繁的接觸,致使病毒傳染給人類。 【Ebola的可能傳染途徑,跟大自然變化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Cycle.png 也因此,一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除了必須修補國家和社會的界面,也不能不去整體地思考如何從根本避免疾病發生和擴散。近來西非雨林生態的破壞,多也是源於當地政府為了在全球化貿易下獲取更大利益,而推動(或放任)雨林砍伐、擴張農地、增加棕櫚油生產等政策。社會上的貧富不均、人民和對經濟收入、動物蛋白質的需求,往往也會造成森林的過度利用。隨著全球對棕櫚油和原木料需求的增加,以及非洲居民對於食物的需求,非洲的雨林每年都以驚人的速度被砍伐而消失。如果國家政策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修補和自然環境的斷裂,放任自然和動物被過度利用破壞而開始反撲,那麼所有的防疫手段,也不過只是我們用左手試著填補自己右手製造出來的問題罷了。 ◎社會在哪裡?如何看的見、動員到社會? 最後,說了那麼多國家為什麼在防疫政策上常節節敗退,以及現代防疫和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的理由,好像還是得拿出一點正面能量來做結。那麼我們就來說說,到底社會在哪裡?防疫體系和措施要如何看的見社會、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性因素、並且整合入社會力? 伊波拉繼續延燒,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在第一線服務,但卻缺乏適當設備支援、不堪身心負荷的醫護人員,還有原本就深受貧窮之苦的底層民眾。就像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總是連動的一樣,健康照護體系也是連動的。一旦醫療系統崩潰,許多慢性疾病與長期原本就困擾非洲的瘧疾等問題,也可能跟著引爆。強化醫療和公衛體系能力,是疫區國家刻不容緩的目標。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不可能只靠國家政府,或者是科學家、專家研發的政策和疫苗。越來越多在疫區第一線服務的醫護人員都紛紛指出,防疫要能夠落實,必須看見在地文化脈絡,處理當地民眾的排外情緒。例如WHO 所聘請的醫療人類學家就指出,這次國際社會在面對伊波拉疫情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醫療體系缺乏文化敏感性,無法和民眾討論疾病的傳播與風險,也沒有把社區資源納入體系中。尤其是,因為當地人不信任西方醫護人員或是當地的醫療體系,使得伊波拉是「西方陰謀」的謠言四起,讓外國醫護人員難以在前線順利推動防疫。有的民眾還謠傳伊波拉是外國醫護人員帶來的疾病,甚或不相信病毒存在。也有的民眾擔心把親人送去隔離區反而是送死,或是憂心確診的話全家會被社會孤立,因此寧可把染病的親人藏在家裡,或者是求助巫醫。 最早駐紮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並警告依波拉疫情已經失控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也呼籲疫情控制需要需要社區的介入,才能有效地和民眾溝通疾病風險。他們說:「我們正採用新策略,以應對當前的情況。例如,我們設法為身處隔離病房的感染者保持與家人的聯繫,使他們不用與至親完全斷絕聯絡。我們亦緊密支援感染者的家人,當他們需要埋葬屍體,能夠在安全和有尊嚴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十分重要的,疫情有非常人性的一面需要考慮,幫助病人及其家人,以及與社區建立信任和支持他們。」援助的醫療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染病的人,會承受很大的心理衝擊和社會壓力,因此打造由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組成「心理社會支持團隊」,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一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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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到了就該認老?傷人,也終將傷已的年齡歧視(下)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續上集) ◎年齡歧視的可能起源 如前所述,年齡歧視的整體面貌相當複雜,所幸,現存的一般性社會心理學研究可以從不同的分析層次對於年齡歧視提供理論性的觀點,使我們較容易瞭解以年齡為基礎的偏見/歧視之可能根源。 個人層次:年齡刻板印象被認為具有保護自我的功能 恐懼管理理論(TMT: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主張,當個人被迫去領悟到自身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感受到死亡的威脅)之時,人們便會排斥所有可能讓他們聯想到最終死亡的人、事、物(例如:年長者),從而更加認同相似的他者(如:較年輕的人或中年人)。社會認同理論(SIT: social identity theory)則預測年輕人傾向認同自己的內團體(其他年輕人),並且為了提升自尊,從而排斥外團體的成員(年長者)。最後,綜合以上兩者觀點的功能論取向強調年齡歧視可以提供(1)保護自我的功能,使自我免於受到變老的威脅(類似TMT);(2)社會(交)功能,以促進年輕人內團體的互動(類以SIT)。有證據顯示,當年輕人或中年人對於死亡的負面態度愈高,對於年長者的貶抑也會愈強。 人際層次:年長者的外在特徵助長了年齡歧視 負面月暈效應 (negative halo effects)認為年長者多被認為在外表上較不吸引人,因此也被視為具有負面的特質和能力。過度推論效果 (overgeneralization effects)則是指一般人相信因為年長者的外表暗示出某種特質(例如:無精打彩的眼神à寂寞、彎腰駝背的姿態、悲傷),而這些外顯的特質與他們的內在必然若合符節。最後,年長者的外觀提供某種互動可能性的線索,也就是所謂的社會能供性 (social affordances),因此兒童從小就會學到年長者的皺紋或緩慢的步伐可能意味著缺乏熱忱或外向性格。總體而言,人際層次的理論皆在強調,年長者受到貶低,純粹只是因為比起一般年紀較輕的人而言,具有令人嫌惡的身體瑕疵。 【皺紋是智慧,還是瑕疵的象徵?】 資料來源:ext.pimg.tw/tenplusten/1321368876-1634906506.jpg 演化理論:貶低年長者的價值具有演化基礎 例如,在一個假設的助人情境中,研究者發現,年輕、強壯、健康的人可能因為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存活可能性,會比年長、虛弱、生病的人受到更多幫助,由此可見,助人的決定受到整體適應性(inclusive fitness)的影響而帶有年齡歧視的味道。人類可能演化出一種知覺模式,將外表及行為視為虛弱的象徵。甚至,早在三歲之時,兒童就已發展出對於年長者的刻板信念與帶有偏見的情緒,並將之延伸至青少年及年人階段。 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演化/社會功能的觀點則認為,人類在演化過程中會發展出有效且相互依賴的團體,藉以極大化所屬團體乃至於個人的生存機會。因此,當某些團體成員可能威脅到團體的利益時,其他成員就會做出反應。年長者可能被視為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多會被認定無法為其他團體成員帶來利益,並對團體的生存毫無貢獻,從而遭致憤怒與憎恨。 社會文化理論:歷史的偶然促成了年齡歧視 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對於年長者的「貶值」可能特別重要。第一是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文化的保存更加方便,因此取代了傳統年長者口耳相傳與經驗傳遞的重要功能。第二則是工業革命的發生,為了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家庭的遷徏變得更為頻繁,小家庭的形態遂成為主流,而資本家更看重能夠快速適應並執行困難的體力勞動之勞工(即年輕人),遠勝於有經驗的勞工(即年長者)。其他現代化的結果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普及的教育與醫療的進步使得高齡人口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卻也同時剝奪了他們在知識傳遞上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結構/代間衝突:高齡人口比例擴張,傳統代間關係無法維持 隨著高齡化的趨勢愈演愈烈,高齡人口比例快速擴張的同時仍持續握有社會重要資源,年輕人愈來愈難取而代之,代間的緊張與衝突即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社會結構之中,一般人對於年長者應該如何自處以及如何使用寶貴的社會資源等問題不免產生一種約定俗成的期望 (prescriptive expectations),因而可能帶有年齡歧視的色彩。研究指出,對於年長者在資源使用上應該如何「認份」或「認老」的期望,包含三個重要的面向:第一為社會新陳代謝(succession),意指年長者應該主動放棄人人稱羨的資源(如職位、財富、政治影響力);第二為減少資源耗損(consumption),暗示年長者應該儘可能降低對於社會共享資源的消極耗損(如公共空間、政府支出);第三為行為符合身分(identity),預期年長者應該避免參與以年輕人為訴求的活動(如社群網站、時尚穿著)。後續的實驗發現,年輕的參與者對於那些「不認老」的年長者,表現出高度的憎恨;同時,對於那些符合期待(也就是「認老」)的年長者,卻也表現出高度的肯定。由此可見,基於利益爭奪所導致的代間衝突,的確有可能使得存在已久的年齡歧視進一步加深且加劇。 ◎「老化刻板印象」與「老化的自我刻板印象」 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尤其是負面的)如何能夠衍生出針對年長者的負面態度以及歧視行為,從而對於年長者的身心福祉造成危害,前面的討論之中已有述及。然而,年輕一代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經常習而不察,甚至是毫不保留地全面接收,對其所可能造成的健康後果難道就能置身事外、高枕無憂?答案恐怕是「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 【老化的刻板印象與知覺】 資料來源:吳治勳(2010)。對老的刻板印象、老化自我覺知及最適老化。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研究指出,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aging stereotypes)會經過持續的內化過程,而在個人進入老年階段時成為一種老化的自我刻板印象(agi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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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到了就該認老?傷人,也終將傷已的年齡歧視(上)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系 年底七合一超級大選將屆,許多候選人開始面臨來自選民與媒體的放大檢視,包括人格操守、政治資歷,乃至於家世背景。在諸多的檢驗判準之中,一個似乎較不引起太多注意的面向,就是生理年齡。然而年齡議題在此次選戰之中有無發酵,值得更多的觀察。例如,企圖挑戰地方自治史上民選地方首長的最長任期紀錄,胡志強遭受年紀過大的質疑,由來以久。他的回應則是年齡不必然是負擔,端視經驗和智慧能否隨著年齡與時俱進,甚至舉出產業界教父退休後還被請出江湖重作馮婦為例,替自己背書。另外,曾以無黨籍身份獨立參選台北市長的沈富雄,也一再強調「老而彌堅,年齡於我何有哉」,更「懸賞」新台幣五千元,徵求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名言:“Age is an issue of mind over matter.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的中文譯句,欲藉此引發更多關注。雖然最後仍因自忖與其他候選人難成鼎足之勢而黯然宣布退選,然而,有智多星、老頑童之稱的沈富雄不再受到選民青睞,究意是純粹反映出個人政治實力的衰退,又或者可能只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殘酷寫照?   【人生的優勢,真的在年輕嗎?】 資料來源:quotes.lifehack.org/media/quotes/quote-F.-Scott-Fitzgerald-after-all-life-hasnt-much-to-offer-3427.png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衛福部國民健康署不久之前(6/10/2014)公布一份調查結果,值得玩味。「健康行為危險因子」老年刻板印象調查在2013年進行,樣本來自24,624位15歲以上民眾,問卷內容涵括「老人是否體弱多病」、「老人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老人是否為家人或社會的負擔」、「老人是否沒有工作能力」等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年長者明顯「自我感覺不良好」:61%認為自己體弱多病,認為自己健康狀況好的年長者中,也有50.6%的人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如果自覺健康狀況不好,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的比率更高達75.3%。另外,44.3%的年長者認為自己是別人的包袱,而且年齡愈大,愈認為年長者是家人或社會的負擔。最後,對於年長者是否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年者長是否沒有工作能力等問題,同意比率分別為68%及48.3%。 相較之下,15至29歲世代年輕人對年長者的看法似乎正向許多:僅有22.9%年輕人同意年長者體弱多病;高達8成以上認同年長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認為年長者是「家人或社會的負擔」及「沒有工作能力」的比率僅14%及16.8%。國健署長邱淑媞分析,可能離「老」還太遠,所以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年長者的看法並不如預期的負面。 然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結果也無法排除另外兩種可能性:第一,現時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於年長者的印象可能大部分來自於和所謂的戰後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 1946-1964期間出生)互動的經驗,而這一群媒體口中的「金領銀髮族」也的確展現出迥異於以往年長者的特殊風格,包括高度受教、健康良好、資源充沛等等,所以年輕世代對於年長者的正面看法的確是有可能反映出現實情況的改變。第二,電話訪問的過程也有可能引發出一種「社會期待」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也就是在接受問卷或量表施測時,應答者為了形塑出一個良好的印象(即便知道自己的答覆會受到匿名處理),心理上仍多少會傾向於以符合社會文化價值規範標準的不實意願,來代替真正意願回答問題。換言之,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對年長者的正面看法也有可能只是一種「場面話」而己。如果再把事情搞得更複雜一點,即便一個人在意識層面之上對於年長者並無負面的感覺或想法,但也無法保證他/她在無/潛意識層面亦復如此。也就是說,個人是有可能無法認知到自己在意識層面之下的偏見。如果個人都不自知,那麼我們還有可能測量出個人在無/潛意識層面的偏見嗎?簡短的回答,可以;更完整的回答可以參考「隱性年齡主義」的概念,甚至親自去做個測驗來體會一下。以下分別介紹年齡主義(ageism)的內涵與起源,最後再以其健康後果的討論作結。 【你對老人有多歧視測驗】  資料來源:Banaji and Greenwald: How biased are you? ◎年齡歧視的構成面向:認知/情感/行為 伴隨著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間女權/民權運動的勃興,年齡歧視也於同一時期在美國被用來指涉對於年長者的偏見與歧視。精神醫學家Robert Butler最早對於年齡歧視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定義:「年齡歧視可視為一種針對年老者形成系統性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與歧視行為(discrimination)之過程,如同種族主義(racism)與性別歧視(sexism)乃基於膚色與性別而產生。」雖然Butler將年齡歧視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類比的觀點,後來遭受強烈的批評,但他將此一議題發揚光大的貢獻卻不容抹滅。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年齡歧視的定義,言人人殊,但一個普遍的共識仍然存在:一方面,年齡歧視對以年齡區分人群的作為提供正當性基礎,並藉此系統化地排除特定團體享有某些資源與機會的權利;另一方面,年齡歧視引起並增強對於老化過程的恐懼,且將關於不同年齡層的能力與需求之假想形成刻板印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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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宗教,得憂鬱?社會學如何解析信仰與憂鬱症之關係

范綱華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宗教與憂鬱症的關聯是正?是負?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有什麼關聯?身為現代人,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快的方法就是請示Google大神。在Google上鍵入「宗教」、「憂鬱」這兩個關鍵字,第一頁置頂的三個條目都是同一篇由精神科醫師寫的「祈禱拜拜能趕走憂鬱症嗎?」,主張正當宗教有助於壓力調適和情緒抒解,但對罹患精神病症狀者不宜。下面的其他七個條目,多半出自宗教網站,也都主張宗教信仰可以降低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接下來幾頁顯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資訊。看起來,大家的意見蠻一致的,宗教信仰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抵抗憂鬱症吧? 【有了宗教信仰,會不會有助於降低憂鬱啊?】 但如果我們改為鍵入「religion(宗教)」、「depression(憂鬱)」,故事的發展就大為不同了。Google 第一頁頂上第一條目就是「Are Religious People More Depressed?(有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第二條也是「Being Religious or Spiritual Is Linked With Getting More Depressed(有宗教或靈性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看題目就知道寫的是宗教信仰可能會讓人更憂鬱(而內容也確如所料),一直到第三條「Spirituality, religion may protect against major depression by thickening brain cortex(靈性、宗教可能透過增厚大腦皮質而降低主要的憂鬱)」才出現宗教信仰有助於抵禦憂鬱症的報導。再往下幾頁,對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連,也是正反面主張都有。看到這裡,我們不禁懷疑:到底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聯如何呢? 用英文關鍵字查詢所得的第一頁條目,引用的都是近一年內發佈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和憂鬱症之間的關係,尚未有定論,而且還是個方興未艾的熱門研究題目。而這個看似屬於精神醫學或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參與討論,屬於「心理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或更廣義的「健康與疾病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的研究範圍。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何從社會學角度,加入宗教信仰與憂鬱症關聯的討論呢?讓我們先回到Google的英文查詢結果,看看其他學科的研究取向和發現。第一頁置頂的兩個條目,報導的是同一個研究,這是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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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的雞住五星級?談消費者的認知困境

殷志偉,劉正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住在「五星級套房」的「母雞媽咪」? 在臺灣麥當勞官網的「樂親子」專區的「漢堡開門」分項,有一個介紹其合作對象「石安牧場」的短片專區。在短片中,產蛋母雞一致被稱為「母雞媽咪」。在「住的好」這部短片裡,麥當勞叔叔和漢堡神偷為大小朋友們介紹「母雞媽咪」在石安牧場內的居住環境。在影片中,畫面還沒轉到「母雞媽咪」的真實居住環境之前,麥當勞叔叔和漢堡神偷先為觀眾做介紹。他說:「石安牧場母雞媽咪所居住的環境,跟一般的雞舍不一樣喔,尤其有三個地方特別不一樣。這裡的環境空氣好、水質好、空間好,所以可以說是母雞媽咪的五星級的套房喔!」 介紹完畢,畫面一轉跳到所謂「五星級套房」的畫面,如下圖所示: 從「五星級套房」的畫面中,對工廠化農場有認識者,就可一眼辨識出這些被麥當勞稱為「五星級套房」的雞舍,採用的就是把母雞做集約飼養的格子籠飼養模式。  但是這種格子籠真的是母雞的「五星級套房」嗎? ◎違反母雞自然成長的農場化養雞實況 格子籠一般為33公分*33公分,關了四隻母雞在裡面,即每隻約只有9公分*9公分的活動空間,沒超過一張A4紙張的尺寸。這些雞籠可疊三至五層高。在臺灣,每家養雞場各有不同的雞籠規格,每籠飼養一到八隻母雞都有,有些雞舍只有單層雞籠,有些則有兩或三層。臺灣多以傳統開放式雞舍飼養母雞,佔96%。而在傳統開放式雞舍中,以每籠飼養二到三隻母雞最多。 根據2005年的普查資料,台灣蛋雞的飼養密度平均每隻雞456.7平方公分(22公分*22公分),但是其中有55.2%蛋雞之空間低於450平方公分。歐盟委員會列出保護格子籠產蛋雞的最低標準為450平方公分/隻,依照此標準,我國飼養者有超過一半不合格,而英國FAWC建議最小容許空間為600平方公分/隻,則全台僅有8.3%符合標準。 通常母雞自孵化成長至17週齡後(四個多月),就被送到格子籠內,終其一生再也無法在土地踏步。由於格子籠內空間狹窄,母雞無法走動和活動身體、築巢、啄食地上的種子、拍翅膀和梳理羽翼等,而這些都是牠們的自然天性。格子籠由鐵絲組成,在籠內擁擠的情況下,母雞軀體和羽翼易被鐵絲擦傷磨損,以致羽毛脫落流血。 身在格子籠內的母雞,只能站在不符其自然生存環境需求的鐵絲網上,以致引起牠的長期不適。為了避免雞爪死纏在鐵絲上,養殖人員有時會直接把雞爪剪短,更為激進的方式,是直接切除母雞的腳趾末端,以防腳趾生長。 【格子籠內的雞隻,必須忍受許多人為的物理限制,無法如自然成長的雞隻一樣】 資料來源:www.all-creatures.org/articles/ar-enriched.jpg 現今工廠化農場內的母雞一年可產超過300顆蛋,但這是一種不符自然的高產蛋量,如果加上格子籠內狹窄擁擠,缺乏運動空間,導致母雞骨骼無法被強化,就會引發骨頭脆弱易斷的問題。母雞在產蛋過程中,用來製造蛋殼而消耗的鈣質,一整年累積下來足有牠自身骨骼的三倍重。換言之,在工廠化農場裡用作產蛋的母雞,因不斷下蛋而導致其擁有長期性鈣質流失問題,以致患上骨質疏鬆症和骨骼強度不良等健康問題。在美國,這些難以想像的可怖情況普遍到被賦予一個業界專有名稱——「籠養母雞疲勞症」。 此外,互相叮啄是雞隻的天性之一。但這種叮啄在自然環境中對雙方而言,都是無傷害的,因為彼此都有後退避開的空間。但在格子籠內的雞隻,因活動空間受限,且無法發揮天性而深感壓迫,就會導致叮啄變成一種傷害性行為。為了避免籠內的雞隻相殘而導致損失,業者會對雞隻做涉及危險和帶來劇痛的「灼喙」。這是在小雞剛出生時把其喙送入剪喙機器,由熾熱刀片切斷,並同時燒灼喙部神經和血管組織,以減少出血。經灼喙後的雞隻,會有一段長至五、六星期的疼痛感。灼喙無疑是把作為雞隻身體一部分的雞喙進行截肢,而在自然的環境中,沒有一隻雞會從小就被強行做人為剪喙。若給雞隻做灼喙的過程中處理不當,以致其喙嚴重受傷,將會導致牠無法進食和飲水而斃命。如今給母雞做灼喙已是母雞養殖業的必然程式。在臺灣,所有的母雞都有做灼喙。 【格子籠內的雞隻,經常必須做灼喙,免得雞隻之間互相灼傷】 一般來看,秋季來臨後,日照時間漸短,雞隻就會做自然換羽。在自然換羽的過程中,母雞會停止產蛋,直到三個月後才恢復產蛋。但這麼長的停產時間,不符經濟效益原則。因此業者就會以人為方式,縮短換羽時間,使雞群提早恢復產蛋。對業者而言,強迫換羽是一個節省成本,提高收益的手段,在雞齡約80週時執行。以斷水、斷食的方式,引發母雞生理緊迫,激起調節本能,換來兩個月後的另一段產蛋高峰。(註:石安牧場沒有進行此步驟) 在美國,雞隻做強迫換羽時會被斷食7到14天,而在臺灣則是10到12天,斷水兩天。在斷食斷水期間,雞隻將承受飢餓和飢渴煎熬,以致其在整個強迫換羽過程中,可能會損失30%的體重,嚴重者更可能會因此而死亡。 在工廠化農場裡的母雞,因被迫以超越其自然極限的方式產蛋,導致其產蛋效能在一至兩年內就衰退,嚴重者更可能會因此而身亡。「母雞難產綜合症」是母雞的輸卵管發炎或部分肌肉癱瘓,導致無法順利產蛋而身亡的疾病,好發於長期被養在窄籠,沒有空間活動身軀、缺乏鈣質等營養而導致健康不良的母雞身上。但因為畜產品便宜,畜禽價格低,即使動物生病,也難得獸醫照料。因為這樣做不敷成本。 當母雞產蛋效率衰退,即被視作產能耗盡。業者在成本效益的考慮下,會予以淘汰,即被宰殺。母雞從出生到被宰殺,不過只活了兩年,但在自然生長的環境裡,牠們可活十年之久。 ◎飼養動物的真實與假象 格子籠飼養的缺點與不人道顯而易見。但在麥當勞官網,這種飼養方式卻有不同的定義。在以小孩為對象的「樂親子」專區,被迫當作「產蛋機器」的母雞,被親切地稱呼為「母雞媽咪」;窄小的格子籠,則被稱為有「寬敞的空間」的「五星級套房」。住於「五星級套房」內之母雞,也會產下很棒的雞蛋。如麥當勞叔叔在「住的好」短片所言:母雞媽咪在這樣棒的環境居住,可以生產出最棒、最優質的蛋寶寶喔! 在「住的好」這部約一分鐘的短片裡,「五星級套房」這個字眼,分別以語音和圖文介紹的方式,前後出現了五次,平均每12秒出現一次。在介紹麥當勞食材和小遊戲的分項中,也至少出現了三次把格子籠稱作「五星級套房」的訊息。內容呈現如以下圖所示: 基於格子籠飼養方式的不人道,嚴重損及動物福祉,歐盟已在2012年1月1日起,禁止境內畜農以格子籠方式飼養母雞。在人道意識逐漸提升的情況下,西方多國與企業逐漸以行動拒絕母雞做格子籠飼養方式,轉而支援較為人道的室內平飼、放牧、有機等飼養方式之母雞所產雞蛋。但臺灣麥當勞似乎仍裹足不前,且在向消費者介紹其食材來源之資料所使用的詞彙與情境描述中,有誤導消費者之嫌 。 ◎認真面對企業論述對消費者的思想形塑 在現代社會,生產與消費之間存有一道斷裂空間——消費者多從產品包裝或廣告的文字論述、圖像,而非透過直接的接觸與了解,得知產品生產相關訊息。業者的論述成了填補這道認知斷裂的主要補充來源,形塑現代消費者對於農場動物的想像與觀感。可愛的卡通化「母雞媽咪」、美化的字眼「五星級的套房」,塑造出另一個虛擬世界。 【卡通化的動物跟美化的字眼,並無法讓消費者知悉實際的飼養過程】 資料來源:ezgo.coa.gov.tw/epaper_industry/94/images/200994_news_industry_1.jpg 市場交易除了是金錢的有形交換,還有一種無形的思想影響。將動物做工具性利用,認可動物可為人類的利益犧牲,是一種漠視動物權利的行為與思想,我們可以稱呼它是「物種主義」(Speciesism)。在充斥不實訊息,物化並鼓勵人們積極消費動物的環境,無法讓人們意識到物種主義的存在與操作;反之,人們視動物為商品或可利用資源的觀念,在一次又一次地接觸類似廣告訊息與消費行為中,愈為增強。 若要做出改變,需推動「以消費群體為基礎進行的社會改革」。市場裡影響力最大的,未必是大企業,而很可能是由個體組成的消費群體。每個消費者都有改變的力量。消費者需主動捍衛自身的知情權,了解日常飲食中的肉、蛋、奶等畜產品,經歷什麼樣的生產過程來到自己的手上。唯有掌握真實與充足資訊,才能做出正確的消費選擇與判斷,將自身行動化為實踐願景的一部分。從短期來說,宜從立法管制不實訊息竄流市場;長期來看,則應從教育重新建立起人對非人動物的正確認知,這是治本方法,也是當務之急。 ---- 推薦參考資料 Ÿ   Earthlings(地球上的生靈) Ÿ   From Farm to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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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過動兒嗎?看你住在哪個國家而定

曾凡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在我們的生活世界當中,幾乎每個人都多少有過生病的經驗。根據教育部的辭典,生病是指「生物體發生不健康的現象」,而醫學正是「研究治病的科學」。從這樣的定義看起來,社會學對於這種生物領域方面的事情,似乎就沒有什麼可說話的餘地?這當然並非如此。   【你是令人頭痛的過動兒?還是令醫師頭痛的過動兒?】  醫療作為社會控制的制度 早在1948年,美國社會學者Talcott Parsons即對現代社會中病痛與醫師的角色進行分析, 並據以提出「醫療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制度」,控制的對象就是病人,因為生病會使人無法克盡社會職責。這裡的社會控制並不是一件壞事,可以試想如果社會中生病導致失能甚至死亡的人數太多,這個社會就可能面臨瓦解的危機。在這種概念化之下,生病就是違常,而醫師必須進行診斷並據以治療,盡可能使病患回歸正常狀態。將生病視為一種違常行為的觀看取向,它不只具有統計學上偏離平均值的意義,也涉及負面的社會評價。即使我們個人可能喜歡偶爾生個小病,好讓自己能從工作、學習或其他社會角色中暫時撤離,但在集體的層次上,健康無疑被認為是一種可取的 (desirable) 狀態,「健康」與「正常」,「生病」與「不正常」幾乎成為同義詞。 當然醫療不會是社會控制的唯一擔綱者,其他還有諸如宗教、法律、教育等等。然而,相較於其他的控制機制,現代醫療體制的獨特性在於:其事業乃植基於具有普世價值的健康之上(雖然健康的定義可能不一),並且是由被認為道德中立客觀、並配備科學權威的專家來掌控。在當代社會中,我們還可觀察到一個明顯的現象:也就是人類生命/生活中有愈來愈多原本屬於正常的生命過程或是一些被視為偏差的行為,現在都被貼上疾病或是異常的標籤。前者如巷子口幾篇好文中曾談及的懷孕生產、養兒育女,美麗與否,或如喜怒哀樂種種悲歡情緒,如今都可能被指向不同的病名;後者則是例如犯罪、物質濫用、不符常規的性活動等過去屬於司法、道德範圍的問題,現在則愈來愈納入醫療的管轄領域。 【衛生署提供用來篩檢精神疾患的「心情溫度計」簡式健康量表】  資料來源:http://tspc.tw/tspc/portal/public/press_content.jsp?type=A&tbcode=76&pages=2 這種醫療控制的觀點,並不反對「健康」變成理所當然的社會價值,而且同意對此的發言權與處置權,可以侷限在特定團體(醫療專業)手中。但是我們想要說的是,醫療藉由定義健康與疾病(正常與異常),非預期地支持既有的社會規範,強化了對「不符標準」者或對其行為的控制。有時候,那些標準還會提得太高,或是太過於忽視脈絡因素,使得可能更多人都被判定為需要醫療協助。例如醫療史學者許宏彬就指出,衛生署提供用來篩檢精神疾患的「心情溫度計」簡式健康量表,可能導致過度醫療介入。在該量表當中,只要得到6分就表示「有情緒困擾」,甚至需要「專業人員」協助,也未能排除面臨壓力事件(例如大學生面臨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正常情緒反應。 過動症與社會控制 這種「醫療作為社會控制」的取向如何看待過動症?這個「疾病」在美國,是直到1957年才形成「過動性衝動症」(hyperkinetic impulse disorder) 的特定診斷類別(但至今仍並完全穩定,而是持續變化),但事實上,從二十世紀之交,極度好動、注意力短暫、情緒起伏、攻擊行為、與他人起衝突、無法遵守規則、在課堂靜不下來等行為特質,就一直被醫療專業者視為某種「症狀」,並一度認為是「輕度腦傷」(minimal brain damage) 所致,後來因為始終無法找到確切的器質性損傷而被放棄,改成只以外顯行為症狀來界定。根據醫療社會學者Peter Conrad (2006) 的研究,過動症之所以在1960年代逐漸在美國引發重視,並成為最普遍的兒童精神疾病,很大程度與過動症藥物利他能 (Ritalin) 與 Dexedrine (右旋安非他命) 上市並被批准用於兒童,後續藥廠大量行銷、促使醫師診斷與治療過動症有關。而民間團體,特別是由家長組成的學習障礙兒童協會,更是重要推手,有系統地將大量過動症相關資訊散佈進校園當中,促進教師的警覺,以利於將過動症納入學習障礙的類別中。 以前將孩子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視為發展過程或道德規訓不足的問題,但過動症的命名與普及,代表醫療模型成為解釋孩子偏差行為的優勢觀點,逐漸排擠了其它的解釋空間。更由於藥物的治療方式簡單易行(並且有時很有效),疾病的解釋能減輕父母的罪惡感(強調不是管教無方,也提供非體罰的處置方式),又看似能增加孩子的學校適應,因此即使相關爭議從來未曾止息,但過動症診斷與藥物治療,卻始終呈現出穩定成長的趨勢。 【許多名人都是過動兒,卻沒有接受藥物的治療】  然而Conrad反覆提醒:如果我們把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視為「疾病」,就等於是把問題的來源與處理都放在個人身上,但實際上這些行為的根源也許是其他社會因素所造成,例如家庭中的壓力,孩子對學校生活的適應、課程規畫與安排重認知而輕體能、老師教學方式不能兼顧特定孩子的需求等等。「疾病化」過動行為,會造成其他層次的處置策略被限縮,例如集體層次的課程改革、彈性施教,個別層次的家庭介入等等。易言之,醫療只變成馴化孩子違常行為的手段,而相對輕忽促使孩子形成過動反應的根本肇因。 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取向並非主張過動症只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不具有真實的疾病地位,而是更強調這種認知與處理方式的「去政治」後果。無論孩子顯現出來的過動行為是否真由某種生物機制所造成,或者更進一步,可能是特定的社會環境與互動影響孩子產生特定的生物機制,以用藥來快速解答的訴求,就有這種「去政治」的後果。 不同的診斷系統,不同的疾病地位 雖然精神醫學成為認知與處理兒童過動行為的權威知識,但值得一提的是,所謂「西方醫學」或「現代醫學」亦非同質的整體,不同國家仍存在差異的診斷系統,使得同一種實存的身心狀態,在不同系統當中有著不一的疾病地位,或同一種疾病診斷類目,也會隨著系統而可能有不同的診斷要件。特別是在精神醫學的領域,可能由於精神疾病經常不像許多生物性疾病有具體的病灶,或明確的致病機轉,對於疾病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都還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光是目前最受台灣精神醫學界倚重的診斷工具──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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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為獅子寫歷史?身心障礙者故事的社會學分析

邱大昕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很多人都聽過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故事,或者讀過她的傳記。她的故事通常都是這樣開始的: 從前在美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上,住著一戶姓凱勒的人家。有一天凱勒夫人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可愛女娃,為她取名為海倫。小海倫從小長得很可愛,很得父母歡心。當海倫十九個月大時,發了一場高燒全身發燙,從此看不到也聽不到,爸爸媽媽非常傷心。…海倫一天天長大,個性變得越來越任性、古怪、脾氣暴躁、不講理。將常亂摔東西,或故意將玩具丟得滿地。無緣無故的大吵大鬧,惹得全家不得安寧。 接著,就要提到她那有名的水井故事… 爸爸媽媽非常擔心海倫的情況,於是從柏京斯學院請來一位家庭教師沙莉文小姐。沙莉文小姐先教海倫使用刀叉吃東西,又送海倫一個洋娃娃,並在她手中寫「DOLL」。後來沙莉文老師帶著海倫來到水井邊,先讓海倫拿著空杯子,在她手上寫「CUP」,然後把井水倒進去,故意讓水滿出來流到海倫手上,再在她手上寫「WATER」。如此重複幾次,海倫知道任何東西都有名字,並且可以用文字表達出來。… 再來,就差不多可以進入結論… 海倫大學畢業時,校長問她畢業後有什麼打算。海倫說:我立志為行動不便的人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從此海倫到世界各地發表演說,鼓勵身心障礙的人變成有用的人。… 海倫的愛心和不向命運低頭的勇氣,實在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 【海倫凱勒故居一隅】 (圖片來源: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海倫凱勒生於1880年,到1968年去世,共活了88歲。但她漫長一生中,不斷被重述和記住的卻往往只有童年這幾件事。如果有機會去美國Alabama州參觀海倫凱勒的故居,導覽告訴你的差不多也是如此,頂多添加些誇張的表情、動作和語氣,比方用充滿愛憐和惋惜的口吻說:「她小時候多可愛啊…」 當遊客們走過那有名的水井時,導覽會突然停下腳步提高音調,叫大家看這個曾帶來「偉大奇蹟」(The Miracle Work)的唧筒!最後走到禮品區時,就會看到商品架上擺滿各式唧筒形狀或圖案的紀念品,供遊客們掏腰包買回去珍藏或送給親朋好友。教育家們、傳記作者、出版商、旅遊業者、禮品製造商,合作無間共同創造與複製神話。 【那個著名的「水井」】 (圖片來源: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其實在消費海倫凱勒故事的同時,它也鞏固了主流社會的秩序與利益。至於海倫凱勒年輕時是否曾經談過戀愛?有沒有結過婚?先生是誰?有沒有小孩嗎?這些「瑣事」就不值一提了。甚至連她大學畢業後到底做過些什麼,寫過什麼書,參加過什麼活動,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如果海倫凱勒是男性或者非裔,整個故事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海倫凱勒之所以「偉大」,就僅僅在於小時候那場讓她又聾又啞的高燒,以及(幸好有沙莉文小姐和那口水井)克服萬難學會人類最重要的能力:說話。 從此以後,海倫凱勒成為世人景仰的對象,因為她為我們的語言增加了一個新句型:你看海倫凱勒又聾又啞都可以________,為什麼你就不能_________?我們所要推崇的是海倫凱勒的「奮鬥精神」,是那種努力成為正常人的「堅強毅力」。努力成為「正常」,是這整個故事的重點。 ◎一尊塑像 法國有一所盲人學校叫L’Institution Nationale des Jeunes Aveugles (INJA),它的前身是Valentin Haüy在1784年所創立的,也是世界第一所盲人專門學校。海倫凱勒小時候唸的學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建於1829年,該校創辦人Samu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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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如何成為大眾度假勝地:觀光與社會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夏天,就是要到海邊,享受沙灘、陽光、海水?在這個制式的想像中,海濱,就是度假的空間。但這個想像,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太久。 很長一段時間,海邊是漁村、是邊境、而不是度假勝地。今天我們熟知的海濱度假勝地(seaside resort),雛形出現在西歐18世紀中之前。當時,海岸的氣候環境、帶鹽味的新鮮空氣,被特定的階級視為有益健康。由於當時交通依賴船隻或馬車,要旅行數日才能到達海濱,因此,這些人往往整季都待在該處。當時,海水療癒就如同溫泉浴一般,是上流社會的活動。海水浴的程序非常複雜,不像今日具有休憩的性質,而是醫療活動。在當時,這些人到海邊並不是游泳,而是像泡溫泉一樣的泡海水浴。人們穿的,也不是泳裝與比基尼。許多人是搭著類似馬車的海浴機器(bathing machine),拉到海邊浸泡海水(見下面的圖)。   【十八世紀的海浴】 Source:1.bp.blogspot.com/-diGTOLqZLFw/T_CRwy7IwmI/AAAAAAAAAKU/z-l5wC_jvwo/s1600/bathing+machines0001.jpg  從上流社會的療癒空間,逐漸轉化形成我們今日較熟悉的大眾旅遊景點,時間大約在19 世紀中期之後。多重的力量使得海濱勝地開始大眾化與遊憩化,包括:運輸技術改變、工業資本主義使得空間與時間上開始有了制度性的分化、以及特定的意識型態或文化運動的影響。在這些不同的力量推動下,我們今日較熟悉的海濱旅遊勝地逐漸形成於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 工業發展、階級與旅遊休憩 英國與歐洲的海濱勝地,主要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逃離人口密度增高的工業化大都會的渴望、逐漸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旅遊就是這樣的制度化安排出現的社會活動,讓人們可以離開都會區,造訪未工業化發展的邊陲地區。伴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出現的海濱旅遊勝地中,英國的布萊頓(Brighton)是個典型的例子。 布萊頓原本是一個小漁村,1750年代左右,推行海浴療法的Dr. Richard Russell開始將這個小漁村改造為海水療癒的地點,30 年後,由於海浴療法受到皇室喜愛,布萊頓蓋起了皇家穹頂宮(Royal Pavilion),皇室貴族的造訪,也布萊頓開始成為聯繫上流社會活動的象徵。到了1841年,由於鐵路的開通,離倫敦僅有70餘公里遠的布萊頓,成了可以一日到訪之處,到布萊頓海濱不只是貴族與上流社會的活動,在倫敦中產階級也流行了起來。 19世紀後半,火車不僅載運倫敦的中產階級到布萊頓,也將勞工階級帶到黒池。運輸技術的發展、也把英國與其他歐洲北方工業國的遊客,帶到了在南歐也發展出的海濱度假勝地(如義大利里維耶拉、法國蔚藍海岸、威尼斯麗都島)。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Urry對於運輸技術、大眾旅遊、以及海岸的遊憩化之間,提供了一個超越單純因果關係的解釋。鐵路發展,雖然減縮了從工業城或都會區到達海濱的時間,但若不是皇室貴族對於海濱度假的喜好、若沒有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影響,使得人們開始賦予自然事物的感性與情感價值,那麼交通運輸發展未必會促成海岸線的遊憩化。另外,19 世紀開始的工業資本主義,也開始發展對勞動的控制與保護,並擴及社會生活各面向的安排,因此伴隨著工時限制,週末休假以及固定假期制度逐漸形成。遠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空間,出去度個假,成為勞工社群集體的社會活動[1]。 【火車的出現,使得倫敦中產階級也可以到貴族休閒的Brighton海灘】 Source:theredlist.fr/wiki-2-19-878-1091-1095-view-eclecticism-1-profile-royal-pavilion-1815-1822-brighton-england.html 過往以載送貨物或者只服務優渥乘客的鐵路運輸,在1844年鐵路法明定:鐵路公司有為勞工階級提供服務的義務」[2]之後,鐵路旅行的階級性格越發模糊。後來的鐵路旅行就出現了具有現代觀光業雛形的旅行社與套裝行程,希望有休憩與娛樂的大規模人群移動,開始被組織起來。這種休憩娛樂移動的現象,也是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作與休閒二分對立的制度化,而逐漸出現:工作日與休息日的區隔、工作空間與休憩空間的區隔,休閒開始成為一種組織化的社會安排。在英國,海濱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從醫療的、貴族度假空間,轉化成為大眾的、休閒遊樂的空間。 普羅大眾的海濱休憩 當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開始湧入海濱,不僅象徵了「旅遊的民主化」,也使得海岸地景出現了變化:十九世紀後出現的海灘度假勝地,開始有旅遊設施出現,英國出現了度假小屋(Bungalow),讓前來度假的中產階級可以避免在公共空間中赤身裸體、而是在半私人的空間中游泳、全家同樂[3]。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歐洲的海岸線遊憩化的過程中,大眾旅遊主要是由旅行社組織其來的社會活動,與此大約同時,海濱勝地則是開始出現家族性的私人公司來經營。除了小型旅館、民宿、露營地之外,海濱度假勝地也開始出現大資本興建的度假村(villa)和豪華度假公寓[4]。 在歐洲的海灘勝地中,德國的例子則呈現了另一種典型:海灘渡假由國家主導,並且以意識型態的力量來動員。在1936-1939 年間,德國建造了4.5公里長的The Colossus of Prora,這個海濱公寓最多可以同時容納2萬個遊客造訪,主要針對勞工階級。房間很小很簡單,遊客被鼓勵參與在海濱勝地的各種公共休閒活動,強健體魄、改造心靈。這個海濱設施的建造,是納粹德國時期Strength through Joy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畫是在國家動員下,透過戲劇觀賞、登山、旅遊等休閒活動,大規模的將勞動階級的工餘時間組織起來、全面控制大眾生活、改造大眾的身體與精神面貌的意識型態計畫。 【由希特勒時代開始建造,在戰後東德時期完成的Prora休閒沙灘,肩負國家強盛的任務】 Source:www.nytimes.com/2011/06/21/world/europe/21germany.html?pagewanted=all&_r=0 早期在西歐及美國的海濱度假勝地,主要呈現工業資本主義影響下,休閒如何成為制度性的社會安排。上述幾個例子,展現了不同力量下,海濱勝地的地景變化。但二次大戰之後,戰後經濟秩序維繫了北方工業國家的工資水平與制度化的假期,加上全球的地緣政治重組、以及1960年代之後航空業的發展和大型郵輪旅行的出現,使得跨國旅行更普遍,這諸多因素共同影響下,使得原來沿著歐洲與北美的海岸線出現的海濱勝地,開始有了全球擴張的面貌。 全球化下的海灘渡假勝地:新景點、新形態 此時學術圈開始提出了度假勝地有其「生命週期」的研究命題。已經形成多年的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在旺季開始出現人口擁擠、交通擁擠、用水等問題,人們原來逃離工業城市就是希望擺脫這些問題,現在反而惡夢重現於海濱勝地。此外,這些海濱度假勝地所處的社會,也開始經歷去工業化的過程,並且必須面對新型態的休憩空間(如遊樂園、主題公園)、或者海外新興海濱度假勝地的挑戰,使得這些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光芒逐漸隕落。1960 年代之後,新型的海濱勝地不僅在歐洲出現(例如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與地中海岸線)、也在中南美(例如墨西坎昆、巴西薩爾瓦多)、加勒比海岸、與某些太平洋島國出現[5]。 【全球化下的新形態沙灘休憩模式:邁阿密】 Source:www.planetminecraft.com/project/miami-beac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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