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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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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能與年金改革:從擴張到縮減

施世駿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開始黃金十年的社會政策擴展階段,逐步建構起各面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最廣為稱道的是1995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整合了以往制度零散的醫療保險種類,建立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為主要調控者的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醫療成本控制與服務提供,全民健康的成就令人矚目,被視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建立的指標性醫療保障制度,也成為正在從事醫療保障改革的國家參考對象。 與健保同時啟動的社會保障項目──年金改革,也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繼而驅動長達數十年的年金改革。有趣的是相較於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年金改革不管在制度整合、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呈現明顯的落差。2007年台灣開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還沒有老年保障的群體;在2009年針對勞工保險實施年金,改進原先只有一次性給付的缺失,但是整體而言,年金制度的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依然沒有在改革後獲得完善解決。 這些問題積累出福利改革的動能,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大選獲得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的條件,「改革」成為人民殷望的兩字。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處理福利擴張,卻是依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意在擴張既有社會政策,或是實施新社會政策以確保社會群體的福利,而後者卻是在制度的壓力下(例如財務虧損)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既有的絕大多數探討台灣福利發展的文章,仍然集中於瞭解民主化與福利擴張的關係,並沒有試圖進一步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削減的關聯。重新瞭解這兩種制度邏輯的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發生於周遭的福利改革現象。 ◎民主化下的台灣年金福利擴張(1990~2008) 民主化的轉型明顯改變東亞社會政策的發展輪廓,包括年金在內的社會政策,逐漸朝向普及式的制度擴張,使得學者開始注意政治民主化對東亞福利體制的正面影響。政黨競爭、社會運動對於威權執政黨形成壓力,必須回應福利擴張的訴求。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社會政策也常常被當作籠絡選民的手段,藉此爭取其選票支持;只要政黨競爭愈激烈,對於福利政策擴張愈有明顯的效果,因此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民主化激發民間部門展現的社會力,加上政治部門順應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年金制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國民年金成為台灣民主化下的選舉手段】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變遷,涵蓋三個制度層面:(1)基礎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建構與擴張;(2)前述之職業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制度的改革;(3)國民年金制度的建構。其中尤其是國民年金的規劃及發展長達十五年,1993年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1994年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在此專案小組中研議出「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但逢1995年的健保開辦,年金政策因而停擺。1996年重新啟動討論,又因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而終止。2000年以後,經建會重新檢討,以社會福利會議的推動為主軸,卻爭議未果;在2004年之後不再以專案小組的方式探討,而轉為政府部門的規劃協商,最後於2007年通過三讀。從一開始提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整合方案,其間經歷數個版本的爭論,最終以分立式小整合方案通過收場,亦即由各個年金保險各自運作,再另外設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尚未加入任何既有年金保險的剩餘人群(例如失業者與家庭主婦)。 除了國民年金的討論之外,2002年以後,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足的問題。在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之後,真正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單位數並不多,而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左右,因此許多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勞工保險的一次性老年給付和私人所得移轉,勞退金成為當時的改革重點。 對於勞委會所規劃的勞工退休金新制,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提撥率多寡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妥協下,很快就於2004年通過。勞退金新制雖然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彈性化勞動體制,但是通過勞退金新制也代表著台灣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里程碑。然而,勞動彈性化卻依然沒有成為台灣國民年金的主要議題,也非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革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05年之後對於國民年金規劃的主要爭議也未因應勞動彈性化所帶來的挑戰,主要爭議反而是在是否與勞工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最後因為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仍有不同意見,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對於國民年金規劃雖然有所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這其實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存在。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傾向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也奠定之後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走向。 2008年十月實施的國民年金涵蓋人口,即是還沒有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6.5%,第三年則調高0.5%,之後每兩年調高0.5%至最高12%;其中政府將會負擔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計算擇優。 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新規定的勞保年金,主要有下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保費費率第一年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上限為13%。據估計將在2027年左右保費費率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1.55%。易言之,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46.5%。第三,老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65歲。 ◎進入福利縮減的政治動能年代(2009~) 台灣自民主化以後的福利擴張,到2009年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時達到極限,至此已經建立起涵蓋全民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隨著各項年金保險或津貼制度的財務問題日益浮現,往後的政治動能轉向福利的改革,開始更為艱鉅的制度改革。 國民年金的通過卻引起兩項爭議。第一,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一次給付,因此社會團體也積極推動勞保年金化相關的改革。其中最大的爭議即是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一直延宕到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之際才通過法案。 其次,國民年金體系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農民團體的抗議。勞保年金化、農民和國民年金脫勾的要求,很快的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獲得重視,2008年七月,隨即在立法院通過國民年金和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法案。前者確定國民年金於開辦之際將會排除農民,農民依然以農民保險為主,且領取老農津貼。 此刻的年金制度依然面臨主要困境:一、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使得各自的利益團體間缺乏互信,抗拒相關群體的福利緊縮。二、與此相關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分立,造成彼此各行其是,在制度整合時立場分明,形成改革阻礙。這些問題在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後浮現,成為年金制度無法實現大整合的主因;另外也由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政局,導致重大改革難以在立法院通過。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得立法與行政的完全執政優勢,依舊無法在制度整合或個別年金制度的改革上取得成果。除了2009年的勞保年金化與2014年修正老農津貼領取門檻之外,其他的改革芻議例如2013年考試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以及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草案,多半無疾而終。隨著各個年金制度財務日益吃緊,蘊積了充沛的政治動能,進而賦予2016年重新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年金改革」字眼,已經從「票房毒藥」變成「政績加分」 自從蔡英文上任總統後,出現最多的辭彙大概就是「改革」兩字,此時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不再只是招致責難,反而可能是政績加分。在年金議題上,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擔任政務委員的林萬億教授重操舊業,採取跟過去有別的做法,在總統府的層級設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共38名,每週聚會討論相關議題,藉此凝聚改革共識。等到委員會討論階段結束,將召開國是會議進一步與公民社會對話,最後才會進入立法階段。 【年金改革已成為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esidentialoffice/27576133720/ 自從2016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目前仍然處於政策討論的階段,尚難論其成敗。但是從福利制度變遷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期待此次的年金改革,是處於較有利的制度環境:大幅的改革獲得更高政治正當性、民進黨第一次得到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優勢、總統府層次的政策討論與整合。這些將克服過往年金改革所面臨的制度障礙,超脫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困境,應該可以解決年金制度的陳疴,達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儘管如此,福利撤退的政治牽涉到資源分配的衝突:如何在蛋糕變小的情形下,讓每個人都覺得公平分到一口,顯然是高難度的技藝。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程中爆發的零星火花,以及軍公教團體在9月3日的上街遊行,應該只是這場改革政治工程的剪綵儀式,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勢將面對更多的社會群體集體動員阻力。 【913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拉開反年金改革的序曲】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 另外一個可預見的考驗在立法院:即使委員會運行順利,得到政策改革的共識,在法案進入立法階段將面對更多利益的折衝。馬英九時代的顛簸經驗已經說明,完全執政並非行政一帆風順的保證,關鍵更在於領導人是否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駕馭不同縣市選出的黨籍立委意向。一個觀察指標將是軍公教年金與老農津貼的改革進度對比:軍公教群體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在本屆立法院民進黨籍立委佔多數的情形下,在沒有損失選票的顧慮下,應該會從根本處理軍公教年金與勞保年金不均的問題。反之,農民群體雖然佔台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分,卻多半身處南台灣的農業縣市,是民進黨立委的重要票倉;能否有效解決老農津貼的弊病,將可檢驗綠色執政是否真正具有徹底改革年金的決心。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句德語名言,捕捉當前台灣年金改革的制度動態:「上一個改革後即是下一個改革前」(Nach der Reform ist vor der Reform),單靠一次性的政策改革難以畢竟全功,而遺留的問題將需要下一個改革新措施加以應對。這一輪年金改革揭開台灣福利撤退的序幕,值得我們繼續關注民主政治如何影響這方面福利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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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組織知識,應對大學失效的年代

黃書緯 /台灣大學無邊界大學計畫辦公室 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大學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 資料來源:s99.tku.edu.tw/~499400579/tku1.jpg 1990年代中期,在解嚴自由化,以及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要求聲中,高教擴張開始;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是地理上的擴張。這些新成立的大學雖然讓莘莘學子到了鄉村,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仍有一層不能說的「膜」相隔彼此。這不是說在都市中的大學就與所在社區就水乳交融,而是當地方對於新設大學的期待(或政治人物的政策口號)是「大學城引領地方發展」時,失望恐怕多於期望。於是,即使到了近乎「一縣一大學」的現在,位在鄉村地區的大學時常出現「週末學校像空城,師生城鄉兩頭跑」的情況。對社區居民而言,這些大學就像長頸鹿一樣,腳踩著地方,眼睛卻總是看著遠方。 ◎大學不能為了參與社區,變成燃燒的平台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大學作為平台,要一直燃燒下去嗎?】 要建立大學與所在城市鄉村之間的合作機制,這是許多大學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我過去參與相關課程計畫的核心關懷,我們試過從「解決真實問題」、「建立校外場域」不同的方式試圖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但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目標不同、語言不同、網絡不同,這是三個主要阻礙大學與城鄉合作的原因。 不同目標之間的衝突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不同語言之間的轉譯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在地頭人文化跟大學的關係拿捏 過去,社區大學、社區營造一直被視為台灣地方社會活力的展現,但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開始反省在社造過程中地方頭人文化的問題。然而,當大學要開始與地方合作解決問題時,若不是與備受肯定的地方社造團體合作,就一定會在要不要與現有社區組織合作的兩難。有時候,大學會想要繞過現有盤根錯節的頭人網絡,試圖建立新的合作網絡,但這過程中的眉眉角角實在不足與外人道。更多時候,大學可能會被迫與現有的頭人網絡妥協,以利目標推動,但縱使在彼此不同的目標之間設立防火牆,原本預期的社會效應也已經大打折扣。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年輕人,靠你們了!???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連結社區跟大學的任務,會是落在年輕同學的身上嗎?】 大學、城市、鄉村,雖然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有百百種,但最根本,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我們要怎麼讓年輕人留下來?」尤其是,當年輕世代已經厭倦這個「南北失衡、城鄉失調」的鬼島,開始想回到故鄉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城鄉問題時,大學在這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怎麼與這群年輕人一起合作?還是,我們仍舊在課程設計上、在行政程序上、在校園空間上,把他們當作「受教育者」,而不是「自主學習者」?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容錯的機制,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但這些都與「現有」的大學運作機制扞格不入。若是如此,老實說再多的教育部課程計畫恐怕也難以達到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的目標。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大學應該做的:協助組織知識,讓參與者自我組織得更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教育部要求的課程設計,有時候會跟個別系所的目標有所衝突】 我們在SHS做過一次「學生流向調查」,想知道學生修完這門課之後會修什麼課,好開發課程之間的合作。我們發現,老師們總是習慣設計一個「基礎、進階(跨領域)、實作」的課程架構,但學生選課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是從進階的跨領域課程進入,然後有的往下修其他領域的基礎課程,有的往上修實作。所以,也許我們應該試著把跨領域課程成為學生進入這個真實問題場域的入口,然後讓學生在這計畫中發展自己。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參與社區政治,形塑新的社區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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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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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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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科普部落格的公共性意涵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馬克思講的這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前任國際社會學會理事長Burawoy則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除了詮釋、解釋它之外,我們也必須進擊,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須對世界負起部份的責任!」顯然,社會學知識除了客觀分析我們的世界之外,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實踐意涵。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的公共書寫,傳播的不僅是該學科的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推動改變社會的一股熱望!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 臺灣第一個人文社會學術科普部落格「芭樂人類學」,成立於2009年11月,一開始只是在人類學者之間默默耕耘,不過到了2012年時,該部落格逐漸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學科學者注目。2012年底,社會學界開始籌備屬於自己的共筆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並且於2013年2月底開張,在極短時間內吸引了眾多人目光。2014年的三月太陽花學運後,又誕生了一波新的學術部落格,包含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故事、地理眼、到最近的經濟學「白鯨記」、STS多重奏。值此巷仔口社會學已經刊登200篇的文章之際,此文希望探討一下這波學術科普部落格風潮的意涵。 ◎沒有人讀的學術論文 有時候我們會懷念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許多風起雲湧的新雜誌出現,例如人間、當代、南方、文星、島嶼邊緣,或者大量的西方書籍翻譯,成為媒介、傳播知識的重要平臺。但是過了二、三十年,整個社會的政經條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媒介有了非常不同的方式,這也給了學界參與公共書寫一個新機會。 低成本的網路資訊傳播,使得我們要對抗國家或市場資訊傳播的可能性提高不少。政治力介入媒體傳播,早已經是人儘皆知的事情,例如旺中的中資媒體對於黃國昌的抹黑、以及2015年「天下@獨立評論」將黃丞儀批評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的撤稿事件。不過,問題並非只有政治力的干涉,目前的媒體評論市場非常弱智,多數的電視媒體仍無法做到深度評論,這也是當前資訊傳播的問題。 網路的出現,多少克服了傳播成本高昂,無法抵抗龐大傳播資本的困境。就先不談跟平面報章媒體結合的網路評論文章,目前有一些「純」評論網站,以臉書「按讚」的人數來看,目前最多的應該是想想論壇,接著是「天下@獨立評論」,端傳媒、接著是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芭樂人類學、法律白話文運動。當然,不能單純就按讚的粉絲人數來看該網站的影響力,例如「地圖會說話」,點閱次數都是百萬計的。不過至少就傳播的角度來看,粉絲人數越多,發文能夠接觸到的人就越多,「廣告」效力也就越高。 可以看到,網路的出現,讓比較沒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也可以透過低成本的網路,開始發佈、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發組成的學術科普網站跟有資本支持的評論網站(以天下評論為代表),不同的經營模式跟成果(參考表1)。臺灣的共筆學術科普網站,都是從社會中自己長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資本」支持,有的只是學界的「文化資本」而已。而從以下的統計數字來看,只要有特色的小眾獨立評論媒體,是可以在目前的網路競爭環境之中存活下來的。 表1  各學術科普與商業評論網站比較(至2015.01.25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目前也有一些個別學者經營自己的學術科普部落格,不過根據經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強大的動力來書寫之外,也必須考慮時間限制、學界要求的專業型書寫。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個人學術科普部落格,包括地圖會說話、哲學雞蛋糕,但在個人受到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透過集體力量來經營科普部落格是克服單兵公共書寫困境的方法之一。 歐美國家也有社會學的科普網站,有的是個人部落格,有的則跟巷仔口社會學類似,是集體共筆。比較接近巷仔口社會學的網站包括:日常生活社會學,該網站的動能很強大,文章也都短短的。文章會舉社會學的簡單概念來說明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邏輯,例如角色衝突、去個人化,或者提問一些有趣的說法,例如用「指頭尺寸就可以顯露你的性傾向?」來說明統計的一些陷阱;另外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則是「社會影像」,主要透過影像來看社會現象。例如同一個人,圖片如果是穿上藍色工作服,對比穿上西裝,那麼他被認為「白人」的機會,是否會不一樣。這些部落格的文章都有社會學的最新研究做為論述基礎。 國外的大學社會系也有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例如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LSE,該部落格主要寫手是研究生,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動力很強,隨時都在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牛津大學的Oxford Sociology則看起來像積滿灰塵的地方,沒有甚麼人氣,令人吃驚。 科普學術部落格真的可以吸引到眾多讀者,例如巷仔口部落格的點閱次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了。那麼,學者的學術論文,有誰在讀呢?根據統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平均一篇只有10個人閱讀,更令人氣餒的是,在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82%從沒有被引用過!學者花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給的研究經費、補貼大學的教育經費,還有自身花費許多力氣去調查、閱讀、研究、書寫、投稿刊登的漫長(痛苦或折磨)過程,但所做出來的研究若只有少數學界內的同儕閱讀,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過勞的教授、沒人讀的學術論文】 此外,資訊流通越來越快,從學者開始一個新研究主題設定,到調查、分析、書寫、發表,大概也都要三、五年的時間,如何快速傳播這些新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許先將相關的想法發表在有公信力的地方,是一個可能的平衡,例如有的學術期刊在正式刊登前,將接受的草稿放在網站上面,供讀者閱讀與評論,以利作者可以繼續修改。如此做法,跟目前的學術部落格文章,有點類似,也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一些研究丟出來討論,接著有些讀者會給許多意見,成為將來撰寫學術文章的參考。這種雙向的互動,是過去單純用期刊寫作發表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這種方式,已經比較接近於民主化的公共書寫了,不僅是圈內人閱讀、建議,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論、給意見。巷仔口社會學的一些文章,也開始有這樣子的特色了,例如陳美華寫的「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整理了初步田野資料,透過發表,有一些讀者給了回饋,例如展示洗頭洗到雙手傷痕累累的照片,讓她的此項研究有更加豐富的材料。 ◎學術研究、社會介入與公共書寫 早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學者書寫,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師」,也就是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進入到政府或黨的單位任職,這是學官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展現。進入到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期間,如何處理國家不斷吸納走社會運動能量,成為吳介民說的「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也在在考驗著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性格。 即使不是學官兩棲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與政治」問題,也考驗著學術與社會介入的關係。去年318太陽花學運時,蔡錦昌教授寫了一封信給學會,立場是反對學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聲明,他認為學者如果參與任何政治聲明,就是「大學講壇上的政客」。對於他的論點,顧忠華澄清說,我們採取的並非「價值中立」,而是「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立場,如同P. Bourdieu對巴黎郊區發生騷動的阿拉伯後裔年輕人說的:「我並非反對你們去火燒車,而是你們必須清楚知道為何要去燒車。」(見黃敏原「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不過社會學者實際介入社會運動的情況比較少,反而公共書寫才是臺灣社會學者介入社會最常見的方式。我認為,公共書寫,是一種介於韋伯說的「政治人物激情演說」與「冷靜思考的學者」之間的政治行動。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針對某些議題來發言,除了是冷靜思考的言詞表述外,其實也希望傳播我們的信念,這一點,跟政治人物吸引群眾支持他的理念,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跟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為了獲得最多的選票,政治人物會講群眾喜歡聽的話語,或者要找到他的同溫層聽眾,並且吸引距離其政治立場不太遠的選民,因此可能往眾數靠攏;但是學者寫的公共文章,卻剛好相反,並不是要吸引已經站在其同一思考的聽眾,反而經常是撕裂讀者的慣性思考,要把原來的讀者轉化成為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的讀者。所以我認為,會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書寫文章,就俱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其論點,因為它不是重複閱聽人早已熟知的觀點,而是透過「幾近挑釁」的方式,面對那些從來不曾如此思考、甚至從不覺得某些事物是有問題的人,來刺激他們嘗試從新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現象。我們社會學不就是每天在吐槽人們的常識嗎? 在巷仔口部落格的文章,有許多是這一類的「挑釁」文章,例如楊佳羚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藍佩嘉的〈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林宗弘的〈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趙恩潔的〈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要讓一般大眾可以接受非主流的觀點,並非那麼容易,這就跟廢死議題討論一樣,每次臺灣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社會大眾跟許多政治人物就開始批評廢死立場的人跟團體,在臺灣,只有敢公開表態支持死刑、嚴刑重罰的政治人物,但很少敢公開表明自己廢死立場的人。學界在討論廢死議題上,則經常面對常民不同的正義觀,也因此經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空談理論,如何轉譯學術語言而且可以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參考容邵武寫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 )。   【人文社會學術界多支持廢死,但如何跟多數支持死刑的大眾之間溝通?】 這樣「挑釁」的公共書寫,本身就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企圖,更精確的說,任何的寫作,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社會介入,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家透過不同方式的社會參與,都在彰顯社會學的身份認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佔據了特定的社會位置,作為大學教授的我們,佔據了相當優勢的社會位置,對於正在發生的諸多事務,社會學者沒有置身事外的權利。 ◎學術知識科普化的貢獻:問責、民主 將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改寫成為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過去可能以教科書的方式呈現,例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的《社會學與臺灣社會》,或者張晉芬撰寫的《勞動社會學》;最成功的科普社會學,應該是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還有林宗弘等人撰寫的《崩世代》;也有以出版論文集方式呈現,例如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的《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或者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合作的《田野的技藝》(郭佩宜、王宏仁),都是一種公共書寫,試著將學術研究科普化。 除此之外,科普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認真問責的態度。畢竟我們的研究經費多半從政府機構過來,也就是從納稅人過來,我們的研究除了在學界、學生之間流傳外,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對社會負責,而社會大眾也不至於對社會學茫茫無知,甚至有定見或偏見。日本社會學的發展已經超過百年,社會大眾、商業機構也理解「社會學大有用」,社會系畢業生很容易在市場找到工作,這自然就會有助於大學社會系的招生,社會也可因社會學培訓出來的學生而受益。但是韓國社會學的發展跟臺灣類似,很晚才開始受到專業的認可,也面臨被誤解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這個說法部份正確),但社會學大有用的部份卻被忽略,這樣子的誤解,造成在當前少子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的招生困境,甚至發生韓國的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在幾年前裁撤了社會系的情況。 【社會學其實大有用,只是多數人不知道怎麼用】 此外,部落格的書寫,是奠基於學者過去個人長期研究累積的成果,將這些新觀點傳播出去,不僅影響了非學界的人,即使學界的人,也可以互相知道同儕正在研究哪些議題,以及他們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對於臺灣在地知識的累積與流通,非常有幫助。目前的全球學術分工,仍多少承襲著核心-邊陲的架構,Heilbron調查了英國與美國的社會科學翻譯在全球的流向,結果發現,基本上都是從該兩國流向邊陲國家,而只有2至3%的翻譯是反向流動;拉美學者Zincke發現,該地區的社會學家在「核心地區」進行學術發表時,只有7%的參考書目引用拉美學者的研究;不過智利社會學者如果是在地發表的話,則高達55%的參考書目會引用智利跟拉美學者的研究。 如果我們要避免複製核心-邊陲的學術關係,發展出臺灣的南方在地觀點,那麼中文的書寫就很重要。此外,如果大家可以將自己的專業書寫轉化成為科普文章,那麼就比較可以不用花費很多時間跟力氣去閱讀、理解不同專業之間的專業學術發表(例如閱讀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專業文章),學者之間也可以更快相互吸收知識,在地研究的知識流通也會成倍數成長,這樣子可以多少避免上述核心-邊陲不平等的知識生產狀況。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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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始料未及的制度移植 我對「參與式預算」的興趣最早始於2005-6年,當時還是博士生,距今剛好十年。當時我在一篇文字中討論參與式民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文中是這麼寫的:「我認為必須要有『傳統』的社會運動作為後盾,才能讓『參與式民主』朝向逼近『透過參與進行培力』(empower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的方向發展。如巴西南大河州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自1989年起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就不是由中央的執政集團『施捨』而來,而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運動、地方組織網絡、進步政黨(工人黨)與進步政治團體(如工人黨內部的左翼派別「社會主義民主」)共同推動而成」。我一直很關注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因此很自然注意到首先在巴西愉港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後來陸續做了一些研究,也在2013年的「巷仔口社會學」寫了台灣第一篇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學術性質文章(見〈「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以及該文的改寫版本〈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收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參與式預算,在這兩年廣受注目】 雖然參與式預算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年,台灣的腳步一直沒跟上,但我在2013年寫那篇文章時,其實沒有料想到,這種都市治理或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模式竟會在短期內引進台灣,甚至成為顯學。拜柯文哲及其幕僚所賜,他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首次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的政見,宣稱要「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連勝文陣營隨後也跟進。柯文哲上台後,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中央的文化部等,都陸續展開了零星的參與式預算實驗,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足以讓我們做初步的反省,並思考未來的推動策略及方向。這篇文章將對台灣的案例做初步的分類整理,指出這套制度在台灣已經或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提出我對推動參與式預算的10點「戰略思考」。 ◎遍地開花的台灣經驗 台灣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2種模式。 縣市議員工程建議款模式 我將這種模式稱為「芝加哥模式」,因為芝加哥正是從2009年起,由該市49區的民主黨市議員Joe Moore提供其「工程分配款」(discretionary fund)(約130萬美元)來推動參與式預算。這種模式,是由議員拿出一定比例的工程建議款(配合款),在行政部門的協助下,交由地方居民提案、審議、投票,再由議員提出,行政部門執行。這種模式最主要的好處是:由於議員運用的是自己的建議款,故不易產生由行政部門推動時較容易出現的府會衝突;且眾所周知,這筆款項過去經常淪為議員綁樁、固樁的「私房錢」,而「參與式預算」能使其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要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雖然是由議員推動,但行政部門的角色依然重要,例如各局處必須協助改善市民的提案,落實提案的公共性、合法性及可行性。 2015年5月到8月間,新北市國民黨籍市議員陳儀君便循這種模式,釋出一部份工程建議款,交由新店區達觀里的里民提案及投票。但由於部分縣市(如台北、台南、高雄)沒有這筆款項,因此不是每個縣市都適用。此外,由於這種模式需要行政部門的高度支持,包括資源、人力、法規等各方面的協助,也因此涉及潛在的政治角力問題。比如說,假如新北市有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決定跟進,行政部門是否能提供同等規格的支援?無論如何,在頗具爭議的「工程建議款」還存在的縣市,若有議員願意將這筆錢交由民眾以透明、審議的方式規劃運用,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由行政部門推動模式 (1)完全開放 這種做法大致上是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類型不設限或限制很少),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的局處評估並協助改善,經民眾審議及投票後,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優點是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但限制是:(1)由於必然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局處間協調不足、資訊有落差,或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原理,將可能產生抱怨及衝突,使推動效率大打折扣。(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若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提高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因此行政部門必須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對一般市民及公務員進行培訓及組織。台北市在民政局的規劃下,目前正往這個方向推動,已經在各轄區舉辦多場初階培訓課程,各區公所的經建課也已正式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 【台北市北投區已經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討論來參與公共交通規劃】 (2)個別部會或局處推動 這種做法是由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的個別局處將自己的一部分業務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將一部份預算額度或計畫交由(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的)市民提案、審議、投票。這是文化部、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目前的做法。其優點是衝擊較小,可讓各部會或局處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交通……)來推動,也可使一部分原本缺乏民眾參與的補助、委辦案納入公民的參與。但這種模式仍必須重視「民間培力」,而不是只強調形式上的市民「提案」和「投票」,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教育及審議。 以新北市為例,經發局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推動「節電參與式預算」,委託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至民間宣傳、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及審議、投票,再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但提案人與社大有權參與執行。文化部、新北市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也以類似的方式,委託了學者團隊推動「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台北、南投、台南共六個社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新北市三峽區)、「中區參與式預算」(台中市中區)、「哈瑪星2017生態交通盛典公民參與暨培力計畫」(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對台灣經驗的初步分類請見表一)。 表一  不同台灣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發掘問題,展望未來 推動參與式預算至今,我們已經可以辨識出一些常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我只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供讀者參考。 地方民代、里鄰系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幾乎全靠里長宣傳動員,而且成效不錯,主因是該里長有民主理念,且年輕有衝勁。但我認為應該避免過份依賴里長,因為一來,里長往往事務繁忙,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能高度投入;二來,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如果該地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潛在的衝突角力,就更不能只依賴里長。 我認為,民代及里長的角色應該是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鼓勵市民參與,但最好不要開放民代及里長提案(但當然可以協助市民提案,也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許多爭取經費的管道。參與式預算應該成為對一般市民進行培力的機制,而不是受民代、里長或地方頭人支配。 如何進行民間的組織動員及培訓?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更有效的宣傳及動員組織工作,讓更廣泛的市民及弱勢群體有機會接觸資訊、參與討論。因此,要靈活利用網路媒介(針對年輕族群)、實體文宣、不同語言版本的文宣(針對新移民)。 其次,要把「培力」(而不只是宣傳)當成政策重點。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開發民間的協力夥伴(如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社區工作者),進行公私部門的協作,而不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或「廠商」。我們還必須設法在高中公民課及大學通識課中安排相關的課程,開發對公民參與、民主審議有熱情的高中及大學老師,建立人才資料庫,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後勁反五輕組織,就是積極公民參與的典範】 如何評估參與式預算的成敗? 我們首先必須需先思考何謂「成功」與「失敗」、要從誰的角度看。如果評估標準是以「公民參與」為核心,就可以追問(1)是否擴大公民的參與?(指標:參與的人數是否逐年提升?是否複製原有的政治或人際網絡?參與者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衡,是否納入較弱勢的群體,如身障者、新住民?)(2)是否深化公民的參與?(指標:過程是否納入審議機制?公民是否逐漸熟悉民主審議的方式?是否願意勇敢發言、聆聽他人意見?)。我根據這個精神,設計了一份評估表格如下(表二)。 表二  評估參與式預算是否成功的不同面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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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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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公司、為誰治理?社會學怎麼看公司治理

相較於美國模式股東與股市被視為公司治理的主要焦點,日本和德國的公司治理特徵在於容納了包括銀行、工會與員工等各種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公司鑲嵌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無法自外於更大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動與挑戰,這也是目前公司治理論述的主要盲點。公司與其他型態組織一樣面臨各種社會上正當性的要求,包括勞工權益的維護,環境的保護,歧視的根絕等,使企業常常不是成為立法規範的對象,就是成為社會運動直接抗議訴求的對象。近十年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實踐的興起,反映出全球化之下社會運動對大型企業新的挑戰方式,採用訴求消費者方式,要求歐美大型品牌廠商對海外代工廠的勞動與環境議題負起一定責任,以及投資機構對被投資對象的人權與環境保護紀錄。這些挑戰促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進一步的制度化,也擴大了公司治理的議題與對象。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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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民主食譜:黑箱料理特輯

左拉 /西子灣餐廳 這幾天在社群媒體上看到許多學生根本不懂新黑箱課綱料理就反對,讓西灣美味人妻直頭.去年也有很多人不懂黑箱服貿料理,根本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殊不知黑箱料理早已是風祖國的冠軍料理!哪,臉書上已有精彩的黑箱牛肉麵館食記 ,不過西灣美味人妻覺得,若能整理出一道萬用黑箱食譜,如此一來,不必上餐館就可以在家輕享受黑箱美味,保證不輸給外面餐廳喔~~~是不是很棒?廢話不多說,看看要準備哪些材料~ 【世界各地都有人吃垃圾,但是如何製作黑箱垃圾料理,看過來!】 資料來源:CC:flickr.com/photos/16782093@N03 【一、材料】 1. 中央特調永不過期黑箱肉500g (或黑箱條例500條) 2. 頂新油3大杯 (或腦殘立委3名) 3. 你被民進黨洗腦豆瓣醬1杯 4. 綠蛆學者誤國辣椒醬1包 5. 小屁孩胡椒粉適量 6. 你太偏激醬油10大匙 7. 中華文化五千年料理包1包 8. 理性和平味精2包(可依個人喜好增減,沒有上限) 【二、做法】  Step 1:把永不過期黑箱肉放入已經預熱的頂新油內,煮熟即可。   ❤小叮嚀:一定要使用中央廚房認可的永不過期黑箱肉才夠味,別家的不行喔。 Step 2:將黑箱鍋內的黑箱組肉取出,置涼,裝入保鮮盒後放入冰箱備用。   ❤小叮嚀:記得不可以浪費食物喔,既然都煮好了,一定要設法說服家人吃喔。 Step 3:將黑箱肉料理微波按中火,三分鐘後上餐桌。   ❤小叮嚀:其實直接按大火煮到臭灰乾也沒關係,反正吃下肚都一樣,死不了的。 Step 4:看看家人有沒有什麼反應。   ❤小叮嚀:如果沒有反應,就大功告成囉!!呀比。                 如果家人有負面反應(囧),請看下一步驟。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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