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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始料未及的制度移植 我對「參與式預算」的興趣最早始於2005-6年,當時還是博士生,距今剛好十年。當時我在一篇文字中討論參與式民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文中是這麼寫的:「我認為必須要有『傳統』的社會運動作為後盾,才能讓『參與式民主』朝向逼近『透過參與進行培力』(empower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的方向發展。如巴西南大河州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自1989年起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就不是由中央的執政集團『施捨』而來,而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社會運動、地方組織網絡、進步政黨(工人黨)與進步政治團體(如工人黨內部的左翼派別「社會主義民主」)共同推動而成」。我一直很關注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因此很自然注意到首先在巴西愉港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後來陸續做了一些研究,也在2013年的「巷仔口社會學」寫了台灣第一篇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學術性質文章(見〈「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以及該文的改寫版本〈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收於鄭麗君編,《參與式預算:咱的預算,咱來決定》)。 【參與式預算,在這兩年廣受注目】 雖然參與式預算在國際上已經推動了二十年,台灣的腳步一直沒跟上,但我在2013年寫那篇文章時,其實沒有料想到,這種都市治理或民主創新(democratic innovation)模式竟會在短期內引進台灣,甚至成為顯學。拜柯文哲及其幕僚所賜,他在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時,首次提出了「參與式預算」的政見,宣稱要「讓市民參與預算的提案及審查」,連勝文陣營隨後也跟進。柯文哲上台後,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中央的文化部等,都陸續展開了零星的參與式預算實驗,目前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足以讓我們做初步的反省,並思考未來的推動策略及方向。這篇文章將對台灣的案例做初步的分類整理,指出這套制度在台灣已經或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提出我對推動參與式預算的10點「戰略思考」。 ◎遍地開花的台灣經驗 台灣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2種模式。 縣市議員工程建議款模式 我將這種模式稱為「芝加哥模式」,因為芝加哥正是從2009年起,由該市49區的民主黨市議員Joe Moore提供其「工程分配款」(discretionary fund)(約130萬美元)來推動參與式預算。這種模式,是由議員拿出一定比例的工程建議款(配合款),在行政部門的協助下,交由地方居民提案、審議、投票,再由議員提出,行政部門執行。這種模式最主要的好處是:由於議員運用的是自己的建議款,故不易產生由行政部門推動時較容易出現的府會衝突;且眾所周知,這筆款項過去經常淪為議員綁樁、固樁的「私房錢」,而「參與式預算」能使其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要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雖然是由議員推動,但行政部門的角色依然重要,例如各局處必須協助改善市民的提案,落實提案的公共性、合法性及可行性。 2015年5月到8月間,新北市國民黨籍市議員陳儀君便循這種模式,釋出一部份工程建議款,交由新店區達觀里的里民提案及投票。但由於部分縣市(如台北、台南、高雄)沒有這筆款項,因此不是每個縣市都適用。此外,由於這種模式需要行政部門的高度支持,包括資源、人力、法規等各方面的協助,也因此涉及潛在的政治角力問題。比如說,假如新北市有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決定跟進,行政部門是否能提供同等規格的支援?無論如何,在頗具爭議的「工程建議款」還存在的縣市,若有議員願意將這筆錢交由民眾以透明、審議的方式規劃運用,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由行政部門推動模式 (1)完全開放 這種做法大致上是開放各轄區民眾提案(類型不設限或限制很少),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的局處評估並協助改善,經民眾審議及投票後,再納入當年度預算或下一年度的概算。優點是對提案類型的設限小(可能只有經費上限、必須符合法令及政策規劃方向等基本要求),可鼓勵市民發揮創意。但限制是:(1)由於必然同時涉及各局處業務,若局處間協調不足、資訊有落差,或基層公務員不瞭解參與式預算的基本原理,將可能產生抱怨及衝突,使推動效率大打折扣。(2)這種模式只是開放市民提案,但若缺乏民間培力機制,將難以提高市民的提案意願及提案品質,因此行政部門必須結合既有的民間力量,對一般市民及公務員進行培訓及組織。台北市在民政局的規劃下,目前正往這個方向推動,已經在各轄區舉辦多場初階培訓課程,各區公所的經建課也已正式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 【台北市北投區已經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討論來參與公共交通規劃】 (2)個別部會或局處推動 這種做法是由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的個別局處將自己的一部分業務納入公民參與的機制,將一部份預算額度或計畫交由(特定地區或特定類型的)市民提案、審議、投票。這是文化部、新北市(經發局、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目前的做法。其優點是衝擊較小,可讓各部會或局處結合既有的業務(如社造、就業、節能、交通……)來推動,也可使一部分原本缺乏民眾參與的補助、委辦案納入公民的參與。但這種模式仍必須重視「民間培力」,而不是只強調形式上的市民「提案」和「投票」,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組織、教育及審議。 以新北市為例,經發局在2015年下半年開始推動「節電參與式預算」,委託兩個執行團隊(永和社大、盧荻社大)至民間宣傳、組織及培力,協助市民形成提案及審議、投票,再由公部門的委辦單位執行票選出的方案,但提案人與社大有權參與執行。文化部、新北市勞工局、台中市都發局、高雄市研考會也以類似的方式,委託了學者團隊推動「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台北、南投、台南共六個社區)、「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新北市三峽區)、「中區參與式預算」(台中市中區)、「哈瑪星2017生態交通盛典公民參與暨培力計畫」(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對台灣經驗的初步分類請見表一)。 表一  不同台灣地區推動的參與式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發掘問題,展望未來 推動參與式預算至今,我們已經可以辨識出一些常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我只能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供讀者參考。 地方民代、里鄰系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幾乎全靠里長宣傳動員,而且成效不錯,主因是該里長有民主理念,且年輕有衝勁。但我認為應該避免過份依賴里長,因為一來,里長往往事務繁忙,很難期待所有里長都能高度投入;二來,里長的動員可能複製既有的政治及人際網絡,如果該地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潛在的衝突角力,就更不能只依賴里長。 我認為,民代及里長的角色應該是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鼓勵市民參與,但最好不要開放民代及里長提案(但當然可以協助市民提案,也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許多爭取經費的管道。參與式預算應該成為對一般市民進行培力的機制,而不是受民代、里長或地方頭人支配。 如何進行民間的組織動員及培訓? 首先,我們必須透過更有效的宣傳及動員組織工作,讓更廣泛的市民及弱勢群體有機會接觸資訊、參與討論。因此,要靈活利用網路媒介(針對年輕族群)、實體文宣、不同語言版本的文宣(針對新移民)。 其次,要把「培力」(而不只是宣傳)當成政策重點。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積極開發民間的協力夥伴(如社區大學、民間團體、社區工作者),進行公私部門的協作,而不是把責任丟給各區公所或「廠商」。我們還必須設法在高中公民課及大學通識課中安排相關的課程,開發對公民參與、民主審議有熱情的高中及大學老師,建立人才資料庫,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後勁反五輕組織,就是積極公民參與的典範】 如何評估參與式預算的成敗? 我們首先必須需先思考何謂「成功」與「失敗」、要從誰的角度看。如果評估標準是以「公民參與」為核心,就可以追問(1)是否擴大公民的參與?(指標:參與的人數是否逐年提升?是否複製原有的政治或人際網絡?參與者的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平衡,是否納入較弱勢的群體,如身障者、新住民?)(2)是否深化公民的參與?(指標:過程是否納入審議機制?公民是否逐漸熟悉民主審議的方式?是否願意勇敢發言、聆聽他人意見?)。我根據這個精神,設計了一份評估表格如下(表二)。 表二  評估參與式預算是否成功的不同面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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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天然獨世代:媒介真實VS.生活現實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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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自主檢驗機制的能與不能:從ISO22000與GMP驗證制度談起

翁裕峰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STM中心 疑問油品連環爆,讓消費大眾憤慨之外,更引發油品監管制度性設計與執行的一連串疑問,不僅僅是對國家監管的部分產生疑慮,也對以科技檢驗為基礎的民間業者自主管理制度有所質疑,根據經濟部10月31日發佈的食品GMP自主管理制度的調查顯示,六成民眾認為民間機構辦理GMP認證制度「無法保障食品生產品質」、約七成民眾認為GMP認證制度改為「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食品業者和專業檢驗機構的三方組合」的設計,會使食品業者「更重視產品品質」。 【食品GMP,在此波的油品事件中,遭遇強烈質疑】 這樣的認識,似乎在頂新、正義油品事件的最新資料中得到了印證:衛福部說,大幸福公司輸出至台灣的都是飼料用牛油和椰子油,不是人可食用的,因為該公司沒有生產食用油執照。但是負責為大幸福的油品做採樣檢驗,並出具出口公證報告的VINACONTROL公司說,經他們公正客觀檢驗後,輸入台灣的油品(包括豬油、魚油、牛油與椰子油等),是適合人類食用的;而公證公司也表示,在當地透過其他公證公司取得造假的檢驗文件不是沒有可能。彰化地檢署則公布,頂新購自大幸福的豬油和牛油原料,在尚未加工製造前含有不容許存在或雖容許但超過國家標準的重金屬鉻、鉛、銅,酸價也是超過原料的容許值。 以上資訊顯示,越南政府官方的認定與公證行的認定不僅極為不同,而且更說明確實有空間與機會將不適合人食用的油品,透過這種檢驗機制變成「適合人食用的」。據此,我們看到食用油品的科技檢驗實作與制度規範實作兩個脈絡性的偶合的驚人效果:非食用油變身食用油的可能性。我們也可以合理擔心,那些在越南還未受到適當管理的多氯聯苯污染油品,是否透過類似的偶合機制、或我們還不知道的其他偶合機制,而變成國際社會食品的一部分。 ◎油品的認證過程是如何呢? 國外的問題油品以不法方式進到國內,再經加工製造出來的油,在油料源頭未被揭露之前,都能夠通過本國食品衛生機關的抽檢,有的甚至可以拿到在現今GMP、ISO22000等的認證,而這些認證是在當代科學知識的理解與檢驗技術的實作框架下,代表了食品加工製造的品質保證。油源到底在整個認證制度下處於那個認證位置,如何被處理呢?與此相連的,是怎樣的科層組織權力結構? ISO22000 我們先來看看ISO22000這個國際自主管理的規範標準。這類驗證主要是以文件審查為主,現場稽核為輔,整個操作體系聚焦在企業的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規範架構能否落實,高層主管的投入(commitment)是關鍵,跟其他ISO的管理標準一樣,ISO20002也要求高層主管必須發參與擬定企業的食品生產管理政策、肩負此規範在企業內部審查的重大責任。獲得認證的公司,依照該標準,必須建立、執行與維持跟供應鏈廠商之間有效的外部溝通安排,以確保有關食品安全議題的資訊之有效性。這是要求跟整個供應鏈上下游有關係,而不是只有與供應鏈中的單一廠商或少數廠商接觸而已,以便在必要的衛生環境基本條件與行為下,生產製造保護消費者的食品。換句話說,這是個上、中、下游全面性的食品生產管理標準,不是只在單一食品製造業者內部發生效果而已。 這樣的設計背後有個既定的價值假設:願意定期花錢辦理這種驗證的企業,高層主管都要/會積極地去執行。但是從強冠、頂新、正義等公司拿到ISO22000與管理高層故意買進飼料原料的行為來看,完全違背了這種自主管理的價值。這突顯ISO管理標準的限制,不僅是不知道獲得認證企業管理者的投入高低,問題也出在ISO設計的稽核方式僅聚焦在文件的查驗,這使得前述油品在進口的程序上,因為預設參與在ISO認證過程中的科層組織權力高層、驗證執行者都是可信賴的對象,以致有了假造的空間。 ISO22000標準的制訂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他參採了兩個與食品相關的不同管理規範,一個是美、歐、日等在1980年代末開始採用的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制度,另一個是危害分析關鍵控制要點(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台灣食品GMP驗證制度:推行協會 經濟部透過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認證體系推行會(以下簡稱GMP推行會),建立台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發展協會(也就是台灣的食品的GMP驗證制度。這個食品GMP驗證規範,融入了HACCP 的相關管制條文。GMP與ISO22000不同的地方有幾個,第一、它強調現場稽核;第二、它重視稽核人員的專業性;第三、官方直接稽核;第四、給與消費者參與的空間。 GMP推行會掌握了整個認證體系與操作方式建置的核心,它不只在稽核員遴選方面握有一定的推薦權以及最終發聘的決定權,對食品GMP認證體系操作規章、食品工廠GMP通則與專則也有核定權,更對每一家GMP驗證執行機構的甄選、委託、監督、考核等有審議權。其13~15位(新修正條文改為「13~17位」)推行會成員係來自社會中的政府、企業機構、以及非營利組織。 【魏應充擔任台灣食品GMP發展協會理事長,是不是有利益糾葛的問題?】 參與建立GMP驗證制度的主要GMP推行會委員當中,除了政府官員之外,當屬臺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GMP發展協會)。在2014年2月還沒修改GMP推會設置要點之前,該協會不僅佔有最多非官方委員席次,其理事長更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分別擔任GMP推行會的兩席副召集人位置。 GMP發展協會這個民間組織,從理事機構的組成來看,其實比較像是食品業高層的聯合,國家希望透過非營利組織這種管道,來介入監管與確保獲認證廠商的食品製造品質,不過GMP推行會成員組合雖然有近半數來自官方的比例,但是理監事卻由民間人士來主導,以2012年當選的理事長跟常務理事來看,GMP食品推行協會全部是知名企業的高層主管,至少是副總經理級職的成員,具有公司經營決策的高層主管,民間企業的背景明顯(見表一)。 表一 GMP發展協會2012年12月當常務理事/理事長成員一覽 資料來源:社團/財團法人資料檢索,2014;GMP發展協會,2012;作者整理 不過從食品GMP認證體系細部作業程序對現場評核成員組成的要求,可以看出國家支配GMP執行工作的結構性力量很強:扣除兩位領隊之後,所有評核成員中,政府佔四位、認證機構有一位、學者專家一至四位。用GMP協會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政府、業者、消費者及食品專業研究與推廣機構的監督與管理」來「確保食品 GMP 產品的安全、衛生與高品質」。 此外,就現場評核的安排時程來看,在採取共識決為主的評核委員獨立討論階段,是國家最有機會在這時依照實際的書面與現場評核資料,以及主要政策立場,對討論的共識進行決策方向之引導,若不成,還可以有多數決方式可以採用。 ◎食品危機後的GMP組織變化 這種由國家介入,強調觀察現場製造流程、搭配廠商自主管理資料與採驗產品的科學證據做為是否給予認證的制度,從韋伯的科層概念來看,具有相當明確的組織分工。但是經過前述三次食品安全風暴均涉及GMP產品之後,這個科層制度顯然面臨合法性的危機。 這個危機除了使將高度涉入GMP推行會的GMP發展協會理事長由食品企業主要龍頭更換為食品學界的重要領導人之外,也造成GMP相關規範的改變(總計修改了十三種規範的條文),以維持此制度存在的正當性,避免走向消失的命運。但是國家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介入食品安全衛生監督管理,卻仍失手的情況下,還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使這個出了問題的權力結構,未來還是足以消除或減低攙偽等食品安全衛生事件呢?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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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之路,荊棘密佈:讓社會學揭露人家不想你知道的事

蔡博方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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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核四,爭民主:向林義雄先生致意

  4月25日來自全國各地,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學院長,跨學系、老中青大學教授及國內數個重要學會代表近兩百名學者,身穿黑衣、戴黑帽,身貼白底黑字「慟」,集結於凱道前舉辦【廢核四 爭民主】記者會,以響應林義雄先生追求「落實民主、停建核四」的禁食行動,以及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台灣各地發動的遍地烽火行動串連。記者會後,與會學者集體禁語步行至義光教會,在教會旁公園朗讀聲明後,由代表將聲明與連署書交給義光教會志工,學者們隨後排隊進教會表達對林義雄先生採取禁食行動的不捨、支持與敬意。   【邱花妹教授代表參與學者送交致意簽名書給林義雄先生】 台灣反核運動三十年,反核立場鮮明的學者不在少數。自4月22日林義雄先生決定展開禁食後,學界即發起【廢核四爭民主學界不核行動聲明】的連署,短短幾天內即得到數百位學者響應。參與發起、連署的學者,包括林明璋、林長壽、陳建仁、杜正勝、石守謙、李文雄(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及鄭天佐等七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聲明中,學者們表達對林義雄先生禁食行動的不忍、對時局的憂心,並沉痛強調: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無法接受執政當局一再戕害民主體制、陷國家於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作為公民,我們無法自外於這個混亂的時局」、「作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們堅信,學界作為社會良心、負有思考解決社會重大問題的責任,大學更應以積極行動與堅實論述,守護台灣的民主與永續的未來。」 ◎學界對於核能發電的批評與質疑 在記者會上,中研院院士林長壽表示: 「林義雄先生,今年73歲。在過去40多年裡,他和家庭用生命守護臺灣,對臺灣民主的進展與扎根,寫下令人感動的詩章,我自己尊他為『國之長者』。這次他再次用生命,發出靜默但清晰的聲音,提醒我們:『非核家園的實現,不能靠政客的承諾,而是臺灣社會公民運動的進程之一。』」林院士進一步指出:「目前以『嚴格的安全檢查後,再以公投來決定是否運轉』來做回應,這和經濟部長的說法:「停止核四,我們的電力在2016年就會不夠」,兩相對照,政府的說法可能還是一個充滿政治話術的謊言。」他並陳痛表示: 「政府還以『政策不能因一個人的因素而改變』,來回絕核四停建的訴求。這是一個非常殘忍而邪惡的回應,其目的在羞辱林義雄先生。」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暨澄社社長、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劉靜怡,從法理層面指出,停建核四不違憲:「從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核四具有重大安全問題,不受民意信賴,身負監督和執行核四的安全興建與營運責任的政府部門,眼前最佳的選擇,就是由行政權和立法權兩者協力達成『直接停建核四』的目標。」劉靜怡指出,若要以公投決定是否停建核四,徹底修正反民主的鳥籠公投法再提案舉辦公投,或另訂特別法如「核四公投特別條例」,讓人民能夠真正對核四議題投票表態,都是行政部門可立即採行的有效作法。 【參與的教授們聚集在凱道,為廢核四,爭民主進行抗議活動】 代表台灣女性學學會發言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鄭斐文從女性與弱勢者的的角度反對核電產業: 「核電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負面產物,也是非民主、非環保、非生態永續的科技。核電產業對於弱勢者來說,更是災難。例如,現在還放在蘭嶼的核廢料仍在污染,無足夠防護;核電工廠工人更是被犧牲於高風險的健康危害中;對於貧者、小孩或老人來說,核電也是摧毀家園的怪獸 !因為當核災難來時,弱勢者將變得更是一無所有。」 鄭斐文指責:「國民黨政府的作法根本就顯示出其粗暴的父權國家的本質,而就是因為這種暴力國家才使得林義雄先生需要以絕食手段進行抗議。」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代表、中正大學講座教授陳瑞麟以「科技與社會」(STS)對核電長期研究的基礎表示:「核能發電發生災害的風險不是很低,而是很高!最重要的是,一旦發生災害時,代價我們無法承受。近三十年來,STS已經對核能發電產生的社會議題(包括大型核災)作了許多學術研究,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同時考量台灣的地理和社會條件,我們認為台灣完全不具備使用核能發電的條件,對台灣未來唯一有保障的出路是:廢核。」陳瑞麟並且憂心指出: 「具有自主核能技術的先進國家如美國、前蘇聯、日本都發生了最嚴重七級核災,不具備核能自主技術的台灣,有什麼科技條件堅持使用核能發電?台灣地狹人稠,核廢料無處放置,也無處理核廢料的自主能力。萬一發生大型核災,災民也無處可撤!」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呂忠津批判: 「這個習於說謊的馬政府說,核四停建、核一(2018-9)、核二(2021-3)、核三(2024-5)除役後,台灣就會缺電、限電。不要說現在本來就沒有核四在發電,在未來的五至十年間,台灣有能力、有技術,除了能快速開發蘊藏豐富的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再生能源外,也可以於過渡期發展使用潔淨化後的化石能源,來取代除役的核能電廠,甚至淘汰高碳排放的火力發電廠。而創新的綠能與節能產業,將可成為帶動台灣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的新引擎。台灣人應該儘早丟棄這個無能、擺爛、怠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此外,中研院院士、Emory University化學系教授林明璋向馬政府提出兩個問題一個建議,他質問,一、馬政府如何保證核電安全?二、核廢究竟要如何處理? 劉俊秀教授從工程專業立場表示,日本發生福島核災的經驗,讓我們知道,核電不可能安全,而台灣在找不到穩定地盤的情況下,核廢料也不可能有去處。廢核才是台灣該有的選擇,蓋核四的錢應該拿來發展再生能源。 【4/26、27有上萬民眾參與反核靜坐活動】 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詹長權指出,「台灣有全世界最危險的核電機組,台灣社會,不管是學術界或一般民眾,都有停建核四的共識,人民之間建立起的共識,應該可以作為政府的決策基礎,停建核四不只是一個核電廠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台灣未來社會及國家發展價值的一種選擇。」詹長權教授進一步指出,台灣前面三個核電廠都是在威權時期所作的決定,但建核四廠是台灣已經政治民主化之後,但台灣人民卻不能有決定的權力。他呼籲: 「馬總統跟江院長在知識前要謙卑,要相信真理而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受舊的政經勢力左右而作出錯誤的判斷,因為你們對核四抉擇的正確與否,關係著未來台灣社會發展空間的寬廣或狹窄,如果因循苟且繼續興建核四,我們將因此無法跟上全球永續發展的腳步,台灣將真正的被世界邊緣化。如果停建核四,馬總統與江院長兩人、林義雄先生與全體台灣人民的未來,都將會海闊天空。」 ◎學界的訴求:廢除核能、還權於民 范雲代表學界,重申學界支持全國廢核平台所提出的兩大訴求: 「一、停建核四,核一、二、三廠盡速除役,二、還權於民,下修鳥籠公投法門檻」,並呼籲全民一起走完廢核四的最後一哩路。學者們也同聲祈願林義雄先生、台灣人民與生態環境平安健康,祈願人民堅定的意志與行動,得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與非核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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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欲墜的臺灣民主?從民主態度調查談起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3月18日晚上,一群「反黑箱服貿」的學生發動突襲,佔領立法院議場。他們原本並沒有預期能夠支撐多久。想不到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數千名學生蜂擁而出,包圍立法院,保護議場內的學生。隨後,一波接一波的學生趕赴立法院,聲援佔領行動。無法前往現場的民眾,也默默擔任後勤,以各種方式支援學生。為什麼這場佔領行動能夠引發這麼大的迴響?他們究竟在反對什麼? 【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否仍在等待黎明?】  ◎學生運動到底在反什麼? 事實上,「反黑箱服貿」的訴求可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反對的是服貿本身,而這又包含三種聲音。第一種聲音反對自由貿易,無論是跟中國,還是跟其他國家。這種聲音來自左翼知識份子。第二種聲音支持跟任何國家(包括中國)自由貿易,但是反對目前的兩岸服貿協議。因為目前的協議內容太糟了,甚至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這種聲音主要來自右翼經濟學家。還有一種聲音,接受臺灣跟其他國家自由貿易,但是跟中國不行。為什麼?因為中國有併吞臺灣的野心,其他國家沒有。為了避免遭到併吞,臺灣經濟不能過度依賴中國。 「反黑箱服貿」的第二個層次是反黑箱,包含部分支持服貿的人、反對服貿的人、更多對服貿不置可否的人,但是他們都無法忍受政府一意孤行的蠻幹。這次學運的引爆點,其實是反黑箱而不是反服貿。很多人先是驚覺臺灣的民主體制幾乎快要被摧毀了,才開始關心服貿議題,然後發現服貿的問題,進而加入反服貿的行列。 臺灣的民主體制經歷五次總統民選、兩次政黨輪替。按照某些人的定義,這樣已經算是民主鞏固了,怎麼會那麼容易被摧毀呢?2008年,我寫了〈走鋼索的民主〉,提到: 臺灣民主最大的隱憂,並不在於違法濫權的政客,而在於眾多缺乏民主自由信念的人民。假如民主自由並未成為大多數人最堅信不移的信念,縱使這個國家擁有民主的一切型式,也是搖搖欲墜的。因為當政府開始侵害人權、走向威權之時,仍將獲得強大民意的支持。於是,這個國家的民主體制很快就會土崩瓦解。 當時我引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第二次(2006年)的數據,指出有過半民眾期待接受「聖人」的統治,而不是自己當主人。另外,有將近一半的民眾反對任何示威遊行,並且抱持有罪推定原則。我評論臺灣的民主體制走在鋼索之上,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每年都被網友拿出來熱烈討論,反映這些年來臺灣民主的處境一再使人擔憂。 ◎搖搖欲墜的台灣民主狀況 那麼,這些年來臺灣民主的處境是變得更樂觀?還是更悲觀呢?很遺憾地,我必須指出,臺灣民主已經不只是走鋼索,而是快要掉下來了!讓我們再來看看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數據。這次看的是2010年執行的第六期第一次調查,包含一系列民主價值量表。這個調查的母體,也就是我們想要獲得資訊的對象整體,是年滿18歲的臺灣民眾。這個調查的樣本,是1,895個受訪者。你可能會感到好奇,1,895人的數據能夠代表全臺灣所有年滿18歲的民眾嗎?請放心,統計學告訴我們,只要樣本是以機率抽樣法從母體抽出,樣本的特性就可以說明母體的特性。這個調查訪問的1,895人,就是以機率抽樣法從母體抽出的。如果你還是不放心,我們再做個事後檢查:這1,895人的性別、年齡結構,完全與母體一致。因此,以下數據雖然只來自1,895人,但反映的就是全臺灣所有年滿18歲民眾的狀況。 首先,請看這一題。 「我們想請教您一些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對於卡片上這三種說法,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   【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的信念,竟然逐年在下降】 不管什麼情況下,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51.7% 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22.2% 對我而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24.1% 也許你覺得:還好,擁護民主體制的人還是有過半數。問題是,民主信念不像選舉那樣只要過半數就贏了。如果民主信念沒有成為大多數人(八~九成以上)的共識,民主政治根本就不穩固。 聰明的你可能會發現,這個題目對於民主的條件很嚴苛,必須接受「不管什麼情況下」;對於獨裁的條件很寬鬆,只要「在有些情況下」就行。如果去除那些前提,將前兩個選項改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體制」與「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那麼民眾選擇民主的比例必然大為提升。沒有錯,改變問題措辭會影響調查結果。但是,這個題目加上那些不對等前提是別有用意的。進行哲學討論時,我們經常把情況推到極端,看看你的信念會不會動搖。這個題目就是想要考驗:在最嚴苛的條件下,人們對於民主的信念是否能夠堅持。結果只有51.7%的民眾擁有堅定的信念,這樣的民主實在很脆弱。 更令人憂心的是,十年來臺灣民眾的民主信念呈現下滑趨勢。上述題目在2000年與2005年的調查中也曾經問過。比較三次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的人從59.0%下滑到51.7%;接受獨裁體制的人從15.8%上升到22.2%。2000年時,臺灣民眾不但見證第一次政黨輪替,對於民主政治也擁有較高的期待。然而,隨著陳水扁的失敗、政黨政治的失能,許多臺灣民眾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倘若這樣的下滑趨勢沒有改變,臺灣的民主體制還能持續多久呢? 也許你會期待,只要愈年輕的世代擁有愈強烈的民主信念,那麼臺灣的未來就會愈來愈光明。很遺憾地,我必須再次指出殘酷的事實:愈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愈沒有信心。下面的交叉表將受訪者分為五個年齡層。顯而易見,隨著年齡的降低,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的比例愈來愈低;接受獨裁體制的比例愈來愈高。在18-29歲的民眾當中,只有41.0%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但有34.7%接受獨裁體制。這個現象簡直潑了我們的公民教育一盆冷水。我個人的猜想是,較老的世代親自嚐過獨裁的滋味,因此對於民主體制有較強的渴望。然而,最年輕的世代無法體會前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艱辛,卻經歷了陳水扁的失敗與政黨政治的失能,因而對民主體制產生懷疑,甚至去想像獨裁體制可以改變這一切。倘若這樣的趨勢沒有改變的話,臺灣的民主體制將會終結在年輕世代的手中。 註:本表去除無效受訪者,因此總和百分比略高於前文所提。 下面這一題也顯現最年輕世代對於獨大的行政權有所嚮往。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時,應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這一題加上「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這樣的前提,也是刻意把情況推到極端,考驗民眾對於司法獨立的信念會不會動搖。結果最年輕的世代不夠堅持司法獨立,有超過半數支持行政干預司法。 這個調查還有其他關於民主價值的題目,限於篇幅,不在這裡一一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至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網站下載數據。   ◎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客 我要強調的是,別以為有了總統民選,有了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化就已經完成了。大錯特錯!臺灣的民主社會仍是未竟之業,非常脆弱,而且諸多跡象顯示正在倒退!其原因,就在於多數臺灣民眾仍然缺乏身為國家主人的自覺,對於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甚至凡事以去政治化為高尚。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客。當我們批評政客骯髒齷齪時,別忘了反身自省:是誰提供錯誤誘因,鼓勵這樣的人一再當選?沒有嚐過獨裁滋味的年輕世代,這次可要好好品嚐一下。當你的利益被統治者出賣時,即使你再怎樣大聲疾呼,統治者就是聽不見,完全不把你當一回事。請想清楚,這真的是你要的政治體制嗎? 【去政治化的論點,決定了我們會選擇那一種統治者】 最近接連發生的黑箱課綱、黑箱服貿可謂是對年輕世代的一場震撼教育。而太陽花學運則讓我看到年輕世代的覺醒。年輕人必須扭轉民主信念每下愈況的趨勢,臺灣民主才不會像Humpty-Dumpty那樣摔碎。我多麼希望二十年後再來看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假如還有)時,民眾堅持民主信念的比例已達到八~九成。只有這樣,臺灣的民主才稱得上是鞏固。屆時,《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勢必得出第四卷,而書中的主角將會是年輕世代的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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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還是暴民?新媒體的公民政治

蕭蘋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 ◎新媒介改變了社會地景 在最近由學生發起與主導的反服貿運動中,新媒介—尤其是臉書,扮演了核心樞紐的角色,大大發揮了新媒介的民主潛力。自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自BBS上開始燎原、2009年八八水災時在twitter與plurk上所成立的救災應變中心、到此次的反服貿學生運動以臉書做為整合動員的工具,新媒體一次次改寫、重繪了台灣的社會地景。 有些人在這次的反服貿學生運動中,直接在臉書上宣稱「臉書就是主流媒體」。在這次的學運中,臉書不論是在論述的建構、民意的分享論壇、資訊的傳佈、公民的動員等方面,都較傳統、被政經勢力綁架的大媒體,更加有效、多元、貼近真實。 【一雙拖鞋,搭配上一台iPad,成為這次學運開始向外傳播自己觀點的媒介】 資料來源:imgs.ntdtv.com/pic/2014/3-20/p4549541a24224664.jpg 首先在事實的呈現方面,有參與運動者利用一雙拖鞋架上一台iPad,藉由行動通訊,直接在佔領的立法院議場中,進行第一手的現場同步直播,馬上吸引了大批的線上觀者追隨。當電視新聞媒體按照往例,將參與運動的學生描繪定義為「暴民」,馬上有參與者在臉書上發文,說明運動現場,尤其是遭到封瑣的立法院議場內部次序有節的場景,直陳「我不是暴民」,自我描繪與定義。一些在傳統大媒體中工作的新聞記者,也已不耐媒體的自我審查框架與有限性,直接使用社群媒介,在其中呈現第一手的觀察資料。更特別的是,有支持者自主的將運動的訊息發布到國際媒體的線上公民新聞,如:CNN iReport,台灣反服貿學生運動的消息,竟較馬航飛機失蹤的消息,更快速、幾乎是與台灣媒體同步出現在國際媒體上。 ◎線上與線下,同步建構歷史 在資訊的傳佈上,大量的現場訊息,拜科技之賜,製作輕易,傳送直接而快速,跳過傳統媒體守門人一道道組織的檢查關卡,直達受眾的眼前。大量的資訊中,除了事實的陳述描繪、物資的需求援助之外,也伴隨了議題的形塑、設定與論述的衍生建構。臉書的分享機制,每個使用者都可以藉此轉貼不同的發文,然後在發文上留下自己的個人意見,然後在自己的「臉友」間,再引起另一重的討論意見。這一重重的討論意見,成就了一種「論壇」的形式。 無疑的,這正是Habermas所謂的公共領域的體現,新媒體允許「私領域的人們集結成公眾進行辯論」。這些辯論促使服貿協議的簽定,成為一個熱門議題,更多人因此主動尋求更多的資訊,對此議題進行更深入的理解,造成各種經過整理的簡易「懶人包」,在線上瘋傳,大行其道,連經濟部也立即製作支持服貿的懶人包回應,希望能更接近民眾,贏得支持。 【反服貿的過程中,網路出現眾多的懶人包】 而受眾呢?僅僅是被動的訊息接受者嗎?當大家在臉書上,看著一則則的po文,一連串的以食指點讚之後呢?我的一個年輕同事說,她無法忍受自己只是坐在家中書桌電腦前,喀里喀里的點擊而已,我說「那麼就趕緊去抗議的現場吧」。於是,在議場佔領的隔天晚上,我到了高雄的美麗島捷運站,站內的通道上,坐了至少三、四千人的抗議民眾,特別吸引人的是,其中有很多是著制服、背書包的青澀高中生,他們有些一起坐了一排,有些是獨自一人安靜而堅定的坐著。他們從何而來? 是從「線上」被動員而來,他們是一群「電子世代」,正在線上與線下,同步建構屬於他們的歷史。 ◎是公民?還是暴民? 這群由網路而生、生活在線上、熟稔運用新科技的網路公民(netizens),原本在不久之前的流行論述中,他們還是屬於被動、癡愚、沒有行動力、各自孤立的「鄉民」、「宅男」,但在這場社會運動中的表現,卻幡然一變,成為屬於具有高度自主、理性、有行動效率與目標、聚集合作的主體。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在掌握政經資源與權力的官方與傳統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內容中,參與運動的學生,不僅是「不禮貌」的,更進一步被描繪為「暴民」,是沒有法治,是「不能容忍的暴力」,「不應該被姑息、保護」(金溥聰語),或可能會被「特定的政治團體或社會團體」所「利用」和操弄(江宜樺語)。 究竟是公民?還是暴民?這一場論述的爭鬥,若細究其所產生的歷史脈絡,其實也不令人陌生。如同M. Allor所言,「閱聽人並不真實的存在,不佔有任何的真實的空間,只存在於分析的論述之中。」楊芳枝與我有關「主動的公民性」的論文,討論了台灣的社會脈絡中,對於網際網路閱聽人想像的相關論述。我們認為,新媒體的使用者概念是烏合之眾、還是公民的意涵,必須放置在台灣的國家發展與全球化的脈絡中加以考量,每一次國家的再結構都會改變公民性的定義方式。 【1910年329廣州起義被捕的國民黨黨人,是暴民?】 資料來源:s1.djyimg.com/i6/1310090541582378–ss1.jpg 在過去台灣的戒嚴期間,因為國民黨對自身做為「革命黨」的體認,人民一方面被視為群眾,不但被動,缺乏理性並有可能導致暴力行為,另一方面,群眾也可以被動員以達到某些國家的目的。如饒兆平在1977年所出版的《群眾學》一書所言: 「群眾學一方面要瞭解群眾思想與行為,他方面更要進一步研究如何指導、控制、或運用群眾思想與行為,這是我們研究群眾學者唯一的、基本的中心概念,意為我們研究群眾學者同心戮力追尋的總取向、總目標。」。因此在當時的媒體再現中,將「群眾」畫分為兩種,一種是反共愛國、服從、被動的群眾,是國家的人民,另一類則是支持共產黨、情感衝動、具有暴力的群眾,因此要持續的對他們進行社會控制。 到了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灣的國家經歷了另一波的重組,也就是解嚴之後的民主化過程。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開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而「群眾」一詞開始與站在反對立場的「黨外」或民進黨畫上等號。當時的媒體常將社會運動抗爭者建構為暴力、煽情的「暴民」,因此必須施以重罰,否則就會威脅社會秩序。 然而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社會中,「civil society」的概念也開始傳散,一開始這概念被翻譯為「民間社會」,然後是「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概念是用來描述人民(社會運動)和國家之間的對立關係。雖然在台灣不同的學者對此一概念有不同的詮釋,但大都是基於Habermas對於公共領域的基本概念做為理想型,去論述公民社會做為第三個領域,和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差異。而在解嚴後,歷經了無數次的社會運動之後,來自西方的公民概念逐漸在地化,在我們的語言系統中愈顯自然。「公民」因此代表公共領域中的集體組織,具有理性討論和主動政治參與的意義。 【西方概念的公共議題理性討論、主動政治參與,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公民」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公民論述的形成,與人民對法律認知的轉變:從維護社會秩序到追求正義,息息相關。羊憶蓉認為,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根據儒家的義理來建構法律的體系,主要在維繫社會的階層與權威。過去台灣法律體系的主要焦點在維設社會秩序,而非正義,因此在一般的想法中,正義要在法律體系之外才可能實現。而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則訴求正義必須在法律體系或體制之內實現,這樣的正義包含:程序正義、分配正義、基本的公民權力(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政治參與的權利等)。 在21世紀之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等因素,促使台灣內部在政治與經濟上都有兩極化的趨勢。貧、富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受完整教育的年輕人找不到好的可以維生的工作,「M型社會」、「下流社會」、「窮忙族」等譯自日文的詞語就在形容這樣的情形,而資本家與新貧之間的階級對立也隱然浮現。 ◎新媒介與民主的古老議題 新媒體的使用,在傳播研究者的討論中,永遠與古老的議題:民主與能動性的實踐之間的終極關懷,緊密連結。由以上的討論可見,公民與暴民的命名政治,放置在歷史與政經脈絡之下,兩種定義之間有交織,也有斷裂,也和台灣的民主化歷程息息相關。 以此來看,目前學生運動中所展現的新公民性,在論述的形構上,代表了年輕人從鄉民過去所佔有的虛擬空間,想要由網路外溢,轉換成為一個追求程序正義、民意展現的「公民社會」之企圖,而具有的行動力。 面對如此的新公民,保守的政治勢力卻以老舊、反動的政治語彙加以描繪。在新科技介入的新形式政治行動展現之間,學生們自信的超越了目前政治生態中的藍綠對立,相較於馬政府所鼓吹推動的服貿協議、向中國與資本家不計成本的傾斜,學生們的行動則呈現了對於台灣民主追求的不息熱誠,一種新的台灣主體認同,也在其中衍生成形。 參考閱讀 Yang, Fang-chih Irene and Shaw,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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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星星的林老師:談台灣的順民文化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今天看著學生佔領立法院時,內心很是激動,想著我們這一代所經營的台灣,竟然爛到要讓年輕世代來抗議,過去三十年到底是怎麼發展出現在的樣子啊? 當大家都在為這些學子打氣的時候,臉書上出現了一個叫Emmy Chin的台北市立大學教授寫道:「有修我的課程的同學,如果您剛好在佔領立法院,請先抽空回來上課,今天我要點名。」 Chin老師,你很偉大嗎?偉大到點名就可以控制學生嗎? ◎ 無緣無故被摑巴掌,甘心嗎? 記得在國三的時候,導師在週六中午降旗儀式後,將全班留下來。然後手上拿著一張單子,逐一唱名,被點到名字的,乖乖地走到講台前面。當然,我一向是黑名單的一份子。 「你們今天做了什麼事?」他問第一個同學。 那位同學很無辜又無助地說:「不知道。」 「過來!趴著!」導師就狠狠抽了他的屁股5下,然後叫他站到旁邊去。 接著第二位、三、四、五(我)、六,輪番上陣挨皮鞭(我絕對不是SM的實踐者!)。 「說,你們今天到底做了什麼事?」這位導師再次惡狠狠地問我們。 第一個同學又走到他面前。 「你不說,我再打!」然後用盡全身的力量,往這位同學的巴掌摑下去!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一樣被重重摑掌! 站在旁邊的我,一直發抖,不知道輪到我會如何。 我心底掙扎著,要挨恐怖的一巴掌,還是要逃?我要當順民被揍,還是要反抗導師? 從我有記憶以來,整個教育體制在教導我們的,就是要守規矩、聽話,人家怎麼規定,你照做就對了,老師一定是有理由的,不要去跟他爭辯。違反了規定,一定是這些違反規定的人有問題。這些老師其實跟鄉民沒什麼兩樣,一邊看電視一邊罵:這些學生是暴民,怎麼可以佔領立法院!都沒規矩了嗎? 【充斥批評學生不理性、胡搞、不冷靜的中天TV宣傳】 但是,這些老師從不會教導學生:如何去看待社會的規則是否有問題。偉大的Chin教授,或者我的國三導師,或者1980年遭國民黨控制的媒體,跟現在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即使兩者已經距離35年了,心態仍然一樣:照現行的規矩就是,中間不需要任何的討論。不遵守,就是暴民,該死。 最誇張的是,現在的執政者要遂行其意志、通過服貿協定時,就像我的那位導師一樣,在大家都還搞不清楚狀況時,他已經透過媒體、資本家,來賞大家兩巴掌吃了。 ◎林老師卡好嗎? 許多會議都在臺北舉行,因此我經常必須搭高鐵來回北高。高鐵算是舒服,平穩、安靜、窗外景色優美,如果疲倦累了,睡個小覺也不錯。 但是高鐵最令人不奈,甚至嫌惡的,是列車長的查票! 我相信我是高鐵公司最喜歡查票的對象,要不然不會每次運氣這麼好,10次裏面有9次碰到查票(我懷疑是不是高鐵的電腦記錄發現我刷卡購票後,立刻派員來查票!)上週五,果不然又來了! 在我開始跟列車長爭辯,問她為何要查票時,突然右前方站起來一位女士,高聲說:「先生,你不要無理取鬧,不讓人家查票。要不然我要把你們的對話錄影下來,放到網站,請大家來評評理。」然後又補充一句:「我是老師!」 我當然不理她,跟列車長繼續爭辯,這時前面座位的一個男性也站起來,說:「你為何不給人家查票?我也要把你拍下來放到網站!這是人家必須做的工作。」接著又丟下一句:「我也是教書的!」 林老師卡好嗎?我朋友還是教「教書的」咧! 這個就是台灣的奴化教育所培訓出來的「師資」。他們從來不是帶領學生去探索問題的過程,而是直接要學生接受標準答案與對錯,當學生不願意接受時,骨子裡的威權DNA立刻發作。「你這個討厭的乘客,照規矩來給查票,不就好了!」又是一個要大家遵守規矩,卻毫不知道為何要遵守的順民! ◎高鐵上,一定要乖乖配合查票嗎? 回來查票的問題,大家一定很奇怪,不是應該乖乖地接受查票嗎?世界各地的火車都有在查票,不是嗎? 每次我跟查票員問,為何要查票時,列車長的回答不出下列幾種: 1、公司規定,這是我的工作(咦,這個是查票的理由嗎?) 2、服務乘客,看看乘客有沒有搭錯車次(高鐵出發前廣播了15分鐘,提醒大家不要搭錯車,顯然無效,那以後請不要再做無謂的廣播了~) 3、有些乘客購買5折、7折的優惠票,但是跑來坐自由座 <──重點來了!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查票就是因為害怕有某些乘客逃票,造成公司的損失。所以查票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恐嚇那些逃票的。那既然是針對那些逃票的,為何要來查我們這些已經買票的呢?就如教室裡面丟了東西,老師可以搜全班同學的書包嗎? 那你們一定會說,台鐵不也是有查票?是的,台鐵有,但系統有差異。台鐵有區間車、莒光號、自強號、復興號等不同車種,因此可以買普通車票去坐自強號。此外,對號座的台鐵會有兩張票,一小張可以夾在椅背上,讓乘客不受干擾。 德國的火車呢?只要搭上德國火車,列車長一定會來你身旁看票,如果需要,你還可以跟他點些東西來吃。德國的火車基本上是全部是自由座,如果不希望沒有位子坐,那麼就另外加錢,保證有一個座位可以坐。但是不要忘記,德國的地鐵、火車,都是沒有驗票閘口的,隨時可以上車。如果中途列車長沒有來查票,你下了車後,就直接回家,不需要再過驗票閘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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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賽瑪到台灣大埔:非暴力抗爭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系 在今年歐巴馬總統就職演講中,有一段文字提到,追求平等的信念帶領美國人民一同「走過塞內加瀑布(Seneca Falls)、賽瑪(Selma)、與石牆(Stonewall)」。塞內加瀑布位於紐約州,在1848年,西方最早的女權運動會議在此舉行。石牆則是紐約市的同志酒吧,在1969年為抗議警察的騷擾與臨檢,石牆暴動開啟了同志解放運動的新頁。歐巴馬提第二個地點是阿拉巴馬州的賽瑪市,見證了美國黑人爭取平等的歷史。 【1848年一群美國女性在紐約州的塞內加瀑布地區召開第一次的女權大會】  沒道德的法律,也要遵守嗎? 在六○年代之前的美國南方,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是合法的制度。黑人被迫就讀較差的學校、在餐廳與巴士坐特別指定的座位。如果有人敢踰越區分膚色的那條界線,例如黑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約會,或是去登記投票權,那麼惡名昭彰3K黨(Ku Klux Klan)就會用私刑、縱火等暴力來教訓不安份的黑人。並不是所有的南方白人都歧視黑人,但是掌權的菁英份子卻有辦法讓異議者噤聲不語。 當時美國南方出現了一些黑人民權運動的領導者,例如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們挑戰種族隔離的努力也受到北方自由派的支持。許多白人大學生、左派猶太人、具有進步理念的工會呼應了追求自由的訴求,他們的參與讓民權運動陣容更加壯大。 對於死硬派的南方白人而言,這些外來聲援者是來鬧事的「北方佬」,他們根本無權來打擾「原先平靜」的南方生活方式。在民權運動歷史中,發生過許多起虐殺、失蹤的案件,事後證明不少兇殺事件可能是當地警察所幹的,或者是他們特意默許的。 【當年的廁所、公車都有種族隔離,最上面的牌子寫著:禁止狗、黑人跟墨西哥人】 金恩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在挪威領獎兩個月後,賽瑪市警察將金恩等兩百多位運動者拘禁於監獄於中,因為他們不顧禁令,參與爭取投票權的遊行。當種族主義者動用步槍、汽油彈來捍衛倍受質疑的種族隔離,金恩博士所領導的民權運動卻是堅持以非暴力(nonviolence)原則,用和平的、但勇敢的直接行動(例如靜坐、遊行)來爭取黑人應有的權益。金恩深信道德的力量可以戰勝不義,但是面對法律保障的種族隔離,挑戰法律則是必要的手段。在著名的《伯明翰獄中信》一文,金恩提到,非暴力直接行動就是要製造危機,這樣才能迫使統治者願意協商與讓步。 警方暴力無法阻擋人民拆政府 阿拉巴馬州是民權運動的重要戰場,華萊士(George Wallace)州長是著名的保守派,他曾宣稱「今日有種族隔離,明日有種族隔離,永遠會有種族隔離(segregation today,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在1965年3月,民權人士發起了一場從賽瑪前進蒙哥馬利(Montgomery)(阿州首府)的遊行,目的就向華萊士請願。儘管聯邦政府明確支持這場行動的合法性,並且派遣軍隊沿途護送遊行者,但是南方警察仍舊動用警棍、警犬、催淚彈來阻擾這場活動。透過電視轉播,全美國家庭都看到了手無寸鐵、高唱宗教聖歌的民眾被打得頭破血流。這些血腥而殘暴的畫面引發了震撼,主流輿論開始同情民權運動者,因此,在賽瑪事件之後,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決定簽署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動用聯邦政府的力量來保障黑人的政治權利。 【警察使用暴力,仍無法阻止要求平權運動人士的和平抗爭】 在晚近,美國民權運動的故事似乎在台灣看到另一個翻版。苗栗縣政府在7月18日拆除了大埔四戶民宅,激發出一連串的非暴力抗爭。聲援大埔案的台灣農村陣線認為,地方政府罔顧行政院的承諾,根本是「召喚革命」,一時間「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口號與貼紙也到處流傳。受不了「土皇帝」作風的學生,也自發地以潑漆、丟雞蛋的方式來表達不滿。在8月16日,《護苗栗音樂會》在縣政府前舉行,有近千名聲援者參與。在8月18日《把國家還給人民》晚會更在凱道吸引了兩萬名群眾,在當晚,支持大埔的群眾更發動了「佔領內政部」的直接行動。他們聚集在中央辦公大樓前的廣場,他們的塗鴨、種菜、演講行動一直持續到隔天下午六點。 【台灣國家使用警察暴力拆大埔,召喚了人民進行抗爭行動】 苗栗就是台灣的「南方問題」 很明顯地,台灣的反土地徵收運動與美國的民權運動有高度相似性。在許多地政學者看來,毫無公益性與必要性的強制徵收,就像是種族隔離制度一樣不合理;如果說劉政鴻是台灣版華萊士,那麼挺張藥房的學生就是來自於北方的自由派。「拆政府」的口號看似乎激進,實際上仍是維持和平、但是挑戰法律的直接行動之基調。是否大埔會像是賽瑪一樣,成為爭取自由與公義的重要里程碑?未來台灣人民是否會驕傲地而正面地看待大埔事件,就如同歐巴馬將賽瑪視為美國立國精神的延續?這一切都端視這一波非暴力運動是否能成功地爭取到更多的輿論支持,製造迫使執政者讓步的危機。 (本文原載於國語日報社中學生報第051期第4版,2013/9/05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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