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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社會學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大學入門做為一種「廢課」 自從去年接了「大學入門」以來,終於嚐到教「廢課」的滋味。在新生進入大學之後,學長姊在介紹學校課程時,早就灌輸了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二分的概念,只要顧好專業課程就好。所謂的「廢課」,顧名思義,就是指沒用的課,部份指的是不去上課、光靠常識也可以過關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純聊天、不知所云的課;部份指的是老師上課只照課本或PPT念的,這些沒有營養、無法引起學生興趣的課統稱之為廢課,而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可以說是大學生眼中「廢課中的廢課」。 第一學期,我自認花了不少時間備課,包含在既有校訂單元之外,設計大學生打工問卷、訪談大綱,讓同學調查輔大週邊的學生打工樣態,並引介勞動基準法的法規,讓同學瞭解先身的勞動權益;也設計了輔大週邊社區—泰山參訪的鄉土問題,帶學生走訪泰山巖、明志書院等地方歷史景點。但是在介紹完既有的課程單元,包含學校發展歷史、系所簡界、教會、圖書館以及職涯測驗(CVHS)……之後,學生真的已經認定這是可有可無的廢課,不管我花多大力氣,還是難以起死回生。   挑戰「果園」社會設計 這學期是第二次挑戰大學入門的課,既然社會系同學連自身勞動條件不在乎,對於學生打工勞動條件調查沒興趣;對於輔大週邊的泰山巌、明志書院、陳誠墓園也沒感覺,到底要如何引發他們的學習本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宗明義地指出「勞動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時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勞動不僅是獲得食物的物質手段,也具磨練心靈、人格鍛鍊的精神意義。這些一路在升學主義、手機文化中養成的新世代最缺的是什麼呢?想了又想,對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新世代,或許集體勞動是找回人的本性之作法。就讓他們來場社會設計,動手改造本系的果園空間,這是他們之後四年可以使用、分享的公共空間。 果園教室位於輔大樹德樓4樓,面積36.5坪,為社會系少有的大坪數公共空間,可做為學生展演使用。唯該教室年久失修,天花板變形、塑膠地板有陷落情形,已經不堪使用,再加上缺乏空間分隔以及適當的設備,學生使用率大減,再考慮安全及管理的問題,不僅使用率低,且位於頂樓加蓋,安全堪虞,已經淪為半閒置空間。 一開始,我和共同開課的王驥懋老師讓他們進行空間基本測量,開始小組空間設計。果然有些同學很有興趣,去逛IKEA找靈感,看沙發、桌椅、窗簾,準備佈置他們的新空間,對他們而言,公共空間設計是一場消費採買的行程,用各種購入的家具即可以改變空間的色調、空間屬性,而且很快地編出20餘萬的預算,打算大量採購。   圖1、果園空間改造前概況   我開始引入使用者需求調查,要每個小組討論他們認為這個空間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一組同學提到一次看書之外,五組同學討論的結果,不外乎桌遊、跳舞、吃飯、看電影、睡覺等娛樂活動,把果園視為課堂之外的休閒空間,還有一組提到唱歌(卡拉OK),最好有鏡子可以供排舞使用,還要有音響,可以滿足他們音樂的需要。大家都不認為有念書、討論功課的需求,有一組同學振振有詞地說,學校有圖書館、教室,不缺讀書討論空間,但是很缺娛樂空間。 我丟給他們亞歷山大的《模式語言》,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這個空間的多元可能性,這是一本空間設計的入門書,有利於初學者依環境以及社會活動或互動的需求,去尋找想要設計的空間模式;也讓同學討論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空間議題有那些,要如何解決;同時也放了一些屋頂花園的設計案例,讓他們體會屋頂的綠色設計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雖然有些同學有興趣,有小部份同學仍是無動於衷,在果園上課時繼續滑手機、找到機會就聊天。 圖2、同學花時間做小組討論,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仍是動腦不動手   從思考到動手 在經歷一連串設計理念的靜態課程之後,我們決定讓他們開始動手兩項基礎工程改造:拆除塑膠地板以及粉刷牆壁。拆除塑膠地板是一種破壞行為,對於學生而言很有趣,就像塗鴉一樣,有種失秩的快感,在王老師的帶領之下,同學拆得很起勁,有什麼事比破壞更能宣洩年輕人過剩及壓抑的精力。不過,到了拆除廢材搬運時,少數同學開始找各種藉口躲避責任,這類勞力工作被視為「男性工作」,大多數女同學自動迴避了,而男同學也主動承擔,在王老師身先士卒的帶領下,同學只好跟著搬運,但是其中仍有少數同學虛應故事,表面上協助,實則沒出半點力。 再來則是油漆工程。我請他們清理牆面,拆除被某屆學生貼的紅藍相間書面紙,並貼上遮蔽膠帶。有趣的是部份同學拿到棉工作手套、抹布、油漆刷、滾筒,有些同學呆在那裏,真的要做嗎?我相信有些學生從小只要念書就好,不需要做任何家事。不過,他們看到我打開油漆桶,倒出油漆,拿水示範如何調漆,知道我們是玩真的。有位同學迫不及待,把油漆刷丟入油漆桶內,不理我對刷子、滾筒先浸濕的要求,我把步驟重覆一遍,並示範一次,請其他同學將牆面分三大區,先以滾筒粉刷大面積,再用刷子收邊,注意不要漆出界。 同學開始覺得好玩,大多數仍是男同學掌握油漆權,當一位女同學拿到刷子躍躍欲試時,其他男同學開始嘲弄她,讓她知難而退,很快讓出刷子,加入牆面的除膠工作。於是自然出現了有趣的性別分工,男同學油漆,女同學站一排除膠。其實除膠才是真正費力的工作,由於之前的雙面膠帶黏太緊,所以沒辦法刮除,有位女同學很有概念,主動跑來說要先上除膠劑,可以去學校附近買。當然,還是有少數同學在一旁摸魚,有同學索性不來上課。於是,只好祭出點名,讓上課沒來的同學利用另外的時間來補勞動。有些男同學們刷出興趣來,覺得油漆流到手臂上的圖案很酷,有一位索性脫掉上衣,比較不怕髒,尤其是要刷天花板時,只有高個子同學有特權,不過天花板難度較高,沒多久就棄械投降,但是總算也把落漆處補好。這個過程就有不少男子氣概展演的場景,十分有趣。 圖3、男同學是油漆主力;高個子同學可頂天立地油漆。   雖然交待每次油漆之後都要清理刷子、滾筒,不過,還是有同學不喜歡「髒」的工作,於是我和王老師像個工頭一樣,在現場不斷指揮,只要看到有躲在角落滑手機者,就要他去除膠、清理落漆或者整理家俱,總之要與他們一起勞動,才能形成一種「不做不行」的集體氛圍,讓想在團體中匿名、搭便車者無所遁逃。而隨著勞動時間的拉長,大家逐漸累了,原來以男同學主導的油漆工程也逐漸有女同學加入;相反地,艱難的除膠工程也有男同學跟著做,逐漸打破原來的性別分工。在現場不斷指揮生效,讓沒有動過手、在一旁躲避勞動的同學動手去做。 另外,有位同學對於補土特別有興趣,自行拿著材料,主動尋找牆壁裂縫補土。本來我想用同學買的白色瓦楞紙,把一面木板牆面封起來當作佈告欄,竟遭到同學抗議,他覺得這樣顏色太醜。他也質疑為何牆面要用象牙白?而不用其他顏色?只好說明目前尚未規劃完成,先上完底色之後再說。 圖4、除膠從女性勞動成為跨性別的勞動。 圖5、女同學終於也掌握油漆權。 在集體勞動中,就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影響,願意主動去做的,多半在家中父母會要求參與家務,知道如何與其他人共同分工、一起分擔責任、義務;反之,父母沒有要求的媽寶型學生,則是呆立現場,不知如何參與,有的躲在一旁低頭滑手機,有的躲避老師的視線,裝裝樣子假裝在勞動,當然也有些就不來上課。不過,那些不來上課者由於缺席而被要求在其他時段補勞動,反而陷入了小團體的勞動分工,在小團體內更無法不參與集體勞動。   勞動成果 在連續3~4週的勞動之後,最後的勞動成果是令人滿意的,沒想到大家竟然真的完成了油漆工程。雖然有些該漆的地方沒有漆到,如天花板;而某些不該漆的地方卻上漆了,如插座以及桌面,但總之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仍然把牆面油漆工程完成了。對照勞動前後,真的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大家集體努力的成果。 圖6、勞動完成之後的果園教室   在集體勞動之後,不免出現各種汪達爾行為。像是在地面、桌面等不該漆的地方漆了,洗水槽、鋁梯一團糟沒打理,最後有的油漆刷與滾筒沒有清理乾淨,但是總算是讓一群烏合之眾完成了一項集體任務。當然,我和王老師也跟著做了一個多月的工程,他損失了兩條牛仔褲,我則是一條褲子、一雙鞋,但卻是教學以來很獨特的經驗。 圖7、不該漆的地面亂漆,好玩?或者想要留下什麼記錄?   在期末評圖中,每一組同學都用手繪、powerpoint,甚至是手機3D模擬未來果園的樣子,我不得不佩服新世代使用媒體的能力。經過集體勞動,同學對於果園空間已經有了不同的想像,甚至是情感,未來不可以隨便被決定使用方式。但還是有同學想不出來油漆與社會學究竟有什麼關係?於是我分享了以上的集體勞動中的團體動力以及性別分工的看法,讓同學理解社會學以及如何應用於社會設計。 做為一門廢課,我們的「大學入門」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呢?從這門課,我自己真切體悟到勞動才是社會實踐之本,先學會做「人」,才能當「專業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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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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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張峰彬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專屬授權巷子口社會學,不接受轉載,欲轉載者請直接與作者連絡” 博士賣雞排效應 當「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蘋果日報,2013.03.10)的新聞登上媒體版面並成為討論話題後,年輕人「學用落差」的問題再次引起眾人的關注。所謂的「學用落差」是指年輕人在離開學校之後,無法在工作崗位上應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在這個大學生滿街跑的時代裡,「學校所教的」和「學生所學的」是否對未來職場工作機會取得方面有所幫助?無疑是學生、家長、老師、以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問題。 不少社會人士和學者專家在看到「學用落差」造成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企業則找不到人才的困局時,感到憂心忡忡。然而也有些人認為由於產業變動太快,認為「學用一定有落差」(陳力孑 2013),CBRE諮詢公司和中國公司Genesis Report(2014)甚至認為智慧機器人出現之後,未來10年內有50%的工作將會消失。所以年輕人剛離開校園無法學以致用,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就像一個企管系的畢業生,不太可能在剛踏入職場之際就有機會應用所學去管理一家公司,或許需要累積足夠的經歷之後才能獨當一面。因此,「學」和「用」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會隨時間而變化的動態過程。 本文企圖以簡單的實證資料分析來呈現高等教育擴張後個人的教育經歷和職涯早期學用落差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在高教擴張後,技職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需要因應學生的學用落差狀況而有所調整。  高等教育擴張引發職場變化 蔡淑鈴(2004)歸納台灣現代教育變遷的歷史軌跡,指出三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1)在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2)在1972年停止私立學校設立:(3)在1985年重新開放私立學校設立。她認為高等教育已經從早期的「菁英教育」過渡到「大眾教育」,並且轉化成為「普及教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高漲,於是有「410教改大遊行」的社會運動產生,要求政府「廣設高中大學」,暢通人民的升學管道。為了回應這樣的教育機會訴求,教育部除了增設新的大學之外,同時鼓勵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將獨立學院擴大改制為大學(章英華、黃毅志 2007)。 圖1呈現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變化的趨勢圖,如果把大專程度的學校分成兩群:第一類是專科學校包含五專和二專;第二類則是包含大學和學院,顯示出大學或學院的數目從1997年的78所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139所,5年之內增加61所。換句話說,在這短短的5年期間,平均每一個月會有1所新的大學或學院成立。在2004年之後,大學和學院的數量則是呈現穩定的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對於專科學校的數量發展來說,在相同的1997年到2002年之間,專科學校的總數和大學及學院的數量呈現正好相反的變化走勢,我們可以據此瞭解到透過專科學校升格的方式是達到「廣設大學」之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 大學和學院數目的增加在一方面提供年青人更多的升學機會,同時,隨著受教育年數的提升也意味著延後進入職場工作的時間。如圖2所呈現18到21歲年齡層人口的淨在學率的成長趨勢圖,男女兩性在1991年大約有20%具有學生身份。一般而言,如果18歲從高中畢業的話,表示這20%的人是在就讀大專院校。到了2015年女性的淨在學率上升到76.2%高於男性的65.9%,而且從趨勢圖上顯示近年來的性別落差甚至出現些微擴大的跡象。 a淨在學率=各該級教育相當學齡學生人數÷各該相當學齡人口數 × 100 資料來源: 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有關高等教育擴張後所引發的學用落差問題,部分學者透過分析教育和勞動力的總體性資料,呈現出高教擴張後勞力市場人力供需的變遷趨勢(王立昇 2014),主要的研究發現是:廣設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但過去10年產業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是學用落差的主因。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本文企圖循著以上的討論脈絡,但採取比較微觀的方式,利用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即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學用落差的情形。本文的實證資料來源是利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EPS-B)」計畫,在2010年所收集的問卷資料,以便用來檢視不同的教育經歷和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之間的關係。 分析對象是一群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出生世代樣本,他們大約在1984或1985年出生,且曾經在2001年、2003年、以及2010年參與問卷調查。有關這筆資料特色的介紹,請參考之前關秉寅(2016)巷子口文章的說明。 分析內容著重在回答幾個問題:(1)當前25-26歲年輕人的工作或升學的狀況如何?(2)有多少比例的年輕人處在學用落差的狀態?(3)以技術和實務導向的教育經歷是否有助於在工作崗位上學以致用?(4)在這個從學校到勞力市場的轉銜過程中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大專教育之後的抉擇   首先,我們先來看在2010年這群25到26歲年輕人的求學或工作的分佈狀況。圖3顯示:在男性樣本當中,有13%仍然保持學生身份,這些是代表繼續攻讀研究所的比例;至於女性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比例(10%)則是低於男性。在進入職場方面,全體女性樣本當中有71%取得全職工作,她們每週至少工作40個小時以上。但在男性樣本當中,投入全職工作者占63%。至於從事兼職工作的比例則比較少,女性有6%,而男性則只有4%。 另外,圖3顯示在這群25到26歲的年輕男性當中,有20%既沒有學生身份,也沒有投入職場工作,是處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這群人符合最近報章媒體上流行的「尼特族(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由於這群年輕人絕大多數擁有大專學歷,當許多具備高等知識、訓練、和技能的年輕人無法在畢業後即時找到發揮潛力的舞台時,學用落差的問題自然就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至於在女性樣本當中,尼特族的比例則比較低,占13%。 大體而言,年輕男性比年輕女性更有機會攻讀研究所學位,同時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會落入工作學業兩頭空的尷尬處境,至於女性則是在職涯早期的表現上,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全職的工作機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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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中國高校—台籍年輕博士的學術拓邊

蔡博方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 「出走」與「忠誠」之外的第三條路? 這幾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劇烈變化,社會輿論討論甚多。不時出現的「流浪博士」議題,引發各種獵奇式新聞報導:博士從事餐飲(例如:雞排、咖啡)、報名國考(例如:初級公務員、消防隊員),或者從事其他「顯然不相襯」的工作而浪費社會資源。博士過剩如何「就或創」(哪種)行業,還有待嚴肅的思考與討論。除了這種「開創一片天」的「出走論述」,第二種最常見的討論則是「堅持論述」,例如:對於「兼任教師」慘況的描述,其中有時還夾帶了某些「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評論。撇除這兩種常見的出走論述與堅持論述之外,近年來,開始出現一種新的報導文類:西進中國高校求職[i]。 這種報導不太容易被歸類成上述兩種之一的原因,可能不是它表面上看起來不算是A. O. Hirschman所謂的「出走」或「忠誠」,弔詭地,反而是它可能同時兼具有兩種論述於一身[ii]。「西進中國高校」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出走」,其原因在於大部分台灣高教工作者不認為這算是一種「留在高等教育界」選擇,更像是一種「轉行」。相反地,「西進中國高校」有時候看起來又像是「忠誠」,其原因多少帶些辛酸:能夠接受比台灣更嚴峻的工作環境的博士(當然,何謂「嚴峻」本文後面會再討論),可見其對高等教育的死心塌地之深。 對於這些朦朧且模糊的「西進中國高校」報導與說法,經過自己數次到中國高校面試的經驗,筆者現在可以有自信地拒斥這些報導[iii]。雖然信心來源還不清楚,本文仍然嘗試先釐清關於「西進中國高校求職」的一些基本事實,至於如何評價這樣的選擇與規劃,則先行保留。一方面,著重在關於基本事實的報導,可以過濾掉自己數年求職過程受挫所產生的哀怨酸氣,以免影響讀者情緒;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面試過的學校,在整體中國高校中可能有抽樣誤差,實在也不應該過度推論。雖然未必堪比「他山之石」,但是,稍微釐清一些基本事實,或許也是一種對台灣高教求職慘況的迂迴「發聲」。   ◎ 中國高校基本分類與其性格 在兩岸高校交流頻繁的今天,有幾個基本事實是不論Google或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的:學校層級、學院層級、系所層級。學校層級主要有分985、211、雙非(非985也非211)三種,前兩者大多隸屬於中國教育部(簡稱「部屬」),後者大多隸屬於各省政府教育廳(簡稱「省屬」)[iv]。學院層級的差異性比較大,由於涉及到科系整併、學校整併,各地的高校都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常見的趨勢是院級主管在形式與實質權限都大於系所級主管。系所層級在大學部(本科)有分一本、二本、三本,在研究所則有分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碩士點與博士點。 學校層級反映了中國高教資源的區域不均。39所985高校之中,北京與上海兩個「市」就分別有8所、4所,其他的「省」各有1至3所,屬於985行列的也必然是211高校。在112所211高校之中,北京有26所,上海有10所,江蘇省有11所、湖北省有7所、陝西省有8所、四川省有5所。遼寧、黑龍江、湖南、廣東四省各有4所。各省所列的「重點大學」之中,可能有一所擠進211之列,因此,「雙非」學校仍包含了其他「省屬重點大學」與其他高校。這樣的分級從資源上決定了各校的軟硬體配置,同時也構成了學校的「性格」。 圖一.中國高校分布地圖 (圖片來源:地圖匯http://www.dituhui.com/)   從求職者角度來看,學校的整體性格既表現在招聘態度,也表現在薪資福利方面。985、211高校聘用新科博士在學歷上常常列有「海外博士優先」、至少必須「同級學校博士」、「具有幾年博士後經歷」的規定。此外,在研究與教學的經歷上,985、211高校普遍採用SCI、SSCI、EI、AHCI等認定標準,加上CSSCI期刊與集刊、各學科核心期刊等級,而尚未承認台灣學界建立的TSSCI、THCI core指標。從這兩項基本要求來看,臺籍博士西進中國高校求職不是如媒體報導那麼簡單的「台灣供給多,中國需求大」而已,求職者(學歷與經歷)還是必須在符合不同層次高校所制訂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實際的科研、教學、服務的考核,層級較高的學校要求比較高,但是,層級較低的學校薪資福利卻可能比較好,透過各種利多誘因來搶人。在這三種層級的區分下,台灣籍教師的敲門磚仍然首先是經歷(例如:各種I級發表、歐美博士後經歷),其次才是學歷(歐美博士的「海外」學歷優台灣高校的「境外」學歷)。 中國高校在招聘教師時,公共網頁上較多是「人才引進」方面的訊息。然而,各校人事處同時也有「一般招聘」的訊息。這兩種管道差別很大。「人才引進」大多是副教授以上的職位、年薪制(大多高於台灣教師的年薪),同時說明了「安家費」、「科研啟動金」等其他相關支持政策與額度。這個主要以「個別化」方式進行,大多會負擔應徵者的交通食宿費用、長年招聘且隨到隨審,但是,對於各種層級的「人才」有明確的條件限定,包含年齡的限制。「一般招聘」則大多以講師職位開始,針對剛畢業的博士或出站的博士後,配合學期畢業每年大概分成兩個時段招聘,依照各校人事政策的規定進行。從「一般招聘」管道進去,仍有可能因為條件較優或其他爭取,轉而走「人才引進」管道。我自己的面試經驗中兩種管道都有,走「人才引進」管道當然比較有「禮遇」的感覺,但是,被考核與要求的水平也較高。在「一般招聘」管道跟其他面試者同天進行也並不必然是什麼「貶抑」的經驗,只要負責面試的資深教授們與主管們有廣納人才態度,應徵者仍是會有受肯定的感覺。 圖二.琳瑯滿目的公用招聘網頁,但是,各校人事處官網的訊息還是比較正確。 (圖片來源:http://talent.sciencenet.cn/)   此外,近年來中國的985高校與部分的211高校已經開始對於新進人員採行「3+3非升即走」的制度。這種制度相當於台灣高等教育界俗稱的「六年條款」。實行的方式是透過兩次的三年合約,在合約書中除了明確規定「教學、研究、行政」方面清楚的量化責任,以利於校方進行考核之外,更直接規定了合約到期時必須完成「升等」(在中國高校的用詞「評職稱」)。新近教師在第一個三年合約到期時,可能滿足合約上的義務,但是,尚未到達學校升等的要求(通常會比合約內規定的更高)時,可以再有一次機會,到第二個三年合約到期若未能升等,則依照合約予以解聘。換句話說,到中國高校求職的台籍教師,尤其是力爭進入985、211高校的新進教師,仍然必須面對限期升等與到期失業的風險。 學院層級的差異性主要作用在應徵者通過履歷篩選之後的面試。因為學院與學科設置常是相鄰學科之間的勢力狀態的體現。社會學在這個問題上正好是一個很能說明的特殊個案。在經歷「取消」到「恢復」的階段之後,中國高校的社會學可能座落在三種位置:1.馬克思主義學院、2.綜合社會科學類學院(例如:公共管理學院、文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院等等)、3.社會學院。學院層級的變異未必與學校層級相關,但是,這直接決定了面試場合上提問者(有權投票者)群體的學科背景組成。在「社會學院」中,應徵者比較會面對專屬於社會學內各次領域的問題;反之,在其他學院中則會面臨相鄰學科的教授的提問,例如:歷史學、政治學、中外哲學、馬克思主義學者、社會福利/保障/工作學者。因此,學院層級對於台灣應徵者來說,主要在取得面試機會之後的第二階段。以筆者參加過一個位於二線城市985高校的面試為例,該次面試結束共錄取5位,分別有社會學、行政管理、文學、哲學,之後校級面試再考量不同學科發展留下幾位。這種狀況基本上也類似台灣的「三級三審」制,在系層級上有校院的審查機制,卻更具有招聘人才的彈性。 如果有幸通過了面試,應試者就會在跑校級流程(可能還是有第二關面試),同時進行各種繳交文件的複雜程序。這諸多程序中,臺籍教師比較陌生的應該是「學歷學位認證」、「教師資格證」兩種[v]。前者是中國對於海外(含境外)學歷的認證作業,申請過程嚴格且複雜。多數臺籍教師是透過聘任學校行政人員代為辦理,反倒是到中國考專業證照(例如:律師)的台灣人,比較常透過台灣代辦人員辦理。後者是中國統一管理從中小學到大學的教師的資格考試,高校教師要考「高等教育學」與「高等教育心理學」。從已經在中國任教的臺籍教師口中得知,大概是寒暑假密集上幾週課,然後參加不太難的筆試取得資格。但是,有些「部屬」高校副教授以上的職位可以免去這道程序。 至於科系層級的差異涉及到的是「生源」的質與量。985與211的學校「生源」質與量都比較好,唯一有差別的是理工類、專業類[vi]、綜合類高校之間的差異,不同的科系在全中國排名上不一定等同於該校的層級。但是,校級的力量似乎比較大,可以帶動排名較弱的科所,反之,以科所想要改變校級的聲望可能較難。「雙非」學校生源變異度較大,同時,該校與該系老師在授課上的負擔(不論時數或反應)都比較沈重[vii]。至於研究所是否有授與學位的碩博士「點」,或者該學位點是屬於一級學科或二級學科,對於講師或助理教授以下的教師影響較小,主要因為中國高校教師,必須要取得「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的資格才能指導學生。值得提醒在於,不論是以台灣媒體報導,或者是以接觸來台的中國學生的經驗為基礎,來想像到中國高校任教之後會實際教到的學生群,都不是太準確的方式,更遑論偏頗地認為中國陸生的程度較佳或較差。中國高校學生的群體異質性仍然以所在地區、學校層級、科系層級為關鍵,不容易一概而論。 總體來說,以台灣高教的「前段、後段」(外加中段,例如:「中字輩」大學)或「公立、私立」或「大學、科大」等認知架構,不太容易捕捉到中國高校的差異,更遑論去認識由「校、院、系」三層因素交錯綜合產生的學校性格。個別來說,如果在台灣找教職不順利但是在研究、教學、服務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的博士,到中國高校求職應該不至於像在台灣這麼不順利,如果是各方表現低於平均水準的話,到中國高校求職應該會比在台灣求職更不順利。因此,第一個需要釐清的誤解是:絕對不是台灣學界淘汰者才會到中國高校求職,同時,雖然從職缺數量上來看中國高校像是在大舉招兵買馬,但是,臺籍教師到中國高校求職也未必比在台灣求職容易,光是要跨越一些偏差訊息夾帶的偏見,做些認識高校制度的基本功課,就是一個不小的隱性成本。   ◎ 左岸呆丸XXXX的熱門話題:薪資與福利 由於本文不是泛論大學文化,也無法討論學生風氣、大學排名、就業管道等等,這些資訊已經有代辦公司整理詳盡,港澳台各地甚至網路上都可以找到。既然討論的是「西進中國高校」求職面而非求學面,對於大學分類有個基本理解就只是個開始,求職者接著想問的應該就是「適應」問題,從校內的薪資福利、工作內容、考核方式,到校外的食衣住行育樂。但是,筆者的經驗也必須指出求職者可能沒想到的問題:對方會比你更擔心「適應」問題,說白了,就是因為外來教師的適應不良帶給其他人的困擾! 薪資與家庭是筆者被問到N次的必考題。薪資方面,照規定來的話,講師或助理教授職位大約在每月八千RMB上下、副教授大約每月一萬RMB上下,沿海地區會因為物價水平而高一些,但是,像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薪資高不過物價,則會有相對貧困感。台灣目前公私立大學的均一價薪資,仍明顯高於中國高校的平均薪資。再加上近年來,資訊發達與交流頻繁,中國高校管理者都瞭解台灣的「少子化」危機與高教2016大限。因此,大多數「雙非」高校會祭出至少不低於台灣薪資,而985與211高校則堅定不移,頂多把話題從「薪資」轉到「福利」的議題,畢竟,薪資不高的情況下,福利是另一種重要的實質補貼。 這就立刻關連到「是否全家到校」的第二個考古題。中國高校在福利各方面是比台灣好,最主要的三個例子是:住房、子女教育、五險一金。住房方面,大多數學校提供「周轉房」讓新進教師可以低價租房,並且保障一至三年,或者提供在校外租房的定額補貼。如果該校正在「擴建校區」大興土木的時期,可能還有「校內住房」可以低價承購或長期租用。提供住房福利是中國高校的常態,只是品質與狀況可能有變化,在台灣則是較偏遠的學校才以住房福利作為誘因。這樣的差異在子女教育上更明顯。中國高校大多提供教師子女從「幼稚園(2歲以上)到小學」就讀權利,附屬學校學費低廉,位置大多在大學校區內。有些師範類的高校甚至也提供附屬中學(國中、高中),供該校教師子女就讀。相對於到中國工作的其他行業的台灣人,苦於子女就讀當地民辦學校,或者昂貴的國際學校來說,這種福利是高教工作者特別的優惠待遇。 圖三.來自WIC網站的專業文,一目了然,辛(薪)酸亦然 (圖片來源:http://wicerworkshop.logdown.com/)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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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阿澎剛出生沒多久,澎爸就跟我討論「島內移民」的可能性。因為反思自己都市求學的不愉快經驗,他一直很擔心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遭遇類似的體制創傷。當時澎爸有個轉換工作的機會,地點就在首先開辦公辦民營中小學的宜蘭。澎爸非常嚮往這類學校創新、尊重孩子受教權、強調家長參與等多元發展的精神,移居宜蘭成為我們育兒路上的第一個重大選擇。之後,常會遇到朋友好奇我們「孟母三遷」的決定。作為社會規範與性別角色期待下的主要兒童照顧者,媽媽被賦予要承擔教養、教育相關安排的責任。我總是會鄭重再三澄清,我們家的版本是「澎爸三遷」。 「澎爸三遷」的故事在朋友圈內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我們被視為是負責任、為孩子著想的「好爸媽」。相較之下,近來上新聞的「猛男爸爸」,雖然他背著小孩修理紗窗的行為,獲得不少女性顧客與網友的好評,但後續也引發主責社會局的關切,認為小孩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需要社工盡快介入協助。澎爸和猛男爸爸除了挑戰媽媽等於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外,不同的育兒安排和相關評價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兒童的「需要」?「理想」的照顧?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政治理性的修辭強調個人選擇與風險管理的重要,如何影響我們父/母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習慣以「正確」、「最好」等價值來評價親密關係與愛的形式。 【為何猛爸揹小孩在外工作,竟然會引起社會局的關切呢?】 資料來源:news.cts.com.tw/photo/cts/201504/201504301609105_l.jpg ◎家庭/孩子優先、工作第二? 因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全球化的影響,多數男人的薪水無法獨立支持家戶的日常所需和運作,傳統的男性養家模式逐漸式微,雙薪家庭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職業婦女」(working mother)一詞的出現,不但顯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受到鬆動,也象徵已婚婦女就業這件事情不再是文化上的絕對禁忌,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1980年代之後,台灣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逐漸成長也反映上述的社會變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從1983年的35.3%上升到2014年的49.76%。雖然婚姻與生育是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主要因素,回顧過去30年來已婚以及育有18歲以下子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呈現明顯增加的趨勢。以育有年齡未滿六歲子女的女性為例,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在1980年為26.43%,遠低於整體的婦女勞動參與率。但到2014年,相同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已達62.28%[1]。 相較於80年代,今天更多的女人在有了小孩之後,所要面臨的選擇不再只是「要不要繼續工作」的單選題。美國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1989)以「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描述女人從職場下班回到家後,還要面對永無止境的家務工作和育兒照顧[2]。在《第二班》出版了逾二十年的今日,現代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是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勞動、情感和金錢的投資[3]。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女人不僅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協商或尋求平衡,更要承擔「家庭/孩子優先」的好媽媽期待。她們得憂慮在工作之餘,是否給予孩子足夠的注意力、陪伴的時間與充分的照顧,同時也必須努力排除工作對家庭生活的干擾。當女人辛苦的在家庭與工作間協商、平衡的同時,加拿大學者Bonnie Fox的研究發現,已婚男人並不需要承擔相同的文化期待,對他們而言工作與家庭的順位排序從來不是個議題[4]。 【女性出外工作的結果是一天有兩班的輪班工作】 資料來源:www.wangyi120.com/fk/201305/23353.html ◎以孩子為中心:守護「脆弱」的心靈 社會學家的親職論述,並進一步指出當中的轉變以及對父母教養觀與實作的影響。1930年代之後,「愛的教育」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教育哲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包括留學美國知識份子的回歸、知識的跨界傳播等等,80年代以降的台灣不再獨尊家父長權威式的管教方式,開始強調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這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強調,不僅支配我們重視的價值,也影響現代心理治療專業對個人的建議。專家論述主張個人要有自由做選擇的能力,他才能處在最健康的狀態。這種心理治療的取徑對當代的育兒實作產生顯著的影響,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成為孩子心理健康的關鍵。 我的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同為媽媽的朋友們分享的親職文章,其中「情緒教養」的討論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面對孩子時的焦慮。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專家學者和被視為教養模範的「專業」媽媽(以及少數的爸爸),斗大的標題「父母的必修課」、「高EQ是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等等,都在強調情緒教養的重要性,影響之大包括孩子未來的學習成就、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受到個人主義與兒童心理發展論述的影響,這類文章一方面主張每個兒童氣質的「獨特性」,父母應該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換個角度看」,才能用接納和等待的態度察覺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強調父母的責任,「五種父母應該拒絕的教養態度」、「八種讓孩子EQ更差的教養語言」等絕對性的指導態度,主張父母的主動學習可以避免發生「一輩子無法彌補的錯誤」。 【情緒教養是當前討論子女問題時,最常提出來的議題】 資料來源:best.parenting.com.tw/blogger_article.php?w=708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哲學遮蓋了育兒實作的性別議題。女人作為媽媽,不僅被期待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也擔負主要的照顧責任。天真、脆弱、易受傷的心靈,需要媽媽的引導、個別關注與守護。「孩子(需求)優先」的論述,認為稱職的媽媽應該將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之後的次要順位,這也反映在大多親職教養的文章往往聚焦在孩子身上,而不是關切媽媽本身的需要。當討論到媽媽的需求時,總是和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強調的也不是女人如何可以同時保有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而是如何將家庭/孩子擺放在第一。對孩子高度的關照,仰賴的是女人犧牲對自己身心的照顧,我們不僅頌揚以孩子為優先的媽媽,也責備沒有遵守此一絕對標準的媽媽被是「自私」、「不負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責任:風險、計畫與個人選擇 在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的因應。我們被要求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母職與育兒實作的也深受風險論述的影響,勝任的母親同時應是個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媽媽不只要仔細研究各樣可能的風險,更要參照「專家」意見發展因應的計畫與策略。 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我們認為個人有義務要為自己負責:認真工作、積極表現,也包括透過「選擇」來避免可以計算的風險。既有的研究發現,媽媽們透過強調她們在育兒過程中的「選擇」來表現她們對於母職與小孩的獻身和投入,同時建構了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身份認同:好媽媽能藉由「自由選擇」替孩子規避風險;不負責任的壞媽媽則任由孩子的生活充滿失序跟危險。這類環繞在「自由選擇」的語彙修辭,不僅是高度性別化的,也呈現特定階級的優勢。除了媽媽被視為最了解小孩的人,責無旁貸的要負起責任外,我們經常忽略個人的選擇能力是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包括有形的物質條件與無形的各樣資本。 ◎育兒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和許多媽媽一樣,我對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正確」、「最好」總是感到十分焦慮。作為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我會擔心自己的「不小心」成為日後影響孩子的傷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不斷努力的平衡「孩子需求」與「自我需求」的翹翹板。我選擇哺餵母乳,直到孩子自主的斷奶。因為食安風暴,我開始採買有機的食材,減少外食的頻率。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我堅持在五點半之前從保姆家接他回家、回絕晚上與假日的工作會議與應酬。壞脾氣與急性子的我,也常閱讀「專家」文章,反思自己與孩子的互動。 【不同人的母職實踐並非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資料來源:clickme.net/24509 但我知道這些看似自由的選擇,反映的是我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例如:學術工作時間的彈性(以及擁有自己一個人的辦公室)使得我結束產假重返職場後,可以繼續母乳哺餵。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要面對職場對母乳媽媽的限制與不友善。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 [1] 資料來源為2014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 Arlie Hochschild (1989) Th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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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

張烽益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 跑步與路跑,是不同的。跑步有可能會是在封閉的田徑場當中,以正式競技規則的方式進行,也有可能只是個人隨意慢跑,跑步是一種強調個人肢體物理性動作的活動。但是路跑,通常意味著在開放的道路或山野,以各種不同任意性的自訂規則,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性社會參與行為。  【台灣的路跑活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 台灣全年路跑場次的爆增,網路報名的瘋狂秒殺,路跑商機的無限,這都是路跑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基本上,跑步這件事情,被商業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主義剝奪了運動的本質,削弱原本注重的社區與休閒性質,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化是運動發展成一個產業的重要驅動力,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2]。  ◎從個人身體物理動作到集體性社會行為 筆者認為,路跑的資本主義或許會被銅臭味汙染其單純的運動本質,但如果控制得宜,卻也可能是萌生路跑運動普及化的新契機。商業競爭機制的引進,也可能導入運動管理專業化,強調顧客需求導向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投入運動,讓運動更加普及化,而這些正是過去長期以來,台灣路跑運動發展所欠缺的要素。 路跑資本主義化,改變了路跑的刻板印象,透過商業逐利模式的驅動,豐富了其面貌,吸引了新的潛在年青跑者,達到前所未有的參與人潮,使得「跑」不再僅僅是個人身體的物理性動作,而是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市場焦點,一個價格與利潤的計算標的。 路跑如何從一個單純個人身體的鍛鍊,逐步推向一個產業、一種生意、一種從中賺錢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嚴格來說是在最近這五年才突然大爆發的。筆者有幸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段發展史,本文將以第一手的觀察與統計資料,來初步探知這段歷程,並嘗試挖掘出其發展的社會脈絡。 ◎民間慢跑俱樂部的聯誼健身時期 筆者在2003年開始,為了與中年危機對抗,開始了以一雙跑鞋就能進行的最省錢運動—-路跑。為了督促自己的可能怠惰,因此就報名參加了大台北地區的各式路跑賽,透過報名來砥礪外控自己平日可能疏於練習的惰性,後陸續在2004年完成首場半馬、2005完成全馬。  【筆者為了對抗中年危機,開始透過參加路跑來督促自己】 當時的路跑環境,比較起今日報名網路秒殺盛況,只能說處於一種高度單純跑步、非商業性的質樸狀態,大規模全馬賽事一年只有兩三場,其餘就是一些由各地長跑俱樂部自行辦理的中小型路跑賽,甚至也有少數的全馬賽事。 這些散落在台灣各地的長跑俱樂部,有些是架構在當地體育會之下,有些則是自發性組成,例如早在1963年就成立的北大長跑協會、1990年代左右陸續成立的永和、艋舺、土城等慢跑俱樂部、1992年成立的鳳山慢跑協會以及1995年的台中大腳丫長跑協會等等。這些俱樂部性質的團體,每日清晨或假日都有跑友在固定的場所團練,參與者大多以中高齡為主,其運作類似早覺會或山友隊的休閒、志工聯誼性質,以個人健身為目的。不過在最近台灣興起路跑熱之後,某些組織有轉型為專業路跑承辦單位的趨勢。 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為例,當時大多是台北市政府與路跑協會在各行政區舉行,大抵是數百人規模的路跑賽。參加者就自行到圓山中山足球場的路跑協會報名並現場繳費兩百元,然後賽前再來一次去領取號碼牌,整個過程沒有擁擠的人潮,一切以手工作業,沒有網路這回事。 到了路跑賽現場,俱樂部的成員都齊聚一角熱身寒喧,起跑點旁還可以看到一些賣跑鞋等相關跑步用品的小攤,主辦單位也不會驅趕,大家都相安無事,相互尊重,跑者也都會親切前往交談選購。而路跑賽現場,沒有晶片計時,而是以抵達終點領取名次卡,然後現場以點陣列表機列印成績,將長條的紙捲,張貼於公布欄,由跑者自行依照名次卡上的號碼,去對照成績。這是一個沒有宣傳花招、單純,甚至有點簡陋的路跑時期,那是一個單純跑步的時代。 ◎國家政治力動員的開始 國家為何要涉入運動,運動政治學者Barrie Houlihan認為有五種可能面向:一、早期為了維繫特定階級特權(例如狩獵)或基於宗教因素禁止某些殘暴運動。二、對國民健康與公共衛生有益。三、運動做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防止階級衝突擴大。四、做為軍事準備的工具。五、運動員的表現與國家在國際間聲望逐漸相關。六、促進經濟發展,使衰敗中的都市區域復活起來[3]。 那台灣呢?筆者認為與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激烈選舉競爭有關。過去的馬市長,現在的馬總統,就是一個最成功的案例。長期喜愛跑步的馬英九,在僅有行政經歷,毫無選舉經驗之下,靠著小馬哥的清新健康形象於1999年一舉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更於2008年當選總統。運動所帶來的選民良好印象與政治邊際效益,馬英九發揮到了極致。 台北市在馬英九擔任市長之後,為了推動市民的運動風氣,開始大力推動了一區一運動中心計畫。2003年,台灣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運動中心在中山區完工營運,台北市各區持續興建,2010年台北市第十二座文山運動中心完工,平均每座造價五億元,民眾使用費單次一百元,比起私人健身中心相對平價。根據北市府的統計,每中心每天平均有兩千六百人次使用。一河之隔的新北市,也起而效法,將規劃興建十四座運動中心,2012年底首座新莊運動中心開始營運,截至2014年底為止,已經有六座開始營運。  【國家在路跑風氣成形後,開始介入,例如大量興建運動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ssc.cyc.org.tw/IISystem/Portal/wssc/ 運動帶來身體健康,讓市民直接感受幸福感的有感政治學,市民的滿意度非常高,直接反映在各縣市排名評比當中之中。馬市長第二任任期的2003年開始,台北市政府在既符合市長清新形象又讓市民感受幸福的運動政治潮流下,在各行政區開始密集地主辦小規模的路跑賽,這是小馬哥邁向總統之路的開始。小馬哥透過路跑賽與市民面對面親密接觸,確立了小馬哥清新健康的形象,後來並成功進軍總統大位。而筆者幾度與馬市長並肩路跑,並與其握手,剛好恭逢其時,趕上這股台灣第一波由政治力發動的路跑潮。 這是一股由上而下,國家政治能量介入啟動的路跑潮,市政府藉此拉近了已經長久存在的民間長跑俱樂部社團,成功藉由路跑為媒介進行政治動員,在台北市各行政區密集地舉辦各區的小規模10K路跑賽,藉此拉攏各區慢跑俱樂部與地區民間社團,這種路跑賽的密度隨著小馬哥要參選2008總統大選的日子的接近而逐漸提高。 後來小馬哥成了馬總統,筆者記得他2008年5月就任總統之後,在七八月間還曾經參加過一次由市政府出發的10K路跑賽,結果筆者親眼目睹,起跑後在仁愛路的數千名擁擠的跑者人群中,馬總統被周圍起碼三十位特勤人員包圍,形成「籠中馬」而動彈不得的慘況,不過,那應該是馬總統最後一次親自參加大型路跑。但是,馬市長開啟的以政治力動員的路跑風潮,已經為下一波真正的路跑狂潮,打下群眾基礎與動員模式。 ◎政治力+商業力的路跑資本主義爆發期 根據台灣最資深的「跑者廣場」網站的統計,2005年每年台灣僅辦理42場路跑賽,2008年首度突破一百場然後逐年提高,2011年開始成長到約150場,到了2014年已經成長到448場。如此多的路跑場次,主版單位大體上可分為四類:一、民間公益團體,藉由路跑倡導公益活動。二、運動或商業品牌商,行銷自有品牌。三、各地鄉鎮公所或縣市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繁榮或政策宣導。四、直轄市政府,為了都市行銷,辦理之大型國際馬拉松年度賽事。而這些不同類型的主辦單位,大都委託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地區性長跑俱樂部民間團體或運動公關行銷公司等單位辦理賽事。 圖一、近年路跑活動舉辦場數 資料來源:跑者廣場全國賽事統計(http://www.taipeimarathon.org.tw/contestnew.aspx) 由於台北市長小馬哥的成功經驗,各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開始紛紛仿效,政治資源的引進,讓承辦活動團體有了龐大商機,從各地舊有的慢跑俱樂部、經驗最豐富的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到雨後春筍紛紛新成立的運動行銷公關公司,紛紛投入這個龐大的商機當中。另外,光是委託辦理網路報名,賺取手續費,也都能成為一種新商機[4],各種更多元的網路、超商等報名機制的出現,也讓跑者對於參與路跑賽的可親近性大幅提高。 國家機器的動員,導因於台灣政治競爭的激烈,各階層民選首長面臨定期改選的民意考驗,被要求政績表現,被要求媒體曝光,因此如何「被看見」就成了政治力驅動路跑的動力來源。而大型路跑賽,使用既定馬路,可說幾乎不須新增成本,僅有封路與維持交管的成本,比起辦理大型博覽會或展覽等吸引大量人潮的可見行政績而言,辦理路跑簡直是簡易低廉太多,而且舉辦成功,還可額外收取廠商冠名的贊助費用。 因此當首長在數萬名跑者的眼珠注目之下,致詞鳴槍起跑,成績不重要,人潮才重要,因為人潮的效應,帶來眼珠,自然引發廣告商機,因此,如何衝高單位時間與空間之內的最高人數,這種群眾經濟學的盤算,就引發贊助廠商的下場競逐利潤。算人頭的報名費三級跳,逐步提高到超過千元,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報名秒殺,瞬間額滿。各種精美的贈品,開始精品化,以吸引跑者報名,到後來甚至是為贈品而跑的反客為主的商業消費操作。 根據圖二,從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當中,於大會規定時限內完成半馬與全馬的跑者人數來看,2005年僅有5915人,但是到了2009首度突破一萬人達到10475人,2013年更突破兩萬人,達到20176人。以台北國際馬拉松為例,如果再加上9公里競賽組,以及3公里的現場報名趣味組,2014年的台北國際馬拉松,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的盛況。這一個在一定時間、有限空間內群聚十萬人的潛在經濟規模產值,所帶動的運動相周邊產品的商機效應,絕對是主辦單位向各廠商收取廣告贊助費用的最有利籌碼。 圖二、歷年台北國際馬拉松半馬全馬完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路跑協會 註:台北馬拉松大會規定時限,半馬為三小時,全馬為五小時三十分。 根據業者的推估,台灣路跑人口約有40萬人,以每年投入衣鞋等裝備再加上參加路跑賽的費用,等於估計每年消費15萬元,等於一年有600億商機。[5]「中華路跑協會祕書長陳華恆也表示,其實彩色路跑和殭屍路跑在國外早就行之有年,反而台灣在最近幾年才搭上這股風潮,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廣告公司或行銷公司,發現台灣路跑活動逐漸盛行,嗅到背後商機,便利用大眾喜愛追求流行與新奇事物的心理,經由各式宣傳讓這些有創意的路跑活動變得盛行。[6]」 ◎國家力量的再規範(re-regulation) 當這個以國家資源為底盤,以市場商業邏輯為動力的全民瘋路跑的列車,高速前進之際,國家主體,開始感受到這個路跑資本主義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外部成本,必須由整體社會承擔,但民間業者廠商卻從中牟利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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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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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講究時尚、造型的年代,剪個有型有款的髮型幾乎已經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環。同時,各種「要懂得對自己好」、「活出自我」的召喚也使得上美髮沙龍洗個頭放鬆一下心情、調整一下生活步調的行為成為普遍認可的小確幸,而非貴婦專屬的炫耀性消費。或許正因為洗頭、剪髮是個垂手可得、平凡無奇的服務,而鮮少吸引社會學者的關注。這篇文章就是以「洗頭」這個平凡、便宜的服務項目為分析焦點,討論美髮沙龍這個美麗產業背後所隱藏的身體工作。 ◎誰來做身體工作?從時尚美容到大體殯葬 我開始留意到美髮業主要起自於五年前某個冬日午后,我在台中一家全國知名的美髮連鎖店的親身「體」驗。一走進店裏,盛行於台式服務業的招呼語「歡迎光臨~」此起彼落的聲音,響遍整個店。 一位穿著時髦,頭上頂著當時最流行髮型的年輕美髮助理就帶著甜美的笑容過來招呼我,帶我坐下,問清楚我要剪髮之後,接著就輕輕抓起我的右手開始幫我按摩。但是,我的手臂完全感受不到被按摩的舒適與放鬆感,反而覺得像被菜瓜布刷過一樣。不用看,都感覺得到她雙手像是爬滿了魚鱗。我忍耐的等著她做完整個按摩,再幫我洗頭。這家店的規定至少按3-5分鐘,洗5-8分鐘,我們因而有足夠的時間閒聊。 她是九月才入學的高一美髮班新生,家住彰化二水。就跟大多數的美髮建教生一樣,她家裏並不富裕,希望「學一技之長,至少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她開始美髮生涯的第二個月,但每天洗頭而且不能戴手套的關係,雙手都受傷。她也去看了醫生,但醫生說解決方法其實只有一個:改行別做了。夢想著「學一技之長」才來到台中,怎麼可能退縮?她選擇繼續工作,「死馬當活醫」。 這樣的故事在美髮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日後訪問的美髮助理、(高檔髮型名店)設計師、店長、年收入千萬以上的知名連鎖店一級主管都說過,這類洗頭洗到「流血」、「手裂掉」、「靱帶受傷」,甚至「洗到泡泡都變成紅色,還說是客人頭髮掉色」的經驗,非常普遍。有趣的是,每個設計師的手都保養得相當的好。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之間的反差,反映的是美麗產業中誰在執行身體工作(body work)的低階苦差事。 【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反差,反映了誰在做身體工作的苦差事】 資料來源:news.tvbs.com.tw/static/forum_attachment/img/200712/04/sunkiss-20071204073303.jpg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Carol Wolkwitz (2002) 以身體工作(body work)一詞來概念化那些以服務他/她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對象的工作。這類以服務他/她人身體──使其舒適、美化、強壯、健康、獲得快感,甚至藉由不斷操練而習得某些技藝──的身體工作,涵蓋的範圍從一般被視為3D (dirty骯髒的、dangerous危險的、demeaning貶抑的) 的照護產業、維持健康所必需的醫療專業、各種打造身體以完成自我籌劃工程的身體雕塑產業、各式休閒運動產業,迄至提供性快感的性產業都是身體工作的範疇。身體工作因而廣泛的涵蓋了最美、最香、最時尚的美容美髮、美體塑身產業,也包括光譜另一端那些最髒、最臭、最過時的把屎把尿的照顧產業,甚至是處理大體的殯葬業。 後繼的研究也指出,身體工作是高度性別化、族群化的,(有色族裔或移民)女性是主要的從業者。同時,在這些和客人的身體接觸程度不一的工作中,越是涉及直接處理身體體液、排泄物、嘔吐物的工作(如奶媽、幼教、看護、護士、性工作),女性集中的現象越趨明顯,也越容易淪為「骯髒工作」。身體工作者的專業往往也就建立在能夠無視於這令人作嘔的氣味、噁心的體液,或那些不願配合、無法配合或者難以親近的身體而順利的執行她/他的工作。此外,因為勞動對象是活活生的人體,因而,工作者在執行勞務的過程中常常被期待(有時也真的)提供適度的關愛(care)與温情。情緒勞動在此間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為學者所指認,晚近有些學者[1]則以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一詞來指涉這類工作在工作者和客戶間大量的親密互動。 【台灣的洗髮方式,出名到東洋去了】 美髮業中,修(腳)指甲、修腳皮的師傅是直接接觸客人身上壞死的皮膚與髒污的工作者,但多數美髮沙龍已逐漸不提供這類服務。洗頭成為美髮沙龍中,客人與工作者身體接觸最頻繁的一環,而美髮職業階梯中最底層的洗頭助理成為最主要的身體工作者﹣﹣她/他們提供洗頭服務之外,還必須依各店家規定幫客人按摩肩頸,(通常約在3到5分鐘之間),有些還得搥背,最後再負責清掃剪落一地的頭髮,以便讓沙龍隨時保持在光鮮亮麗的狀態[2]。因而,從助理開始按摩、洗頭、沖水,再交由吹風手吹整至乾爽的過程有時超過30分鐘。不乏消費者在按得很放鬆、洗得很舒服之餘,幾乎在躺洗的臥椅上睡著。這也是不少消費者把上美髮院洗頭視為放鬆、享受的原因,甚至日本觀光客的旅台行程還特別安排到美髮沙龍「體」驗「台式」洗頭的享受。 ◎洗頭是要用感情的! 但是,台灣大街小巷,三五步就有一家美髮沙龍,晚近百元快剪店林立的激烈競爭下,和國外相比堪稱豪華的洗頭服務,收費卻極其低廉。全國性大型連鎖掛出「洗頭150、剪髮200」的廣告,隔一條街,高雄在地知名連鎖打出「洗頭99、洗+剪288」搶市。激烈的競爭下,洗頭已不單單只是去污、止癢、回復頭皮清潔,或是Seddo做造型的工作,而是環繞著洗頭這個服務項目上進行各種身體工作的繁複演繹:有的在客戶躺在躺椅上時,會細心地在客人雙膝上蓋上防寒小毯,有的在額頭上貼便利貼大小的吸油紙以防客人的臉被水噴濺到,有的甚至提供「洗眼睛」的服務,先以温水清洗雙眼,再用温熱的毛巾熱敷雙眼眼,有的用精油進行頭皮按摩,有的乾脆大幅擴張上半身按摩的範圍與時間﹣﹣目的都在於充份的取悅客戶,滿足消費端「體」驗小確幸的念頭。 【細心的洗頭服務,會在臉部放上紙,以防止噴到水】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08/emily13isme/27/132681935356/ 問題是,當我們「體」驗洗頭的享受時,洗頭助理的工作「體」驗又是什麼? 幾乎所有的美髮從業者都會同意,洗頭是最基本的,但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事實上,即便洗頭助理經過無數次的假人頭練習,但因為頭型、真假髮質地上的差異,面對真人頭時往往也很難拿揑客人的感受。於是,助理經常互相把對方的頭、肩頸當成練習洗頭、按摩的原始材料,有時設計師得貢獻自己的頭來洗,以便瞭解助理的洗頭功夫。洗頭難,但究竟「難」在哪裏,很多受訪者又無法說得很清楚。國中畢業開始當學徒,50歲就成為知名連鎖店一級經理人的老師傅認為,關鍵是「指腹要用力、指甲要硬,刷、刷、刷,這樣她才會爽」、40多歲有2家店的店長則認為「重點洗,客人有感覺就可以」,但這些對多數無法「體」會的初學者而言,似乎只能以「一直練」、「洗久就會了」、「有些客人就是很難搞」來自我安慰。 洗頭助理的難題其實就是身體工作者或親密勞動者的難題:當勞動的對象不是器械、物件,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知覺、有想法,會哭、會笑、會痛、會爽的人身肉體時,感受、覺察客戶各種不同的身體知覺的能力,就成為勞動的核心。頭,其實是很特別的部位,除了那些無力抗拒只能任人摸頭的可憐小孩,以及如膠似漆的情侶之外,成年男女的頭其實是很少被人碰觸的,因而一般人也很難想像或感受另一個人的頭在層層白色泡沫覆蓋下,被十個手指頭來回抓洗、觸摸,讓温水沖過的感覺,然而只要無法掌握客人身體的感受,美髮助理就無法掌握客人究竟是否滿意。因此,洗頭時我們常常看到助理以柔和的語氣親切的詢問,這水温可以嗎?這力道行嗎?還有哪裏要再加強嗎?並隨時留意有沒有過多的泡沫或水流入客人耳朵或弄髒了客人的衣物,惹來客人不偷快,但自己卻渾然不知。 【洗頭助理必須不斷以親切口吻來詢問客人的感受】 資料來源:lh6.ggpht.com/-C_13LWWjfj0/UiOJBJp6d5I/AAAAAAAAQbo/fUQ6y3-l9HA/s1600/17xZ9eQiMonC1.ERN7I_Ig.jpg 現在已經有二家連鎖店的Paul,回憶自己當洗頭助理時,第一天幫客人洗頭就被三名設計師點名批評,「洗得好爛」、「因為你的關係,損失一個客人」,而深覺受挫,決定要練好這一塊,後來慢慢體會出要「練手指的柔軟度⋯⋯去感受這個客人的脈動和情緒」。依照他的說法,他開始 用我的雙手去感覺,因為我們雙手是有感情的。那你摸到客人那一霎那,其實無形中就有東西流露到你的身體裏。 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Paul的說法很抽象,也很難理解。但,在疾病蔓延的年代,洗到流血都「不能戴手套」的行規[3],看重的並不是乾淨/骯髒、健康/有病的界線,而是「手套會讓你失去觸感」、「比較感覺不到東西」,甚至影響判斷。另一位當學徒時一直為洗頭所苦的阿寶,即使早已晉升台北東區高檔美髮沙龍工作的設計師,還是認為洗頭是這行最「難」的差事,畢竟「美感」或「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眼光或品味,洗頭不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她對洗頭的「體」悟: 阿寶:所以,我當助理的時候很痛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洗頭耶,洗頭要用感情。 美華:(爆笑)哈哈哈,洗頭要用感情 阿寶:對啊,而且…應該說幫你…服務的那個人,他要感受…感受…跟你站在同樣的狀態裡面,去感受你身體裡面需要他的部分,比如說…他在幫你按(摩)的時候,會感覺他如果夠用心,他會感覺到你很疲憊。 美華:嗯,每個按摩師傅都會這樣說 阿寶:其實我覺得洗頭滿難的,然後你的力道啊那些,就全部都要有一個連貫性,不然你其中一個節奏斷掉了,那個感覺就不好,就好像一首歌嘛,差不多這樣子,老闆教我的時候他就說,洗頭像…他最後受不了,因為我老是洗不好,他說洗頭就像做愛一樣,就想像你在跟對方做愛,用那樣的感受去洗頭就對了。 美華:哇,他這樣講你就突然豁開朗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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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會幾分街友漂泊:寫在流浪生活體驗營後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系 「…已經參觀完平安居了…要往救世軍去了,好,那我到那裡與你們會合。」結束了早上教課的我,是在9月26日週五下午趕去參與這次由關懷街友的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主辦流浪生活體驗營。過去曾經寫過遊民政策相關論文的我,想透過這次的機會,更近距離的觀察現今街友的生活樣貌,思考當前遊民政策的問題。「觀察」與「思考」,一向是特定階級優勢的人才能享有的餘裕;開拔出發前的自己,舒服地迎著初秋的微風及暖陽,抱著近乎「玩玩」、「情況不對反正就抽腿回家嘛」的沾醬油體驗心情,一路到了位在大同區錦州街的救世軍協會。 ◎「街友界的米其林」與不吃的「格」 抵達後,馬上有幾位工作人員用心地遞上各樣生存配備,包括睡袋、薄墊以及內有100大洋的悠遊卡,同時也拿走了我皮夾及各種準貨幣。身無分文的情況下,到了晚餐時間,只待靠著善心團體救濟,我拿著救世軍發的號碼牌(兩點時先領牌,四點時領餐盒)拿到了我體驗營的第一餐。隨後移步到附近的蔣渭水公園用餐。 (移步公園用餐) 坦白說,便當的菜色是很豐富的。據說,在街友界盛傳救世軍的便當是米其林等級,此言不虛呀。當時我們組開始大口吃飯時,就看見我們的街友導師(註1)沒拿便當地退到一旁,在我們好奇詢問下,導師元瑞便為娓娓道來他流浪生活中「吃」的人生哲理。他說,只能吃人家給的排骨飯,那我想吃雞腿飯呢?流浪兩年的他,自豪地說就算再餓也從未去拿人家給的便當。「餓,就會有動力去賺」愛看電影的他還引用侏羅記公園的經典名句說,「生命會找到出路。」他說自己拿了錢,愛吃什麼就吃什麼。「人活著,就是想吃什麼時能吃什麼…不要像我的老仔(爸爸),最後什麼也吃不下,吃不下就去了。」他繼續說,一旦你伸了手,你的「格」就沒了,身上也會散發一股要飯的氣息。「像我,在龍山寺和其他人蹲在那裡,人家在發便當,發到我就會跳過,為什麼,因為我看起來就不像嘛。」 (抱歉,吃過後看來不是那麼誘人) ◎「中山北路行七擺」 吃過飯,準備分組解散,正式開始流浪生活。組員中的阿狗嚷著要去廁所,於是我們便先移步捷運站附近。元瑞在空檔時便告訴我們,流浪時最好上廁所的地方就是廟,到處都是之外也不太會拒絕街友。我們今晚暫定的露宿地點是台北車站。為了省錢,雙腳是前往目的地的交通工具。於是,我們自民權西路站一路向南走,途中元瑞哼起了「中山北路行七擺」的老歌,九O後的小晏表示只聽過忠孝東路走九遍。一路上,漸漸發現元瑞的步伐愈來愈緩慢,不時還從口袋裡掏出一瓶參茸藥酒喝。問過後才知道,兩年前元瑞在工作中不慎摔斷了腿,行動不便之外,還常會隱隱作痛,因此才喝藥酒緩解。元瑞問:「從一大早就趕趕趕,是要趕著去哪裡啦,流浪是沒有目標的,沒有在趕的啦。」說完,就在昂貴的日本料理店前、行人道旁席地坐下,「街友時間多,沒事就是看人走來走去,看一些『腰束、奶膨、屁股翹』,這樣生活不才有趣嗎。」人來人往之中,多少打扮時尚的青年男女趕著週五晚的歡聚,看著四個坐在人行道上的人,他們多半裝作無視,有的年紀較長的人則會端詳個半天。 (人行道上聊人生看人群) 我們天南地北的聊,聊元瑞的人生,聊他心中的正義。 喜歡看電影的他,說自己賺到了錢會進電影院,特別是看國片。像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總鋪師,都有去看。我們順口問道那大尾鱸鰻呢?他突然正色地說,這個我只看第四台,錢不給豬哥亮這種忘恩負義的人賺。然後便說該藝人如何不顧困難時伸出援手的恩人,為了賺更多錢而跳槽等事,紮紮實實地為我們上了一堂底層人民的道德經濟課,解釋什麼是他心中的正義。 ◎浪漫的夜空下被襲的恐懼 抵達台北車站,我們看到了不少露宿街頭者坐在一旁,或是發呆,或是抽著煙看著來往人群。元瑞說這裡是國家的門面,大家都守著不成文的規矩,即必須等到九點半後才會躺下。在阿狗及小晏興奮打開睡袋之際,我們的小天使謝公送來了一些明天工作會用到的必須品,包括工地戴的工程帽、礦泉水、搬運東西用的手套、毛巾。 (本來打算睡的車站外圍) 謝公本身是做遊民外展的社工,他與我在一旁聊著遊民工作如何困難的同時,遊民本身經常是多重弱勢情況重疊的最終結果,但卻因為社會污名的關係,不但受市民排斥、政府冷落,就連在社工專業裡也愈來愈邊緣。所謂專家學者夥同官員、議員們,寧可把資源投注在小孩、婦女等族群身上,也不願更積極協助街友脫貧。確實,社工系的教授最近才剛跟我坦承了這樣的傾向。 然後,有趣的吊詭現象是,八年前我曾在台北市社會局服務,至今已有許多當時熟識的朋友因各種原因離開社工崗位,但唯獨有幾位從事遊民外展工作的,不單在公部門為遊民服務,更在私底下利用自己的時間及金錢協助街友議題的倡議,舉辦如街遊及這次營隊的相關活動,從事當前社工專業最愛用的個案管理之餘,也反思其中的問題而結合社區工作的方法。這群遊民外展社工,堪稱又持久又認真又全面的社工專業服務。 在聊天的同時,我們看到了一位身材壯碩、神色怪異、早已喝茫了的青年男子上前來跟本組女組員搭訕,久久不肯離去(註2)。我們的街友導師評估後,便決定不再逗留,朝新的目的地移動,以免在安全上徒生支節。 (睡的地方下面,就是繁華的誠品地下街) 於是我們走到了附近公園的大理石長椅區安頓,這裡的長椅不像龍山寺的艋舺公園刻意嵌上防人躺臥的橫杆,因此是街友安身的好地方。另外,這個地方的好,在於離廁所近,要方便只要走入地下街出口。一個地下街口,上下兩樣情。 (睜眼在星空下的「車站」) 躺在大理石長椅上,初秋夜有些許涼意,耳畔是不遠處新光三越電視牆重覆播放的廣告聲,以及忠孝東路上好像不曾止息過的車流響聲。眼前,能隱約看到台北車站四個大字,襯著點點星光的夜空。元瑞告訴我,睡時頭要朝向另一方,風才不會一直從頭上灌進來,還說要提防快天亮時的氣溫驟降。但當時的我,只覺得露宿其實很快活,感覺這時候天和地都盡收眼底,不必擠在窄小的公寓內擔心火災、地震及氣爆,而能跟星空、皓月、晚風作伴,多美啊(謎之聲:那若是蚊子「厚」的酷熱難耐的炎夏,或是急凍的寒流夜晚呢?)。 可是,這個浪漫化的露宿想像,在閉眼後,人聲逐漸平息的半夜時分來臨後,就變得蒼白,取而代之的是不知危險可能從何方襲來的恐懼;由於感受到光線、聲音以及背的硬冷而不易入眠的自己,腦中閃過一個又一個連續殺人犯或變態以露宿者為目標的新聞或戲劇,閉上眼時,感覺每一個由遠而近的腳步聲都可能是想突擊自己的惡棍。偶然,我睜開眼,本以為是自己多心,但真的看見眼前就站著一個身影直瞪著我看,沒戴眼鏡的我只隱約覺得他是個中年男性。這是夢嗎?我當時想。我們倆就這麼對看了五秒,最終仍是我先閉上了眼。再睜開眼時,人已不見。到了隔天,才從當時隔了一段距離監看我們安全的工作人員口中聽到,那個人原是固定睡在那張長椅上的街友,因來得晚了,對自己的位置被搶走有些不甘心,最終只能有些悻悻然地走到另一側去睡。對他有些不好意思,只能說:「歹勢啦,我只睡一晚,一早就check out了。」。 斷斷續續在淺眠與乍醒間來回,終於在六點左右決定起身。走到台北車站去簡單洗個臉。車站裡已有不少趕搭早班車出遊的年輕人及老年人。他們的休閒日,是我們的賺錢日。「要賺錢,賺到了才能吃好住好」,我們抱著這個目標,開始了第二天。 (早上六點醒來整裝) ◎燃燒粗工魂 由於前一天沒有網路Google Map一下,結果今天要前往預定的工地時出了大問題。答應要八點到達的我們,由於不知道工地原來距離景安捷運站有數公里,結果硬是快趕慢趕,到了八點十分左右才到,惹得要人的老闆以及負責工事的派遣大哥有些不快。更令他不高興的是看到我們這三個非即戰力的「臨時工」。兩位小女生不能搬運重物,而唯一的男生又看起來弱不禁風。街友導師及小天使溝通個半天,好不容易說服了派遣大哥及老闆。於是,我跟著派遣大哥,穿過黑暗無光的一樓工地,往上爬到三樓,到了一間廢棄的和式建築內,我的任務是聽派遣大哥指揮,他負責拿大鐵槌、鐵橇及各種工具,把房間裡所有木頭拆毀卸下。「我拆什麼,你就丟什麼。」他下指令。我把各種垃圾及拆下的木材擺到外頭扔或分類擺置(註3)。 (打閃光燈照出的廢棄的和式房內)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那麼不堪用──後來事實證明,這種好勝心是多餘且不切實際的──我很努力地搬著,搬著,完全不拖怠,表現出很積極任事的模樣,就好像是渴望老師肯定的小學生。只見派遣工大哥帥氣丟下一句,你慢慢做,不用急著搬。後來才知道這是真言啊。以日薪計的工作,你太認真只是累了自己,在停工時限前完成了原目標,老闆不但不會加薪,也沒有格外獎勵,只會要你做更多工;真的傷到筋骨,因為是臨時工,還得自掏腰包上醫院。 (吃力地拖搬著廢棄木頭) 工地裡危機四伏,除了木材上佈滿了許多生鏽的鐵釘,即使我戴了工作手套仍被刺傷之外,走在昏暗的工地在拆卸過程中還不時從上方掉落木頭。這位派遣大哥,號稱是有恐龍皮護身,徒手工作,頭也被砸了好幾次,但往往只是罵了句三字經後又開始。最危險的是地上的釘子,要是不小心一腳踏起,可要休息好一陣子,這樣的經驗,元瑞可是沒少過。 工作要能領起錢,必須老闆在派遣單上簽字認可才行。因此,我們必須讓這位從多到尾只動眼睛監視及動口抱怨的老闆,覺得我們很賣力。我明顯可以感覺到,這位在我面前很有男子氣慨及指揮威嚴的大哥,每當查覺監工的老闆出現時,就會變得動作加快,嘴上髒話不斷,有時還會轉身跟老闆抱怨這和室的裝潢工法複雜,拆卸費勁。 ◎養生是啥?肉與沙士才是王道 直到中午十二點,放風時間到。只有一小時休息時間。工頭告訴我們,五百公尺處有好吃的自助餐哦,但我們三個完全不考慮,只想趕快去附近的全家隨便塞些東西果腹然後休息,以便再戰下午,只是腦中一直閃過要退出的念頭,但這樣一來對各方都不太好交待…到了大賣場的廁所洗去手、腳的髒污及血跡(註4)後,我來到了便利商店的陳設架前。超商產品對我並不陌生,前一天中午也是到7-11解決,只是當時挑選的是生菜沙拉,心裡盤算著每日五蔬果的標準是否達到,有時還會買優酪乳以助腸道健康。但這些透過日常廣告被烙印的健康觀在此時全然褪去,累癱了的腦只告訴自己選個補充體力的玩意兒:大塊肉、大把飯,然後要便宜,因為我們身上只有先跟街友導師借的一百塊餐費;最後需要能提振精神的飲料,因此我買了一個油飯雞腿便當、一個飯團夾肉,再加上一瓶沙士(相較於我們的選擇,派遣大哥則是狂灌保力達比)。吃完,小晏便默默退到角落去午睡。只是時間過得好快,一點很快就到了,回到工地,只見派遣大哥睡在太空袋上。老闆前來催促上工,我內心的粗工魂卻已燃燒怠盡。 下午的工作,因為有小天使謝公的強力挹注而進展神速,很快地已經快把和室房拆完了。一旁有著阿狗在嚷著拆房好好玩,初體驗的她跟派遣大哥借了一把鐵橇在「搞破壞」,直說很有成就感。小晏則是展現她人格特質裡的善解人意,跟工頭有說有笑,逗得這位五六十歲的大叔好開心,最後還積極進來幫忙,直說重的讓我來,你們女性搬輕的就好。只是,大叔一回頭,面對著快虛脫的我,厲色以台語叫喊到:「你,跟我到四樓,上面的大衣櫃要你來搬。」於是我默默跟著大叔上樓…。 (又一堆的廢棄木材…sigh) (拖著自己的身軀與木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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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為行動者:一位新手爸爸的觀點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我們家小梅在今年四月初滿週歲,本來想要在那時,寫一篇具有社會學風味的育嬰心得文章。主要是要紀錄過去一年來的點點滴滴,當然我心裏也在偷偷想,等小梅長大後,某一天不小心看到這篇文章,應該會小小的驚喜吧。偏偏沒有想到,我們的執政黨不好好治國, 沒事來搞一個什麼「半分忠」事件,害得巷仔口內的社會學家都忙著聲援太陽花運動。國難當前,只得將兒女私情先擱著一旁了,畢竟,讓國民黨這樣青青菜菜就通過了服貿協議,不就是剝奪了小梅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嗎? 【不能讓國民黨偷渡服貿,而剝奪小梅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 言歸正傳,當爸爸一年多以來,覺得最神奇的情事莫過於小梅如何慢慢地學會成為一個行動者(actor)。大部分社會學家都認為,要理解社會運作就要回歸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行動如何成為可能?也就是我們如何從打招呼、買東西、問路這些簡單的日常行為中,交織出複雜但是又穩定的社會秩序?要探討這個問題,社會學家都常採用施為(agency)一詞,來描述那些形成動機、激發行動的泉源。很顯然,施為涉及了後天的學習,它是一種能夠知道自己需求,也有辦法與他人溝通的能力。 ◎社會學大師的行動理論 很多社會學家在思考施為的內容時,最常見的方式即是開一份必要清單,詳列產生社會行動的必要條件。例如功能論大師派森思(Talcott Parsons)提出所謂的單位行動理論(theory of unit act),強調行動者是受到價值(value)引導才產生目標(goal)(例如想要出人頭地,所以打拼賺錢);同時他們也是受到規範(norm)的限制,影響了他們如何採取手段(means)(例如法律與輿論都不能接受商人賣黑心食品)。同樣地,批判理論學者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強調,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是人類最根本的行動類型,因為它同涉及了三個意義領域的掌握,包括主觀世界(subjective world)(我到底想要求什麼)、客觀世界(objective world)(那些東西是我可以使用)、以及互為主體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我要確保他人知道我的意圖)。 上述的理論模型,大概是每個上過大學部社會學理論同學都知道的,因為授課老師都會提到。但是我每次在講這些內容時,心裏都會覺這樣分析好像少了一點知識上的樂趣。首先,這顯然是預設了一個頭好壯壯、四肢健全的成年人(也許女性主義者可以進一步指認出是男性)。我們是先建立了一個常態的標準形態,接下來才去找其必要的組成元素。如此一來,社會學所探討的就不外乎是大人的世界,至於每一個人是如何長成這付模樣,就變成了是次要的問題。 其次,大部分的討論都是著眼於當事人的某一種的心智能力,無論是派森思強調的目標與手段之權衡,或是哈柏瑪斯所指認出的溝通能力,彷彿我們只要知道人們腦袋裏裝什麼,就可以知道他們接下來會有什麼舉動。但是人不能被簡化成為一種純粹的認知與思考的過程,活生生的人也是附著在特定的空間脈絡下,他們用自己的身體來展現其存在,進行社會行動。 ◎人吃什麼,就是什麼! 在古典社會學發韌的十九世紀,流行的哲學思潮是德國的觀念論哲學,大部分社會學先驅在他們知識形塑階段,他們唸的通常是康德或是新康德主義之作品。因此,這就導致了一個後果,意識被認為是根本的現象,而不是身體;也由於思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時間也被認為是比空間更重要的因素。如此一來,法國社會學祖師爺涂爾幹(Emile Durkheim)執著於集體意識與個體意識之區分,而德國社會學的創始人韋伯(Max Weber),也是當事者的意識與動機,來提出其著名的行動類型之分類。 在古典社會學中,唯一的例外是馬克思(Karl Marx)。早期馬克思深受唯物論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之啟發,他是以生理需求、身體勞動、人與自然的關係來構思我們的社會本質。費氏試圖翻轉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改以感性的人學來加以取代,因此,儘管後續的飲食社會學者總是會引用他著名的格言「人吃什麼,就是什麼」(Der Mensch ist, was er iβt),但是其實費氏的原意只是要挑戰以思考來界定人類存在的傳統哲學教條,他故意挑了一個看起來既不崇高、也不偉大的日常行為來當例子。難道你不吃飯,還有力氣可以思考嗎?費氏大聲痛斥黑格爾,彷彿他就是那位揭露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    【以人類意識為討論主軸的社會學理論,是不是如同國王的新衣呢?】 資料來源:s299.photobucket.com/user/wasi142/media/keis_38_39-489.jpg.html   翻閱馬克思的《哲學與經濟學手稿》,可以發現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最嚴厲指責,即是它帶來了身體的苦難。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將人貶為一種畸型存在,純粹為了工作而活。「人們逃避工作,就像是逃避瘟疫一樣」,「人們只在執行動物型職能,例如吃、喝、睡,才覺得自己像個人」。值得注意的是,是馬克思二十世紀中葉的徒子徒孫,才會提到什麼物化意識(reified consciousness)、文化霸權(hegemony)、單面向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消費主義(consumerism)等等,這些精神或意識層次的後果。十分可惜的,這些新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承續青年馬克思的洞見,一套以馬克思唯物論為起點的身體理論仍有待建構。 我認為,在目前社會學理論中,從身體來談社會行動,最完整的莫過於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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