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南方:行動作為倫理

在社會學眾多且永遠可再翻案的系譜中,韋伯的那句「社會學……是一種詮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之意義的科學」[1],無疑是最鏗鏘有力的話語之一。一個行為,是因為有了主觀意義的賦予,才變成了行動。若推到極致,意義,以及行動,並沒有終極的對錯可言,因其跟著個人信念、地位團體的價值與當下歷史脈絡的遞嬗,而隨之變遷。因而,對韋伯來說,研究社會行動的實證科學,也就是社會學,在實質上有別於法理學或倫理學等知識領域。因為,後者永遠念茲在茲地奔往最終可以剝絲抽繭、萃取出那真正「確實」或「有效」的辯證;而前者,卻視複數的意義本身為終極的價值,無須再汲汲外求。 追求意義的理解,使得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更有餘裕,以嫻熟「價值中立」技術,退一步客觀審視那些,以「常態」與「正常法律」的標準而言,各種看似混亂、極端與離經叛道的事情。正是由於對複數、多重且彼此歧異的意義之重視,使得社會學可能南方。(無須否認,許多學科,包含自然科學,它們內建的「北方」過於強大,因此在一百年之內,很可能是「南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