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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社會學界的先進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次機會，來到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香港的看法或思考。首先，讓我先說明一下今天的源起，稍微解釋一下我要講的題目。我在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週年、第二週年演講的時候，有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說般，扮演了一個「入戲的觀眾」的角色。我的演講當中，有客觀的分析，但也有主觀的期待；有學術的內涵，但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因為我將自己的演講定為運動的一環，也就是我說的「未完的革命」的一環。但今年受邀來學術研討會，談反送中三週年，怎麼辦？該怎樣闡述才能符合學術的規範？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入戲」的動機與姿勢不變，但形式會改變。今天我不再直接談運動本身，而是談運動的歷史脈絡，而且不是談短時間的歷史脈絡，而是談「長時段」（longue durée），看整個香港形成的歷史脈絡。一個原因是這才是我的本業，我是從政治學界被放逐的歷史研究者，我的專業是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還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雖然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香港問題顯然跟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我希望能比較認真地結合自己的專業和對香港的關懷，我也不介意被貼標籤。

從以前耳熟能詳的石油危機、前幾年的稀土禁運、到現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之間仍在進行式的湄公河奪水糾紛，環境資源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衝突的導火線與催化劑。沒有水，就無法滋潤土壤，無法蘊化作物，無法生產糧食，無法填飽人的肚子，飢餓使勞動力無法維續，也帶來社會動盪、擾亂經濟發展。任何人、社會、國家都不願承擔環境變遷與資源匱乏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環境及其資源做為人類與經濟存續的條件之一，不僅以災難、汙染等樣貌影響我們，也隱身在所有農工業生產活動以及生活的物質基礎之中。當18世紀後半英國邁向工業化後，整個世界也逐漸捲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各國在世界之中競奪與運用資源的能力所帶來環境資源的差異，也使各國工業化的經驗大相逕庭，形塑各自不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