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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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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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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公司、為誰治理?社會學怎麼看公司治理

相較於美國模式股東與股市被視為公司治理的主要焦點,日本和德國的公司治理特徵在於容納了包括銀行、工會與員工等各種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公司鑲嵌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無法自外於更大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動與挑戰,這也是目前公司治理論述的主要盲點。公司與其他型態組織一樣面臨各種社會上正當性的要求,包括勞工權益的維護,環境的保護,歧視的根絕等,使企業常常不是成為立法規範的對象,就是成為社會運動直接抗議訴求的對象。近十年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實踐的興起,反映出全球化之下社會運動對大型企業新的挑戰方式,採用訴求消費者方式,要求歐美大型品牌廠商對海外代工廠的勞動與環境議題負起一定責任,以及投資機構對被投資對象的人權與環境保護紀錄。這些挑戰促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進一步的制度化,也擴大了公司治理的議題與對象。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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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路迢迢:社會學的觀點

王金壽 /成功大學政治系 「我們很難不做這樣的結論:如果律師不研究經濟學和社會學,那他很容易就成為全民公敵」[1],這句廣為流傳的話,是美國知名大法官Louis D. Brandeis 引用當時芝加哥大學教授Charles Henderson的話。 【恐龍法官是否為全民公敵呢?】  資料來源:sphotos-a.ak.fbcdn.net/hphotos-ak-prn1/603769_596945346991325_785615500_n.jpg 如果這一句話是對的話,那下一個問題是,台灣的司法界(廣義地包含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學界)有多少人在研讀經濟學或是社會學?其實,答案很清楚。大部分的法律學系學生們,都是把社會科學當成營養學分,因為國考不考。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法官身上。一位曾經擔任過台灣大法官助理的學者就指出,部分的大法官不僅沒有民主政治裡念、也缺乏憲政意識,大法官這個職位對他們而言,只是個「榮譽職」,他們可能忙著出書、演講,甚至是到學術期刊去當編輯。 如果司法界不讀社會科學,那我們退而求其次,社會科學界又提供了多少知識給司法界或是一般社會大眾?很可惜,相對其他領域,司法實證研究幾乎是少得可憐。我們先不管為何社會科學家不做司法實證研究。但至少這個現象會有兩個後果:第一,我們分不清楚司法界中,哪些是好人或是壞人。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常依照自己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司法。第二,缺乏實證和理論基礎的司法改革,常會有意外的後果。  ◎一個司法界,兩個「林輝煌」 1994年5月12日,當時台中地院法官林輝煌投書《中國時報》「我是法官,我不願『草菅人命』…」。這個投書有幾個重點,林輝煌法官將他的意見向「老闆(也就是全體國民)報告」(可不是總統哦!)他知道他的權力是來自全體國民的授權與信任,而不是來自他的庭長、地方法院院長或是司法院長。在這短短的文章中,他點出幾個很重要的司法運作的困境,例如合議庭秘密評議的房間竟然都找不到(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完全解決,至少台北地院和桃園地院都沒一個像樣的評議室,當然更重要問題的是,有多少合議是真正被落實?)林輝煌法官也提到,他很想辭職。每個月約八十件的結案量,他不僅必須犧牲健康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更嚴重的是,可能犧牲了當事者的權益。 林法官的投書雖然指出司法實務的嚴重問題,但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迴響。唯一的例外是當時清大「社人所學生會」,寫給《中國時報》回應:「如果法院是工廠,法官在生產線上處理人權」。他們除了對了林輝煌法官的投書有很大的感動與表達敬意之外,這些學生也指出:「法院其實不是一個崇高的人權聖境,現行的司法工作從事的不一定是對人民的權利的保障,而是一個判決生產線的勞動,法院可能是生產線,這把尚方寶劍所作的,可能是草菅人命」。 【法官每個月處理80個案件,如果失手的話,怎麼辦?】  資料來源:cache.boston.com/universal/site_graphics/blogs/bigpicture/manuf_02_20/m06_16898335.jpg 當年清大社人所的學生雖然是社會科學界少數同情理解一個基層好法官所面臨的困境,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林輝煌法官當時已經與一群基層地院法官,開始進行司法獨立改革(事務分配運動),接著參與司法人事審議委員的選舉,進行人事改革。過了幾年,林輝煌法官是台灣第一批由高等法院「自願」調到地方法院的法官(許多三審或是二審法官到一審去是擔任庭長或是院長),這和司法體系內的傳統「升官圖」完全相反。對林輝煌法官而言,「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他堅持他的理念,不願意擔任任何行政職,只願意擔任一名法官。十幾年了,他到現在還在地方法院默默的堅守他的崗位,實踐司法正義。 司法界有另一個林輝煌,但任職於檢察體系。兩個林輝煌,有著不同的人生歷程、不同的司法理念、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評價。林輝煌檢察官最有名的事件,是擔任美麗島事件的起訴檢察官,之後出任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司訓所(司法官學院的前身)所長,也曾經在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代表法務部參與羈押權釋憲案。政黨輪替後,對他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太多的影響。陳定南擔任法務部長時,向總統府推薦林輝煌所長出任台灣的大法官,也找他出席真調會條例釋憲案的憲法法庭。他現在還是常受邀到各大學法律系去演講,也在「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上擔任主持人。十幾年了,他還在司法官學院(加上司訓所時期)擔任院長,繼續「培育」我們下一代的法官和檢察官。 【台灣的司法未來,還是在這群人手上嗎?】  資料來源: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550169&ctNode=11577&mp=140   兩個林輝煌的故事在司法界不是特例,到處可見。約二十年前,台中地院的法官開始進行改革時,士林地院的民庭庭長鄭勤勇,找了民庭法官林俊益,以及刑庭庭長張清埤帶頭,請該院其他法官捐錢打造一條「黃金船」(真黃金,不是K金),送給當時他們眼中即將「高升」司法院副秘書長的院長林國賢。金船代表「一帆風順、節節高升」。林俊益現在是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張清埤現在是新北地院院長。 ◎良好的意圖是通往地獄之路:混亂的司法改革 最近關於司法關說以及國會監聽等疑案,這些制度性的起源在於2006 年的〈法院組織法〉修法。首先,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並且得到四年任期的保障。另一個重大的歷史進展,是檢審會法制化,取得合法性地位。同時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式,「民選」(其實是檢察官選的)檢審委員改為九位,超過「官派」委員(當然委員)的八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利。第三個重大進展是中央特別偵查處(簡稱「特偵組」)的成立。這些修法一個最大的效果,是增加了檢察體制的獨立性,同時使得檢察體系內部的權力擴增。簡而言之,如檢改會所言,這是「十年檢改的里程碑!」 推動修法團體由原本少數幾位檢察官,擴大到由檢改會、民間司改會、泛紫聯盟、台灣透明組織、律師全國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法學會和乾淨選舉促進會,一起發起成立「反貪腐行動聯盟」。到最後,連帶有相當官方色彩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檢協會)也加入支持修法的行動。 檢察官支持推動這樣的修法,不難理解。除了他們自己的理念之外(不管我們同不同意),這個修法是對檢察體系或是個別檢察官是個擴權行動。比較不解的是,民間司改會和台北律師公會等這些有法律專長的團體,這些團體長久一來一直批判法官和檢察官濫權、需要被監督,但卻支持了一個讓檢察體系擴權和越來越不受監督的法案。缺乏實證和理論基礎的司法改革,不僅達不到原先改革的目的,更糟糕的是,會帶來要跟原先目相反的結果。 【特偵組是司法改革下的美麗錯誤嗎?】  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31018/420_d5972c2c4f1a535d65f62dd9f97d54a5.jpg 同樣的案例,也發生在〈法官法〉立法。其實,只要願意花一點時間瞭解實務以及國外關於「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uncil)(決定法官的升遷、調動和懲處,在有些國家,甚至負責司法行政管理)的經驗和研究,就會知道法官和檢察官人事調動權,對於監督司法和民主政治有怎樣的重要性。但很可惜的是,兩次的修法,都是不願意認清司法界的現況、也不願意去參考既有的實證研究。經常是法律人以法對法論戰。兩次的修法都是法律人主導,之後關於人審會和檢審會也是由法官和檢察官主導。簡而言之,這些組成份子幾乎是法律人佔了絕對支配性地位。這有可能變成像紐西蘭一樣被批評為「自我選擇的法律特權階級」(self-selecting lawyerly caste)並且排除任何可能挑戰法律體系主流的理念,也更不可能回應社會變遷的需求。 法律人應該盡最大努力幫助人民提升民主的品質,而不是以專業或是司法獨立之名來逃避人民的監督,不管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簡而言之,現有的是一部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可問責性的法官法,任何對民主政治存有一點點希望和信心的人,都應該對這部〈法官法〉非常失望。  ◎認清司法歷史與現況是邁向健全司法的第一步 「法治」(the rule of law)此說法,其實多少有點誤導,如Sanchez-Cuenca所說:「法律無能治理,治理是一種行動,而法律無法行動」[2]。不管我們同不同意美國大法官Charles Evan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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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凝視下的魯蛇人生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每到了畢業季節,人生勝利組的校長或者老師們就會告誡社會新鮮人: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台大非發功校長還說:沒有那個實力,領22K都還嫌太多!面對這些人生勝利組的指責,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魯蛇(台灣有超過25%的勞動者只領19K的基本工資),也只能含淚默默地吞下這種指責。(有關魯蛇工資向下沈淪史,參考吳介民寫的工資時光機)   【台灣的魯蛇人生優於日本的魯蛇嗎?】  資料來源:http://ichiku37.blogspot.tw/2013/09/22k800.html  檢察官跟法官,當然是台灣社會裡面的人生勝利組,擔仔麵大學的王老師演講時曾經提到,司法界的性別意識很落伍。此外,台灣的司法體系雖然越來越獨立,但是個別法官、檢察官之間的程度差異很大,民眾進入訴訟之後,只能祈求上天多保佑!那麼這些人生勝利組的法官、檢察官,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候,是否如他們在大學的法律訓練所強調的,是遮住雙眼不帶偏見的正義女神,還是他們也會帶著特定色彩的眼鏡來看待案子?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法官也是人,他們的許多思考模式一樣會受到台灣社會主流思考的影響,社會上出現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例如台南市的檢察官黃朝貴說,台北車站被外勞佔領了!),也一樣會出現在他們辦案的過程。就我的觀察來看,目前司法體系,大至一般的社會體系,最令人擔心且一般人很少意識到的,就是「階級凝視的暴力」。這樣的暴力,複製了台灣既有的意識型態,打扁了魯蛇們的人生,也同時維繫了既有優勢階級的統治。 ◎法官們的孝道觀 一位領有殘障手冊的56歲男子連崇凱,長期照顧中風、失智的父親達十多年。原本的家庭孝道分工安排是由他照顧父親,而他大哥負責賺錢,每個月給連崇凱一萬多元,當作父子兩人的生活費用。如果加上政府每個月補貼的4000元,大概足夠父子兩人生活。 但是2010年四月,他的父親病情加重而送醫治療,同期間,他的大哥也失業了,並且告知他無法繼續供應每個月1萬元的生活費,而僅剩下的4000元根本無法維持父子兩人的生計,在擔心經濟斷炊的壓力下,他決定用枕頭悶死其父親之後再自殺。他的殺人行動及時被護士發現而沒成功,但也因為這樣子,被檢察官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的罪名提起公訴,求處16年的徒刑。 各位如果是法官的話,你們會怎麼判?   【台灣的司法界對於孝道觀點,還是承襲著吃大便探病情的24孝思想嗎?】  第一審法官說他「情有可原」,以「未遂」、「犯案時酒醉精神障礙」將其判刑3年9個月。到了第二審跟第三審卻說,兒子照顧父親,是「法律上的義務」,也是盡孝道的本分,豈可因壓力或經濟困窘,藉酒殺父,所以加重改判為12年徒刑,並且定讞。 二、三審的判決理由,其實跟鄉民沒有甚麼差別。上課時,我問了大一從沒有任何社會科學訓練的同學,如果他們是法官的話,要怎麼判?大概一半的同學採「情有可原」的立場,另外比一半稍多一點的同學採孝順是法律上義務、盡孝道是本分的觀點。 ◎子女盡孝道不需要物質基礎嗎? 這個案件,跟女性主義者關心的鄧如雯殺夫案,是不是很類似?兩人都是長期處於精神壓力狀態下,因為某個時機點的變化而引發殺父、殺夫?那麼為何鄧如雯殺夫的案子引起婦女團體巨大迴響,最後以輕判並且制定家暴法做結束,但是連崇凱的案子經過這麼久,卻幾乎沒有看到討論。 因為連崇凱的社會屬性類別,不是女性,不是族群,是階級,台灣社會對於階級的敏感度幾乎是0。為何連崇凱案是階級的問題呢?因為要能夠盡到法官說的那種孝道,是須要社會基礎的,特別是經濟基礎。 不食人間煙火的法官們,應該是從來不知道甚麼叫做挨餓,或者斷糧的焦慮吧!法官檢察官,一個月的薪水十幾萬,如果家中有人須要全天候照顧,經濟上並沒有任何的困難(例如一個月花3萬元請外籍看護)。但是對於一個月只有4000元收入的人,請問他可以有甚麼辦法繼續維持兩個人的生存?問了舉手要判刑12年的同學,他們如果是連崇凱的話,少了大哥支持的一萬元,可以怎麼生活?有人回答「去賣愛心筆」,可是連崇凱住在鄉下,去哪裡賣會有人支持?有人回答「去賣愛心彩券」,那麼他出去賣彩券時,誰來照顧他爸爸?有人回答「去乞討」、「去找社會局」、「把父親偷偷丟在警察局門口」。 請問這些判人重刑的法官,如果你們處於連崇凱的處境,你們會有甚麼辦法?   【現行的社會秩序維持法一樣要處罰行乞者拘役或罰款】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階級凝視的暴力」,這群握有權力的優勢階級者,習慣以他們養尊處優的環境與行為,來評斷無權勢者的行為:不盡(優勢階級定義的)孝道,那我們就以社會規範或法律來懲罰你。在這裡,「盡孝道」的法律,不僅是維繫統治階級的優勢位置,讓那些無法盡孝道的人被排除在優勢階級之外,它更成為懲治違反我群規範與道德的暴力武器。 ◎階級跟其他社會屬性類別的差異 那麼階級作為一個社會屬性跟類別,與其他性別、性傾向、種族、、、等社會類別,有何差異?我們如果把一個社會畫成金字塔形狀,多數人會佔據社會的魯蛇位置,只有少數人才是人生勝利組。這個社會階級的劃分圖形如下: 而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這個金字塔圖形會如下圖一樣,男女各佔據半邊。 但是實際的圖形是如下,佔據人生勝利組的女性比男性少很多,多數的女性是處在魯蛇的位置(參考張晉芬的巷口文:平平都是人,女人就是賺得少)。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畫出種族分配的圖形,平平都是人,為何多數的原住民就是屬於魯蛇族? 用同樣的概念,我們也可以畫出性傾向、宗教的分配圖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階級圖形外,其他的社會屬性所畫出來的線,都是垂直的,只有階級所劃分的社會是水平的。而這也是為何我們對於其他社會屬性的歧視,比較容易看見且覺得不平等,但是對於因為所得分配不均而劃分的社會階級,常常覺得這是自然的,沒有甚麼好奇怪的。 雖然種族、性別的文化歧視,有時候跟階級歧視一樣隱而不彰,但是跟階級歧視運作不同的地方是,階級歧視經常與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結合,而且被視為當然,甚至鼓勵。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比較困難經由個人的努力而改變,例如從女變男,或者從黑人變成白人。但是階級此社會類別,卻被多數人,或者主流的意識形態認為,透過個人的努力,總有一天可以出人頭地,爬上階級的金字塔頂端,而爬不上去的魯蛇,當然就會被唾棄。不過呢,社會唾棄魯蛇的方式,通常是以隱晦的方式進行。 ◎進屋前,先在門口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前幾個禮拜,我們去台中的科學博物館參觀,正準備拿票進場時,看到門口掛著一個大大的警告標語:穿汗衫、拖鞋禁止入館。這樣的禁止標語很常見,在猴子大學的行政大樓或走廊,也一樣貼著類似的宣傳海報:尊重他人,請勿穿拖鞋進入辦公大樓。 【台中科博館門口斗大的警示標誌】 我們好奇的是,為何穿拖鞋跟看科學展覽,或者進入辦公大樓辦事,會有關係?以前我在澳洲念書時,夏天的溫度高達38、9度,大多數的老師跟學生都是穿著短褲跟涼鞋或海灘鞋,或者藍白拖,四處走動,從來沒有人覺得這是不尊重他人,更不用說被禁止進入博物館了。 這樣的規定,其實就是一種階級凝視的暴力,因為它已經預設了這樣穿著的人,是不夠資格進入我的「神聖殿堂」,而在台灣,哪些人會是被如此預設穿著呢?大家心知肚明,就是黑手的勞工階級,要進入博物館參觀的人,就是必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且是上流文化)規定的樣子:乾淨、整齊、有教養。 以前歷史課本會說,清末的上海租借公園門口告示牌寫著:禁止狗與中國人進入。這樣的國族主義故事,就是要激起大家對於種族歧視的憤怒。但是為何一個國家官方的博物館機構,卻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階級歧視,而卻沒有人覺得是問題呢?因為它正在執行優勢階級的意識形態檢查,而此意識形態是大家認可的。 除了明顯的空間階級化之外,在專業判斷上,也一樣出現「進入個案討論前,先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以家暴案件為例,一般人對於家暴丈夫的刻板印象,就是情緒不穩、易怒、喝酒、嚼檳榔、fuck聲不斷、、、,看看猴子大學的同學所畫出來的家暴男,就是那個形象。一般法官在裁定男性是否有家暴的時候,通常會問兩個問題:你有沒有工作?你有沒有喝酒?各位讀者,你們覺得這個判準是否沒問題呢?如果覺得同意的話,那麼你們可以當法官了(欠打,快回正題!) 【猴子大學的同學,對於家暴男的想像】 我們幾乎都相信,只要是失業者,或者酗酒者,就是所謂的「高風險」群,因此社會對他們須要施加控制。其實家暴現象,是存在於每個階級的,但是為何下階層的人士,卻承受了更大的污名,成為所謂的「高風險群」?因為他們是下層社會的魯蛇。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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