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同儕

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談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張明宜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我的孩子很乖,都是交了壞朋友才變成這樣的!」 我們常常在社會新聞中,看到父母在孩子上了新聞版面時聲淚俱下地這麼說! 然而,這些父母是否想過,如果每個孩子都是被帶壞的,那麼,是誰家的小孩在帶壞別人家的小孩? 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思考朋友網絡裡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兩種不同的面向,前者近似「物以類聚」,後者則類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青少年抽菸,都是被朋友帶壞的嗎?圖片來源:https://goo.gl/sZpQBR。   「物以類聚」,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們常常觀察到一群有相似特質的孩子群聚在一起,例如一起抽菸。這當中可能有些孩子是先抽菸,然後結交了一群同樣抽菸的朋友;也可能有些孩子在結交了會抽菸的朋友後才學會抽菸。 如果是前者,抽菸的孩子結交了一樣抽菸的朋友,這是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效果」,友誼關係的建立是基於兩個人間具有某些共同點或相似性,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 若是因為交了抽菸的朋友才學會抽菸,那麼就是友誼網絡中的「同儕影響效果」,是我們常說的「近朱者斥、近墨者黑」,可能因社會學習,透過觀察、模仿而習得,也可能迫於團體規範或同儕壓力而習得的。 以圖一為例,若我們以圓點代表個人,紅色為抽菸者,白色為非抽菸者,線條表示兩人間具有友誼關係。那麼,A與C在時間點2結交為朋友很可能是因為相似性選擇,而D在時間點2開始抽菸,則可能是受到抽菸同儕C的影響。 圖一:朋友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影響友誼選擇的因素:結構機會與個人偏好 首先,結構機會指的是兩個人是否有機會接觸,進一步結交為朋友。住在相同社區、搭同一班公車或捷運上下學,這是地理空間的接近性帶來的機會;就讀同一所學校、參加同一個教會、進入同一間公司等等,則是組織場域帶來的接觸機會,這都是個人所處的情境脈絡結構帶來的接觸機會。 在這個脈絡中有哪些人,就決定了個人有什麼機會接觸到什麼樣的人,例如,孩子在學校中被編入一個新班級中,班上的10位同學中有3人會抽菸,那麼,當其他因素完全不影響友誼選擇、友誼交往是完全隨機時,他在下一個時間點結交到一個朋友時,可能有3/10的機率會結交到抽菸的朋友。 其次,個人所鑲嵌的網絡結構與位置,同樣形塑了個人的交友機會。個人愈是位處在網絡團體核心的位置,愈是容易受到團體所約束,友誼關係因之較容易侷限於所處的團體之中;而愈是處於網絡邊陲的人,團體的約束力愈小,愈可能向外尋求建立與目前團體異質的新關係。 以圖一為例,E、H、G、I、J形成一個小團體,在這個小團體中,大家都是不抽菸的人,以E和H相比,H因為和小團體中的多數人為朋友關係,處在這個不抽菸同儕團體的核心位置,E則是只有H這個朋友,相對的處在團體較邊緣的位置,兩人相較,H因為擔心這些朋友對他的看法,就下個時間點而言,H比E更不可能向外尋找結交新的朋友,E向外結交新朋友的機率較大,可能因此結交了抽菸同儕。 除了所屬的團體脈絡結構外,另一個影響友誼選擇的關鍵因素是個人偏好。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建立關係,因為和自己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理解,溝通協調容易、也較能預測對方的行為,對方也因為這種相似性,比較容易支持自己的觀點與行為,這種共同點能夠讓關係兩端的個人可以更快了解彼此,降低互動成本,也因此,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發展出友誼關係,我們把這樣的相似性稱之為「同質性」,「同質性」實際上就是一種自我選擇,是個人依據自己對某項特質的偏好來決定交友的對象。   同儕的影響:友伴特質與結構力量 而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父母覺得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在友誼網絡文獻中,我們稱之為「同儕影響」,這主要指的是「友伴的特質與行為,透過網絡關係而改變個人的行為」。以「友伴抽菸」這個朋友特質來看,如果是看到朋友抽菸也跟著學抽菸,這是社會學習;如果是朋友笑他連抽菸也不敢,因而學會抽菸的,這就是同儕壓力的影響。 如同「友誼選擇」,「同儕影響」同樣也會受到個人所處脈絡的結構力量所牽制,前面我們曾經提到,若個人位處於同儕網絡的核心位置,個人的行為愈是受到網絡同儕的規範,愈是位處於網絡邊緣,則同儕團體的規範力量愈是薄弱。同樣的,以E和H相比,H因處在不抽菸的同儕團體核心位置,團體規範的力量極大,因此,H在下個時間點要改變為抽菸者的機率,相對的也比低E了許多。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力量同時在強化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再回到圖一A、B、C這個小團體,可以看到,在時間點1時,A和B是朋友,而B和C也是朋友,可能因為常常去找B,A和C有更多機會接觸,也因此,在下一個時間點,A和C就容易變成朋友,像這種因為共同朋友的影響而結交了新朋友,我們稱之為友誼網絡的遞移性,如圖二所示。 圖二:友誼網絡的遞移性   在友誼網絡中,特別是青少年的友誼網絡,這種「結構力量」,像是「遞移性」,很容易和前面所提到個人對於「相似性」的偏好共同作用,形成一種加乘效果,強化了相似特質的同儕群聚效果。 再以圖一為例,這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會讓抽菸的人更容易群聚一起,如圖一的A、B、C、D,D可能因為常常去找C,在遞移性以及抽菸相似性兩個作用力的影響下,D可能很快地就會和A、B變成朋友,形成一個類似圖三般更緊密的抽菸團體(參考圖三)。像這樣的小團體,因為兩兩都緊密聯結,因此,團體內部會形成一股潛在的規範力量,規範著團體內部每一個個人的行為,讓團體內部的每一個人在某些行為表現上愈來愈相似,也可能發展出這個團體特有的次文化或更極端的行為。 圖三:緊密的抽菸團體   由於青少年正值由依賴家庭轉向尋求獨立與同儕認同的階段,在追尋同儕認同的過程中,特別容易順服於同儕規範與壓力,這也使得「友誼網絡中的選擇與影響」,在青少年這個階段特別的明顯,也容易讓父母認為孩子在這個階段結交了壞朋友後,被朋友牽著走。 實際上,若了解「友誼網絡中的選擇與影響」這個複雜的動態歷程,就可以明白,這樣的歷程牽涉到個人的選擇、結構機會、個人在網絡中的位置與同儕的影響力,以及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因此,當孩子和朋友一起有了偏差行為,就說他是被帶壞了,實際上是個太過簡化的說辭,可能是孩子被帶壞、可能是他的自我選擇、也可能是他帶壞了別人的孩子。   培養「個人自尊」讓結交偏差同儕的青少年,不必然有偏差行為  那麼,結交偏差同儕的青少年,就必然會產生偏差行為嗎?實際上並不然。相關文獻也指出,包含家庭、學校、環境等,都有保護因子可以調節偏差同儕的影響,讓孩子不因為結交偏差同儕而跟著從事偏差行為。 在這些保護因子中,個人自尊的影響特別值得討論。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1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