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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經歷皇民化的台灣人支持國民黨:價值競合的台灣政治

朱峰誼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今年又到了縣市長選舉年。在台灣,國族認同一直是選戰裡經常被喚起的議題。猶記得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祖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小心成了一段插曲:批評者以其參加過皇民化運動,暗示其擁有「日本人」認同而質疑其國家忠誠。就選戰「策略」而言,這樣的操盤註定是失敗的。一來,這個議題與市政規劃無關;二來,祖父母輩的認同對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少影響,對民眾的說服力恐怕是不大;第三,這樣的論述操作忽略了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印象是友善、親近的;第四,這也代表了這個策略所能動員的群眾太過狹小–它所動員的是那些將自己置身於八年抗戰敘事結構中、在此世界觀裡將日本人視為國家敵人的群眾們。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人們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確,當有人嘗試以某個國族論述攻訐另一人時,我們無法依其批評而論定被批評者即有其所述之特質,但我們往往可以知道批評者是用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世界。 【指責柯文哲有皇民化背景的國族論述,在今年選戰會以不同方式再度出現嗎?】  ◎「皇民說」正確嗎? 透過文獻研究與資料閱讀,我們可以明白「皇民說」裡所描述刻板印象(即歷經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傾向擁有日本人認同,並因此而較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主體性),其實是偏頗的。例如,陳翠蓮在《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裡敘及林獻堂皆未配合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包括改變傳統習俗信仰、廢止漢文、改姓名三大部分。而在另一章節裡,陳翠蓮亦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與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作為分析文本,說明當時台灣菁英也可能擁有的中國印象以及祖國情懷。即便這些菁英感受到台灣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處境,但他們仍一往情深地在諸多議題與觀察上為祖國辯護。陳翠蓮進一步認為,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相當細膩多元,不論誇大台灣人祖國光復的盼望,或是指責皇民化政策下台灣人已成日本人,皆是過度簡化的詮釋。 【二戰後期在台灣如火如荼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有影響到下一代台灣人嗎?】  同樣地,「皇民說」裡指出的後半段刻板印象,亦不符實情,因為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皆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縱然過去有研究認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再一次的殖民式壓迫,以及在社會文化上的刻意貶抑,甚至是二二八之後的血腥鎮壓,讓當時台灣民眾的祖國期盼破滅、其中國認同的熱情亦迅速消逝,但仍然有不少台灣人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甚至接繼著反對後來成立的民進黨。透過對這些支持者們的訪談收集與分析,我們可以稍微填補這個理論空缺,理解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可能的失敗原因。 ◎一安的憂心:社會混亂 劉一安(化名)是我訪問的一位報導人,出生於昭和5年(1930)台南安平;其祖父在輾米廠工作,父親則在專賣局工作。一安自述當時日本已經統治台灣三十多年,自己也在國民學校上課接受日本教育,早已深受日本感化,也取了日本名字。但由於兩個族群仍然存在差異,一安其實仍保有台灣人的認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安在一間紡織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進入叔叔朋友的藥廠上班。他回憶當時台灣民眾對國民黨部隊普遍的印象較差;日本軍隊都比較整齊、服裝也比較清潔,但國民黨派來的部隊裝備服裝都沒有那麼好,可能是「隨便招募來的」。因此一安可以理解部分民眾因為在風俗、政治等事務上不習慣,而對新政府失望甚至是反感的心理。對於二二八事件,一安的詮釋包含了兩個層面:在認知上,他認為狀況的發展是思想比較高的人(如政治菁英、學生等)因為上述原因而不歡迎中國人,故成立自治會、主張不要讓中國人管。但是在實際生活層面上,他感受到較多的是治安上的混亂: 有一個外省課長去台北出差,剛好遇到二二八事件,也有很多台灣人保護他。我們工廠也有一個外省課長,我們也有保護他。因為附近有些不務正業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的,要來家裡找中國人打,我也不讓他進來,也是有保護他。我們也沒有結怨;那些沒工作的人,閒閒沒事就要出來打人,又沒有任何深仇大恨,為什麼要打人,對不對?所以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台語] 他自己明白自己沒有被外省長官欺負過的經驗,因此覺得台灣雖然有省籍的劃分與待遇上的不對等,但整體來說在相處上並沒有那麼嚴重。這樣的感受也連帶影響他對民進黨的印象: 如果你在外省人管理的機關裡工作相處,被欺負到的話就會記恨,然後一代傳一代⋯⋯沒有遇到過的人,儘管我們這樣聽說,但只要一起相處、互相同化以後,就沒什麼。像民進黨的作法,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台語] 國家能給人民好的福利、生活,這也是老百姓的希望,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對不對?(民進黨)故意出來搗亂,讓國家、政治…這樣,不好啦。沒人這樣的啦。這是人性。[台語] 以我的看法,覺得它(民進黨)對國家比較沒有幫助,只是一直想方設法為了反對而反對。[台語] 深度的訪談陸續聊到一安對於台灣政黨、統獨、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的看法。相當明顯地,一安比較支持國民黨。他同時也「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對於認同,他其實覺得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他說:「世界一家」,「只要人民有福利、過得好,就好」。至於統獨,一安其實傾向台灣獨立;他以香港的現況為例說明自己對統一之後的憂心。此外,他也支持台灣以「台灣」的名稱(而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因為這會讓我們更有自尊心、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欺負。 ◎宛玲的感恩:經濟發展 另一位報導人是宛玲(化名),出生於昭和12年(1937)中壢,父親是當地的「保正」(一百戶為一保;保正一職由各戶推派,無給職,主要負責治安管理)。宛玲在日治時期讀了四年的國民學校,終戰後續讀了三年的「中國書」,畢業之後因家裡認為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就留在家幫忙農事與照顧弟妹,成年後在當地的成衣工廠上班。戰爭在宛玲八歲時結束,十歲時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但她對兩者的印象都很模糊,只依稀記得聽說有人被殺、屍體被拋入海中,甚至聽說有本省籍的婦女被軍人強姦。即便如此,宛玲仍然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訪談時她激動地說: 現在不要說民進黨、國民黨,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有困苦過啦!(其他人)怎麼都不會想啊?都還是在罵國民黨,這麼奇怪。這我經歷過的啦: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現在大家)豬肉不吃,整塊切一切,丟在桶子裡;雞肉不吃,丟在穢物桶。以前都沒得吃耶!連番薯就沒得吃,怎麼可能有肉可以丟?[台語] 宛玲相當讚賞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建工廠發展工業、規劃十大建設,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起來、讓民眾過富足快樂的生活。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那麼反對國民黨,甚至覺得那些人不知感恩。縱使國民黨貪污,但哪個政黨不貪污呢?即便它是個專制的政權,但這都無法抹煞它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宛玲並不支持民進黨,認為這個政黨「都在亂說話,說話都顛三倒四。」而關於統獨議題,宛玲其實認為台灣早就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因為「大陸根本沒有管到我們」;如果真的要選擇一個未來的方向,宛玲會選擇「維持現狀」。 ◎特定社會脈絡下形成的政黨印象 透過相互比較同一類型人們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漸漸發現這一類型的人、對於特定人事物看法與感受有某種共同性。例如,在我的田野研究中,這些經歷過日治時期、並持續支持國民黨的報導人們談到為什麼支持國民黨時,幾乎都會提到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宛玲的「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當然是較為誇張的說法。另外,當這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對民進黨的印象時,使用的都是「亂」、「不老實」(顛三倒四)、「為反對而反對」等的形容。這些形象可能都具有某些可依循的社會歷史脈絡,例如國民黨執政時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被誇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而民進黨的成立,剛好是在台灣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然而,這些訪談並不能代表上述的「描述」為「真」,它只說明了這一群經歷日治時期的國民黨支持者們,是以這共同的方式來理解台灣的兩個政黨。 【小編的阿公是漁民,雖然生、長於日本時代,但是他非常討厭日本人】 ◎台灣政治是價值競合的場域 比較能肯定的是,透過大量的訪談資料收集與比較分析,我們可以觀察、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上的思考: 首先,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反駁「皇民說」的偏見,因為不只是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細膩多元,歷經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也不是全都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否定中國人認同。 其次,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台灣民眾的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例如,國民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統一(文中的一安、宛玲即為二例),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台灣獨立;而擁有中國人認同者也不一定支統一,自認為台灣人者也不一定支持台獨。將這三個政治意向綁在一起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偏見,也忽略了個體的生命歷程及其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影響。一安跟宛玲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主要仍是關心周遭的生活問題,他們長期對國民黨的好印象及對民進黨的壞印象,可能是以一種更直接、更直覺、更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更論述」的方式),來理解與其日常生活較遠、較無關的統獨議題(如宛玲所說的,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給大陸管)。 【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三者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  最後是個人的價值偏好在型塑其上述政治意向時所扮演的角色。宛玲雖然認為國民黨貪污,但是仍然因為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而支持國民黨;顯然對宛玲而言,經濟發展的價值大於健全的當代政治。同樣地對一安來說,社會安定(不混亂、不搗亂)的重要性也大過於民主價值的施行。如前所述,在其他同類型的訪談裡,「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是這些報導人在解釋其國民黨支持時經常出現的主題。換句話說,他們支持國民黨不是因為支持統一、不是因為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對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的嚮往。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的台灣政治其實應被視為各種價值競合的鬥爭場域,這些價值包括中國國族主義、台灣國族主義、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自由主義的人權與民主價值、社會主義的平等權與分配正義等等。事實上,近期各種重大社會議題幾乎也都是價值議題;很概括性地說,經濟政策上的爭議可以包含以經濟發展與自由市場為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價值,以及強調分配正義與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socialist)價值評判;同志婚姻可以是「自由主義人權/平權」與「傳統家庭價值」間的衝突;核能問題或許是「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考量;死刑與其他國家監控管理則是「(警察國家所建立的)社會安全」與「自由人權」等的價值選擇。 ◎國族政治價值不應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所掩蓋 基於上述三個研究上思考,延伸下來的日常啟發或許是,至少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必須時時覺察在面對各種議題及政治論述時,自己是用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進行判斷。當面對國族主義的召喚時,究竟我們是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產生的對立情感所動員與吸引(如同被「皇民說」激起「抗日情感」的民眾們),還是我們看到的是國族認同背後的其他價值?例如:是什麼樣的價值影響著我們對統獨及認同議題的態度?是對經濟發展的嚮往?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安定和平的需求?這些價值孰高孰低?這些價值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恐懼及想像支撐著?那些恐懼及想像是否真實或合理?同樣地,對於其他議題,我們又是如何進行價值判斷取捨?唯有這般自我對話與理解,我們才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其他不同立場的人們、並與其對話。 今年是縣市長選舉年,比起皇民說或是其他類型的國族意識型態,這個理論架構或許更能幫助我們選擇出一位優秀、合適的公僕。從候選人們過去的言行與經歷,我們多少可以想像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規劃並推動未來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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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舉辦的世大運在充滿原住民圖騰的舞蹈展演中圓滿落幕,這次原住民選手在世大運得牌數更創下空前佳績,在90面總獎牌中有11面由阿美、泰雅、卑南與排灣的原住民運動選手獲得,包括滑溜冰的宋青楊、陳彥成、高茂傑、洪萬庭,舉重的郭婞淳,跆拳道的李晟綱、蘇佳恩,田徑的楊俊瀚、陳傑。原視、TVBS與各大報紙分別以「世大運原住民選手成績佳 米田堡血型引話題」、 「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超強?」「專家發現阿美族血統有全球第一的”先天優勢”」為專題報導。 打開台灣歷屆奧運原住民奪牌的選手,從1960年羅馬奧運十項全能銀牌——出身阿美族馬蘭部落的「亞洲鐵人」楊傳廣,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黃忠義,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王光熙,2012年倫敦奧運跆拳道女子銅牌——阿美族的曾櫟騁,2016年里約奧運會舉重女子銅牌——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郭婞淳,以及現在日本職棒巨人隊的阿美族好手陽岱鋼等,這些國際上揚名的傑出運動員,都具有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身份血統,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的論述又再度浮現。 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或是體能上的不同表現,是生理上的差別,還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他們透過不同社會、政治與歷史過程形成了今日的差異,還是被先天基因決定的結果?原住民傑出的運動表現,是特殊基因造成的先天優勢,還是後天環境養成的結果?1980年代之後隨著基因科技的蓬勃發展,這股科學知識與衍生的討論方興未艾,使得「先天vs.環境」的古老論戰再度捲土重來。新一波基因科技革命性的發展,也讓這樣的論辯更加棘手。透過世大運中再度浮現的「原住民運動基因」論述,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 【TVBS為「米田堡血型」做的專題影片之截圖。】 圖片來源:TVBS,https://goo.gl/b5AVJV ◎全球生物醫學化的發展: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重視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定序完成後,當時該計畫強調種族不具有任何基因基礎。因為該計畫發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99.9%的基因是相同的,僅有 0.1%的差異。不過之後短短幾年,相關發展卻觸動另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研究差異基因(genetics of difference)的科學研究快速增加,科學家關注的重點由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轉向追求那0.1%的差異,企圖在0.1%的人類基因差異上加以比較。因此,越來越多頂尖科學期刊,如:Nature、Science 開始透過科學研究提出證據,宣稱不同種族的人具有生物差異的基因標誌。這類科學研究認為關注人群分類的差異基因,強調以種族/族群為中介變項,是未來建立個人化或精準醫療的重要成果。特別是當代生物醫學強勢發展下,世界各地原住民被認為因為過去環境的隔離,擁有較純的遺傳組成,原住民基因獨特的標記逐漸成為世界科學家高度關切的焦點。 當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科學研究的重視,全球生物醫學影響的脈絡下,也形塑台灣的科學發展方向。一方面,九0年代台灣基因研究在國家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政府機構所資助涉及族群比較、起源的跨領域基因研究計畫明顯增多。另一方面,1987年台灣解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使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忌解除,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族群」概念的影響,台灣四大族群概念的出現以及以族群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越來越多「原住民基因」為題的相關科學研究計畫,從基因的角度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健康、族群間比較、與歷史起源。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政府機構(如:科技部、衛福部與原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與相關科學期刊的發表看出。這次世大運所引發米田堡血型的討論,不僅反映了生物醫學全球化趨勢,也凸顯原住民在台灣認同政治的地位轉變。 ◎什麼是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運動能力有關嗎? 這次世大運台灣媒體所大幅報導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的關聯,主要來自四篇的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科學研究成果。 Broadberry (1996)與馬偕醫院團隊指出,全世界不同族群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Miltenberger subtype III [Mi.III], GP.Mur)會有不同,在高加索人極為罕見,但台灣原住民卻有相當高的發生率。米田堡型基因表現型(phenotype)在台灣高發生率的三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分別為:阿美族 88.4%、雅美族(達悟族) 34.3%、卑南族 21.2%,阿美族比率幾乎世界第一。臺灣人口的整體平均比率則為7.3%。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米田堡的出現比率也很顯著:泰國9.7%、馬來西亞3%、越南6%、香港6.28%、中國南方4.3%(見表一)[1]。 米田堡血型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基因,glycophorin A 與 glycophorin B 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體的意思是,本來兩個獨立的基因(GYPA跟GYPB)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成單一基因(GYP.B-A-B)。這個混和基因表現出的蛋白質,在序列銜接處(Mur)具強烈抗原性(即比較能夠誘發抗原與抗體的反應),故米田堡血型又稱GP.Mur。這樣的研究主要是應用在輸血安全的檢測,因為約有1%的台灣人體內就帶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異體抗體,病人輸血前做的交叉試驗,防止這些帶有抗體的病人會輸到米田堡血液,避免溶血性輸血反應[2]。從輸血安全的檢測。後來又怎麼會應用到原住民的運動基因? 2015年科學研究團隊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比較米田堡和ㄧ般紅血球膜上的血型蛋白聚合物,發現米田堡紅血球膜上有明顯更多的帶三蛋白(band 3)。帶三蛋白是紅血球代謝二氧化碳不可或缺的蛋白質。因為米田堡紅血球有較多帶三蛋白,科學研究推論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速度或量(capacity)應該高於一般紅血球。體外實驗發現,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能力,能在體內CO₂含量高時(例如劇烈運動)擴張。研究者並由此推論帶米田堡血型的人應該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因為阿美族人帶有極高比率米田堡血型,因此懷疑很多厲害的運動員都是來自阿美族,有可能與呼吸代謝機能有關。[3] 從「A與B的相關性」到「A與B的因果關係」,我們必須小心推論上的錯誤。事實上,科學研究成果僅發現阿美族人有較高比率的米田堡血型,但不代表所有阿美族都具有米田堡血型,米田堡血型也可以出現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此外,科學研究也並未證實帶有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米田堡血型的人與各種運動專長是否有關。這些僅是研究者假設,未經證實的科學命題,媒體就直接以「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 原住民體能具優勢」這樣誇大的標題,斷章取義的建構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本質論的理解——將某些人群特徵、行為展現視為先天遺傳,不是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台灣,媒體的報導往往是大眾獲取科學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果式歸因的標題更可能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基因決定論的認知。社會學家Hanna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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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男人也會怕女人?

龔宜君/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人免費跟你睡覺...。」;「哪天女朋友跟你真的翻臉,你可能都什麼沒有了,連那台摩托車都不是你的!」。這是我在越南進行有關台商的研究訪談時,常聽到他們彼此告誡的警語;但,這是什麼情形呢?簡單來說,就是警告台商不要用「二奶」來當公司的「人頭」(公司的所有權是登記在這個人頭名下)。 越南有許多「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台商,想到越南作生意,但是原始資本不夠成為外資,那要怎麼辦呢?台灣人「愛拼才會贏」的個性,怎能就此罷休,一個方便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有越南身份的公民當人頭(佔名)來偽裝成民族資本開公司/作生意;也就是說,台商會以「彈性地位」(flexible status)的在地化策略來規避越南政府的經濟規範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規則,挑戰民族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紀律(越南除了有外資的規訂外,外國人在越南也不能購買土地、房子、車子,包括機車)。最初,台商找的人頭大多都是當地的華人族群,它是立基於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想像的共同體」上,華人作為台商的族群資本是建立在原生主義共同血緣的兄弟愛想像之上。往往這樣的合作因種種的不信任關係而不歡而散;於是,有許多台商會將人頭轉為自己的越南「生活助理」(女朋友)或妻子。為什麼會轉到她們身上呢?這時,台商的想法是,我提供金錢包養妳(越南女性),交換妳的服從;即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性別權力來再累積經濟資本。台商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相當程度來說,他們將親密關係當作為社會資本是因為有著異性戀婚姻體制中對妻子、情婦的從屬性想像─家庭內部理想化的權力關係是男性支配女性,妻子(妾)服從和協助丈夫,分享丈夫的社會地位。 可是呢?公民身份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排除/納入機制,在台商與越南女性人頭/佔名關係的實踐過程中,可能會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影響了台商與越南女性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尤其是男權體制的實踐。所以,才會有各式各樣與越南女朋友有關的警語和策略;例如,當資產愈來愈大,台商也就愈會擔心妻子/女朋友有一天會將他們掃地出門。一般台商,會比較傾向將女朋友變成妻子,因為越南《家庭與婚姻法》第27條的規訂夫妻共有財產,第95條規範離婚時分割財產的原則,以對半分割為原則,哪天夫妻鬧翻了,至少還有一半的財產。《家庭與婚姻法附加規定》中也規範,男女同居如夫妻而不辦理結婚登記,均無法獲得法律承認;倘提出離婚要求,則法院受理並宣佈不承認其婚姻關係。而有關財產問題,則不是依照對半分割原則,而是個人財產歸個人所有。那當女朋友翻臉,通知越南公安來趕人時,那就很有可能落得一無所有。我也有問過台商那要如何防止越南妻子/女朋友「背叛」呢?有人提到「我TEST過」、有人說「要溝通討論」,也有人馬上回答,「所以要生小孩,用小孩來綁住她」,比較令人訝異的是,以往這句話通常是出自女性口中,現在卻成了男性的護身符。藉由這個台商非預期的過程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男權體制在資本全球化脈絡中如何受到國族政治/制度的影響。 依照Pateman的說法,在古典社會契約的論述中,其實隱藏了它在實踐上是一種現代兄弟男權制(fraternal patriarchy)的性契約;女性事實上被排除在社會契約的簽署之外的,並未進入公民社會。所以,性契約並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約定,而是男性之間的約定,它保證每個兄弟都有獲得妻子的權利,女性於是才以作為兄弟之妻為條件被授予公民身份而得以納入共同體之中。也就是說女性只能以「婚姻契約」的方式併入公民社會,女性她並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兄弟之妻」的身份被併入公民社會,她所獲得的公民身份在本質上她是從屬於男人的。而後來在公民身份的發展過程中,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實踐典型地被等同於個體所擁有的護照;但是國家(共同體)進行資源的再分配時往往是他(丈夫)而不是她(妻子)代表家庭成為福利救濟、失業支付等的受益者。Hartman等人也強調,男權體制的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男權體制是「具有物質基礎,讓男性可以維持同性間階層制度關係,以及男性支配女性的共識而有的一連串社會關係」,而其物質基礎,是由男性來支配女性的勞動所得,這種支配藉著排斥女性接近經濟上必要的生產資源,並統治女性的性機能而得以維持。因而她認為,要廢棄男權制度,無法藉著改變個別男性的態度、意識而達成;只有變更現實的物質基礎─制度與權力結構─才能完成。我們可以這樣說,男權體制的運作,一方面是建立在性契約中女性從屬性的公民身份的發展上,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男性所掌握的物質基礎。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典型的」男權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我的研究曾訪談了一位越南台商;她有一位越南女朋友,兩人之間生了一個孩子。但是這位越南女朋友並不是台商公司的人頭(沒有借用她的公民身份),只有協助公司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是說,這位台商是純外資與女朋友間的親密關係並不受到借用人頭/佔名關係制約。後來,台商認為沒有辦法與她溝通經營管理問題,要她離開,同時孩子也讓她一併帶走。這位台商與越南女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用後即丟」的邏輯,他是這樣說:「妳辦事能力不夠,我就請妳回去啊,就像請工人也一樣啦,在一起(同居)也一樣啦...男女之間隨時都可以分開啦,也隨時可以再找啦,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這很正常」。我們問他,那小孩呢?他說:「生是生了,但誰也不能認定啦...不要講小孩子,小孩子等於是多餘的,只是要付出一點代價」。這個案例和以越南妻子/女朋友為人頭的台商在性別權力關係上有明顯的差異,因為公司的所有權財產權是掌握在台商的手中,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只能作為從屬者的角色,是台商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而生孩子對台商來說也不是用來綁住越南女性的重要機制,反而是多餘的;因為他不需要孩子作為維護私有財產的保險機制。 不具公民身份的越南台商使用越南女性作為人頭的在地化策略,原先也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可是,越南女性在越南的共同體中雖然是處於從屬於男性的地位,但她在與非公民身份的台商進行身份的協商與交換時,卻因為她的公民身份削弱了台商實現其男權支配的物質基礎,進而轉化了她的從屬位置。在越南台商與妻子/女朋友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見大部份的生產工具、財產所有權是登記在擁有公民身份的越南女性名下,而由名義上的所有者(人頭)到實質上的所有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遙,用台商的話來說,「萬一她一夕之間走了,你的資金就完全沒有了」,這大大地侵蝕了台灣男性男權支配的物資基礎。於是,一位缺乏公民身份的男性資本家,除了要小心翼翼地聽老婆/女朋友的話外,他也必需經由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體制才能獲取部份的國家規制下的物質財產權的保障。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台商人頭的越南女性則在相當程度上僭越了台商想像的「典型的」男權體制,這個僭越可以揭穿男權體制的「真實性」與「本質性」。在男權體制的性別關係中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是通過將女性從屬化的過程而達成的;這個過程並不只是「女性態度」意識型態的灌輸,還包括物質過程,例如,將女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本文中,我們看到當我們將男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時,他們的性別權益/力也將被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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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513暴動平陽省受災台商調查簡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個禮拜一開始,我跟不同學校的幾個同學一起去越南,進行「513事件台商訪問調查」,除了過去從報章雜誌獲得訊息外, 也希望聽到在越南台商與工人的第一手報導與看法。就如所有的訪談調查一樣,站在不同社會位置的認,會以不一樣的視角來看待此次事件。 【某間被燒燬的台商工廠車間】 底下是同學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到越南台商的勞動體制與未來的可能發展,對於越南工人為何要砸毀機器設備、台商為何要聘用中國幹部、台商是否會撤資、台商工廠是否會聘用曾經在台工作過的越南移工,都有一些精彩的觀點。當然,這些資料都是從受訪台商、台幹的角度得到的,未來將會補上工人觀點的說法。 ◎如何詮釋513事件中的工廠機器破壞? 王今暐 /中山大學社會系 今年5月13日發生在越南的打砸工廠事件中,雖有400家台資工廠遭到輕重程度不一的損害,但其中遭到嚴重損傷的台資工廠大約僅28家。若再仔細追究損傷狀況,則可分為幾種程度截然不同的損害:損害最輕微者,為一般建築外觀受損,如招牌、玻璃、外牆、…等等,並不涉及辦公設備與機器設備的破壞;進一步的損害程度,則是辦公室設備與員工宿舍的破壞及掠奪,例如電腦主機、螢幕、冷氣機、…等等;最嚴重的破壞,則除了上述兩種毀損外,還包括廠房生產設備的縱火燃毀,導致直接的停工損失與高昂的重建成本。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場針對「中國廠商」的「無差別打砸搶燒」,這種看法預設: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據我們所訪問的數家台商與平陽商會的看法,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打砸工廠事件是經過事前精心策劃,至少也是有所準備的組織性行動,無論幕後的策劃者是誰(最常聽到的猜測是「反政府組織」)。組織性行動的相關證據包括:一、以騎乘機車群眾為特徵的跨省長距離集體行動,以及用於縱火的汽油彈等,都需要汽油的實物或經費補助,才可能形成;二、從部分參與者的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到有穿著襯衫領帶西裝褲的人士,率領勞工階級穿著的群眾以隊伍的型態整批進出工廠,意味著攻擊的時間與限度是受到高階人士的指揮。三、監視攝影機往往遭到預先砸毀,顯示破壞行動有一定的步驟。 就結果面而言,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場組織性行動並沒有完全按照策劃者或越南政府的預期來發展,以致於暴動規模與損害程度「失控」。從越南政府的角度而言,此次事件除了讓人民發洩不滿情緒之外,徒增了外界對越南投資環境不穩定的疑慮,這是「失控」的一種詮釋。對「反政府組織」而言,由於損害生產設備所致的大量工人失業,可能導致社會對其印象更為惡化,反而不利往後的組織活動,這是「失控」的另一種詮釋。 但是,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次之所以人員傷亡並不嚴重,是因為這場暴動並沒有傷害人員生命的意圖,嚴格來說並非一場「排華」事件,而目標只是透過毀損工廠來抗議中國勢力。接受訪問的受害台商在多方評估之下,不願前往印尼與菲律賓,而繼續留在越南投資,除了國際經貿局勢的考量與撤資困難之外,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認為在越南的人身安全保障相對較能預期。 綜合上述的觀點與證據,展現出513暴動事件的「組織性」與「非預期後果」、「失控」與「秩序」的矛盾印象。真相可能是複雜而多面的;我們難以直接認定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曾發生多次的搗毀機器運動(Luddism movement),在歷史社會學家E. P. Thompson的筆下,是具有道德意義與工人文化的一系列破壞行動,這些行動者透過破壞工廠機器生產設備,反對工業資本主義在無限制擴張下,對工農階級的社群關係、生計來源與勞動尊嚴的不道德損害。但在時空殊異的越南,情況可能與英國不盡相同。513事件中的受害台商中,不少人認為「起初的幾波攻擊只是有計劃的威嚇性打砸,但後來幾波趁火打劫貨物者是地痞流氓與附近居民,至於到了夜晚縱火燒毀生產設備,則是連組織者都沒有料到的失控行動」。 【看似馴服的越南工人,為何會燒燬打砸他們賴以為生的機器呢?】 從平陽省受害最嚴重的幾家台資工廠看來,多是製衣、製鞋或自行車零件等淡旺季明顯的消費性產品相關製造廠,他們的一項共通特徵是,訂單的數量在一年中有相當大的波動,而形成旺季時的趕工要求與管理壓力。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由於歐美市場的疲弱導致一段時間的訂單數量銳減,不僅減少工人的工作機會,也減少了罷工的可能性—罷工作為越南工人經常採取的發聲方式,當這項管道失效時,工人可能採取其他更激烈的做法來發洩累積的不滿情緒。此外,一家生產縫紉機等小型生產工具的廠商,除了產品被偷之外,也只受到辦公室設備的損害,而未損及廠房生產線;據該公司幹部所述,其生產淡旺季並不明顯。 基於未解的疑點與現有的資訊,我想嘗試提出另外一個假說:在513事件中,有計劃組織群眾暴動的人,試圖控制損害工廠的類型與程度,以表達某種特定的道德控訴,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實際損害的情況卻受到執行者—普羅階級—對道德準則的自主判斷而偏離組織者的預期,結果所釋放出的訊息難以呈現出某種一致的印象,而只能被外界認知為「失控的暴亂」。若要進一步接近事情的真相,或可從工人的觀點,瞭解燒毀工廠生產設備的可能意義。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舊交織的越南 汪少凡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流連胡志明市,最繁華的第一郡,街道上充滿色彩的繽紛街景,這裡就好像是各種娛樂的消費天堂:滿溢出接到的貨品、人群與車潮,永遠此起彼落的喇叭聲,處處是知名品牌旗艦店,三折的「On Sale」立牌(不定期拍賣),有些地方,你可以買到著名品牌的流出品、瑕疵品;轉角隨處可見的水池造景咖啡館、永遠不打烊大肆放浪的beer bar;這裡,充滿消費的人們;這裡,是各種遊憩消費的集散地。 往北一點到平陽省、同奈省,卻又是另一種風景,大型車輛在街道上揚起陣陣沙塵,空氣裡瀰漫著灰色;充滿陸資、日資、台資、韓資的工廠,聚集在一處處名為「新加坡」、「神浪」、「越香」等的工業區裡,在南越的平陽與同奈兩省,大小工業區,就有三十多處。 ------ 在訪問台商的過程裡,每一家公司都不約而同提到一個詞彙,那是「本土化」。部分公司表示,本土化早就在做了;而也有些表示,上次開會中提到,會作為公司未來重要方針;513成因的種種可能(「謠言」),包括「台商陸幹強硬管理方式與越南勞工的衝突」作為一項可能的因素,似乎加速了這道進程。 【一些被破壞的工廠,事後都把公司中文名稱拿掉,這也是另外一種本土化?】 對於「513事件」的成因,最主流的說法應是「反中情節」,然台灣卻作為災情最嚴重的國家,受創遠遠超過陸資(平陽268家工廠受損,陸資佔40家,但台商175家受損,並有18家遭縱火),究其原因,在我們訪談流連的各間台商會議室裡,每一名來這裡打拼的台灣中小企業主,給出五花八門的答案;在坊間,也流傳著各種謠言……。 有些人說,那是越南社會裡,不斷躍升的貧富差距下的必然;有些人說,民族主義愛國心,合理化了他們一切的愛國暴力行為;有些人認為,當地越南人,無論是否在這些工廠裡工作,看著這些台資、陸資工廠裡,高高在上薪資落差3倍左右(台籍主管約40000新台幣/月,越籍勞工6000-10000新台幣/月,越籍幹部約14000新台幣/月),當然會有種「相對剝奪感」,因而,這次也有些美資、日資、韓資工廠被砸;也有人說,越南勞工對陸幹嚴苛管理方式早有不滿,公司還曾發生過3000越南人,與200中國人打群架的事故,這次針對台商,也是針對台商裡大量聘用的陸幹;有些主管說,這些是有心人精心策動的,機車車隊從義安省下來,沿途打、砸、搶、燒,汽油錢都全額補助,也才有汽油彈的使用;有人進一步認為,在越南政府刻意縱容之下,卻演變成了意外,在他的工廠裡,打、砸、燒與搶,是先後的幾批人,居民是後來才加入搶的行列的;也有人笑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裡,哪處不是利益,現在發展起來了,新越黨的崛起,由美國那群幹部遠端操縱著這場運動,到頭來,也只是為了分一杯羹而已。諸多理由,每個人,都有自己言之鑿鑿的推論。社會是異質的,在混亂之中,諸多情緒、諸多理由,如伏流一般,可能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比較重要、而有些只是陪襯而已。 至少有一點,是每一名廠商沒有出入的答覆:對於「513事件」後是否離開越南,答案是100%肯定的:「一定會留下。」除了上頭提過的優勢,越南畢竟還是一個在自由貿易度上比較成熟的國家,光關稅這點就夠了,而往未來看,諸多協定如TPP、RCEP又即將於2015年生效;有些台商指說:「東協攤開,除了越南,又能去哪裡呢?」泰國適合橡膠、汽車業;緬甸才剛剛開始進入全球佈局的視野之內;柬埔寨政府貪污多、工廠罷工多,去年還死幾個人、石頭像下雨;菲律賓排華嚴重,工資又太高。關於越南政府對外宣稱數十億美金,實際上一毛沒賠的處境(同時不承認為「暴動」讓再保公司無法給付),資深華僑笑道:「談判,是比誰需要對方。」如今政府早算準你不敢走,當然不需要承認錯誤,還可以與取予求;台商這裡也噤若寒蟬,怕被報復。我們遇到的多半台商都很樂天,安慰自己說,至少停工搶救期間,是個機會重新檢視、解決老問題,整裝重新再出發的時機,畢竟,如同俗諺常常提到的那句:「危機就是轉機」。 ◎台灣人的族群優越感與招募中國幹部的關係 張薇 /中山大學社會系 513台資企業損傷慘重的因素在事後有很多討論,其中一項是王宏仁教授提出的階級剝削問題、越級幹部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易、陸幹高壓式管理造成越南工人的不悅。 在經過一個禮拜密集的訪談過各個513受災戶的台籍高階主管後,我發現在越南台資工廠,族群天花板是確實存在的現象,台商,越幹比例最大的是組長或是課長,在所謂的高階主管、管理階層大多都是台籍幹部或是陸籍幹部占據。在這週訪談中,我們幾乎都會問每個台商在513之後陸幹的比例會減少嗎?台商大部分的回答是─早在513之前就已經在執行”在地化”這部分了,意思是指希望能提高越籍幹部的比例,並釋放更多的幹部給越南人。但是因為培訓、語言、民族情誼的問題,大部分的台商仍然會以台灣人優先,而在513後,陸籍幹部也不會特地縮減(除了暴動後不想回來的除外),原因就是因為招不到台灣儲備幹部。 在台灣我們很常聽到國際觀、競爭力…要求大學生們增強自己的外語能力,這不外乎就是英語、日語,能說得上一口流利英文的人,我們就會產生對他的莫名崇拜感,或是會認為能在日商工作的就表示非常有能力。有位念台大商科的同學分享說:「我們同學之間也都想進去外商工作,歐美廠商喔,認為在那裏很有競爭力,大家都想挑戰自己能做到怎樣的職位、領多少的薪水,就算一開始公司只給很低的薪水也沒關係,他們都想說反正之後可以賺回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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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主權爭議只是幌子 階級矛盾才是主因

蕭裕均 /香港中文大學 中越南海衝突後兩天,越南多個工業區發生反華騷亂。期間,大量台資工廠備受牽連,不少遭放火焚燒。騷亂過後,台資工廠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台灣學者王宏仁在騷亂發生第二日,即指出騷亂針對的其實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層幹部(陸幹)。早前,沈旭暉以王的論點為基礎,推論台商工廠被砸是由於越南工人失去向上流動機會,學習不到有用的技術轉移,以及台企盈餘甚少回饋當地社會。 【越南與中國的領土爭議,延燒到周遭各國】 如沈旭暉所言,對是次事件的判斷,須建基當地實地調查、乃至量化數據。筆者對此表示認同,故希望與讀者分享過去八年在越南實地研究外資工廠的數據,並指出現時坊間討論忽略探討過去八年越南的宏觀經濟狀況、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對勞工與外資的政策轉變,以及越南工人與外資(尤其是台資)愈形緊張的勞資關係。筆者認為,導致大量台資廠受襲的真正原因,是越南社會對跨國資本積怨甚深的階級矛盾。 ◎越南工人生活品質每況愈下 自2006年起,越南不斷受到國內通膨高漲、人民生品質素下滑與大量罷工三大問題困擾。雖然越南政府藉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打擊通膨,但這些手段都不奏效。高通膨對越南普羅巿民來說,最直接感受到的是食品價格。2011年底筆者在胡志明巿研究期間,短短一個月,便目睹當地餐廳每星期都要調整價格,更改次數多得連印製新餐牌的時間也沒有,只好在餐牌上不斷用貼紙來標示新價格。假若越南工人的工資能追上通膨問題也不大,但是在利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的大前提下,越南政府依然把最低工資水平定得十分低。 據筆者於2010年在胡志明巿對外資工廠的工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工人普遍認為一個月需要約170美元(台幣$5,100)方能維持基本生活開支。然而,當年越南政府所定的最低工資只有58美元(台幣$1,740),僅為工人基本生活開支的三分之一。 外資工廠也沒有給予當地工人可維生的工資;工人的平均每月工資亦只有118美元(台幣$3,540)。低工資和高通膨,令工人因營養不良而住院的報導不時傳出。至2011年,就連越南官方工會也看不過去,怒斥外資企業老闆「給予(越南)工人工資過低,以致工人不能補充體力和維持健康」。 【越南工人罷工與生活水準下降息息相關】 可惜,這情況並沒有太大改善,故在過去8年,越南外資工廠的罷工數字年年攀升。大約四成罷工發生在台資工廠,是所有外資工廠之冠。其中,一間名為Hue Phong的台資鞋廠最為突出,過去8年,該廠每隔三、四年便會出現一次大型罷工。該廠管理層多次違反對工人加薪的承諾;2008年該廠的一次罷工,更成為越南經濟改革以來最長的一次罷工,歷時足足25日。事實上,筆者訪問的工人中,超過96%有至少一次罷工經驗,約50%有兩次罷工經驗,有三次罷工經驗的工人也有一成,可見對台商的不滿及反抗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以來積怨得來的階級矛盾。 ◎越南政府改變對台商態度 過去幾年越南政府對台灣投資者的態度亦有很大的轉變。如中國大陸情況一樣,越南政府都在頭痛,如何將越南轉型至以高附加價值和高科技為主的產業結構。根據聯合國轄下工業發展組織於2011年出版的《越南工業投資報告》,台商從事的生產技術多屬中至中下程度,以生產鞋、成衣和布料為主。這些行業與日資和韓資工廠那樣生產高端電子產品不同,工人所學習得到的技術十分少,對越南的產業轉型幫助有限。 難怪越南台商總會前會長廖育珠亦不得不承認「(越南政府)只想要科技產業,因為韓國三星一年就超過100億美元出口值,越南吃到甜頭……他們不必怕沒有人來投資,這是越南人想法,沒有說非台灣不可」。故此,騷動前在不少台資廠前的反華示威,都是由越南官方工會組織,更有越南媒體報導每位示威者可獲得10至14美元的「動員費」;示威後,官方工會網站一律圖文並茂報導示威情況。騷動持續期間,更有消息指越南政府默許打鬧3天。 ◎台資工廠陸幹與越幹矛盾深 至於是否如王宏仁所言,針對台商的行為,其中是由於台商聘請陸幹來管理越南工人,令其行為「大陸化」?在訪問一位大型台資鞋廠的人事部前主管期間,他便告訴筆者陸幹與越幹(越南土生土長的管理人員)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越幹跟陸幹不合,因為新廠剛開始人手比較不足,所以就讓越幹管比較多範圍,但等人力補足了之後,就可以減低,讓他們不用管這麼大的範圍,那結果這個幹部(越幹)就覺得被削權,他就不高興,他就扯一些上面陸幹管理的東西,然後他某一天就不來,也叫他底下的幹部不要到工廠工作。」   【台商工廠內部管理,是越南工人抗議的因素之一】 看來,針對台商聘請陸幹的說法,也非天馬行空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越幹能藉本身影響力,有效地動員他們底下的幹部及工人罷工,來對抗歧視,十分具組織和動員的基礎。故此,台資大量被襲,難以單單用反華民族主義或「誤會」來解釋,當中牽涉長久以來越南社會對外資企業的態度、人民生活質素及台資廠內對越南人不信任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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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香港人!台港中的三角習題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系 記得在兩年多前,帶著家裡的小朋友到苗栗通霄的一個牧場遊玩,當天晚上牧場還舉辦了製作客家麵食的DIY活動,我們一家人就跟另一家也帶著小朋友的遊客坐在同一桌,在活動過程中,我才知道他們是來台灣旅遊的香港人。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記憶猶新,是因為這個牧場固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它應該是屬於非常Local台灣人的旅遊地點,這家子香港人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怎麼會出現在苗栗鄉下的一處僻靜牧場裡頭呢? 【香港人對於台灣的興趣,擴大到藝術家也來旗津創作】 這一兩年來,我開始漸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到香港遊客的身影,在台北誠品書店的結帳櫃檯、宜蘭冬山河畔的民宿旅店中、墾丁南灣的美麗沙灘上,這些都意味著什麼呢?慢慢地這樣的困惑,隨著近來的報章雜誌乃至於學術討論中獲得了某些解答。 ◎從旅遊經驗、社會調查談起 有若干統計現象可以做為回答上述問題的起點,首先,由香港大學所公佈的歷年民意調查中,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好感度節節上升,從2007年的40.4%開始,不斷地逐年提高,到了2013年11月份進行的調查中已經高達60.2%的香港人表示了對台灣人的好感。相反地,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好感度卻是從2007年的38.8%一路下滑到2013年26.6%的相對低點(2011年出現23.4%的歷年最低點)。[1](請參閱表一)事實上,香港人還以具體地行動表達了對台灣的好感。 當我們社會正在關注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2],實際上,香港來台的旅客人數也正逐年不斷在創新高。(請參閱表二)從2008年的58萬人次一直增加到2012年近95萬人次,預估2013年將會順利突破100萬人次。有趣地是,正當中國以每年超過三千萬人次進入香港旅遊的同時,香港人卻更愛來台灣了。這又不禁讓我想問,香港人如此「瘋」台灣背後可以讓我們嗅出怎樣的社會變化呢? 這件事當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釋方式,從團費便宜的個人經濟動機,到全球性的消費旅遊風氣,都可以拿來說明,不過,筆者認為「老共」因素在台港關係的進展上是個關鍵的催化劑。 事實上,戰後以來香港面對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之間對中國正統的分裂和鬥爭,但是,由於兩個政體都是由單一專權政黨操控的黨國,所以,他們既看不起大陸也看不起台灣,反而是對自身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明、自由開放與法治獨立,這些制度性的良善發展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然而,在歷經回歸中國十餘年之後,香港在經濟上對中國的倚賴,產業的失衡、反腐機制破功、貧富差距世界第一、新聞自由嚴重受到北京干預、文化表現也從多元變為單一化,漸漸地失去過往令人欽羨的特質與優勢。所以,正是在老共因素的影響下,政治的失落、經濟的衰頹和社會的矛盾都讓香港人感受到本土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對「港人治港、港人優先」此種主體性原則喪失的憂慮。 於此同時,香港人開始注意到了台灣在民主發展上的努力以及雙方之間面對老共的共同命運,因而強化了對台灣人、台灣社會的認同和喜好,台灣和香港兩者之間在民主發展和社會價值的追求上產生了進一步的交集與共鳴。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不能將港人來台旅遊的數目和型態僅僅視作是一種純粹休閒和娛樂的行為,相反地,港人似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相關的旅遊活動來展現出對老共沉默的抗議,以及對某種社會價值的認同與追求,這是一種以消費行動來包裝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深一層來看,香港人在瘋台灣的同時,他們也正在尋找自己。  ◎寧為香港人!香港近年來的本土社會運動 在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中,還有一項經常被人引用與討論的統計數據,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就統計數據來看(請參閱表三),我們可以發現到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以前「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是在下滑的,並且,從2003年開始到2008年這段時期,「自稱中國人」的比例都超過「自稱香港人」的比例。不過,到了2009年開始一直到現在,「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明顯地超過了「自稱中國人」的比例。   表三、港人自稱「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較表 (%)   1997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香港人 35.8 24.9 21.8 37.6 35.5 37.7 27.2 34.8 中國人 18.2 32.5 34.4 24.2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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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a Franca:台灣學界使用英語文有問題嗎?

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1990年代美國有一份專門報導和評論學院生活的雜誌叫Lingua Franca (1990-2001),初到美國的我,曾好奇為什麼這樣性質的雜誌會被命名為Lingua Franca,當時我只有簡單地將它譯為「通用語言」而沒有多加思索。為了撰寫這篇文章,我剛剛才google到韓國的少女時代團體也曾經唱了一首名為Lingua Franca的歌曲,歌頌奇妙的愛情,成為共通的語言。 【韓國少女時代的愛情共通語言】 我想從這邊來討論當前國內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界的語言使用問題,尤其是有關英文使用的問題。或許在以上的兩個用法裡,lingua franca的指涉都沒有甚麼大問題,英文在美國學界的普遍使用雖也曾受到質疑,但大體上仍維持其優勢地位;愛情的國度裡,語言本就是多餘,少女時代因此強調其音樂的超語言性,雖然這個超越性大概還是為了其唱片銷售量考慮。 選擇台灣語言,或者與全球連結的語言? 但在近代史的台灣,lingua franca 一直就不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在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曾爆發了所謂台灣話文論戰,辯論到底應該選擇用「台灣話文」或「中國白話文」以表現台灣文學;殖民後期的國語運動,更在這個語言光譜裡加入了日文,旅日詩人吳坤煌就表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共通語言的理解,不應該限制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想法裡,暗示了日文成為共通語言的可能,不只使用於知識分子之間,更是基層大眾的語言。這也是最近我和我太太(文學史研究者陳淑容)一直討論的,在日本殖民後期一個日文閱讀大眾的形成歷史。 在戰後的歷史裡,這個語言爭議仍然沒有止歇的跡象。1946年,陳儀下令取消各大報紙的日文版,禁止日語寫作,政府各種相關法令公文亦全面改為中文。黃宣範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1995) 一書中,指出「1950年,中央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利用《國語日報》與注音符號推行國語,以壓抑、禁絕方言為目標。1983年,政府禁止台語片進入電影文化結構。」教育部並在當年成立「語文法草案」委員會,以「切實推行國語,保持固有國字以防簡防濫」,並鞏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根基為理由,試圖立法規定國語為我國唯一公用標準語言。 【號稱最乾淨的報紙,其實也是國族統治的媒體之一】  我們後來都知道這個立法行動在1980年代嘎然中止,也因而開啟後來各類語文運動的蓬勃發展。語文的選擇與使用成為後威權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一個常見的辯論主題。最近的例子是蔣為文與黃春明的公開爭吵所引發的文字書寫問題,牽涉到中文/漢文/華語和台語文各自尋找出路引起的衝突,更不用講一樣影響深遠的客語和原住民族語言運動所引起的騷動。最近文學批評界熱門討論的華語語系(sinophone articulations)問題,則是全球中文使用的新一波在地連結與動員。  少女時代的Lingua Franca?本土化學術語言? 我們必須把學術書寫牽涉到的語文使用問題,放在這個長期的語言爭議史來看。一般談論學術英文書寫主要有兩個論點:(1)引用理工學科的觀點,認為英文是世界共通語言已是不需質疑的觀念,極端者甚至認為數學呈現的更是某種普遍的語言形式,真理的lingua franca,這些是學術的少女時代派,只不過從感性轉為理性;(2) 英文發表具有某種附加價值,台灣學者成為國際學界分工體系的一環,I級人制度即是這種學術依賴的制度性體現,英文書寫以國外讀者為主,不是因此簡化在地問題的討論,就是完全忽略在地議題,這是早期人文與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語言面向。這些論點都沒有錯,不過卻忽略台灣學界(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戰後相當時間裡的實況與轉變。   【1980年代台灣青年閱讀海盜版的英文文獻,將教室轉換成新政治實驗室】 我想要說的是,共通語言在台灣從來就不是無庸置疑的觀念,在公共領域如此,在學術空間亦然,這是討論學術英文書寫爭議的重要脈絡。中文閱讀之外,至少在我大學求學的1980年代,英文閱讀已是我們這一代學習的重要方法,甚至在碩士班階段完全超越中文閱讀。我曾在一篇文章 (“Studying Taiwan: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Bentu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提到一個新實驗性教學法,指出當時新近返國的年輕教授和求知若渴的學院研究生,將學術和政治結合於當時批判性的討論和閱讀中,教室成為新觀念和新政治的實驗室。如果說這個實驗性教學是觀念的與政治的,它同時更是語言的。我仍然記得當時大家齊聚一室,推敲英文意義的過程,其心靈震撼與糾葛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台灣民主化與英語使用的複雜交譯過程 直到現在,這個中英文交雜、中英文交譯、英文閱讀/中文述說的高等教育學習方式,及其產生的影響,並沒有受到學界認真的對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語言革命伴隨著1980年代到現在的台灣民主過程,1990年代達到高潮的出國留學/返國工作潮、移工的光臨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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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我上課的時候會問學生以下問題:「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1) 黑人/非裔美人,(2) 白人,(3) 印尼人。」大多數的同學露出「老師,這問題太簡單了吧」的表情,回答當然是(1),少數反骨同學懷著「其中必有詐」的揣測說是(2)。曾經有一位很兩光的同學說是(3),誤以為歐巴馬在印尼出生。偶爾,有人舉手問:「可以有一個混血(mixed)的選項嗎?」 【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沒錯,歐巴馬是黑白混血,爸爸來自肯亞,媽媽是美國白人。那麼,為什麼人們,包括媒體,都理所當然地將他分類為黑人?這個謎題揭露了: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 ◎歐巴馬被「種族化」了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歐巴馬被「社會建構」為黑人:首先,因為我們習於從父親來界定子女的族群身分,反映出父系優先的親族秩序以及家庭內的性別權力。那麼,如果歐巴馬的父母倒過來,變成白人爸爸、黑人媽媽的組合,他是不是就會被界定為白人呢?我想也不會,原因在於黑白的種族分類不是平行的類別,而是階層的高低。美國在黑奴時代曾用「一滴血政策」(one-drop rule)來界定人們的種族,只要你的基因庫裡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不能被認定為白人。由於當時有許多白人領主與黑人女傭生下的孩子,他們不會依父系原則被認定為白人,而是按照一滴血政策被歸類為有色人種。越強勢的族群,越有權力來畫定與捍衛界線,以保障特權與資源的佔有。 最後,膚色等外形差異其實是連續分佈的光譜(比方說,黑中帶白、白中帶黑),然而,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是互斥、甚至二分的類別(非黑即白),其間的界線不容踰越或混淆。來自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大師Stuart Hall曾經說過:「我在英國變成了黑人」。他的母國有著複雜的殖民與移民的歷史,當地人們會依據膚色的樣態、血統的混雜分成十多種細緻的分類,到了英國留學後,人們卻只喊他「你,黑人!」,從此烙上被歧視的他者身分。 「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既然被視為「自然」的事實,那就不可改變、無庸置疑,也強化人們對越界通婚或混種後代的恐懼。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 (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  ◎種族主義是什麼? 201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17歲的黑人孩子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Zimmerman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2013年7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被白人槍殺的Trayvon Martin,是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以上的故事,跟另外一個概念「種族主義」有關,這個觀念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影響我們如何認知他人以及進行人際互動,例如那個白人Zimmerman認定黑人「一定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必須「正當防衛」。 所謂「種族主義」,是指伴隨著前面說到的「種族化」過程中, 弱勢的群體,不僅被看成共享自然本質的集體,也被再現為必然劣等,相對於優勢群體有著不可消弭、無法共存的差異。這個概念要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的偏見(只是壞心眼的少數人),而是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係(多數人有意識或無心地參與其中)。這樣的結構體制,透過文化與知識的生產、國家政策與社會制度的訂定,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影響到不同人群在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分配。 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往往對「他群」(與我們不同的人)抱持種族化的刻板印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這個概念指的便是人們會用簡化資訊來假定某個種族的特性,執法者便依此對此群體提高警覺或加強調查。統計發現,美國的黑人男性被警察無故攔下的機率遠高於其他族裔;在反恐的氛圍中,中東或穆斯林人士在通過機場海關時容易受到盤查或搜身。即便是透過教育與社會流動攀爬上地位階梯的黑人男性,仍無法避免「種族貌相」導致的歧視待遇。例如,2009年7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Henry Louis Gates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台灣有種族主義嗎? 行文至此,似乎都是發生在外國的例子,你或許在想:台灣有種族主義嗎?讓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湯英伸是在阿里山部落長大的鄒族孩子。他曾經就讀嘉義師專,但無法適應學校的軍訓文化而休學。1986年,時年18歲的他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九天後竟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根據週遭同學所述,湯英伸是個純良的山地青年,為什麼他才到都市短短幾天,就變成殺人兇手?因為他受到仲介業者的欺騙與敲詐,雇主強制他每天工作17小時以上,不時羞辱其為「蕃仔」。湯英伸想要辭職,卻被雇主扣留身分證不還,不僅沒領到工資,還要被扣留押金。湯英伸一時情緒失控犯下罪行,雖然社會各界呼籲槍下留人,湯英伸終究成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台灣的原住民,也是漢人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在我成長的1980年代,原住民仍是一個族群的污名。上電視參加歌唱比賽的高金素梅只說自己是姓金的外省子弟,掩飾淡化了母親的泰雅族背景。原住民的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特定的場域,如歌唱與運動,原住民的表現更甚漢人,雖然這也成為新的種族刻板印象。在「新台灣人」國族認同打造的過程中,原住民被納入「四大族群」的論述中,甚至在象徵的層次上取得代表性位置,比方說,國際參訪的台灣團,多透過原住民服飾與文化來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然而,原住民的核心地位僅僅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甚至流於膚淺展演、錯誤妝飾(註一)。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2013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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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如何成為大眾度假勝地:觀光與社會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夏天,就是要到海邊,享受沙灘、陽光、海水?在這個制式的想像中,海濱,就是度假的空間。但這個想像,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太久。 很長一段時間,海邊是漁村、是邊境、而不是度假勝地。今天我們熟知的海濱度假勝地(seaside resort),雛形出現在西歐18世紀中之前。當時,海岸的氣候環境、帶鹽味的新鮮空氣,被特定的階級視為有益健康。由於當時交通依賴船隻或馬車,要旅行數日才能到達海濱,因此,這些人往往整季都待在該處。當時,海水療癒就如同溫泉浴一般,是上流社會的活動。海水浴的程序非常複雜,不像今日具有休憩的性質,而是醫療活動。在當時,這些人到海邊並不是游泳,而是像泡溫泉一樣的泡海水浴。人們穿的,也不是泳裝與比基尼。許多人是搭著類似馬車的海浴機器(bathing machine),拉到海邊浸泡海水(見下面的圖)。   【十八世紀的海浴】 Source:1.bp.blogspot.com/-diGTOLqZLFw/T_CRwy7IwmI/AAAAAAAAAKU/z-l5wC_jvwo/s1600/bathing+machines0001.jpg  從上流社會的療癒空間,逐漸轉化形成我們今日較熟悉的大眾旅遊景點,時間大約在19 世紀中期之後。多重的力量使得海濱勝地開始大眾化與遊憩化,包括:運輸技術改變、工業資本主義使得空間與時間上開始有了制度性的分化、以及特定的意識型態或文化運動的影響。在這些不同的力量推動下,我們今日較熟悉的海濱旅遊勝地逐漸形成於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 工業發展、階級與旅遊休憩 英國與歐洲的海濱勝地,主要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逃離人口密度增高的工業化大都會的渴望、逐漸形成了制度性的安排,旅遊就是這樣的制度化安排出現的社會活動,讓人們可以離開都會區,造訪未工業化發展的邊陲地區。伴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出現的海濱旅遊勝地中,英國的布萊頓(Brighton)是個典型的例子。 布萊頓原本是一個小漁村,1750年代左右,推行海浴療法的Dr. Richard Russell開始將這個小漁村改造為海水療癒的地點,30 年後,由於海浴療法受到皇室喜愛,布萊頓蓋起了皇家穹頂宮(Royal Pavilion),皇室貴族的造訪,也布萊頓開始成為聯繫上流社會活動的象徵。到了1841年,由於鐵路的開通,離倫敦僅有70餘公里遠的布萊頓,成了可以一日到訪之處,到布萊頓海濱不只是貴族與上流社會的活動,在倫敦中產階級也流行了起來。 19世紀後半,火車不僅載運倫敦的中產階級到布萊頓,也將勞工階級帶到黒池。運輸技術的發展、也把英國與其他歐洲北方工業國的遊客,帶到了在南歐也發展出的海濱度假勝地(如義大利里維耶拉、法國蔚藍海岸、威尼斯麗都島)。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Urry對於運輸技術、大眾旅遊、以及海岸的遊憩化之間,提供了一個超越單純因果關係的解釋。鐵路發展,雖然減縮了從工業城或都會區到達海濱的時間,但若不是皇室貴族對於海濱度假的喜好、若沒有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影響,使得人們開始賦予自然事物的感性與情感價值,那麼交通運輸發展未必會促成海岸線的遊憩化。另外,19 世紀開始的工業資本主義,也開始發展對勞動的控制與保護,並擴及社會生活各面向的安排,因此伴隨著工時限制,週末休假以及固定假期制度逐漸形成。遠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空間,出去度個假,成為勞工社群集體的社會活動[1]。 【火車的出現,使得倫敦中產階級也可以到貴族休閒的Brighton海灘】 Source:theredlist.fr/wiki-2-19-878-1091-1095-view-eclecticism-1-profile-royal-pavilion-1815-1822-brighton-england.html 過往以載送貨物或者只服務優渥乘客的鐵路運輸,在1844年鐵路法明定:鐵路公司有為勞工階級提供服務的義務」[2]之後,鐵路旅行的階級性格越發模糊。後來的鐵路旅行就出現了具有現代觀光業雛形的旅行社與套裝行程,希望有休憩與娛樂的大規模人群移動,開始被組織起來。這種休憩娛樂移動的現象,也是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作與休閒二分對立的制度化,而逐漸出現:工作日與休息日的區隔、工作空間與休憩空間的區隔,休閒開始成為一種組織化的社會安排。在英國,海濱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從醫療的、貴族度假空間,轉化成為大眾的、休閒遊樂的空間。 普羅大眾的海濱休憩 當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開始湧入海濱,不僅象徵了「旅遊的民主化」,也使得海岸地景出現了變化:十九世紀後出現的海灘度假勝地,開始有旅遊設施出現,英國出現了度假小屋(Bungalow),讓前來度假的中產階級可以避免在公共空間中赤身裸體、而是在半私人的空間中游泳、全家同樂[3]。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歐洲的海岸線遊憩化的過程中,大眾旅遊主要是由旅行社組織其來的社會活動,與此大約同時,海濱勝地則是開始出現家族性的私人公司來經營。除了小型旅館、民宿、露營地之外,海濱度假勝地也開始出現大資本興建的度假村(villa)和豪華度假公寓[4]。 在歐洲的海灘勝地中,德國的例子則呈現了另一種典型:海灘渡假由國家主導,並且以意識型態的力量來動員。在1936-1939 年間,德國建造了4.5公里長的The Colossus of Prora,這個海濱公寓最多可以同時容納2萬個遊客造訪,主要針對勞工階級。房間很小很簡單,遊客被鼓勵參與在海濱勝地的各種公共休閒活動,強健體魄、改造心靈。這個海濱設施的建造,是納粹德國時期Strength through Joy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畫是在國家動員下,透過戲劇觀賞、登山、旅遊等休閒活動,大規模的將勞動階級的工餘時間組織起來、全面控制大眾生活、改造大眾的身體與精神面貌的意識型態計畫。 【由希特勒時代開始建造,在戰後東德時期完成的Prora休閒沙灘,肩負國家強盛的任務】 Source:www.nytimes.com/2011/06/21/world/europe/21germany.html?pagewanted=all&_r=0 早期在西歐及美國的海濱度假勝地,主要呈現工業資本主義影響下,休閒如何成為制度性的社會安排。上述幾個例子,展現了不同力量下,海濱勝地的地景變化。但二次大戰之後,戰後經濟秩序維繫了北方工業國家的工資水平與制度化的假期,加上全球的地緣政治重組、以及1960年代之後航空業的發展和大型郵輪旅行的出現,使得跨國旅行更普遍,這諸多因素共同影響下,使得原來沿著歐洲與北美的海岸線出現的海濱勝地,開始有了全球擴張的面貌。 全球化下的海灘渡假勝地:新景點、新形態 此時學術圈開始提出了度假勝地有其「生命週期」的研究命題。已經形成多年的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在旺季開始出現人口擁擠、交通擁擠、用水等問題,人們原來逃離工業城市就是希望擺脫這些問題,現在反而惡夢重現於海濱勝地。此外,這些海濱度假勝地所處的社會,也開始經歷去工業化的過程,並且必須面對新型態的休憩空間(如遊樂園、主題公園)、或者海外新興海濱度假勝地的挑戰,使得這些老牌海濱度假勝地光芒逐漸隕落。1960 年代之後,新型的海濱勝地不僅在歐洲出現(例如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與地中海岸線)、也在中南美(例如墨西坎昆、巴西薩爾瓦多)、加勒比海岸、與某些太平洋島國出現[5]。 【全球化下的新形態沙灘休憩模式:邁阿密】 Source:www.planetminecraft.com/project/miami-beac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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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徘徊在國界的邊緣

有機草莓 /台灣某北部大學,今年暫棲米國 要問什麼是米國人?米國人的國族內涵是什麼?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妨從「什麼不是米國人」開始來理解,可能會有更多面相的認識。因為加法經常只是拿來說服自己、給自己壯膽的宣稱,而減法卻經常是不經意露出的口風,道出內心隱藏的恐懼和好惡。雖然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不見得皆由內心深層的情感所主控,偶而美德懿行也是得以引領風氣。然而前者經常躲在暗處主導那不可預測或看不懂的戲碼,並得以抗拒大部分的人事變遷,永續長存。 【努力宣誓效忠美國的移民,拿到公民身分後,就是美國人了嗎?】 拿最近米國喧騰的移民法案來講,好不容易得到了兩黨共識:對百萬非法移民合法化,但書則是從此必須加強邊境管理。美麗的女記者在報導這個新聞時,總是強調這些百萬非法移民平時對這個社會的貢獻。然而得到兩黨共識之處,倒可能是非法移民難以管理反成治安漏洞,而且移民家庭的選票總是被民主黨囊括,讓共和黨也得對移民裝出笑臉。這幾個因素要比貢獻說更實際而主導。 波士頓爆炸案與其後的遺體大戰 話說波士頓爆炸案從開始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大眾矚目的焦點聚集在嫌犯的宗教背景,米國與近東關係,反恐計畫,米國與俄國關係等等。當然,那些逝去的人、傷殘的家庭最讓人不捨,也是媒體持續追蹤的新聞點。與此同時米國國內,爆炸案的出事點波士頓市卻悄悄上演一齣遺體大戰,讓平常人看熱鬧,讓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清閒不了,據此反思一些國家、公民、國族主義的問題。 5月初,米國媒體對爆炸案的亢奮感逐漸平息,開始追究聯邦調查局是否忽略了重要情報的掌握。同時,爆炸案主角,嫌疑犯兄弟的哥哥T,在追捕過程中被擊斃,其遺體5月1日由醫撿局發回給他的家人後(其遺孀),由波士頓市附近W市一處殯儀館收容。然而從那天開始,媒體卻不經意開出一條喧囂的新聞線:一場遺體何去何從的丟皮球大戰。 新聞報導,馬拉松爆炸案嫌疑犯T的遺體被送到W市的葬儀社,接著可能遵照伊斯蘭傳統下葬,遺體已經清洗和包裹,只等找到下葬的地方。 【波士頓爆炸案的兩名嫌犯】 C市是這兩兄弟住了十幾年的社區,但市民們首先表達沒有意願接納,理由是恐怕造成居民的紛擾。葬儀社和起碼100間墓園有合約,迄今無人願意。葬儀社的經理希望下週一前能夠找到解決方案,然而聯繫過的墓園一概回答NO! 就在此時一項把遺體送出境的計畫被提出來。 回到你的母國! 一個據稱的社區運動者(community activist, said in press)拋出一個運送遺體出境計畫。社區運動者B說他正進行一項募款,準備足夠的經費將T氏的遺體運回俄國,經費大約3000到7000米金之間。 這位B說:「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權利站出來,說出我們希望他回他的母國(homeland)的意願。」兩兄弟雖然都在米國居住超過10年,弟弟已經拿到公民身分,哥哥因為一樁家庭暴力記錄仍舊停留在綠卡階段,但是已經得以合法長久居留。兄弟倆人雖然可能犯了同樣的罪行,但是哥哥的灰色地帶身分,正好給了米國公民一個機會道出他們內心「什麼不是米國人」或「誰不是米國人」的想法和情感。 據說為了因應這個運送計畫,社區運動者B已經在銀行裡開了一個專戶,準備接納捐款應付運費。B的說詞令人耳目一新:「作為一個米國人和在常居此地的在地居民,我『覺得』我有這個「權利」(試探政治正確性)站在這裡主張,我們希望他回到他的「母國」(homeland)。」不知道何時,米國人可以主張非公民不得葬在米國的規定?這個國家據稱是對移民最友善也最彈性的地方,他們說作為米國人不是因為膚色、人種,而是你的價值、信念。然而當某人不合乎這個國家的價值時,他的「母國」,出生地,成了非常重要的參考點。 諷刺的是,T的母親宣稱俄國官方拒絕她兒子的遺體運回俄國,讓她難以安葬他在出生地,但是俄國官方對這樣的說詞卻不予回應。 【已經是美國公民的人,有一天會不會被叫喊著:回去你們母國!】 葬儀社經理S無奈地說:「我知道墓園的立場,他們不願意接納。我完全可以理解(心照不宣阿),但是我們還是得找到解決的辦法,遺體不可能一直擺在那,很頭痛阿。」S說他找過公部門幫忙解決問題,但是州長P說,嫌疑犯的遺體埋葬是家庭私人的問題,和公家無關。一個「公」「私」分野說,把這個燙手問題一舉移開州政府的視線。遺體搞不定的同時,W市起碼出動了6名市警在葬儀社附近站崗維持秩序,應付來抗議的各路人馬,和聞風看熱鬧的混亂交通。幾天下來,市警局大叫吃不消,宣稱已經因此花了市警局3萬米金,當公家單位搬出數字時,意味著這是有爭議的開銷。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的公民這麼在意預算怎麼花的?以及對公與私的分野的在意。相對的,台灣人對於納稅人的錢怎麼花倒是一點也不在乎。譬如拿公民的錢,讓核四運轉謀大家的命。出錢養買辦去對面談一個全盤皆輸的生意。補助出國表演團體,打出Chinese Culture招牌幫對面的做國際廣告之類的 ……。大家只知出錢,不過問用途,倒也是全世界少見的凱子。 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大家議論著,「埋在麻州或甚至米國任何地方,都將造成困擾,當地有可能變成某些人的「聖殿」,高危險地區,以致造成治安問題。」當媒體問到州長是否對這件事無解感到困擾時?他說:「歐,不,我不會擔憂這件事,我們的社區很強韌,對那些傷害我們(我們是誰?)的人有強烈的反應。但是我們現在首要之務是進行案件的調查,儘快獲得結果,並且修復受傷的社區,我們才能往前看。」州長一席話說得很孚眾望,但是對此幫助不大。他的談話循著政治正確性陳述,絲毫不敢靠近任何民意反彈的險區,遺體仍舊待在那動彈不得。然而他的「我們」說,適時撫慰了餘悸猶存的民心,雖然我們很難確定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一樁烏龍誤傳又引出伊斯蘭社群的民意反應。傳出科羅拉多州的伊斯蘭社群有意願接納遺體葬在某個清真寺,但是該團體立刻出面否認,並發出聲明:「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譴責所有的暴力,並與米國人對爆炸案後的死傷同感悲痛,T的行為是令人無法容忍,而且也不符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的信仰和原則。」這時候穆斯林社群最好趁機公開宣稱撇清關係,免得走在路上都會被側目或是神不知鬼不覺被關到境外監獄。 公與私…… 進入第七天,媒體傳出在康乃狄克州一位人士願意提供家族的一塊地來幫助解決問題。但是葬儀社卻表示對此說法毫無所悉。電視台仍舊每天播報葬儀社周邊的警力花費。W市的市警局長和葬儀社的人持續溝通,並且知會葬儀社,抗議的人來來去去,交通打結,警察的維安已經花了幾萬米金了。言下之意希望葬儀社儘快把遺體運走,預算很吃緊了,還要花這攤,讓警長傷腦筋。 葬儀社繼續努力又打了好幾通電話,仍就沒有下文。「雖然社區和警局都被捲入,但是這徹頭徹尾都是一個私人事務,家庭必須負責,他們必須做出決定。」州長又被問到這件麻煩事,他乾脆回答清楚,這件事是家庭私事和公家無關,州政府不準備介入。 這一天,市警局突然說,他們保持樂觀,事請應該會很快獲得解決。局長說,「這樣整天站崗,已經花太多加班費了。等事情解決後,他會和葬儀社的人坐下來談經費的問題」。 W市警察局長憂心他的花費拿不回來,難道他也和台灣的教授憂慮同樣的事『到底能不能報公帳阿!?』這個在台灣只有教授需要憂心的事,人家W市的警局長也不能免除。問題就在這是公事還是私事阿?電視新聞安慰大家,這個「遺體大戰(the battle over where to bury)快要解決了,聽說有位費蒙州的人士,願意捐出位於康乃迪克州的家族墓園一角,幫助解決問題。而週二一整天,警局長和葬儀社已經開了一天的會了,看來還是無解。 【大片墓園竟然無一位公民容身之處?】 波士頓的老市長Menino此時被問到,如果最後葬在Boston,他感受如何?這位在位最久,民主黨籍的義大利裔市長,一臉嫌惡地說:「我不會允許他葬在公墓園,這很確定」甚至他還強調,他不會被下葬在波士頓:「把他葬在波士頓是很不敬的(dignified),他既然不是來自於波士頓,他來自於其他地方,他就該回去他的母國。」 他的表情和陳述微妙又露骨。什麼時候,米國人強調出生地了?這個國家不是對各種文化和族群最寬容的嗎?這樣的話語,難道不怕傷了成千上萬來到米國貢獻的移民嗎?還是這是一個暗示,如果你來自於他方,你就沒有犯錯的權利。米國移民長期的焦慮被凸顯了嗎?大家都是過客,要靠優異的表現贏得認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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