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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身體與結構:給我共生演化的同伴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害羞的時候,小小的心會裂開, 我心裡想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會掉下去, 到心靈的河流裡,都看不見了, 只有害羞,飛了起來。 在我的心上。在岸上。」 這是女兒在小學二年級時對我說的話,如今她已經長成可愛的少女。從她吐露第一個字開始,我就常紀錄她的話語,想著其中的意義。我們心靈的河流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依然清澈?是不是還擁有豐富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在不停歇的生態循環中永遠流動?   *日常生活 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母親的角色似乎總是曖昧不明的。事實上,「母親」所承載的社會意涵,無論是被瑣碎化,或是被神聖化,都映照出女性個體的社會處境。 加拿大社會學家桃樂絲.史密斯(Dorothy Smith)在1970年代就已指出,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如同其他大部分學科,都是在主流的男性文化中形塑與發展,女人被排除在「意識形態、知識和文化的創作」之外。社會學到知識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偏見。從這樣的反省中,史密斯先後提出了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以及探索常民生活世界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什麼是正當或有資格被研究的對象,怎樣算是值得肯認的知識,哪些知識會被書寫並流傳,都涉及到人群分界的政治過程。 就像史密斯所言: 觀念、形象、主題的世界 —— 思想得以流通的符號模式 ——都是被男人生產出來或加以控制的。當女人的工作和經驗進入這個世界,就必須採用男人決定的詞彙,因為必須得到男人的讚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非常晚近,女人沒有寫下歷史,沒有創造宗教思想,沒有政治哲學,沒有從她們的觀點去看見的社會樣貌,沒有詩學傳統,沒有藝術傳統。 當然,女人並不是真的沒有創造,而是在特定社會的主流文化往往被抹殺。我們可能會在很多不同的文化傳統中看到女性書寫和女性文化的傳統,比如中國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縣傳流的「女書」。然而,「女書」被發現並且成為學者研究對象之後,卻也產生了一些對書寫者不利的副作用。劉斐玟的研究指出,在當地的脈絡中,女書乃是好姐妹們在父權體制中訴苦的秘密文本。但在媒體競相報導,甚至觀光化之後,女書不再是女人們彼此間抒發心聲的媒介,而成為滿足觀光客心態的文化奇觀。書寫的內容成為空泛的抄寫與祝賀,失去原本的意義。 日常生活並不是風花雪月,而充滿瑣瑣碎碎的雜事。傳統上,這些瑣事被等同於「婆婆媽媽」,或「女人的工作」。從日常生活中出發的知識建構是重要的,但要如何和早已在學術系統中取得理論高度的概念架構之間進行對話,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人類所有的社會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性別分工的社會安排,但不一定是像我們所想像的秩序。性別秩序具有高度的文化特定性,但同時也呈現出跨文化的共通性。「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從來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特定生態系統與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並透過規範化的作為,讓有些安排從偶然變成了必然,或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習俗,具有一定的社會強制性。性別結構就是這樣的東西,或者,用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話來說,它是一個外在於個體存在並對個體有外在強制力的社會事實。當然,種種社會事實的存在,並不表示個體沒有能動力或抵抗的空間。江永女書的意義正是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 江永女書的意義在於,這是女性個體在父權結構中依然有能力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書寫空間的鮮活例子。圖片來源:https://bit.ly/2Fu8pEF。   *體現 「母親」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女性主義要如何看待母職和個體性之間的衝突?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從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發展程度去探討人類的性別結構。她指出,在生物學上,女性個體成為受制於人類物種繁衍的載體,從而造成女性身體的異化,也就是說,常常覺得這好像不是我的身體。但是,波娃並不認為身體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儘管身體是我們得以在這個世界存在與開展的重要處境,也是我們碰觸與探索世界的工具。身體作為我們存在的根本處境,總是位於更大的處境當中,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處境。女體的繁衍重擔,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規範與制度,確實讓女性個體在面對自己的身體時更容易產生疏離與壓力。 波娃引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話,強調「我因此是我的身體,至少只要我有所體驗,相對應地,我的身體像一個自然的主體(a natural subject),宛如我整個存有的藍圖」。在《第二性》中,波娃一開始就標示了這個性別特定但並非性別決定的思考位置, 如果我想要定義我自己,我首先必須說,「我是一個女人」; 然後從這個基本事實就會產生其他斷言。一個男人卻永遠不會在開場白標示自己是某一個性別的個體:他是一個(男)人,顯而易見。 在男性文化主導的社會中,相對於男人宣稱「身為人」的普遍性,「身為女人」這件事情的特定性對於我們的體現存在依然有著關鍵的意義。 波娃一生中沒有生育,這是出於她自主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她致力於自身個體性發展的存在主義計畫。關於波娃對於母職的看法,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她複製了男性文化的厭女症狀,也有人認為她的觀點其實更複雜迂迴的。我傾向於後者。波娃認為,任何個體,無論她的性別樣貌與構成是如何,都不應該迫於權威而放棄自我的發展。重點在於有沒有選擇的空間、資源和可能性。正因為一切並不是個體所能完全控制,自由才變得有意義,因為你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而在共同棲居且相互牽連的社會生活中,個體想要成為自由,就不能不想要他者也是自由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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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集體霸凌的社會學分析:從洪仲丘死亡談起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從媒體報導得知,洪仲丘大學畢業後入伍,於退伍之際不卻幸受到軍中霸凌而失去珍貴生命。在日本沒有當兵制度,防衛省(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國防部)僅經營以維持日本國家自我防衛能力為目的之「自衛隊(英文譯名: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故此,在日本生長、目前在台灣教書的筆者[1]之前對於台灣的「軍中社會場域」並沒有特別的關注與興趣。但在台大社會所念書時,一些學長以及男同學畢業後相繼進入軍中服役,畢業後來到東華大學教書時,學校的畢業生也陸陸續續進入軍中服所謂的國民義務役,因此我對於台灣軍中社會場域的黑暗面也時有所聞,心中逐漸開始產生無法形容的不安,很擔心我們培養的學生在軍中服役的過程中,不知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兵役。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應該如何改進或改革時下兵役制度等相關問題,而在於從社會規範與人際網絡的觀點,試圖比較、探討台灣與日本軍隊霸凌的實況,以便理解在「軍中社會場域」所遇到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的危機。 日本自衛隊的歷史背景與定位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當今日本自衛隊的防衛能力與其他國家的軍隊無異,而且受到與美國政府間軍事協調與合作等影響,今日的自衛隊在國際和平安全事務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政府對於自衛隊憲法解釋引起激烈的爭議,自民黨(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日本現任執政黨)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加強自衛隊的軍事影響力,而以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各黨都持不同看法及意見(包含支持以及反對修改憲法),自衛隊合法性問題始終成為日本修憲以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本要如何扮演軍事影響力的重要爭議點[2],因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美國受軍事訓練的自衛隊隊員】 日本自衛隊是由防衛省負責管理,而領導部分則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所負責。防衛省下設十二個機關,包括「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防衛大學校(國防大學)、防衛醫科大學校(國防醫學大學)、防衛研究所(國防研究院)等單位[3]。東亞鄰近國家如台灣及韓國都有實施義務制兵役,但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憲法禁止兵役義務制,日本政府將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日本青年參加募兵主要動機是獲取穩定收入迴避經濟不景氣,以及無償取得大小型汽車的駕駛執照(在日本欲取得駕駛執照需花費約日幣30萬元,相當於約台幣9萬1000元的費用),此現象與自願為國家效勞的愛國心似乎無關。 自衛隊隊員被列為日本政府國家公務員,新進隊員月薪平均約日幣18萬元(相當於台幣約5萬4514元)[4],幹部級年薪平均日幣700萬元(相當於台幣約212萬元)。待遇算是高等水準,但根據日本國內調查數據顯示,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的自殺率相當高,2008年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等自殺人數高達83人[5],2001年到2008年,陸上自衛隊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比率平均每10萬人有37人,海上自衛隊自殺身亡的人數比率為平均每10萬人有36.3人,遠遠超過日本公務員整體平均自殺率每10萬人有19.2人(請參照圖1)。 【日本中央政府公務員2001年到2008年所屬機關別自殺比率(每十萬人)[8]】 以日本集團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1984)指出,日本人通常將集團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作出清楚劃分,「『內』『外』的意識很強,這種感覺若尖銳化,則局內人對待局外人,就會像不把他當作人一般」(中根千枝 1984:26)[6],而且日本人認為,只要沒有局外人的存在,局內人在屬於自己的圈子裡便可為所欲為。日本人對局外人常會表示冷淡與疏離的態度,甚至有敵意般的冷淡與排他性(中根千枝 1984:26)。 在日本社會結構中,從國小到大學,甚至在工作場所,都有嚴重的同學或同事之間欺負與霸凌問題,不少受害者被迫走上自殺之路[7]。此種嚴重霸凌事件與日本集團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軍中生活強調極端的集團精神,自衛隊隊員如果違反了軍中團體規範與規矩,必定受到長官與前輩的教訓與羞辱,實在難以避免霸凌事件的發生。 日本集團主義下的「叛徒」制裁:自衛隊的集體霸凌 2008年9月9日,在日本廣島縣海上自衛隊訓練學校「特別警備課程」,發生一件悲劇,一位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的隊員在進行與十五名隊員連續格鬥的魔鬼訓練中不幸死亡。特別警備課程的目的是培養特殊部隊「特別警備隊」隊員,該隊員2008年8月志願參加特別警備課程,後來他感到沒有自信持續接受該課程,因此申請辭退,並將調離至別的課程。格鬥訓練9月9日下午4點在兩位教官的監督下開始,該隊員就一個人連續一一與其他15名隊員格鬥,下午4:45左右遭受第14名隊員的一拳擊倒在地上,意識昏迷狀態下被送到醫院,9月25日因急性硬腦膜下血腫而死亡。在格鬥訓練過程中,當該隊員倒地時,一旁監督的兩位教官與其他士兵強迫該隊員重新站起繼續格鬥。 依據事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特別警備課程中,一般並沒有進行與十五名連續格鬥的「異常」訓練,但除了該隊員之外,同年7月另外一位隊員同樣於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之際,被教官強迫要求接受與十六名隊員格鬥的魔鬼訓練,最後造成牙齒碎裂的嚴重傷害。教官對遺族說,因為隊員即將離開課程,因此他們希望將格鬥魔鬼訓練作為一個「餞別的禮物」。海上自衛隊特別警備隊認為,在該課程中,教官以格鬥魔鬼訓練為名目,對於即將離開課程的隊員進行的集體霸凌,早已經成為常態[9]。        【招募自衛隊志願隊員的宣傳漫畫】 Source:livedoor.blogimg.jp/toratugumitwitter/imgs/5/4/54c1c6f0.jpg 從「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概念的角度來說,衝突具有加強群體聚合(group-binding)的功能。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賽(Lews A. Coser) 重新整理齊美爾(Simmel)的命題指出,「衝突有助於建立和維持社會或群體的身分和邊界線。和外群體發生衝突,對群體身分的建立和重新肯定有貢獻,並維持它與周圍社會環境的界線」(科賽 1991:21-26)[10]。依據科賽的分析,群體透過與外群體發生衝突,加強群體內的凝聚力,排斥外群體的成員以維持群體邊界(boundary-maintaining)。科賽進一步地指出,「關係越密切,衝突越激烈」(科賽 1991:69),假若群體內的成員看到原來和他們共同經營群體的生活夥伴,對群體運作承擔責任的人忽略或決定離開這個群體,他們會採取相當暴烈的方式來對這個「叛徒」(disloyalty),實施制裁(科賽 1991:71)。筆者認為,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生的集體霸凌事件,便是制裁叛徒以加強群體凝聚力的代表性案例。 2012年發生在日本陸上自衛隊的霸凌事件,是屬制裁群體內「異端份子」(apostate)的例子。科賽認為,異端分子常常忽略傳統的群體規範、或對群體的規矩提出另類解釋,並透過不同手段要求維護群體的價值和利益。因此異端份子常被群體內的成員認為是破壞群體秩序的危險分子,甚至群體內成員對於異端份子的反應有時比叛徒更充滿敵意(科賽 1991:72)。2012年5月,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的陸上自衛隊發生霸凌事件,五名教官在教育訓練時,用熨斗燙士兵屁股、用曬衣夾夾士兵下體以及強迫女士兵食用加入過量辣醬的洋芋片等,其中一名士兵受到輕傷。這五名教官曾用力踢遲到士兵,使其大腿遭受重擊,更以木棒毆打正在做伏地挺身的士兵背部等,平常習慣採用拳打腳踢方式處罰士兵[11]。 【女性軍人在以男性為主的部隊裡,一樣被視為異端而時時刻刻處於危機狀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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