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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男人也會怕女人?

龔宜君/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人免費跟你睡覺...。」;「哪天女朋友跟你真的翻臉,你可能都什麼沒有了,連那台摩托車都不是你的!」。這是我在越南進行有關台商的研究訪談時,常聽到他們彼此告誡的警語;但,這是什麼情形呢?簡單來說,就是警告台商不要用「二奶」來當公司的「人頭」(公司的所有權是登記在這個人頭名下)。 越南有許多「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台商,想到越南作生意,但是原始資本不夠成為外資,那要怎麼辦呢?台灣人「愛拼才會贏」的個性,怎能就此罷休,一個方便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有越南身份的公民當人頭(佔名)來偽裝成民族資本開公司/作生意;也就是說,台商會以「彈性地位」(flexible status)的在地化策略來規避越南政府的經濟規範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規則,挑戰民族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紀律(越南除了有外資的規訂外,外國人在越南也不能購買土地、房子、車子,包括機車)。最初,台商找的人頭大多都是當地的華人族群,它是立基於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想像的共同體」上,華人作為台商的族群資本是建立在原生主義共同血緣的兄弟愛想像之上。往往這樣的合作因種種的不信任關係而不歡而散;於是,有許多台商會將人頭轉為自己的越南「生活助理」(女朋友)或妻子。為什麼會轉到她們身上呢?這時,台商的想法是,我提供金錢包養妳(越南女性),交換妳的服從;即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性別權力來再累積經濟資本。台商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相當程度來說,他們將親密關係當作為社會資本是因為有著異性戀婚姻體制中對妻子、情婦的從屬性想像─家庭內部理想化的權力關係是男性支配女性,妻子(妾)服從和協助丈夫,分享丈夫的社會地位。 可是呢?公民身份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排除/納入機制,在台商與越南女性人頭/佔名關係的實踐過程中,可能會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影響了台商與越南女性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尤其是男權體制的實踐。所以,才會有各式各樣與越南女朋友有關的警語和策略;例如,當資產愈來愈大,台商也就愈會擔心妻子/女朋友有一天會將他們掃地出門。一般台商,會比較傾向將女朋友變成妻子,因為越南《家庭與婚姻法》第27條的規訂夫妻共有財產,第95條規範離婚時分割財產的原則,以對半分割為原則,哪天夫妻鬧翻了,至少還有一半的財產。《家庭與婚姻法附加規定》中也規範,男女同居如夫妻而不辦理結婚登記,均無法獲得法律承認;倘提出離婚要求,則法院受理並宣佈不承認其婚姻關係。而有關財產問題,則不是依照對半分割原則,而是個人財產歸個人所有。那當女朋友翻臉,通知越南公安來趕人時,那就很有可能落得一無所有。我也有問過台商那要如何防止越南妻子/女朋友「背叛」呢?有人提到「我TEST過」、有人說「要溝通討論」,也有人馬上回答,「所以要生小孩,用小孩來綁住她」,比較令人訝異的是,以往這句話通常是出自女性口中,現在卻成了男性的護身符。藉由這個台商非預期的過程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男權體制在資本全球化脈絡中如何受到國族政治/制度的影響。 依照Pateman的說法,在古典社會契約的論述中,其實隱藏了它在實踐上是一種現代兄弟男權制(fraternal patriarchy)的性契約;女性事實上被排除在社會契約的簽署之外的,並未進入公民社會。所以,性契約並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約定,而是男性之間的約定,它保證每個兄弟都有獲得妻子的權利,女性於是才以作為兄弟之妻為條件被授予公民身份而得以納入共同體之中。也就是說女性只能以「婚姻契約」的方式併入公民社會,女性她並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兄弟之妻」的身份被併入公民社會,她所獲得的公民身份在本質上她是從屬於男人的。而後來在公民身份的發展過程中,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實踐典型地被等同於個體所擁有的護照;但是國家(共同體)進行資源的再分配時往往是他(丈夫)而不是她(妻子)代表家庭成為福利救濟、失業支付等的受益者。Hartman等人也強調,男權體制的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男權體制是「具有物質基礎,讓男性可以維持同性間階層制度關係,以及男性支配女性的共識而有的一連串社會關係」,而其物質基礎,是由男性來支配女性的勞動所得,這種支配藉著排斥女性接近經濟上必要的生產資源,並統治女性的性機能而得以維持。因而她認為,要廢棄男權制度,無法藉著改變個別男性的態度、意識而達成;只有變更現實的物質基礎─制度與權力結構─才能完成。我們可以這樣說,男權體制的運作,一方面是建立在性契約中女性從屬性的公民身份的發展上,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男性所掌握的物質基礎。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典型的」男權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我的研究曾訪談了一位越南台商;她有一位越南女朋友,兩人之間生了一個孩子。但是這位越南女朋友並不是台商公司的人頭(沒有借用她的公民身份),只有協助公司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是說,這位台商是純外資與女朋友間的親密關係並不受到借用人頭/佔名關係制約。後來,台商認為沒有辦法與她溝通經營管理問題,要她離開,同時孩子也讓她一併帶走。這位台商與越南女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用後即丟」的邏輯,他是這樣說:「妳辦事能力不夠,我就請妳回去啊,就像請工人也一樣啦,在一起(同居)也一樣啦...男女之間隨時都可以分開啦,也隨時可以再找啦,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這很正常」。我們問他,那小孩呢?他說:「生是生了,但誰也不能認定啦...不要講小孩子,小孩子等於是多餘的,只是要付出一點代價」。這個案例和以越南妻子/女朋友為人頭的台商在性別權力關係上有明顯的差異,因為公司的所有權財產權是掌握在台商的手中,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只能作為從屬者的角色,是台商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而生孩子對台商來說也不是用來綁住越南女性的重要機制,反而是多餘的;因為他不需要孩子作為維護私有財產的保險機制。 不具公民身份的越南台商使用越南女性作為人頭的在地化策略,原先也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可是,越南女性在越南的共同體中雖然是處於從屬於男性的地位,但她在與非公民身份的台商進行身份的協商與交換時,卻因為她的公民身份削弱了台商實現其男權支配的物質基礎,進而轉化了她的從屬位置。在越南台商與妻子/女朋友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見大部份的生產工具、財產所有權是登記在擁有公民身份的越南女性名下,而由名義上的所有者(人頭)到實質上的所有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遙,用台商的話來說,「萬一她一夕之間走了,你的資金就完全沒有了」,這大大地侵蝕了台灣男性男權支配的物資基礎。於是,一位缺乏公民身份的男性資本家,除了要小心翼翼地聽老婆/女朋友的話外,他也必需經由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體制才能獲取部份的國家規制下的物質財產權的保障。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台商人頭的越南女性則在相當程度上僭越了台商想像的「典型的」男權體制,這個僭越可以揭穿男權體制的「真實性」與「本質性」。在男權體制的性別關係中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是通過將女性從屬化的過程而達成的;這個過程並不只是「女性態度」意識型態的灌輸,還包括物質過程,例如,將女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本文中,我們看到當我們將男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時,他們的性別權益/力也將被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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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真的不好嗎?解析「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迷思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一樁婚姻裡,夫妻感情若敗壞至有名無實,經常聽到「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說法。我們的身邊,到底有多少人這麼想?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家庭組問卷通常都會包含一系列觀念調查問項,列出各種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常見看法,一一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2006年的調查中,有一題是「想要離婚的人應等到小孩長大再離婚」,不同意者約占一半,但同意者也不少,超過三分之一(34%)。2011年再次調查相同的問題,仍有近三成(28.1%)的人同意「為了孩子不離婚」的作法。另一題的問法是:「不好的婚姻,還是比離婚來的好」,2006年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都差不多:不同意者占六成,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占大約三成。 依問法不同、調查時間點不同,贊同者的比例與強度都會受到影響。不過,從以上數據來看,贊同「為了孩子不離婚」這種作法的人,雖不是最多數,但也並不在少數——每十人大約有三人如此認為。 ◎ 惡劣的婚姻品質與子女的心理健康 萬一兩人處不來,感情難以回復,為了孩子而維繫一個空殼婚姻,對孩子來說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嗎?萬一婚姻品質不佳,充斥著冷戰與衝突的家庭環境,長期來說對子女難道不會累積不良的影響嗎?即便不衝突,父母之間終年相敬如「冰」的家庭氣氛,有可能不影響孩子嗎? 在見證了友人一連串惡質的婚姻互動之後,以上提問成為我心中最想解答的問題之一。目睹無辜稚齡幼童長期處於父母之間高張力、頻繁衝突的互動陰影下,我心中的不捨轉化為強烈的研究動機。父或母任一方,一廂情願地「為了孩子不離婚」,真的對孩子好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針對兒少成長過程蒐集「長期追蹤」性質的資料,也就是針對相同的受訪者,蒐集至少兩個時間點以上的資料;譬如,抽一群國三學生做一波調查訪問,到了高二再請同一群學生提供後續的近況資訊。近15年來,國內累積了不少品質優良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要追尋本題答案並不困難。 一般來說,多數人會直覺認定父母離婚、居住安排有變動、雙親變單親等等狀況實在不大可能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但我提出了一個較複雜的研究假設: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影響,並不是單一性的壞影響或好影響;影響是正面是負面,乃視原先婚姻品質而定。如果原先父母的互動品質不佳,或甚至相當惡劣,那麼面對現實,乾乾脆脆地談妥離婚安排,對每一個家庭成員來說,有可能是安心邁向下個階段較好的選擇。 在分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後,我發現資料的確支持我的猜想。圖一呈現了家庭狀況不同的四群青少年,其負面心理症狀(包括做惡夢、情緒低落、感到孤單、想大叫、不想與別人交往……等十種症狀)出現頻率的長期變化。 這張圖至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一、父母婚姻品質不好的青少年(在此指填答父母感情不好的國三學生),其負面心理症狀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其他青少年。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甚至還有點廢話)。 二、若父母原先的婚姻品質不好,四年後,父母仍維持在婚姻狀態內的青少年,其心理焦慮程度高居不下;相較之下,這段時間內經歷父母離婚的青少年,原先的高焦慮傾向消失了,負面心理症狀大幅減少!(見橘色線) 事實上,國外的研究結論也與以上分析結果一致。顯示以上臆測並不因國情、社會文化脈絡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迷思來自何處? 那麼,下個問題是,我們周遭那三成相信「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人,這種想法來自何處? 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研究顯示離婚單親家庭與子女福祉之間有負相關,因此,「離婚」與「對子女有不良影響」這兩者在大眾心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連結,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關係」。負相關,必定等同於負影響嗎? 國內外至今所累積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已提供不少明確答案。本文整理出較重要的四個解釋「離婚與子女福祉之負相關」的原因。前兩個因素解釋了「為何離婚經常對孩子有負面影響」,後兩個因素則說明了「離婚」與「子女福祉」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相關」,其背後有更關鍵的真正原因。 一、經濟資源: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一大主因是經濟因素。最常發生的狀況是,離婚(或喪父)前的家庭分工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一旦父親無法或拒絕承擔家庭責任,單親母親便陷入就業困難的窘境及獨力養育子女的巨大負擔。這同時也表示,只要離婚後雙親都有意願及能力提供經濟資源,或是單親那一方始終擁有正常的就業能力或穩當的經濟來源,此因素便不會是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 二、家長心理健康: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二大主因是家長心理健康。不論是離婚或喪偶,單親家長經歷了婚姻瓦解,更同時要面臨獨力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心理健康不佳的可能性較大;而家長的身心健康可能進而導致教養效能低落。換句話說,要與運作順暢的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長要維繫一個讓每個成員身心都健康的家庭,困難度或許較大,但若是與運作不順暢、爭端不斷、氣氛冰冷的家庭相比,哪種選擇較佳?這就沒有絕對的必然性了。 三、家長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不同群體的離婚發生率事實上並不相同。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較高者,離婚率較低。近二十年的台灣如此,多數先進國家亦然。但很少人去討論以上這項相關,因此鮮少人知道這個社會現象。換言之,離婚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群人在離婚前平均來說已經較弱勢了。(此處指的是平均,當然不表示個別狀況必然是如此。) 四、原先的婚姻衝突: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對夫妻既然後來選擇離婚,婚姻衝突可能早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與其問「離婚是否對子女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倒不如將問題調整為:「造成不良影響的關鍵因素,究竟是離婚事件本身,還是離婚前的問題家庭?」一旦將離婚前的夫妻關係考慮進去,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父母的長期婚姻衝突對子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經常要比離婚本身來得大。也有些研究指出,來自「離婚前家庭」的孩子,早在父母離異前就展現問題了。換句話說,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背後關鍵因素是「壓力鍋家庭」。 接續以上圖一的發現,我的進階分析「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發現,父母衝突的確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過,相較於這種不脫常識、眾人皆知的結論,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研究發現是,父母之間的劇烈爭吵,對父母沒有離婚的青少年來說,會顯著增加其焦慮傾向,但對父母已離婚的青少年來說 (在此指雖已離婚、分居,但彼此仍劇烈爭吵的父母),竟然沒有什麼負面影響。難道這表示「父母明明感情差卻勉強維持名實不符的婚姻」要比「離了婚還是會爭吵」對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傷害嗎?我們雖無法完全確定這樣的解釋夠準確,但這項分析結論讓我們更瞭解家庭動態如何影響兒少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 「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親密關係的品質才是關鍵 對部分衛道人士來說,本文可能有「鼓吹離婚」、「破壞社會安定」之嫌。不過,希望讀者不要忘了,本文論點最重要的前提是「如果婚姻品質不好」。也就是說,在夫妻互動不佳、關係惡劣的情況下,若堅持不離婚才是對孩子好,這是一種可怕的迷思。 【最高離婚的廣告詞:為什麼?如果分手會更相愛的話?】 資料來源:pic.pimg.tw/rrrrr51138/1371351507-2326037217_n.jpg?v=1371351508 任何人際關係(不限夫妻,尚包括親子、伴侶、手足、家人,或朋友),若缺乏雙方的誠意、努力,及適當的溝通技巧,便不可能有好的關係品質。通常關係越是親密,困難度及需要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一樁出現問題的婚姻、一個面臨挑戰的家庭,要問的問題不是離婚是否萬萬不可,而是,解開糾結的問題根源、回復正常的家人互動、尋回溫暖的家庭氛圍,有無可能?該如何做?如果不能,又該如何?假裝問題不存在,只為了維繫婚姻的形式,卻讓成長中的子女目睹了「無意願正視問題」或「無能力處理問題」的父母,孩子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 ========     註1:這份研究論文原標題為:「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4期,頁31-73。下載連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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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婚姻與生育:人口學觀點的多元成家

楊靜利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台灣關於同居(cohabitation)的研究甚少。過去同居是見不得人的事,今日雖然不必躲躲藏藏,但也不會大張旗鼓公告周知:「我們同居了!」多數狀況是朋友心照不宣,父母親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逮到機會就嘮叨趕快結婚。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周遭同居的人數好像愈來愈多,但社會似乎並不太關注這個議題,因為同居基本上就兩個人的居住安排,既不造成環境污染,也不影響經濟發展(至少表面上如此)。不過當「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提出「多元成家」的主張之後,婚姻與血緣之外所組成的家庭形式才開始受到注意。伴侶盟是基於人權關懷角度而提出多元成家的主張,現在我則想從數量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同居在台灣社會仍然被認為是違章家庭】 ◎台灣有80萬同居人口:太多或太少? 台灣同居的人數有多少?這要看如何定義同居了。如果大學與研究所男、女朋友住在一起也算,那恐怕上百萬有吧!我曾經使用2000年的普查資料估計台灣的同居人數,得到的數據約32萬人。我在人口學會年會上報告這個結果,全部與會者都搖頭,年輕學者嘲諷說太少了,資深學者皺眉說太多了。聽到雙方的反應我很高興,既然老的、小的看法南轅北轍,那這數據應該有些參考價值。最近我拿2010年的普查報告以同樣方法再估計一次,同居人數是76萬。我簡單說一下估計的方法。 我國沒有動態的同居史調查,靜態的「與戶長關係」調查題目中也無「同居者」選項。在一般調查裡,「同居」二字僅出現於「婚姻狀態」問題上,而且因考慮同居者是否願意據實回答,各項調查均未將同居單獨列項,而與「有偶」合併為「有偶或同居」。此一設計雖然無法直接從調查中得到同居的數據,但也許能夠提高同居者據實回答的機率,如果再輔以戶籍登記資料,可估計出來同居的數量。普查中的婚姻狀況共四類:未婚、有偶或同居、離婚或分居、喪偶。戶籍登記資料的婚姻狀況也是四類:未婚、有偶、離婚、喪偶。如果普查的時候,同居的受訪者都據實以告,那兩組數據相減,不僅可以估計出來同居的總人數(普查的有偶或同居,減去戶籍登記的有偶),還可以知道同居者的婚姻狀況是未婚、離婚或喪偶。「據實以告」這個假設可能太強烈,我也試過其他估計方法,直接進到每一個家戶中標記可能的同居者,不過後面這個方法比較複雜,我們先略過不提。 表1是2010年普查常住人口與戶籍登記人口之婚姻狀態差距,以及2010年與2000年之同居人數估計。首先看2010年的部分,同居者的婚姻狀況以未婚者最多;離婚或分居者略低,比重也相當高;喪偶者人數最低,但並非微量。從年齡分布來看,女性30-39以及40-49歲組的同居人數最多,均將近10萬人,其次是50-59歲組者,人數近9萬人。這些結果顯示,同居不是未婚年輕人專屬的居住安排,就青壯年人口來看,離婚與喪偶者才是同居的主力人口。以同樣的方法估計2000年的同居人數為32萬人,十年間各年齡組的同居人數大幅上升,升幅約一倍左右。 說個題外話。在婚姻與家庭的調查中,我們總是比較依賴女性的資料,因為像是結婚幾年,小孩現在幾歲、念幾年級等問題,先生的答案都不太可靠,有時候連自己有幾個小孩都會答錯。所以我們也可以考慮把表1的女性數據乘以2當作同居人數的估計值,那就約80萬。 表1  2010年同居人數按年齡婚姻狀況別分與2000年同居人數按年齡分 單位:人(%) 說明:* 括號內數值為同居人數占該年齡組人數的比率。 雖然數據顯示晚近十年間,台灣同居人數有大幅度的成長,但相對於歐洲各國數值其實相當低。我們擷取估計20-34歲的兩性同居人口與歐洲各國比較,台灣2010年20-34歲的同居人口比例為4.0%,接近於南歐的水準(圖1)。 圖1  20-34歲者的同居率與有偶率 說明:台灣為2010年資料,德國為2000年資料,義大利、西班牙與荷蘭為2001年資料,挪威為2006年資料,法國為2007年資料。資料來源:台灣部分為本文估計值,其他國家來自於OECD Family Database http://www.oecd.org/els/social/family/database (Last updated 01/07/2010) ◎選擇同居的原因 什麼因素促使個人選擇同居或結婚?Duvander 歸納出以下幾點理由:在特定生命階段上結婚可能是較適合或較不適合、結婚與同居何者對經濟較有利、個人的成長經驗以及對家庭與婚姻的態度。 1、生命階段 雖然一般認為婚姻較同居可維持更穩定的兩性關係,但婚姻卻會威脅個人某些方面的穩定,包括生涯發展、友誼、興趣、與原生家庭的互動等。由於婚姻更強調兩人的共同投入與行動一致,因此離婚的成本也比終止同居關係的成本來得高,至少對女性是如此,她們經常因為婚姻而改變較多的生活方式。所以長久穩定的親密關係可能是屬於青年時期後段的需求,也必須在較成熟的階段才能維持,瑞典、澳洲、美國的資料均顯示晚婚者的離婚率較早婚者的離婚率低。因此同居可視為個人取得穩定婚姻生活的暫時性措施,可能是兩人婚姻生活的試驗,也可能是結婚對象尋覓的延長。 2、經濟因素 經濟是另一個考慮的項目。共同生活可以節省個人在耐久財方面的支出,雖然不論同居或結婚均可,但結婚的社會意涵與同居不同,使得已婚可以擴張信用,且具有婚姻關係的雙方也比僅有同居關係的雙方更願意共同管理與分享財產。因此資源較多的一方或者資源需求較多的一方對於同居或結婚的考量就會不同。瑞典、芬蘭、挪威、美國、加拿大的資料均顯示:教育程度愈高者(所得也較高),從婚姻關係中可以取得的利益較大,也比較傾向於結婚而非同居。 【進入婚姻須要考量經濟因素】 3、家庭背景與婚姻態度 對家庭與婚姻的態度是另一個討論的重點,而態度的形成與個人成長經驗及家庭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較七○年代與九○年代的美國民眾對結婚與離婚的看法,發現民眾對於婚姻的肯定態度以及不輕易離婚的態度變化均不大,但對於婚前性行為、同居、婚外生育、以及性別角色分工的態度,均有明顯的變化;過去只有在婚姻體制內進行的同居共財、性、以及生育等,現在也可以在婚外進行,對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角色分工則愈來愈不支持。 態度改變是行為改變的前奏,但態度的形成往往又因為其他人的行為改變而來,上一代晚婚者其下一代結婚的年齡也較高,上一代生育子女數較少者其下一代生育率也較低,上一代離婚者其下一代離婚率也較高。在此一相互循環鏈中,Wilhelm 以六○年代與七○年代的左派社會運動為起點:左派激進份子在衝撞保守主義時,同時帶來了婚前性關係與同居等行為,這些行為剛開始仍被視為偏差行為,但由於某些社會菁英的支持,乃慢慢發展為的區域性次文化(例如盛行於政治參與度高的校園),爾後逐漸擴散到新一代身上,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生活型態。 在思想光譜上,接受婚前性行為、同居、婚外生育、以及兩性平權的家務分工等態度,屬於偏向左邊的自由主義,而右邊的保守主義則比較強調婚姻的神聖性與傳統的家務分工。宗教活動參與度較高者較傾向保守主義,選擇同居的機率也較低,歐盟國家如此,澳洲與美國也是如此。宗教信仰關聯著思想保守或激進,教育程度同樣也是。一般來說,教育程度愈高愈傾向自由主義思想,應該愈能接受同居,同居的機率也愈高,但我們在討論經濟因素時又指出:教育程度愈高,所得愈高,愈傾向於選擇結婚。顯然教育程度這個重要變項關聯太多屬性,使得其與婚姻行為的關係不若宗教信仰,幾乎在所有國家均得到相同的結果。學者比較歐洲各國的教育程度與同居之關係,發現教育對同居的影響似乎有兩種效果,低教育程度者因為經濟劣勢所以同居的機率較高,高教育程度者帶領衝撞傳統思想,同居的機率也較高,而中間教育程度者則直接結婚的機率最高。 ◎親密關係建立方式的轉變:從結婚到同居 以同居取代婚姻反映兩性親密關係建立方式之轉變,瑞典是此一轉變之先行者。Hoem and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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