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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族群性別空間與傳統禁忌:社會學的省思

孫嘉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隨著近年來部落觀光的興起,越來越多遊客進入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參與部落祭儀,部落巷仔口的盡頭往往通到山邊或海涯,遊人進入的不僅是部落的的生活場域,也常跨越文化與社會的空間,進入部落生活居所與祭儀場域,伴隨著遊客如織,攝影與媒介的鏡頭也隨著進入部落文化與社會空間的脈絡,文化空間成為進入其中者所需理解、關照與反思的場域,而其中性別空間更經常成為跨入其中者需重新學習與理解的知識板塊。   看不見的部落女人 在原住民媒體的新聞影像裡,可見到蘭嶼大船下水典禮中,達悟族的男人們扛著傳統拼板舟下水,並以身體體現達悟族的文化與尊嚴,陽光下,奮力划動的船槳濺著水花,族群文化在新聞影像中傳承著航向湛藍的海洋。阿美族的傳統海祭,男子依循年齡階級的部落禮序參與儀式,然而女子因著性別禁忌,在部落傳統的重要儀式裡,卻常是禁止進入祭場儀式而被禁絕在外的(孫嘉穗,2013: 134)。在依山而居的族群,如布農族的射耳祭中,以及太魯閣族的祭典儀式裡,新聞影像呈顯著善獵的男人奔騰於山林中,以及傳授著年輕男子射箭的技巧,影像裡有著各種男人饒富族群意涵的文化身影,然而女人呢?族群媒介中的女人是否逸失在報導的焦點,如同許多無法參與的祭儀,也同時在新聞與媒體呈現中位於邊緣處境甚或消失(孫嘉穗,2013: 134)。 女人要跨越傳統的性別空間有多難?不同的族群文化空間與性別禁忌又是多麼頻繁地將女人阻絕於外?部落祭儀有許多的禁忌,一開始即是排除女性參與的,如部落禁忌認為海祭讓女人看到會捕不到魚,布農族祭典中,女人也是被禁止靠近或觸摸獵具。部分傳統祭儀上不僅部落女性無發參與,許多觀光客和媒體拍攝者在尊重部落文化的情形下也不能參與儀式 (孫嘉穗,2013)。原住民族許多的禁忌都和性別相關,如蘭嶼大船下水時女人不能靠近,男人的獵具不能碰觸,懷孕的婦女不能進祭場,甚至懷孕婦女的丈夫也不能進入祭場等,以當代的眼光及視角來看,部分人會將之視為對女性的排除,然而以部落的視角而言,許多原住民族人會將之視為是遵循文化傳統的重要儀式,以及對女性的保護,所以會想要以祖先傳承下來的方式來面對祭儀,在性別視角和族群觀點之間,原住民族人常以保存文化做為優先的考量,對於性別的處遇並未將之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孫嘉穗,2016)。 然而,在多元文化的關切下,除了正視族群特有文化脈絡,在性別的議題上,是否也應有更多的省思與關照,在爭取族群權益時,性別平權同樣也需倡議,並檢視部落現況是否增進對性別意識的提升。 布農族射耳祭,是男孩成為男人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祭典儀式。 圖片來源:花蓮旅人誌,https://goo.gl/2Pt92V。   原住民族群運動優先於女權運動? 在身為原住民與身為女人的權力爭取中,日本愛奴族的女性主義者在爭取女人的權益前,有需要先爭取原住民基本人權的脈絡和歷史,女性平權的要求常在爭取族群共同權益的需求下被壓抑。再者,日本愛奴族原住民女性主義者還要面對主流族群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與不同意識形態的壓力,而被認為其主張缺乏性別觀點。這其中有著不同社會處境女性主義者在階級與社經地位上的差異,而在愛奴族文化復振的運動中,重新創造傳統文化的實踐裡,性別勞動分工並未被視為是歧視,而被視為是愛奴族整體世界構成的綜合文化空間。年輕的女性被期待要求學習宗教文化與部落祭儀的傳承,而男性著力於政治權力的爭取,而形成女性進行文化生產而成為文化領袖,與男性進行經濟的生產而成為政治領袖的對比(Lewallen, 2010: 155-160)。 傳統部落的性別分工與部落公共事務多由男人參與,在文化祭儀與部落性別禁忌方面都有限制女性參與的傳統,如阿里山鄒族的kuba是鄒族的男子會所,在部落慣習中是只有男人能進去的地方,也是男人討論戰祭、儀式或整個祭典進行的處所,公共領域的討論都在男子會所進行,女人在傳統慣習中是不應進入的,而女人的無法進入是否應視為對女性的排除,由性別的觀點與部落視角可能會呈現不同的答案。然而部落許多女性為何不認為這是歧視?因世代性別處境的壓迫因而內化不自知,或是在尊重與復振傳統的旗幟下性別平權被壓抑,以及以保護之名讓女人失聲的過程隱而未見都是可能被冠上的理由,然而這也可能是原住民女性和其他女性主義者產生歧異之處,西方女性主義者的理論、關切和主張,以及高社經地位女性權益的爭取,套用在原住民部落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多數女性現存社經地位的處境,都使得不一樣的女人呈現不同的觀點,也可能在不同的軸線上對話。 僅管越來越多原住民女性在政治與媒體公共領域已位居要職並擔任領導角色,但回到部落卻仍無法進入傳統公共空間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討論,年輕女性在許多時候也仍無法進入教育的傳習空間,為何女人不能要求部落社會也與時俱進,正視女性在部落的公共參與?當族群傳統與性別禁忌有所抵觸時,除了為傳統犧牲性別關注的選擇外,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不同的部落對族群傳統與性別意識的堅持與轉化有著不同的進程與變貌,但在原住民族群意識高漲下,性別意識如何提升,以及對傳統堅持的同時是否也應重新檢視傳統禁忌在先民社會產生禁忌的原由,以及其在當代社會的適切性,部分性別禁忌源於先民社會對女性的善意與保護,是基於良善的理由,但禁忌隨著時代的變貌與女性身分角色與性別意識的提升,是否仍合於目前處境,以及是否在部落祭儀、公共事務與公共領域也應逐漸納入女性的意見與參與,有賴媒體從業人員透過議題性的報導與討論尋求原住民族人共識,也較可能在既有結構中鬆動原有性別權力關係,相關議題不僅需要部落族人對性別禁忌的重新檢視,也需要進行對相關媒體從業人員的性別培力。 面對部落傳統文化的流失,許多部落族人常會以維護統祭儀與保存文化為優先,並視為是自己對部落的職責與使命,而性別意識的覺醒可能就會在族群意識的框架下被壓抑,或在維護文化傳統的使命感中以各種理由被忽略,然而族群與性別皆為文化面向上的重要向度,同時需檢證各種權力關係與抵抗不同形式的壓迫,因而在維護原住民傳統文化之時,以及在追尋族群身分與認同時,同樣需檢視部落性別平權的落實,或引發部落對性別議題的更大關注。 當傳統與耆老成為族群象徵,試圖發聲與爭取女性平權的女性常要背負破壞傳統的惡名與巨大壓力,更何況還有著各種破壞傳統之後將觸犯禁忌的部落與族群信仰,即便在漢人社會已具媒體發言權與政治資歷的原住民女性,回到部落仍常在遵循傳統的部落慣習中難以進入部落公共領域的參與。   觀光驅力下打破性別禁忌 近年來傳統部落社會因應著當代多種因素的衝擊,也展現著不同的變貌。在蘭嶼,有部落讓女性遊客踏上慣習中女人不應進入的達悟拼板舟;排灣族也打破禁忌讓原來只傳男性貴族的鼻笛也接受了女性學習鼻笛以避免其失傳;男性為主的狩獵行動也開始有了女獵人;阿美族年輕世代的女性在傳統男性的年齡階級之外也希望構建女性學習部落文化的系統,也有部分阿美族的部落女性雖仍不能參與捕魚或網漁,但可到現場觀看捕魚的過程,然則也有部落仍嚴格執行過去的習慣與禁忌。 男女性別板塊與文化空間的形塑也隨著社會變貌逐漸有了鬆動,然則這其中仍有著不同原由的社會驅動力,蘭嶼讓女性觀光客上船,部分源於經濟與商業的驅動,而不一定是源於對女性性別意識的提升,雖則也有部落的轉變根源於性別意識的覺醒,儘管仍有不同形式的壓力,性別和族群的競合不再只能是犧牲性別的族群意識。 蘭嶼近年來因為觀光與商業的因素,許多部落傳統皆面臨衝擊,其中當然也包含性別禁忌面對觀光需求的衝突,而有了折衝與妥協的各種作法,這其中包含在商業驅動下,觀光利益面對族群傳統禁忌的衝突與轉變,而達悟人嚴謹遵守的女性不能碰觸船與不能上船的禁忌,在部分部落開放以觀光體驗方式讓女性上船的作法,在達悟族人間也引發不同意見的討論。原住民對傳統禁忌的遵循含括著深層文化底蘊的生命信仰與部落規範,禁忌被破壞或轉變的同時會以不同的說法來消弭心中的不安,如解釋上船的是外來者,不是傳統部落設定的人。而在新聞製播的過程中,可增加以性別觀點的向度來詮釋與報導。然則在倡議性別意識時,是否一定要以衝撞傳統的方式來進行,新聞的記錄可以同時是文化的省思與反省,性別的觀點仍可從部落的脈絡和視角來理解(孫嘉穗,2016)。 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交界之處,性別與族群交融的文化空間,需要更多的協商,讓噤聲的女性與無法發聲的性別處遇能有所轉變,當代社會變貌下的族群與性別處境需同時被檢視與應時轉化,保存傳統不應作為壓抑性別平權的正當理由,也不應讓試圖在部落社會提倡性別平權的女人在破壞傳統的壓力下遭致非議。性別禁忌的形成有著當時的社會情境,也可能因於當時社會對女人的保護,然而當社會情境轉變,性別處遇也隨之變遷時,傳統空間與性別禁忌是否也應重新檢視與隨著社會變貌而因應,維護傳統之名一方面可維繫部落社會制度與尊崇傳統儀式不被破壞,但另一方面也讓既有的權力結構成為不可鬆動的壓迫力量,排除了部落女人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以保護之名讓女人噤聲,而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女性也應在部落能有學習傳統的文化空間,不再只是僅有男子能進入的青年會所。在觀光的驅動下,性別空間與文化祭儀的互動場域,在尊重傳統與性別禁忌的重新省思下,期盼轉變背後的驅動力是基於性別意識的提升,而非僅是資本消費下基於獲取經濟利益的轉變。而媒介在進入傳統文化空間時也須協商與折衝,在尊重傳統的同時,更應去關注部落文化轉變中的性別處遇,並透過報導與書寫,促進部落性別平權的發展與提升性別意識,在相關議題中持續關注部落社會的轉變與性別議題的辯證。     參考書目 孫嘉穗。2016.06。<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與族群議題>,《女學學誌: 婦女與性別研究》,第38期,頁57-110。 孫嘉穗 (2013) <原住民媒介逸失的女性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134-137。 Lewallen ann-elise (201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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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還是暴民?新媒體的公民政治

蕭蘋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 ◎新媒介改變了社會地景 在最近由學生發起與主導的反服貿運動中,新媒介—尤其是臉書,扮演了核心樞紐的角色,大大發揮了新媒介的民主潛力。自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自BBS上開始燎原、2009年八八水災時在twitter與plurk上所成立的救災應變中心、到此次的反服貿學生運動以臉書做為整合動員的工具,新媒體一次次改寫、重繪了台灣的社會地景。 有些人在這次的反服貿學生運動中,直接在臉書上宣稱「臉書就是主流媒體」。在這次的學運中,臉書不論是在論述的建構、民意的分享論壇、資訊的傳佈、公民的動員等方面,都較傳統、被政經勢力綁架的大媒體,更加有效、多元、貼近真實。 【一雙拖鞋,搭配上一台iPad,成為這次學運開始向外傳播自己觀點的媒介】 資料來源:imgs.ntdtv.com/pic/2014/3-20/p4549541a24224664.jpg 首先在事實的呈現方面,有參與運動者利用一雙拖鞋架上一台iPad,藉由行動通訊,直接在佔領的立法院議場中,進行第一手的現場同步直播,馬上吸引了大批的線上觀者追隨。當電視新聞媒體按照往例,將參與運動的學生描繪定義為「暴民」,馬上有參與者在臉書上發文,說明運動現場,尤其是遭到封瑣的立法院議場內部次序有節的場景,直陳「我不是暴民」,自我描繪與定義。一些在傳統大媒體中工作的新聞記者,也已不耐媒體的自我審查框架與有限性,直接使用社群媒介,在其中呈現第一手的觀察資料。更特別的是,有支持者自主的將運動的訊息發布到國際媒體的線上公民新聞,如:CNN iReport,台灣反服貿學生運動的消息,竟較馬航飛機失蹤的消息,更快速、幾乎是與台灣媒體同步出現在國際媒體上。 ◎線上與線下,同步建構歷史 在資訊的傳佈上,大量的現場訊息,拜科技之賜,製作輕易,傳送直接而快速,跳過傳統媒體守門人一道道組織的檢查關卡,直達受眾的眼前。大量的資訊中,除了事實的陳述描繪、物資的需求援助之外,也伴隨了議題的形塑、設定與論述的衍生建構。臉書的分享機制,每個使用者都可以藉此轉貼不同的發文,然後在發文上留下自己的個人意見,然後在自己的「臉友」間,再引起另一重的討論意見。這一重重的討論意見,成就了一種「論壇」的形式。 無疑的,這正是Habermas所謂的公共領域的體現,新媒體允許「私領域的人們集結成公眾進行辯論」。這些辯論促使服貿協議的簽定,成為一個熱門議題,更多人因此主動尋求更多的資訊,對此議題進行更深入的理解,造成各種經過整理的簡易「懶人包」,在線上瘋傳,大行其道,連經濟部也立即製作支持服貿的懶人包回應,希望能更接近民眾,贏得支持。 【反服貿的過程中,網路出現眾多的懶人包】 而受眾呢?僅僅是被動的訊息接受者嗎?當大家在臉書上,看著一則則的po文,一連串的以食指點讚之後呢?我的一個年輕同事說,她無法忍受自己只是坐在家中書桌電腦前,喀里喀里的點擊而已,我說「那麼就趕緊去抗議的現場吧」。於是,在議場佔領的隔天晚上,我到了高雄的美麗島捷運站,站內的通道上,坐了至少三、四千人的抗議民眾,特別吸引人的是,其中有很多是著制服、背書包的青澀高中生,他們有些一起坐了一排,有些是獨自一人安靜而堅定的坐著。他們從何而來? 是從「線上」被動員而來,他們是一群「電子世代」,正在線上與線下,同步建構屬於他們的歷史。 ◎是公民?還是暴民? 這群由網路而生、生活在線上、熟稔運用新科技的網路公民(netizens),原本在不久之前的流行論述中,他們還是屬於被動、癡愚、沒有行動力、各自孤立的「鄉民」、「宅男」,但在這場社會運動中的表現,卻幡然一變,成為屬於具有高度自主、理性、有行動效率與目標、聚集合作的主體。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在掌握政經資源與權力的官方與傳統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內容中,參與運動的學生,不僅是「不禮貌」的,更進一步被描繪為「暴民」,是沒有法治,是「不能容忍的暴力」,「不應該被姑息、保護」(金溥聰語),或可能會被「特定的政治團體或社會團體」所「利用」和操弄(江宜樺語)。 究竟是公民?還是暴民?這一場論述的爭鬥,若細究其所產生的歷史脈絡,其實也不令人陌生。如同M. Allor所言,「閱聽人並不真實的存在,不佔有任何的真實的空間,只存在於分析的論述之中。」楊芳枝與我有關「主動的公民性」的論文,討論了台灣的社會脈絡中,對於網際網路閱聽人想像的相關論述。我們認為,新媒體的使用者概念是烏合之眾、還是公民的意涵,必須放置在台灣的國家發展與全球化的脈絡中加以考量,每一次國家的再結構都會改變公民性的定義方式。 【1910年329廣州起義被捕的國民黨黨人,是暴民?】 資料來源:s1.djyimg.com/i6/1310090541582378–ss1.jpg 在過去台灣的戒嚴期間,因為國民黨對自身做為「革命黨」的體認,人民一方面被視為群眾,不但被動,缺乏理性並有可能導致暴力行為,另一方面,群眾也可以被動員以達到某些國家的目的。如饒兆平在1977年所出版的《群眾學》一書所言: 「群眾學一方面要瞭解群眾思想與行為,他方面更要進一步研究如何指導、控制、或運用群眾思想與行為,這是我們研究群眾學者唯一的、基本的中心概念,意為我們研究群眾學者同心戮力追尋的總取向、總目標。」。因此在當時的媒體再現中,將「群眾」畫分為兩種,一種是反共愛國、服從、被動的群眾,是國家的人民,另一類則是支持共產黨、情感衝動、具有暴力的群眾,因此要持續的對他們進行社會控制。 到了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灣的國家經歷了另一波的重組,也就是解嚴之後的民主化過程。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開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而「群眾」一詞開始與站在反對立場的「黨外」或民進黨畫上等號。當時的媒體常將社會運動抗爭者建構為暴力、煽情的「暴民」,因此必須施以重罰,否則就會威脅社會秩序。 然而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社會中,「civil society」的概念也開始傳散,一開始這概念被翻譯為「民間社會」,然後是「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概念是用來描述人民(社會運動)和國家之間的對立關係。雖然在台灣不同的學者對此一概念有不同的詮釋,但大都是基於Habermas對於公共領域的基本概念做為理想型,去論述公民社會做為第三個領域,和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差異。而在解嚴後,歷經了無數次的社會運動之後,來自西方的公民概念逐漸在地化,在我們的語言系統中愈顯自然。「公民」因此代表公共領域中的集體組織,具有理性討論和主動政治參與的意義。 【西方概念的公共議題理性討論、主動政治參與,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公民」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公民論述的形成,與人民對法律認知的轉變:從維護社會秩序到追求正義,息息相關。羊憶蓉認為,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根據儒家的義理來建構法律的體系,主要在維繫社會的階層與權威。過去台灣法律體系的主要焦點在維設社會秩序,而非正義,因此在一般的想法中,正義要在法律體系之外才可能實現。而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則訴求正義必須在法律體系或體制之內實現,這樣的正義包含:程序正義、分配正義、基本的公民權力(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政治參與的權利等)。 在21世紀之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等因素,促使台灣內部在政治與經濟上都有兩極化的趨勢。貧、富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受完整教育的年輕人找不到好的可以維生的工作,「M型社會」、「下流社會」、「窮忙族」等譯自日文的詞語就在形容這樣的情形,而資本家與新貧之間的階級對立也隱然浮現。 ◎新媒介與民主的古老議題 新媒體的使用,在傳播研究者的討論中,永遠與古老的議題:民主與能動性的實踐之間的終極關懷,緊密連結。由以上的討論可見,公民與暴民的命名政治,放置在歷史與政經脈絡之下,兩種定義之間有交織,也有斷裂,也和台灣的民主化歷程息息相關。 以此來看,目前學生運動中所展現的新公民性,在論述的形構上,代表了年輕人從鄉民過去所佔有的虛擬空間,想要由網路外溢,轉換成為一個追求程序正義、民意展現的「公民社會」之企圖,而具有的行動力。 面對如此的新公民,保守的政治勢力卻以老舊、反動的政治語彙加以描繪。在新科技介入的新形式政治行動展現之間,學生們自信的超越了目前政治生態中的藍綠對立,相較於馬政府所鼓吹推動的服貿協議、向中國與資本家不計成本的傾斜,學生們的行動則呈現了對於台灣民主追求的不息熱誠,一種新的台灣主體認同,也在其中衍生成形。 參考閱讀 Yang, Fang-chih Irene and Shaw,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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