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學術

教授的論文都是用抄的? ——臺大校長倫理爭議的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隨著臺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臺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臺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臺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有人可能以為這是個人道德修為的問題,如身為「苦主」的科技部部長楊弘敦,事發之後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來自我安慰,他認為如果是制度問題,可以逐步改善,但這次是「人性問題」,必須要靠教育,所以要求大學加強倫理課程。[1]社會學習慣從社會結構面來思考,連續兩任臺大校長涉入學術論文造假、抄襲的倫理風暴,雖非絕後,也堪稱空前。兩位校長都因國際學術光環而登上了臺灣學術龍頭地位,也因為學術弊案重創臺灣學術形象。如果再加上之前國防部長楊念祖、教育部蔣偉寧、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事件,這些事件恐怕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也不只是「人性問題」可以解釋,臺灣如何製造出這麼多轟動國際的不倫理案件?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審查機制是否有什麼問題?未來學界該如何回應研究倫理的議題? 臺大教授郭明良針對論文造假召開記者會澄清。 圖片來源:風傳媒/顏麟宇攝 學術產業後備軍的製造 臺大前校長李嗣涔主持的第一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因助理呂錫民涉違反學術倫理,多次抄襲、冒用相關研究成果而遭國際期刊撤稿,他對「首次」碰到這種事表達「震驚」、抱歉。李嗣涔校長將問題歸咎於呂錫民,指責呂利用大家趕著報告的兵荒馬亂時間冒名投稿,旋即將呂解聘,並請律師在一個月內處理完畢,可見助理已經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突顯掛名問題嚴重。 現任臺大校長楊泮池與教授郭明良因資料造假而被Pubpeer揭露,楊泮池指出由於生醫研究多是跨領域,當時看不出圖有問題,目前仍在修正問題中,而臺大校方也仍在調查中。就引發爭議的2016年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細胞生物期刊)論文來看,除了通訊作者未善盡回覆同儕問題之外,第三位審查人對於圖8的意見為:「毫無疑問,是由某些時運不濟的學生或博士後合成,無法辨識是什麼樣的影像,也許足夠承擔責任的複雜實驗」(如圖1)這段評語顯現出臺灣當前學術論文製程的問題,大學校長或名牌教授幾乎不必親力親為地進行研究,只要拿到科技部計畫,雇用有潛力而沒有位置的博士後,自然可以源源不絕地創造研究成果。 資料來源: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E3105C953203929608360C56F52950  圖1  Pubpeer對於 “G9a/RelB regulates self-renewal and function of colon-cancer-initiating cells by silencing Let-7b and activating the K-RAS/β-catenin pathway”的質疑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博士班人數自1997年10,013人增加到103年的30,549人,擴張了3倍,而每年畢業的博士生也從1,282人增加到4,000人,科技部延聘博士後的人數也由435人增加到2,009人,博士後與當年度的博士畢業生比例高達65%以上,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統計 在98-99年間,行政院推出人才培育方案,教育部也端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引發媒體「博士找不到工作, 全民花1.44億埋單」的撻伐,這些高教浮濫擴張下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後,就被編派到大學及特定企業中,成為學術生產線中的臨時勞工。民國101年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再斥資3億元,以「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以3年培訓300位博士進入生技產業服務。首先讓博士進入法人或學校培訓,月薪57,000元,再由輔導機構協助博士級學員就業,以帶動生技產業晉用博士人才,提升產業研發能量,維持市場競爭力,引發另外一波獨厚生技產業的批評。[2] 人才培育政策表面上的目的是在解決流浪博士就業的困境,實際上卻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由國家補貼企業,提供穩定、廉價的研發勞動力,降低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則是鞏固既有的學術生產線,提供源源不絕、臨時的學術勞動力供大學及研究機構利用,卻不給予人才長遠的勞動職涯規劃與正式工作機會。教育部遲遲不進行大學博士生額的織編,利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好好培養人才,反而依賴市場機制,讓大學的研究所招不到博士生之後才退場,甚至最後還得以國家就業補貼方式來支撐博士後的短期就業市場,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犧牲了年輕世代的職涯來成就企業獲利以及學術生產績效。   學術工廠的成形 臺灣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 成立於1959年,為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執,負責執行研究資源分配。國科會組織的學門分工原為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人文處以及科教處,103年改制為科技部之後,改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104年增加了前瞻及應用司,成為主導國家級的大型研究計畫的獨立機制。 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分為初審與複審兩個階段,由專業委員進行審查。由各司長徵詢領域專家學者,決定複審委員,並由督導次長核定,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複審委員資格為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獎,或近三年連續主持本部專題計畫且計畫之審查排名在通過計畫之前50%之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副教授或相當等級或條件以上,績優之研究學者,同時必須兼顧公私機構均衡及北、中、南、東之地域分布平衡。初審委員,由複審委員參考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建議名單或視計畫研究議題推薦,經複審會會議決議選出初審委員兩名進行。 計畫審查流程,首先由申請人提交專題研究計畫、個人研究成果,並上傳科技部網站書面,初審參考研究者過去五年的研究表現、之前科技部成果報告以及研究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分。進入複審之後,複審委員依據申請計畫、初審意見,進行書面複審,預排列計畫優先次序之後,召開複審會議討論確認初審及書面複審評分排列優先次序,建議核給各申請案之合理經費,最後再報核司長簽字決定公布,對於未通過計畫之主持人取得計畫審查意見後,進行申覆。[3]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1 Comment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Leave a comment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南港小學者:我做了一個夢…   黃樹仁老師過世之後約兩個月,我突然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爭辯,討論一篇論文內容,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臉氣得像憤怒鳥一樣,我當時突然想到,黃老師不是往生了嗎,怎麼我還惹他生氣了?當時半夜立即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沒想到台灣社會學通訊竟來向我邀稿,希望評論一下黃老師的大作〈小國的學術困境〉,讓我又回憶起那夢中的爭論,想想確實也是追思他生平貢獻的好辦法。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小國的學術困境〉發表評論,因此,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務必先回顧一下黃樹仁教授的原文,以免有所誤解。   黃樹仁老師這篇〈小國的學術困境〉言簡意賅,對一國學術社群的集體科學研究績效而言,Size matters,而且推論出好幾個可以驗證的理論命題或假設,簡言之,國家小導致學術社群人口少,原創學者更少,對本土議題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成就較差,透過專業社群內部治理績效不良、以及教學品質較差的學術再生產過程,會引起學術產出績效(無論如何測量)的負面後果。台灣學者天天做研究或教學工作時,都在為他的理論提供新的觀察。   雖然〈小國的學術困境〉並未提供充足的經驗證據,其論點與近年來流行的人力資本之規模經濟或創意城市等想法,有互通之處 (Florida 2002)。全球城市研究裡有不少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其網絡的地理群聚,對知識的增長有指數作用,我認為這個一般理論在統計上可能是顯著的。換句話說,我大致同意〈小國的學術困境〉的論證—學術社群的網絡規模越大、結構越開放、則越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創新,反之學術社群的規模越小、網絡越封閉,其知識累積與創新會陷入困境,而學術社群規模跟網絡開放程度,與先前的歷史制度條件有關,大致上非學者主觀意志所能克服。然而,為了回憶黃樹仁教授憤怒鳥似認真討論的可愛表情,容我藉本文跟黃老師繼續爭辯,以資追念。   預設分析單位:國家或城市群?   首先,我想檢討一下本文預設的分析與測量單位:國家(請回顧黃樹仁(2007)的127-128頁的假設A-E,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F)。國家是否可以等同於學術社群地理群聚的界線?倘若國家可以當成學術社群網絡規模的最佳測量單位,亦即一國之內算成一個社群網絡是合理的,我們將很難反駁黃樹仁的觀點。然而這個單位很可疑。依據人文或經濟地理學的看法,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便是削弱了主權國家在領土之內控制經濟與人口的能力,因此,地理學者經常將產業或知識經濟的分析單位下降到大城市群(徐進鈺、鄭陸霖2001),其中最大者為東京(2014年估計約三千五百萬人)、或紐約、首爾、上海或北京層級的超級城市(約1~2千萬人),但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群的規模,是落在五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例如舊金山、波士頓或香港與新加坡,大城市群也是學者之間面對面人際接觸、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的主要地理範圍。   以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產出的分布來說,大城市群與小國的規模非常類似,而大國內部通常會有好幾個大城市群。以黃樹仁此文裡,台灣學界的對照組美國學界來說,大部分的全國社會科學年會其實都有東區、西岸、湖區、南方與中西部等四到五個分會,而這些分會的網絡通常比總會要活躍得多,全國年會反而通常是師生聚會的社交大拜拜,無法深入交流學術專業意見。   詳細評估美國學界的合作網絡,多發生在地理範圍相近常春藤盟校畢業的學術菁英之間,例如波士頓、紐約、湖區與加州學者各自的合作,如果拿台灣北部的都市群(包括北北基桃竹八百萬人)、或有人主張全島西岸當成一個巨型城市群(接近兩千萬人的超級城市),與波士頓或舊金山相比,其人口、學校與學者或學生的規模,可就很接近了。即便在德國,據我理解其科學社群或大學也是強烈地方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台灣北部都市群與大城邦,例如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規模相近;與日本相比,雖然全台灣的人口規模遜於大東京都會區,至少可與舊帝國大學的其他城市或區域,例如京都、福岡、仙台或北海道相比。中國大陸學界,其實也可以分為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學術網絡。   我等小國共四、五百個社會學者的學術總產量、與大部分作品的素質,當然比不上三億人的美國、一億兩千萬人的日本或八千萬人的德國的最頂端四、五百人,這就是大國之人口規模所造成的效應。然而,比起大國的數個城市群之一,例如與加州(3880萬人)、德州(2696萬人)、紐約(廣義統計區2340萬人)一地相比,或是與我國人口規模相對較類似的小國荷蘭、韓國(5022萬人)、西班牙(4677萬人)、加拿大(3516萬人)或澳洲(2313萬人)等國家的城市群之一來比較,按黃樹仁的人口規模理論,學術社群還是有一搏之力。如果與美國以外的小國主要都市相比,我們的學術績效較差,顯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常態科學或典範移轉   在學術組織或制度的層次,黃樹仁此文背後還有一些簡化而優美的『常態科學』空間與時間預設未能深入檢討,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G,包括(G1)空間與組織上隱含在其預設A-C的全球學術組織同型化,與(G2)時間上則是常態學術累積或創新的連續性預設。黃樹仁似乎假設常態科學產出是具長期累積性的,僅受到學術制度化之後時間的影響,此時如果全球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只有一種組織型態或誘因結構,研究資金與人力規模就會決定產出,因此,要改善台灣學術產出,我們應該以最短時間建立最適規模組織。據此,黃樹仁認為要提高台灣學術產出,就應該將現有的高產出學者,集中到3~4個頂尖大學或大型研究組織,其中至少應該有多元次學門30個以上學者互相交流,這種機構的設想,與德國的Max Planck Institute較為類似,在台灣學界,則是轉化為教育部集中資源給少數頂尖大學、以提升學術排名的政策。   其實,這種常態科學觀點很像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模型,缺乏動態與變遷觀點。根據台灣經濟社會學對我國在積體電路產業後進優勢的研究、以及近年來流行的棒球統計—魔球(moneyball)理論(路易士2011),我提出兩項質疑:學術界典範移轉的『社會運動』式政治機會結構、與團隊整合的組織創新。   首先,科學理論的變遷不僅有常態科學時期,還有典範移轉或創造性破壞的時期(Kuhn 1962; Schumpeter 1942),兩者如景氣週期般循環。然而,學術典範與社群有其沉入成本與路徑依賴的特質,例如個人的博士訓練要五到十年的投資、而機構一但給予受雇者終身職,其人力配置的彈性就會受限。上述制度條件下的常態科學社群,經常傾向複製或強化原有理論,難以推動學術典範移轉。如果,學術社群經常面對非常態時期的典範移轉,已經制度化與僵化的『最適規模組織』,反而無法面對類似抗爭政治研究裡,一小群革命份子的創造性網絡資源動員與迅速奪權。舉例來說,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勝過日本同業,其原因之一,便是在電子產業快速創新的時期,以網絡式組織超越了高度制度化與僵化的日本企業(川上桃子2012),讀者亦可回憶太陽花運動如何超越傳統政黨組織力量、重塑台灣政治版圖,或類似的組織新黨及產業創新。在創造性破壞的學術典範移轉時期,被黃樹仁認為具有唯意志論傾向的『卡里斯瑪』式原創性學者,可能利用學術提問或方法巨變的風潮,擺脫傳統機構僵化的特徵,冒著高風險重新打造科學社群的組織與誘因結構,藉此在某個學術領域超越原來的先進社群。   此外,學術機構的平均組織規模與網絡開放性是兩回事。同樣來自積體電路產業研究的洞見,相對於日本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論資排輩與封閉性,矽谷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發現,工程師社群內低組織忠誠度、與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以及非正式的水平社交網絡等,對工程師社群的知識交流與創新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此看來,無論系所的人數規模有多大,台灣學界應該廢除校內派閥與師徒忠誠、也不必顧慮對系所公共事務的長期承諾,採用北美洲高薪挖腳優秀年輕學者、給予具生產力學者優厚福利與終身職的策略。問題是就算加入了網絡開放性的變量,我們也無法推翻黃樹仁的論點,因為如其所觀察到的,學術社群的外部勞動市場規模,或多或少受限於一國或一個大城市群的人數,只有鼓勵跨國、跨區競爭才能突破規模限制。而我也同意黃樹仁該文第七節的看法,台灣的學術勞動市場,在學術機構內外環境各方面都有待改善,不但對外國學者來說缺乏吸引力、反而容易導致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後果。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3 Comments

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4 Comments

台灣為何沒人才?人才危機的體制與文化根源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又接近畢業季節了,每年此時,媒體都會開始關注高學歷高失業率現象,檢討台灣每年近三十萬大專畢業生何去何從的問題。過去幾年因為經濟低迷,類似爭議更是層出不窮,例如前一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澳洲遊學打工、博士雞排,以及新加坡搶人才事件等。這些現象背後的成因相當複雜,包括國際經濟景氣、跨國人力流動、本地產業與教育政策、產業轉型與學生多元生涯選擇等,不一而足。 【博士生去賣雞排,是代表資源浪費,還是有更深層的結構問題?】 這些現象的急迫性,部分源自近年全球經濟衰退下,被視為台灣經濟命脈的科技產業轉型問題,更因為與少子化的趨勢掛勾,而凸顯本地「科技人才斷層」危機。然而,這個問題不僅只是經濟、產業問題或科技界的問題,而是高等教育與整個台灣社會的問題。 台灣的人才不是人才? 去年8月6、7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召開「科學技術諮議會議」,診斷台灣科技產業衰退問題。儘管社會輿論指出產業結構、政策,學術制度等重點,但與會眾人提出的觀點卻多集中在人力問題。 國科會主委指出四大因素為:出國留學人數變少、來台的外籍人士多是藍領勞工、台灣的社會環境沒有新加坡等國際化,以及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香港都積極吸引台灣人才。與會之政務委員則認為,台灣當前培育出的人才高不成低不就,若再不解決人才斷層問題,三、五年後就會變成三流國家。而改善方案則是改革現行技職教育問題,縮小學、訓、用,三方面的落差等。. 台積電董事長說,台灣不缺台清交成的碩博士生,也不缺基層人才,但缺乏『有創意、會創新』的中階人才,更缺少把科技轉換為經濟價值的人才。而總統更親上火線,提出開放境外學生就業等想法。最終,經建會則提出五大亮點方案:放寬移民限制以吸引外籍人才留在台灣、讓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外國大學來台設大學、並讓碩士班分流,發展就業為導向、無須寫論文的方向。 當與會眾人,一面倒地認定這每年三十萬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皆非人才時,只有少數人不把問題歸咎於年輕人,例如宏碁電腦創辦人認為,當今社會沒有提供舞台給年輕人,也不願投資,把舞台越做越小,自責「今天一代不如一代,是我們的責任」。 這些診斷不見得正確。顯而易見的是,在當前企業的產業與政府的政策聯合體制下,我們看到科技產業逃避人才培育責任,投資研發比例過低,且廉價地壓榨從業者,讓人才變奴才。 學院內高效率的論文生產,把人才變人力 那些批評台灣人才不是人才的說法,本身就有相當大的盲點。例如,在這些爭議中,無論是認為學生不出國留學、國外人才不足、改善技職訓練,或放寬移民與外國學校設校,大多忽略台灣當前高等教育機制的問題。在這些討論中,似乎完全看不見每年畢業的那三十萬人,尤其是其中大約佔一半,與科技產業危機直接相關的理工科學生。少數看見這些學生者,也很矛盾,一方面抱怨他/她們高不成低不就,不是『有創意、會創新』的人才。另一方面,卻同時抱怨新加坡、中國與香港搶走我們的人才? 所以問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少了。那麼,相較於近年台灣在高等教育之外,各行各業不斷出現的傑出人才,以及許多台裔背景者出國後紛紛發光發熱的各種「台灣之光」,顯示問題可能出在我們的教育體制本身。 因此,更精確的問題是,高等科技研發與教育是如何把人才變少了。造成此現象的其中一項重要機制,就是高效率的論文生產要求。 【爭到世界排名百大,就自動會生出業界要的人才嗎?】 http://www.uonline.nccu.edu.tw/material/75_1_1_F2E01%E5%A4%A7.jpg 在目前台灣大學高度分工的科技訓練環境中,因為追求高效率論文發表與研究績效的壓力與趨力下,普遍存在一種以論文生產為導向、確保產出的穩定、高效率研發機制。這種研發機制,是每位理工科大學生在執行專題、進行碩博士研究時,必經的過程。 這機制包含三個主要面向:首先,是論文導向的規範與回饋。近十餘年來國內學術界急速建立以國際論文發表及點數計量化的升等與回饋制度,不但用以評估個別研究者的獎助與升等,也用以衡量學校表現,做為分配研究資源的依據。例如在21世紀初開始的五年五百億計畫,要求台灣頂尖大學提升論文產量以提高世界排名。這種的壓力與誘因,由學校、研究團隊,到研究者,再到學生,一層層地傳遞下來,任何參與研究者都承受論文產出與資源競爭的壓力。 尤有甚者,為了投稿國際SCI、EI期刊,這些論文的目標都是國際學界問題,而非本地研究或產業累積的問題,也因此研發訓練無法與在地產業接軌(但對等地說,廠商也必須有這樣的企圖心與投資),更不用說在以研究為重的環境中,對學生的教學心力與資源,往往被邊緣化。儘管我們不能盡信代工廠主事者的抱怨,但這一點的確部分說明了,為何台清交成論文產量年年升高,但學生卻無法變成人才的問題。 其次,研發過程必須務實,以確保有效的產出。在科技研究中,必須有明確的技術進展,才有可能有實質系統與論文產出。然而這些技術需要長時間發展與累積,長時間的努力,卻不一定能確保技術的進展。在逐漸加重的績效壓力下,研究團隊對於設定產出目標通常都相當保守,一切都以確保能產出為原則。而為了能更有效產出,實驗室研發常見高度階層化的分工方式:大三、大四的專題生協助碩士生;碩士生負責處理實驗與生產數據,同時作為實驗室研究成果與他/她們的碩士論文基礎;博士班學生負責分析、處理數據,並指導碩士班學生的工作進展與大部分研發實作問題;最後是實驗室主持人,或在大規模實驗室中的博士後研究員,負責進一步修改或完成論文,也是所有學生最後成果的把關者。 【論文生產供應鏈跟手機供應鏈,有何差別呢?】 http://album.udn.com/gradlive1/photo/492840?o=new 確保產出的安排,對各層級參與者有不同影響。在實驗室領導人層次,關切實驗室專業發展與資源供應。在順利升等之前,研究者都必須步步為營,加入研究團隊,以目前最為擅長的技術去爭取資源與產出;在中間的博士班學生,除了煩惱計畫與畢業問題,還同時肩負管理實驗室、計畫與研發進度的策略問題;對最底層大學、碩士生來說:大學生關心專題參與如何成為進研究所的門票;而碩士生關心的是目前手上計畫的進度,尤其是能否如期畢業。也因此,對這些學生來說,論文研究往往等同於計畫。而理應培育學生探索與嘗試的高等教育與研究過程,往往在計畫目標與進度要求下,被高度壓縮,剩下督促學生埋頭實作與成果產出的人力訓練。 最後,這些實務安排,也超越個別實驗室的範圍,連結到團隊的合作網絡。由於當代科技研究進入大科學時代,發表越來越仰賴大量製作、量測儀器與資源,因此除了少數理論研究者之外,多數年輕的研究者在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時,很難獨立研究。他/她們必須藉由與既有團隊合作,獲得相關儀器、資源,甚至有時是人力的支援。在這種基礎下,年輕研究者才能夠逐漸獲得資源,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與技術基礎。既有的團隊也在此過程中蒙利,它藉由新成員的加入,增強其實力,拓展研究領域。然而,由於上述產出與績效問題,既定團隊通常有特定的組合方式與技術發展專長,因此,新成員較常做團隊所需的服務工作,而對於刺激團隊的變化影響通常較為有限,在務實的發展策略上,刺激團隊的潛力逐漸被削減。 政策沒看到效率論文生產機制所產生的問題 儘管近年研發補助單位已經意識到上述機制與創新研發的自相矛盾問題,不斷提出各種結合產業、使用者,或跨領域合作的創新計畫案,希望有所突破。然而,過去的經驗是當科技團隊在尋求這些新計畫支持時,往往也呈現這種穩定性。例如在研發補助的層次上,為了符合計畫徵求主題,通常會在設定的研發主題下,以經常合作的團隊技術為基礎,然後再找來符合計畫宗旨的額外成員。在這不斷框架的過程中,不同可能性也逐漸被限縮。而在學校的層次,個別研究者的生涯仍是架構在論文導向的評判基礎上,也因此,任何創新的機會,都可能在團隊特質、影響個人生涯的評估制度下,被嚴重削減。 國科會也意識到上述問題,最新一波的嘗試是2013年的「自由型卓越學研試辦計畫」及「百人拓荒計畫試辦方案」,企圖擺脫學校與研究團隊為滿足獎補助辦法的各式框架。教育部也成立「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會」,共有產、官、學、研界等22位參與者,依「國民基本教育」、「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技術職業教育」三大主軸,進行規劃,近日行政院長更親自領軍,來突破各部會本位主義。白皮書草案已經在四月進行各地座談,即將在今年六月公布。目前草案在大學教育部分,著重課程品質、高教規模與進退場機制,鼓勵專業學院學制,以及學費自由化等問題,不過似乎並未意識到上述研發體制的自相矛盾問題。 【技職教育經常出現台灣之光,這意味了什麼?】 當前科技人才培育的幾個環節:論文導向的規範、確保產出的務實安排、限縮變異性的團隊合作網絡,以及產官學研各界忽視這些機制的政策形成過程,形成了台灣特定的研發實作文化。從這種角度思考,本文希望指出:人才危機不是研究者不用心,也不是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或是本地研究與訓練水準不佳。我們應該說,當前的人才危機根源,反而是在於研究者與學生都太努力地發揮創意,迎合體制的結果。 21世紀的產業人才需求:可以創造未來的跨領域人才 這些實作文化,具體地在獎勵、評鑑、升等、畢業、研究實作、計畫申請、進度掌控、團隊討論、成果發表等情境中,被不斷被複製。這除了再生產體制,更限縮學生、學者與研發團隊發展前瞻性思考與創意的可能性。 這些文化與機制,並不是無中生有,它們反映了更大的教育訓練與產業思維,是與台灣過去產業發展共生的成果。這些屬於埋頭磨練單一技術的訓練模式,與台灣長期以來電子科技產業發展的需求密切相關。這種方式訓練出的人力,成為加工出口區的電子加工基礎,也是新竹科學園區資通訊科技代工產業的基礎。相較於此,當前的人才危機,則是浮現在20世紀末,因應當前台灣面臨國際競爭與產業轉型,而引發對「會創新、有創意」跨領域人才需求。這密集地出現在近年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大力扶植品牌、推動開放式創新、知識經濟等努力中。 【新的產業環境,還可以繼續沿用過去的血汗生產模式嗎?】 http://s1.djyimg.com/i6/1205011709432519.jpg 這兩種模式的差異在於,前者的特點為產品導向,所需要的研發者為能夠接受明確指令、迅速且有效率地完成任務,符合訂單要求的產量與品質。在以競價、趕工以完成任務(訂單)的環境中,人才訓練只須要單一專精能力,能明確完成指示、迅速符合產業的立即需求為主。 相較之下,近年產業轉型為趨勢導向為主的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研發者要能探詢趨勢,保有汲取新技術與新思維的彈性能力,甚至能進一步創造趨勢。人才培育重點成為創造未來,而這牽涉到摸索前瞻、未知領域,因此,必須著重培養多元素養與保持開放探索的能力。除了要能知道其專業技術能做什麼外,更要知道社會趨勢上有那些多元與潛在需求、為何有或沒有這些需求、以及如何滿足與創造這些需求。 如何跨領域:從「巷仔內」走到「巷仔口外」看看 台灣產業、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正在轉型,當我們希望逐漸擺脫高耗能、高污染、高社會與高人力成本的代工產業,轉向創意經濟、前瞻研發時,我們必須更認真思考,這些體制、文化與自身的關連。 事實上,上述的機制,也以不同面貌對科技領域之外的研究者與學生發生作用。因此,人才變少的危機,不只是科技界的問題,而是整體高等教育體制的問題。當我們期望發展新產業模式時,不但要重新調整相關的教育與研發體制,打破學科壁壘與獨尊科技的安排,在人才培育上,更必須認真地思考,如何在制度與實務上,逐漸落實推動結合多面向、跨領域知識與涵養的教育。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4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