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比男性更信仰宗教嗎?為什麼?

綜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主要傳統宗教,我們發現,不管在經典教義、教團權力結構、或者宗教日常生活的實踐規約中,女性通常都處於較低的地位;儘管如此,女性卻似乎比男性更熱切於投身宗教信仰。美國的Gallup調查早在1930年代就顯示,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宗教信仰更堅定、更會規律參加宗教儀式、也更熱切參與教會事務;而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鞭炮地毯

前些日子住家附近有神明的繞境活動,鼓樂聲、鞭炮聲陣陣喧囂,吸引我出門觀看。或許是小時候居住在鄉下的經驗,我對於廟會活動常常有種親切感,特別是在心情不佳時,廟宇環境中的聲音與氣味,甚至具有撫慰的作用。不過,許多人對廟會的感覺與我不同,廟會活動中的許多元素跟現代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有所衝突,給許多人帶了不悅,形成了廟會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難解衝突。

拜拜拿不拿香,是公共議題嗎?

齊偉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4年八月份,台北行天宮貼出公告「提倡修德與問心敬神,為落實環境保護」,撤了大香爐與供桌,引起大眾關注,媒體上出現不少正反意見。但打著環境保護公共論述的大旗,怎斗膽還會有質疑的聲音呢? 細究後發現,質疑者除了替行天宮周邊賣香攤販等弱勢的「工作權」、生存權發聲外,其他大抵是因肯定傳統拿香敬拜的儀式性功能,而質疑改變傳統的必要性,甚至某種程度上更多是因不適應新的廟拜文化而質疑。但撤香爐及供桌這個事件是公共議題嗎?許多廟宇界的人士恐怕不一定認為如此。媒體上被當作公共議題討論的事件,何以在許多廟宇界的人士會認為那是「別人的廟事」? 【臺北行天宮撤除供桌、香爐,到底是它自家的事,還是公共議題?】 資料來源:img1.cna.com.tw/www/WebPhotos/PhotoAlbum/201408/20140825142453.jpg ◎需「請示恩主公」來決定公共議題? 綜覽與此議題相關的報導及網路討論,僅在少數幾篇報導中,在非常不顯眼的地方,讀到這樣簡短的訊息:廟方的這項決定是曾「請示恩主公」、「經恩主公同意的」。這些躲在字裡行間非常不起眼的訊息,之所以被淹沒在公共論述的爭辯中,或許因為「擲骰子」向來不是現代社會公共領域討論中值得被正視的議題。這完全不難理解,現在若還聽到「統獨問題、核四的存廢乾脆由博杯決定?」這類聲音,大概所有的人都只會有一種感覺:這是多不文明的言論啊!現代社會中,類似「擲骰子」的遊戲,大約還只能存活在彩卷活動中,而且還得包裝在公益及照顧弱勢等意義架構中才能獲得存在的正當性。但這些報導中被邊緣處理的訊息真的對公共論述那麼不重要嗎?套句箴言「上帝藏在細節裡!」,「請示恩主公」這類在報導中被當作敘事修辭的不起眼訊息,或許可能就是那重要的「細節」,這細節可以告訴我們,何以多數廟宇界人士認為那只是別人廟事的原因。 公共議題的討論,一般容易只聚焦在公共的生活空間、共同的社會關係等等的討論,而拿不拿香拜拜的公共討論,通常也只聚焦於它是否會造成公共生活空間的環境污染。這類事情,行天宮事件不是單一事件:廟宇熱鬧活動時辣炮所產生的噪音問題也是一例。台南市政府於2013年開始嚴格實施夜間十點後禁炮的規定,比起行天宮事件,此事引發台南廟宇界討論的程度熱絡多了。對台南廟宇界來說,限炮措施才真正是廟際場域中的公共議題,因為辣炮關乎兩間廟之間交陪的禮數:甚麼時間辣、辣多少炮都是廟際場域中交陪文化的一項學問。而公權力介入辣炮的管制,關係到廟宇間的交陪模式,自然成為廟宇界熱烈討論的公共議題。 【臺南市禁止廟宇辣炮,也是引來正反不同意見】 資料來源:hi464a.files.wordpress.com/2010/06/0990529e58fb0e58d97e58d97e5bba0e4bf9de5ae89e5aeae1115b35d.jpg 但廟宇界對台南市政府的決策都持反對意見嗎?並非如此,深入瞭解後會發現,一般廟方管理委員會的人對此不僅不強力反對,有些甚至還持樂觀其成的態度,而持反對意見的聲音主要來自一些私壇及轎班人員。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台南府城廟方的交陪關係十分特殊,長年來已形成一種特殊的宗教文化,廟宇間在熱鬧活動中的禮尚往來十分講究,但這些「厚禮數」的社會交換傳統,在現代卻必須建立在相當的經濟資本的基礎之上,辣炮正是其中一項所費不貲的項目。在拚比禮數的過程中,許多廟宇對辣炮文化早已醞釀有稍事收斂的想法,因為對廟宇經營者來說,降低辣炮的量不僅可以降低民眾的抱怨,提昇廟宇形象,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減少開支。而私壇及轎班人員之所以反對,是因為辣炮的噱頭,常是他們「打響名聲」的方便之門,此外,對轎班人員來說,辣炮已成為他們儀式實作的一種游藝文化,一種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限炮對他們來說有慣習上的適應問題。 限炮措施實施後,台南廟宇界雖逐漸接受了這項廟會放炮的新規定,但過程卻不是沒有反抗的聲音。一些廟宇為了達成慣有的禮數,寧可受罰也照放不誤,其心態就是花錢解決問題,就讓環保局罰個夠吧!另外,也有許多廟會參與的成員索性在活動即將結束前,定點將炮一次辣完後便閃人,待警察趕到時,相關人等早已不見蹤影。但這些零星的對抗,在警察進行預防性的稽查及勸導後,似乎已逐漸消退,畢竟廟宇界真正有影響力及決策權的是廟宇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因此在不違反廟宇界這群主流勢力的意願,台南廟宇界終算是平和的接受了這項改革。 ◎廟宇內部的決策機制:也要人、也要神! 在現代世俗化的言論氛圍中,廟宇管理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往往被簡化理解成是廟方自我利益極大化的表現。但若深入廟宇組織的決策模式,會發現實情遠比想像複雜些。在此僅舉一項曾研究過的案例來說明其中的複雜性:筆者曾追蹤探訪一間財務狀況普通的媽祖廟宇,當時此廟正籌劃一項重要的建醮活動,但由於建醮所費不貲,因此在建醮的前兩年,一群信徒就忙著組織了捐款合作會,每人每月固定捐款近萬元,希望能籌措足夠的建醮經費。這期間信徒諸多焚香祝禱,祈求媽祖保佑能讓建醮完滿。 時間流逝,建醮在即,攢了一年多的經費,雖說不少但算算也還差個兩百萬,信徒們心急如焚,籌錢愁容。不久之後,在一次回母廟進香的過程中,母廟在不知他們經費短缺的情況下,慨然表示願捐助兩百萬協助建醮。「兩百萬! 怎麼這麼巧,我們正缺這個數,真是神明自己會找錢!」這件事在一些信徒口中成了神蹟般的事件流傳著。但對此意外的喜訊,信徒中卻也有另外一種「理性的」詮釋:「若是平常沒有努力在交陪往來,人家怎麼會願意捐錢給我們!」 【廟宇之間平日的交陪,跟神蹟的開示,在廟宇決策上,哪個重要?】 資料來源:www.vrwalker.net/public/sceneryfiles/191/1029.jpg 在同樣的事件上,我們看到信徒內部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前者將功勞歸功於大家焚香祝禱而神明垂聽的護佑神蹟,後者則將一切努力歸功於人事經營的成果。有趣的事,這兩造人馬完全不會爭辯彼此詮釋的對錯,因為這發展的結果讓兩造都能透過一套自己的詮釋架構而更證成自己平常行動努力的意義。 這個現象幾乎可以說體現了多數廟宇內部決策機制的縮影,當廟宇內部要共同決策某種規劃是否施行或續行時,決策成員的討論中往往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本於神意的護持觀點,另一種則是本於世俗經營理念的經營觀點。若此規劃預期出現的發展或實際執行的過程中,能讓兩造在不同詮釋架構中分別找到確認自我行動意義的切入點,不僅能讓兩造對此規劃的決策有所共識(但非理念上的共識),並且還會讓彼此的行動努力所產生的進展,被對方誤譯詮釋為自我行動努力的成果,而讓彼此都更強化對自我行動意義架構的認同。反之,若其中有一方找不到詮釋的切入點,則這類決策往往不容易成功或無法續存。這令我想到民間信仰人士平日常掛在嘴上「也要人、也要神!」的口頭禪,還真是替這類需要兩股力量達到某種非意圖的(雙向轉譯的)協調狀態後才能成就的決策機制,下了一個相當貼切的箴言式註腳。 由此回頭思考台南限炮的發展,持護持觀點及經營觀點的信徒,似乎在限炮規定上都找到了詮釋的切入點,分別將辣炮活動詮釋為與神明喜好沒有必然關連及勞民傷財的作為,因此要讓兩造共同接受限炮措施自然不是難事。但對於撤香爐、供桌這類被認知為與神意密切相關的事宜,則因各廟有各廟的因緣,持護持觀點的信徒若無法找到轉譯詮釋的可能性,以便確認如此改革並無違反神明的意思,那麼儘管公共論述環境所營造的氛圍說服了持經營觀點的信徒,認為可以藉此來營造廟宇正面的公共形象,他們仍然很難與護持觀點發展出前述相互支持的轉譯詮釋機制,兩造的共識也因而難以達成。行天宮事件相關報導中不起眼的訊息,之所以是關鍵「細節」,不在於「請示恩主公」的字面指涉,而在於它透露出決策背後涉及的雙向轉譯詮釋機制。各廟是否將香爐、供桌的設置視為公共議題,端視各廟內部這個機制的決策,這機制也正是廟宇展現社群公共性的重要基礎。 ◎尊重具高度地方文化特性的文化公共觀 現代社會的多元性體現在許多方面,其中立體多層次的公共觀同時並存的事實,就是其中一項鮮明的特徵:每間廟的內部決策都展現出特定社群的公共觀,而廟與廟之間的默契與協商則體現有廟際場域中一種跨廟的公共觀。廟宇社群及廟際場域層次這兩類建立在微觀互動及協商基礎上的公共觀,代表一種具高度地方文化特性的文化公共觀;有別於此,現代公共領域的議題則根本上是建立在公民、人權等基本概念的基礎之上,狹義來說涉及了與每個個人、法人有關的公權力及相關具有法律保障性及強制性的律法公共觀,但廣義也包含公共輿論進行價值論述所生產的輿論公共觀,如公眾對宗教團體在慈善事業的期許、社會功能(如撫慰心靈)的期待等,都是宗教團體在所處的公共輿論環境中所必須面臨的價值公共觀。 【俗民的文化公共觀,跟律法公共觀,有時候會產生衝突】 資料來源: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21007/420_e29d4e0b439aeadbb94a9f4a2a2f8714.jpg 這些多層次的公共觀彼此間常存有諸多矛盾,例如針對拜拜是否拿香這個議題,各廟宇的社群公共觀與社會的輿論公共觀就不一致。根本上,公共性論述必定涉及價值判斷,但價值的選擇是否只會有一個標準答案則未必,特別是有關律法公共觀的具體實踐,實踐過程中應該給涉事者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有機會從底層及內部去消化及討論,解決方案若是能讓涉事者自行調整而發展出來,如此對文化公共觀及律法公共觀之間落差的彌平才會有實質的幫助,如此也才能體現現代公民社會的實質精神。若單從外部強加一個標準作法來強力執行,將只會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簡化治理模式,至於效果能不能持久,則像是「擲骰子」:要看運氣! 

信宗教,得憂鬱?社會學如何解析信仰與憂鬱症之關係

范綱華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宗教與憂鬱症的關聯是正?是負?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有什麼關聯?身為現代人,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快的方法就是請示Google大神。在Google上鍵入「宗教」、「憂鬱」這兩個關鍵字,第一頁置頂的三個條目都是同一篇由精神科醫師寫的「祈禱拜拜能趕走憂鬱症嗎?」,主張正當宗教有助於壓力調適和情緒抒解,但對罹患精神病症狀者不宜。下面的其他七個條目,多半出自宗教網站,也都主張宗教信仰可以降低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接下來幾頁顯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資訊。看起來,大家的意見蠻一致的,宗教信仰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抵抗憂鬱症吧? 【有了宗教信仰,會不會有助於降低憂鬱啊?】 但如果我們改為鍵入「religion(宗教)」、「depression(憂鬱)」,故事的發展就大為不同了。Google 第一頁頂上第一條目就是「Are Religious People More Depressed?(有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第二條也是「Being Religious or Spiritual Is Linked With Getting More Depressed(有宗教或靈性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看題目就知道寫的是宗教信仰可能會讓人更憂鬱(而內容也確如所料),一直到第三條「Spirituality, religion may protect against major depression by thickening brain cortex(靈性、宗教可能透過增厚大腦皮質而降低主要的憂鬱)」才出現宗教信仰有助於抵禦憂鬱症的報導。再往下幾頁,對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連,也是正反面主張都有。看到這裡,我們不禁懷疑:到底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聯如何呢? 用英文關鍵字查詢所得的第一頁條目,引用的都是近一年內發佈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和憂鬱症之間的關係,尚未有定論,而且還是個方興未艾的熱門研究題目。而這個看似屬於精神醫學或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參與討論,屬於「心理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或更廣義的「健康與疾病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的研究範圍。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何從社會學角度,加入宗教信仰與憂鬱症關聯的討論呢?讓我們先回到Google的英文查詢結果,看看其他學科的研究取向和發現。第一頁置頂的兩個條目,報導的是同一個研究,這是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Michael King教授所主持的大型流行病學調查計畫。研究對象包括英國、西班牙、斯洛維尼亞(Slovenia)、愛沙尼亞、荷蘭、葡萄牙、智利等七個國家、8000多位受訪者。該調查發現,跟沒有宗教信念者比起來,有宗教或靈性信念者,在一年的調查期間內,會有較高機率罹患憂鬱症,這個發現與既有文獻中常見的「宗教信仰對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不同。第三個條目報導的,則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Lisa Miller教授所帶領的神經解剖學研究,發現宗教靈修(如:冥想)可增厚大腦皮質,因此有助於預防憂鬱症。現在,我們可以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這兩個相反的研究發現。 首先,社會學很強調「宗教性」(religiosity或religiousness)這個概念,它包含宗教信仰的三個面向:「所屬」(belonging)、「所信」(believing)、「所行」(behavior),這三個面向共同反映個體對宗教信仰的投入程度。而上述兩個研究,前者分析「靈性與宗教信念」(spiritual and religious beliefs)與憂鬱症的關係,後者探索「靈修」(spiritual or religious practice)預防憂鬱症的效果。兩者對宗教的測量,分別對應宗教性的「所信」和「所行」這兩個面向,皆未考慮到「所屬」(亦即:屬於哪個教派,對團體的歸屬感如何)的面向。而心理健康社會學的研究已經發現,宗教具有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支持」功能(即「所屬」這個層面)對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相當重要。因此,如果研究架構中缺少對這個面向的著墨,對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之間關聯機制的探討就不夠全面。心理健康社會學在「宗教性對憂鬱症的影響」這個主題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設計更好的研究來深入探討兩者的關聯。 【宗教信仰包含三個面向:「所屬」、「所信」、「所行」】 其次,社會學在討論社會行動的效果時,很注意行動者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例如,研究就業對於已婚女性的健康影響,就要考慮研究對象所處社會的兩性平權程度。因此,若要探索宗教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就得考慮宗教信仰在特定社會內涵和所代表的意義。上述英國學者的調查發現「與既有文獻大不相同」,一個很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大部分的「既有文獻」都是以「美國人民」為對象所做的研究(這一點該研究的作者在論文裡有指出,但轉載的報導沒有提到)。這個調查對於「宗教信念和憂鬱症關聯」的發現,在八個國家並不一致,宗教徒和世俗者得到憂鬱症機率的差距,其實只有在英國達到統計顯著,正顯示了宗教信仰在不同社會的內涵有所差異。所以,這篇研究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告訴我們「信仰宗教的心理健康效果,在英國和在美國並不相同」。也就是說,因為宗教信仰的內涵隨著時空環境和社會文化脈絡有所不同,因此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就可能不同。以下我們以台灣和美國的比較做為例子。 ◎不同社會的宗教態度和行為差異:比較台、美 表1的資料取自於AsiaBarometer這項跨國調查,由於該調查以同樣的問題在各國施測,是很好的跨國比較材料。我們可以見到,從廣義的心理健康指標「快樂感」來看(該調查沒有放憂鬱症狀量表),美國有宗教信仰者的快樂感顯著比無宗教信仰者高(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在台灣兩者則無顯著差別。其次,美國宗教信徒對其靈性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者,而台灣兩者仍然沒有顯著差別。為何會如此?可以從表1接下來呈現的宗教行為和宗教涉入程度比較略見端倪。 … Continue reading 信宗教,得憂鬱?社會學如何解析信仰與憂鬱症之關係

他者的意義網,朝廷的正義劍:關於「邪教」,社會學說的其實是…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系   ◎楔子:一宗被「合理」解釋的慘案 在引發全台人心惶惶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滿一週之際,在中國山東省招遠市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驚駭的公共場所殺人事件:一位在麥當勞單獨用餐的女子,因為拒絕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遭到六個人持續毆打至死。從當時旁觀的群眾上傳的手機畫面可以看到,一名孔武有力的男子,用椅子和鋼製的拖把猛擊女子的頭部,該女子掙扎尖叫了四分鐘卻無人相助。事後,許多人不禁要問:「有什麼深仇大恨,讓他們這麼殘忍地打死一個陌生人!」 後來知道,施暴者主要由一家五口構成,包括兩名各為18與24歲的年輕女生及一名未成年的男孩。這種犯罪者的構成特徵,相信即便是最擅常罪犯側寫的FBI讀心神探,也頗難當即斷定整樁事件的來龍去脈。然而,事件發生後兩天,有關單位在媒體上公佈的訊息,很快解答了眾人的懸念:犯罪人是中國政府歷來嚴加打擊的邪教組織「全能神」的成員(註一),因認為被害人是「惡魔」才打她。觀者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地明瞭是邪教洗腦所害,才讓這些想來應該十分溫和的人,包括傳統上被認為較不會使用暴力的女性或小孩,以如此兇殘手法殺害陌生人。 【為何三位年輕人,會無緣無故殺死一位不認識的少女呢?邪教的洗腦嗎?】 資料來源:images.takungpao.com/2014/0601/20140601011701568.jpg 中國政府隨後加強對邪教組織的打擊力度,在幾個省內抓補了全能神的骨幹及成員。整樁事件似乎有了再合理不過的解釋及處置,最起碼不像台灣人在面對北捷事件時──媒體及大眾急切刨根追底,想找尋犯案者有何創傷的童年或成長經驗、負向的標籤,並向他的父母、老師、學校等這些「理應」擔負教化、糾正之責的代理人,追究失職之處──那麼地無助。邪教,這個帶著媒體所謂帶著「殘害個人生命及健康權、肆意踐踏法律及社會秩序、威脅國家安全」之三大宗罪的萬惡淵藪,足以承擔起這宗泯滅人性的犯罪。 事實上,任何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對於「邪教」必不陌生。市區的計程車車頂跑馬燈上便常見到「邪教毀家害國」的宣傳標語,各級學校定期會舉辦反邪教法律知識競賽或徵文比賽,許多社區更擇期舉行反邪教日的活動,官方宗教領袖亦常在媒體上明邪教的可怕。本巷口文無意深究邪教如何可怕血腥(大眾傳媒應已「善盡」此責了)、邪教如何運用心靈控制或洗腦方式訓練信徒,或在「如何防堵邪教」這已獲實務界人士殫精竭慮討論的成果上再添一筆;我嘗試透過社會學以及歷史比較的視角,帶大家探索「何為邪教」,同時追問從邪教現象的理解透鏡,又能折射出了何種現代社會發展的切面。 ◎全球化情境下「溫拿」與「魯蛇」的文化戰爭? 「邪教」(cult)常被界定為不同於正常宗教的崇拜團體或組織,它們在信仰及實踐上往往是偏差而難見容於所處的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學的修習者,很容易發現以上的定義有幾個值得追問的問題,例如何謂「正常」宗教?何謂「偏差」的信仰及實踐?誰來定義「正常」與「偏差」?這種定義方式,顯然隱藏了定義行為背後,關於「正統 vs異端」(Orthodoxy vs. Heterodoxy)之信仰內容的權力鬥爭,也迴避了該定義行為鑲嵌於特定歷史脈絡及文化土壤的事實。因此,許多研究者傾向先不涉入判斷何為正邪、偏差的價值判斷,以較中性的字眼,如「崇拜團體」、「新興宗教」,或「新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簡稱NRM),來稱呼一般媒體或大眾所謂的「邪教」。 社會學關於新宗教運動的研究,於1960年代中期起有了爆炸性的發展。說來也與當時反文化風潮及文化全球化過程的加速,對於歐美社會自我界定為同質基督教社群之想像的衝擊有關。當時包括戰後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及追求解放的六O世代,在勇於衝撞各領域建制及壓迫的意識型態的同時,也渴望融合各種新穎的文化元素,嘗試陌生的靈性感知實作,建構另類自我認同,投入不同於一般宗教規範下的超驗追尋之旅。據此,各類新宗教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在美國便引發了主流社會與大眾媒體──雖名為「主流」或「大眾」,實則為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菁英所掌控或反映他們的觀點──的擔憂。他們認為,這些迥異正常宗教的偏差崇拜團體或組織正在美國社會蔓生,侵蝕著被珍視的種種美國核心價值;原本社會上的邊緣弱勢、意志薄弱的人們,容易受到「邪教」以各種手段的引誘入團,進行「洗腦」後植入各種反社會的行徑及觀念。這股焦慮在1978年人民廟堂(Peoples Temple)事件後達到最高峰(註二)。 【美國發生過新興宗教人民廟堂的信徒集體自殺的宗教悲劇】 資料來源:37.media.tumblr.com/d767a4fe4cd274b3d1a50fefe17971ee/tumblr_n4ltpek2cF1qefs8co1_500.jpg 社會學者也回應了這股焦慮,研究為何有人會加入到這些被社會投以異樣眼光的偏差「邪教」。他們希望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與信徒的訪談,以有經驗證據及系統的研究方法為依據,藉此理解這些不被周遭人群認可的信徒,揭開所謂「邪教」的神秘面紗。研究發現,這些信徒並非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本身因為身處被剝奪(deprivation)的狀態,而給了「邪教」可趁之機來進行洗腦。他們確實遭遇了生命的轉折點──如遷徙、失業或輟學──因此放下了原有的社會義務,舊有的行動模式也被鬆動;面對轉折帶來的生命緊張狀態,他們和我們一樣,試圖找尋解決方法以修補或整合受衝擊的意義世界,而新興宗教便提供他們靈性上的新出路。他們是一群經主動選擇,而成為宗教追尋者(religious seeker)。 後來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改宗並非驟然發生,而有段歷程,其中社會網絡是這歷程中的關鍵因素。接受新信仰的改宗者,往往是因為先與信仰傳播者建立非宗教的人際關係,基於對對方的穩固信任,才在後來進而接受一個新奇、陌生之教義,最終才加入一個新團體。在逐漸融入了新宗教網絡後,信徒彼此的羈絆日益深厚,也對想退教者產生了同儕壓力。因此,許多的改宗都發生在遷移者身上──例如去國離鄉到美國讀書的亞洲研究生、自鄉下到大城市的農民工或「打工妹」、隨著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的外省第一代──這是因為他們既有的家庭、親族或朋友等網絡,因地理上的改變而被產生斷裂,這種社會交往網絡的匱缺讓遷移者在面對個人生命轉折時,更容易走向看來跟傳統宗教型態不大一樣的新興宗教,接受被主流社會拒斥為「異端」說法,據此建構新的意義網,譜寫出變動情境下嶄新的生命曲韻(註三)。 綜言之,「邪教」之所以被界定為「邪」,很多時候是原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自認所在社會為文化同質共同體的人們──特別是掌握主流文化詮釋權的菁英──面對異文化概念及據此建立的組織的潛在挑戰,採取的一種自我防衛的心理姿態、修辭策略及反動模式。這樣的情況,因全球化時代時空壓縮下人、物、概念的更頻繁接觸、碰撞,而愈來愈普遍可見。他者,因此不只是主流選項外的「其他」,而是滲透侵害共同體的病毒。其最危險處,莫過於它以我群中抵抗力較弱邊緣人士為侵入處。據此,「邪」的存在也反過來證成居「正」的菁英竭力「拯救」邊緣人士的「善舉」。以上美國宗教發展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新興宗教的興盛不見得反映了主流價值體系的崩解或入教者的無知及脆弱,但確實折射出了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概念流動與相遇下,行動者能動的創意及建制反動的戰術。確如韋伯所說的,「人總是躺臥在自己編織的意義網(web of significance)之上」,而且,織網從來都不是獨自DIY可成就,而是與身旁眾人(尤其是重要他人)一針一線共同織造的。 ◎朝廷的正義:統治正當性的確立與潛在挑戰勢力的掃除 只是,從美國新興宗教的例子中,學者或許耽於「美國宗教自由」的想像而不易注意到,在「邪教」問題上國家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在此,回到中國的場景不但能呼應起初的楔子故事,同時也能牽引出渴望政權永續並穩定的國家,如何在貌似中立管理員的裝扮之下,事實上藉打擊「邪教」來尋求統治正當性。這一點在世界各國的政府皆有此傾向,但中國由於其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很適合用來說明這論點。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邪教」一直活躍於民間,時而竄出扮演推動改朝換代的重要角色。它,宛如星爺電影中便利攜帶、藏於民居而不被人察覺而殺傷力強大的折凳,因著截取於民間信仰眾人深信不疑的觀念(例如天道輪迴、神明降世救渡眾生刧難、開創太平大同)與實作(如神靈附體、預言、治病驅鬼),又透過鄉里、家族、人際網絡迅速流傳,因此一旦結合上天災人禍頻仍的世道,就能在短時間內匯聚出摧枯拉朽的能力,例如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死傷規模最龐大的戰爭之一的太平天國(註四)。因此,對於歷來中國政權而言,想維繫政權的穩定,就不得不正視邪教問題的嚴肅重要性,這絕不亞於籠絡、收編或打擊政治上的反對派及知識分子的工作。 【以基督教掀起清朝南北戰爭的太平天國,據說是中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 資料來源: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2/images/21-3.jpg 在這樣的時空場景下,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如西方那樣最終發展出政教分離的一個文明;相反地,「天朝」總盡其所能地且理所當然地介入宗教,一方面獲取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防止挑戰其政權的組織性力量出現。早在千百年前,中原大地上出現統一王朝起,國家就積極地想壟斷天人溝通的管道(如祭天、封禪等儀式)。它也握有誰能成為官方核可奉祀的神祗及協助地方級神祗「升格」為國家級的權力。封建帝制時期的政權,從不掩飾它對宗教專業人士──這群宣稱掌握神聖知識、中介於天人之間的類知識份子──的忌憚。它透過發放度牒(國家認可宗教人士資格的憑證)、登記清冊等方式,對這群人嚴加管控。明代甚至在各級行政層次設制對應的宗教督察機構,由選舉產生出的僧人道士組成,對所屬地區的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舉止及宗教實作予以控制約束,並定期向國家官僚上級提出報告。 等到中華帝國的時代走到盡頭,迎來的現代共和政權雖模仿西方在憲法中明定人民有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立,但對於宗教領域的涉入實則更加深入、控制更加嚴密。國民政府在法律上頒佈的各樣條例,設置了各級政府部門下的宗教管理機構,負責宗教團體的日常管理、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等,同時在宗教團體內也創設全國性協會,作為政府透過教內權威人士掌控宗教群眾的橋梁。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透過帶著文明、現代之光環的反迷信運動,清除地方上盤根錯結在寺廟網絡的地方豪強縉紳勢力。後來的共產政權,更一路繼承了這極具中國特色的宗教管理體制,同時更融入了統戰新技術,在官方認可的五大宗教內,於地方、省、全國的層級設置由愛黨愛國的宗教人士組織的「愛國組織」。將不願意加入該愛國組織者,則常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該被清除的「四舊」中的封建迷信,或是為帝國主義利用的「反動會道門」,而予以打擊、清除。如今,中共官方特別於刑法第三百條中,明文打擊「利用會道門、邪教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规實施」者,以及「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奸淫婦者、詐騙財物」者;其法條內,將邪教組織定義為「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员,危害社會的非法组織。」從種種作法可看出,古往今來的中國政權,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並消除潛在威脅,密切管理宗教事務,並嚴肅打擊類宗教團體(註五)。 論及台灣對「邪教」問題的處理,雖因為國民黨政府二戰後的長期統治,而使其特色上與上述的「中國特色」有平行之處,但也因為後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展,而使兩岸在邪教治理上分道揚鑣。首先,國民黨政府在治台之初,也曾想導正「錯誤」、「不正確」、「偏、邪」的宗教作法:例如根據〈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取締「以卜巫堪輿為業者、崇奉邪教開堂惑眾者、供奉淫神以斂財者、設立社壇降鸞扶乩者、舉行迎神賽會者、妄造符咒圖讚預言或散布此類文字圖書者、藉符咒邪術醫治傷病者等」。又根據〈改善民俗綱要〉強調動員戡亂的戰時需節約的原則,「糾正」「不良的」地方祭典習俗「鋪張浪費、落後不文明」的做法,以及這些活動中殘留日本殖民色彩的細節,如使用日本歌曲、信徒高喊日語、抬轎者身著日式祭典服飾等。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對新興宗教格外忌憚,將之視為對其統治及社會秩序有威脅的「假借神權統治的秘密結社者」而予取締查禁,例如在民間有裸體崇拜及姦淫婦女之謠傳、被當成白蓮教「餘孽」的一貫道便首當其衝,僅管教眾屢次透過體制內各種管道仍不被政府理會。另外像源於日本的創價學會、韓國的統一教,以及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會等新興宗教,皆在戒嚴時期或遭政府取締,或被監視蒐集情資。 【一貫道也曾經在台灣遭受邪教、鴨蛋教的標簽】 資料來源:dizangpusa.weebly.com/uploads/9/5/6/9/9569850/4630436_orig.jpg 然而,在1987年解嚴之後,過去戒嚴時期那些侵害、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條及行政命令多遭廢除不用,台灣驟然走向諸神競爭的繽紛年代,各種宗教團體紛紛登記成立,其中也包括前述的所有曾被取締、監控的團體。至今,根據內政部民政司的資料,已有171個全國性的宗教法人團體登記在案。台灣,無疑已成為世界上宗教最為多元的國家之一。雖然有時會在社會新聞上出現以宗教為名的騙財、騙色、傷害生命的情節──例如去年曾躍上版面的日月明功事件──但政府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皆能根據具體違法的行為,追究當事人的責任,而非因信奉「詭奇」宗教思想或組織教眾舉行「奇特」儀式而將其治罪。回顧歷史,台灣政教關係的「去邪教化」,顯然與民主化道路上,人民逐漸自國家那裡拿回集會結社的自由,限縮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名過於擴張的政府權力息息相關。 質言之,國家出現在人類歷史以來──無論古今中外,即使在被認為最不干涉宗教自由的國家之一的美國,同樣有學者從法院判例、釋憲內容以及源於亞洲的宗教如何被管理的過程,分析出國家背後隱含對「何為正教」的預設及判斷──從未停止對「邪教」的打擊,畢竟這與它自身取得統治正當性、肅清潛在的政治威脅,或擴展治理能力密不可分。國家永遠必須是「正」,或至少是「正教」擁護的掌權者。在中國的例子裡,我們也同時看到對於追求現代性的後進國家,宗教問題的「正/邪」之辨,更環繞在對「(西方)文明」的想望及焦慮雲罩內。因此,邪教問題往往不僅是宗教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本身也隱喻了這項常隱而不顯的邏輯:明教之所以成為「魔教」這樣一個邪教組織,其主要推手往往不是站在舞台前「圍攻光明頂的武林名門正派」,而是隱身在腥風血雨的場景背後,有識武林的成崑及懂武功的玄冥二老協助的「朝廷」,其力量看似遙遠於大都,黠美如趙敏,卻屢屢撼動武林,主宰乾坤,叫張無忌即便懂得乾坤大挪移,最終也只像被玩弄於鼓掌之間的小螞蟻(註六)。 ◎尾聲:他者,邪者乎,協者乎 這篇小文以美國、中國乃至台灣社會發展的進程,試圖拓開橫向的比較面並拉長歷史的縱深,以檢視現代社會中的「邪教」現象。它一方面突顯了概念流動的文化碰撞下產生的另類意義網,容易被標示為偏、邪的他者而予以排斥;同時也顯示文化菁英與國家常在「正義」、「道德」的大旗下,將這些他者的意義網予以分類、孤立,進而掃除。需要再次說明的是,這些分析並不代表「邪教」可純粹化約為被建構出來的幻像,也不意味某些報章雜誌媒體的報導警示與反邪教運動的努力,就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種統治術(註七)。只是,「邪教」問題確實反映出了文化全球化時代下的一種社會的精神面貌,了解這層面貌不但是我們理解當代宗教的一把鑰匙,也對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面對他者至關重要;很多時候,他者可以是協者,而不必然是邪者。   註釋: 一、這個被中共政權列為邪教組織的「全能神」,也不是第一次躍上央視新聞聯播這個據稱全球最多人收看的舞台,在2012年也曾因宣傳末日即將來臨,而被官方取締。從許多中國基督徒口耳相傳的故事裡,全能神拉人入教的手法之兇殘、粗暴,更令聞者瞠目結舌筆者在重慶山區做田野時,也見過被綁架並威脅必須歸信全能神的地方基督領袖,心有餘悸地談論經過;在湖北時,也遇過被全能神教徒糾纏的信徒拿著該教的刊物向我展示;到了江蘇,更看到因「東方閃電」(全能神的另一稱呼)的衝擊而整間教會被「整碗捧去」後空盪的會堂。 二、在YouTube上只要鍵入Peoples Temple或Jonestown等關鍵字,即可搜尋到不少相關的影片,包括美國公共電視台(PBS)製播、長達85分鐘的記錄片。這個宗教團體,經歷一連串戲劇性活動(包括一位試圖介入調查的美國眾議員,被教眾射殺身亡)而以九百多人集體自殺告終。 三、也有宗教社會學者針對反邪教運動,做了跨國的比較分析後,發現該運動在各國推行的強度及方式,與其所在社會的內部社會結構、價值觀、既有對宗教的想像,有密切關聯。這也透過了另一視角再次論證了「正/邪教」的社會鑲嵌的特質。 四、在1850年科舉失利的失意秀才洪秀全,於廣西金田村打出太平旗號之際,還不過是村里械鬥團體的規模,但一路北上途經兩湖打至南京之際(1853年),群眾隊伍已達五十萬人之多。有些人口學家推估,這場戰爭帶給中國的人口損失至少達一億人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數達七千萬人。可參考葛劍雄、侯楊方、張根福在其著作《人口與中國的現代: 1850 年以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的討論。 五、此處的分析主要由法條、政令、媒體報導等由上而下(top-down)的鳥瞰視野看政(邪)教關係,看似劍拔弩張、黑白分明。但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必須指出,若貼近在地視角,觀察有裁量權及決斷餘裕的地方官員(street-level bureaucrat)如何處理「邪教」又是另一回事。很多時候,「邪教骨幹」與公安是穿著同條褲子長大的發小,或同是在節日會一同聚餐的家族成員;對於取締、懲戒或容忍與否,雙方各自有鑲嵌在關係網絡之下相互理解的界線。加入「邪教」對於許多當地人而言,不是什麼傷天害理或駭人聽聞的瘋狂舉動,而是與找到興趣同好、個人發展嗜好或娛樂沒啥兩樣的日常選擇。許多「邪教」成員並不理會或未意識到自己被歸類在國家定義的「邪教」標籤之下,他們雖在信奉虔誠度或即興實作的方式,如光譜一般各自有別,但同樣是在市場化及全球化下不確定性日益加增的生活場景下,藉此編織一張置放身心、安渡生命危機的意義網,只是這張網有時超出了菁英認可的界線,有時讓旁人難以容忍或理解,有時甚至讓自己失去了對自我的掌舵權。 … Continue reading 他者的意義網,朝廷的正義劍:關於「邪教」,社會學說的其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