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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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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魔咒如何再製:文化與品味的遊戲

王宏仁,陳伯偉,唐文慧 /中山大學社會系、南華大學社會系、中山大學通識中心 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就來上課。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各位是否覺得心理學這麼說,有點道理?大概很少看到穿晚禮服或西裝的人,會嚼檳榔或口出惡言吧。所以是否只要我們穿著比較正式一點,我們的談吐是否也會跟著稍微正式? 【一個人的服飾,是否代表了他的行為舉止?】  資料來源:i3.hexunimg.cn/2012-08-09/144558670.jpg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其實當天,阿國一如往常,在上課時間準時出現,只是他今天不是從工地直接過來,所以沒有以前骯髒邋遢的樣子,難怪老師會讚美他。但是,人的穿著就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嗎?從工地過來上課,如果沒有回家換乾淨衣服,是否就代表了他這個人「粗魯、沒分寸」?而這樣子透過「穿著品味」來評斷一個人,反映了現代階級社會的什麼問題呢? ◎以文化形式呈現的階級遊戲規則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階級文化通常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階級的文化,不僅不熟悉,而且還經常有比序、比高下的情況,例如上面這位輔導員透過外在服飾的符碼,來評判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文化,在當代社會,經常就是用來判斷一個人階級高低的遊戲。 過去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的時候,多半都是從個人是否有資本/資產,或者從事哪些職業來判斷,某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例如水電工跟工程師就屬於不同階級。不過法國的社會學者Bourdieu說,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差異的最終準則,但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Bourdieu認為,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正當性。例如20世紀引入亞洲、台灣的古典音樂、西洋畫作,都被視為「好品味」的藝術,但是台灣民間吹Si-so-mi的鼓吹,或者幫忙畫遺像的畫師,都不登大雅之堂。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工人階級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英國女性主義學者Skeggs認為,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 然而,工人階級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支配者的形象,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讓階級差異的魔咒,不斷複製。 ◎喝米酒,就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 在某次的家暴團體咨商時,輔導員對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接著他也邀請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蕃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少也是人頭馬……。 【喝OX是否代表比喝米酒更有品味?】  從「走路姿勢」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怪怪的嗎?其實從另外三個學員的回答來看,喝酒並不是問題,而是「喝什麼酒」才是問題。喝高檔的、貴的,就不會有問題,喝米酒就是「蕃仔」、不入流的人。透過物質消費的展示,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判定一個人的階級身份,而不管此人過去的任何經歷,這就如Bourdieu說的:「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 就以阿樹的例子來看,,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連結到「肌肉萎縮」、「大腦受損」,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會對他者進行階級的評價(例如輔導員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階級的評價也會在男性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凝視、比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低下階級)。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特定的觀點成為了有價值的觀點,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 那麼,那些才是有價值的社會觀點呢?那就是良好的情緒管理,這個是台灣社會宰制階級最為高唱的價值。  ◎「良好」的情緒管理: 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情緒管理」常常是我們參加心靈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市面上許多的書籍,也都在教導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達到自我提升的目標。沒辦法達成情緒管理的人,通常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無理取鬧的人。 在某次的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輔導員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而依照我們聽到某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家暴學員)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 ……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與不健全的心智。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 【坊間充斥著教導人們如何管理情緒的書籍跟成長營】  資料來源:ext.pimg.tw/sweetdonut/49b2434acc049.jpg 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的情緒展演。看見中產階級 (理想) 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 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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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真的不好嗎?解析「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迷思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一樁婚姻裡,夫妻感情若敗壞至有名無實,經常聽到「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說法。我們的身邊,到底有多少人這麼想?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家庭組問卷通常都會包含一系列觀念調查問項,列出各種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常見看法,一一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2006年的調查中,有一題是「想要離婚的人應等到小孩長大再離婚」,不同意者約占一半,但同意者也不少,超過三分之一(34%)。2011年再次調查相同的問題,仍有近三成(28.1%)的人同意「為了孩子不離婚」的作法。另一題的問法是:「不好的婚姻,還是比離婚來的好」,2006年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都差不多:不同意者占六成,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占大約三成。 依問法不同、調查時間點不同,贊同者的比例與強度都會受到影響。不過,從以上數據來看,贊同「為了孩子不離婚」這種作法的人,雖不是最多數,但也並不在少數——每十人大約有三人如此認為。 ◎ 惡劣的婚姻品質與子女的心理健康 萬一兩人處不來,感情難以回復,為了孩子而維繫一個空殼婚姻,對孩子來說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嗎?萬一婚姻品質不佳,充斥著冷戰與衝突的家庭環境,長期來說對子女難道不會累積不良的影響嗎?即便不衝突,父母之間終年相敬如「冰」的家庭氣氛,有可能不影響孩子嗎? 在見證了友人一連串惡質的婚姻互動之後,以上提問成為我心中最想解答的問題之一。目睹無辜稚齡幼童長期處於父母之間高張力、頻繁衝突的互動陰影下,我心中的不捨轉化為強烈的研究動機。父或母任一方,一廂情願地「為了孩子不離婚」,真的對孩子好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針對兒少成長過程蒐集「長期追蹤」性質的資料,也就是針對相同的受訪者,蒐集至少兩個時間點以上的資料;譬如,抽一群國三學生做一波調查訪問,到了高二再請同一群學生提供後續的近況資訊。近15年來,國內累積了不少品質優良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要追尋本題答案並不困難。 一般來說,多數人會直覺認定父母離婚、居住安排有變動、雙親變單親等等狀況實在不大可能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但我提出了一個較複雜的研究假設: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影響,並不是單一性的壞影響或好影響;影響是正面是負面,乃視原先婚姻品質而定。如果原先父母的互動品質不佳,或甚至相當惡劣,那麼面對現實,乾乾脆脆地談妥離婚安排,對每一個家庭成員來說,有可能是安心邁向下個階段較好的選擇。 在分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後,我發現資料的確支持我的猜想。圖一呈現了家庭狀況不同的四群青少年,其負面心理症狀(包括做惡夢、情緒低落、感到孤單、想大叫、不想與別人交往……等十種症狀)出現頻率的長期變化。 這張圖至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一、父母婚姻品質不好的青少年(在此指填答父母感情不好的國三學生),其負面心理症狀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其他青少年。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甚至還有點廢話)。 二、若父母原先的婚姻品質不好,四年後,父母仍維持在婚姻狀態內的青少年,其心理焦慮程度高居不下;相較之下,這段時間內經歷父母離婚的青少年,原先的高焦慮傾向消失了,負面心理症狀大幅減少!(見橘色線) 事實上,國外的研究結論也與以上分析結果一致。顯示以上臆測並不因國情、社會文化脈絡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迷思來自何處? 那麼,下個問題是,我們周遭那三成相信「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人,這種想法來自何處? 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研究顯示離婚單親家庭與子女福祉之間有負相關,因此,「離婚」與「對子女有不良影響」這兩者在大眾心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連結,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關係」。負相關,必定等同於負影響嗎? 國內外至今所累積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已提供不少明確答案。本文整理出較重要的四個解釋「離婚與子女福祉之負相關」的原因。前兩個因素解釋了「為何離婚經常對孩子有負面影響」,後兩個因素則說明了「離婚」與「子女福祉」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相關」,其背後有更關鍵的真正原因。 一、經濟資源: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一大主因是經濟因素。最常發生的狀況是,離婚(或喪父)前的家庭分工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一旦父親無法或拒絕承擔家庭責任,單親母親便陷入就業困難的窘境及獨力養育子女的巨大負擔。這同時也表示,只要離婚後雙親都有意願及能力提供經濟資源,或是單親那一方始終擁有正常的就業能力或穩當的經濟來源,此因素便不會是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 二、家長心理健康: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二大主因是家長心理健康。不論是離婚或喪偶,單親家長經歷了婚姻瓦解,更同時要面臨獨力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心理健康不佳的可能性較大;而家長的身心健康可能進而導致教養效能低落。換句話說,要與運作順暢的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長要維繫一個讓每個成員身心都健康的家庭,困難度或許較大,但若是與運作不順暢、爭端不斷、氣氛冰冷的家庭相比,哪種選擇較佳?這就沒有絕對的必然性了。 三、家長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不同群體的離婚發生率事實上並不相同。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較高者,離婚率較低。近二十年的台灣如此,多數先進國家亦然。但很少人去討論以上這項相關,因此鮮少人知道這個社會現象。換言之,離婚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群人在離婚前平均來說已經較弱勢了。(此處指的是平均,當然不表示個別狀況必然是如此。) 四、原先的婚姻衝突: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對夫妻既然後來選擇離婚,婚姻衝突可能早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與其問「離婚是否對子女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倒不如將問題調整為:「造成不良影響的關鍵因素,究竟是離婚事件本身,還是離婚前的問題家庭?」一旦將離婚前的夫妻關係考慮進去,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父母的長期婚姻衝突對子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經常要比離婚本身來得大。也有些研究指出,來自「離婚前家庭」的孩子,早在父母離異前就展現問題了。換句話說,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背後關鍵因素是「壓力鍋家庭」。 接續以上圖一的發現,我的進階分析「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發現,父母衝突的確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過,相較於這種不脫常識、眾人皆知的結論,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研究發現是,父母之間的劇烈爭吵,對父母沒有離婚的青少年來說,會顯著增加其焦慮傾向,但對父母已離婚的青少年來說 (在此指雖已離婚、分居,但彼此仍劇烈爭吵的父母),竟然沒有什麼負面影響。難道這表示「父母明明感情差卻勉強維持名實不符的婚姻」要比「離了婚還是會爭吵」對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傷害嗎?我們雖無法完全確定這樣的解釋夠準確,但這項分析結論讓我們更瞭解家庭動態如何影響兒少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 「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親密關係的品質才是關鍵 對部分衛道人士來說,本文可能有「鼓吹離婚」、「破壞社會安定」之嫌。不過,希望讀者不要忘了,本文論點最重要的前提是「如果婚姻品質不好」。也就是說,在夫妻互動不佳、關係惡劣的情況下,若堅持不離婚才是對孩子好,這是一種可怕的迷思。 【最高離婚的廣告詞:為什麼?如果分手會更相愛的話?】 資料來源:pic.pimg.tw/rrrrr51138/1371351507-2326037217_n.jpg?v=1371351508 任何人際關係(不限夫妻,尚包括親子、伴侶、手足、家人,或朋友),若缺乏雙方的誠意、努力,及適當的溝通技巧,便不可能有好的關係品質。通常關係越是親密,困難度及需要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一樁出現問題的婚姻、一個面臨挑戰的家庭,要問的問題不是離婚是否萬萬不可,而是,解開糾結的問題根源、回復正常的家人互動、尋回溫暖的家庭氛圍,有無可能?該如何做?如果不能,又該如何?假裝問題不存在,只為了維繫婚姻的形式,卻讓成長中的子女目睹了「無意願正視問題」或「無能力處理問題」的父母,孩子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 ========     註1:這份研究論文原標題為:「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4期,頁31-73。下載連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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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丈夫委屈有理?從張德正事件看「家暴防治」體制

廖珮如,唐文慧/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中山大學通識/社會系 過年前發生張德正駕車衝撞總統府的事件,我們從新聞報導及他的部落格陳述中發現,他控訴自己的家暴案遭判決不公,因而萌生以極端手段抗議的念頭。在此,相信許多人都會跟我們一樣感到好奇,究竟張德正的不平與委屈有理嗎,社會應如何看待? 【張德正對於家暴法的不滿,造成他去衝撞總統府】 資料來源:news.tvbs.com.tw/static/forum_attachment/img/FILE_DB/newsphoto/huangihan1987@tvbs.com.tw/201401/20140127001713332.jpg 我們認為,媒體目前對於該事件的討論,並無法幫助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防治」有更多的認識,也無助於對加害人相關處遇措施的檢討改進;再者,我們認為張德正個人行為背後的制度因素也應該被討論,才能窺得事件的全貌。 ◎「莽夫」不值得同情? 「家庭暴力」類型繁多、成因複雜,處遇流程亦是跨部門的複雜工作網絡,過去各界一直強調執行需再提升,例如讓加害人不再犯,受害人不再陷入受暴循環等,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人權議題。我們然而發現,關於「家庭暴力」的知識產製,已有來自社工、醫療、警政、司法人員等第一線工作者豐富的論述,也有許多對來女性受暴者的經驗研究,然而卻較少從「相對人」(加害人、施暴者)的主觀經驗切入。社會大眾對於「家暴丈夫」印象,總認為他們是一群「莽夫」,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因此他們的聲音少有人傾聽。 一些諮商界的研究說,這些加害人通常會否認和淡化自己的暴力行為。但是不要忘記,也有許多加害人同時是受害人,如果「關係的衝突」被簡化為個人的問題,那麼就有可能讓家暴丈夫認為自己被冤枉和不當處遇。 如果女性主義者反對社會對女性的特定歧視和偏見,是否也應該要同時關注對社會對男性的各種歧視和偏見。其實社會組織也可能在父權資本主義的統治關係結構下,透過專家論述與文本媒介的過程,對家暴丈夫的生活經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們真實的感受與在地生活經驗往往被否定。 《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年立法乃由婦女團體、女性主義學者、助人工作者的積極倡議通過,其立法宗旨乃在「防治」暴力,而執行處遇流程的工作人員則跨越社政、警政、衛政、司法等不同部門。家暴防治體制的專家們,往往片面期待加害者「反省自己不當的情緒管理」,並且要求他們「改善個人的暴力行為」,卻完全無視他們想要表達和吐露自己的心聲,說明他們在結構限制困境下的慾望。他們從生活經驗中所發出的「真實的敘說」不被傾聽、認可與接納的結果,遂導致其對體制更大的反彈,一方面未能達到家暴防治作用,也造成了性別壓迫的後果,這往往是專家與常民生活經驗的距離所造成。   【男性的述說,經常被忽略】 當我們從家暴丈夫的經驗去看他們與家暴防治網絡的互動關係時,我們發現,家暴法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例如:男性再犯率高、持有保護令的婦女仍遭殺害等等。目前家暴處遇較積極地在保障受暴者人身安全,卻很少「觀照」處遇流程是否意識到施暴者的多樣性(階級、教育、族群等),從而能給予合理且有效的處遇,以減低暴力事件的再發生。另外,我們認為「保障」二字會比「保護」來得好,因為若一再強調女性需受「保護」,而未能發展她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那家暴法便成為取代父權社會兄長制來弱化女性的機器了。 ◎專業工作者需注意特定階級或性別偏好造成的歧視 「家庭暴力」的類型繁多,有「尊親屬暴力」、「卑親屬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婚姻暴力」等多種樣貌,又可再細分如「同志伴侶親密關係暴力」、「異性戀同居伴侶親密關係暴力」、「高齡異性戀婚姻暴力」等,既然家暴類型繁多,產生因素自然迥異,施暴者既有可能是男性也有可能是女性,受暴者亦然。其中通報量佔多數的男對女「婚姻暴力」可被視為「性別暴力」的一種形式,因而分析性別面向對於了解異性戀婚姻暴力有其重要性。 但是性別並非自然天生,而是後天建構而成,故我們在理解異性戀婚姻暴力時需思考,台灣社會對男性與女性的性別建構是什麼?對理想的異性戀婚姻關係又是什麼樣的想像?例如,好男人溫柔專情又不失男人味,看似成為當代台灣社會男性的理想形象,這種形象背後代表一種中產階級白淨的專業形象,與當代台灣社會中不同年齡層、不同階級、不同教育背景的男性存在眾多差異。 第一線專業工作者若存在好男人需如何如何的性別價值觀時,專家論述形成的統治關係,便帶著傳統性別意識型態與特定階級的價值觀來評價加害人,這使得許多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家暴丈夫身處家暴防治網絡時,感受到經驗的斷裂。他們沒有專業論述的詞彙可以敘說自身經歷的困境時,便使用常民的語言,卻不被中產階級專業者所認可。他們抱怨法律都是站在太太那一邊,批評家暴法是破壞家庭的惡法,認為處遇計畫對他們並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 身為研究者,我們並非只是片面聽取且相信他們的語言,而是挖掘其語言背後的闡述與處遇建制中的專家們之間所顯示的階級與性別經驗的落差。 ◎男性的觀點需要被看到 家暴丈夫的不滿反映他們與家暴防治網絡互動之後的社會關係,目前家暴防治工作相當缺乏教育和宣導,許多勞工階層的男性表示,從不知自己這樣的行為違反家暴法。試想,家暴法通過乃近十幾年來的事情,許多家暴丈夫出生成長於四、五十年前的台灣社會,彼時台灣社會的性別價值觀與婦運興起後的性別觀念已有很大差異,性別觀念的養成既是一種社會建構,也因時、因地,甚至因年齡、階級、教育、族群而有所差異。性別平等和情感教育更是近十年來才開始於各級學校所推展,許多早已離開校園步入社會的成年男性並沒有足夠的資源、餘暇接觸相關教育宣導,累積數十年的價值觀,光要靠處遇計畫中數十小時的認知教育課程來矯治,恐怕沒那麼簡單。 【是否如政府的宣傳漫畫這樣子,家暴法就保護了一切呢?】 資料來源: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f5_56_01.gif 此外,司法流程及後續的認知團體矯治課程等,皆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專業意識型態,一些低社經教育程度的男性,被通報家暴時,陌生的法條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承受的重。難以親近的法律語言、窘迫的經濟,讓他們只有一項選擇,那便是尋求免費的法律扶助。 另外,對於工作型態無法配合司法開庭時間,及處遇計畫上課時間的家暴男性來說,繁複的司法流程和處遇過程使得他們的經濟條件更為惡化,夫妻兩造原就存在的衝突更加惡化,這是他們最深沈的痛。 男性情緒不平和抗拒主要原因,在於家暴防治業務及司法流程,皆大量仰賴受暴者的證詞,男性生命經驗和對婚姻衝突的不知所措並不被認同,也無人有心傾聽。婚姻中累積下來的夫妻衝突爆發成為家暴案件而進入處遇流程之後,衝突遂轉化為單一或數次暴力事件,男性在婚姻中所受的委屈、不滿和無奈都無法被接納。 ◎看到性別、階級脈絡下的婚姻衝突 我們從這些家暴丈夫的經驗中看到《家暴法》將婚姻暴力行為入罪,在司法體系中入罪意味著僅處理單一暴力事件,法律本身並不負責觀照婚姻衝突發生的背景,忘記了婚姻衝突脈絡的重要性。與家暴丈夫的訪談也發現,夫妻的暴力衝突之前便發生大小不一的衝突,許多與雙方的性別角色期待有所關連,例如妻子覺得「好丈夫」「應該」外出工作,因此會奚落失業在家的丈夫;丈夫覺得「好妻子」「應該」待在家照顧孩子,卻外出與朋友聚會而發生爭執等。 【夫妻之間的性別角色期待落差,也經常成為家暴的結構因素,如于美人事件】 婚姻衝突的脈絡避不開性別角色(好丈夫、好爸爸、好妻子、好媽媽、好媳婦等)期待的矛盾與雙方既有的性別價值觀,不同階級、族群、文化的男性與女性也賦予性別角色不同意涵,家暴防治專業工作者在「保護女性」的善意之下,若僅將男性暴力行為做個人歸因,而忽略性別這項結構性因素,這也會導致許多男性即使身處不同婚姻或伴侶關係,仍一再被通報家暴,現在通報一個張德正,未來仍可能繼續出現千千萬個張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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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心術式的家暴男心理治療?

陳伯偉、游淑華/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的讀心術 讀心術,一直是魔術表演中很受歡迎的選項。魔術師不管是成功的預測出現場觀眾心中冥想的數字,或者是正確猜中觀眾手中樸克牌的數字與花色,總是能讓大家好奇是怎麼做到的?那麼社會學是否也可以呢? 今年在上大一社會學時,我們跟學生誇下海口,即便事前沒有做任何溝通,也能猜中他們心中所想到的畫面。為了增加噱頭,事先準備好兩年前其他學校學生的畫作,篤定待會他們在壁報紙上所畫的內容,將與我們手中的作品相去不遠。底下是我們所準備的作品。 學生在半信半疑之下,畫出他們心中「家暴男性」的形象,而我們也成功預測出學生的想法: 男人會家暴,乃是因為他是心智有問題、失業/勞工階級的男性,形象就如底下的圖案。很神奇吧!不同學校、不同時間點,為何社會學的「讀心術」可以如此準確預測學生的想法呢?   【今年同學畫出的家暴男形象,跟前年畫的一模一樣】 如果魔術師的「讀心術」是靠著細膩的手法與道具的輔助,來擄獲人心,那麼,社會學家的「讀心術」則是透過「刻板印象」,來推測大眾對特定人事物的想法。換句話說,社會學家藉由刻板印象解釋,為何即便大學生從未看過家暴男性,仍可以清楚畫出單一鮮明的家暴男性形象,認為他「一定是那個樣子」,就如同美國白人男性看見迎面而來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男孩,便直覺認為他是危險分子,且懷疑他口袋藏的可能是槍械或是毒品,所以就算開了槍,也只能算是「正當防衛」(參考藍佩嘉《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社會學的讀心術,讓我們看見主流社會對「他者」的想像,從美國社會對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我們看見了種族的歧視與偏見;也從台灣社會對家暴男性的刻板印象,我們亦看見了階級的不公凝視(參考王宏仁《階級凝視下的魯蛇人生》)。   ◎法界、學界對家暴男的讀心術 刻板印象的運作不在於完全違背「事實」,而是將部分的事實,當作「唯一」的解釋,並決定什麼是我們應該注意與忽略的訊息,其目的乃是為了維持特定群體的純淨與優勢。譬如,異性戀、藥癮者以及男同志都屬於HIV感染的高危險群,但在新聞報導中,只有男同志成為HIV的代言人,且將原因歸因於其喜愛雜交、開轟趴所致,將同志再度汙名化之際,不但讓公權力可以趁機介入管理「不良」的性實踐,也讓「正常」的異性戀與愛滋的污名劃清界線,以便繼續享有自身在性階級上所享有的優越。 同樣地,家暴男性彼此社經地位其實差異甚大,然而只有「失業或勞工階級」與「酗酒」被法官認定為是家暴男性的主要特徵之一[1];在法務部相關刊物中,也建議相關專業人士應特別留意加害人(相對人)是否具有「酗酒問題」,或因「失業或經濟上的危機,而處於高度壓力狀態下」[2]而有家暴行為。因此,男性家暴人常會抱怨法官在受理家暴時,好像只在乎「有沒有喝酒 ?」、「有沒有工作?」似乎從這兩個問題,就能知道男人會不會家暴。甚至有犯罪研究學者將自身對勞工階級男性的文化偏見(譬如勞工階級男性好喝酒、喜歡賭博、喜好模仿A片的性行為等)[3],解釋成導致家暴的潛在危險因子,更將階級文化上的差異,視為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無法理解與跨越的鴻溝,進而成為處理家暴的困境之一[4]。然而,我們很少聽到有對中產階級家暴男性的探討,讓我們以為中產階級男性不會家暴,誤認只有做工的男人才會打老婆。將家暴視為是勞工階級男性才有的性別化偏差行為同時,也凸顯了中產階級男性的優越。 【只有勞工階級的男性才會摹仿A片情節?】 那麼如果中產階級男性打老婆呢? 那他很有可能就會被判「階級失格」,失去原本令人尊敬的階級特質。譬如,我們先前參與觀察家暴諮商成長團體[5],發現成員中曾擔任外商公司主管的高知識份子家暴男性,因為熟悉中產階級諮商專業人士所認可的「情緒管理」模式[6](包括善於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與他人做到有效的溝通,不偏頗的陳述意見,並以自省的口吻為發言占去過多時間而感到抱歉,或及時糾正自己過於激動的表現),讓他在小團體裡如魚得水,深受其他男性成員的愛戴,甚至是輔導員的推崇,成為團體中的示範楷模。 然而,同樣的階級特質,卻可能因場景的轉換,成為讓人詬病、嘲笑的把柄。換句話說,當這位中產階級家暴男性在法院向檢察官解釋,他並非有意違反「遠離令」(不得於100公尺內接近受害者),而只是必須回妻子家接小孩補習、繳大樓的管理費,但檢察官認為這些解釋只是推辭,甚至在法庭上反諷地問:「你書念那麼多,怎麼連字都不會看嗎?」,認定他身為高知識份子卻明知故犯,動機更加可疑。 中產階級家暴男性一旦被貼上家暴的罪名,就像隻被去勢的公雞,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他的中產階級特質,也因家暴行徑,顯得格外諷刺,甚至從「資產」變成「負債」,被判定為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而是像不識字的人一樣無知。透過否認中產階級家暴男性的階級正當性,我們看見優勢階級如何藉由「排外/壞條款」,繼續維持自身的純淨與優勢。  ◎可能反抗不公平的階級鄙視嗎? 在家暴團體諮商輔導過程中,屬於勞動階級的家暴男性常能感受到自身所遭遇到不公的階級審視。然而,當遭受到階級的不公凝視時,他們並非全然接受,甚至會主動反擊、挑戰專業人士的說詞。譬如,心理師有一次在課堂上提醒做建築工的學員應該要更加留意自己的穿著方式,原因是心理師認為「人說話方式跟他的穿著很類似,如果穿著隨便,說話的態度也會跟著變的很隨便,因此容易與伴侶產生口角、發生爭執。」 然而,其他成員對這樣的說法顯然不認同,甚至反諷說:「○○○下次去工地上班,要記得穿西裝,才不會被告家暴」、「最好以後大家要多念唐詩三百首,學習罵人不帶髒字,就不會被告家暴……」,以及「老師,我們雖然說沒念什麼書,但社會大學的文憑也唸過好幾個,跟你說社會上有很多讀書人都是『嘴念經,手摸ㄌ一ㄥ(奶),咖打(腳踏)查某間』,道貌岸然的表面下,都嘛是說一套做一套,這種人,才是真的讓人瞧不起……」。顯然,學員在課堂上對專業人士的階級偏見並非無感,也會直接說出抗議,同時對知識分子趾高氣昂、「偽君子」的作風感到不屑;而學員反諷的口吻,也讓專業人士的建議聽起來格外不切實際。 除此之外,家暴男性也常對專家「天上飛」的建議,感到欠缺常識:「老師講的都是那些天馬行空的大道理,什麼叫做遇到夫妻爭吵要學會轉念,改變心情、不要生氣,我們每天面對的都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問題,當我沒錢拿回家就被(老婆)念說『愛河沒加蓋,怎麼不直接跳下去算了』,在外面『做甲流汗,在家被嫌甲流瀾』,就算轉念轉到天昏地暗,問題還是沒解決,一點都不實際。」 【中產階級是嘴唸經,手摸ㄌ一ㄥ,腳踏查某間?】 資料來源:http://www.buddha.twmail.cc/images/lec01.jpg 雖然家暴男性能為自身所遭受到的階級偏見提出反擊,但這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給專業人士一個「再教育」這群不懂得控制自己脾氣男人的大好機會。每當新進學員在成長團體課堂上,慷慨激揚地辯稱自己無辜、抱怨家暴法的種種不公時,「老學長」便會告誡他們要先冷靜下來,學會情緒管理的重要,因為曾經有學員,在法庭上覺得自己備受委屈,情緒表現激動,忘了講話要修飾,讓法官覺得他真的有暴力傾向,原本只判12週的課程,最後一爭辯就被判要上24週。 ◎心靈不相遇的家暴心理治療 現階段政府培訓處理家暴相關人士課程,強調「加害人」的「病態」人格[7],認為男人會家暴,乃是人格上有問題,導致「治療」家暴男性的工作,最後通常都會落入醫院中的男性精神科醫師或法院系統安排的臨床心理師[8]手中。其治療方式,通常都是以一套「理性」課程,隔離出兩者互為「他者」的安全空間,兩造各自在心知肚明的狀態下,展演出一場完美的「情緒管理」課程之後,各取所需(一方是為了工作指派、一方是為了配合強制教育),分道揚鑣回到彼此的世界。在這段名為心理工作的空間與時間,嚴格說來,彼此心靈不曾相遇。 然而,家暴男在與心理師進行團體課程時,為了自身所遭受到的階級偏見對心理師提出反擊,只是一種憤怒的抗議行徑?或是企圖跨越彼此階級鴻溝的勇敢現身?心理師在面對他們時,是否接收到這份希望他人瞭解的求救訊號?專業人士單方面要求學員如何學會「理性」、成功管理自我的負面情緒,以及法官在面對「情緒管理不良」的家暴男性,以加重課程次數變相的「處罰」學員,希望其能與心理師再次好好學會如何有效做到情緒管理的重要,是否是因為專業人士無法、也從未想到要去理解勞動階級的困頓經驗,而只是直覺的選用一套自己所熟稔的(中產階級)價值與訓練課程,來逃避或忽略面對勞動階級強悍且有生命力的回擊? 如果在諮商過程只將情緒管理不良,視為人格上的缺失,不但漠視心理諮商乃是中產階級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自身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9],也忽略良好的情緒管理,乃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特質。能夠有效「管理」負面的情緒,在遇到困難時冷靜面對、不受到影響,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乃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權;能夠與人做出「良好」、有效的溝通,背後則是需要(語言與文化)資本的支持。因此,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反觀工人階級,常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成功管理情緒的能力。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上的缺失,除了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在這看似「階級中立」的諮商過程中,「情緒管理」如何成為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培養階級敏感度,進入他者的生命故事 身為第一線的心理師該如何做呢?心理師與家暴男在心理工作場域,能夠真正接觸與相互了解的關鍵樞紐,在於心理師要擁有階級敏感度。 心理師應時時檢視自己與個案所處的相對階級位置,並反思自己內外所呈現的狀態,是否會成為自己與個案間心理的阻隔因素。換句話說,一個沒有階級敏感度的中產階級心理師,會讓自己隨時隨地以中產階級樣貌出現,也不會對自己提著LV包包,一身昂貴品味的出現在經濟弱勢案主面前而感到抱歉,甚至理所當然忽略對方內心的不安與外在的困窘。一個沒有階級敏感度的心理師,會把諮商所佈置得美輪美奐、鋪上木質地板,不但室內擺設高級闊氣、在盥洗室擺上精緻進口的手工香皂,猶如置身五星級飯店,殊不知這樣的空間所營造出來的高級舒適感,雖為自己不斷累積金字塔頂端的消費「客源」,卻讓工人階級的個案感到怯步不自在。 【沒有階級敏感度的心理師,會把諮商所佈置得美輪美奐】 其次,一個沒有階級意識敏感度的心理師,會認為人們之所以尋求治療,是因為他偏離了某項客觀的標準太遠,而企圖用科學的方法評量當事人,然後提出「介入」的「治療」方法。在一位沒有階級意識的心理師的工作場域中,案主會覺得心理師離自己的世界太遙遠!因為當我(個案)用你(心理師)所「建議」方式回到現實的生活空間時,除了喪失了原來熟悉的生存姿態與應對方式之外,也成了一無是處的無能者。然而,有階級敏感度的心理師會知道,世界沒有唯一的真實(reality),真實是由各方觀點與事實所建構起來的,而在心理師工作的過程中,合作關係的建立比衡鑑技術更為重要,心理師和當事人之間的敘事與對話過程才是工作的焦點。 最後,有階級敏感度的心理師會擺脫「專家」角色,成為一個真正會聆聽他人故事的傾聽者。當心理師帶著無知、好奇與謙卑的姿態去理解與認識學員的生命經驗時,她/他會藉由不斷聆聽他人的生命故事並透過彼此的故事分享,進而真正去接納與欣賞他們(例如:當心理師會看到學員平日很努力辛苦工作並在得以空閒之際抽空回家梳洗換上一身乾爽衣服來參與團體,心理師會看到他對團體課程的珍視而感謝他對團體成員們的真誠與重視,也會改變自己原先對勞動階級的刻板印象),而非對其進行批判與分析(認為他是因為以前穿著隨便,所以說話的態度也會跟著變的很隨便,而容易與伴侶產生口角、發生爭執),甚至要求其改變成心理師心中理想的模樣,將自身荒謬的歸因,當作是個案之所以會家暴的不爭事實。 ◎發展家暴男與心理師互為主體性的故事敘說 拋棄「專家」角色的心理師,在與案主展開會談工作時,彷彿像是擁有一件隱身斗篷般的將自我的階級意識懸置起來,如愛麗絲夢遊般的走進他人生活世界,在好奇與驚豔中跨越了原本所處的徑渭分明的那條階級界線,最後和個案發展出一種互為主體相互交織的對話與問話。 【心理諮商師需和個案發展出互為主體、相互交織的對話】 資料來源:http://smizz.files.wordpress.com/2012/05/dialogue.p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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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嗎?于美人家暴事件的社會學考察

唐文慧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系 于美人的家暴事件最近天天佔據媒體版面,許多評論者紛紛表態,雙方誰對誰錯各有支持者。是否如黃小琥的歌「沒那麼簡單」所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嗎?我認為,這個事件不僅是茶餘飯後的八卦話題,也應該值得我們做一番社會學的考察。 ◎于美人是強勢的女人?孝順的女兒? 其實家暴有非常重要的部份成因,往往超越當事者的個人因素。台灣整體社會的性別文化,使得個人經常難以掙脫傳統性別角色的包袱,因而落入「性別困擾」而引發關係的衝突,這才是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強勢女人?孝順女兒?】 回顧此事件,源於James(于美人的老公)跟丈母娘(于美人的媽媽)長期相處不睦,這次因言語衝突,甚至有動手的嫌疑,導致于美人「依法」幫媽媽申請保護令,家內不睦事情因而曝光。有人認為,于美人是媒體寵兒,收入高、名聲響,因此她講話一定會比較大聲,在家裡肯定會對丈夫頤指氣使,激怒老公,這才會導致今日的家暴發生。 然而,于美人在記者會上說自己是「孝順的女兒」,認為老公對養育自己長大的單親媽媽大小聲,態度不敬,讓她不得不為母親申請家暴保護令,這是在盡自己做為女兒的責任。後來又表態,絕對不會棄自己親生母親於不顧,因為目前他們的住處是「娘家」,該搬走的絕對不是母親。究竟誰是誰非,似乎社會大眾並無公斷,更添事件的可談論性。 ◎家暴行為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眾多的個人行為,其實是社會結構影響下的產物,家暴行為也不例外。學者R. Stark與J. McEvoy認為,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不能只從「個人層面」做解釋,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會有不同的婦女受暴機率。Glenda Kaufman Kantor 與Murray A. Straus的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越支持婦女外出工作、擁有自己的經濟收入,越肯定女性的「家庭再生產」貢獻,婦女的受暴率會越低,而社會文化若越容忍男性以暴力對待女性,則家暴比例會越高。 如果依照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追問,對於婦女外出工作和擁有自己的事業,台灣社會文化是否仍舊抱持著遲疑的態度,因而造成于美人的家暴事件?台灣社會是否仍然認為,美滿的婚姻,應該維持在一種所謂的「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的傳統性別關係當中,才算理想?果真這樣,無怪乎那些有高收入、高職業成就的「女強人」被父權社會認為是婚姻殺手,因為她們違背了傳統的性別配置。也無怪乎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會說出,自己單身的好處是「至少不用兩面作戰」。 似乎「家庭與事業兼顧」從來只是女人的難題,而不是男人的困擾。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嗎? 【小英說:單身的好處是不用兩面作戰】 ◎女強人是婚姻殺手?男寵夫是人生失敗組? 然而歸罪於「女強人」造成家暴的說法,不僅壓抑女性追求個人成就的動機,也造成「厭女主義」的後果,而男性其實同受其害,因為他們得處處小心地維繫「傳統的男子氣概」,深怕自己成就不夠高,收入不夠豐,不能如總統女婿那般擁有「高富帥」受到社會的支持和肯定。這也就是事件當中,我們會聽到男女雙方各執一詞,于美人指責James失業多年,沒有養家,而James卻一再否認失業一事。 在父權文化下,失業的男人會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認為他們無法扮演「養家者」 (breadwinner)的角色。而縱使有工作,也被期待是個收入不僅需高於太太,也要高於其他男人,才是「人生勝利組」(winner),才會被社會讚許,這樣的性別文化對於James和許多男性來說,無疑是巨大的社會壓力。無怪乎後來許多言論傾向認為,男方在這個事件當中是「弱勢者」,並處處為James說話,因為社會大眾也會企圖修補他「個人受損的陽剛氣質」,來維繫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正當性。 報導說于美人的年收入有四千萬,依此來看,「他們的」家庭絕對是衣食無虞的,究竟雙方的心結在哪裡?男人一定要是「養家者」嗎?女人一定不能是「女強人」嗎?這樣的組合,婚姻一定註定要失敗嗎?這是個人的性別包袱造成的,還是社會的性別文化價值觀的壓迫所致?今天如果于美人和James的生物性別互換,這些問題還會發生嗎?如果我們無法改變生理性別的差異,我們可否改變社會的性別觀念,來避免類似的衝突發生? 【老公James當寵夫,是否為人生失敗組?】 分析社會性別文化,如何影響親密伴侶與家庭成員的互動,相當重要。「沒那麼簡單」的歌詞說「相愛沒有那麼容易」,那麼究竟困難在哪裡?除了個人的背景條件和個性態度以外,社會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意識型態,是否也強烈影響和左右了許多人對理想婚姻與性別分工的想像? ◎兩人相愛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 從于美人事件,我們必須思考的另一個面向就是,相愛只是兩個人的事,跟整體社會的傳統性別文化無關嗎?家暴衝突的理由常常是:在主流社會的傳統性別秩序中,脫逸常軌的男或女,經常無法取得正當性,也不被社會認同,如此一來,個人與社會之間會產生格格不入的感覺,個人也就容易心生不悅。換言之,個人的困擾其實是來自於社會的壓力,但卻又不自覺地將此社會壓力帶入家庭日常生活與婚姻互動當中,在個人與社會多重因素交織困境下,產生令個人難以掙脫的沈重壓力,導致家庭或夫妻關係的衝突。 [黃小琥:沒那麼簡單] 因此,家暴事件的背後,需要認真去檢視社會脈絡的因素,這個社會因素往往超越個人層次而對眾人行為有重大影響。下次如果你又聽到家暴事件,不妨先聽聽、唱唱黃小琥這首歌「沒那麼簡單」,然後再想一想,就像歌詞中所說的「沒那麼簡單就能去愛,別的全不看」!那又是要看什麼呢?答案就是「台灣社會的性別文化」!去聽聽那首歌吧,真的,初次墜入情網的少男少女,多多體會一下,我想你們也會喜歡的。至於有智慧的熟女和聰明的熟男,必然都會聽得懂這首歌。但千萬別誤會,我不是故意打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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