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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樹仁到樹人:反思如何「教」與「學」社會學

陳柏甫/美國康乃迪克大學社會學系 張儀君/美國瑪卡萊斯特學院 (Macalester College) 地理學系   「為什麼要學社會學?」在台灣,讀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科系的價值長期以來經常受到質疑。除了對特定科系的忽視外,這個問題背後也涉及台灣社會普遍對「文科」或「文組」的輕視。這種輕視一部分起因於與文組科系的就業機會似乎少於理組科系、大學畢業後一般起薪較低有關;但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文科」科系只會要求學生強記各種零碎的知識,理解力不足,邏輯思辨能力不佳,與社會的需求連結薄弱。 「巷子口社會學」和其他公共媒介這些年來一直致力於幫助社會科學走出象牙塔,導正大眾對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偏見。然而,在重新定位社會學研究與台灣社會間的關係的同時,關於社會科學教學理念與實務的闡述卻仍舊少見。儘管這些年《見樹不見林》或《社會學想像》等譯作處理了導論階段教學與學習的許多問題,謝國雄老師關於田野研究的討論對研究方法和實務上也提供了豐富見解,「巷子口社會學」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對於社會學教育與公民參與相當精彩的討論(如顧忠華,2014;張峰碩,2015;林宗弘,2016;黃厚銘,2016)。但是如何重新梳理課程、制定學習大綱,並從課程設計為起步再次想像「教」與「學」社會學的意義,台灣社會學界於這些議題的討論卻尚為不足。 美國社會學界有Teaching Sociology的期刊,專注於討論與分享社會學的教學理念和實務議題。受到該期刊相關討論的啟發,同時緬懷過去受教於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老師的經驗,我們想藉由此文分享我們這些年對「教」與「學」社會科學的理解,更希望能拋磚引玉,讓台灣近年積極參與教學實務與改革的先進們也能加入相關的討論。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台灣社會科學教育可以借鏡美國的文理教育理念(或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重新定位社會科學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文理教育並不把訓練專才作為己任,反而更強調培養廣泛的基礎能力、訓練批判思考和促進公民社群的積極參與,並相信社會科學訓練是達成這個教育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美國,文理教育一直扮演培育菁英及社會中堅分子的重要角色。即使在由技術主導的資訊業裡,文理教育畢業生處理社會與科技議題的能力也被高度重視,近來逐漸成為高科技理工就業市場中的主流(eg. Hartley, 2017)。儘管台灣的高教環境和美國文理學院的小而美相去甚遠,但社會科學科系在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上確實有其獨特的優勢。社會科學原本就是為理解人類社會而存在,為此發展了豐富的知識和方法論,以及深厚的研究和思辨傳統。這些基礎讓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得以發展觀察、論證和參與社會議題的核心能力。然而我們的教與學要如何才能達成文理教育的理念?讓我們從教材,教法,指導等方面來檢視。   如何選擇教材? 「當老師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慎選教材,以防學生讀到不好的書,導致永久的腦部傷害。」 —黃樹仁 在新自由主義和高教市場化的影響下,這幾年社會科學教學似乎朝著效率化和指標化的趨勢。如同許多其他的學科,社會科學的教學中逐漸強調套裝知識和特定的技能培訓,綜合教科書開始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在理論、調查或是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儘管效率化與指標化的教學有助快速散布知識,廣泛地學習調查或研究方法等專業似乎也增加了畢業生知識的廣度,因此提高受雇的可能。但若缺乏適當的平衡,這些趨勢可能會犧牲社會科學教育下培養基礎觀察、批判論證和社會實踐的獨特優勢。 樹仁老師在其著作裡已闡述過他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如黃樹仁,2002; 2007)。他特別重視社會科學研究如何促進對重要現象的理解,尤其是當研究能提供具原創性和啟發性的觀點。樹仁老師在教學上也持相同看法。他注重對優良社會科學作品的理解和欣賞,進而讓學生培養觀察、思辨和論證社會現象的基礎能力。 對優秀作品的重視首先反映在教材選擇。樹仁老師多次主張老師最重要任務是精選好的閱讀材料;他認為未經篩選的閱讀輕則浪費學生的學習時間,重則導致學生錯誤的理解。他的教材選擇範疇不限學科分野,而著重於提供啟發性觀點和豐富脈絡的一手著作。在如此觀點下,「社會變遷」的課程常選讀地理學者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鋼鐵》和經濟史學家Paul Bairoch的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全書。在跨學科的「台灣社會研究」課程裡,樹仁老師也選擇與每週主題相關的關鍵研究,範圍橫跨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甚至是宗教研究。 我們認為教育學生閱讀跨領域的高水準一手作品是社會科學教與學的核心任務。首先,閱讀寫作優良的原創作品有助開拓學生的眼界,體會高水準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創新觀點和精闢解釋。再輔以老師適當的導讀,學生更能學習社會科學研究怎麼發展研究問題,如何進行邏輯推導和經驗佐證來建構論述。更進一步說,教導學生閱讀與理解第一手著作有利於體現知識生產和典範演變的真實過程。跨領域閱讀更能增進學生對於社會現象理解的全面性。相較之下,單一學科或科目教科書良好的摘要整理雖然能更有效率地傳達套裝知識,但這樣的便利性卻經常建立在過度簡化問題意識及論證過程的代價之上。在教材取得和閱讀不易的過去,選用二手詮譯或許有其道理,但在高品質和可讀性佳的社會科學作品普及的現今,讓學生直接從各領域的原創作品學習,應當是較有利的教學途徑。 事實上,這樣的教材選擇取徑也是美國文理教育重要的主張。為開拓學生的眼界與培養學生理解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過程,在筆者接觸的文理學院課程設計中,甚至是大一基礎導論課程,都相當重視跨領域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這些課程對於學生學習的期待不在求快、求廣,而在求精確與深刻的理解。閱讀與欣賞原典的能力也有助於學生學會當第一手的知識消費者,不需仰賴已經過他人消化過的二手材料,這樣的訓練非常有助於提升未來自學與探索新知的能力。   為什麼學理論? 「我以前在Madison的時候,做理論的分成兩種人,一種是把問題想得很清楚的優秀社會學家,可以理解理論在社會脈絡裡的意義;但另一種只會每天滿口理論名詞,邏輯不通地胡說八道。」—黃樹仁 儘管社會學理論是樹仁老師的專業,他不認為理論可以獨立於經驗研究之外;他生前甚至曾經主張社會學理論不必列入必修課程(林宗弘,2016)。樹仁老師認為,若老師把社會理論當作哲學辯論教授,這對培養學生的社會理解其實不利,更有可能讓學生不明理論的意義,最後誤認賣弄名詞概念就可以當大師,就是酷炫的社會學研究。在教授理論課程時,樹仁老師多次強調經典理論的貢獻並非是亙古不變的社會法則,而是優秀學者們對其當時重要社會現象經驗研究的成果。因此,學習這些社會科學理論不該像學習物理或化學定律,窮盡精力追求一個「真理」,反而應當要深入理解學者當時的社會脈絡和思想背景,進而探討和批判這些作品裡的研究問題、方法、論述的建構和經驗證據,以及理論對現象的解釋力。 樹仁老師的碩士班社會學理論課的閱讀書單。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的觀點相應的是一個深入的教學方式。無論在大學部或碩士班,樹仁老師的理論課程不求廣泛介紹多家理論,只專注於少數經典原著。多年來,每周的閱讀量少則三十頁,多則近百頁;老師在上課時分析和批判指定的閱讀材料,並解答學生們的疑問。在樹仁老師一般性的理論課程裡(不同於他專門的理論seminar),一學期的教材通常就是從所謂三大家(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著作各選擇兩、三份作品。這不僅略過其他學者,即使在三大家的理論中,也只做選擇性介紹。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在教學後期,樹仁老師開始選擇性使用原著的中文翻譯),另一方面是因為老師對深入閱讀的重視。不少人質疑這種教法會導致學生理論學習的廣度不足,無法接觸足夠的社會學知識。在他的理論課程的大綱裡,他對這樣的教材選擇做如此解釋: 「學習的最好對象……應是最有啟發價值的著作。學習範圍未必要無所不包,而應是選擇關鍵領域,嘗試重點突破。一旦在某個領域達成理解上的突破,則自然具備藉由自修與閱讀而擴大知識領域的能力。」(黃樹仁,碩士班社會學理論,2006 秋季課程大綱) 樹仁老師的理論教學方式呼應了他對教材選擇的觀點。筆者們從過去十多年當學生學習、到當老師教授社會科學理論的經驗看來,這樣的教學的確有優於其他模式之處。當前許多理論思想課程會選取相當數量的學說,將理解記憶其論點當作首要教學目標。此類教學設計或許只是依循慣例、行禮如儀,又或是認定知道一定的理論是學生必備的基本知識。在實務上,這樣的教學常只能選用短篇的原著或二手的摘要;很多認真的教師也會進一步整理重點,致力於講授其精鍊消化過的材料,方便學生快速學習。但如此蜻蜓點水式地接觸多方理論的效果卻不見得理想。對那些沒有學術傾向的學生,套裝理論知識在考試評分後就所剩無幾。而對於有志學術的少數學生,這樣的教學有相當的機會誤導學生,使其相信累積理論知識、事事皆套用理論觀點,才是學理論的重點。這樣的誤導,很可能使學生擁抱博物館學或考古學式的理論學習取徑,從而相信要窮盡所有的理論,專注艱澀、少見、或新潮的學說,才是學習理論的最終目標。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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