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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1952年的兒童節，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甫三年，《聯合報》社論絲毫沒有慶祝節日的歡愉氣氛，反而充滿憂國憂民的沈重感懷。文中批評有些父母學習傳自歐美的教養模式，「不明真諦，徒學皮毛，以致從童年就養成驕佚頑劣的習性」，呼籲為父母者「能以驕縱，溺愛，姑息為戒，而不忽略基本的童年教育」。文末更不忘呼籲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1] 我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懷念大陸上的億萬兒童！他們在朱毛匪幫的血腥魔掌下，不祇已失去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暖：和安心讀書的機會，而且被匪幫驅使成為鬥爭的工具……我們今日在復興基地的台灣慶祝兒童節，必須不要忘記他們，並積極努力，加緊準備，早日反攻大陸，拯救魔掌下的同胞和兒童！ 【早期的兒童，是被規訓的對象，以便服膺反攻大陸的政策】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10/up7339/13/124685012143 到了1987年，台灣歷經了民主化、政治解嚴，以及工業化、經濟起飛，慶祝兒童節的方式與氛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坊間商家紛紛推出各式各樣吸引「小小消費者」的促銷活動，《聯合報》社論呼籲成人對純真童年不宜過度干預，尊重兒童作為主體的地位： 兒童節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率真純摯的日子，但非常不幸的，也流為一種形式主義，而且把它塑造為一個大人模式的節日。因而，今天我們慶祝兒童節，基本上是要把這個節日「回歸」給兒童，「回歸」到兒童教育與福利上去。兒童什麼都不是，兒童就是兒童，要把兒童看作兒童。兒童教育就是兒童教育，絕不應是大人要兒童納入怎樣模型的教育。[2] 慶祝兒童節論述的改變，呈現了台灣社會對於「童年」看法的變化：兒童從「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台灣也從一個提倡節育計劃、積極控制人口的農業社會，轉變為面臨少子化的「國安危機」。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探討「童年」的社會建構與歷史變化，反映出戰後台灣怎樣的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期的童年觀如何衍生了相應的親職腳本（該如何養育子女），對於不同的家長群體形成「不適任父母」的社會壓力。 ◎「童年」的歷史轉變與社會建構 我們現在想到「童年」，腦中浮現的就是孩子純真的笑顏，以及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然而，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脈絡中，「童年」的意象未必如此。歷史學家Philippe Aries便大膽地宣稱，「童年」的概念其實是現代的發明。他發現直到中世紀結束前，成人與兒童從事的活動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成人也會念故事書給彼此聽，兒童也要參與勞動。從十五世紀的肖像畫看來，兒童的穿著打扮與身體表情都只是成人的縮影。在死亡率高、平均餘命短的年代，彼時的父母並不特別強調與孩子情感上的連結。[3] 「兒童」與「童年」的社會意義，在西方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明顯轉變，根據社會學者Viviana Zelizer的生動描述，兒童變得「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4]「神聖化童年」的文化建構與以下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不再是經濟生產的單位，童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加上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數量的增加，都賦予家庭生活、親子互動更多文化與情緒的價值。 「童年」與「成年」的範疇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存在像現在這樣明確的分野。歷史學者熊秉真中國社會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重視兒童的情感價值。[5] 「童年」的概念不僅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文化間有所差異，同樣時空環境中的不同家庭，尤其是社會階級的分野，也會造成童年處境大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著有「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描述父母的階級背景如何導致不同的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進而影響子女的童年處境、甚至未來發展機會的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獨特天賦，父母有責任規劃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才能與思考；父母應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以免傷害孩子脆弱的情緒。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則「讓孩子自然長大」：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會對其學習或成長過程有太多的干預，父母多直接給小孩指令，挑戰父母權威的行為不會受到鼓勵。[6]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戰後台灣三個歷史階段截然不同的童年建構，以及怎樣的父母容易被貼上「問題家長」的標簽。[7] ◎「國家未來主人翁」：反共復國與家庭計劃 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1950年代，養育兒童旨在於培養為國服務的生力軍。兒童首先是國家的兒童，才是家庭的兒童，孩子對於父母的孝順並不能超越對於國家的忠誠。1952年的《豐年》雜誌主張兒童節的意義在於「培養健全的小國民來組成富強的國家」[8]，有位母親在兒子為國殉職後說：「讓兒子為救國的事業犧牲，完成兒子的志願，才算真的愛他。」這位「空軍之母」被讚賞是值得全國母親效法的賢妻良母。[9] 【早期的兒童必須跟愛國活動結合一起】 資料來源：farm7.static.flickr.com/6051/6293243251_8b784b7e9e_z.jpg 為了訓練孩子成為未來的民族鬥士，五零年代的兒童教育鼓吹要「引導兒童進入嚴肅規律的實際生活」[10]和「訓練服從」[11]。當時的兒童經常扮演勞動者的角色，不論是家庭外的有酬工作，或是家庭內的無酬勞動。《豐年》刊登了「職業兒童」的照片，包括擦自行車、擦皮鞋、拉三輪車、送報[12]。童工的處境，雖然顯得不幸，但被標榜是理想的楷模，能夠「自食其力、苦心上進，將來必定非常傑出」[13]。 在1951至1965年間，支持反共臺灣發展的關鍵力量，是高達美金1.5億元的美國援助，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從1954年開始推行的家庭計劃。美國之所以提供臺灣慷慨的經濟援助，有著地緣政治的重要考量：臺灣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可以鞏固其「自由中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利益。當時的美國人口學家呼籲政策執行者必須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以免因為社會發展遲滯而變成共產主義蔓延的溫床。然而，蔣介石政權在初期相當反對節育政策，因為，國民黨政府若同意美國政策對於人口過多的診斷，就意味著承認中華民國的統治領土僅限於台灣、沒有可能「收復大陸」。提倡家庭計劃者因此被保守人士戴上「共產黨同路人」的紅色小帽。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家庭計畫初期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推動，小心地以「婦幼衛生」和「孕前衛生」的名義來遮掩掩節育的推廣。 在1952年的台灣，每一千個嬰兒中有將近45個會在一歲內過世，到了1960年仍有35個會早逝。人類學家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巴西貧窮鄉下的母親，由於嬰兒死亡率過高，在孩子出生後，暫時不取名字，也不記錄出生或死亡記錄，以延緩親子情感連結，避免養不活時的過度悲傷。[14]農業台灣的許多父母在嬰孩出生的頭幾年也經常不報戶口，甚至不取全名，因為不確定孩子是否能存活下來。在嬰兒存活率不高的狀況下，父母在懷孕、初生的前幾年，往往不會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關注，以避免猝死後有太多的傷痛。 1960年代是推動家庭計畫的黃金時期，在美國機構的技術與經濟支援下，台灣政府有組織地推廣避孕與節育，「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算少」等口號倡導小家庭與兒童照護的正面關聯。許多雜誌文章討論大家庭的不幸，標題如：「孩子要好、不要多」、「孩子太多不是福」、「孩子多、痛苦多」。家庭計劃的文化宣傳鼓吹一種「摩登家庭」的形象，呼籲家長提供有品質的兒童照顧，並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並強調這些目標僅有二或三個小孩的家庭才有可能達成。 【家庭計劃在當時引起跟『多生小孩』】 美援計劃透過衛生所的基層網絡，進入社區舉行家庭訪問或舉辦小型講座。衛生所的家訪工作計畫，規定必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位於偏遠地區。[15]護士、助產士、家政指導員等基層人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指導的對象也是家庭中的母親。換言之，家庭計劃與家政教育伴隨著「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希望透過改造農村母親的生養行為，追求現代中產階級為典範的家庭生活。 家庭計劃引起的爭議，反映出兩種定位台灣兒童的競逐看法。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將兒童視為未來的戰鬥軍人，以協助其收復中國大陸；而美援支持的家庭計劃，則以實際治理的台灣為範圍來評估人口控制，擔心人口過剩與貧窮問題，將促使下一代成為未來的共產黨。面對高嬰兒死亡率、衛生條件不佳等具體風險，這個階段首重的教養益品是「生得少」、「養得活」、讓孩子平安、健康地長大。低教育的農村家庭，被視為有問題的父母，成為節育避孕、衛生宣導、家政教育的主要對象。 ◎「兒童劫」：都市風險與親職教育 1980年代的兒童節，出現日益增多的兒童消費報導，這個節日不再張貼國家口號，轉而浮現豐富商機。兒童開始成為市場的兒童，也就是「小小消費者」，媒體報導一方面召喚兒童的主體性來促進消費，例如遙控飛機的廣告宣稱要為孩子「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16]，另一方面也視兒童為「缺乏選擇能力」、「需要保護的消費者」，呼籲社會注意玩具安全[17]，也號召父母在物質已經無虞匱乏的狀況下，應該投注更多對於兒童藝文、文化學習、父母愛的重視。 1984年兒童節的前夕，台北市螢橋國小發生全國震驚的潑硫酸案。一名疑似有精神障礙的男士闖入教室，拿出一個裝滿硫酸的油漆罐，潑向正在上課的學童與老師，該男士隨後取出尖刀、刺腹身亡。報端以「兒童劫」的標題來呼籲保護兒童安全的重要性。[18]1988年的陸正綁架案也被媒體大幅報導，這些備受矚目的新聞事件都強化家長的恐慌。父母在外出活動時，變得更加謹慎地看顧孩子，許多父母開始接送小孩上下學，避免讓孩子走路回家，遭遇車禍、綁架的可能。學校與政府也耳提面命，甚至舉辦營隊，來訓練孩子面對公共場所潛藏的安全風險。 都會地區的孩子，可以在戶外自由活動的空間因而大幅減少。「外面」之所以變得危險，反映出社會生活與鄰里關係的結構變化。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馬路變成車禍頻生的「虎口」，孩子上學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才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都市化的趨勢讓鄰里關係變得疏離，「陌生人」變成需要提防的對象。 【戶外空間不再安全，家長開始接送小孩，而不是讓他們自己上學】 然而，即便孩子待在家中，也不被認為是絕對安全的。隨著女性就業、雙薪家庭的增加，變遷中的家庭形式如何影響兒童照顧，也引起許多討論。媒體使用「鑰匙兒童」、「空胃兒」（沒吃早餐）、「黃昏孤兒」等新興名詞來描述那些因為父母在外工作而疏於照顧的孩子。新聞報導宣稱，鑰匙兒童因為沒有父母的監護，容易成為綁架的對象，或滯留電動玩具店、成為問題青少年。「虐待兒童」的定義也逐漸擴大到包含疏忽、體罰，甚至「精神虐待」，如對孩子加諸太多學業表現或才藝發展的壓力。兒童的脆弱性逐漸被放大，不僅是人身安全上的脆弱，也包括心理與情緒的脆弱。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