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二)到底是誰的需求? 特殊教育法規定裡面十三種障礙類別,注意力缺陷小朋友屬於第八項情緒行為障礙,即情緒行為表現異於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在各縣市政府,都會有為相關教育診斷鑑定人員。張銘庭老師指出以新北市為例,包括期中鑑定(當孩子入學之後,老師發現孩子有這需求並提出)與優先入學鑑定(還沒入學前的新生篩選)兩種。特教診斷的第一步就是觀察學童,但觀察是否客觀仍需打上問號,因為每個人對孩子的觀察都不太一樣,有些時候是家長的觀察,有些時候是學校老師的觀察。負責鑑定的特教老師又稱心評人員,主要利用情境跟教具對孩子進行相關的鑑定。心評人員會再重現一般環境的情境,評估學童的表現的能力。鑑定的依據除標準化測驗(如智力測驗等)外,端視家長、學校老師、醫師對孩子觀察紀錄而定,如此才能判定學童是否具備特殊教育的需求。不是醫療證明就表示孩子有特教需求,只是大家很習慣這兩者相等,很多時候有疾病不代表你無法適應學校生活,孩子真的在學校適應有困難時,我們才會鑑定他有特教需求。 張銘庭老師提到,到底誰需要特教老師的介入?她提到在教育現場,往往是成人決定孩子有沒有需求,往往是普通班老師覺得學生有此需求,就會建議家長,轉介給特教老師;有時候家長說我的孩子有需求,期待老師在學校幫他注意。一般而言,在一般教育的介入後,仍很難改善者,這時候需要轉介給特教老師。什麼是注意力缺陷過動?從特教的觀點來看,在鑑定報告裡面常常會提到的情境包括「不管情境為何,每隔一分鐘都會對老師講話」,或者家長說:「在家裡一直找媽媽說話,不讓媽媽喘口氣」。心評人員會對比二者的情境描述,可能看似相同,但對特教老師而言卻很不相同,涉及到主觀的描述,所謂「一直」因每個人的耐心不同,對於一直講話的定義不同,「一直」到底有多頻繁,需要有數字告知頻繁的常態。張老師提到一個例子,很多家長詢問:「為什麼孩子在家可以看電視看三小時,但老師卻向我反映孩子有注意力不足,說在學校看書只能看十分鐘。」她認為可以回答的是很多文獻指出看電視其實沒有用腦,所以其實並沒有在使用注意力。此外,看書只能看十分鐘這件事情,也不會單純判斷有沒有注意力不足。通常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有個最大困難是,有時候不小心會注意到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比方說,你家住在機場旁邊,通常一般人可能住久了就會習慣,自動忽略聲音,可是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卻沒有辦法忽略它,他會一直注意到這聲音。 我個人一直不相信吃藥可以解決全部的問題(雖然藥物有其必要性),也高度懷疑鑑定或是診斷的完全正確性,更不懂為什麼家長擔心小孩看三小時的電視,但看書的專注力卻不到十分鐘,因此焦慮小孩有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天啊!這樣的邏輯下,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病人。此外,我認為學習的媒介應該是多元的,不該只有閱讀書本這樣的形式,無聊的書籍當然很難引起共鳴。台灣學校中的大班教學、集體主義、訓規取向和課程進度壓力,使得師長較專注於班級經營和教學進度,對於個別兒童的個殊性和心靈內在層面的問題較少深入瞭解和細緻對待。有些好動活潑、回應緩慢、個性敏感或靈性較強的孩子常常因某些因素而顯得與學校生活和同儕格格不入,就會被歸類到「特殊教育」的「障礙類別」或「病童」的領域中。但這種病理化的處遇模式,往往落入一種「過度簡化歸類」和「標籤化」的迷思?因此,我們需要回到文化的脈絡來理解這個議題。   (三)兒童圖像:純真vs危機 《Naughty boys: Anti-social behavior, ADHD and the role … Continue reading 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黃厚銘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緣起:資訊社會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家的退卻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婉君你好嗎?》為臺灣近年來浮現的網路「鄉民社會」提出新的觀察。雖然早在一九六零年代,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已經逐步成形,但台灣以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連結到網際網路(internet)卻是1992年的事情了。台灣的社會學界注意到網際網路所即將帶來的衝擊,則以1996年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濫觴。其後,在瞿海源、傅仰止教授的領導下,以此研討會參與者為基礎,一起申請同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內「主題計畫」每年舉辦研討會供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分享研究成果,至2001年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為止。 《婉君你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資料來源:http://goo.gl/IEhjzk) 2001年,在翟本瑞、張維安教授等人的倡議下,「台灣資訊會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並發行學術期刊《資訊社會研究》作為交流相關研究成果的出版園地。時至今日,也將近十五個年頭。其間,元智大學也曾設立「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縮編為「資訊社會學碩士學位學程」。儘管該研究所或學程的英文名稱是social informatics,但主要成員是社會學家,其核心成員曾淑芬教授也曾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實際上,台灣已出道的社會學家之中,至今仍持續從事資訊社會研究,還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的,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儘管直至近年,仍不斷有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資訊社會相關研究為題取得學位,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社會學博士,卻少有以此做為研究主題。 相對於翟本瑞教授當年的豪語,「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社會學教科書的每個章節都得重新改寫」或是「資訊社會研究就像是在地表上採礦,隨處都可以挖到寶藏」,實際上投入相關研究的台灣社會學家顯得青黃不接。這與資訊社會研究的特性有關,簡單地說,就是青年學子才比較可能一天到晚投入於「螢幕生涯」(”Life on the Screen”)(MIT心理學家Sherry Turkle(1995)研究網際網路的重要著作之英文書名)之中,面對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能有充分的掌握。但此一族群的弱點則在於欠缺足夠、成熟的經驗研究或理論背景訓練,以致只能隨波逐流地捕捉到浮光掠影,無法拓深資訊社會研究的社會意義與學術意涵。相較於此,已出道的社會學家,雖深懷學術訓練的絕技,卻在繁重的教學研究負擔下,頂多只能藉由訪談或問卷調查方法,間接理解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樣隔靴搔癢的研究取徑與成果,終究無法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也難以讓社會學家自己滿意,以致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一退出,鮮少有相關研究著作發表。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學界在資訊社會研究方面的退卻,等於把這方面的研究拱手讓給了傳播學等其他學科。 不論是台灣的社會學界或傳播學界,都沒有給予PTT BBS這個獨步全球的特殊網路現象足夠的關注。直到近年大眾傳播媒體習於到PTT蒐集新聞題材與「網友意見」,每日PTT版的瀏覽人次超過600萬人,才令人驚覺新媒體的傳播力。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發起,首創「網路直播」以來,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PTT BBS的密切關係,「鄉民」或「婉君」才逐漸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焦點。就PTT BBS此一資訊系統的文字介面而言,相對於圖形介面、多媒體與以滑鼠點選為操作方式的WWW,是顯得落伍、醜陋,且不「好用」(user-friendly)。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該BBS卻日益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現今台灣BBS的「唯一」代表。以致當主流媒體引述「網友說」時,經常指的也是PTT BBS的使用者。相較於國外類似的論壇式資訊系統,幾乎都已經轉變為以http為傳輸協定的Web based模式時,以telnet為傳輸協定的PTT現象可以說是世界網路現象與網路發展的異例。單就這一點來看,這段極具特色的發展歷史就值得研究並留下記錄。 其次,在網絡分析的研究取徑當紅,以及強調關係網絡的facebook使用者不斷增加之際,PTT使用者的人數增長趨勢雖然因而遇到了瓶頸,但何以facebook在台灣仍然無法一舉取代PTT的地位,網友們在使用facebook的同時,仍持續投入於PTT當中?甚至在重大運動賽事或戲劇播放的同時,還一方面收看電視轉播,一方面登入PTT的相關討論區以文字轉述賽事或參與評論討論。換言之,自稱為「鄉民」的PTT使用者藉由他們的參與,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鄉民文化」,這也絕對是值得了解的事情。 透過《婉君妳好嗎?》書中的觀點,可以對以上的問題提供一些解釋。   遊戲、情緒感應與非理性 1938年,荷蘭思想家J. Huizinga(1949)寫就了《遊戲人》(”Homo Ludens”)一書。此書標誌著對人類本質的構想,從號稱是Aristotle所謂的Homo Sapiens(智人,人是理性的動物),到Home Faber(工匠人,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及至後來的轉變。所謂遊戲,就是在例行化(routinized)、有目的(purposeful)之日常生活之外所切割出來相對自主的時空。遊戲者之所以投入遊戲,不是為了什麼功利性的目的,而純粹只是覺得有趣(just for fun)而已。亦即,參與遊戲本身就是目的,別無其他外在於此的目的。但這種從功利性觀點來看,似乎是無聊與沒有意義的行為,卻是文明進展的關鍵動力。Huizinga此一別出心裁的見解,後來也影響了著有《人、玩耍與遊戲》(”Man, Play, and Games”)一書的R. Caillois(2001)。進而,經由Caillois與G. Bataille所創的社團「社會學學院」(College of Sociology)的影響,更促成了H. Lefebvre(1991)提出以節慶帶來空間意義的轉變,並藉此顛覆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主張。由此可見,節慶,無論是在Lefebvre或是前述Bakhtin的分析裡,還具有顛覆或挑戰日常生活既定權力秩序的意義。實際上,連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的再版序言中,也不得不坦承,要是他在寫作時有看過Bakhtin有關中世紀節慶之政治意涵的討論,他自己這本書的論述也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扣連到本書的內容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八卦板的鄉民、甚至是酸民,如何用冷嘲熱諷、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將政經權貴予以「降格」。此外,本書所沒有觸及的「樓蓋歪了」之類以接龍、腦力激盪的方式遊走於板規邊緣的現象,也凸顯出前述非理性、無生產性的遊戲心態之關鍵角色。 此外,Huizinga「遊戲人」的概念,同時也與德國思想家G. Simmel所提出的探索(adventure)(Simmel,1971)與社交性(sociability)概念遙相呼應。因為探索就是一段與例行日常生活有別的歷程,而社交性概念的提出則凸顯出人類別無其他功利性目的,單純與他人交往互動的需求。Simmel(1997:122)說:「社交性就其純粹形式而言,並不具有更高的目的,沒有內容、也沒有外在於其自身的結果。」亦即,社交性只是出於和他人相連結的需求,其意義就在於過程自身,而沒有外在於這個行動的目的或是動機,所以,其樂趣也僅止於來自社交自身,因而也是一場純粹的互動(黃厚銘,2001:172-173)。 極其類似的,法國當代社會學家M. Maffesoli也如此描述他所謂的新部落主義(neo-tribalism)背後之社會性:「創造性的不做為(creative not-doing)是滿足共在的根本。而這共在是自足的,不必要尋求特殊的目標來證成。這正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沒有目標或目的的社會性(sociality)。」 Maffesoli(1996a:64)進一步指出:「它強調了『我們』的重要性與『共在』的盛行。而此一共在除了共在以外,並沒有其他目的。」以及:「或許存在著一種溝通,這種溝通的唯一目的是『接觸』他人,單純地保持聯絡,一同參與在一個群聚的形式中。」(Maffesoli,1996a:62) 也正如溝通與社區(社群、共同體)在字源上的親近性所彰顯出來的,溝通的重要性不只是在於所傳遞的資訊或物品,溝通本身就有助於促進共在與共感共應,而成為社群的基礎。此外,Maffesoli (1996a:107)亦以包括商品、性、意見、情感等各式各樣的交流(commerce)來討論交流本身的重要性。並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也提出對話(conversation)與交談(talk)差異,藉以凸顯交談本身的作用,而不只著眼於對話的內容 (Tuan,1996:175)。PTT BBS本身從著重於資訊交流功能到至今以不特定主題的大型看板為熱門看板的轉變,其實是見證了情感交流、甚至是交流本身即是目的之現象。在濱野智史對日本2 ch的分析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情形。 (PTT網頁頁面) (資料來源:youtub,https://goo.gl/6Uv3qC) … Continue reading 捕獲婉君:網路「鄉民研究」的評析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譯本為《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都是重要的參考著作,但是這兩位作者都不是從社運研究領域出發,也不是從相關理論或文獻提出研究議題。 在台灣,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研究兩者之發展也越來越呈現脫鈎的現象。我整理了1980-2014年間以台灣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其中包括84篇中文,50篇英文。[1]下圖1呈現了歷年出版數量的趨勢 很明顯,在八○年代晚期的政治自由化與伴隨而來的社會運動風潮之前,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幾乎沒有期刊論文的產出。到了九○年代,儘管在某些年份有波動,但論文生產較為密集。然而,真正的高原期是在2000年以後,開始出現了穩定出刊篇數,意味著這個研究領域的成熟。從歷年論文數量來看,1987-1999年間是平均每年2.5篇,而在2000-2014年間是平均每年6.5篇。 期刊論文在2000年以後數量的增加,產量在2004年達到頂峰,其所反映的情況並不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興盛,事實上,由於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政治效應,社會運動反而呈現較為消極的狀況。同樣的理由也說明了為何在2008年之後,當台灣的社會運動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復甦,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產量卻沒有出現上升趨勢。 學術生產向來是勞力密集的知識活動,需要多年的訓練與資料蒐集,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運動的學術寫作與實際發展無法同步。就如同智慧女神Minerva的貓頭鷹只在日暮時刻才展翅飛翔,學術研究也往往只依賴「後鑑之明」,只能等待抗爭政治階段性的落幕之後,才能有所發現。總結來說,一個制度化的研究領域必然會變得更加自我維繫與自我參照,而這也意味著研究活動與研究對象無可避免的逐漸脫鈎。   以動員過程為研究核心之限制 除了建制化的學術研究環境,使得研究者與對研究對者越來越疏離之外,另一個因素則是在於研究者所提的問題也呈現越來越窄化的趨勢,只聚焦於狹義的動員(mobilization)過程,而較少探討促成社會運動浮現的結構面因素,亦或是長期的影響。 基本上而言,在英語研究中,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典範戰爭(paradigm warfare)在二十年前早舊結束了,取而代之的一種結合組織網絡、政治過程、認同形構、構框的整合式研究途徑。到了二十一世紀初,Charles Tilly, Doug … Continue reading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南港小學者:我做了一個夢…   黃樹仁老師過世之後約兩個月,我突然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爭辯,討論一篇論文內容,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臉氣得像憤怒鳥一樣,我當時突然想到,黃老師不是往生了嗎,怎麼我還惹他生氣了?當時半夜立即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沒想到台灣社會學通訊竟來向我邀稿,希望評論一下黃老師的大作〈小國的學術困境〉,讓我又回憶起那夢中的爭論,想想確實也是追思他生平貢獻的好辦法。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小國的學術困境〉發表評論,因此,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務必先回顧一下黃樹仁教授的原文,以免有所誤解。   黃樹仁老師這篇〈小國的學術困境〉言簡意賅,對一國學術社群的集體科學研究績效而言,Size matters,而且推論出好幾個可以驗證的理論命題或假設,簡言之,國家小導致學術社群人口少,原創學者更少,對本土議題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成就較差,透過專業社群內部治理績效不良、以及教學品質較差的學術再生產過程,會引起學術產出績效(無論如何測量)的負面後果。台灣學者天天做研究或教學工作時,都在為他的理論提供新的觀察。   雖然〈小國的學術困境〉並未提供充足的經驗證據,其論點與近年來流行的人力資本之規模經濟或創意城市等想法,有互通之處 (Florida 2002)。全球城市研究裡有不少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其網絡的地理群聚,對知識的增長有指數作用,我認為這個一般理論在統計上可能是顯著的。換句話說,我大致同意〈小國的學術困境〉的論證—學術社群的網絡規模越大、結構越開放、則越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創新,反之學術社群的規模越小、網絡越封閉,其知識累積與創新會陷入困境,而學術社群規模跟網絡開放程度,與先前的歷史制度條件有關,大致上非學者主觀意志所能克服。然而,為了回憶黃樹仁教授憤怒鳥似認真討論的可愛表情,容我藉本文跟黃老師繼續爭辯,以資追念。   預設分析單位:國家或城市群?   首先,我想檢討一下本文預設的分析與測量單位:國家(請回顧黃樹仁(2007)的127-128頁的假設A-E,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F)。國家是否可以等同於學術社群地理群聚的界線?倘若國家可以當成學術社群網絡規模的最佳測量單位,亦即一國之內算成一個社群網絡是合理的,我們將很難反駁黃樹仁的觀點。然而這個單位很可疑。依據人文或經濟地理學的看法,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便是削弱了主權國家在領土之內控制經濟與人口的能力,因此,地理學者經常將產業或知識經濟的分析單位下降到大城市群(徐進鈺、鄭陸霖2001),其中最大者為東京(2014年估計約三千五百萬人)、或紐約、首爾、上海或北京層級的超級城市(約1~2千萬人),但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群的規模,是落在五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例如舊金山、波士頓或香港與新加坡,大城市群也是學者之間面對面人際接觸、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的主要地理範圍。   以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產出的分布來說,大城市群與小國的規模非常類似,而大國內部通常會有好幾個大城市群。以黃樹仁此文裡,台灣學界的對照組美國學界來說,大部分的全國社會科學年會其實都有東區、西岸、湖區、南方與中西部等四到五個分會,而這些分會的網絡通常比總會要活躍得多,全國年會反而通常是師生聚會的社交大拜拜,無法深入交流學術專業意見。   詳細評估美國學界的合作網絡,多發生在地理範圍相近常春藤盟校畢業的學術菁英之間,例如波士頓、紐約、湖區與加州學者各自的合作,如果拿台灣北部的都市群(包括北北基桃竹八百萬人)、或有人主張全島西岸當成一個巨型城市群(接近兩千萬人的超級城市),與波士頓或舊金山相比,其人口、學校與學者或學生的規模,可就很接近了。即便在德國,據我理解其科學社群或大學也是強烈地方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台灣北部都市群與大城邦,例如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規模相近;與日本相比,雖然全台灣的人口規模遜於大東京都會區,至少可與舊帝國大學的其他城市或區域,例如京都、福岡、仙台或北海道相比。中國大陸學界,其實也可以分為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學術網絡。   我等小國共四、五百個社會學者的學術總產量、與大部分作品的素質,當然比不上三億人的美國、一億兩千萬人的日本或八千萬人的德國的最頂端四、五百人,這就是大國之人口規模所造成的效應。然而,比起大國的數個城市群之一,例如與加州(3880萬人)、德州(2696萬人)、紐約(廣義統計區2340萬人)一地相比,或是與我國人口規模相對較類似的小國荷蘭、韓國(5022萬人)、西班牙(4677萬人)、加拿大(3516萬人)或澳洲(2313萬人)等國家的城市群之一來比較,按黃樹仁的人口規模理論,學術社群還是有一搏之力。如果與美國以外的小國主要都市相比,我們的學術績效較差,顯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常態科學或典範移轉   在學術組織或制度的層次,黃樹仁此文背後還有一些簡化而優美的『常態科學』空間與時間預設未能深入檢討,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G,包括(G1)空間與組織上隱含在其預設A-C的全球學術組織同型化,與(G2)時間上則是常態學術累積或創新的連續性預設。黃樹仁似乎假設常態科學產出是具長期累積性的,僅受到學術制度化之後時間的影響,此時如果全球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只有一種組織型態或誘因結構,研究資金與人力規模就會決定產出,因此,要改善台灣學術產出,我們應該以最短時間建立最適規模組織。據此,黃樹仁認為要提高台灣學術產出,就應該將現有的高產出學者,集中到3~4個頂尖大學或大型研究組織,其中至少應該有多元次學門30個以上學者互相交流,這種機構的設想,與德國的Max Planck Institute較為類似,在台灣學界,則是轉化為教育部集中資源給少數頂尖大學、以提升學術排名的政策。   其實,這種常態科學觀點很像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模型,缺乏動態與變遷觀點。根據台灣經濟社會學對我國在積體電路產業後進優勢的研究、以及近年來流行的棒球統計—魔球(moneyball)理論(路易士2011),我提出兩項質疑:學術界典範移轉的『社會運動』式政治機會結構、與團隊整合的組織創新。   首先,科學理論的變遷不僅有常態科學時期,還有典範移轉或創造性破壞的時期(Kuhn 1962; Schumpeter 1942),兩者如景氣週期般循環。然而,學術典範與社群有其沉入成本與路徑依賴的特質,例如個人的博士訓練要五到十年的投資、而機構一但給予受雇者終身職,其人力配置的彈性就會受限。上述制度條件下的常態科學社群,經常傾向複製或強化原有理論,難以推動學術典範移轉。如果,學術社群經常面對非常態時期的典範移轉,已經制度化與僵化的『最適規模組織』,反而無法面對類似抗爭政治研究裡,一小群革命份子的創造性網絡資源動員與迅速奪權。舉例來說,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勝過日本同業,其原因之一,便是在電子產業快速創新的時期,以網絡式組織超越了高度制度化與僵化的日本企業(川上桃子2012),讀者亦可回憶太陽花運動如何超越傳統政黨組織力量、重塑台灣政治版圖,或類似的組織新黨及產業創新。在創造性破壞的學術典範移轉時期,被黃樹仁認為具有唯意志論傾向的『卡里斯瑪』式原創性學者,可能利用學術提問或方法巨變的風潮,擺脫傳統機構僵化的特徵,冒著高風險重新打造科學社群的組織與誘因結構,藉此在某個學術領域超越原來的先進社群。   此外,學術機構的平均組織規模與網絡開放性是兩回事。同樣來自積體電路產業研究的洞見,相對於日本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論資排輩與封閉性,矽谷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發現,工程師社群內低組織忠誠度、與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以及非正式的水平社交網絡等,對工程師社群的知識交流與創新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此看來,無論系所的人數規模有多大,台灣學界應該廢除校內派閥與師徒忠誠、也不必顧慮對系所公共事務的長期承諾,採用北美洲高薪挖腳優秀年輕學者、給予具生產力學者優厚福利與終身職的策略。問題是就算加入了網絡開放性的變量,我們也無法推翻黃樹仁的論點,因為如其所觀察到的,學術社群的外部勞動市場規模,或多或少受限於一國或一個大城市群的人數,只有鼓勵跨國、跨區競爭才能突破規模限制。而我也同意黃樹仁該文第七節的看法,台灣的學術勞動市場,在學術機構內外環境各方面都有待改善,不但對外國學者來說缺乏吸引力、反而容易導致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後果。   最近對『頂尖大學』計畫的檢討發現,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排名都呈現下滑(戴伯芬 2016),各大學校長與著名學者均發表言論表示『資源還是不夠』。然而,依據現行的制度與法令限制,台灣學術機構所能提供給國際知名學者或新進人才的薪資與福利,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這也不是唯一的障礙,對新移民來說,還要顧慮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例如服兵役、台灣的語言障礙、托育與教育品質)、與一般移民都會面臨的社會排除問題。除了健保醫療方面有些優勢,台灣大學運用市場機制,還是會回到規模太小與資源不足的問題,絕不足以打敗北美的明星學校。   打出台灣的學術魔球 <<加州奧克蘭運動家隊-隊徽>> (引用於維基百科http://goo.gl/kV1HxT) 這時,就必須考慮我所謂的魔球戰略。與大學系所的規模類似,大聯盟球隊每季只能用上25個正式球員、以及15人的替補名單。運動家隊位於奧克蘭,一個美西的中小型城市(市區內只有41萬人,周邊各郡加起來也只有百餘萬),與位在兩千萬人的紐約市、球迷規模極大的洋基隊競爭,2002年後者營運的預算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是前者四千一百萬美元的近三倍,如果採用市場機制挖腳搞個全明星隊,運動家隊只有認輸的份。因此,運動家隊大膽引進棒球統計來改善球員組合,在平均投打條件下,球員若擁有某項被勞動市場價格低估的特殊技能,例如投球的三振四壞比、被打出的滾地高飛比偏高、或打擊時上壘率也就是被保送率偏高,或是謹慎選球使先發投手的用球數大幅上升,就能改善全隊勝率。事實上,運動家隊在引進魔球戰略之後,於被戲稱為魔球年的2003年創下20連勝,多年來季後賽勝場為美國第二多,多次拿到美西冠軍(路易士2011)。   我所謂「小國學術的魔球」,即是思考在北美頂尖學術機構三分之一的預算下,如何利用學術社群原有的優勢、擴大網絡內外的資訊流動,來促進科際整合與人員合作,以有限預算達到學術發表最佳的人員組合。   大聯盟球隊的勝率高低會影響球迷總量與球團收入,這是最重要的績效標準。而我相信黃樹仁也同意,評估台灣頂尖機構學術表現的勝率,主要是獲得頂尖英語期刊(例如SSCI或SCI分門排名前40%)發表論文,或是在最好的大學出版社發表專書,這可以看成台灣球員或進攻小組在大聯盟上場的機率;其次,則是在台灣的頂尖期刊TSSCI或少數高品質出版社的專書,也就是台灣選手在小聯盟或國內聯盟的情況;最後,一些最後20%的SSCI其實審查嚴謹度還不如台灣本土出版品(見黃文第八節),只是在現行體制下掙扎求生的策略。   要請讀者一再注意的是,我認為上述的學術成就評價,僅適用於研究型大學,完全不該類推到教學型大學,而且按照前述創意城市的理論,研究成果所占系所或個人評鑑比例,應該是指數梯度下降的,例如中研院佔9成、研究型大學佔4成、教學型大學就該下降到2成、技術學院1成。此外,我也同意應該討論大聯盟的不公平之處,但這個爭論無法廢除大聯盟職業球隊與球員的存活標準。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與本文的爭論,顯然是針對中研院與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分析其成就是否受限於國家規模,而不是把爭論重點放在挑戰全球學術霸權或我國大學評鑑體系現存的不平等,即使英美學術霸權本身的再生產與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以下我先以頂尖英語期刊接受論文為目標,論述魔球戰略,稍後再談國內的小聯盟的發展。   要與北美大都會或近似國家的學界競爭,台灣社會科學界應該認真評量本土學者的相對優勢並促進合作。雖然我也做質化研究,然而在英語發表成果方面,如黃樹仁在論文裡重複提到的,由於現實的語言障礙,或者說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學術語言資本,我國人口生來就缺乏英語環境,以及歐美機構數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傳統積累(預設D),非英語學者的長處並非質化研究或文史哲所需的英語寫作能力、或深厚的西方哲學與傳統理論訓練,而是量化研究的統計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兩位大學校長的退場論 公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臺大校長楊泮池日前提出「學校存亡交給市場機制」,楊校長認為學生數減少將使每位學生擁有更多教育經費,教育部應趁此集中資源來提升學生競爭力,大學增加開源的管道就是與產業連結,讓大學教師可以開公司;[1]另一方面,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文化大學校長校長李天任在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2]呼籲讓私立學校有尊嚴退場,不要污名化私校,退場學校想要拿回部分資產不該被視為貪圖或不法行為。 這兩種大學退場的意見表面看似不同,其實背後的邏輯都一樣,以「教育資本家」眼光來看教育,不論公、私立大學都想藉由退場機制獲取辦學者的最大利益。這種「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思維有助於解決高等教育、重建臺灣高等教育秩序嗎?   缺乏公共課責的公立大學 臺灣大學之所以在臺灣學術界寡頭壟斷是日治時期殖民主義的產物,真的回歸市場機制,公、私立學校必須一起面對市場競爭,如果取消對於臺灣大學的教育資源補助,屆時臺灣大學是否仍能一支獨秀不無疑問。以2005-2009年度教育部補助金額來檢視,公立大學有55所,補助經費合計2166.3億;私立大學有110所,總計取得3285.6億。臺灣大學一校獨拿教育部公立大學補助經費的10.8%,平均每年獲得46.9億,五年經費總額達234.5億(不包含5年5百億經費以及從其他部會所得到的研究補助)。[3]試以楊校長的「產業型大學」理想來思考,如果教育部補助經費改由學費支付,每位學生每年需要支付的學費為13.57萬,[4]雖然相較於國外動輒學費百萬的名校,學費看似不高,但對於長期處於低薪的臺灣社會大眾,是否為大家可以接受與負擔得起?如果想要藉由教師開公司來攤平,每位臺大老師平均每年需要賺進219.7萬,才能達成目標。這對於沒有醫材、藥品可以推銷的一般教師而言,恐怕會是天文數字。 依據筆者在《高教崩壞》一書的分析(戴伯芬與林宗弘,2015),大學經費分配不僅呈現公、私立大學之間的落差,公立大學內也有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從每生可以分配到的資源來看,陽明大學由於學生人數少,每生可以分得的經費最高,達53萬,其次是臺灣大學的49.8萬,清華大學48.2萬。進一步比較2004年(93學年度)與2009(98學年度)每生可分配到的教育經費,結果發現11所頂尖大學的平均值為29.3萬,五年內上升到37萬,增加26.3%,而其他公立大學則從18.1萬增加到19.2萬,略增9.6%,私立大學平均值則是從13.6萬增加到14.9萬,同樣增加了9.6%,公立的頂尖大學與非頂尖大學之間的落差擴大中,確實政府的資源分配如楊校長的期待,已經開始有集中化趨勢。 但是從補助的成效來看,臺大雖自98年度在QS進入世界百大,排名進步,但是在Times的排名在99年度到100年之間,卻從115退步到154名,最近三年更連續退步,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排名也從155名落到167名;交大在QS排名雖從327進步到306名,但是在Times排名也從181退步到226-250,而其他頂尖大學的排名幾無起色,像是清華大學在QS排名從196退步到213名,成大從283退到285名,陽明大學從290退到302名。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曾對教育部提出質疑,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定義未臻明確,缺乏目標管理功能,但是教育部顯然沒有檢討頂尖大學的成效,仍持續地給予特定大學持續補助(戴伯芬,2015a)。目前頂尖大學各校如同功課不斷退步的學生,不反思退步主因,卻一再獅子大開口要求增加獎學金。   表1  各大學的學生數、預算支出數以及每生分攤經費數(單位:千元) 學校名稱 2004 (93學年度) 2009 (98學年度)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學生數 預算支出數 每生分攤經費 國立政治大學 15.014 3.457.269 230 15.927 4.057.914 254 國立清華大學 10.414 4.103.464 394 12.224 5.892.190 482 國立臺灣大學 30.899 10.61.303 343 33.463 16.675.737 498 國立陽明大學 3.645 1.918.254 526 4.528 2.401.126 530 國立成功大學 20.272 5.476.027 270 … Continue reading 高教退場–大學轉型正義的思考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張峰彬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專屬授權巷子口社會學,不接受轉載,欲轉載者請直接與作者連絡" 博士賣雞排效應 當「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蘋果日報,2013.03.10)的新聞登上媒體版面並成為討論話題後,年輕人「學用落差」的問題再次引起眾人的關注。所謂的「學用落差」是指年輕人在離開學校之後,無法在工作崗位上應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在這個大學生滿街跑的時代裡,「學校所教的」和「學生所學的」是否對未來職場工作機會取得方面有所幫助?無疑是學生、家長、老師、以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問題。 不少社會人士和學者專家在看到「學用落差」造成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企業則找不到人才的困局時,感到憂心忡忡。然而也有些人認為由於產業變動太快,認為「學用一定有落差」(陳力孑 2013),CBRE諮詢公司和中國公司Genesis Report(2014)甚至認為智慧機器人出現之後,未來10年內有50%的工作將會消失。所以年輕人剛離開校園無法學以致用,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就像一個企管系的畢業生,不太可能在剛踏入職場之際就有機會應用所學去管理一家公司,或許需要累積足夠的經歷之後才能獨當一面。因此,「學」和「用」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會隨時間而變化的動態過程。 本文企圖以簡單的實證資料分析來呈現高等教育擴張後個人的教育經歷和職涯早期學用落差之間的關係。我們認為在高教擴張後,技職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需要因應學生的學用落差狀況而有所調整。  高等教育擴張引發職場變化 蔡淑鈴(2004)歸納台灣現代教育變遷的歷史軌跡,指出三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1)在1968年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2)在1972年停止私立學校設立:(3)在1985年重新開放私立學校設立。她認為高等教育已經從早期的「菁英教育」過渡到「大眾教育」,並且轉化成為「普及教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高漲,於是有「410教改大遊行」的社會運動產生,要求政府「廣設高中大學」,暢通人民的升學管道。為了回應這樣的教育機會訴求,教育部除了增設新的大學之外,同時鼓勵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將獨立學院擴大改制為大學(章英華、黃毅志 2007)。 圖1呈現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變化的趨勢圖,如果把大專程度的學校分成兩群:第一類是專科學校包含五專和二專;第二類則是包含大學和學院,顯示出大學或學院的數目從1997年的78所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139所,5年之內增加61所。換句話說,在這短短的5年期間,平均每一個月會有1所新的大學或學院成立。在2004年之後,大學和學院的數量則是呈現穩定的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對於專科學校的數量發展來說,在相同的1997年到2002年之間,專科學校的總數和大學及學院的數量呈現正好相反的變化走勢,我們可以據此瞭解到透過專科學校升格的方式是達到「廣設大學」之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 大學和學院數目的增加在一方面提供年青人更多的升學機會,同時,隨著受教育年數的提升也意味著延後進入職場工作的時間。如圖2所呈現18到21歲年齡層人口的淨在學率的成長趨勢圖,男女兩性在1991年大約有20%具有學生身份。一般而言,如果18歲從高中畢業的話,表示這20%的人是在就讀大專院校。到了2015年女性的淨在學率上升到76.2%高於男性的65.9%,而且從趨勢圖上顯示近年來的性別落差甚至出現些微擴大的跡象。 a淨在學率=各該級教育相當學齡學生人數÷各該相當學齡人口數 × 100 資料來源: 行政院教育部(2015)《教育統計》。 有關高等教育擴張後所引發的學用落差問題,部分學者透過分析教育和勞動力的總體性資料,呈現出高教擴張後勞力市場人力供需的變遷趨勢(王立昇 2014),主要的研究發現是:廣設大學造成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但過去10年產業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產業與人力結構失調是學用落差的主因。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本文企圖循著以上的討論脈絡,但採取比較微觀的方式,利用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即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學用落差的情形。本文的實證資料來源是利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EPS-B)」計畫,在2010年所收集的問卷資料,以便用來檢視不同的教育經歷和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之間的關係。 分析對象是一群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出生世代樣本,他們大約在1984或1985年出生,且曾經在2001年、2003年、以及2010年參與問卷調查。有關這筆資料特色的介紹,請參考之前關秉寅(2016)巷子口文章的說明。 分析內容著重在回答幾個問題:(1)當前25-26歲年輕人的工作或升學的狀況如何?(2)有多少比例的年輕人處在學用落差的狀態?(3)以技術和實務導向的教育經歷是否有助於在工作崗位上學以致用?(4)在這個從學校到勞力市場的轉銜過程中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大專教育之後的抉擇   首先,我們先來看在2010年這群25到26歲年輕人的求學或工作的分佈狀況。圖3顯示:在男性樣本當中,有13%仍然保持學生身份,這些是代表繼續攻讀研究所的比例;至於女性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比例(10%)則是低於男性。在進入職場方面,全體女性樣本當中有71%取得全職工作,她們每週至少工作40個小時以上。但在男性樣本當中,投入全職工作者占63%。至於從事兼職工作的比例則比較少,女性有6%,而男性則只有4%。 另外,圖3顯示在這群25到26歲的年輕男性當中,有20%既沒有學生身份,也沒有投入職場工作,是處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這群人符合最近報章媒體上流行的「尼特族(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由於這群年輕人絕大多數擁有大專學歷,當許多具備高等知識、訓練、和技能的年輕人無法在畢業後即時找到發揮潛力的舞台時,學用落差的問題自然就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至於在女性樣本當中,尼特族的比例則比較低,占13%。 大體而言,年輕男性比年輕女性更有機會攻讀研究所學位,同時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會落入工作學業兩頭空的尷尬處境,至於女性則是在職涯早期的表現上,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全職的工作機會。    2 . 學以致用或學非所用?   接著,針對那些已經進入職場工作的年輕人,我們請他們回答一個主觀評估學以致用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是:「在工作上,我可以發揮我的所學」,受訪者的五種可能答項是:(1)非常符合;(2)符合;(3)無所謂符不符合;(4)不符合;(5)非常不符合。我們將受訪者的答項分佈整理成圖4。 從圖4顯示:在2010年有工作的年輕人當中(在扣除學生、非學生沒有工作之後樣本數為2889人),回答「非常符合」者占13%,而回答「符合」者占42%。這表示有55%認為自己在工作上可以學以致用;至於另外接近一半的人則是對自己的所學與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之間的關連性抱持著一種保留的態度。     3 . 教育經歷和學以致用           為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與學用落差之間的關係,我們依照5種受訪者最高教育程度類型「(1)高中或高職;(2)專科;(3)科技大學;(4)一般大學;(5)碩士或博士」進行分群,並分別統計不同教育程度者在主觀學以致用問題的答項分佈情形,圖5呈現的是跨群比較的分析結果。 … Continue reading 高教擴張與學用落差

前進中國高校—台籍年輕博士的學術拓邊

蔡博方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 「出走」與「忠誠」之外的第三條路? 這幾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劇烈變化,社會輿論討論甚多。不時出現的「流浪博士」議題,引發各種獵奇式新聞報導:博士從事餐飲(例如:雞排、咖啡)、報名國考(例如:初級公務員、消防隊員),或者從事其他「顯然不相襯」的工作而浪費社會資源。博士過剩如何「就或創」(哪種)行業,還有待嚴肅的思考與討論。除了這種「開創一片天」的「出走論述」,第二種最常見的討論則是「堅持論述」,例如:對於「兼任教師」慘況的描述,其中有時還夾帶了某些「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評論。撇除這兩種常見的出走論述與堅持論述之外,近年來,開始出現一種新的報導文類:西進中國高校求職[i]。 這種報導不太容易被歸類成上述兩種之一的原因,可能不是它表面上看起來不算是A. O. Hirschman所謂的「出走」或「忠誠」,弔詭地,反而是它可能同時兼具有兩種論述於一身[ii]。「西進中國高校」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出走」,其原因在於大部分台灣高教工作者不認為這算是一種「留在高等教育界」選擇,更像是一種「轉行」。相反地,「西進中國高校」有時候看起來又像是「忠誠」,其原因多少帶些辛酸:能夠接受比台灣更嚴峻的工作環境的博士(當然,何謂「嚴峻」本文後面會再討論),可見其對高等教育的死心塌地之深。 對於這些朦朧且模糊的「西進中國高校」報導與說法,經過自己數次到中國高校面試的經驗,筆者現在可以有自信地拒斥這些報導[iii]。雖然信心來源還不清楚,本文仍然嘗試先釐清關於「西進中國高校求職」的一些基本事實,至於如何評價這樣的選擇與規劃,則先行保留。一方面,著重在關於基本事實的報導,可以過濾掉自己數年求職過程受挫所產生的哀怨酸氣,以免影響讀者情緒;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面試過的學校,在整體中國高校中可能有抽樣誤差,實在也不應該過度推論。雖然未必堪比「他山之石」,但是,稍微釐清一些基本事實,或許也是一種對台灣高教求職慘況的迂迴「發聲」。   ◎ 中國高校基本分類與其性格 在兩岸高校交流頻繁的今天,有幾個基本事實是不論Google或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的:學校層級、學院層級、系所層級。學校層級主要有分985、211、雙非(非985也非211)三種,前兩者大多隸屬於中國教育部(簡稱「部屬」),後者大多隸屬於各省政府教育廳(簡稱「省屬」)[iv]。學院層級的差異性比較大,由於涉及到科系整併、學校整併,各地的高校都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常見的趨勢是院級主管在形式與實質權限都大於系所級主管。系所層級在大學部(本科)有分一本、二本、三本,在研究所則有分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碩士點與博士點。 學校層級反映了中國高教資源的區域不均。39所985高校之中,北京與上海兩個「市」就分別有8所、4所,其他的「省」各有1至3所,屬於985行列的也必然是211高校。在112所211高校之中,北京有26所,上海有10所,江蘇省有11所、湖北省有7所、陝西省有8所、四川省有5所。遼寧、黑龍江、湖南、廣東四省各有4所。各省所列的「重點大學」之中,可能有一所擠進211之列,因此,「雙非」學校仍包含了其他「省屬重點大學」與其他高校。這樣的分級從資源上決定了各校的軟硬體配置,同時也構成了學校的「性格」。 圖一.中國高校分布地圖 (圖片來源:地圖匯http://www.dituhui.com/)   從求職者角度來看,學校的整體性格既表現在招聘態度,也表現在薪資福利方面。985、211高校聘用新科博士在學歷上常常列有「海外博士優先」、至少必須「同級學校博士」、「具有幾年博士後經歷」的規定。此外,在研究與教學的經歷上,985、211高校普遍採用SCI、SSCI、EI、AHCI等認定標準,加上CSSCI期刊與集刊、各學科核心期刊等級,而尚未承認台灣學界建立的TSSCI、THCI core指標。從這兩項基本要求來看,臺籍博士西進中國高校求職不是如媒體報導那麼簡單的「台灣供給多,中國需求大」而已,求職者(學歷與經歷)還是必須在符合不同層次高校所制訂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實際的科研、教學、服務的考核,層級較高的學校要求比較高,但是,層級較低的學校薪資福利卻可能比較好,透過各種利多誘因來搶人。在這三種層級的區分下,台灣籍教師的敲門磚仍然首先是經歷(例如:各種I級發表、歐美博士後經歷),其次才是學歷(歐美博士的「海外」學歷優台灣高校的「境外」學歷)。 中國高校在招聘教師時,公共網頁上較多是「人才引進」方面的訊息。然而,各校人事處同時也有「一般招聘」的訊息。這兩種管道差別很大。「人才引進」大多是副教授以上的職位、年薪制(大多高於台灣教師的年薪),同時說明了「安家費」、「科研啟動金」等其他相關支持政策與額度。這個主要以「個別化」方式進行,大多會負擔應徵者的交通食宿費用、長年招聘且隨到隨審,但是,對於各種層級的「人才」有明確的條件限定,包含年齡的限制。「一般招聘」則大多以講師職位開始,針對剛畢業的博士或出站的博士後,配合學期畢業每年大概分成兩個時段招聘,依照各校人事政策的規定進行。從「一般招聘」管道進去,仍有可能因為條件較優或其他爭取,轉而走「人才引進」管道。我自己的面試經驗中兩種管道都有,走「人才引進」管道當然比較有「禮遇」的感覺,但是,被考核與要求的水平也較高。在「一般招聘」管道跟其他面試者同天進行也並不必然是什麼「貶抑」的經驗,只要負責面試的資深教授們與主管們有廣納人才態度,應徵者仍是會有受肯定的感覺。 圖二.琳瑯滿目的公用招聘網頁,但是,各校人事處官網的訊息還是比較正確。 (圖片來源:http://talent.sciencenet.cn/)   此外,近年來中國的985高校與部分的211高校已經開始對於新進人員採行「3+3非升即走」的制度。這種制度相當於台灣高等教育界俗稱的「六年條款」。實行的方式是透過兩次的三年合約,在合約書中除了明確規定「教學、研究、行政」方面清楚的量化責任,以利於校方進行考核之外,更直接規定了合約到期時必須完成「升等」(在中國高校的用詞「評職稱」)。新近教師在第一個三年合約到期時,可能滿足合約上的義務,但是,尚未到達學校升等的要求(通常會比合約內規定的更高)時,可以再有一次機會,到第二個三年合約到期若未能升等,則依照合約予以解聘。換句話說,到中國高校求職的台籍教師,尤其是力爭進入985、211高校的新進教師,仍然必須面對限期升等與到期失業的風險。 學院層級的差異性主要作用在應徵者通過履歷篩選之後的面試。因為學院與學科設置常是相鄰學科之間的勢力狀態的體現。社會學在這個問題上正好是一個很能說明的特殊個案。在經歷「取消」到「恢復」的階段之後,中國高校的社會學可能座落在三種位置:1.馬克思主義學院、2.綜合社會科學類學院(例如:公共管理學院、文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院等等)、3.社會學院。學院層級的變異未必與學校層級相關,但是,這直接決定了面試場合上提問者(有權投票者)群體的學科背景組成。在「社會學院」中,應徵者比較會面對專屬於社會學內各次領域的問題;反之,在其他學院中則會面臨相鄰學科的教授的提問,例如:歷史學、政治學、中外哲學、馬克思主義學者、社會福利/保障/工作學者。因此,學院層級對於台灣應徵者來說,主要在取得面試機會之後的第二階段。以筆者參加過一個位於二線城市985高校的面試為例,該次面試結束共錄取5位,分別有社會學、行政管理、文學、哲學,之後校級面試再考量不同學科發展留下幾位。這種狀況基本上也類似台灣的「三級三審」制,在系層級上有校院的審查機制,卻更具有招聘人才的彈性。 如果有幸通過了面試,應試者就會在跑校級流程(可能還是有第二關面試),同時進行各種繳交文件的複雜程序。這諸多程序中,臺籍教師比較陌生的應該是「學歷學位認證」、「教師資格證」兩種[v]。前者是中國對於海外(含境外)學歷的認證作業,申請過程嚴格且複雜。多數臺籍教師是透過聘任學校行政人員代為辦理,反倒是到中國考專業證照(例如:律師)的台灣人,比較常透過台灣代辦人員辦理。後者是中國統一管理從中小學到大學的教師的資格考試,高校教師要考「高等教育學」與「高等教育心理學」。從已經在中國任教的臺籍教師口中得知,大概是寒暑假密集上幾週課,然後參加不太難的筆試取得資格。但是,有些「部屬」高校副教授以上的職位可以免去這道程序。 至於科系層級的差異涉及到的是「生源」的質與量。985與211的學校「生源」質與量都比較好,唯一有差別的是理工類、專業類[vi]、綜合類高校之間的差異,不同的科系在全中國排名上不一定等同於該校的層級。但是,校級的力量似乎比較大,可以帶動排名較弱的科所,反之,以科所想要改變校級的聲望可能較難。「雙非」學校生源變異度較大,同時,該校與該系老師在授課上的負擔(不論時數或反應)都比較沈重[vii]。至於研究所是否有授與學位的碩博士「點」,或者該學位點是屬於一級學科或二級學科,對於講師或助理教授以下的教師影響較小,主要因為中國高校教師,必須要取得「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的資格才能指導學生。值得提醒在於,不論是以台灣媒體報導,或者是以接觸來台的中國學生的經驗為基礎,來想像到中國高校任教之後會實際教到的學生群,都不是太準確的方式,更遑論偏頗地認為中國陸生的程度較佳或較差。中國高校學生的群體異質性仍然以所在地區、學校層級、科系層級為關鍵,不容易一概而論。 總體來說,以台灣高教的「前段、後段」(外加中段,例如:「中字輩」大學)或「公立、私立」或「大學、科大」等認知架構,不太容易捕捉到中國高校的差異,更遑論去認識由「校、院、系」三層因素交錯綜合產生的學校性格。個別來說,如果在台灣找教職不順利但是在研究、教學、服務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的博士,到中國高校求職應該不至於像在台灣這麼不順利,如果是各方表現低於平均水準的話,到中國高校求職應該會比在台灣求職更不順利。因此,第一個需要釐清的誤解是:絕對不是台灣學界淘汰者才會到中國高校求職,同時,雖然從職缺數量上來看中國高校像是在大舉招兵買馬,但是,臺籍教師到中國高校求職也未必比在台灣求職容易,光是要跨越一些偏差訊息夾帶的偏見,做些認識高校制度的基本功課,就是一個不小的隱性成本。   ◎ 左岸呆丸XXXX的熱門話題:薪資與福利 由於本文不是泛論大學文化,也無法討論學生風氣、大學排名、就業管道等等,這些資訊已經有代辦公司整理詳盡,港澳台各地甚至網路上都可以找到。既然討論的是「西進中國高校」求職面而非求學面,對於大學分類有個基本理解就只是個開始,求職者接著想問的應該就是「適應」問題,從校內的薪資福利、工作內容、考核方式,到校外的食衣住行育樂。但是,筆者的經驗也必須指出求職者可能沒想到的問題:對方會比你更擔心「適應」問題,說白了,就是因為外來教師的適應不良帶給其他人的困擾! 薪資與家庭是筆者被問到N次的必考題。薪資方面,照規定來的話,講師或助理教授職位大約在每月八千RMB上下、副教授大約每月一萬RMB上下,沿海地區會因為物價水平而高一些,但是,像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薪資高不過物價,則會有相對貧困感。台灣目前公私立大學的均一價薪資,仍明顯高於中國高校的平均薪資。再加上近年來,資訊發達與交流頻繁,中國高校管理者都瞭解台灣的「少子化」危機與高教2016大限。因此,大多數「雙非」高校會祭出至少不低於台灣薪資,而985與211高校則堅定不移,頂多把話題從「薪資」轉到「福利」的議題,畢竟,薪資不高的情況下,福利是另一種重要的實質補貼。 這就立刻關連到「是否全家到校」的第二個考古題。中國高校在福利各方面是比台灣好,最主要的三個例子是:住房、子女教育、五險一金。住房方面,大多數學校提供「周轉房」讓新進教師可以低價租房,並且保障一至三年,或者提供在校外租房的定額補貼。如果該校正在「擴建校區」大興土木的時期,可能還有「校內住房」可以低價承購或長期租用。提供住房福利是中國高校的常態,只是品質與狀況可能有變化,在台灣則是較偏遠的學校才以住房福利作為誘因。這樣的差異在子女教育上更明顯。中國高校大多提供教師子女從「幼稚園(2歲以上)到小學」就讀權利,附屬學校學費低廉,位置大多在大學校區內。有些師範類的高校甚至也提供附屬中學(國中、高中),供該校教師子女就讀。相對於到中國工作的其他行業的台灣人,苦於子女就讀當地民辦學校,或者昂貴的國際學校來說,這種福利是高教工作者特別的優惠待遇。 圖三.來自WIC網站的專業文,一目了然,辛(薪)酸亦然 (圖片來源:http://wicerworkshop.logdown.com/)   比較難理解的是「五險一金」(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種社會保險,加住房公積金)福利制度[viii]。對於高校任職者來說,關鍵的兩個議題是:1.五險一金是否可以選擇性繳納、2.一金是否可以領出來用於租房。第一個議題隨著中國勞動條件的改善,選擇性繳納的作法越來越少見,臺籍教師「五險一金」也跟著逐漸被落實。這就意味一個很大的差別:落實前,實際領到的薪資比較高,不僅個人不繳交五險一金,校方還可能把雇主提撥的部分發給教師;落實後,這兩部分都需要上繳,因而實際領到的薪資會更低一些。「有編制」身份的臺籍教師,更不容易規避「五險一金」的繳納。第二個議題涉及到臺籍教師是「租房」或「買房」的長期規劃。「住房公積金」是進到個人的一個獨立帳戶,等於平時就要工作者預先存一筆「未來繳房貸」的錢,因此,只打算先「租房」的人就要同時付房租與住房公積金(佔薪資的8-12%不等)。如果學校與地區(省或市)政府有提供政策優待,可以讓臺籍教師將住房公積金領出用於租房,則可以免去初到中國任教時的財務負擔。換言之,五險一金對中國教師基本上是正面的「福利」保障,然而,對於初到中國高校工作的台籍教師則未必如此。 在筆者加入的一個名為「左岸呆丸XXXX」的QQ群組(類似台灣使用的Line群組,另一個常見的通訊軟體是微信wechat),大家常常交換的訊息就是關於薪資與福利方面。當然,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中國各地民情差異太大,各校規定都可能不同,無法一概而論。令人難過的是,不少已經在中國任教的台灣博士都認為,到中國高校工作還是優於在台灣繼續走無止盡的兼任教師生涯,或者在坐三望四的年紀做出壯士斷腕轉行謀生的決定。令人窩心的是,他們也在相互勸告保重身體健康的同時,懷念台灣社會被人詬病多年的全民健保與醫療品質,自嘲被迫尋求各種自然療法。 因此,第二個需要釐清的誤解是:其實已經有為數不少的臺籍青年教師在中國高校任教,而且彼此也有所聯繫,甚至位於同地區者也都積極交換資訊、相互幫助。到中國高校任教並非台灣媒體報導的兩種極端情況:不是被高薪挖角而過得優渥舒適(不想回來),就是苦於高度不確定性卻身陷泥沼(回不來了)。   ◎ 結語:兩岸求職的異(不勝枚舉)與同(都很辛苦) 本文初步介紹關於西進中國高校求職的一些基本資訊,最後還是不免分享一些心得。硬逼著自己不去比較在台灣與在中國求職的經驗似乎是不可能,但是,要說能從中反思出什麼「發現」卻也有點托大之嫌。只能再次說明,這只是個人偏狹的、直覺式的經驗。 從個人接觸到的臺籍教師來看,大多是理工與文史方面的博士,社科的比例偏低,尤其是社會學的更少[ix]。此外,新科臺籍博士單身赴任或兩岸結緣的居多,舉家遷移的較少。兩岸之間的臺籍教師的差異明顯地表現在學科分布上與家庭型態上,在教學與研究的客觀指標上的差異實際上並不明顯。今年初參加兩位赴福建、武漢任教的臺籍教師的分享會,會上講者主要的心得:是否到中國求職仍是個人選擇,只是在選擇之前還必須對於不清楚的事情多些瞭解。 從個人接觸到的中國高校工作者來看,地域文化與世代文化造成的差異或許是兩個鮮明區分。如本文前述中國高校存在著高度異質性,中國教師的差異也不小。「地域文化」是最明顯的因素。南北方人對彼此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北京教師「首都」心態(出了北京都是鄉下!)與上海教師的「國際」心態(離開上海都很封閉!)更是明顯,這些有趣的現象只要接觸過不同地區的中國教師,都可以立刻感受到。在筆者與一起面試者會後閒聊時,發現有人喜歡回到自己成長的省分、城市去求職,也有人正好相反就是想離開熟悉的地方才來應徵。唯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高校教師與新科博士(不論土洋)在求學與成長過程中,都經歷跨度不小的遷移經驗(跨省份、跨地區)。 若真的要將兩者進行比較的話,我發現:首先,中國都市消費水準大概不低於台灣,可是高校教職薪資略低於台灣,再加上社會支持網絡的因素,或許臺籍教師留在台灣任教或轉行會比較「舒適」(但是前景堪憂);其次,前進中國高校任教的狀況與進入產業界不太相同,因此,比較無法以過去台灣社會熟悉的「台商或台勞」模式,來預想到時候會需要「適應」的各方面。畢竟大學體制的變動速度與工作節奏仍不能與企業相比。最後,當代社會的高等教育擴張已經在各國內部都引起相似的求職危機,西進中國求職就不會是單方面「個人選擇(去或不去)」的問題,而是一個更辛苦、更需要「被對方挑選」的過程[x]。   [i] 本文討論的對象,僅限於台灣剛取得博士學位正在初次求職進入高等教育界的群體,並不包含已經在學界多年的資深人員被挖角到中國,或者到中國讀博士學位之後留在中國求職的兩種狀況。關於各種高階「人才競爭」的論述,可參見「高教人才危機,政院不能無感」。http://udn.com/news/story/7338/1436082 雖然本文作者並不完全認同該投書的論點。 [ii] … Continue reading 前進中國高校—台籍年輕博士的學術拓邊

證照到底是什麼?對謀職或加薪有利嗎

林大森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 近年來證照議題似乎逐漸升溫,特別是在高教擴張、文憑貶值的氣氛下。曾在大學博覽會聽到兩個高中生的有趣對話,A說:「現在聽說是證照時代,OO大學畢業可考到五張證照,聽說比文憑還有用。」B回應他:「那你去讀那學校啊!他真那麼厲害,那為什麼大家還是想念台大?」我們常看到許多報章媒體上,人力銀行公布他的調查結果:「現在職場上最熱門的是OO工作,考上OO證照對於就業有加分作用;私人企業員工平均一個人擁有X張證照;年輕謀職者每年願意花XX元的預算來考證照……」這些訊息不絕於耳。 【考取許多證照,對於就業真的有幫助嗎?】 資料來源:feaoc.org.tw/wp-content/uploads/2012/04/20120406.jpg 說實在的,有些證照真的很亮眼,象徵著你具有某種專業能力,考取時你會迫不及待昭告天下,深怕別人不知;但也有被修課條件或畢業門檻逼著去考的,不但沒有實質的加分效果,搞不好還羞於跟人家講你有考上這個;另外又有些是從事某職業一定要的,不管你是否已經具備這種能力,沒這張證明你就走不進這一行……。這麼多調查說證照重要而普遍、坊間也不乏各式證照的補習班,到底證照是個什麼「東西」呢? ◎證照是什麼?名詞解釋與官方統計 證照是個現代人朗朗上口的概念,但是,它代表的究竟是什麼?我們來看看考選部簡任秘書程麗弘,以及科大校長饒達欽的定義:所謂「證」(certification),是「能力」概念,表示個人經由某種教育或訓練歷程之後,對某項專業具有完整的技術能力;「照」(license)則是「職業」概念,表示具有從事該職業的資格;獲得該項資格的過程稱之為「認證」,乃政府、民間單位對專業人士的知識技能進行考核,檢驗從事某項工作之人其能力是否符合標準。舉例而言,國際級的管理與金融證照如PMP、CFA、FRM、FSA等是certificate,一旦取得象徵專業很夠水準,為你加分很多。然而,license就跟執業比較密切,作菜很多人都會、照顧小孩是許多婦女的本能、不少人開車技術不亞於計程車司機,但沒有烹調、保母、職業小客車駕駛執照,理當就不許執業。 了解大致的區分後,我國證照分為幾個類型呢?聯合大學前校長李隆盛指出:我國現行職業證照大致可分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行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證照考試、民間專業團體或機構的認證考試等四類。在此定義下,證照幾乎包山包海,但不區隔出幾個分類,概念總是不易掌握。因此,在勞委會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的《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中,對於青年勞工擁有證照類型的調查,分為下列幾項: 資料來源:103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頁18。 表18(原調查報告表序)為「15-29 歲青年勞工持有證照情形」,表中清楚統計五年來青年勞工擁有各項證照的比例。其中幾個趨勢:一、自民國95年迄今,擁有證照比例有提高之勢,從99年的五成五至現今超過六成;二、各類證照中以「技術士證」考取比例最高;三、女性考取證照比例高於男性;四、大致而言,隨著教育程度提升,考取證照比例也提高,明顯例外是技術士證,高中職程度者考取比例最高。——這些官方資料僅僅呈現統計數據,大抵只讓我們看到「考照比例持續上升」的現象,沒有任何關於證照效用的解釋與推論。 ◎證照有用乎? 考證照有沒有用?若無,那麼為何愈來愈風行?若有,那麼對於職場的效果在哪裡?我們從民間機構的數字來看:104教育網「2015證照暨進修大調查」針對專職工作年資滿三年的上班族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提及:1.持有效益為有助求職(66%)、通過學校考試(27%)、升遷或加薪(19%)。2.考照類型:國際專案管理師PMP(24%)、國際咖啡調配師(22%)、保母(16%)。3.考照動機:個人興趣(50%)、有助求職(41%)、有發展潛力(30%)。4.願意支出進修費用:平均每年為12,575元。另1111人力銀行於2015年4月舉辦「上班族職場危機」記者會,提及考取國際認可專業資訊證照人數逐年增加,以辦公室應用軟體為例,去年考取國際專業證照的人數就有五萬多人,相較往年人數成長超過三成。此外,104人力銀行調查企業主的需求,得出其建議報考的證照類型及就業機會。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 以上文字多為人力銀行的報導。這類私人機構作的調查,不但是職場雇主的意向,也是受雇者的想像和期望。這些報導可以精準地點出企業主希望謀職者擁有特定項目的專業能力,但並未指出證照具有「全面性」的好處(想想也知道不可能)。然而,這樣的調查常被報導成證照就是有如此如此的好處、證照的時代已經來臨、證照可全面性地取代文憑等等論述。 ◎證照「未必」有用乎? 除了民間機構的調查外,學界的意見呢?證照在職場上的正面效應當然有,但也可能沒有關連。台北科大校長姚立德表示,不少技職科大學生考了幾十張證照,但是對就業幫助不大。我個人研究發現,擁有證照者未必有助薪資提升,除非你考取的是高階的證照,否則大費周章考取證照,對薪資的效應反而還是負面。商學大學畢業生金融證照持有數量越多,失業機率越低;在對薪資的影響上,金融證照持有的量對薪資無顯著關聯,但若在金融保險業服務則有顯著正向關聯。 為何會這樣呢?試想:如果你是一個雇主,一個謀職者告訴你他有中文打字的證書、初級的全民英檢,還有一張機車駕照……你會怎麼想?中文打字能力,需要以證書證明嗎;全民英檢初級,只相當於國中程度;機車駕照,有或無有很大差異嗎?總之,當你擁有的證照類型與等級太低,比起不具任何證書者,只不過證明你的能力「恰好在那個檔次」而已。 因此我們可知,證照就是證明,他可以證明你有這個能力,一樣可以證明你的能力僅在於此。幾年前有些大學流行ISO認證,在校門口旁整面圍牆掛上「本校通過ISO 9000認證」的巨幅帆布條。很多教育工作者感慨:「大學的教學活動是創意、引導學生產生自己的想法,不是規格化的生產製造流程。特別是大學層級,為何要取得ISO?」一旦標榜自己取得ISO,似乎就是告訴人家我重視的是制式製程,犧牲的反而是實際而鮮活的教學設計與課堂互動了! 【當你擁有的證照類型與等級太低,只不過證明能力「恰好在那檔次」而已】 所以,若學校沒有制度規約,有些大學生刻意不報考證照,似乎是基於對證照主義的反彈,一本有趣的碩士論文就是處理這個議題。陳秀華針對13所大學財金、資管系學生進行分析,她發現:比起技職院校,一般大學的學生卻排斥報考專業證照,此現象符合Feltovich, Harbaugh and To提出的「反訊號」觀點。何謂反訊號?擁有證照是給雇主一個訊息,條件較好者(例如名校、熱門科系畢業)為了與條件較差者有所區隔,會選擇不釋出訊號,一方面可以節省追求訊號的成本,一方面是對自己有信心,並不需要擁有與條件差者一樣的訊號。 另一個反證照的觀點,乃是對於「專業化」這件事情的深刻反省。簡單地說,透過專業化,我們把某個學問應該有的特定內容圈定下來;再透過證照化,我們把它以紙筆測驗(或實務操作、anyway任何方法)具體規範下來。然而,每一門專業都能夠以制式測驗來衡鑑能力嗎?就算有,題目要由誰來出、考卷由誰來改?就算是專業中的佼佼者,豈敢說自己有通天的本領,能夠出得了信效度兼具的考題? 特別是,如果是與「人」有關的學門領域,困難度更高。 社工師與諮商師兩件證照的專業化,就曾經引起論戰。諮商師周志建說:「證照化的同時也在把人『物化與功能化』。這件事美其名叫『專業化』,其實骨子裡是『商業化』,把『專業商品化』,不是嗎?期待我們的諮商專業真的可以『更專業』,是那種朝向『人性化』的專業化,不是『紙筆化(執照化)』的專業」。此外,社工系教授王增勇與陶蕃瀛提及:「社工師法的通過代表著一種新的分類方式正透過國家權力開始蔓延與定型,這種規訓權力的核心技術就是考試,將人區分成『專業的社工師/不專業的一般人』」。「現有社工師證照考試往往只獨尊實證典範的工具性知識,原因是考試制度要求通則性的標準答案,強調差異性的互動性知識,以及幫助在地民眾進行意識覺醒的解放性知識,因為無法簡化成為標準答案而無法納入社工師考試中」。 此外,又如醫師魏崢所言:「以心臟外科醫師而言,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心臟專科醫師證書、心臟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是最基本須取得的證照,若要保有這三張證書,每年平均須取得260個教育積分。以我個人為例,為繼續保有六張專科醫師證書及執業所需的證照,每年必須取得教育積分約450分,這勢必排擠臨床工作時間,甚至為了因應評鑑,還得上病人安全、醫學倫理、感染控制及傳染病防治等課程,犧牲掉大量臨床學習時間」。 ◎結語:掌握好主體性,證照是附屬的 於是,回到本文的關懷,證照到底是什麼?台灣的證照類型縱然有千百種,但至少可以歸納出幾個一致性的原則。第一、證照是規格化的東西,由於管理主義與理性計算,證照擁有客觀化與數據化的特質;第二、證照就是證明,它可以證明你有這種能力,也可以證明你「僅擁有」這種能力;第三、證照除了是種資格的檢定之外,可能還包含著培訓、課程、換照,簡言之,一張證照背後恐有龐大的商機。 基於上述三個特質,你覺得證照有沒有用?如果這張證照內涵上屬於理性計算,那麼它的正當性比較不會被質疑、效用也較能被預期。再者,證照應重質不重量,有些學校把證照視為畢業門檻,此舉無疑是浪費學生時間;試想:若全校不分科系一體適用要學生取得某項某項證照(方能畢業),勢必是初階且基層,那種「大家都有」的能力何需以證書來證明? 【掌握好自己主體性,證照是附屬的,而非為追求證照喪失了自我】 須注意的是,要掌握好自己的主體性,證照是附屬的,為自己加分的;而非為追求證照喪失了自我。舉例而言,我有一個朋友畢業於理學院,對自己主修科系沒興趣,但憑藉著極佳的數理能力,考上一系列財務證照,後來任職在金控公司,是人人欣羨的高階主管。他知道什麼適合自己、是興趣與能力可以handle的,就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去爭取;而非散彈打鳥,東考一張語言、西弄一張電腦、又報一張金融、手裡還留一張技術士證,到頭來只是無機的堆砌,看不出專業性。 最後一個建議是,某些證照的確要花不少成本(有些報名費就驚人,再加上補習班、教材……)但千萬不要因此貶低它的價值,似乎跟商業掛勾一定是落入了資本主義邏輯、一定是牟利且不正義的。如果在你評估下,它是取得從業資格必要的敲門磚、是加薪或升遷的必然,那麼該付的成本也要付,畢竟進了門才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不是嗎? == 參考資料 王增勇、陶蕃瀛(2006)。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 周志建(2010)。證照的迷思。台灣心理治療暨心理衛生聯合會電子報,取自http://www.tap.org.tw/eletter/mag072/meditation-1.html。 林大森(2011)。教育與勞力市場之連結:分析台灣專業證照的市場價值。社會科學論叢,5(1),39-84。 張吉成、饒達欽(2010)。技職教育職業證照化發展之反思。教育資料與研究,93,15-30。 陳秀華(2007)。學歷與證照之替代與互補關係:以十三所大學財金系與資管系學生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 陶宏麟、蕭富方(2013)。女性商學大學畢業生金融證照持有與初期職涯表現之關係。應用經濟論叢,93,209-252。 魏崢(2015)證照是否等同專業能力?技職教育3.0,取自網路www.tvet3.info/證照是否等同專業能力?/。 Feltovich, N., R. Harbaugh and T. To, 2002, “Too Cool … Continue reading 證照到底是什麼?對謀職或加薪有利嗎

教師文化:邪惡的三位一體?!

林彩岫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作者註:小編好像很不喜歡兩類人,其一是師範院校畢業的老師,另一類就是警察,偏偏我家就同時有這兩類人,我是師範畢業的教職人員,我那和他同歲數的弟是警校畢業的警察。看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他熱情地跟所有他認為同道的人邀稿,眾所皆知,我也確實為之感動萬分。然而,感動歸感動,才疏學淺加上沒靈感,寫不出東西來,要駐足巷仔口,還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不到巷仔口社會學已出書了,小編還馬力十足的邀稿,此時沒有靈感也要勉強擠出一些東西來,以嚮小編的堅持。(小編註:林老師,你現在25歲嗎?我怎麼會跟你弟弟同歲數呢?) ◎神聖的三位一體 本文題目有「三位一體」,請別誤會我要談耶穌或基督,我是李亦園所寫不能問是信甚麼教的那一種人,因為我所能回答的是家裡有拿香拜拜、會去寺(廟?宮?)求籤點光明燈、沒有皈依佛門、周末沒有上教堂等等。由此可知,我對三位一體一定很不熟,只好Google去了, Google後首先發現三位一體的線上遊戲已開發到2,我知道這不是我這篇文章的重點,所以 pass過去。接下來找到了阿爾佛雷德.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的畫作《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圖一),我對這幅畫會感興趣,乍看之下他整體的感覺很像是拉斐爾的《雅典學院》(圖二),把兩幅畫擺在一起後,發現差很多,相同的是,圖裡面人很多。 圖一: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 資料來源:www.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1111 圖二:雅典學院 資料來源: 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AD%B8%E9%99%A2_%28%E7%95%AB%E4%BD%9C%29#/media/File:Sanzio_01.jpg 網頁圖片旁邊針對《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作了如下的簡單描述: 三位一體指聖父、聖子和聖靈合而為一。畫家描繪鴿子象徵聖靈,聖父是位老人形象,而聖子就是基督。所謂基督就是上帝的兒子,他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和化身。     也就是說,聖父、聖子以及聖靈三者合而為一,然而一亦為三,稱為三位一體。另外,也找到一些關於三位一體的圖示,圖三是一個正三角形至於一個圓之上,三角形中心是神,三角分別是父、子、靈;神是父是子是靈,但子不是父、父不是靈、靈不是子。 圖三:三位一體圖示 資料來源: www.google.com.tw/search?q=三位一體... 接下來,又找到一個更精簡的圖,用三個交集的圓來說明三位一體。 圖四: 三位一體三圓交集簡圖 ◎三位一體的概念套用在其他地方 正宗的三位一體談到這裡就好,接下來找一些套用此一概念的應用。好像只要能找到三項平分秋色又相關要素的次概念就可以套用「三位一體」這名詞。隨機Google以三圓交集圖示的圖面或文章,出現了楊鈞池(2006)的文章,其中提到: 日本的「三位一體改革」是為了推動地方分權、促進國家與地方的行政效率化、財政健全化的改革。三位一體這個說法是假借了基督教的用語,而實際上是指「中央對地方的補助金」、「中央給的地方交付稅」,「中央稅源移轉給地方」等三個方向的財政改革。    同樣是日本,又Google到千葉縣為活化中小型零售商業,將商家、住民以及行政三者的關係,以類似的三者相交集的圓圈標示出來。 圖五: 千葉県中小小売商業活性化ビジョン(千葉縣中小型商業活化未來願景) 資料來源:www.pref.chiba.lg.jp/keishi/keikaku/kasseika.html 另外,在網路上也找到與教育有關的「動、故事及團體」三要項的三位一體(如圖六),只不過其中三位一體的對照字是3-in-1,而非trinity。 圖六: 三位一體團體模式-以「動」故事團體為例 資料來源:www.caeip.org.tw/html/fhtml/index.php?load=read&id=601 在對甚麼是三位一體做一點功課後,就進一步探討其相反詞-邪惡的三位一體,經Google後也發現有以之為名的電玩和商業書刊,但這不是重點,篇幅有限,以下就趕快進入了教師文化之不神聖三位一體的探討了。 ◎邪惡的教育三位一體:即時主義、個人主義與保守主義 一般對教師工作的印象,是教師孤立於其教室之中,抗拒來自外界對其造成壓力的改革,因而得到教師是保守的批評。Lortie(1975/2002)、Hargreaves(2009)究其原因,發現癥結在於教師工作本身缺乏有效評鑑的規準、未具清晰的共同目標和技術,加上「任由浮沉」(sink or swim)的自負成敗之職業社會化法則,以致教師未有接受同僚專業相互回饋的機會,也因之不會努力地去從事根本的、集體的改革。 除了教師的孤立造成教師文化的保守外,Hargreaves曾引用Lortie所觀察到的,教師將教學打散成簡短單元的學習、把短線的成果當成滿足的來源、不花時間精力去探尋求關於他們工作的普遍原則等等,亦是造成教師文化保守的原因,Lortie將之稱為「即時主義」(presentism)。 綜合以上,Lortie提出教師文化具有「即時主義」(presentism)、「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特性,Hargreaves將之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工作,表現出三種相互交集、彼此相關的職業特質,此三種職業特質難與其他專業如醫師、律師等工作相提並論,且是邪惡的、不神聖的、負面的、要被改革的。Hargreaves依Lortie之意,不用相交三圓來加以圖示,而是將之形成以下的命題: 若 即時主義(P)+ 個人主義(I)= 保守主義(C) 則 消弱個人主義的同時保守主義也會隨之減弱 或 控制即時主義    則 <I=<C … Continue reading 教師文化:邪惡的三位一體?!

組裝技術物、組裝社會:我的科技社會之旅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從社會學跨入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領域以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以物追人、以人追物」,而最常被社會學前輩或好友們關心問起的一件事則是,「你現在是研究蓮霧?黑珍珠?」「還是研究橋樑?」「研究水輪機?川流發電?」「又變成在研究太陽光電?燃料電池?沼氣發電?」是啊,是的。這幾年下來,我跟技術物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脫不了關係。 這一切因緣際會,要從某一年社會學界的青壯前輩吳泉源說起,那年他帶著幾支沒編上拍面的網球拍框架,來到社會學演講場合裡,約略像這樣第一次談起了「台灣如何變成網球拍王國,這件事很重要」、「台灣社會要重新看重自己的產業技術特質」、「不要被『科學指導、技術運用』的上中下游意識形態騙了」、「重新說出台灣的技術史故事,為新世代樹立新的技術角色典範…」。那次的場合,當時還是社會學博士生的青澀年代,我聽進去了,聽得歡喜踴躍。 【透過黑珍珠蓮霧此技術物,看到了社區如何運作】 博士階段的田野調查期間,來到黑珍珠之鄉,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林邊鄉,很快我就被吸引到蓮霧這個在地特色農作來了,起初看它像是有社區產業潛力的農作,後來越看越知道這是一項技術物,一旦解開這項技術物的種種連結環節,可能也就看得到這個地方社會的特質、甚至整個漢人拓墾社會的人群連帶方式與變遷歷程。對著陽光底下,枝條葉蔭之中,套袋裡掀開一角露出暗紅發亮的黑珍珠蓮霧,當時的我在想著,「社會在這裡… 社會真的在這裡嗎?」 「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當我追著黑珍珠蓮霧在最通常不過的蓮霧園裡到處踏查,蓮霧最終把我帶向了各種師傅技藝的世界,緊接著,蓮霧師傅、產銷班與農業資材行開始現身。我試著參悟蓮霧的世界,界定這項技術農作是「看不見的技術」,是一種「銘刻在身體」、「內在整體性」、「不易複製性」、「擴散遞減性」的師傅實作。果然,在地師傅的節點之中,我遇到了派系分化的產銷班系統,也逐漸從邊緣連結到社群網絡的核心地帶了。  ◎嘉邑行善團的鋪路造橋 從黑珍珠蓮霧的實體世界返回到研究構思與文字書寫的另一種實體世界來,一方面看到另一位青壯前輩林崇熙對「嘉南平原拼裝車」的深度刻畫與權力關係分析,另方面看到素未謀面的法國前輩拉圖(Bruno Latour)一篇讓我雀躍不已屢屢玩味的小品文章「給我一個實驗室」,我約略知道怎麼說「技術/社會綜合體」、或者「技術/社會交互連結網絡」的故事了。〈看不見的技術:蓮霧變成黑珍珠〉一文中,藉著黑珍珠蓮霧與派系社會的纏綿交織,我讓自己變成社會學說書人,嘗試訴說台灣社會裡技術與人群的故事。 橋樑是我第二個感興趣的技術物。倒不是純然基於對工程技術系統的好奇或對風險社會的關注,我與橋樑,我把社會學跟橋樑緊緊綑綁在一起,都是來自於在嘉義時期的一項因緣際會。嘉義縣政府規劃重新書寫縣志,我負責「社會志」(社會史)題材。追著清代以來「官紳會辦」或「紳商辦理」的社會福利事項,發現由來已久的義渡、鐵線橋、石橋等技術與制度裡,橋樑一直是社群展現慈善的重要物質媒介之一。沒有橋樑的興建,展現不出紳商與拓墾社群休戚與共的一面;沒有橋樑的興建,也就少了紳商自我證成仁慈愛民的一面。無論如何,清代的造橋鋪路,到了日治時期演變成皇民奉公會殖民統合式的民力動員形態,在殖民官方規劃並強制動員之下,進行某些地方化環節裡的築堤、修路與造橋。 嘉邑行善團的出現與延續,歷經多次組織分裂而仍承擔著台灣中南部偏鄉地帶、沿山地帶的橋樑建造與修繕,引起我相當大的興趣。誰在造橋?造的橋穩不穩固?造的橋跟地方美學契不契合?誰在捐款?怎麼捐款?經過這一項帶有科技與社會意涵的追問之後,「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變得相當迷人。從第一次與行善團幹部在會務中心接觸起,我開始跟著實作現場看造橋,看到每次造橋的義工活動開始前,後勤組的膳食安排、一起獻香祭拜祈求神明護佑、行善團布條掛起來、水泥砂石井然有序各自成堆、老舊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井然有序的男女老少一畚箕一畚箕的接續將水泥砂石依照一定比例送進攪拌機。第一次的現地觀察後,我又想起,如果能從最原初開始,跟著看一條規劃中的橋樑如何從無到有,那麼「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我就能看得更清楚,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定位上,也會找出這樣在地技術與地方社會的意義。 【結合了庶民行善與默會知識,創造南台灣另外一種常民造橋技術系統】 在一條橋從無到有的過程裡,相當令人驚訝,真正的技術決策者,也就是在工地現場能做出最明確、最終決定的那個人,竟然不是任何意義下的土木工程專業者或者技師、包商等角色,而是自我解嘲自己是「黑牌工程師」的行善團長。這位行善團長從接送核心人物何明德先生勘查造橋現場的過程中,「做中學」而傳承了造橋技術。進一步追溯起來,何明德先生是日治時期烏山頭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設立的「財團法人土木測量學校」第四屆畢業生,畢業後一直任職嘉南農田水利會,最後從民雄江厝店監視站長退下來,監視站長一職,也就是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允許台灣人在水利系統任職的最高職位。何明德的水利與土木技師經驗,到後來轉而以「地方知識」的方式傳承下來。 ◎造橋技術物與台灣生活史 寫成〈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之時,我歸結出這樣的地方知識有「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三項特性,也就是行善造橋現場聽到的「水泥、砂、石要依1:2:4或2:3:7進行,做出來的基樁或樑柱才撐得久」、「白善土(Q底土)很趣味,河水走在上面,地下水走在下面,很有彈性,又比混凝土堅固。挖到白善土,基樁設在這裡,這座橋就妥當了」、「我們不會啦,要團長才知道基樁要設在哪裡,橋順路勢、墩順水勢,我們會說而已,還是團長才知道怎麼抓路勢、水勢」。許多常識準則化的造橋俗諺,以及對土壤特質的在地分類,最終都回到師徒制默會技能的環節來了。 行善團造的橋深深擄獲中南部沿山地帶地方居民的心,幾次風災水患過後這樣「可信任的橋」都還在,同時,地方首長也深知施政預算常常力有未逮,幾次風災水患後,中南部地方首長屢屢親自前來拜託行善團協助造橋。簡單說來,行善團造橋,早已是中南部地方施政的輔助環節了。 跟著行善團體的橋樑技術物,我就跟著走進台灣史活生生的細膩轉折之處,殖民時期的專業訓練如何轉化成今日地方知識的傳承歷程,同時也看到國家管制、專業認證、市場競爭的常態造橋工程場域之中,原來現代性的縫隙裡,傳統慈善造橋還能源遠流長。  ◎綠能發電與社會 循著「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軌跡,第三個讓我感興趣的技術物座落於再生能源、永續能源或綠能的領域裡。 在莫拉克風災之前,我跟著一位本土發明家,追溯他「川流發電」在地創新過程的行動者網絡。從「非人的」川流水輪機與農田水圳,一路盤點出來,整個過程中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連結,又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考驗。目前看來,「川流發電」正處於技術成功了,但該項技術與社會、市場的連結還不穩固的階段。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藉由先前研究「川流發電」而對綠能技術、制度、市場的涉獵基礎,我很自然的回到黑珍珠之鄉,回到林邊,回到屏東,看到災後重建過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刻,也就是綠能的技術與社會組裝的在地性歷程。屏東縣府對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很有創意的將「地層下陷區國土規劃」與「縣市層級綠能轉型」兩件重要的事連結在一起。 屏東縣府的綠能治理,要從更早之前以保育社團帶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時期說起。像是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林仔邊自然文史工作室等等帶動社造的社團,在多年的試誤摸索中,開始跟在地社區之間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形成有效的文化轉譯。最重要的非意圖後果是,「地方知識」與「在地師傅」浮現了,而且屢屢成為與專業知識或專家體系之間交錯來回、共同會診、交織創新的重要基礎。事實上,莫拉克風災後,主導屏東災後重建的縣府跨局處「綠能工作小組」,有很大比例成員就是出身於先前的社造社團幹部。「養水種電」,讓下陷區的蓮霧園與魚塭等土地休養生息或扮演蓄洪池功能,讓光電廠商進場與災區地主居民面對面,協商互利共生的二十年土地出租契約並建制架高式太陽光電設施,廠商整地並提供光電設施,地主居民出租土地,縣府藉由中央政府經建會出面整合並協商主管土地利用的內政部、主管能源業務的經濟部能源局,也逐步突破台電公司關於電力饋線、電流穩定等等技術問題,「養水種電」最終在林邊與佳冬近五十公頃受災土地裡安裝了將近25 MW(百萬瓦)的太陽光電設施,也成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公告後的第一件大型太陽光電成果。 【屏東養水種電,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師傅與文化轉譯的技術成果】    ◎偵探社會的演練:以物追人、以人追物 這些年來,跟著屏東縣府「綠能工作小組」的綠能腳步,我也變成看得懂太陽光電、沼氣發電、氫能燃料電池機車等技術物的社會學者了。這樣的田野調查,有時必須踏進大型與小型畜牧場,看看豬糞尿如何可能變成有效的沼氣發電來源,隨著過程的開展,也跟著回溯敲開了「生物脫硫」的生科實驗室大門,同時也要來到航太工業的研發部門,看看他們如何組裝出新的渦輪式發電機。這樣的田野調查,像是科技與社會的偵探一樣,從已成熟或半成熟的技術物現場,嘗試追回到是誰、用了什麼方法、動員哪些人物或技術物、在哪些場合中把原先互不相干的異質行動者拉攏在一起、後續又如何在機器、環境、法規、實驗室、市場、社區等機制交錯中,逐步讓綠能的在地創新出現契機。原來,一個有效的綠能地方治理,要牽連進來這麼多的「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而屏東縣府的綠能工作小組,也變成了來回穿梭於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之間的「異質工程師」或「轉譯者」了。 從蓮霧到橋樑再到綠能,反覆演練一種「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偵探能力,不斷考察技術物與社會的組裝過程,這幾年下來,在這條社會學的非正規小路上,我走得更遠,也看得更多。 ---  延伸閱讀: Latour, Bruno, 2004[1998/1983], 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群學出版社。頁219-264。 Yang, Hung-Jen, 2015. Reassembling Solar Farms,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Case Study of … Continue reading 組裝技術物、組裝社會:我的科技社會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