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廢止同志教育」還是「停止異性戀教育」?推翻不平等性階層

日前中選會通過三個關於反同的公投提案,引起所有關心性/別運動者的高度關注。在這波的討論中,有些討論是環繞著公投法的制度設計而來的,更多的討論則是這三個反同公投提案恐進一步延宕同性婚姻入民法的進程,甚至重挫過去二十年來民間團體致力推動的性/別平等教育。

《性史》後來怎麼了? 除罪以前、同婚以後

「從現在開始的三分鐘,請各位同學在紙條上寫下一個『性的秘密』。題目規則很簡單,紙條是匿名的。換句話說,內容不限,你可以自由發揮,也可以拒絕作答」。三分鐘後,每個人都交了一張紙條上來。我一一打開那些隱密摺好的紙條,發現沒有一個人交白紙給我。

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and Scott(2015[2010])總結出Gagnon與Simon對精神分析學派提出的四大挑戰: (一)他們質疑精神分析學派內在性趨力的預設。 (二)他們堅持應將性置於日常生活與社會現實中考察,而非把性視為難以抑制的原始力量。不應錯誤預設所有人都有難以壓抑、具毀滅性力量的性衝動。 (三)精神分析過度強調嬰孩與兒童期對人類性相發展的重要性。 (四)性與性別在分析上應有所區分,性自我(sexual self)立基於先行建構的性別化自我(gendered self)上接續發展,而非像精神分析學一樣將性與性別混為一談。 簡言之,Gagnon與Simon開啟的性研究的社會建構論觀點,首在去除所有缺乏經驗證據、難以驗證的性概念。他們強調社會因素、社會制度與人類性相間的交互影響,也提高我們對性研究資料品質的要求與品味。 ◎「性腳本理論」: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 超過40年前創的「性腳本理論」,還能解釋21世紀的性文化嗎?我們可用近十年台灣新興的「皮繩愉虐」次文化來牛刀小試一番。 學者與實務界對皮繩愉虐文化的定義與疆界雖仍有爭議,但為便於討論可狹義定義為:基於「安全、神智、知情同意」(safety, sanity, and consensus)三原則,進行三組情慾權力戲耍(erotic … Continue reading 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傳統移民家庭與不快樂的移民 =進步的西方社會與快樂的移民二代 【我愛貝克漢影片所傳遞的東西方二元對立訊息】 如果說,表格中左半邊所呈現的都是負面的,卻又剛好「專屬」移民家庭;而右半邊都恰恰展現西方社會,這樣的「再現」並非「巧合」,這樣的故事也不只是單純「代間衝突」的故事、也不只是「自立自強有信心」的女孩努力讓自己擺脫家庭束縛的故事,而是再次地強化了「移民(或東方)=傳統、落後、壓迫」vs. 「英國(或西方)=現代、進步、解放」的對比。而影片中因受歧視而怏怏不樂的父親,必須停止訴說遭受種族歧視的傷痛、像女兒一樣努力跟白人成為好朋友、藉由體育活動融入英國社會,才會得到「幸福」(詳見Sara Ahmed對本片的分析)。 ◎做為瑞典國家主義的性別平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像《我愛貝克漢》這類貌似談論性別平等議題的影片,卻夾帶對移民家庭的刻板再現,這其實正是「性/別化的種族歧視」的幽微之處。也就是說,不像二戰時期德國納粹一樣赤裸裸地以種族差異為基,運用人種生物學「證明」猶太人次人一等、並以屠殺方式展現種族歧視的暴力,「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反而是以談論性別議題的「進步」之姿,強化對移民家庭的貶抑或病理化的描述,或甚至讓英國種族歧視「滅音」—因為移民的失敗是他自己不融入、不夠努力,而非帶有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的錯;要改變的是移民個人,而非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這類「歸咎個人」的論述,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 《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之所以選擇足球做為女主角的運動項目,乃因為足球不只是運動,還象徵著國家主義;就像貝克漢不只是足球明星,也是國家英雄。在英國官方關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報告裡,也建議以足球做為社區融合的一種形式。而向來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性別平等」則成為其國家認同的重要符碼,使其文化種族歧視與性別議題結合,而形構出「性別平等」的「我們」vs. 「父權、保守、落伍」的「他者」。 以瑞典2002年一位庫德族女性Fadime Sahindal被其父所殺的「榮譽謀殺」(honour killing)案件為例,Fadime因自由戀愛,被認為有辱家風而遭父兄殺害,此案引起瑞典社會極大討論。瑞典媒體認為Fadime是因為融入瑞典社會,變得「太像瑞典女孩」而不見容於移民家庭;她的喪禮最後幾乎以國喪的規格進行。瑞典主流論述認為Fadime的悲劇起因於「移民融入問題」、「文化差異」、「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間的兩難」。 【Fadime已成為瑞典「受害移民女性」的「典型」。瑞典主流媒體同時也在消費她的「美麗」與強化「政治正確的『融入』移民」形象】 資料來源:andersmoberg676.files.wordpress.com/2014/01/042.jpg … Continue reading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女人的貞潔,男人的政治:性別意識與名人道德

田晶瑩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 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廷在宣佈參與苗栗立委補選後,為避免被對手挖出過往而選擇自爆「襲胸事件」,引發外界評價兩極。而後又有女性在網路指控遭其襲胸,並留下陳的建中學生證;後續因事情愈演愈烈,陳宣佈退出2015年苗栗縣立委補選。 【陳為廷事件,讓許多其他事情減少曝光】 從這件事情滿城風雨的程度,大家已經恐怕已經無心了解銀行聯貸和台灣農地休耕、中國農民登台等事,但就此事而言,有不少人(通常是男性)為陳為廷發聲,認為他只是犯了小錯誤,甚而以為這是「私領域」的事,與他能否成為政治人物為民服務無關;當然也有不少女性在網路上提及自身被其他異性騷擾/侵犯的經驗,表達這樣的事件會對受害者造成多大的傷痛,她們經常感到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更多的是酸民們的網路霸凌,叫蔡英文去讓人摸一把,或是指女網友提出的學生證並不能作為證據,她應該留下真正有力的證據云云。從大家對這件事的反應突顯了我們經常犯下的繆思。 ◎性/別意識與女人的貞潔性 首先,吳育昇上薇閣是私領域、劉喬安援交是私領域,但性騷擾絕不是私領域的事,並且是犯罪。性騷擾這件事本身就帶著強/弱的權力關係—通常是上對下/男對女,而在此次的事件中還要加上陳為廷擁有發言陳述的權力而受害的女性沒有。男性多半以為性騷擾事件等同於吃吃豆腐、或是錯估形勢的性邀約,包含言語上的或是行為上的;然而女性所感受到的則是身體/主體性被侵害。何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我們的社會不斷強調性別意識:男人應該是主宰的、性活躍的,而女人則應該是順從的、性被動的。這樣的性別秩序下,男性作為父權社會中的受益者,經常忽略/合理化其自身帶有的性別權力,呈現在物化女性、認為女人需要男人保護/管束、覺得男人天生性衝動等;而性騷擾女性的過程其實是就正是對女性霸權的展現。 【在台灣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 資料來源:http://www.citylove.org.tw/web/2014test/chapter06/1043-603.html 在台灣社會(以及幾乎全部的父權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對於不貞的女性古代處以浸豬籠或其他私刑,而守貞者則給予貞節牌坊來表揚。雖然浸豬籠與貞節牌坊在現今社會已不復見,但這樣的父權意識卻依舊存在。為什麼男人會覺得摸女人一把是「賺到」,而女人被摸一把則是「吃虧、不潔」?為什麼女人的身體會被「弄髒」?我們為誰而守貞?「守貞」的思想原就是父權社會為女性所設計的,要妳好好的保護妳的性/身體,因為它是屬於一個男人的。君不見男人把女人當征服的對象,而女人的貞潔卻是易毀的、女人的性則是羞恥的。很多女性在購買內衣的過程中,分明拒絕了還是被女店員衝入更衣室「幫忙喬奶」被摸了好幾把,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潔,只會生氣對方不尊重我;然而當受到男性的性騷擾時,首先是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令當事人受到壓迫而感到恐懼。接著父權思想教育女人的是,如果有男人碰了妳,妳就髒了,正是這樣的邏輯讓受到性騷擾的女性覺得「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在其主體性受到侵犯後,再受到二度傷害。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讓女性在受到騷擾後產生「不潔」的恐懼以及自我質疑,讓受害女性不敢站出來,或是讓受害女性的家人不願讓她站出來。因此,唯有我們認真去了解性別意識與父權思想,改變現在的性別秩序後,才有可能杜絕這樣的性別權力壓迫。  ◎政治人物/名人的道德標準? 另外有不少人提到,像陳為廷這樣有道德瑕疵的人不應該當立委,因為他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示範。也有人因此質疑太陽花學運的整體價值,或認為學運人士應盡速與陳為廷作出切割,以免損及學運名譽。然而這樣反應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太陽花學運從來不是由一群「神人」所創造,而是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在那個時刻有著相同的理念—反對黑箱服貿—而走上街頭,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支持不同的政黨,學運代表的就是這個社會的縮影,甚至連太陽花也是後來才被按上的名稱;更別說太陽花女王、學運領袖等封號,不都是由媒體添加的嗎?那麼為什麼劉喬安,或是今天的陳為廷,不應也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論是學運的哪一員,或是任何的名人都只是個「人」,然而他們在被媒體與社會大眾「神化/英雄化」之後,我們就再也容不下他們的一點缺陷。相對地,那些未被神化/英雄化的人物,例如犯下性侵罪的李宗瑞或馮滬祥,卻不見有人大力討伐,更難見到的是為該些案件受害者出聲的人。 【公眾利益的討論,在台灣似乎相當缺乏】  facebook.com/nagee.tw/photos/a.10151409298917312.1073741829.353390642311/10152098269327312/?type=1 尤其在李宗瑞的案子中,更多人檢討的是受害者為何要去夜店、是否衣著曝露、為何接受男性的搭訕而導致被下藥迷姦。如前段所述,在我們的父權社會中多數人認為是女人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貞潔性,檢討受害者的行為無異是再度強化父權意識而把受害者更進一步推入深淵。而在被「神化/英雄化」的人身上,我們卻要求他/她是個完人,當他不再完美之時,則像中世紀獵殺女巫一般,把高中的文章挖出來、對受害者人肉搜尋、找出當年的警察與司機進行訪問,再補上如果妳/你的女性家人是受害者,妳/你的感受是如何。如果陳為廷只是個無名小卒,還有多少人在意他犯的錯以及受害女性的感受?聖經中有一個故事說:「一日有一名犯人[1]被捉到,眾人正對著她丟石頭,耶穌到來後對眾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從老人到小孩,一個個地把手中的石頭放下了。」我並不是說名人或政治人物的道德不該接受檢驗,而是我們不該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透過砰擊犯錯的人才得以異化/區別我們與犯錯者有所不同。 【台灣對待不同人的標準,似乎不太一樣】 資料來源:http://review-fumao.logdown.com/ ◎不應是「對錯」「黑白」「藍綠」的二元對立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正是台灣社會雙重標準的寫照,而且我們都可能是共犯。每個人都可能犯罪,差別在於認錯並悔改,從此不再犯,還是振振有詞地為自己找理由,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去壓迫受害者。 最後,我知道很多人還在等我說出一個「對」或「錯」,然後他們才能對此下批評。就好像不是藍就是綠,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對立,你總要選一邊站。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簡單,不信來好好的讀一讀社會學。 ----- [1] 原文為行淫的婦人,但本文意不在傳教、更不願再加深性別意識,以及通姦是否是罪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因而以犯人取代。

創傷之後:增進性騷擾的公共理解

范雲 /台灣大學社會系 男人和女人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裡。為什麼許多男人覺得性騷擾這件事情可以被輕輕放下,但是,許多女人覺得這件事情不能被輕易原諒呢? 不少男人聽到性騷擾,會誤以為是自己也經歷過的失敗性邀約,有人甚至會宣稱,這是每個人年少都有過的荒唐事;相比之下,女人聽到性騷擾,往往義憤填膺。因為,她們中的多數,會想起自己經歷過的那些難以啟齒的不舒服與不被尊重。對某些女性來說,甚至是難以回首的創傷經驗。 【女性被騷擾的經驗,經常無法與人言說】 資料來源:streetharassment.files.wordpress.com/2009/04/boston-anti-grope-campaign-sign-2.jpg?w=300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 性騷擾不應該被當成失敗的性邀約。情感追求,或性的邀約,是兩個平等的個人之間的互動。你情我願,有一段探索與回應的過程。相反地,性騷擾展現的,是對他人感受的忽略與不尊重。因此,性騷擾是一種關係的強迫,它展現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其濫用。它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攻擊,而不是嘗試吸引。 由於性騷擾內涵了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比較常發生在上司對職員,老師對學生,長者對年幼者,男性對女性。性騷擾經常被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一個越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越有可能發生對女性的性騷擾。對女性而言,性騷擾造成了對其身體以及尊嚴的侵犯,它不是私德議題,是公共議題。 為什麼性騷擾是公共議題呢?被騷擾者除了在當下,被迫經歷她或他不想要有的身體接觸,或帶有性意味的口語內容外,在事情發生之後,還有可能會感受到創傷、沮喪、焦慮、孤立以及不斷地自責。這個社會常會明示或暗示女性,一定是因為妳的穿著言行的不恰當,才會招惹別人的侵犯。有時候,經歷性騷擾,甚至會影響受害者與其伴侶的親密關係。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所造成的外溢效果。性騷擾的發生,會持續形成對女性產生壓力的不友善環境。無論是公車上的性騷擾,或是職場上的性騷擾,都使得被騷擾的弱勢者,必須承擔更多的身心壓力。公司、社會組織或是任何一個社群中,一旦出現了性騷擾事件,特別是當騷擾者是該群體中較有權力的人時,往往會使得當事人,以及潛在的被騷擾群體,無法有平等發展自我與生涯的機會。 【在職場被騷擾的女性,必須承擔龐大的身心壓力】 資料來源:files.coloribus.com/files/adsarchive/part_630/6307055/file/sexual-harassment-awareness-gagged-small-30863.jpg 在婦女運動十多年的努力下,台灣社會在面對性騷擾上,已經有了法律與政策,得以讓受害者求助。也許是性別教育的成長,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以行動保護自己,懲處加害人。女性不再是無助的弱勢者,她可以長出力量,成為行動的主體。當然,在多數的情況下,受害女性經常無法在第一時間點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在處境與行動上的艱難,也常常無法被整個社會理解。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太少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的社會真的需要聽到更多的受害者為何無法行動,以及為何能夠行動的真實故事。 ◎男性對於性騷擾的反省,不應集體缺席 然而,直到現在,關於如何可能協助加害者,還是缺乏討論與理解。國外不少研究提出,加害者根據情節輕重,需要接受性別教育、認知治療(找出認知上 的原因)、心理治療、同理心練習、再犯預防、行為治療,以及協助其建立一個能夠督導與避免其再犯的負責性計畫。比較複雜的是性騷擾的累犯,可能有強迫症問題,非常需要特殊的專業協助。 性騷擾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我們看待性騷擾的態度。如果我們願意認真地對待,性騷擾的行為其實可以被避免;然而,一個團體或社會,如果將性騷擾當成不重要的輕微事,它不僅會進一步造成所有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更嚴重的是,可能造成整個社群內部的分裂或價值危機。如果陳為廷事件對我們有任何的省思,那就是,我們需要增進整個社會,包括「進步社群」(如果有的話),以及社會學教育,對性騷擾的理解與認識。 【透過陳為廷性騷擾事件,讓整個社會可以反省台灣的性別權力關係到底如何】 資料源:http://m.watchinese.com/sites/www.watchinese.com/files/imagecache/article_MainPhoto/photos/2014/05/20140520%20%E7%9C%8B%E5%AD%B8%E9%81%8B%E3%80%8B%E6%80%8E%E9%BA%BC%E7%9C%8B%E9%99%B3%E7%82%BA%E5%BB%B7%EF%BC%9F-%E5%AE%98%E7%B6%B2.jpg/ 陳為廷參選引爆的性騷擾爭議現象,像是個女版的洪仲丘事件。軍中的虐待,是每一個男性成長過程都經歷或至少聽聞的事件。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洪案引爆了台灣男性要求改變的集體憤怒。多數不曾當兵,未來也非常可能不會當兵的女性姊妹們,在洪仲丘運動中,也發揮了龐大的支持力量。遺憾的是,在這個因為政治明星所意外喚起的女性集體傷痛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的同理與積極行動;甚至有不少意見領袖,不斷地辯護。這個男性缺席的集體現象,值得我們省思。 ◎持續白絲帶運動,終結男對女的暴力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新一波白絲帶運動,讓男性一起參與教育男性的性別教育。我們需要父權結構中的優勢者男性,參與性別教育,並以積極的行動終結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許多社會與部落沒有家暴、沒有性侵,也沒有性騷擾。這些經驗讓我們理解,生理男性不是天性就比較可能施暴或濫用權力,這是學習而得的。白絲帶運動,讓男性可以脫離罪惡感,可以不再成為父權社會的幫兇。請所有認同的男性,就從勇於對抗日常生活中,你的男性同儕口中貶抑女性的語言與態度開始。 【持續白絲帶運動,讓台灣男性積極參與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資料來源:gender.psc.ntu.edu.tw/Admin/Web/Files/PUB_Cover/white.jpg 社會學不斷地教育我們,要能連結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的關係。如何真正尊重與愛惜每一個人,包括受害者,以及加害者,是創傷之後的公共議題,如何從根本上,反思性騷擾的結構性原因,則是每一個社會學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基本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