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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廢止同志教育」還是「停止異性戀教育」?推翻不平等性階層

陳美華、陳家平、許姮安 /中山大學社會系 日前中選會通過三個關於反同的公投提案,引起所有關心性/別運動者的高度關注。在這波的討論中,有些討論是環繞著公投法的制度設計而來的,更多的討論則是這三個反同公投提案恐進一步延宕同性婚姻入民法的進程,甚至重挫過去二十年來民間團體致力推動的性/別平等教育。 在這一波的反同公投辯論中,已經有不少的討論一再談到,公投可決定的事項是重大爭議性的政策議題,而非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課題。所以本文將不再重覆這個論點,而是希望提醒大家,為什麼台灣在逐漸走上平等、法治、尊重差異、保障人權的過程中,「廢止同志教育」的公投提案是完全無法接受、侵害憲法平等權的違憲提案。 ◎結構位置的不平等需透過平權行動改善 每當人們想到平等時,我們總是想到「相同事物做相同處理」(等則等之),這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看起來合理,但只是最表象的形式平等,它無法讓處於不同社會位置、擁有不同機會結構、有不同有形無形資源的人享有實質的平等(如下圖)。要讓社會真的達致實質平等,我們需要另一種矯正結構性不平等的概念:就是透過積極作為讓不同位置的人可以享有實質的平等權。這常見的做法包括母性保護措施、生理假;能力相等時,優先進用少數族群等積極措施。 【平權行動就是要改變結構不平等,達到實質平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是「特殊權利」,不是「基本人權」,但人權與基本人權一直也都是歷史和社會變遷的產物。現今母性保護、產假已經不被看成是「特別權利」,而是基本人權。反之,如果無法提供母性保護,就構成性別歧視。再舉個例子,也許更能體會實質平等的意涵。婦運長期抗議公共空間夜間照明不足、欠缺足夠公共運輸,形成對女性夜間的人身安全問題就是一例。因為既定的性別結構下,沒有足夠的夜間照明與公共運輸,對男性沒有構成障礙,但卻剝奪女性在夜間平等進出公領域的權利,而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不利益就是一例。2009年大法官會議第666號解釋,強調罰娼不罰嫖,不僅形式上對娼嫖不平等,而且罰娼也進一步惡化經濟弱勢女性的處境,關注的也是實質平等的問題。換言之,如果社會中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等或階層關係,但人們卻對位於不同位置的人給予相同待遇,那麼不僅違背平等原則,而且深化不平等的結構。反同公投要求「廢止同志教育」就是這種強化異性戀與同性戀間的不平等關係、侵害同志平等權的例子。 ◎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 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748號解釋中,闡明婚姻是基本人權,而且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因而任何以性傾向為分類的差別待遇都必須經嚴格的檢視。民法排除同婚,被視為是基於性傾向而為的差別待遇,不符平等原則。雖然很多人對748號解釋不甚滿意,但它確立了不得基於性傾向而為差別待遇的平等原則。 從這個角度來檢視一下反同公投的三個提案。第一案其實是希望以伴侶制或專法形式來處理同性親密關係的締結;第二案是希望確立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第三案希望廢止國中小的同志教育。從公投法強調人民對法律享有創制、複決的精神來看,第一案是可以公投的創制權行使,但立法院已有提案,實在不需要人民再「創制」。第二案已為被釋字第748視為違憲,中選會不該再允許違憲提案。第三案是爭論最多的,也是支持性別平等運動、同婚運動大家最關心的一題,但其實也是違憲提案。 ◎學校每天都在做異性戀教育 禁止在國中小施行同志教育,對大部份的民眾或家長而言,看起來也許理所當然,常見的說法是「何必教那些有的沒的」,尤其「小孩還那麼小」、「教壞囝仔大細」等等,但事實上如果依據憲法精神,不教同性情慾恐有違憲之虞,因為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含性別與性傾向,除非有人敢說,各級校園不教異性戀、也沒有任何提倡異性戀的行為,否則要求片面廢止教同志教育就是讓同性戀與異性戀情慾處境不平等對待的境遇,並損害同性性傾向者的平等權原則──意即,連形式平等等都沒做到。 但,誰敢說各級校園不教導、不提倡異性戀呢? 現實生活是,我們從小所受的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教育中,每天都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在提倡異性戀--「我的家庭真可愛」這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的兒歌傳唱數十年、「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都是在提倡異性戀。事實上,教導異性戀這件事已經被制度化在我們的日常教育實踐之中。2014年通過的家庭教育第二條就明定,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的家庭教育課程;而家庭教育的範圍,毫無意外的,就包含了「婚姻教育」一項。在長期來民法中「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的情況下,「婚姻教育」其實就是「異性戀婚姻教育」。 【學校課本都會教,如何跟異性交往】  依據家庭教育法而制訂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中就載明,學生必須具備「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這項能力指標,並在補充說明中言及: 青少年階段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因此…異性交往,都可以與父母或家人討論。以免…面臨棘手問題(如分手)時,孤立無援。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也有大量的「做異性戀」教學,包含「探討並列舉被異性吸引與吸引異性的心理及生理因素」、「學習在與異性相處及身體活動中表現合宜、尊重與有禮的行為」、「瞭解並區別男女間喜歡、愛與迷戀」、「根據社會規範來確認與異性交往的原則」、「培養正確的異性交往態度」等。以康軒版健康與體育課本為例,唯一討論到親密關係的篇章是國二上第一章〈彩繪兩性關係〉(圖一~四)[1]。其中,親密關係的主體明顯直接框限在「兩性」,完全無視於過去二十年間性別平等教育強調性別多元的討論。再者,情感、慾望的發展都是異性戀取向的,沒有任何關於非異性戀取向的討論;全然無視於坊間隨處可見的T婆戀、男男相愛、雙性戀、愛戀鞋襪、愛戀綑綁等各種情慾模式。康軒版不是特例,還有許多其他只看見「兩性」、獨尊異性戀、給異性戀特權的不平等性別教材。 ◎透過排除非常規的性,鞏固既定的性階層 我們當然也要關心異性戀又是怎麼被教的?它服膺了什麼樣的秩序與道德原則?在這些教材中,常以圖解的方式將異性戀拆解為從牽手、搭肩、接吻、擁抱、愛撫、性交等異性戀實做(見下圖),而且這些異性戀親密實的順序總是「只會前進不會倒退」,一定會達到它的終極目的──就是搭上異性戀愛情列車、約會、終至進入異性戀婚姻。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30(圖二) 親密行為的程度 對於青少年學生最關心的性行為,到底是否要進行性行為的考量上,幾乎都是以女學生作為訴求的對象,並以各種性行為的「負面後果」來勸退學生想進行性行為的念頭。說穿了,當前高度制度化的異性戀教育,透過將「兩性」親密、性愛正常化的方式,反而建構了一組有正確愛慾對象、適當親密節奏、最終導向異性戀婚姻家庭的規範性框架。至於那些不合於這套標準的愛情、慾望、行為與親密經驗都將被視為失格、敗德、不正確,藉此社會就可以鞏固既定的性階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位在金字塔頂端,性交易在金字塔底層,人獸交根本就不是人!)。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20(圖一) 愛情列車:兩性交往過程思考路徑 在這種舖天蓋地的教導異性戀的校園中,請問懷抱非異性情慾傾向的學生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慾與親密經驗?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整理她/他們的不同慾望?這種只教異性戀、不教同性戀,甚至要禁止教導同志教育的作為,難道不是在擴大、深化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嗎? ◎停止片面倡議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 從實質平等的角度,我們也要檢視制度對於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群體的影響為何?是否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因此我們也要問,在只教異性戀的情形下,非異性傾向的學生將面臨什麼樣的處境?它有沒有形成以性傾向為分類的不平等對待? 首先,有形無形的異性戀教育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認識、發展自己的異性傾向與私密情感;反之,在沒有多元性別教育、同志教育的情形下,請問眾多被同性吸引的學生面對同儕、學校、教材都把異性戀當成「正常」、「自然」,而同性戀被編派為「異常」、「不自然」的情形下,她/他們如何理解自己非異性傾向的情慾與情感?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她/他們理解自身的慾望?事實上,各級校園的日常實踐中,非異性戀學生一旦表現出各種非異性傾向的情感、慾望或親密實踐就被嘲笑、霸凌、被污名化、甚至被看成病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教同志教育,不僅明顯縱容國家和各級學校偏私、獨尊異性戀,而且讓非異性戀者陷於更艱難的處境(參考王宏仁的「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讓實質平等變得更加遙不可及。綜言之,要破除異性戀和同性戀間上下不對等的階層關係,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改變非異性傾向的結構不利位置,而全面性的施行具有多元性/別意涵的性別教育與同志教育將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反同公投第三案看似合理,但骨子裡其實強化了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性階層關係。我們因而不只要說,不教同志教育是違反憲法平等權保障,要認真對待平等,還得要求各中小學全面禁止以各種形式提倡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讓愛慾自由。 == [1] 左上(圖一)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8(圖1-1-2 我戀愛了嗎);右上(圖二)康軒版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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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後來怎麼了? 除罪以前、同婚以後

梁秋虹/臺灣大學社會學   一、性的秘密 「從現在開始的三分鐘,請各位同學在紙條上寫下一個『性的秘密』。題目規則很簡單,紙條是匿名的。換句話說,內容不限,你可以自由發揮,也可以拒絕作答」。三分鐘後,每個人都交了一張紙條上來。我一一打開那些隱密摺好的紙條,發現沒有一個人交白紙給我。 這是我曾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性別學程的一門課,主題是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影響深遠的經典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性(sexuality)是什麼?性有自己的歷史嗎?什麼是性史?假如要讓傅柯在三分鐘內介紹自己的研究,這個課堂實驗或許是一個方法。 人為什麼會願意交出自己的性秘密?這就是傅柯想要說的事。《性史》第一卷以十九世紀性壓抑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為背景,在教會的懺悔告解室、在囚禁瘋狂的精神機構,從家裡的臥房到學校教育現場,在聽和說的人之間,人們開始竊竊私語,傅柯將這樣的時代現象稱為一種告白機制。看來秘密或許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難以啟齒。問題在於,透過性如何定義自我?他人又會如何解讀眼前的秘密,這便牽涉到一種隱約的權力關係,就像在這個教室裡所發生的事一樣。 回到教室裡發生的事,摺好的紙條都一一打開了,接下來的考驗回到我身上,我該怎麼辦?我想到一些來自傅柯的啟示,秘密不會只是秘密,秘密可以觀察,秘密會累積,會被解讀、建檔與分類,逐漸被建構成為一種知識。看著手上的紙條,我很快就發現,這時代大學青年世代的性經驗、性態度與性知識早已大不相同,而我的教室裡正坐著一個可愛的男同志,他對身體與性侃侃而談,有著一雙不迴避人的明亮眼睛。 回顧2017年,台灣正寫下同志平權歷史的一年。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宣布《民法》禁止同性婚姻違憲,台灣可望成為亞洲第一個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未來兩年內立專法或修民法的同婚法案動向仍有待觀察。另一方面,強調守護傳統家庭與婚姻價值的宗教性社會團體,則表達強烈反對意見。無論如何,台灣同志婚姻釋憲案的通過,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應。在那之後,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了亞洲地區第一個走入官方美術館的同志議題大展。同志平權運動工作者祁家威獲頒「總統文化獎」社會改革獎。台北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再創歷史新高,成為亞洲規模數一數二的同志大遊行。 是的,社會正不斷在改變。2012年,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首度納入(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次發表)性別認同的題組,調查結果得出異性戀94%、同性戀0.2%、雙性戀1.7%的人口比例。[1]同志似乎不再是秘密了,「出櫃」(come out)宛如歷史名詞,如同我們早已不再是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了。這時代什麼是性史?我們還需要性史研究嗎? 2012台灣性別認同調查。圖:作者提供。   二、性的告白:除罪以前、同婚以後 回到傅柯,重讀《性史》,有些讀者可能會失望,因為傅柯其實沒有交代太多維多利亞時代人的性生活。傅柯沒有明說的是,現代婚姻制(civil marriage)其實也是十九世紀的歷史產物。國家某種程度卸奪了教會證婚的神聖權利,另行透過法律賦予人民民事登記結婚的新權利。然而,在我們選擇擁抱幸福美滿的婚姻制度和婚姻價值之前,要知道婚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平等的。妻子一無財產權,二無訴請離婚權利,現代一夫一妻婚姻制仍與父權制劃上等號。 那傅柯說了什麼?他所考掘的是現代婚姻制的一體兩面:婚姻以外不合法的性,特別是十九世紀同性戀概念的誕生及其入罪化。關於罪與罰的性史,很早便開始了。英國自十六世紀以來,肛交及獸交行為依法可處死刑(Buggery Act 1533)。傅柯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開場所描寫的凌遲場景,同樣也發生在男同志身上。直到維多利亞時代,才廢除了這一項公開示眾的絞死刑。然而,懲罰的時代結束了,規訓的時代才正要開始。在十九世紀法律犯罪科學與精神醫學的發展下,有些人的性開始被研究、偵訊和審判,變成了不正常的人。1895年,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被依「猥褻罪」宣判入獄。當作家的不名譽入獄事件成為公眾議論話題,男同志的性史開始浮上檯面,相對隱而不顯的女女親密關係則一直處於法律寬忍的灰色地帶。這也就是為什麼,對有些人來說,性必須是秘密。因為他們的性被視為一種性危險、性倒錯與性犯罪。性不可以說,正如同不能輕易向他人說出我是誰。 那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後來怎麼了? 2017年的英國,正逢同志「除罪化」或「部分合法化」五十周年紀念(Sexual Offences Act 1967)。[2]英國盛行的歷史周年紀念,年復一年的紀念,不單只為照亮歷史榮光,也要照見歷史暗面。在同志平權紀念之年,英國舉行了為期一年的盛大紀念,重新認識罪與罰的性史,以此回顧反省過去對男同志的法律壓制與迫害。首都倫敦,在工黨政治家、巴基斯坦裔穆斯林信仰、人權律師出身的市長公開表態支持下,倫敦市政府帶頭舉辦倫敦同志抗爭運動五十年紀念攝影展。從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到泰德美術館相繼推出同志平權大展。打開電視頻道,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正上演一系列同志影視季特別節目(Gay Britannia)。走過書店櫥窗,城市重寫自己的歷史,繼《倫敦傳》之後,《酷兒城市》(Queer City: Gay London from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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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 [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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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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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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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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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腳本、性社會學與皮繩愉虐:追憶Gagnon

高穎超 /美國羅格斯大學社會學系 約翰‧蓋格農(John H. Gagnon,1931–2016)——開創「性腳本理論」(sexual scripts theory),奠定並影響「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sexualities)領域近半世紀的美國社會學家,於2月11日逝於加州棕櫚泉家中,享壽84歲。 依據石溪大學統計,Gagnon畢生有至少473次學術期刊論文、書章、文章、書評、受邀演講,以及刊載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大眾刊物上的發表,主題涵蓋社會學觀點的批判/性研究、犯罪學、家庭、藥物與菸酒、工人階級與大專青年,以及擬像和遊戲。Gagnon的學生兼摯友,英國性社會學界的扛霸子Ken Plummer(Essex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在部落格貼出訃聞,細數他與Gagnon的相處與激盪,且將在期刊《Sexualities》撰文紀念。《紐約時報》將Gagnon譽為「扣連性(sexuality)與社會影響之人」,不過這略嫌隔靴搔癢。Gagnon生前服務三十年的石溪大學下的標比較到位:「重新定義性行為本質的社會學家」。 【Gagnon與筆者,攝於2013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紐約。Amy Brainer攝影】 曾與Gagnon有一面之緣的我,想在《巷仔口》為他搭座棚架、辦場追思。本文簡介Gagnon社會學取向的「批判/性研究」,有何劃時代的理論創見。我以皮繩愉虐(BDSM)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性腳本理論」分析與批判當代性文化,提示五種觀點來針貶Gagnon的貢獻及限制。最後,我將場景推進到與Gagnon相會,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學術會議的時刻。希望透過觀察美國學圈的發展,喚出有台灣味的「性社會學」。 ◎性,渴望社會:Gagnon的學思歷程 Gagnon於美國實用主義與符號互動論的重鎮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1955)與博士學位(1969),並在芝大結識他的學術夥伴William Simon。在Gagnon轉往東岸的石溪大學任教前,「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所」聘用Gagnon成為該所首位社會學家。稍後Simon也加入團隊,兩人展開長期合作關係(1960s-1980s),產量豐碩。 1973年,兩人出版集大成之作《性舉止:人類性相的社會根源》(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2005年二版,數度再刷,至今仍名列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兩人合作發展的「性腳本理論」於1987年臻至成熟,成為研究性社會學與人類性相必讀的社會建構論代表作。 Gagnon與Simon與行為主義式科學的分道揚鑣,具體而微地顯現在他們援引Ernest W. Burgess的概念,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性舉止」(sexual conduct),而非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性舉止「是團體規定、評價制約下的行為。不同於單純能從外在觀察到的行為,〔性舉止〕是傳達出規範與評價的行為」。Gagnon與Simon一面批判1960年代相當盛行的結構功能學派,另一面承襲現象學與符號互動論者,如G. H. Mead、Howard Becker和高夫曼的劇場理論。Kenneth Burke認為,Gagnon與Simon建立在性舉止概念上而發展的性腳本理論,點出「所有慾望的隱喻特質」。 【《性舉止》至今仍為美國亞馬遜書店「性相」類與「社會理論」類百大暢銷書】 放眼1960年代,Gagnon與Simon所面對的學術傳統,是長期把「性」視為人與生俱來、內在於身體的自然成分,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心理學類屬。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佛洛依德式精神分析學派把性看作原欲或趨力,若不壓抑性便會造成混亂,故須加強社會規範以促成人類文明的發展。多數性學家則把從事同性戀、易服癖、施虐與受虐等性行為的人,醫療化為疾病分類,須經矯治才能讓這些「變態」變正常。不管當時或現今的基因論、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及部分反同忌性的宗教或家長團體,仍持守這種觀點。 Gagnon與Simon倆人四拳,奮力挑戰這種把性限縮在生物學、心理學範疇的觀點。在〈性發展的社會起源〉中,他們指出上述取徑預設了認識論和社會語言學前提,問題重重。一來,這類研究的資料取自成人口述自己幼年與兒童期的回憶。但回憶可能遺忘、刪改、扭曲,研究者如何驗證口述資料能真實反應其幼童經驗?從存在主義觀點而言,其實並非「過去」決定了「現在」。當人透過敘說重構自身的生命歷程,讓生命事件能整合進敘說者「當下的認同、角色、情境與語彙」時,「顯然是現在重塑了過去」。 再者,由於孩童缺乏足夠的語彙,無法充分言說自身的行為與慾望,就算研究者直接訪問孩童,資料品質依舊堪慮。這意味著,如果缺少帶有社會意涵的語言或符號介入,性行為不可能存在。好比一位幼童可能觸摸陽具或陰部,獲得愉悅,但這稱不上「性」。惟有等他/她學會了成人的符號系統,懂得這種行為叫做自慰,瞭解與自慰相關的知識和價值後,他/她才有可能進行成人理解下的自慰。 Jackso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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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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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貞潔,男人的政治:性別意識與名人道德

田晶瑩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 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廷在宣佈參與苗栗立委補選後,為避免被對手挖出過往而選擇自爆「襲胸事件」,引發外界評價兩極。而後又有女性在網路指控遭其襲胸,並留下陳的建中學生證;後續因事情愈演愈烈,陳宣佈退出2015年苗栗縣立委補選。 【陳為廷事件,讓許多其他事情減少曝光】 從這件事情滿城風雨的程度,大家已經恐怕已經無心了解銀行聯貸和台灣農地休耕、中國農民登台等事,但就此事而言,有不少人(通常是男性)為陳為廷發聲,認為他只是犯了小錯誤,甚而以為這是「私領域」的事,與他能否成為政治人物為民服務無關;當然也有不少女性在網路上提及自身被其他異性騷擾/侵犯的經驗,表達這樣的事件會對受害者造成多大的傷痛,她們經常感到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更多的是酸民們的網路霸凌,叫蔡英文去讓人摸一把,或是指女網友提出的學生證並不能作為證據,她應該留下真正有力的證據云云。從大家對這件事的反應突顯了我們經常犯下的繆思。 ◎性/別意識與女人的貞潔性 首先,吳育昇上薇閣是私領域、劉喬安援交是私領域,但性騷擾絕不是私領域的事,並且是犯罪。性騷擾這件事本身就帶著強/弱的權力關係—通常是上對下/男對女,而在此次的事件中還要加上陳為廷擁有發言陳述的權力而受害的女性沒有。男性多半以為性騷擾事件等同於吃吃豆腐、或是錯估形勢的性邀約,包含言語上的或是行為上的;然而女性所感受到的則是身體/主體性被侵害。何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我們的社會不斷強調性別意識:男人應該是主宰的、性活躍的,而女人則應該是順從的、性被動的。這樣的性別秩序下,男性作為父權社會中的受益者,經常忽略/合理化其自身帶有的性別權力,呈現在物化女性、認為女人需要男人保護/管束、覺得男人天生性衝動等;而性騷擾女性的過程其實是就正是對女性霸權的展現。 【在台灣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 資料來源:http://www.citylove.org.tw/web/2014test/chapter06/1043-603.html 在台灣社會(以及幾乎全部的父權社會)裡從來都只有女人需要守貞,對於不貞的女性古代處以浸豬籠或其他私刑,而守貞者則給予貞節牌坊來表揚。雖然浸豬籠與貞節牌坊在現今社會已不復見,但這樣的父權意識卻依舊存在。為什麼男人會覺得摸女人一把是「賺到」,而女人被摸一把則是「吃虧、不潔」?為什麼女人的身體會被「弄髒」?我們為誰而守貞?「守貞」的思想原就是父權社會為女性所設計的,要妳好好的保護妳的性/身體,因為它是屬於一個男人的。君不見男人把女人當征服的對象,而女人的貞潔卻是易毀的、女人的性則是羞恥的。很多女性在購買內衣的過程中,分明拒絕了還是被女店員衝入更衣室「幫忙喬奶」被摸了好幾把,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潔,只會生氣對方不尊重我;然而當受到男性的性騷擾時,首先是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令當事人受到壓迫而感到恐懼。接著父權思想教育女人的是,如果有男人碰了妳,妳就髒了,正是這樣的邏輯讓受到性騷擾的女性覺得「噁心想哭,覺得自此帶著不潔的陰影」。在其主體性受到侵犯後,再受到二度傷害。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讓女性在受到騷擾後產生「不潔」的恐懼以及自我質疑,讓受害女性不敢站出來,或是讓受害女性的家人不願讓她站出來。因此,唯有我們認真去了解性別意識與父權思想,改變現在的性別秩序後,才有可能杜絕這樣的性別權力壓迫。  ◎政治人物/名人的道德標準? 另外有不少人提到,像陳為廷這樣有道德瑕疵的人不應該當立委,因為他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示範。也有人因此質疑太陽花學運的整體價值,或認為學運人士應盡速與陳為廷作出切割,以免損及學運名譽。然而這樣反應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太陽花學運從來不是由一群「神人」所創造,而是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在那個時刻有著相同的理念—反對黑箱服貿—而走上街頭,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支持不同的政黨,學運代表的就是這個社會的縮影,甚至連太陽花也是後來才被按上的名稱;更別說太陽花女王、學運領袖等封號,不都是由媒體添加的嗎?那麼為什麼劉喬安,或是今天的陳為廷,不應也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論是學運的哪一員,或是任何的名人都只是個「人」,然而他們在被媒體與社會大眾「神化/英雄化」之後,我們就再也容不下他們的一點缺陷。相對地,那些未被神化/英雄化的人物,例如犯下性侵罪的李宗瑞或馮滬祥,卻不見有人大力討伐,更難見到的是為該些案件受害者出聲的人。 【公眾利益的討論,在台灣似乎相當缺乏】  facebook.com/nagee.tw/photos/a.10151409298917312.1073741829.353390642311/10152098269327312/?type=1 尤其在李宗瑞的案子中,更多人檢討的是受害者為何要去夜店、是否衣著曝露、為何接受男性的搭訕而導致被下藥迷姦。如前段所述,在我們的父權社會中多數人認為是女人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貞潔性,檢討受害者的行為無異是再度強化父權意識而把受害者更進一步推入深淵。而在被「神化/英雄化」的人身上,我們卻要求他/她是個完人,當他不再完美之時,則像中世紀獵殺女巫一般,把高中的文章挖出來、對受害者人肉搜尋、找出當年的警察與司機進行訪問,再補上如果妳/你的女性家人是受害者,妳/你的感受是如何。如果陳為廷只是個無名小卒,還有多少人在意他犯的錯以及受害女性的感受?聖經中有一個故事說:「一日有一名犯人[1]被捉到,眾人正對著她丟石頭,耶穌到來後對眾人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從老人到小孩,一個個地把手中的石頭放下了。」我並不是說名人或政治人物的道德不該接受檢驗,而是我們不該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透過砰擊犯錯的人才得以異化/區別我們與犯錯者有所不同。 【台灣對待不同人的標準,似乎不太一樣】 資料來源:http://review-fumao.logdown.com/ ◎不應是「對錯」「黑白」「藍綠」的二元對立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正是台灣社會雙重標準的寫照,而且我們都可能是共犯。每個人都可能犯罪,差別在於認錯並悔改,從此不再犯,還是振振有詞地為自己找理由,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去壓迫受害者。 最後,我知道很多人還在等我說出一個「對」或「錯」,然後他們才能對此下批評。就好像不是藍就是綠,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對立,你總要選一邊站。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簡單,不信來好好的讀一讀社會學。 ----- [1] 原文為行淫的婦人,但本文意不在傳教、更不願再加深性別意識,以及通姦是否是罪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因而以犯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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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之後:增進性騷擾的公共理解

范雲 /台灣大學社會系 男人和女人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裡。為什麼許多男人覺得性騷擾這件事情可以被輕輕放下,但是,許多女人覺得這件事情不能被輕易原諒呢? 不少男人聽到性騷擾,會誤以為是自己也經歷過的失敗性邀約,有人甚至會宣稱,這是每個人年少都有過的荒唐事;相比之下,女人聽到性騷擾,往往義憤填膺。因為,她們中的多數,會想起自己經歷過的那些難以啟齒的不舒服與不被尊重。對某些女性來說,甚至是難以回首的創傷經驗。 【女性被騷擾的經驗,經常無法與人言說】 資料來源:streetharassment.files.wordpress.com/2009/04/boston-anti-grope-campaign-sign-2.jpg?w=300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 性騷擾不應該被當成失敗的性邀約。情感追求,或性的邀約,是兩個平等的個人之間的互動。你情我願,有一段探索與回應的過程。相反地,性騷擾展現的,是對他人感受的忽略與不尊重。因此,性騷擾是一種關係的強迫,它展現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及其濫用。它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攻擊,而不是嘗試吸引。 由於性騷擾內涵了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比較常發生在上司對職員,老師對學生,長者對年幼者,男性對女性。性騷擾經常被視為是對女性的歧視,一個越不尊重女性的社會,越有可能發生對女性的性騷擾。對女性而言,性騷擾造成了對其身體以及尊嚴的侵犯,它不是私德議題,是公共議題。 為什麼性騷擾是公共議題呢?被騷擾者除了在當下,被迫經歷她或他不想要有的身體接觸,或帶有性意味的口語內容外,在事情發生之後,還有可能會感受到創傷、沮喪、焦慮、孤立以及不斷地自責。這個社會常會明示或暗示女性,一定是因為妳的穿著言行的不恰當,才會招惹別人的侵犯。有時候,經歷性騷擾,甚至會影響受害者與其伴侶的親密關係。 性騷擾是公共議題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所造成的外溢效果。性騷擾的發生,會持續形成對女性產生壓力的不友善環境。無論是公車上的性騷擾,或是職場上的性騷擾,都使得被騷擾的弱勢者,必須承擔更多的身心壓力。公司、社會組織或是任何一個社群中,一旦出現了性騷擾事件,特別是當騷擾者是該群體中較有權力的人時,往往會使得當事人,以及潛在的被騷擾群體,無法有平等發展自我與生涯的機會。 【在職場被騷擾的女性,必須承擔龐大的身心壓力】 資料來源:files.coloribus.com/files/adsarchive/part_630/6307055/file/sexual-harassment-awareness-gagged-small-30863.jpg 在婦女運動十多年的努力下,台灣社會在面對性騷擾上,已經有了法律與政策,得以讓受害者求助。也許是性別教育的成長,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以行動保護自己,懲處加害人。女性不再是無助的弱勢者,她可以長出力量,成為行動的主體。當然,在多數的情況下,受害女性經常無法在第一時間點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在處境與行動上的艱難,也常常無法被整個社會理解。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太少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們的社會真的需要聽到更多的受害者為何無法行動,以及為何能夠行動的真實故事。 ◎男性對於性騷擾的反省,不應集體缺席 然而,直到現在,關於如何可能協助加害者,還是缺乏討論與理解。國外不少研究提出,加害者根據情節輕重,需要接受性別教育、認知治療(找出認知上 的原因)、心理治療、同理心練習、再犯預防、行為治療,以及協助其建立一個能夠督導與避免其再犯的負責性計畫。比較複雜的是性騷擾的累犯,可能有強迫症問題,非常需要特殊的專業協助。 性騷擾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我們看待性騷擾的態度。如果我們願意認真地對待,性騷擾的行為其實可以被避免;然而,一個團體或社會,如果將性騷擾當成不重要的輕微事,它不僅會進一步造成所有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更嚴重的是,可能造成整個社群內部的分裂或價值危機。如果陳為廷事件對我們有任何的省思,那就是,我們需要增進整個社會,包括「進步社群」(如果有的話),以及社會學教育,對性騷擾的理解與認識。 【透過陳為廷性騷擾事件,讓整個社會可以反省台灣的性別權力關係到底如何】 資料源:http://m.watchinese.com/sites/www.watchinese.com/files/imagecache/article_MainPhoto/photos/2014/05/20140520%20%E7%9C%8B%E5%AD%B8%E9%81%8B%E3%80%8B%E6%80%8E%E9%BA%BC%E7%9C%8B%E9%99%B3%E7%82%BA%E5%BB%B7%EF%BC%9F-%E5%AE%98%E7%B6%B2.jpg/ 陳為廷參選引爆的性騷擾爭議現象,像是個女版的洪仲丘事件。軍中的虐待,是每一個男性成長過程都經歷或至少聽聞的事件。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洪案引爆了台灣男性要求改變的集體憤怒。多數不曾當兵,未來也非常可能不會當兵的女性姊妹們,在洪仲丘運動中,也發揮了龐大的支持力量。遺憾的是,在這個因為政治明星所意外喚起的女性集體傷痛中,我們很少聽到男性的同理與積極行動;甚至有不少意見領袖,不斷地辯護。這個男性缺席的集體現象,值得我們省思。 ◎持續白絲帶運動,終結男對女的暴力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新一波白絲帶運動,讓男性一起參與教育男性的性別教育。我們需要父權結構中的優勢者男性,參與性別教育,並以積極的行動終結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許多社會與部落沒有家暴、沒有性侵,也沒有性騷擾。這些經驗讓我們理解,生理男性不是天性就比較可能施暴或濫用權力,這是學習而得的。白絲帶運動,讓男性可以脫離罪惡感,可以不再成為父權社會的幫兇。請所有認同的男性,就從勇於對抗日常生活中,你的男性同儕口中貶抑女性的語言與態度開始。 【持續白絲帶運動,讓台灣男性積極參與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資料來源:gender.psc.ntu.edu.tw/Admin/Web/Files/PUB_Cover/white.jpg 社會學不斷地教育我們,要能連結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的關係。如何真正尊重與愛惜每一個人,包括受害者,以及加害者,是創傷之後的公共議題,如何從根本上,反思性騷擾的結構性原因,則是每一個社會學工作者都不能迴避的基本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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