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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陳逸淳 /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東海大學社會系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恐怖屠殺,導致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十二名職員當場死亡,法國舉國哀悼。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 。這指的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法國的政教分離(laïcité)政策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是言論自由。 【法國總統歐蘭德說,此次恐怖攻擊讓「法國被擊中了心臟」】 資料來源: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15/01/216x300xB61jizdCYAEjXpt-216×300.jpg.pagespeed.ic.hTAaXnbjxA.jpg  政教分離的政策是一種世俗主義,指的是,任何宗教信仰的象徵都不能進入公領域之中,只能停留在私領域裡頭。例如,在公開的校園中不得宣揚宗教思想,也不能穿著具宗教象徵的衣物或首飾,例如十字架、伊斯蘭頭巾、猶太人的禮帽等等;在求職的場合不得要求應徵者表明其宗教信仰等等。但在私領域之中的個人信仰自由是受到嚴格保障的。例如,法國境內的五百多萬穆斯林在職場學校中同樣可以進行齋戒活動,女性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配戴頭巾等等。 ◎當宗教自由遇上言論自由 然而,儘管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之下,宗教信仰必須嚴格地停留在私領域之中,但是實際上,信仰是否逾越公私界線有時也是難以判別甚至是有彈性的。例如,原則上穆斯林學生上學時並不能配戴頭巾,因為那是屬於宗教的事物,但事實上,法國大學校園內仍然可以看到配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配戴頭巾並未遭到嚴格的禁止;再例如,筆者留法時就讀的學校理頭有西藏來的喇嘛學生,但學校仍准許他穿著喇嘛裝到校上課。簡言之,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法國境內的人們仍享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宗教自由。ISIS組織甚至曾在法國透過網路公開招募成員,就是法國宗教自由的例證。 當宗教自由遇上了言論自由,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明確地排除了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但是在實際層面上,言論自由的界線一直都是難以明確劃定的。嘲諷與受辱之間,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是因人而異的,除非涉及與納粹有關的歷史傷痛,或對另一位公民的直接侮辱,否則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上,嘲諷的自由,以及所謂的二階(second dégre)或三階(troisème dégre)的法式幽默(意指不直接表達諷刺,而用拐彎抹角或講反話的方式來表達諷刺),一直都是法國文化的精隨之一。例如新聞評論節目《小新聞》(Le petit journal)一向把不正經、無所不酸式的、針對時事的搞笑視為己任而廣受歡迎;從習近平訪法一直到天主教反同性戀婚姻,什麼都能嘲諷,就是法式幽默最好的例子。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嘲諷的自由,包括幽默的自由,這就是《解放報》(Libération)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Charliberté)[1]:言論自由,包括嘲笑的自由,更包括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查理式週刊的自由」是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資料來源:i.imgur.com/KBCmj17.jpg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和宗教實際上的不自由的推詞。上述的這類觀察,實際上也偏離了「查理式的自由」以及「我是查理」運動的基本精神:言論的自由,嘲諷的自由,永恆的邊緣立場,絕不妥協、不被任何主流霸權收編的堅決懷疑態度。 ◎「我是查理」運動是某種法式的反骨與自由 「我是查理」運動在巴黎的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聲援行動中,有右翼分子試圖公開燒毀可蘭經來表達反對伊斯蘭教的立場,但立即遭到群眾的群起噓聲和制止。這證明了「我是查理」運動的矛頭並非指向法國長久存在的宗教矛盾,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也並非法蘭西文化作為法國的霸權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擊。事實上,「我是查理」運動之所以如烽火般快速綿延,並沒有如台灣知識分子們的思考般如此充滿種族或宗教對立的思考,而是展先出某種法式的反骨,以及法式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 確切來說,何謂「查理式的自由」?也許可以從一則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切入來觀察。《世界報》在2015年1月11號刊出一則標題為〈全體一致為查理默哀:一個誤解?〉(”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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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徘徊在國界的邊緣

有機草莓 /台灣某北部大學,今年暫棲米國 要問什麼是米國人?米國人的國族內涵是什麼?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妨從「什麼不是米國人」開始來理解,可能會有更多面相的認識。因為加法經常只是拿來說服自己、給自己壯膽的宣稱,而減法卻經常是不經意露出的口風,道出內心隱藏的恐懼和好惡。雖然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不見得皆由內心深層的情感所主控,偶而美德懿行也是得以引領風氣。然而前者經常躲在暗處主導那不可預測或看不懂的戲碼,並得以抗拒大部分的人事變遷,永續長存。 【努力宣誓效忠美國的移民,拿到公民身分後,就是美國人了嗎?】 拿最近米國喧騰的移民法案來講,好不容易得到了兩黨共識:對百萬非法移民合法化,但書則是從此必須加強邊境管理。美麗的女記者在報導這個新聞時,總是強調這些百萬非法移民平時對這個社會的貢獻。然而得到兩黨共識之處,倒可能是非法移民難以管理反成治安漏洞,而且移民家庭的選票總是被民主黨囊括,讓共和黨也得對移民裝出笑臉。這幾個因素要比貢獻說更實際而主導。 波士頓爆炸案與其後的遺體大戰 話說波士頓爆炸案從開始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大眾矚目的焦點聚集在嫌犯的宗教背景,米國與近東關係,反恐計畫,米國與俄國關係等等。當然,那些逝去的人、傷殘的家庭最讓人不捨,也是媒體持續追蹤的新聞點。與此同時米國國內,爆炸案的出事點波士頓市卻悄悄上演一齣遺體大戰,讓平常人看熱鬧,讓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清閒不了,據此反思一些國家、公民、國族主義的問題。 5月初,米國媒體對爆炸案的亢奮感逐漸平息,開始追究聯邦調查局是否忽略了重要情報的掌握。同時,爆炸案主角,嫌疑犯兄弟的哥哥T,在追捕過程中被擊斃,其遺體5月1日由醫撿局發回給他的家人後(其遺孀),由波士頓市附近W市一處殯儀館收容。然而從那天開始,媒體卻不經意開出一條喧囂的新聞線:一場遺體何去何從的丟皮球大戰。 新聞報導,馬拉松爆炸案嫌疑犯T的遺體被送到W市的葬儀社,接著可能遵照伊斯蘭傳統下葬,遺體已經清洗和包裹,只等找到下葬的地方。 【波士頓爆炸案的兩名嫌犯】 C市是這兩兄弟住了十幾年的社區,但市民們首先表達沒有意願接納,理由是恐怕造成居民的紛擾。葬儀社和起碼100間墓園有合約,迄今無人願意。葬儀社的經理希望下週一前能夠找到解決方案,然而聯繫過的墓園一概回答NO! 就在此時一項把遺體送出境的計畫被提出來。 回到你的母國! 一個據稱的社區運動者(community activist, said in press)拋出一個運送遺體出境計畫。社區運動者B說他正進行一項募款,準備足夠的經費將T氏的遺體運回俄國,經費大約3000到7000米金之間。 這位B說:「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權利站出來,說出我們希望他回他的母國(homeland)的意願。」兩兄弟雖然都在米國居住超過10年,弟弟已經拿到公民身分,哥哥因為一樁家庭暴力記錄仍舊停留在綠卡階段,但是已經得以合法長久居留。兄弟倆人雖然可能犯了同樣的罪行,但是哥哥的灰色地帶身分,正好給了米國公民一個機會道出他們內心「什麼不是米國人」或「誰不是米國人」的想法和情感。 據說為了因應這個運送計畫,社區運動者B已經在銀行裡開了一個專戶,準備接納捐款應付運費。B的說詞令人耳目一新:「作為一個米國人和在常居此地的在地居民,我『覺得』我有這個「權利」(試探政治正確性)站在這裡主張,我們希望他回到他的「母國」(homeland)。」不知道何時,米國人可以主張非公民不得葬在米國的規定?這個國家據稱是對移民最友善也最彈性的地方,他們說作為米國人不是因為膚色、人種,而是你的價值、信念。然而當某人不合乎這個國家的價值時,他的「母國」,出生地,成了非常重要的參考點。 諷刺的是,T的母親宣稱俄國官方拒絕她兒子的遺體運回俄國,讓她難以安葬他在出生地,但是俄國官方對這樣的說詞卻不予回應。 【已經是美國公民的人,有一天會不會被叫喊著:回去你們母國!】 葬儀社經理S無奈地說:「我知道墓園的立場,他們不願意接納。我完全可以理解(心照不宣阿),但是我們還是得找到解決的辦法,遺體不可能一直擺在那,很頭痛阿。」S說他找過公部門幫忙解決問題,但是州長P說,嫌疑犯的遺體埋葬是家庭私人的問題,和公家無關。一個「公」「私」分野說,把這個燙手問題一舉移開州政府的視線。遺體搞不定的同時,W市起碼出動了6名市警在葬儀社附近站崗維持秩序,應付來抗議的各路人馬,和聞風看熱鬧的混亂交通。幾天下來,市警局大叫吃不消,宣稱已經因此花了市警局3萬米金,當公家單位搬出數字時,意味著這是有爭議的開銷。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的公民這麼在意預算怎麼花的?以及對公與私的分野的在意。相對的,台灣人對於納稅人的錢怎麼花倒是一點也不在乎。譬如拿公民的錢,讓核四運轉謀大家的命。出錢養買辦去對面談一個全盤皆輸的生意。補助出國表演團體,打出Chinese Culture招牌幫對面的做國際廣告之類的 ……。大家只知出錢,不過問用途,倒也是全世界少見的凱子。 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大家議論著,「埋在麻州或甚至米國任何地方,都將造成困擾,當地有可能變成某些人的「聖殿」,高危險地區,以致造成治安問題。」當媒體問到州長是否對這件事無解感到困擾時?他說:「歐,不,我不會擔憂這件事,我們的社區很強韌,對那些傷害我們(我們是誰?)的人有強烈的反應。但是我們現在首要之務是進行案件的調查,儘快獲得結果,並且修復受傷的社區,我們才能往前看。」州長一席話說得很孚眾望,但是對此幫助不大。他的談話循著政治正確性陳述,絲毫不敢靠近任何民意反彈的險區,遺體仍舊待在那動彈不得。然而他的「我們」說,適時撫慰了餘悸猶存的民心,雖然我們很難確定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一樁烏龍誤傳又引出伊斯蘭社群的民意反應。傳出科羅拉多州的伊斯蘭社群有意願接納遺體葬在某個清真寺,但是該團體立刻出面否認,並發出聲明:「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譴責所有的暴力,並與米國人對爆炸案後的死傷同感悲痛,T的行為是令人無法容忍,而且也不符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的信仰和原則。」這時候穆斯林社群最好趁機公開宣稱撇清關係,免得走在路上都會被側目或是神不知鬼不覺被關到境外監獄。 公與私…… 進入第七天,媒體傳出在康乃狄克州一位人士願意提供家族的一塊地來幫助解決問題。但是葬儀社卻表示對此說法毫無所悉。電視台仍舊每天播報葬儀社周邊的警力花費。W市的市警局長和葬儀社的人持續溝通,並且知會葬儀社,抗議的人來來去去,交通打結,警察的維安已經花了幾萬米金了。言下之意希望葬儀社儘快把遺體運走,預算很吃緊了,還要花這攤,讓警長傷腦筋。 葬儀社繼續努力又打了好幾通電話,仍就沒有下文。「雖然社區和警局都被捲入,但是這徹頭徹尾都是一個私人事務,家庭必須負責,他們必須做出決定。」州長又被問到這件麻煩事,他乾脆回答清楚,這件事是家庭私事和公家無關,州政府不準備介入。 這一天,市警局突然說,他們保持樂觀,事請應該會很快獲得解決。局長說,「這樣整天站崗,已經花太多加班費了。等事情解決後,他會和葬儀社的人坐下來談經費的問題」。 W市警察局長憂心他的花費拿不回來,難道他也和台灣的教授憂慮同樣的事『到底能不能報公帳阿!?』這個在台灣只有教授需要憂心的事,人家W市的警局長也不能免除。問題就在這是公事還是私事阿?電視新聞安慰大家,這個「遺體大戰(the battle over where to bury)快要解決了,聽說有位費蒙州的人士,願意捐出位於康乃迪克州的家族墓園一角,幫助解決問題。而週二一整天,警局長和葬儀社已經開了一天的會了,看來還是無解。 【大片墓園竟然無一位公民容身之處?】 波士頓的老市長Menino此時被問到,如果最後葬在Boston,他感受如何?這位在位最久,民主黨籍的義大利裔市長,一臉嫌惡地說:「我不會允許他葬在公墓園,這很確定」甚至他還強調,他不會被下葬在波士頓:「把他葬在波士頓是很不敬的(dignified),他既然不是來自於波士頓,他來自於其他地方,他就該回去他的母國。」 他的表情和陳述微妙又露骨。什麼時候,米國人強調出生地了?這個國家不是對各種文化和族群最寬容的嗎?這樣的話語,難道不怕傷了成千上萬來到米國貢獻的移民嗎?還是這是一個暗示,如果你來自於他方,你就沒有犯錯的權利。米國移民長期的焦慮被凸顯了嗎?大家都是過客,要靠優異的表現贏得認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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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的修辭:恐怖主義與民主的反挫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恐怖主義造成的最大創傷:恐懼的形成 這不知已經是在911事件後,我的第幾次通過洛杉磯機場(LAX)海關了!日前赴美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通關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當時網路不通,完全無法打卡或上網,在號稱全球連結的時代,那等候的一個多小時,像是與當代世界隔絕。911事件十多年後,宣稱要「改變」(Change)的美國總統繼續連任後,LAX移民檢查關卡還是一樣擁擠、一樣緩慢、一樣的不耐與不滿。 【更嚴格的機場安檢,阻擋了更多的恐怖攻擊嗎?還是創造更多的歧視?】 漫漫無盡的等待、移民官冷漠、冗長、嚴厲的質詢、類似刑犯的攝影與指紋按壓程序,這些場景的鋪陳,不正是在提醒這些即將入境的美國公民與國際人士,恐怖主義存在的真實嗎?不過,這樣的場景,卻正是恐怖主義對民主體制最成功的恐嚇與重創。 事實上,恐怖主義真正令人恐懼的地方,不僅僅只是在恐怖行動當下對於受難者所造成的重創,更恐怖的是,造成社會擴大管制民主體制、自由社會中的權利,以及對自我生命尊嚴之自我管制。 ◎我們的恐懼情緒指數,預測了我們自由尊嚴喪失了多少 在防止恐怖主義的巨大壓力下,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犧牲了民主的言論、自由的行動,並且在官僚的「協助」與擴權下,我們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消失在監視器與指紋機下。甚至,在「預防、嚇阻」恐怖主義下,官僚們玩弄權力,擴大了他們的種族與階級歧視。因此,在這樣嚴厲的反恐行動與機場安檢工作中,我們應當提問:是誰會被滯留?是誰會被搜索行李?那不就是有色人種、勞動階級、非基督徒嗎? 【目前的政府,利用高鐵爆炸事件,要來進行更多的自由管制】 在面對全球於911之後所產生的恐懼氛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奈及利亞)Wole Soyinka指出,恐懼氛圍與恐懼的建構,其背後正是權力用來支配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行動。計算我們的恐懼情緒多少,就可以計算出我們喪失多少自由與尊嚴。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或許一直到高鐵炸彈事件,才可能通過媒體的渲染,感受到些許恐懼的氛圍。但是,對於成長於戒嚴時代的中年以上台灣人民,這種由統治者權力運作所創造出來的「恐懼氛圍」,一點都不會陌生。在那個「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戒嚴、白色恐怖年代,統治者利用媒體控制等方式,將「共產主義」與共產中國妖魔化,進而形塑恐懼的氣氛,箝制人民各種行動、言論自由,讓多數人成為「沉默的串謀者」,而使號稱的民主與自由體制,成為是威權政體的裝飾品。 ◎誰在熬煮恐懼修辭湯? 政客跟我們! 不過,在這樣肅殺的恐懼氛圍中,全球反恐行動成功了嗎?至少在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號稱世界警察的「民主」國家,我們看到恐怖主義所散佈的恐懼並未在911的10年後消失,恐怖攻擊也並未因為「嚴厲」的機場安檢,而預防了上週4/15日發生在波士頓馬拉松的悲劇。在持續不斷的全球恐怖攻擊行動中,我們見證到了民主體系的脆弱:脆弱根源並不在民主理念自身的錯誤,而是政客與官僚,如何利用恐怖主義的威脅,或者其他各種形式的恐懼,恐嚇人民,創造了他們自身存在與擴張的理由、限制了人民行動的自由、擴大且合理化原本存在的社會歧視。如Soyinka所說 : 恐懼的散播者,要不就是讓世人凝聚,要不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魔咒的美妙之處在於他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之後心滿意足。 【非洲文學家Soyinka警告我們,恐懼的修辭可能造成權力鞏固的效果】 進一步的社會學觀察則告訴我們,統治者這碗難喝的湯,並非單靠他們與官僚的權力壓迫,就可以讓人民接受。Charles Tilly,當代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與癌症病魔的搏鬥,以及911之後的社會,他開始討論,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變遷,是如何透過給定「理由」(reason)的方式,來定義彼此之間社會的關係,並重塑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他觀察到,當日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時,人們特別期待簡單快速理由的給予。為何會遲到?為何生病了?這麼可怕的災難(恐怖活動)怎麼發生了?當人們的常規生活秩序被打擾了,我們便會希望可以以最快速的方式,將這個不確定、意外的事務,給予規範,並且將之安置在一個新的、明確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之中。 Tilly認為人們依據我們與他者(理由給予者reason giver與接收者receiver)之間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給定理由的方式。透過這些理由的給定,我們穩固了原本產生衝突的社會關係。理由給定模式有四個不同的層次:社會慣例(conventions),亦即一般社會普遍接受的陳詞,例如:路上塞車了、生病了所以作業遲交等。其次是簡易的故事(stories),這其中有簡單因果關係的敘述。第三個層次是行為準則(codes),這層次理由的提出,關切著所要採行的行動,因此具有法律或宗教上的意涵,例如:獎勵的提出、法律的判決等。最後一種,則是技術報告(technical accounts),是相對複雜的說明,通常對於非專業者是難以理解或費時去認知到。 ◎日常生活常規遭破壞後怎麼辦?Charles Tilly的「理由給定」 通常,我們會以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來給定不同層次的理由,藉以來建構、重塑彼此的關係。換言之,透過理由的給予與接受,我們「安置」(placing)他人,也被他人「安置」(be placed)在社會之中。 在一般的社會情境,我們會快速的通過社會慣例,給予理由來簡單地確認、修補或否定當下正在進行的社會情境。亦即,通過社會慣例式地理由給予,我們快速的依據彼此的社會關係,解決一個看似衝突的場景(在車站撞到陌生人了,儘快說聲對不起,然後離開)。 但是在面對重大事件或不熟悉的場景發生時,例如:遭遇重大的挫敗、關鍵的勝利、從未聽聞地夜半怪聲等,我們都不會只滿足於一般性的解釋。因此,我們會透過一個有因果關係的故事(公司給我大筆的獎金,因為我勤奮的工作與優異的表現,特別是我賣掉了幾百台電腦…),來正當化自己的狀態。 至於法律或宗教的理由,則很清楚的跟理由給予者,其下一步可能採行的行動相關。一個公司的律師對一位剛提出一份企業計畫的工程師說:「這樣的企劃會違背法令!」通常,聽到這樣的理由,就表示討論結束了,而且「理由充分」。對於使用規範、準則(codes)作為理由,雖然時常產生許多荒謬的場景,但是,對於那些執行者來說,卻是保護他們自己最好的方式。這普遍可以在台灣當前的政府組織,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政府公務員都可以時常看到,在面對許多爭議議題時,他們通常就是以一句:「依法行政」,就堵塞住所有對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與進一步的討論。最後,技術報告則讓事件的參與者們,可以有一個更詳細的因果關係,去理解事件發生的理由,並且嘗試去提供更專業的解決問題方案。 【 Tilly說,發生突發事件時,掌權者會透過權力跟權威來重新確認新的社會關係】 當然,在突發事件時,理由的給予就會滿足並降低人們對於變動社會情境與不穩定的社會關係時所產生的不安。但是,不論哪一種理由的給定,一定都難免面對各種質疑與挑戰。如果一個理由的給予過程,沒有遇到任何挑戰,那通常都跟理由給予者握有一特定權力位置有直接相關。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高級官員與專家學者通常就會扮演這樣的角色,在面對諸如恐怖行動、核電廠等議題,他們就會以自身的權力與權威,透過不同的理由組合,給予事件的說明,然後確認新的社會關係與情境。而在一般事件的時候,人們則通過不同的理由給定,透過某種協商、質疑的歷程,來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確認兩者之間角色的平等或不平等。   ◎日常生活的「沈默串謀」讓統治者得以遂行其權力意志 也因此當面對諸如911等的重大恐怖行動時,人們會嘗試先用簡單的方式給予理由,來協助自己與他人理解事件的可能原因,進而找尋出自我對應的社會生存模式。但也正因為人們傾向於選擇簡易的方式來重構崩潰的秩序,這就讓統治者與權力者,得以藉由大眾選擇「沉默」、「否認」事實,以逃避痛苦、降低自身的恐懼與尷尬(為何我當時沒有做… ,要不然,他/她就可以 …)的集體機制,也就是沉默的串謀,來遂行他們的權力意志。以色列出身的學者Eviatar Zerubavel分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沉默串謀」這股集體力量形成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出於「保持團結」,亦即Charle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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