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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化童年:ADHD與藥物濫用的處遇模式座談會紀實與反思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1] 2013年中國時報開卷版找我寫一篇書評《被出賣的童年》,除媒體再現的性、暴力與過度的消費主義外,關注孩子的精神脫序議題。該書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美國兒童精神科門診生意興隆有愈來愈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很快被貼上憂鬱與衝動的症狀,這跟過去我們認為兒童是開心純真的圖像剛好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提到為什麼我們那麼快給孩子貼上生病的標籤?到底由誰來定義兒童的精神脫序?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國小與幼兒園教師常常透過簡易的指標懷疑學童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亞斯伯格症,於是要求家長帶學童接受相關的診斷與用藥,除醫療途徑外,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做法嗎?本座談會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怎樣的兒童行為叫過動症?如何定義過動症?過動症再現的意涵又是什麼?因此,一方面請醫師與特教老師說明現實中決定孩子哪些行為屬於過動的診斷流程,涉及價值判斷的機制;另一方面探討西方文化論述中,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改變,反思文化與疾病的建構,如常態/偏差的童年與教養的概念如何因文化不同而異。在進入細節之前,本次座談會的核心概念就是「生醫情結」(psy-med complex)的宰制與解構,所謂的生醫情結就是家長服從醫學權威、孩子淹沒在「障礙」與「基因不良」的論述,醫師壟斷知識之門,透過所謂客觀化的量表,把個人問題簡單化與病理化。醫生擁有的知識可以用醫療化診斷來定義此一問題,換言之就是「醫療霸權」。面對ADHD等議題時,醫生、病人或家長之間存在一套文化腳本,醫生擁有技術與知識可以診斷疾病、提供治療,醫療專業不管是在台灣或是美國文化中都具有很高的位階。此外,診斷或是鑑定疾病同時也是文化的防衛機制之一,用來處理家長對於兒童發展不利的焦慮,於是利他被誤用為一種針對弱勢社群兒童的社會控制方式,同時透過病理化的標籤排除教養不利的指責。   二、病理化兒童的多重反思   (一)、醫療霸權的反思 《20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imic ADHD 》 圖片來源:引自globalhealingcenter,by Dr. Edward Group DC, NP, DACBN, DCBCN, DABFMPublished on May 23, 2014 李佳燕醫師提到醫學上可分為診斷與治療兩個面向,ADHD不像慢性疾病一樣容易檢定,醫師會給爸媽、老師填寫量表,看點數是不是符合,有些大醫院透過臨床心理師施測專注力檢測,但有些孩子反映聽不懂醫師在說些什麼,連臨床醫生做檢測時也只是靠一台電腦而已,很難不發生診斷錯誤的情形。舉例來說,在同一個年級7、8月出生的小孩容易被診斷為過動症,因為其發展上較不成熟,表現方式比較幼稚。此外,美國醫師也曾發表「睡眠不足造成孩子出現類似過動兒的症狀」的研究論文,試問現實中台灣有多少孩子可以睡眠充足才去上學? 至於治療,第一線就是用藥(利他能),實證醫學證據說明用藥遠比用行為治療的效果佳,許多兒童精神科醫師強調用藥的好處,包括降低頭部創傷、降低意外傷害、降低自殺事件、降低犯罪率,以及降低毒品使用。相反地,如果不使用藥物控制的話,孩子會產生以上這些行為。此外,媒體也常常報導 ADHD的兒童,通常成績較差、學歷不高,容易低自尊。在青少年期會出現情緒憂鬱、焦慮、學習障礙,到了成年期,更容易觸犯法律、藥物濫用、酗酒,墮胎,出車禍等行為,因此成為法院常客,雖然用藥效果比起行為治療來得佳,但是現實上醫師並沒有協助孩子做過行為治療,也鮮少告訴家長如何進行行為治療,也就是醫師擁抱用藥的立場非常地明顯。 李佳燕醫師也強調精神醫學不會只有一種版本。ICD是英國與歐洲主要的診斷依據,而DSM是美國的診斷工具。二者差別在於,雖然是以同樣的症狀來計算數量,但相較於DSM認為以「或/且」來區分三種類型,ICD則堅持要「都有」才算,也就是必須同時包含缺乏注意力與過動的症狀,才符合過動症的診斷標準。儘管精神病學屆對DSM和ICD的質疑層出不窮,但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奉其為圭臬。此外,法國發展出一套專屬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CFTMEA,來抵抗美國DSM的影響。CFTMEA沒有症狀檢核表:雖然會描述相關的生理與心理症狀,但沒有說要達到多少數量的症狀就符合診斷標準。鼓勵醫師將孩子的注意力與過動問題放在更廣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醫師有責任去拆解、釐清與處理,鼓勵醫師去思考病因,並且指認那些「與環境相關的因素」,例如「情緒、教育、社會與文化欠缺 (cultural deficiencies),以及虐待與忽略。」ADHD的診斷也存在著文化差異,每個國家對過動症的診斷不同,鬆緊度也不同,甚至連美國各州診斷也差很多。這樣的處遇模式跟台灣醫師普遍的認知不同,醫師只處理在診間出現的事情,在台灣我們直接認為醫生就是治療疾病跟給藥,沒有其他功能。 當我們將過動症解釋成孩子不乖,過去認為是教育教養的問題,現在則認為孩子生病了。誰擁有決定孩子是不是過動症,是老師嗎?是家長嗎?還是擁有醫療專業知識的醫師?在醫療霸權或生醫情結下,其他與孩子相關的專業與非專業通通被消音,排擠了其它的原因與處理的可能性。只要讓孩子當病人服藥,創造老師、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三贏。對老師而言,治療簡單,提供非體罰式的處置方式,孩子不鬧、功課也順利完成;對家長而言,病理化減少罪惡感,不是管教無方,是小孩生病,跟自身的管教成敗無關;對孩子而言,服用乖乖丸或是聰明丸增加學校適應與學習成效。李醫師提醒兒童精神科醫生在呼籲我們不要污名化過動兒小孩之際,我們也需要反思把孩子的行為定義為一種疾病時,是標籤化的開始,也是被污名的起點。 當台灣教育觀念還是認為唯有讀書高時,其實很多孩子不適合讀書,適合做其他事情,但是他們被認為是注意力不足的過動兒。幾年前我參與另類教育的研究計畫,我在全人中學孩子的身上看到很多有潛能,卻被主流學校排擠與貼標籤的小孩,在另類教育中找到許多個人的舞台,那些被老師貼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換了環境之後,可以專注在許多社團活動的課程中。我親眼看過15歲的小孩專注於裁縫與打版,做出一件頗有流行款式的獵裝外套,雖然他不見得符合主流學校專注於課業或是書本的要求,在我眼中,哪有注意力缺陷?在裁縫世界中,他比起任何同年齡的小孩更專注。從過動兒的診斷與治療,李醫師提出幾點反思:(1)所謂的過動兒,是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的產物?-我們是否窄化了『正常』的定義?(2)是該先改變教育教養的環境,還是先改變孩子的腦?-當教育教養有問題時,是使用藥物讓孩子順應?-使用藥物讓孩子變乖是為了誰?是否剝奪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是否剝奪了孩子的兒童性?與思想管控何異?-孩子有沒有拒絕服藥變乖的權利?(3) 醫學並非永久不變的,醫學常在犯錯與修改,醫師不只是看到表面症狀,更要看到人與所處環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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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學遇見管理學:一個小主管的經驗談

李香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源起 受了十幾年社會學科班訓練的我,從來沒想過,進入職場後,我可能變成一位中階管理者。博士班的老師,聽聞我的「遭遇」,直說,社會學訓練這麼久,做管理者會較辛苦。有趣!這話到底怎麼說?明明被賦予管理職,是老闆對自己的肯定!再者,社會學訓練出來的各行各業人士何其多,能得到肯定,賦予管理職者,想必也不在少數,如何適應這樣的角色,卻少有機會進行經驗分享與相互學習。 【做為承上抵下的中階主管,根本就是個矛盾位子】 資料來源:Flickr/CC: flickr.com/photos/pablocasuriaga/5445811019/in/photolist-aBXjmx-aBZXiU-5gCCxz-kZE1aJ-9iecTr-6CZVFP-6y8bCD-6UVeqf-6UVdUy-84Xbr2-mTHndg-btFY6p-6PSwqn-aCL3wF-6UZFV4-fE32ZC-77a6xu-6V4LRL-aiQwbU-j4JFv1-75zns8-7fFSFN-kZCzsk-gNrSUy-5kMgbA-degaRk-NHggo-qYKG2w-5GJ4mV-8DbDZC-4twbAC-dV6mGB-pxJ3o5-9mUEFw-5eCnaL-gXqfnd-cJsu1L-6vZc5b-dV6pra-8p8UAn-qpb7c8-62QmD2-dVbYNm-2ZT4As-2qwyQK-RjNP9-9LwmP4-USbjg-9PYgiU-59m8F6 為何社會學訓練背景遇上中階管理角色,會形成如此複雜的情緒?簡言之,中階管理者常被視為從老闆觀點,協助其管理員工;但社會學訓練,則常強調從員工觀點,確保其基本工作權利。你是否感受到其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如果你是一位經過社會學訓練的中階管理者,覺得自己的管理風格,可能和他人有何不同? 我所接受的初級社會學訓練,鼓勵學生能多元思考。結構功能論、衝突論、象徵互動論,這三大山頭佔據著頭幾年的社會學生活,即便後來習得許多支派或其他學派,這三者對於生活上林林總總的影響甚為銘心。其中,衝突論一直最受歡迎,因為它,我們學著運用批判的視野去檢視習以為常的道理或事物。相對而言,結構功能論傾向解釋現況,例如現有組織分工的原因及功能,較少強調批判性思考,在我的學習經驗裡,受歡迎程度,似乎相對失色(象徵互動論分析層次較不同,此文不特別著墨)。 不過,隨著年齡漸長,慢慢的,我開始問,批判完,然後呢?衝突論的代表人物為Karl Marx,其提及勞工處境,關鍵字包含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異化等等,簡言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是以對立及鬥爭為主要存在形式;而中階管理者,為資本家執行其管理目的之工具,是少有主體意志的。受過十幾年的社會學訓練,自信不可能成為沒有主體意志的中階主管,也認為勞資關係不應只以衝突論來解釋。 所謂正、反、合,結構功能論解釋體制或組織等之分工如何運作、衝突論帶來批判觀點、批判後的建議若能回饋至體制或組織設計,使其運作得更好,才是我所喜見的。以這種角度思考,衝突論和結構功能論並不互斥,而應互為回饋關係。我認為一個受過社會學訓練的中階管理者,應致力於讓這樣的回饋關係建立起來。 【在職場上,要當涂爾幹徒弟,還是馬克思的信徒呢?】 目前服務的單位,理想上,必須要檢視現有災害管理體制有何不足,建議相關科研方向,並試圖落實科研成果,回饋至體制設計。這樣的工作性質,最得我心之處,是它除了有機會對體制進行檢討之外,還能將這樣的檢討回饋到體制設計。只是,沒想到除了在災害管理體制這個議題上,要同時融會貫通衝突論和結構功能論,四年前在職位上轉變成組長後,也面臨到這樣的挑戰。亦即,前一秒才在勞資會議裡代表勞方的我,下一秒變身中階管理者,同個會議裡轉成代表資方,卻仍是受薪階級,角色錯亂到常被開玩笑提醒,你現在發言是代表勞方還是資方?這樣的中階管理者,有著社會學訓練的背景,如何扮演橋樑角色,使得上下之間回饋關係得以建立?以下設定幾個職場常遇到之情境,進行反思,試圖呈現可能的階級矛盾,以及我認為的橋樑角色可以如何扮演。 ◎反思一:若感受專業領域或工作成果不夠受老闆重視,怎麼處理?以傳統管理學觀點,認為手下有義務說服老闆?還是持較批判的觀點,認為上位者,更應該傾聽下屬的聲音? 我的單位為「科技」中心,社會科學者要在「科技」中心佔有一席之地,需花費較多心力。社會科學方法,簡分為量性與質性方法。在災害管理領域,可協助進行量性工具研發的資料和模式皆少,故過去成果多有以質性方法研發,再以從中習得的經驗和專業知識,進行後續的災害管理策略建議。 我們中心近年愈益重視資料或模式,質性方法較常被誤認為個人主觀經驗。針對這樣的挑戰,若僅停留在批評上位者不懂社會科學,不懂質性研究,我認為對整體組織運作無太大的回饋作用。 目前採取及相信的策略,也是自己還在學習如何操作細節的策略,亦是操作上仍常常遇到挫折的策略,是促進雙向溝通。對上,說明質性研究的必要性,其如何和量性研究互補,並主動提供以社會科學方法執行的各類產出作為範例,當然,同時也要有被不同領域者挑戰的心理準備。對自己的團隊(也就是所謂的對下),除了一起強化質性研究能力,使之更具說服力,也必須正視資料或模式的重要性,試圖培育這方面人才。規劃出來的產品,儘可能兼顧雙方需求,例如,建置量性資料或模式,並用之協助質性災害管理工作之執行。 【工作上,很希望老闆「退去散去」嗎?】 資料來源:Flickr/CC:flickr.com/photos/31470910@N07/3421480027/in/photolist-fWr5WF-du3xzw-eZMCMT-6bQHwa-6bUSBL-a3Pdjy-aML9QH-6dkYNX-3f2xT1-axZKfE-6bUSqG-2HDZPV-asL4tf-cyCe2U-cyCdUb-axZQHE-axZPJh-axZNXG-axX7np-axZN69-6MaRwo-6bUSv9-asKYgh-aqCsjn-anLs26-eaoKEA-q3yPGu-dACjyW-8f97Cf-d6rSVQ-axZMpf-axZLYE-axX5kZ-axX4ZV-axZGCJ-axWZVH-axWYFV-axZEyy-axZCKd-axZAXu-axWTAc-axWSpi-axZyph-axX2bK-axZJsU-axWZ6t-nz1p1Z-aqCsia-bw9jvw-crwW1E 簡言之,批判觀點的訓練,讓我對「老闆不是一定對的」更為敏感,但無需多說的是,老闆也非一定是錯的,常常對的機會還不少。身為橋樑角色,中階管理者的確要花較多心思,了解老闆關心某事的原因、自己團隊的意見或批評,如何從兩邊找到共榮之處,說服雙方、進行溝通,以形成回饋關係。(寫完以上這句,突然覺得看起來八股,但又真的很有挑戰性。) ◎反思二:工作權利與義務之間,身為中階管理者,你花較多時間協助處理其中哪個議題? 社會學的訓練,我自認為在協助團隊成員向上反應有關工作權利的意見時,較無太大顧忌,也認為成員的意見,的確可以協助組織訂定出更為完備的規範。有趣的是,似乎也是社會學的訓練,讓我覺得在執行工作義務宣導上,較為吃力。例如,團隊成員為了成果品質,希望工作時程可以延長、經費可增加,或文章KPI總量可以減少,怎麼處理?以上要求屬合理,自然應協助其進行反應或協商。但整個組織有來自外部的要求與競爭壓力,組織內的這個團隊如果無法限期達到特定要求,別的團隊便要上火線、犠牲自己的時間、經費或品質。但以這樣的論述,來要求自己的團隊進行妥協,是否合理?如何進行?是我認為很困難的評估工作。 曾經上過一門管理課程,老師以多年經驗傳授,無論如何,老闆在工作量上不會妥協,所以應採正向鼓勵方式,讓團隊成員勇於接受挑戰。但在社會學訓練過程,「老闆不會妥協」的論述,較不成討論的前提。除了堅持雙向溝通原則,我也試圖拮取各方人馬重視的面向,回饋至策略發展,來處理其中矛盾。亦即,工作量是工作表現的評估面向,工作品質亦是,如此能同時照顧不同價值觀的團隊成員,包含顧及工作品質而不願衝數量者,以及願意配合整個組織外部壓力衝數量者。策略上應能包含多元觀點,亦為社會學訓練所諄諄教誨。 ◎反思三:情與理,身為中階主管的你,能兼顧? 傳統衝突論者採唯物主義,自是不認為主管會以情與理的角度進行管理。傳統管理學,包含同時被視為管理學及社會學大師的Max Weber,則主要著墨於理,應就事論事、目標導向。 認為管理者可兼顧情與理,特別表現在柔性管理的文獻當中(如M. Maier、C.S. Griggs、M.G. Chavez等學者)。這類文獻主要分析女性領導者,認為其管理方式較重視個體差異、重視溝通、較重視情感關係的建立、較不威權。部分柔性管理文獻較不具批判性,認為女性的管理風格,是其母職天性的投射。較有批判力的文獻,則認為其非始於天性,而是社會化過程的結果。無論起因為何,研究普遍認為柔性管理更重視溝通、讓手下參與決策。這樣的精神,很符合社會學訓練對於民主精神、員工主體性、員工對組織意見回饋的強調。當然,單從邏輯論之,情和理,不該呼應民主和不民主,或參與式和威權式。但許多研究(如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確實指出,非正式關係的建立(情),有助於形成信任感、形成互助體或促進溝通。 【多一點陰柔的管理,會為職場帶來不同氣氛】 資料來源:Flickr/CC: flickr.com/photos/akrockefeller/15455628420/in/photolist-pxL8S5-9ETAtv-9EWw7o-9ETyoT-9wL4Sa-6nRSfL-dgx5FJ-6B5Awo-dQUnc2-4kdfzG-gHpRQA-65qE9A-62aTq2-MWD4N-bdHCaX-6HqBKB-i2UTz3-4ACs6T-bESiqz-618LKw-65mnHn-65qDEw-sdWiLy-svvKS4-svvKJZ-svvKBz-svvKkT-5wQMeq-dYCY1i-s6Smnz-biPwgB-81UqeF-amE8C9-8n8rN6-qjv2xa-98pWZZ-dNZw3T-hjJXrA-4LHh6g-345A2a-dcMBwT-cpaato-gAbAsX-GwVBw-2q1yEy-4ppLF9-arWGqP-arZGoo-dQUpNX-dQUpL8 我對自己管理方式的期許,希望能兼顧情與理,但的確置理優先於情,認為就事論事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則。情的部分,則表現在,對於團隊成員的意見或情緒非常敏感,儘量了解與溝通,或回饋於管理方式的調整。這部分是否受社會化過程中對女性角色的期待所影響,我本身較難判斷,不過自己卻能很明確地知道,確實受到社會學訓練所影響,認為員工的主體性及意見應被重視。 不過,這幾年的經驗,亦覺得情與理兼顧的管理風格,較適用於主責團體較小的環境(約5人)。團體變龐大時,若無法適時培育出第二層管理者,兼顧情與理的管理風格確實讓人有精疲力竭之感。就事論事是相較之下不傷神的管理方式,只要人的情感涉入,事情往往複雜許多。這也讓我想起,如果柔性管理真的是現階段女性管理者的特色,女性管理者面臨的處境,已不只是Arlie Hochschild所提及,女性必須兼顧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兩班制(second shift,double shift)了,甚至在公領域當中,都被期待兼顧員工外在的工作表現,以及較屬於內在層次的互動需求了。當然,理想狀態下,柔性管理應該要和女性特質脫勾,去除其本質論的成份。 ◎反思四:你如何對待被歸類為能力好,態度不好的團體成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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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變遷:5隻猴子的故事

林寶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已經進入第五年。最近因為新學期課程安排改變,卻意外帶來生活不算微小的變動。因為這項變動,讓我自己驚覺,原來我過去4年來的生活,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軌道,不知不覺地支配著我的作息與思考。這讓我想起在網路上看過的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可以用來說明生活習慣、社會傳統與創新的問題。 大約十年前,網路曾流傳一則很夯的故事,是有關5隻猴子的實驗。為了方便本文的討論,也稍做改寫如下。 【猴子的社群運作,跟人類有許多類似之處】 資料來源:www.nsysu.edu.tw/ezfiles/0/1000/pictures/91/part_35992_452647_23208.jpg 研究人員擬定一項實驗設計,這個實驗的基本元素包括:五隻猴子,一個大型鐵籠子,籠子中間設有可以掛置香蕉的掛勾,掛勾上設有可以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以及猴子喜愛的香蕉。其中,有些元素是固定不變的,包括籠子、掛勾、以及香蕉;其他的部分則是可變的,也就是可以由研究人員控制的設置條件,包括5隻猴子的組成與變動、強力水柱是否啟動噴射。這樣的組合,讓研究人員可以透過改變這些元素的條件,做為觀察社會個體與群體的互動、個體習慣的養成、群體傳統的形成、以及權力關係如何形成與延續作用等問題。 ◎猴子實驗的第一到第四階段 第一階段:5隻猴子(ABCDE)被放置進入這個鐵籠子,掛勾上掛有成熟好吃的香蕉,每隻猴子都可以摘取食用,供應無缺,強力水柱裝置並未啟動。雖然香蕉供應無缺,5隻猴子卻開始出現弱肉強食的趨勢。領導與跟隨的權力關係開始出現,而決定強弱的關鍵,則通常在於最原始的拳頭大小與格鬥經驗技巧,能否在競爭地盤老大的過程中取得最後勝利。跟隨的最弱者(說他是E好了)負責跑腿拿香蕉,領導的老大(這隻應該就是A了;而A到E則依序代表權力位階高低)則擁有大部分的香蕉。 第二階段:研究人員開始調整香蕉的供應數量,以便觀察5隻猴子的互動關係。研究人員發現,當香蕉供應量開始減少時,跑腿的弱者E依然必須負責跑腿拿取香蕉,但是他能夠吃到的香蕉也隨之減少;而籠子裡的老大A則依然擁有最多的香蕉。 第三階段,研究人員開始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對於任何企圖靠近抓取掛勾上香蕉的猴子,立即噴射強力水柱予以制裁。這個改變造成籠子關係的改變與緊張。一開始,平常原本負責跑腿、拿取香蕉的E猴子因為遭到水柱制裁,根本無法拿取香蕉。這樣的結果,甚至導致籠子的權力領導體系對這隻猴子的制裁:為何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辦不好?!不過,當猴子一隻一隻、甚至老大A都被強力水柱制裁之後,這籠子裡的猴子社會開始明瞭:香蕉是拿不到了!不僅如此,由於強力水柱的懲罰並不限於企圖接近掛勾拿取香蕉的猴子,而是對整個籠子所有猴子都一體適用,更使得掛勾香蕉逐漸成為人人敬而遠之、甚至敬畏的象徵。 強力水柱改變猴子行為的方式,背後運作的機制是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SR Theory, Stimulus-Reaction)。這個理論運用了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領域常見的「蘿蔔—棍棒」(Carrot-Stick)策略,也就是透過給予獎賞或懲罰(benefit or punishment)的方式,以嘗試改變行為的技術。因而在個體而言,這可以帶來一種習慣的養成或強制改變。對社會而言,社會成員的習慣化則是邁向制度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階段,制度的形成。這個階段,研究人員又改變了實驗的條件設定,將強力水柱取消,也就是說籠子裡的香蕉又成為人人可輕易取得的食物。理論上,籠子社會又回到過去的時代,然而,實際經歷過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個小小的猴子社會也因此產生變化。也就是說,曾經滄海難為水,在遭受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群猴子已經養成或被調教成對香蕉敬而遠之的態度。或是應該說,雖然這個時候的外在環境條件又恢復到過去的時代,但是重要的是,經過水柱懲罰之後的籠子社會,對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習慣或制度。事實上,這件事甚至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的一種禁忌(taboo)。也就是整體社會為了保護社會的正常運作,而對社會成員予以禁制或保護的特定行為。發展至此,也就是隨著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禁忌的建立後,籠子內社會也就完全受到此一既有傳統的制約,幾乎喪失重新檢視、反省其他可能出路的能力。  ◎逐步以小猴替換老猴,看傳統制約與世代關係 這個階段,研究人員進一步改變籠子內的條件,他們透過部分替換、而非一次全部替換的方式,依序替換籠子內的猴子,直到完成所有的替換,並以此為實驗的終結。[1] 部分替換的方式,可以有每次1隻到4隻的4種不同組合,並因此使得全數替換完畢必須經歷不同的次數,分別是5次到2次,並直接造成新舊猴子在人數上的變化。例如一次替換1隻跟4隻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前者形成「舊4—新1」,後者則是「舊1—新4」的關係(所有關係變化詳如表1)。如果民主就是票數的簡單加減乘除,那麼這新舊之間因為部分替換而產生的新舊人數差異,也就可能帶來籠子內的猴子社會,在新舊世代之間的權力關係張力。換句話說,因為加入替換猴子的設計變數,也就讓這個小小的籠子社會產生「世代」的變化,帶來老成員與新成員的世代關係,或也可說是舊住民與新移民的關係問題,以及因為新舊成員人數相對多寡而可能造成的權力結構張力與變化。 表1   籠子內5隻猴子(ABCDE)替換方式及其影響 ◎傳統的制約 新舊世代的爭議或緊張,就在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關鍵在於,在籠子裡的猴子社會,由於經歷過前面四個階段,已經養成不能「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習慣、甚至禁忌;相對而言,來自籠子外的猴子,由於並無此一經歷,則將「從掛勾拿取香蕉」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如果說後者是猴子的天性,那麼前者就是猴子社會經過新環境因素的作用下,為了生存而自然或被迫修改此一天性,所養成的一種新社會習慣、禁忌、或制度。 職此之故,當外來新猴子進入籠子社會時,「從掛勾拿取香蕉」將構成新猴子與籠子裡既有猴子之間的衝突來源。對原有籠子裡的猴子而言,如果任何一隻被替換進來的新猴子企圖「從掛勾拿取香蕉」,等於犯下違反這個社會禁忌的大罪。因此,舊社會的猴子,將會不惜代價極力保護「掛勾香蕉」不被侵犯,甚至可以想像,將會對於這種侵犯的行為予以嚴厲的制裁;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籠子裡的猴子社會在這件事情上擁有「既得利益」,也就是要保護舊社會「免於被強力水柱制裁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傳統」也就正式建立;而很多時候,也正是因為出現不同的「世代」,並且藉由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才彰顯出這個社會的真正傳統所在。 【不遵守社群規定的猴子,必須跟既有的權威對抗】 資料來源:c1.staticflickr.com/1/6/6053022_d541ec3664_b.jpg 相對而言,在任何一隻「後來新進」(newcomer)的新猴子看來,這個籠子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社會,竟然會禁止「從掛勾拿取香蕉」,更別說是享用。由於未曾經歷強力水柱的洗禮,並無不得碰觸「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這些新猴子可以說是社會的新鮮人,心中是一片乾淨的白紙,尚未畫上色彩與圖案。因此,當他們進入籠子社會時,恐怕會難以理解、甚至相當氣憤,何以舊社會竟然會做出違反猴子最基本而自然的反應,嚴厲禁止猴子「從掛勾拿取香蕉」。為了捍衛這與生俱來的自然需求(基本權利?),新猴子將可能直接衝撞、挑戰舊社會的習慣、禁忌與制度,跟既得利益發生直接的衝突。世代的衝突、甚至戰爭,以及因此對整體籠子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也將不可避免地引爆開來。 在此一基本世代差異之下,研究人員對於籠子社會採取的不同部分替換方式,則對籠子社會帶來全然不同的影響。每次替換1隻到4隻的不同方式,直接造成籠子社會結構產生「舊4—新1」、「舊3—新2」、「舊2—新3」、「舊1—新4」等四種不同的變化,對這個社會結構的後續演變帶來不同的張力。 ◎世代對抗帶來的變遷張力 「舊4—新1」:以最簡單的算數來說,此一關係下的新一代猴子,除了依循原有舊社會傳統之外,幾乎是毫無出路可言。也就是說,在舊社會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條件下,單槍匹馬的新世代很難有機會改變舊社會的傳統。而且不僅如此,這個新世代,也將面對來自舊社會給予嚴厲再社會化的洗禮!這個過程很可能如此:進入籠子以後,新世代自然而然地想要「從掛勾拿取香蕉」,但是將立即遭遇來自舊社會所有成員的強力攔阻與制裁,最終的結果將是新世代學會「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此處的關鍵差異在於:第一代之所以學習與形成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是來自當時遭遇環境因素(強力水柱制裁)互動後的結果,新世代則是由舊世代以其「禁忌傳統」強行施加於新世代的結果。 因此可以想像,隨著新世代被再社會化完成之後,一旦再替換下一隻新猴子進來,可能將跟上面第一隻猴子一樣經歷「叛逆」(企圖拿香蕉)、「制裁」(最早進來、已經服膺舊傳統的那隻新猴子,可能此時會對這第二隻新猴子制裁得特別嚴厲!)、「再社會化」(接受/服膺籠子內的舊傳統)的過程。 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如果第一代對此一傳統之所以形成,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第二代卻已經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世代。當傳統何以形成的最初緣由,逐漸淹沒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之後,傳統也就可能成為神話,成為可以操弄、塑造權威的源頭。 「舊3—新2」與「舊2—新3」:這二種情況,可能帶來籠子社會相當激烈的世代衝突出現。影響世代衝突結果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新舊世代在人數上的差異,一是舊世代手中掌握的舊傳統權威。前者說起來就是票數多寡優劣的問題,而此處的二種情況都無法讓任一世代可以高枕無憂,因為沒有人佔據一個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這也就使得新舊世代之間的衝突、折衝、妥協成為必要經歷的過程,而其結果則充滿變數,難以事先估量。 【太陽花學運,難道不也是世代之間的對抗嗎?】 「舊1—新4」:最後一種情況,也是新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情況,意味著舊傳統可能被打破,並由新世代建立起新傳統。這個情況最大的問題是,舊世代(因為世代凋零)面臨傳統無以為繼的窘境,新世代卻紮紮實實地崛起,扮演著決定籠子社會走向的關鍵角色。換句話說,新世代可以重新定義被舊世代奉為禁忌的事物。 比較第四階段與此階段的差異可以發現,任何社會都存在著許多習慣或傳統,一直在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依循這些傳統過日子,讓社會可以在安全而且可預測的軌道上運行。然而可怕的是,即使傳統本身因為時遷勢移而失去功能、只剩下外在軀殼,某些社會卻還是牢牢地被這個傳統所束縛,喪失反省、改變、以及重新界定的能力。在此一意義下,第五~2階段出現的「新世代」就變得非常重要。由於並未經歷舊社會傳統/禁忌的洗禮,來自籠子外的新世代有能力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籠子內的傳統;這也就反映出「距離」的重要性,與傳統的適當距離成為反省思考能力的前提要件。在此同時,新世代要能有機會改變或重新定義舊傳統,則還涉及新舊世代之間的人數多寡與權力大小的鬥爭。上面的實驗表明,單槍匹馬難以成事,預期創新、改革得以有成,需要的是團隊的力量才可能成事。 ◎生活裡的習慣 在生活裡,我們被習慣、傳統所束縛而不自覺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說幾乎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我自己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4年多以來,已經養成的週一飛馬公、週四回高雄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個習慣到「不自覺」的例子。當然,從某個角度說,這其實不算一件壞事。畢竟人是習慣性的動物,需要仰賴平時建立的習慣過日子,以因應周遭無限複雜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們每天不論工作、上學、開車、用餐、睡眠……,都會有我們建立起來的習慣。不是說,人是習慣的動物嗎?的確,正因為如此,所以反而可以從習慣被打破的影響,回頭檢視習慣的影響力本質。例如,假設哪天一早出門,卻因為交通工具(自家汽車、捷運、火車、公車、專車……)出問題,就會對所有趕著上班、上學的人帶來極大的不便與問題。如果這是火車出軌,停擺,那麼對於平常利用火車通勤的人來說,這天早上根本就會像是世界末日。所有人心急如焚,急著跳腳,急著想辦法;為了擠到辦公室、學校、公司等任何目的地,每個人此時必須從腦海裡仔細盤算所有可能的替代路徑,然後想辦法擠過去;接著很可能就立即發現,每一個可能的替代路徑,也都同樣擠滿了人。結果不僅花時間、花錢、花精神、還嚴重遲到,讓很多人整天心情不好,更讓某些人喪失了平時搭配火車通勤養成的習慣:在火車上打個盹,看個書,吃早餐,或是看看辣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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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園區零工會的奇蹟背後:個別化的勞資關係

林倩如 /紐約州立大學濱漢頓分校社會學系 若要討論台灣勞動體制的轉變,大部分的台灣學者都將焦點放在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民主化賦予工人能量開始從事各種勞工運動。有些學者將焦點放在勞資糾紛和罷工運動,例如1988年的桃園客運工會為爭取年終獎金,或者1989年遠東化纖抗議公司不當的解僱工會成員。1990年代台灣政府在面對全球化經濟的挑戰下,開始致力於發展高科技產業,並且鼓勵勞力密集的產業移往中國或東南亞,這一串的遷廠導致大量雇主惡意關廠,引發爭取退休金和資遣費的關廠抗爭。2000年則有公營事業的工會抗議民營化對員工權利的影響。除了這些勞資爭議和勞工運動之外,另外還有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和勞基法的修正。 【過去的勞動研究偏向勞工角度的抗爭】  資料來源: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6/Protest-FarEast-1989-1.jpg/300px-Protest-FarEast-1989-1.jpg 上述這些研究似乎認為,台灣的勞動體制和勞資關係必須要以勞工為主體的角度來加以研究。有趣的是,這一連串的勞工運動卻巧妙的避開零工會組織的高科技產業聚集地: 新竹科學園區。事實上,園區的勞資關係是相對和諧且穩定。為什麼新竹科學園區在1987年之後能夠長時間的維持一個穩定的和諧勞資關係?為什麼在長時間的工作下,新竹科學園區卻很少聽到大量的勞資糾紛? 這個提問在我多次尋找教職的面試會場上,時常讓面試的老師們連眉頭都不曾一皺,案情似乎過於單純,就是股票分紅嘛。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資組官員的訪談中,也應證老師們的回答,就是福利好再加上股票分紅。然而,案情果真是如此單純嗎?在股票分紅費用化之後,股票對於高科技產業的員工還有如此大的魅力嗎?在去掉股票的誘因之後,高科技產業的管理者究竟是施展何種魔法,將員工和管理者的衝突面降到最低,並且建立起穩定且和諧勞資關係? 我的研究是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研究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勞資關係。但卻面臨到另外一個挑戰:這種無視於勞工主體的研究,被台灣勞動學者質疑,這是否屬於勞動社會學的研究,或者這是否屬於一個畢業於偏左學校的研究。這種質疑也同樣發生在投稿過程中,通常在內審的階段就被KO了,讓我的投稿過程呈現魯蛇的狀態,完全不受偏左主編們的青睞。事實上,我的研究角度完全沒有否定過去長久以來勞工朋友的努力,而是嘗試著從管理者角度來分析所謂的勞資和諧的假象,究竟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希望能夠提供勞工朋友們作為反抗策略的參考與其可能性。 ◎美國加州矽谷的零工會 要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討論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勞資關係,通常第一個印象就是園區的零工會。我們首先來看看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與討論。Thomas Kochan, Harry Katz and Robert Mckersie在研究美國勞資關係的轉變中指出美國同時存在兩種勞資關係。第一種勞資關係是指新政時期以集體協商為主的勞資關係,1960年代末期受到全球化經濟的挑而開始衰退,衰退的原因在於全球化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勞動市場的白領階級和服務業的遽增。Kochan等人發現,管理者是比工會和國家最早對全球化經濟做出反應的行動者,並且試著以管理者為中心發展出一套美國零工會的勞資關係。這個時期的零工會的勞資關係出現一種人力資源管理的專家,特別關注工作現場的工作設計和團體合作的管理策略,主要在強化員工參與式的管理和問題解決方案。Fred Foulkes在針對美國公司的管理者進行一連串的訪談中發現,管理者表示公司可以完全取代工會的功能,因此工會沒有存在的必要。這些管理者甚至將工會的出現視為管理者的缺失和失敗。Foulkes進一步指出管理者基本上具備兩種功能,一種是具有執行工會的功能,另外一種是和員工建立互信互賴的功能,目的在於建立工會是沒有必要的一種組織的氛圍。 【如果公司提供的福利比其他公司都好很多,你還支持組織工會嗎?】  資料來源:p1-world.yamedia.tw/MTczOTg2Nndvcmxk/2f4522948ae95cda.jpg Ruth Milkman則透過研究日本企業到美國加州投資設廠的個案中,進一步發展Foulkes的概念(Milkman, 1991)。Milkman主張美國零工會的模型是介於傳統的福特主義大量生產和日本豐田模式精瘦生產之間。Milkman指出美國零工會模型是比美國福特主義提供更多的參與和溝通,但是參與和溝通的程度卻又低於日本豐田主義。Milkman總結美國零工會模型與福特主義和日本豐田主義最大的兩個不同點在於,第一是沒有任何工會組織型態的存在,第二是管理者的強力介入來避免工會的成立(Milkman, 1991:72)。 那麼美國零工會模型最常被使用在哪裡呢?就是在美國加州矽谷的科學園區。Jennifer Chun在研究矽谷科學園區發現,管理者透過不同的管理策略建立起兩種不同的勞動體制,分別是契約式製造和外包式製造的勞動體制(Chun, 2001)。契約式製造的勞動體制屬於資本集中和高自動化生產的產業。管理者企圖將員工培養成一個合作團隊來鞏固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關係。為了強化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合作,管理者利用內部勞動市場,例如工作保障、升遷、福利和組織文化來強化員工的自願性服從。簡言之,契約式製造的勞動體制所強調的是管理者採用正向的誘因來管理員工。另外一種外包式製造的勞動體制則是屬於人力密集的產業,管理者試圖透過雇用策略,選擇性的雇用某種特定的族群來強調員工和管理者之間共同體的關係,藉此降低管理者和員工的敵對關係。 Karen Hossfeld也和Chun有相似的發現。在面對矽谷科學園區的工會問題,Hossfeld發現,管理者一旦發現員工有組織工會的意圖,便會以關廠和加強自動化來脅迫員工和阻止工會的成立。再者,管理者大多透過以族群和國族主義的雇用策略來分化勞工。Hossfeld進一步發現矽谷科學園區的管理者傾向雇用移民女性,因為這些移民女性比男性更具有耐心和良好的溝通能力。在這些移民女性當中,Hossfeld更發現矽谷科學園區的管理者對於來自東亞的女性有較正面的評價與想像,並且將她們視為最適合高科技產業作業員的最佳人選,主要原因在於東亞女性具有勤儉持家的傳統文化、可以忍受長時間的工作和儲存退休金等等的習慣。因此,矽谷科學園區成功的使用性別、種族主義、國家主義來分化和控制工人,更重要的是阻止工會的成立。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零工會秘密:個別化勞資關係 雖然說台灣高科技產業採用零工會的管理方式受到美國加州矽谷的影響,但是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並無固定的模式,而是以各種不同的形態普遍存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工作現場。那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管理者,又是發明何種管理策略來建立穩定且和諧的勞資關係,並且阻止工會的成立呢? 台灣高科技產業基本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溝通計畫,從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各地方廠區的季訓練和每個月生產線上的情緒輔導來取代工會的功能。根據勞資會議實施準則,勞資會議每三個月要定期召開一次。事實上,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通常是由線上領班代表,很少是由勞方自己選舉出來的。勞方代表的人數是根據每一個廠有多少的工作站所決定。每一個工作站基本上都有一個勞方代表。勞資會議由母公司主持。首先由每一個廠的勞資關係部門進行報告,報告的內容通常以每個廠的管理部門近期所做的一些管理上的改變和意見箱裡的意見為主。這些意見箱分別被放在員工休息室和餐廳,作為員工和主管間接溝通的工具。接著,勞方代表開始報告從直接人員所收集來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超時工作、薪水問題、餐廳問題或者是交通車問題。根據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表示,勞資會議的定期召開提供每一個廠區的員工溝通管道,因此員工的這些問題都是些瑣碎的問題,沒有大型勞資糾紛的出現。然而,事實上,勞資會議雖然取代工會的角色,但是並不是資方和勞方的一個平行的溝通,反而是由資方所主導,主要的功能在要求勞方代表將母公司的政策和決策帶回給工作現場的直接人員加以執行。 【台灣竹科的勞資關係是靠著原子化個別需求而穩定的】  資料來源:www.yirchang.com.tw/img/2014/12.jpg 為了避免大型的勞資問題出現在勞資會議上,地方廠區都會提供多種員工溝通管道。季訓練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溝通管道來維持地方廠區的和諧勞資氣氛。季訓練一年舉行四次,每一次的訓練持續3-4小時。季訓練通常由母公司的人力資部門所負責,主要根據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每個廠的廠長和製造部門的主管與每一位直接人員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彌補勞資會議上勞方代表僅是線上領班,主要目的在製造公司正面的形象和多元化的溝通管道,並且阻止大型的勞資爭議出現在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季訓練的第二個部分在公司價值觀的訓練。這跟每個月由製造部門所舉辦的技能訓練有所不同。價值觀訓練是母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針對地方廠區的員工基本資料,安排不同的講座和演講。例如:對於已婚員工比較多的地方廠區,人力資源部門通常會安排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相關演講,對於未婚員工比較多的廠區,則是安排如何紓解壓力或是在空閒時間如何培養興趣等相關演講。 除了根據每個廠區的特性所舉辦的季訓練之外,各地方廠區則會每個月自行安排線上領班對自己生產線上的直接人員進行情緒輔導。線上領班通常利用休息時間對對自己線上的每位直接人員進行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關心,主要目的在建立個人化的一對一溝通,避免集體爭議的發生,而直接人員也都認為每個月的線上情緒輔導有助於拉近她們和領班之間的感情,同時也有助於生產線上工作的進行。 另外,為了要持續鞏固員工的個別化與避免集體勞資糾紛的出現,一些高科技產業公司更在工廠裡面設置意見箱。一般來說,意見箱都由母公司所設置,並且在勞資會議上面被提出來討論。為了避免員工問題上達到由母公司所主持的勞資會議,每一個地方廠區的廠長試圖在母公司的意見箱旁邊,再另外設置一個廠級的意見箱,並且鼓勵自己廠內的員工先把意見放置在廠級的意見箱。當我問到是否母公司的意見箱裡面的匿名意見是否就會減少?廠長回答:會,事實上,意見箱裡面的問題都是些小問題,所以這些員工的小問題馬上就可以在我們工廠內部解決,完全不用等到勞資會議才解決。隨著廠級意見箱的設置,高科技產業成功的建立起員工的個別化,將個別的勞資問題侷限在每個廠區的工作現場,而不會擴大爆發至母公司主持的勞資會議。 ◎勞動團結才能對抗個別化的勞資關係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發展出一套從上到下的完整溝通計畫來避免集體的勞資爭議與工會的成立。管理者試圖從母公司的勞資會議、地方廠區的季訓練和每個月的生產線上的情緒輔導,來取代傳統工會的功能,最終目的都是在於讓員工覺得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被公司所傾聽。這種從上到下的完整溝通策略試圖建立起一種個別化的勞資關係,即是個別化的工人vs團結化的管理者(individual work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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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的船‧沉沒的韓國? 從世越號看韓國社會與文化

何撒娜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4月16日那天,當時仍在韓國某大學裡任教的我,有二堂大學部的課要上。我一如往常地一早到學校備課、上課;上完當天的社會學導論課後,我回到研究室裡,鬆了一口氣,打開電腦,隨便瀏覽著郵件與新聞。那時,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快訊標題寫著:「仁川海域附近客運船發生船難‧大部分乘客獲救」,我心想著,幸好沒有釀成大災難,也暗暗誇獎了韓國的大眾運輸安全系統。 誰知道入夜以後,更多消息傳出來,原來,載有470多人的韓國「世越號」客輪在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發生沉船事故,生還者只有172人。乘客包括325名前往濟州島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和14名教師,他們當中僅有數十人獲救,絕大多數的孩子們還困在船艙裡。 【災難式的沈船,帶出了韓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問題?】 資料來源:s1.ibtimes.com/sites/www.ibtimes.com/files/styles/picture_this/public/2014/04/16/south-korea-ferry-sewol-sinking.jpg?itok=kZokRRrf 韓國的四月天依然春寒料峭,我出門還要穿著冬天的大衣;想到那些孩子們受困在冰冷的海水裡,生死未卜,心裡起了一陣寒顫。臉書上一位嫁到韓國定居多年的台灣朋友,寫著:「孩子們,天就快亮了,一定要努力撐下去啊!」當天夜裡,我跟許多韓國人民一樣,夜不成眠,醒醒睡睡,一醒過來就上網,想看看最新的救援狀況,默默祈禱著那些孩子們能撐過夜裡海水的低溫,等待黎明時更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沈船事件對韓國社會造成的創傷 原本期待黎明之後,救援行動能進行地更有效率,然而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大家越來越不安。獲救人數始終沒增加,失蹤乘客數仍居高不下,失蹤者家屬從耐心等待政府拿出救援對策,到焦躁不安頻發衝突;整個韓國社會的運作好像霎時間停頓了下來。事件發生至今半年過去了,大部份失蹤者遺體已被尋獲,但仍有少數失蹤者下落不明。大家表面上維持著日常生活作息,整個社會卻受到極大的創傷。 之所以如此,除了災難造成的重大死傷以外,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實在有太多啟人疑竇、匪夷所思的地方,像是沉船最初有二個多小時的黃金救援時間,船長、船員以及海警卻沒有採取任何的救援行動,導致那麼多年輕的生命白白地喪命:例如船長與船員命令學生們停留在船艙裡等候,自己卻率先逃跑,事後也並沒有表現出愧疚之意;像是船公司的俞姓老闆一家人,面對此一悲劇的方式竟然是變裝潛逃,軍警動員大規模的人力去搜山也找不到人,後來警方又戲劇性地宣布在偏僻地區找到一具遺體,宣稱是船公司的老闆俞炳彥。 整個事件的發展好像羅生門一樣,至今事故發生的原因依然不明,盼望得到真相的犧牲者家屬與社會大眾,呼籲政府通過「世越號特別法」,徹底查明真相,讓該負責的人負起責任、還給犧牲者與家屬一個公道。其中一位犧牲者的父親「裕敏的爸爸」金永五,為了向政府要求徹底調查事故原因、為死去女兒尋求公道,連續絕食了46天,卻得不到當局者任何的回應,後來在各界勸說下停止絕食,好繼續長期抗戰下去。 圖片說明: 困在船艙裡的,是沒有逃生出口的國民。乘著救生艇逃亡而去的,包含了船長、只知道錢的企業、以及無能的政府;無能政府一邊逃亡還不忘一邊回頭說:請保護我的位置! 圖片來源:The Hankyoreh 2014.4.23 身為一個在韓國長住並在大學裡任教的人,我跟其他人一樣,因為這件事受到很大的衝擊,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情緒非常低沉的狀態;但身為一個外來的研究者,這場事故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促使我不斷地去追問與思索這些看起來非常荒謬的事情。感到困惑的不只是我。不久前我跟一位正在讀人類學博士的韓國朋友討論這件事情,她說,這件事發生後,她覺得韓國已經不是自己能理解的國家。這個事故很明顯地突顯出韓國政府的沒有效能、企業主的缺乏社會良知、以及對於公共安全缺乏一套完整的因應體系,然而,這些現象並非韓國所獨有,在台灣、在其他國家也一樣看得到。我問我自己的問題是:究竟從這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怎樣地多理解一點屬於韓國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為何船長還在悠哉悠哉晾乾打濕的鈔票:權力的文化脈絡 我首先感到極度困惑不解的,是為甚麼船長與多數船員們竟然可以不顧那些被要求在船艙裡等候的學生們,自己率先棄船逃亡?握有權力的人,不是應該負擔起對等的責任嗎?而在船上權力最大的,不就是船長跟船員們嗎?為什麼他們能好整以暇地棄船,而船長自己獲救後,還悠哉悠哉地在那邊晾乾自己被打濕的鈔票,感受不到他們對其他乘客的憂心?說真的,我無法理解這樣的邏輯。 然而,這不是單一事件,在韓國歷史上發生的其他重大公安事件裡,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例如在1995年的三豐百貨公司倒塌事件,在百貨公司建築物倒塌之前,社長跟其他主管也率先平安逃出,當時共有五百多名民眾死亡。2003年發生大邱地鐵縱火案,當時一輛在韓國大邱市的地鐵列車被縱火,並波及另一輛列車,最終導致198名乘客死亡,147人受傷的重大慘劇,事故發生當時的列車長也棄乘客而先逃出列車。 當然,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群人,因此就認定韓國人們不負責任、不管他人死活。在我的韓國生活經驗之中,我常深刻感受到韓國人們互相照顧的那種大家族式情誼。事實上,在此次的沉船事件中,也有幾位船上的工作人員以及檀園高中的老師們,為了拯救其他人而犧牲自己生命。然而,握有最高決策權力的船長與船員,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讓大家棄船逃生的正確判斷;負責的海警單位,未在第一時間採取正確的救援措施;而擁有船公司的老闆一家人,也並未出來負起責任面對現況,反而全家潛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歷年的大型人為災難,跟韓國文化裡對權力與服從的認知有關。圖為三豐百貨公司】 資料來源:image2.sina.com.cn/IT/d/2005-11-28/U1235P2T1D776964F9DT20051128143054.jpg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件事。首先,是權力在不同文化脈絡裡的意義;其次,是傳統與當代社會價值之間的衝突。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是我們在當代民主社會裡的普遍認知。然而,韓國社會雖然是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卻仍然保留了許多傳統社會的結構與價值,那就是建立於儒家文化長幼尊卑傳統之上的社會階序 (social hierarchy),以及集體行動的原則,而「權力」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裡,有著不同的認知與定義。 在韓國,根據每個人的年紀與所在位置,有著必須嚴格遵行的社會法則;所說的語言,必須根據長幼尊卑而跟著改變,要做甚麼事情時,也是根據長幼尊卑的位置來決定如何處置與面對。我在韓國的研究室裡,同事們每天都會一起去餐廳用餐。用餐就像是一種儀式,有著固定的模式;每天用餐時間一到,通常都是由研究室裡最年長(通常也是最資深)的人招呼一聲「去吃飯吧!」,然後大家一起行動,很少有例外。 有時我對於這種集體行動感到厭倦,刻意避開,然後往往會有同事來關心,問我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為什麼不跟大家一起用餐?剛開始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時,往往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那麼被動,都是一個口令才會有一個動作,後來明白這就是韓國群體的行動法則,當你屬於一個群體時,就要跟著群體一起行動,很難有例外;而在每個群體中,自然而然會有跟著年紀與社會地位而產生的社會階序,在下者必須服從在上者,這是必須而當然的。也因此,當有突發狀況產生時,大家會等待著,等著服從當時位於這個群體位置最高者如何決定,而非根據狀況來判斷該如何因應。 也因為這樣的社會階序,責任其實是分散在群體之中的。位置低的人就算決策是錯的或是不合理也必須服從,不能決策也就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而位置最高的人,通常還會有另外一個位置更高的人來做決定,以世越號來舉例的話,位於船長之上還有船公司的其他長官、以及政府的海警部門,船長本身並不是需要負最後責任的人。而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通常責任會由整個群體一起來承擔,而非由單一的個人來負起。所以我們看到世越號裡多數的老師與學生們,順從了船長與船員的指示在船艙中等待,白白喪失了寶貴的救命時間;並非他們沒有思考或判斷能力,而是因為長期習慣地處於這樣的社會階序裡,在緊急時刻很難快速地脫離這樣的思維模式。權力在這樣的文化脈絡裡,往往等同的不是該負起相對應的責任,有時反而成為一種特權的思維,也就是享有權力、卻不需要負起責任。 ◎乘客對他們來說只是商品: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的衝突 這樣的傳統社會階序所帶來的,並不全然是負面的影響。理論上,在這個集體社會裡,只要處在群體裡,就會有上面的人必須來照顧你,有下面的人必須要尊重你。而且,最重要的是,群體的人必須要互相照顧,只要在群體裡,就不該有人落單。然而,這樣的傳統價值,在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社會裡遭受到很大的挑戰。在新自由主義的架構裡,個人主義才是王道,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導向,很多時候連人際關係也都商品化了。韓國人在現代生活裡,感受到巨大的矛盾;傳統社會的倫理價值還在,卻又必須面對被商品化、異化的現代生活。 【快速的資本主義化,也為韓國傳統社會帶來衝擊】 資料來源:groovekorea.com/sites/default/files/field/image/article-main/Izzy%20bday%202012-29.jpg 在世越號事件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二種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我們可以看到有老師為了救學生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有學生把自己的救生衣讓給其他同學而喪生;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船長與船員把與乘客的關係給異化了,對他們來說,他們只是拿錢為船公司工作的人,乘客對他們來說只存在著商業關係;因此,當危急的時刻來臨,第一個反應就是保自己的命,至於乘客下場如何,與他們無關。然而,對整個韓國社會來說,這又是整個社會必須一起來負責承擔的事情,因此,每個人對於這場事故,都有著強烈的抱歉心理。 事件發生之後,到處都可以看到「對不起」的字樣,大家都覺得發生了這樣的事,是「我們」(wuri)共同的責任,是「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孩子們;然而船公司的老闆,或是政府的高官,卻又不覺得自己該為此負責。韓國傳統的群體倫理,與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現代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與衝突。而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矛盾衝突,不僅展現在沉船事件中,也影響著當代韓國人的生活;韓國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韓國人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究其根本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新舊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與無法調適。 ◎風險社會與反身現代性 關於沉船事件還有很多值得仔細探討的面向,例如財團的橫行,是韓國目前最大的危機;韓國社會裡以「血緣」、「地緣」、「學緣」等「三緣」為主的結構,也是造成此次沈船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救援過程中,我們也看到許多韓國人拒絕外來者協助的排他性社會文化現象。但我覺得,傳統社會階序脈絡中的權力與責任概念,與社會變遷而產生的衝突,是最關鍵根本的因素。韓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得太快,雖然處處呈現出活潑而快速變化發展的現代化大都會樣貌,然而,重視群體與長幼尊卑的傳統社會倫理價值,卻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因此,我們看到許多涂爾幹所說的「脫序」 (anomie) 現象出現在韓國社會中,像是高自殺率問題、精神疾病的產生、或此次世越號沉船事件的荒謬狀況。 我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參與哀悼這場苦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輕易地遺忘。我們必須認真地思考事故發生的原因,反思事故所突顯出來的韓國社會結構問題。在課堂上,我對學生說明風險社會的理論,以及所謂的反身現代性。風險與災難是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正視風險與災難的存在。然而,面對災難與風險的準備,並不像傳統社會一樣,是其他人或整個群體的責任,而是「我」自己的責任;我們不能坐等別人來解決這些問題,每個人自己就是個主體,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起自己的那部份責任,在必須的時候做出正確的選擇與行動。所以,社會生活中種種的問題,他人生活中面臨的挫折困難,都不再是別人的問題,「我」責無旁貸,「我」必須負起責任、找到出路。而這樣的能力,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就開始培養。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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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香港人!台港中的三角習題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系 記得在兩年多前,帶著家裡的小朋友到苗栗通霄的一個牧場遊玩,當天晚上牧場還舉辦了製作客家麵食的DIY活動,我們一家人就跟另一家也帶著小朋友的遊客坐在同一桌,在活動過程中,我才知道他們是來台灣旅遊的香港人。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記憶猶新,是因為這個牧場固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它應該是屬於非常Local台灣人的旅遊地點,這家子香港人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怎麼會出現在苗栗鄉下的一處僻靜牧場裡頭呢? 【香港人對於台灣的興趣,擴大到藝術家也來旗津創作】 這一兩年來,我開始漸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到香港遊客的身影,在台北誠品書店的結帳櫃檯、宜蘭冬山河畔的民宿旅店中、墾丁南灣的美麗沙灘上,這些都意味著什麼呢?慢慢地這樣的困惑,隨著近來的報章雜誌乃至於學術討論中獲得了某些解答。 ◎從旅遊經驗、社會調查談起 有若干統計現象可以做為回答上述問題的起點,首先,由香港大學所公佈的歷年民意調查中,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好感度節節上升,從2007年的40.4%開始,不斷地逐年提高,到了2013年11月份進行的調查中已經高達60.2%的香港人表示了對台灣人的好感。相反地,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好感度卻是從2007年的38.8%一路下滑到2013年26.6%的相對低點(2011年出現23.4%的歷年最低點)。[1](請參閱表一)事實上,香港人還以具體地行動表達了對台灣的好感。 當我們社會正在關注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2],實際上,香港來台的旅客人數也正逐年不斷在創新高。(請參閱表二)從2008年的58萬人次一直增加到2012年近95萬人次,預估2013年將會順利突破100萬人次。有趣地是,正當中國以每年超過三千萬人次進入香港旅遊的同時,香港人卻更愛來台灣了。這又不禁讓我想問,香港人如此「瘋」台灣背後可以讓我們嗅出怎樣的社會變化呢? 這件事當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釋方式,從團費便宜的個人經濟動機,到全球性的消費旅遊風氣,都可以拿來說明,不過,筆者認為「老共」因素在台港關係的進展上是個關鍵的催化劑。 事實上,戰後以來香港面對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之間對中國正統的分裂和鬥爭,但是,由於兩個政體都是由單一專權政黨操控的黨國,所以,他們既看不起大陸也看不起台灣,反而是對自身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明、自由開放與法治獨立,這些制度性的良善發展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然而,在歷經回歸中國十餘年之後,香港在經濟上對中國的倚賴,產業的失衡、反腐機制破功、貧富差距世界第一、新聞自由嚴重受到北京干預、文化表現也從多元變為單一化,漸漸地失去過往令人欽羨的特質與優勢。所以,正是在老共因素的影響下,政治的失落、經濟的衰頹和社會的矛盾都讓香港人感受到本土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對「港人治港、港人優先」此種主體性原則喪失的憂慮。 於此同時,香港人開始注意到了台灣在民主發展上的努力以及雙方之間面對老共的共同命運,因而強化了對台灣人、台灣社會的認同和喜好,台灣和香港兩者之間在民主發展和社會價值的追求上產生了進一步的交集與共鳴。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不能將港人來台旅遊的數目和型態僅僅視作是一種純粹休閒和娛樂的行為,相反地,港人似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相關的旅遊活動來展現出對老共沉默的抗議,以及對某種社會價值的認同與追求,這是一種以消費行動來包裝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深一層來看,香港人在瘋台灣的同時,他們也正在尋找自己。  ◎寧為香港人!香港近年來的本土社會運動 在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中,還有一項經常被人引用與討論的統計數據,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就統計數據來看(請參閱表三),我們可以發現到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以前「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是在下滑的,並且,從2003年開始到2008年這段時期,「自稱中國人」的比例都超過「自稱香港人」的比例。不過,到了2009年開始一直到現在,「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明顯地超過了「自稱中國人」的比例。   表三、港人自稱「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較表 (%)   1997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香港人 35.8 24.9 21.8 37.6 35.5 37.7 27.2 34.8 中國人 18.2 32.5 34.4 24.2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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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在為上公車抗爭:制度歧視與障礙者文化資訊權

◎張恒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這陣子同志成家權利的議題,引發許多論戰。有趣的是,同志成家議題也在障礙者倡議社群中,大量討論,有人為了怕被貼上「護家盟」的標籤,而不敢參加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遊行,有人為了參加「護家盟」的遊行,而無法參與障礙者的文化資訊權的遊行。同志成家權與障礙者文化資訊權,這兩者在反歧視與維護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上的相似處,反而被忽略了。 【2013/11/30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為資訊與文化平權,走上街頭】  資料來源:incuaffirmative.blogspot.tw/2013/11/1130-20131130-11302-ncc-2009514121015.html 反對同志成家的論述常圍繞著:「我們不歧視同志,同情同志的處境,但是,家庭倫理不容挑戰」。問題是什麼是歧視?歧視(Discrimination),在教育部的國語辭典網站被定義為「輕視,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是多層面的,而制度性歧視(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則是常被忽略的議題。所謂制度性歧視指的是「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習慣性做事方法(包括那些尚未被挑戰的規則、政策和日常慣習),它妨礙了、限制了少數族群的成就,並且造成他們處於次等且不利的位置。」(Ferrante 2008:258)。 換言之,歧視不僅僅是態度上的,也是實質上造成少數團體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同志被剝奪成家的權利,就是一種針對身分差異的差別對待,這就是制度性歧視。 ◎身體損傷不會形成障礙,障礙是社會文化造成的 已故的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先驅劉俠,在她的回憶錄中就曾提及,1971年,他坐著輪椅要參觀建國60年經濟發展成果特展時,被警衛拒絕入內。負責人說「對不起,因為正好有重要人物參觀,你們這樣進去不好看」,這樣的被歧視經驗促使她投入障礙者權利運動(劉俠2004)。障礙者面臨的不只是這種態度上的歧視,更多時候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制度性歧視。台灣的社會文化已經習慣了障礙者因為身體損傷而「不參與」,卻忽略那是因為社會性的障礙,導致障礙者無法參與的制度性歧視。 障礙者經常面臨歧視的修辭,例如:「我們不歧視XXX,只是一般人的@#$%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機車跑進公園、校園怎麼辦?」;「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學生的受教權更重要?」;「我們不歧視障礙者,只是其他人的觀感怎麼辦?」 如同性/別研究區分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參考廖珮如的[性別101的四堂課]),障礙研究也區分了身體損傷(impairment)和社會障礙(disability)。前者指的是生理上,身體功能的缺損,後者泛指各種社會結構、制度、文化上對個人社會參與上所造成的阻礙。換言之,損傷或是身體功能的差異,不一定會形成障礙,障礙是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的。舉例來說,對輪椅使用者而言,有輪椅坡道的公共建築就不對她/他產生障礙,雖然身體損傷依然存在(張恒豪2009)。   【美國Santa Barbara機場的無障礙無性別廁所】   同志運動的成果讓同志身分成功的去醫療化,同樣地,障礙者權利運動也要求去醫療化障礙者。障礙者不是病人,身心障礙基本上是無法治療的狀態,因此社會應該以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待障礙者,而不是將障礙者視為需要被治療、回復健常身體的人(able-bodied)。在這樣的框架下,障礙者的反歧視公民行動要求,任何人不應該因為生理障礙而被剝奪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因此,公共場所障礙者不得而入,是一種歧視,無法取得一般人可以獲得的文化傳播資訊也是一種歧視,無法受到一般國民應有的教育,也是一種歧視。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不應該以障礙者身心差異為理由,剝奪障礙者和一般公民同等的權利。 ◎黑人為坐公車前座而抗爭,我們卻是為能上公車而抗爭 美國的障礙者反歧視公民運動,主要受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影響。在論述上,他們把障礙者的社會隔離和黑白隔離做類比。以倡議標語為例:「黑人為了要坐公車的前座而抗爭,我們卻為了要能坐上公車而抗爭」(Scotch, 2001),就很清楚的把障礙者的隔離和種族隔離做類比。 1973的復健法案,在法律地位上將視障礙者視為少數族群,其中的第504條的反歧視條款,規定接受聯邦政府經費的所有機關,不得歧視障礙者,而建築物的環境障礙被視為是對障礙者的歧視。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後,認為復健法的第504條要求「所有接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關、場所,都要有無障礙環境」,將會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因此打算修改該法案,而這卻促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障礙者團體結盟與抗爭。障礙者倡議團體先在華盛頓 D.C 佔領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主席的辦公室 28小時,更在舊金山佔領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大樓25天。在抗爭的封鎖線內,有些依賴藥物的障礙者,冒著生命危險而進入被封鎖的大樓內,當時美國黑人人權運動的「黑豹黨」對此運動加以聲援,並實際運送物資支援。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wherevertheresafight.com/node/483    這次的抗爭也促成了跨障別障礙文化的興起。在封鎖線內的一次跨障別聚會分享中,某位障礙者談到:「我一直以為我知道我想要什麼。我希望變成美麗,不要有殘障。但是,現在,我是美麗的,我們都感覺自己是美麗的、有力量的,不論我們是智能障礙者、視障者還是聾人。大家走出來,都感覺我們都是美麗的、有力量的、強大的,我們是重要的」(Shapiro, 1994)。此段話,一方面說出了某種無奈,也就是過去的社會希望把障礙者治癒好成為「正常人」的無奈,但同時也是開始重新肯定自己的障礙身分,邁向創造障礙文化的可能。 在1970年代之後,障礙者文化、以障礙者為傲(Disability pride)、障礙藝術(Disability Art)逐漸在世界各地、不同領域中展開。自立生活運動的倡議者Steven Brown更創立障礙文化中心,認為障礙文化是:「障礙者已經形成群體的認同。我們共享受壓迫的歷史以及抵抗的歷史。從我們與障礙共存的生命經驗中,我們產生藝術、音樂、文學,以及其他表現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的展現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以身為障礙者為榮。我們驕傲的宣稱,障礙是我們認同的一部份。我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障礙者」(Brown, 2003)。 【針對504法案,障礙者在舊金山健康、教育與福利辦公室前抗爭】 資料來源:www.sunrisegroup.org/disability-rights-history-supporting-504/ 在障礙文化的框架之下,聾人文化的倡議者指出,聾不是一種障礙,是一種文化,聾人是被壓迫的使用手語的少數族群。1988年美國著名的聾人學校(Gallaudet University)出現聾人治聾校的抗爭,後來學生迫使學校董事會選出聾人校長。美國手語在美國的許多州已經是被正式承認的第二外國語。聾人文化可以說是從多元文化觀點理解障礙文化最成功的例子。障礙者的集結與聯合,也進一步推動了1990年美國障礙國民法(Americans with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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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路迢迢:社會學的觀點

王金壽 /成功大學政治系 「我們很難不做這樣的結論:如果律師不研究經濟學和社會學,那他很容易就成為全民公敵」[1],這句廣為流傳的話,是美國知名大法官Louis D. Brandeis 引用當時芝加哥大學教授Charles Henderson的話。 【恐龍法官是否為全民公敵呢?】  資料來源:sphotos-a.ak.fbcdn.net/hphotos-ak-prn1/603769_596945346991325_785615500_n.jpg 如果這一句話是對的話,那下一個問題是,台灣的司法界(廣義地包含法官、檢察官、律師和學界)有多少人在研讀經濟學或是社會學?其實,答案很清楚。大部分的法律學系學生們,都是把社會科學當成營養學分,因為國考不考。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法官身上。一位曾經擔任過台灣大法官助理的學者就指出,部分的大法官不僅沒有民主政治裡念、也缺乏憲政意識,大法官這個職位對他們而言,只是個「榮譽職」,他們可能忙著出書、演講,甚至是到學術期刊去當編輯。 如果司法界不讀社會科學,那我們退而求其次,社會科學界又提供了多少知識給司法界或是一般社會大眾?很可惜,相對其他領域,司法實證研究幾乎是少得可憐。我們先不管為何社會科學家不做司法實證研究。但至少這個現象會有兩個後果:第一,我們分不清楚司法界中,哪些是好人或是壞人。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常依照自己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司法。第二,缺乏實證和理論基礎的司法改革,常會有意外的後果。  ◎一個司法界,兩個「林輝煌」 1994年5月12日,當時台中地院法官林輝煌投書《中國時報》「我是法官,我不願『草菅人命』…」。這個投書有幾個重點,林輝煌法官將他的意見向「老闆(也就是全體國民)報告」(可不是總統哦!)他知道他的權力是來自全體國民的授權與信任,而不是來自他的庭長、地方法院院長或是司法院長。在這短短的文章中,他點出幾個很重要的司法運作的困境,例如合議庭秘密評議的房間竟然都找不到(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完全解決,至少台北地院和桃園地院都沒一個像樣的評議室,當然更重要問題的是,有多少合議是真正被落實?)林輝煌法官也提到,他很想辭職。每個月約八十件的結案量,他不僅必須犧牲健康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更嚴重的是,可能犧牲了當事者的權益。 林法官的投書雖然指出司法實務的嚴重問題,但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迴響。唯一的例外是當時清大「社人所學生會」,寫給《中國時報》回應:「如果法院是工廠,法官在生產線上處理人權」。他們除了對了林輝煌法官的投書有很大的感動與表達敬意之外,這些學生也指出:「法院其實不是一個崇高的人權聖境,現行的司法工作從事的不一定是對人民的權利的保障,而是一個判決生產線的勞動,法院可能是生產線,這把尚方寶劍所作的,可能是草菅人命」。 【法官每個月處理80個案件,如果失手的話,怎麼辦?】  資料來源:cache.boston.com/universal/site_graphics/blogs/bigpicture/manuf_02_20/m06_16898335.jpg 當年清大社人所的學生雖然是社會科學界少數同情理解一個基層好法官所面臨的困境,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林輝煌法官當時已經與一群基層地院法官,開始進行司法獨立改革(事務分配運動),接著參與司法人事審議委員的選舉,進行人事改革。過了幾年,林輝煌法官是台灣第一批由高等法院「自願」調到地方法院的法官(許多三審或是二審法官到一審去是擔任庭長或是院長),這和司法體系內的傳統「升官圖」完全相反。對林輝煌法官而言,「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他堅持他的理念,不願意擔任任何行政職,只願意擔任一名法官。十幾年了,他到現在還在地方法院默默的堅守他的崗位,實踐司法正義。 司法界有另一個林輝煌,但任職於檢察體系。兩個林輝煌,有著不同的人生歷程、不同的司法理念、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評價。林輝煌檢察官最有名的事件,是擔任美麗島事件的起訴檢察官,之後出任地檢署檢察長以及司訓所(司法官學院的前身)所長,也曾經在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代表法務部參與羈押權釋憲案。政黨輪替後,對他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太多的影響。陳定南擔任法務部長時,向總統府推薦林輝煌所長出任台灣的大法官,也找他出席真調會條例釋憲案的憲法法庭。他現在還是常受邀到各大學法律系去演講,也在「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上擔任主持人。十幾年了,他還在司法官學院(加上司訓所時期)擔任院長,繼續「培育」我們下一代的法官和檢察官。 【台灣的司法未來,還是在這群人手上嗎?】  資料來源: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550169&ctNode=11577&mp=140   兩個林輝煌的故事在司法界不是特例,到處可見。約二十年前,台中地院的法官開始進行改革時,士林地院的民庭庭長鄭勤勇,找了民庭法官林俊益,以及刑庭庭長張清埤帶頭,請該院其他法官捐錢打造一條「黃金船」(真黃金,不是K金),送給當時他們眼中即將「高升」司法院副秘書長的院長林國賢。金船代表「一帆風順、節節高升」。林俊益現在是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張清埤現在是新北地院院長。 ◎良好的意圖是通往地獄之路:混亂的司法改革 最近關於司法關說以及國會監聽等疑案,這些制度性的起源在於2006 年的〈法院組織法〉修法。首先,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並且得到四年任期的保障。另一個重大的歷史進展,是檢審會法制化,取得合法性地位。同時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式,「民選」(其實是檢察官選的)檢審委員改為九位,超過「官派」委員(當然委員)的八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利。第三個重大進展是中央特別偵查處(簡稱「特偵組」)的成立。這些修法一個最大的效果,是增加了檢察體制的獨立性,同時使得檢察體系內部的權力擴增。簡而言之,如檢改會所言,這是「十年檢改的里程碑!」 推動修法團體由原本少數幾位檢察官,擴大到由檢改會、民間司改會、泛紫聯盟、台灣透明組織、律師全國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法學會和乾淨選舉促進會,一起發起成立「反貪腐行動聯盟」。到最後,連帶有相當官方色彩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檢協會)也加入支持修法的行動。 檢察官支持推動這樣的修法,不難理解。除了他們自己的理念之外(不管我們同不同意),這個修法是對檢察體系或是個別檢察官是個擴權行動。比較不解的是,民間司改會和台北律師公會等這些有法律專長的團體,這些團體長久一來一直批判法官和檢察官濫權、需要被監督,但卻支持了一個讓檢察體系擴權和越來越不受監督的法案。缺乏實證和理論基礎的司法改革,不僅達不到原先改革的目的,更糟糕的是,會帶來要跟原先目相反的結果。 【特偵組是司法改革下的美麗錯誤嗎?】  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31018/420_d5972c2c4f1a535d65f62dd9f97d54a5.jpg 同樣的案例,也發生在〈法官法〉立法。其實,只要願意花一點時間瞭解實務以及國外關於「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uncil)(決定法官的升遷、調動和懲處,在有些國家,甚至負責司法行政管理)的經驗和研究,就會知道法官和檢察官人事調動權,對於監督司法和民主政治有怎樣的重要性。但很可惜的是,兩次的修法,都是不願意認清司法界的現況、也不願意去參考既有的實證研究。經常是法律人以法對法論戰。兩次的修法都是法律人主導,之後關於人審會和檢審會也是由法官和檢察官主導。簡而言之,這些組成份子幾乎是法律人佔了絕對支配性地位。這有可能變成像紐西蘭一樣被批評為「自我選擇的法律特權階級」(self-selecting lawyerly caste)並且排除任何可能挑戰法律體系主流的理念,也更不可能回應社會變遷的需求。 法律人應該盡最大努力幫助人民提升民主的品質,而不是以專業或是司法獨立之名來逃避人民的監督,不管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簡而言之,現有的是一部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可問責性的法官法,任何對民主政治存有一點點希望和信心的人,都應該對這部〈法官法〉非常失望。  ◎認清司法歷史與現況是邁向健全司法的第一步 「法治」(the rule of law)此說法,其實多少有點誤導,如Sanchez-Cuenca所說:「法律無能治理,治理是一種行動,而法律無法行動」[2]。不管我們同不同意美國大法官Charles Evan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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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凝視下的魯蛇人生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每到了畢業季節,人生勝利組的校長或者老師們就會告誡社會新鮮人: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台大非發功校長還說:沒有那個實力,領22K都還嫌太多!面對這些人生勝利組的指責,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魯蛇(台灣有超過25%的勞動者只領19K的基本工資),也只能含淚默默地吞下這種指責。(有關魯蛇工資向下沈淪史,參考吳介民寫的工資時光機)   【台灣的魯蛇人生優於日本的魯蛇嗎?】  資料來源:http://ichiku37.blogspot.tw/2013/09/22k800.html  檢察官跟法官,當然是台灣社會裡面的人生勝利組,擔仔麵大學的王老師演講時曾經提到,司法界的性別意識很落伍。此外,台灣的司法體系雖然越來越獨立,但是個別法官、檢察官之間的程度差異很大,民眾進入訴訟之後,只能祈求上天多保佑!那麼這些人生勝利組的法官、檢察官,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候,是否如他們在大學的法律訓練所強調的,是遮住雙眼不帶偏見的正義女神,還是他們也會帶著特定色彩的眼鏡來看待案子?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法官也是人,他們的許多思考模式一樣會受到台灣社會主流思考的影響,社會上出現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例如台南市的檢察官黃朝貴說,台北車站被外勞佔領了!),也一樣會出現在他們辦案的過程。就我的觀察來看,目前司法體系,大至一般的社會體系,最令人擔心且一般人很少意識到的,就是「階級凝視的暴力」。這樣的暴力,複製了台灣既有的意識型態,打扁了魯蛇們的人生,也同時維繫了既有優勢階級的統治。 ◎法官們的孝道觀 一位領有殘障手冊的56歲男子連崇凱,長期照顧中風、失智的父親達十多年。原本的家庭孝道分工安排是由他照顧父親,而他大哥負責賺錢,每個月給連崇凱一萬多元,當作父子兩人的生活費用。如果加上政府每個月補貼的4000元,大概足夠父子兩人生活。 但是2010年四月,他的父親病情加重而送醫治療,同期間,他的大哥也失業了,並且告知他無法繼續供應每個月1萬元的生活費,而僅剩下的4000元根本無法維持父子兩人的生計,在擔心經濟斷炊的壓力下,他決定用枕頭悶死其父親之後再自殺。他的殺人行動及時被護士發現而沒成功,但也因為這樣子,被檢察官以殺害直系尊親屬的罪名提起公訴,求處16年的徒刑。 各位如果是法官的話,你們會怎麼判?   【台灣的司法界對於孝道觀點,還是承襲著吃大便探病情的24孝思想嗎?】  第一審法官說他「情有可原」,以「未遂」、「犯案時酒醉精神障礙」將其判刑3年9個月。到了第二審跟第三審卻說,兒子照顧父親,是「法律上的義務」,也是盡孝道的本分,豈可因壓力或經濟困窘,藉酒殺父,所以加重改判為12年徒刑,並且定讞。 二、三審的判決理由,其實跟鄉民沒有甚麼差別。上課時,我問了大一從沒有任何社會科學訓練的同學,如果他們是法官的話,要怎麼判?大概一半的同學採「情有可原」的立場,另外比一半稍多一點的同學採孝順是法律上義務、盡孝道是本分的觀點。 ◎子女盡孝道不需要物質基礎嗎? 這個案件,跟女性主義者關心的鄧如雯殺夫案,是不是很類似?兩人都是長期處於精神壓力狀態下,因為某個時機點的變化而引發殺父、殺夫?那麼為何鄧如雯殺夫的案子引起婦女團體巨大迴響,最後以輕判並且制定家暴法做結束,但是連崇凱的案子經過這麼久,卻幾乎沒有看到討論。 因為連崇凱的社會屬性類別,不是女性,不是族群,是階級,台灣社會對於階級的敏感度幾乎是0。為何連崇凱案是階級的問題呢?因為要能夠盡到法官說的那種孝道,是須要社會基礎的,特別是經濟基礎。 不食人間煙火的法官們,應該是從來不知道甚麼叫做挨餓,或者斷糧的焦慮吧!法官檢察官,一個月的薪水十幾萬,如果家中有人須要全天候照顧,經濟上並沒有任何的困難(例如一個月花3萬元請外籍看護)。但是對於一個月只有4000元收入的人,請問他可以有甚麼辦法繼續維持兩個人的生存?問了舉手要判刑12年的同學,他們如果是連崇凱的話,少了大哥支持的一萬元,可以怎麼生活?有人回答「去賣愛心筆」,可是連崇凱住在鄉下,去哪裡賣會有人支持?有人回答「去賣愛心彩券」,那麼他出去賣彩券時,誰來照顧他爸爸?有人回答「去乞討」、「去找社會局」、「把父親偷偷丟在警察局門口」。 請問這些判人重刑的法官,如果你們處於連崇凱的處境,你們會有甚麼辦法?   【現行的社會秩序維持法一樣要處罰行乞者拘役或罰款】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階級凝視的暴力」,這群握有權力的優勢階級者,習慣以他們養尊處優的環境與行為,來評斷無權勢者的行為:不盡(優勢階級定義的)孝道,那我們就以社會規範或法律來懲罰你。在這裡,「盡孝道」的法律,不僅是維繫統治階級的優勢位置,讓那些無法盡孝道的人被排除在優勢階級之外,它更成為懲治違反我群規範與道德的暴力武器。 ◎階級跟其他社會屬性類別的差異 那麼階級作為一個社會屬性跟類別,與其他性別、性傾向、種族、、、等社會類別,有何差異?我們如果把一個社會畫成金字塔形狀,多數人會佔據社會的魯蛇位置,只有少數人才是人生勝利組。這個社會階級的劃分圖形如下: 而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這個金字塔圖形會如下圖一樣,男女各佔據半邊。 但是實際的圖形是如下,佔據人生勝利組的女性比男性少很多,多數的女性是處在魯蛇的位置(參考張晉芬的巷口文:平平都是人,女人就是賺得少)。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畫出種族分配的圖形,平平都是人,為何多數的原住民就是屬於魯蛇族? 用同樣的概念,我們也可以畫出性傾向、宗教的分配圖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階級圖形外,其他的社會屬性所畫出來的線,都是垂直的,只有階級所劃分的社會是水平的。而這也是為何我們對於其他社會屬性的歧視,比較容易看見且覺得不平等,但是對於因為所得分配不均而劃分的社會階級,常常覺得這是自然的,沒有甚麼好奇怪的。 雖然種族、性別的文化歧視,有時候跟階級歧視一樣隱而不彰,但是跟階級歧視運作不同的地方是,階級歧視經常與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結合,而且被視為當然,甚至鼓勵。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比較困難經由個人的努力而改變,例如從女變男,或者從黑人變成白人。但是階級此社會類別,卻被多數人,或者主流的意識形態認為,透過個人的努力,總有一天可以出人頭地,爬上階級的金字塔頂端,而爬不上去的魯蛇,當然就會被唾棄。不過呢,社會唾棄魯蛇的方式,通常是以隱晦的方式進行。 ◎進屋前,先在門口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前幾個禮拜,我們去台中的科學博物館參觀,正準備拿票進場時,看到門口掛著一個大大的警告標語:穿汗衫、拖鞋禁止入館。這樣的禁止標語很常見,在猴子大學的行政大樓或走廊,也一樣貼著類似的宣傳海報:尊重他人,請勿穿拖鞋進入辦公大樓。 【台中科博館門口斗大的警示標誌】 我們好奇的是,為何穿拖鞋跟看科學展覽,或者進入辦公大樓辦事,會有關係?以前我在澳洲念書時,夏天的溫度高達38、9度,大多數的老師跟學生都是穿著短褲跟涼鞋或海灘鞋,或者藍白拖,四處走動,從來沒有人覺得這是不尊重他人,更不用說被禁止進入博物館了。 這樣的規定,其實就是一種階級凝視的暴力,因為它已經預設了這樣穿著的人,是不夠資格進入我的「神聖殿堂」,而在台灣,哪些人會是被如此預設穿著呢?大家心知肚明,就是黑手的勞工階級,要進入博物館參觀的人,就是必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且是上流文化)規定的樣子:乾淨、整齊、有教養。 以前歷史課本會說,清末的上海租借公園門口告示牌寫著:禁止狗與中國人進入。這樣的國族主義故事,就是要激起大家對於種族歧視的憤怒。但是為何一個國家官方的博物館機構,卻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階級歧視,而卻沒有人覺得是問題呢?因為它正在執行優勢階級的意識形態檢查,而此意識形態是大家認可的。 除了明顯的空間階級化之外,在專業判斷上,也一樣出現「進入個案討論前,先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以家暴案件為例,一般人對於家暴丈夫的刻板印象,就是情緒不穩、易怒、喝酒、嚼檳榔、fuck聲不斷、、、,看看猴子大學的同學所畫出來的家暴男,就是那個形象。一般法官在裁定男性是否有家暴的時候,通常會問兩個問題:你有沒有工作?你有沒有喝酒?各位讀者,你們覺得這個判準是否沒問題呢?如果覺得同意的話,那麼你們可以當法官了(欠打,快回正題!) 【猴子大學的同學,對於家暴男的想像】 我們幾乎都相信,只要是失業者,或者酗酒者,就是所謂的「高風險」群,因此社會對他們須要施加控制。其實家暴現象,是存在於每個階級的,但是為何下階層的人士,卻承受了更大的污名,成為所謂的「高風險群」?因為他們是下層社會的魯蛇。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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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集體霸凌的社會學分析:從洪仲丘死亡談起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從媒體報導得知,洪仲丘大學畢業後入伍,於退伍之際不卻幸受到軍中霸凌而失去珍貴生命。在日本沒有當兵制度,防衛省(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國防部)僅經營以維持日本國家自我防衛能力為目的之「自衛隊(英文譯名: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故此,在日本生長、目前在台灣教書的筆者[1]之前對於台灣的「軍中社會場域」並沒有特別的關注與興趣。但在台大社會所念書時,一些學長以及男同學畢業後相繼進入軍中服役,畢業後來到東華大學教書時,學校的畢業生也陸陸續續進入軍中服所謂的國民義務役,因此我對於台灣軍中社會場域的黑暗面也時有所聞,心中逐漸開始產生無法形容的不安,很擔心我們培養的學生在軍中服役的過程中,不知是否能夠順利完成兵役。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應該如何改進或改革時下兵役制度等相關問題,而在於從社會規範與人際網絡的觀點,試圖比較、探討台灣與日本軍隊霸凌的實況,以便理解在「軍中社會場域」所遇到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的危機。 日本自衛隊的歷史背景與定位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必須放棄攻擊他國的軍事權力,只能夠保留以維護日本國家安全為目的之自衛隊。但當今日本自衛隊的防衛能力與其他國家的軍隊無異,而且受到與美國政府間軍事協調與合作等影響,今日的自衛隊在國際和平安全事務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政府對於自衛隊憲法解釋引起激烈的爭議,自民黨(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日本現任執政黨)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加強自衛隊的軍事影響力,而以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各黨都持不同看法及意見(包含支持以及反對修改憲法),自衛隊合法性問題始終成為日本修憲以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本要如何扮演軍事影響力的重要爭議點[2],因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美國受軍事訓練的自衛隊隊員】 日本自衛隊是由防衛省負責管理,而領導部分則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所負責。防衛省下設十二個機關,包括「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防衛大學校(國防大學)、防衛醫科大學校(國防醫學大學)、防衛研究所(國防研究院)等單位[3]。東亞鄰近國家如台灣及韓國都有實施義務制兵役,但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國憲法禁止兵役義務制,日本政府將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日本青年參加募兵主要動機是獲取穩定收入迴避經濟不景氣,以及無償取得大小型汽車的駕駛執照(在日本欲取得駕駛執照需花費約日幣30萬元,相當於約台幣9萬1000元的費用),此現象與自願為國家效勞的愛國心似乎無關。 自衛隊隊員被列為日本政府國家公務員,新進隊員月薪平均約日幣18萬元(相當於台幣約5萬4514元)[4],幹部級年薪平均日幣700萬元(相當於台幣約212萬元)。待遇算是高等水準,但根據日本國內調查數據顯示,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的自殺率相當高,2008年自衛隊與防衛省事務官等自殺人數高達83人[5],2001年到2008年,陸上自衛隊因自殺而身亡的人數比率平均每10萬人有37人,海上自衛隊自殺身亡的人數比率為平均每10萬人有36.3人,遠遠超過日本公務員整體平均自殺率每10萬人有19.2人(請參照圖1)。 【日本中央政府公務員2001年到2008年所屬機關別自殺比率(每十萬人)[8]】 以日本集團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中根千枝(1984)指出,日本人通常將集團的「局內人」與「局外人」作出清楚劃分,「『內』『外』的意識很強,這種感覺若尖銳化,則局內人對待局外人,就會像不把他當作人一般」(中根千枝 1984:26)[6],而且日本人認為,只要沒有局外人的存在,局內人在屬於自己的圈子裡便可為所欲為。日本人對局外人常會表示冷淡與疏離的態度,甚至有敵意般的冷淡與排他性(中根千枝 1984:26)。 在日本社會結構中,從國小到大學,甚至在工作場所,都有嚴重的同學或同事之間欺負與霸凌問題,不少受害者被迫走上自殺之路[7]。此種嚴重霸凌事件與日本集團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軍中生活強調極端的集團精神,自衛隊隊員如果違反了軍中團體規範與規矩,必定受到長官與前輩的教訓與羞辱,實在難以避免霸凌事件的發生。 日本集團主義下的「叛徒」制裁:自衛隊的集體霸凌 2008年9月9日,在日本廣島縣海上自衛隊訓練學校「特別警備課程」,發生一件悲劇,一位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的隊員在進行與十五名隊員連續格鬥的魔鬼訓練中不幸死亡。特別警備課程的目的是培養特殊部隊「特別警備隊」隊員,該隊員2008年8月志願參加特別警備課程,後來他感到沒有自信持續接受該課程,因此申請辭退,並將調離至別的課程。格鬥訓練9月9日下午4點在兩位教官的監督下開始,該隊員就一個人連續一一與其他15名隊員格鬥,下午4:45左右遭受第14名隊員的一拳擊倒在地上,意識昏迷狀態下被送到醫院,9月25日因急性硬腦膜下血腫而死亡。在格鬥訓練過程中,當該隊員倒地時,一旁監督的兩位教官與其他士兵強迫該隊員重新站起繼續格鬥。 依據事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特別警備課程中,一般並沒有進行與十五名連續格鬥的「異常」訓練,但除了該隊員之外,同年7月另外一位隊員同樣於即將離開特別警備課程之際,被教官強迫要求接受與十六名隊員格鬥的魔鬼訓練,最後造成牙齒碎裂的嚴重傷害。教官對遺族說,因為隊員即將離開課程,因此他們希望將格鬥魔鬼訓練作為一個「餞別的禮物」。海上自衛隊特別警備隊認為,在該課程中,教官以格鬥魔鬼訓練為名目,對於即將離開課程的隊員進行的集體霸凌,早已經成為常態[9]。        【招募自衛隊志願隊員的宣傳漫畫】 Source:livedoor.blogimg.jp/toratugumitwitter/imgs/5/4/54c1c6f0.jpg 從「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概念的角度來說,衝突具有加強群體聚合(group-binding)的功能。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賽(Lews A. Coser) 重新整理齊美爾(Simmel)的命題指出,「衝突有助於建立和維持社會或群體的身分和邊界線。和外群體發生衝突,對群體身分的建立和重新肯定有貢獻,並維持它與周圍社會環境的界線」(科賽 1991:21-26)[10]。依據科賽的分析,群體透過與外群體發生衝突,加強群體內的凝聚力,排斥外群體的成員以維持群體邊界(boundary-maintaining)。科賽進一步地指出,「關係越密切,衝突越激烈」(科賽 1991:69),假若群體內的成員看到原來和他們共同經營群體的生活夥伴,對群體運作承擔責任的人忽略或決定離開這個群體,他們會採取相當暴烈的方式來對這個「叛徒」(disloyalty),實施制裁(科賽 1991:71)。筆者認為,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生的集體霸凌事件,便是制裁叛徒以加強群體凝聚力的代表性案例。 2012年發生在日本陸上自衛隊的霸凌事件,是屬制裁群體內「異端份子」(apostate)的例子。科賽認為,異端分子常常忽略傳統的群體規範、或對群體的規矩提出另類解釋,並透過不同手段要求維護群體的價值和利益。因此異端份子常被群體內的成員認為是破壞群體秩序的危險分子,甚至群體內成員對於異端份子的反應有時比叛徒更充滿敵意(科賽 1991:72)。2012年5月,在日本北海道旭川市的陸上自衛隊發生霸凌事件,五名教官在教育訓練時,用熨斗燙士兵屁股、用曬衣夾夾士兵下體以及強迫女士兵食用加入過量辣醬的洋芋片等,其中一名士兵受到輕傷。這五名教官曾用力踢遲到士兵,使其大腿遭受重擊,更以木棒毆打正在做伏地挺身的士兵背部等,平常習慣採用拳打腳踢方式處罰士兵[11]。 【女性軍人在以男性為主的部隊裡,一樣被視為異端而時時刻刻處於危機狀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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